孙权之后孙吴政局的变化过程，以为孙亮、孙休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宗室政治与倖臣政治，成为特定时期皇权的变态形式；孙皓上台后，逐步恢复起皇权专制的局面，效仿乃祖孙权的做法，对儒学士大夫进行了残酷的打击，造成了人心的疏离与背弃。

富春孙氏的出身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似，皆为非儒家之寒门，孙权施政的核心是“以独任为能”，其相关政策都是直接导向集权专制的。特别是他称帝之后，对儒学士大夫代表人物多加打击，明确表示其最钦佩的政治人物是曹操，自然要效仿其政治措施。经过数十年间有计划的一系列政治打击，孙权清除了儒学朝臣中的主要代表，从而确保其身后孙氏统治的沿袭，避免出现类似曹中后期那样的权臣当政与王朝更迭。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权的法术思想及其实践，在某种程度甚至比曹魏还要严重和苛酷。直到孙吴之末，亡国之君孙皓仍然牢固地控制着政权，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实际政治运行与历史发展过程中，孙吴上层可以分为三种力量，一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孙氏皇族宗室力量，这是孙氏统治者最信重的，孙权后期安排的执政者，其核心是其女全公主鲁班为代表的宗室人物；二是江东大族人物；三是流寓人士。后两类构成孙吴的士大夫群体。江东大族具有乡里社会的基础，力量较为雄厚，敢于坚守儒家德政立场，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过程中，一直强烈要求孙权深化政治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冲突，及至孙皓时期他们依然如此，这使得他们成为孙吴历次政治斗争中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对象。相对?言，流寓人士丧失了乡里社会，在江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对孙吴皇权依赖性要强一些，尽管他们在“江东化”过程中与江东大族人物不断融合，但毕竟存在隔阂，孙权在军政人员配置上很注意利用他们牵制江东人物；即便他们在一些政治事件中与南人持同样的立场，孙权在处置时也注意袒护他们。

其中对孙吴的流寓人士作者也认为不可简单地或笼统地视为铁板一块，一方面北人可以划分为儒学文士与武人或豪杰二类。以张昭为代表的儒学名士与年辈稍晚的周瑜、鲁肃等权谋之士，在文化品格与政治观念上存在明显不同，导致他们在孙吴建国方略上的分歧与冲突。另一方面即便在北人文士群体中，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其心态也有异。如张昭为汉末名士，纯正的儒者，与江东旧族观念一致，随着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发展，其政治态度与江东儒学大族逐步趋同，对孙权的批评十分激烈，以致其本人受辱，后来家族遭到迫害。而其他北方文士，如诸葛瑾、诸葛恪父子与步骘等人，皆出自“单家”，本为寒士，虽与江东大族保持协作的关系，但与孙权的关系始终比较密切，对其极权专制采取温和的态度，且时常充当其牵制或打压江东旧族的工具。孙权末期，先以步骘为丞相，后以诸葛恪为首辅，这与同时江东大族主要人物遭诛，大部分人被压制的情况相比，其处境的差别确实是明显的。综上，作者对孙吴时代所谓南北政治利益集团的认识，在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有所细化和深入。

同时作为一部有关孙吴政治史的专论，书中对一些以往人们不太注意的历史细节与历史人物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考述。如有关孙坚吴夫人、全公主、太子孙登等，通过对他们行事的论述，可以更准确地认识孙吴历史的真相，并对以上总体认识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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