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很大程度地恢复了孙坚的英雄气概，但同历史原型相比，还是打了个折扣。《三国志》中明确记载，孙坚在与董卓交战时，“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但《三国演义》却写成孙坚被华雄杀得大败，靠着部将祖茂的替死，才逃回一条性命。作者把斩华雄的功劳让给了关羽，成就了关公的“威震天下第一功”，由于作者的精心构思和着力渲染，“温酒斩华雄”成了作品中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也使关羽“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但对斩华雄的真正英雄孙坚来说，却未免有点委屈。

在削减孙坚战功的同时，《三国演义》还突出了孙坚的野心。小说第十二回写十七镇诸侯打败了董卓，进入了京城洛阳。孙坚救灭了宫中余火后，屯兵城内，结果意外地得到了传国玉玺。部将程普介绍了玉玺的来历后说：“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孙坚当即表示：“吾足知此宝，正与汝合。来日托疾，辞众回军。”于是，“号令诸军勿泄漏”，第二天就率部“离洛阳而去”。对孙坚此举，袁绍的看法是“得宝而去，将欲自霸”。嘉靖本该回回目为“袁绍孙坚夺玉玺”，到了毛评本则改为“匿玉玺孙坚背约”（第六回），进一步强调了这件事的性质。在皇权的诱惑下，孙坚这位“有忠烈之称”的英雄也难免动心。然而，藏匿玉玺一事不仅改变了孙坚忠义英雄的形象，而且他还因此而招来大祸，落了个悲惨的下场。

关于孙坚得到传国玉玺一事，最早见于《吴书》中的记载，裴松之在《三国志》注里引用了这样一段材料。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

此外，在《山阳公载记》中也提到此事：“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三国演义》中的情节大致就是根据这些记载生发出来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件事的真伪，裴松之本人早已做过考辨，他认为：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于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

这表明孙坚藏匿玉玺一事是假的。《三国演义》的作者十分熟悉裴注，但为什么选了《吴书》中的材料，而不顾裴松之本人的辨伪呢？笔者以为，这与作者自己的创作观念有关。

《三国演义》的素材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其一是关于三国的历史文献；其二是民间不断流传的三国故事和民间创作。一方面是上千年所积累和深化的史家对三国历史的叙述和评价，另一方面是历代民间三国传说的不断演化丰富，它们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也为写定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因为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互相冲突，这就对写定者的创作构成了严峻的考验。罗贯中的创作目的是要尽可能真实地展示三国的历史，因此，他以史料为基础，做了大量的“还原”工作，这样以来，民间艺人涂抹在孙坚身上的油滑色彩基本上被剥离了，出现在《三国演义》中的孙坚首先是一个英雄，而不是小丑。

但是，作者在重写三国历史时选取的又是一个民间的视角，这使小说带有鲜明的倾向性，无论是叙事的态度、立场，还是穿插于全书的评论，都毫不掩饰作者自己的爱憎。面对历代史家或尊曹、或尊刘的争执，面对民间比较一致的拥刘反曹倾向，罗贯中按自己的标准做出了判断和抉择：用政治的天平来衡量时，他肯定了魏、蜀、吴三国在争取人心、重视人才方面，各有其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小说不仅对刘备，也对曹操、孙坚、孙权的雄才大略予以肯定；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时，天平就明显地倾向于刘备一方。小说中反复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可以说是罗贯中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而在他看来，刘备正是“德”的代表，于是，对刘备以及刘备集团的态度问题，就成了评价一个人的基本标准。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与刘、关、张三兄弟有血海深仇的东吴一方自然难以让作者真正喜爱，因此，在塑造孙坚形象时尽管没有一味丑化，但也或多或少减少了他的戏份，淡化了他的英雄业绩。

此外，与“拥刘反曹”密切相关的是小说中的“忠义”观念。作者崇尚的是“忠”和“义”的完美结合，如在小说第一回就精心设计了“桃园结义”这一情节，刘、关、张结义的誓词是：“同心协力，救困扶贫，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在这里，“上报国家”说的就是“忠”。尽管刘氏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但作为臣子，仍应该效忠于朝廷。那么，孙坚藏匿玉玺之举，当然就是不忠的表现，这样的人，自然也就不能当做真正的英雄去赞颂。毛氏父子在《读三国志法》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用这种观点看《三国演义》，就能更准确地体会作者对孙坚，乃至孙吴集团的态度。通俗演义的特点就是以民间的想象重塑、再造历史，同时又通过历史的重塑、再造来表达民间的理想与愿望，“罗贯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妥善地处理了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的关系，并独出机杼，创造出一个具有巨大的包容力的艺术世界。”

总之，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两大集团的冲突是全书的主线，孙吴一方相对而言比较受冷落，但与此前民间流传的三国题材作品相比，《三国演义》对孙吴主要人物的态度还算公正。从“拥刘”这一基本原则出发，罗贯中笔下的东吴人物一般比不上蜀汉，但也不完全抹煞他们的英雄色彩。体现在孙坚这个人物形象上就是：一方面历史上孙坚斩华雄、败吕布的功劳不见了；另一方面，也描述了孙坚的一些英雄业绩，并送给他一个“江东猛虎”的称号，在一定程度恢复了他一代英豪的本来面目。比起元杂剧和《三国志平话》来，这种处理应该说更有分寸，也有更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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