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京口即镇江(今江苏镇江),汉末、三国吴时始置京口镇,曾一度是孙权的建都之地。年少的孙权壮怀激烈,统帅万军千舟,与曹操、刘备逐鹿争雄,最终令曹阿瞒也不能不赞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仲谋是孙权的字,为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而他的父亲孙坚则是孙氏基业最早的开创者,最初就是从富春江畔崛起的。
让我们循着先贤的足迹,去探寻故乡的踪影……
一、 孙权故里 富阳寻踪
说起孙权,大家都知道是浙江富阳人。但我们要了解他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他的父亲孙坚说起。
孙坚,字文台,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出生于吴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富春县,即今浙江省富阳市,与魏武帝曹操同年。
富春是一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有一条清秀如画的富春江斜贯全境。据史书记载: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富春即属扬州地域。《尔雅·释地》记载:“江南曰扬州”,长江以南的江、浙等广大地区,即属于扬州地界。春秋时,吴国强则属吴,越国胜即归越。战国时楚威王于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大败越国,夺取了浙江(即钱塘江)以西的土地,富春于是归属于楚国。
秦始皇统一全国,推行郡县制,设立了富春县,归属会稽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当时的富春县是个大富春,县境包括现今的浙江富阳以及桐庐、建德全境,地域非常广阔。西汉沿秦制基本上不变。王莽“新”朝曾一度改为诛岁县。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又恢复原名;到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改属吴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会稽郡移治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县境范围基本上与秦时相当。
三国吴孙权黄武四年(225),分富春县部分地,新设建德、桐庐、新昌(即后来的寿昌县,今属浙江建德)三县。第二年(226)又分富春县,设置了新城县(今属浙江富阳),这样富春县的地理范围就大为缩小。但同年秋又在富春设立郡府,从丹阳、吴、会稽3郡中分出10县,置东安郡,由绥南将军、钱塘(今浙江杭州)侯全琮为东安太守(太守为郡最高军政长官),新筑东安郡城,古城大约在现今富阳市府西北18里左右的高桥地区。这是富阳在历史上最早设置的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从而使它成为了浙江中西部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军事战略的枢纽。几年后被撤消,富春县仍归属吴郡(治所吴县,今江苏苏州)。
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因孝武帝生母郑太后名“阿春”,为了避讳,改“春”为“阳”,取之于《诗经·豳【bīn】风》:“春日载阳”句,古文“春”
与“阳”义通。又因为富春县治在富春江北岸,古时以“山南水北”为“阳”,故名之为“富阳”。这是富阳之名的最早由来。从此以后,虽历经朝代的更替叠变,但是“富春”、“富阳”的名称基本上沿袭了下来,而没有多大的变化。1994年,富阳撤县设市,成为杭州市区的县级市,这又是富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富阳市,位于浙江省府杭州市的西南面,富春江斜贯全境,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上通金(浙江金华)、衢(浙江衢州),西控皖(安徽)、赣(江西)要隘;下达杭(浙江杭州)、绍(浙江绍兴),远扼沪(上海市)、甬(浙江宁波)咽喉。尤其在古代,钱塘江江宽水深,波翻潮涌,富阳自然就成为了沟通浙江腹地的必经之路了。早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前去会稽(今浙江绍兴)祭祀大禹。到达钱塘(今浙江杭州西南),遥望汹涌的钱江波涛,不禁望而兴叹,自感人力之渺小,不得不向西逆行了120里,在现今富阳市境内的狭窄之处(大约在中埠一带)渡过了富春江。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富春江面,在富阳中埠以下是很宽阔
的。现在富阳城西有“秦望浦”、“秦望桥”之名,相传就是因秦始皇在此眺望而得名的。
富阳因为有了富春江而更显美丽神奇,秦始皇在此留下了足迹。南朝文学家吴均更是赞叹不已:“风烟俱净,水天一色。自桐庐至富阳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豪,汉末三国之际的孙坚父子,就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美丽的富春江边崛起的。
据《宋书·符瑞志》记载:孙坚的祖父孙钟,家居吴郡富春县(今浙江富阳),与母亲一起生活,性情孝顺,以种瓜为业。有一年,遭受荒灾,收成不好。一天,来了三位少年,向孙钟讨瓜吃,孙钟热情款待了他们,三位少年很感激,对孙钟说:“这山下风水很好,可以作墓葬,葬了以后,后代就会出天子。你可以向山边走一百步,回头见我们去后,那地方就可以做为墓葬地了。”孙钟向山边走了三十步,便回过头来,却见三少年乘白鹤飞去。孙钟死后,即葬于此地,这个墓葬地就在县城以东。墓葬上常有奇异之光显现,有五彩的云气,向上漫布天空,衍绵数里。父老相互转告说:“这是非凡之气,孙氏就要兴旺发达了。”
这是见之于正史的记载,而相类似的记载也比较多,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辑录的《幽明录》中也有。只是各类典籍的记载,所不同的:有些说孙钟是孙坚的父亲,有的说孙钟为孙坚的祖父;也有的说孙钟葬在这里,也有说孙钟葬母于此。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可以说明:孙钟在富春江边种瓜、生活,墓葬在富春江边,是确有其事的。至今在富阳境内,还有许多与孙钟种瓜、生活有关的遗迹。
那么,孙钟在什么地方种瓜呢?其墓葬地又在何处呢?由于早期的史籍没有确凿的记载,因此给后人了解其种瓜、居住的生活之地,带来了许多疑问。就是裴松之注引的《吴书》中也是很笼统的:“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意思是说:孙坚一族世代都在吴郡做官,家在富春县,祖坟在县城东面。这可以说是有关孙坚的家居及其祖上墓葬地的最早记载,而且也是最为确凿的信史了。众所周知,《吴书》是吴国编修的国史,除去玄秘的部分,应该是最为可信的。但不难发现,“葬于城东”这个大致的方位和范围,应当是在现今富阳市府的东南面(在古代东与南几乎是相通用的)。其后,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史料的大量发现,有关的记载也渐渐多了起来,其地理位置的记述也越来越明细了。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浙江又东北迳富春县南,江南有山,孙武皇(孙坚谥号武烈皇帝)之先所葬也;汉末墓上有光如云气瞩天。”还有:“浙江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清朝考据学家杨守敬考证:“权”字当为“坚”字之误。)这个记载是比较早的,也比较具体地指出了墓葬地的地理位置,与《宋书·符瑞志》中:你可下山百步的记述也较相吻合。从而判断孙钟在富春江畔的亭山边种瓜、居住是符合史实和事实的。其后,《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更为确切地记述:“坚居阳平山,其祖种瓜于此。”这就明确指出了孙坚家居富春县的阳平山。而这一史实也得到了《富春孙氏宗谱》等许多民俗史籍、地方史志的印证。
那么,“阳平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现今浙江省富阳城南的大源古镇,古名阳平镇。而这也是最为符合《吴书》中:“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这一最早的史籍记载的。阳平山是亭山山脉的余支,北濒富春江(当时富春江面很宽,江南春江一带有的还处在江水中),山下有浦名阳浦,孙钟就在这阳平山边隐居种瓜。据在富阳发现的东吴《皇家玉牒》的记载:孙钟母亲翁氏与孙钟夫妇以及长子孙羌夫妇、幼子孙静夫妇七穴合葬于阳平山。由于孙权建吴称帝,因此“阳平山”也称“天子冈”(见《中国名胜大辞典》)。斗转星移,历经仓海桑田,孙氏祖居早已荡然无存,阳平山下也已变成了热闹的小城镇了,但从现今遗存下来的一些地名,如“阳平山路”、“瓜田”、“孙家坟滩”、“孝桥”、“下马墩”等等这些地名,仿佛还能依稀想象出孙钟当年种瓜的情景,以及孙氏发迹后车水马龙的盛况。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浙江富阳大源古镇的阳平山,是孙钟、孙坚父子的世居地,是东吴大帝孙权的故里。
此外,在今富阳市场口镇的王洲,相传孙钟也曾于此种过瓜。据《杭州府志》载:“在县西南四十二里,周二十三里,今名洋涨沙,一名瓜江村,相传孙钟曾种瓜于此。”据说,当年孙钟种瓜之地,因结瓜少而被称为“雄瓜地”,流经瓜地南面的那条富春江的支流也被称为“瓜江”,孙钟种瓜所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瓜桥埠”,也名“瓜江村”。现在遗址处建有一四角石亭,立有一块“孙权故里”的石碑,供游人怀古凭吊。
富阳是美丽富饶的故土,孙钟在富春江边隐逸种瓜;孙坚、孙策父子在富春江边崛起;孙权建吴称帝,鼎立江东,对促进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开发祖国宝岛台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孙氏家族是富阳人民的骄傲。现在故乡人民十分珍惜这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挖掘史料,珍视遗迹,妥善保存和维护古老的文化遗产;合理开发与利用,新辟了东吴文化公园,让市民有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所,同时寓爱国主义教育、爱家乡教育于休闲娱乐之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富阳的知名度,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孙武之后 江东望族
孙坚的家世,陈寿的《三国志·吴书》没有详细地记述,即便是孙坚的父祖辈也没有述及,只是简略地叙说了一句:“盖孙武之后也。”因此引起了后世史学界的疑议,认为这是疑词。就如同说曹操是“曹参之后”,最后又画蛇添足地补上一句:“莫能审其出生本末”;在记述刘备的世系难明时,也必说“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由于这样的记述过于简要,又因为年代久远,确实会给后人留下疑问。但是我们只要从历史的沉积中拂去尘埃,稍加梳理,就会清晰而完整地显现出:孙坚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军事家——“兵圣”孙武的后代。
据史书记载: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今山东北部)人,其先祖为陈国的贵族陈完,因国内王族倾轧,政局动荡,害怕祸及己身,逃奔去了齐国,受到了齐桓公的器重,任以“工正”之职,掌管官府手工业,从此世居齐地,并改姓为田氏,所以陈完也称田完。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字子占,为齐国的大夫(诸侯国君的重要官员),因率兵攻打莒【jǔ】国(今山东莒县),立有战功,受齐景公赐姓为“孙”,因此田书也称孙书,还把乐安(今山东广饶)作为食采之邑,封赐给孙书,这是乐安孙氏的最早由来。孙书的孙子孙武,字长卿,为了避田、鲍四族争权谋乱之祸,投奔到了吴国,以传世兵书《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吴王阖闾所重用。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被任命为主将,在副将伍子胥的协助下,亲率吴国军队,西破强楚,五战五捷,攻入郢都(今湖北荆州)。在这次战争中,身为将军的孙武,巧于运筹,精于战阵,充分显示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从此,吴国崛兴称霸,北威齐晋,南服越国。而孙武立下的赫赫战绩功不可没,为此吴王荫封孙武的次子孙明(孙武有三个儿子:长子孙驰、小儿子孙敌)为富春侯,食采于富春(今浙江省富阳),这是富春孙氏的最早由来。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始终保持了一种封建的宗法制度:宗法血缘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并积淀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特征,因而宗族谱牒的修编非常地完备,也十分丰富,它可以佐证史籍记载的不足,与正史、地方史相得益彰。二十世纪末,随着“孙子热”、“三国热”的不断升温,各地陆续有孙氏宗族谱牒被发现。尤其是作为孙权故里的富阳,也发现了一批有关三国东吴的珍贵史料,如:《天子玉牒简要》、《吴大帝受贡实录》等,而更为瞩目的是孙权亲自为《皇家玉牒》所撰写的一篇序文,被冠之为《天子自序》。应该说,这一发现对于孙氏世系的研究,有重大的收获,为补正古代典籍和印证孙氏先祖的里籍、采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吴大帝孙权亲自撰写的《天子自序》追述了孙氏先祖的发脉历程:“孙氏宫音,原郡乐安(今山东广饶)……武,字长卿,以兵机动吴主阖庐,著书陈策,吴得志焉!武生明,字之元,以父功袭荫,复以孝廉封富春(今浙江富阳)侯,子孙及弟侄等各治业于富春之江南,居宅繁盛……”
古代中国,黄河流域是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因此,孙明的后代也有到北方中原地区去谋求发展的。孙明的后世子孙孙膑,就出生于甄(今山东鄄城县济阴)、阿(今山东东阿)之间,活动于北方中原地区。
孙武、孙明的后代世系,直至孙钟,在《新唐书·宰相世系》及《古今姓氏书辩证》中都有十分详尽的记述,并且指出:“钟,吴先主即其裔也。”
而吴大帝孙权在《天子自序》中也明确地叙述:“皇祖,居长讳钟。皇祖性孝,肆闻南北,生予皇考坚。”从而清楚地表明了孙武、孙明及孙膑与孙钟、孙坚父子直接的血缘关系。
只是孙武与孙膑的关系上还存有歧异。从年代上来看,孙武的主要活动时间大约在春秋末期吴王阖闾在位期间(公元前514——公元前496),而孙膑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战国时期齐威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56——公元前320),两人主要活动时期间隔有140年以上。《史记》本传也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按照一般的惯例,父传子一代
相隔30年左右,以此推算,孙武与孙膑应相隔五代,而决不止两代。根据《竹园孙氏宗谱》的记载为:孙武—明—顺—机—操—膑,这样为五代;而《平湖孙氏宗谱》的记载又为:明生汧,汧生膑,这是各谱系有所不同的地方。
以上这些记叙虽然存有个别差异,但依据史籍,结合众多谱系,可以相互印证补正,从而使我们确信:东汉末年,隐居于富春江畔的阳平山,以种瓜为业,不愿出仕的隐士孙钟,确确实实是春秋末年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孙钟的儿子孙坚就生长于富春江畔。因此,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孙坚为孙武之后,是有历史依据的。
三、 生于乱世 不同凡响
孙坚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王朝积弱难返,积弊已深的汉桓帝、灵帝统治的时期,这是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
东汉王朝是由光武帝刘秀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建立起来的。立国之初,刘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比较注意吏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因此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
但是到了中后期,东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日益暴露了出来。由于豪强地主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控制着中央和地方州郡的大权;同时在经济上,不断地扩充大田庄经济,疯狂地兼并土地,使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落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佃农,使佃农所创造的财富,大部分作为封建地租,被豪强地主所攫取,而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使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豪强地主为了“警设守备”自己的田庄,于是就建立了私家武装,他们“缮五兵,习战射”,准备镇压随时可能出现的农民暴动。而这种建立起来的私家兵,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势力,从而加深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封建国家的积贫积弱日益深重。
此外,豪强地主间为着各自的利益也存在着矛盾,具体表现为不同政治集团的冲突和争斗,而外戚与宦官的频繁斗争则是最为直接的体现。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称帝后,采取了一些加强皇帝专制的措施,扩大了尚书台组织(尚书台制始自于汉武帝),作为皇帝自己掌握的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机构,三公、九卿只是受命任事。可是,东汉的皇帝只有前三任:光武帝刘秀(62岁)和明帝刘庄(48岁)、章帝刘炟(dá)能够做到政由己出。但章帝刘炟只有33岁就死去了,章帝以后的皇帝也都是些短命皇帝(除了末代皇帝汉献帝54岁外),和帝27岁、安帝32岁、顺帝30岁、桓帝36岁、灵帝34岁,更有两位少帝,还有质帝、冲帝、殇帝,都还只是些玩童、幼儿而已。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宫廷生活过于荒淫无度,玩物丧命,造成了短命而亡;更有甚者有的小皇帝还成为了争权夺利斗争的牺牲品。当年幼的皇帝即位后,母后临朝听政,实际政务往往总要委托自已的父亲或兄弟来处理,让他们担任大将军(最高将军官衔),并参“录尚书事”,录是总领的意思,录尚书事是独揽大权,无所不总。三公或大将军加有“录尚书事”,就能直接参与中枢决策,这样一来,政权便落在了外戚的手里。外戚是指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或皇帝的妻子即皇后的亲族。
当外戚掌握了朝中的军政大权后,于是这一族人以及托庇于外戚的一班人,就全都得以升官晋衔,发财暴富。等到皇帝长大了,想要亲自执政,又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力量,来消除外戚势力。然而由于宦官夺权有功,又常常交结皇帝,承办诏敕、文书等等,这就使得他们轻而易举地介入到实际政务中。这样一来,宦官又攫取了大权,也同样提拔自己的亲属,以及受外戚排挤,或迎合自己的人。
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外戚与宦官的交替执政。但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当权,都力图拥立幼主,以便使自已继续操纵大权。而这两个集团,又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阶层,尤其是宦官,由于生理的不健全,往往心理阴暗。一旦权力在握,便竭力排斥异己,打击不同政见者;为了追求私利,满足私欲,更不惜后果加紧搜刮,竭泽而渔,从而加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激烈,造成了东汉中后期社会的长期动乱。
在外戚与宦官的反复斗争中,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就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结成的政治集团。他们除了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官吏。他们是中小地主阶级,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当宦官、外戚轮流专权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乱不安之时,士大夫阶层为了挽救垂危的东汉政权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之进行抗争,从而被卷入到权力之争的旋涡中,使
得这一斗争广泛地涉及到整个社会。
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一般只有通过辟除、察举而出仕。“辟除”是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员如州牧、郡守,自行征聘僚属,然后向朝廷推举,亦称“征辟”。“察举”是由刺史、或太守、或王国宰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那些人品与学问在当地受到好评的人,往往会被当地长官以“孝廉”等名目举荐到朝廷而得到任用。从“贤良方正”、“孝廉”、“茂才”这些科目的本意可以看出德行与学识,是出仕做官的重要条件。但在宦官、外戚的专权之下,很多不附权贵的正直之士受到了排挤;而阿谀奉迎之流则得到了重用,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对此,仕途窘窄的士大夫们,通过“清议”,品评人物,来抨击腐败的朝政和罪恶的权贵,特别是当权的宦官。在他们看来,宦官是他们所不齿的微贱的暴发户,因此,在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中,较多的站在外戚一边,支持外戚集团,从而引起宦官集团对他们的深恶痛疾,于是宦官集团凭藉手中的权力实施打击,并先后导演了两次“党锢”之祸,使得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更加白热化。
所谓“党锢”:党就是“党人”,锢就是禁锢终身,不得做官,也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那些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党人,而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进而终身禁锢或被残杀。它表明了东汉王朝的政治越来越黑暗,社会危机更加深重了。
桓帝、灵帝统治的时期,就是整个社会矛盾尖锐到了极点,统治集团腐朽到了极点的时期。桓帝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供养着宫女五六千人,其他在宫中侍候、差遣的就更多了。为了维持庞大的消费,满足日益膨涨的需求,就不断增加赋税,把大量的负担转嫁到农民的头上。灵帝更是开西邸(在西苑设官府)公开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各有不同的定价,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公卿等官千万,五百万不等。各地官员按土地丰瘠各有定价。富有的交纳现钱,暂时交不起的,可以到任后加倍缴纳。这种卖官的结果是:官员只知鱼肉百姓,变本加利的盘剥、掠夺,农民的负担自然更加沉重了。而为官一任,不知为民办事,水利年久失修,遇上洪涝灾荒等等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就只得离乡背井,到处流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起来造反,而且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一些举行暴动的流民队伍,还与羌人、蛮人等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相呼应。这些起义农民的首领或称将军,或称皇帝,或称真人,可以看出他们是有组织的,或者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农***动,也表达了他们强烈要求推翻东汉王朝腐败统治的迫切愿望。
那时在民间流传着一首豪迈的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这首歌谣,极其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英雄气概。
孙坚就生长于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
在当时江河日下之际,许多有识之士选择了隐居不仕而避祸。孙坚的父亲孙钟就是一名隐士,躬耕于富春江南岸,以种瓜为业。从《三国志》及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孙坚有兄妹四人,长兄孙羌,字圣台,与孙坚为同胞而生;小弟孙静,字幼台;此外还有一位小妹,名不详,嫁给了孙坚的同乡好友徐真。据史书载:孙坚的母亲在怀娠孙坚时,曾梦见自己肠子流出,环绕着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城的昌门,醒来后非常害怕,就把这个梦告诉了邻居老母。邻居老母宽慰她说: “怎么知道这不是好征兆呢?”
昌门,即阊门,春秋时吴国大臣伍子胥所筑,以象征天门,以通阊阖风,阊阖风居西方,吴王阖闾想要西破强楚,所以又称“破楚门”。阊者,倡也。(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即带头发动、倡导的意思,似乎暗合着孙氏从孙坚开始发迹的意思。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即孙钟虽然躬耕于富春江南岸,以种瓜为业,但他与外界的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否则他的夫人也不会知道什么吴郡的昌门,而在梦中梦见它。这对于一个久居乡下的一般农妇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从孙坚17岁那年与父亲一起乘船去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便也可知孙钟是常常要去外地的,这对于一个蛰居乡下的普通农夫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从而我们可以断定:孙钟自己决不会是躬耕于田亩的一般农夫,而是以种瓜为名的隐士;孙钟的家族也决不是普通的世代务农的农户,而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势力的地方大族。这从孙坚开始举事时,他的弟弟孙静,纠合乡里的部曲及宗族子弟五六百人作为保障;后来孙策攻打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王朗,孙静带着家族与孙策会于钱塘(今浙江杭
州),可以为证。
孙坚就出生于这样一个下层地主阶级的家庭中,没有豪族家世的背景。这在当时重门阀、讲家世的社会里,孙坚的确是属于“孤微发迹”了,这也可以说是这个动乱的时代,为孙坚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武将风范和军事斗争能力的机会和舞台。
据史书记载:孙坚出生后,容貌不凡,大概是长得非同一般、比较出众吧,而且生性宽弘大度,有奇侠气节,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应变才智和果敢勇猛。17岁那年,孙坚与父亲一起乘船去钱塘(今浙江杭州市),正好遇上了以胡玉为首的一伙海盗,其实也是一些为生计所迫的农民,抢掠了商人的财物后,在岸上分赃。而来往的船只、过往的商人旅客,都不敢前行。
这时孙坚对他的父亲说:“这些海盗完全应该捉拿,请让我去捉拿他们吧!”
父亲孙钟对他说:“这种事不是你能干得了的!”
但孙坚还是执意拿了刀上了岸,用手东西指挥,好象在部署官兵围捕海盗的样子。这伙海盗见了这情形,还真以为是官兵来围捕他们了,于是慌忙丢弃了抢来的财物四散奔逃。孙坚向前追击,斩下了一个海盗的首级才回来,他的父亲大为惊讶。
对于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来说,能够临危不
惧,去做这样一件大事,用自己的智谋与胆略,赶跑了海盗,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孙坚的名声大振。为此,官府特聘他为假尉,即非正式的武官,暂时代理以负责维持本郡的治安,辑捕盗贼。从此,少年孙坚踏上了仕途。
四、 少年出仕 初建新功
少年孙坚踏上仕途之时,也正是东汉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年少的孙坚,抱着一股忠君为国的热情,走向了征途,开始了他那短暂而惊险的武将生崖。就在孙坚走上仕途后不久的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十一月,与吴郡相邻的会稽郡(郡治今浙江绍兴)爆发了许昌、许昭父子领导的农民暴动。
许昌(有的史书称许生)与他的儿子许昭(或称许韶)在句章(县治今浙江余姚城山)利用宗教活动,发动当地几个县的农民举行暴动,攻略郡县,声势颇为浩大,民众多达数万之多。许昌自称为“阳明皇帝”,许昭为“大将军”,而官府称之为“妖贼”。会稽太守(郡最高行政长官)尹端率军前往镇压,反被暴动的农民军打得大败,连遭败绩,
被免职。动荡不安的东汉朝廷急忙调遣扬州刺史臧旻、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太守陈寅率军镇压。(扬州治所历阳,今安徽和县,后屡有迁址。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淮水、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河南一部。它并不是也不包括现今的扬州。刺史,负责监察每个州的郡守和王国宰相,为六百石官,秩位不高,但出刺时代表中央,后改为州牧,官秩二千石。东汉末年,剌史领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开了东汉末年刺史割据的先风)。时,年仅十八岁的孙坚也被委任为吴郡司马(郡军政长官。以前郡不设司马,因汉末农民起义蜂起而新置,掌管军事),并允许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了精兵勇士一千多人,会同州郡官兵,联合作战。经过了近两年的艰苦奋战,至熹平三年(174)的十一月,终于镇压了农民暴动,斩杀了许昌、许昭父子。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年轻的孙坚足智多谋、作战勇猛,立下了不小的战功,初步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华,为他以后步入高一级的军事指挥行列,奠定了基础。会稽郡(今浙江绍兴)的农民暴动被平息后,剌史臧旻向朝廷上表报功,罗列了孙坚的功绩。汉朝延便正式下诏授予孙坚为盐渎县(今江苏盐城西北)的县丞(县令的辅佐,相当于副县长,主管文书及仓狱等);这样,孙坚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先是到徐州广陵郡的盐渎县,几年后又调任为盱眙县(今江苏盱眙东北)的县丞;后又改任为下邳县(今江苏睢宁西北)的县丞。
在所任三县的十年间(从熹平四年175—中平元年184),可以说是孙坚谋政与民,平和发展的时期,并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受到了民众、官员的称颂和拥戴,获得了较高的声望。这一时期也是孙坚积聚力量,广交天下英豪,谋求更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孙坚生性宽弘大度,豪侠重义,喜爱交结英雄豪杰,重视人才、又善于用人,因此大家都喜欢亲近他,从而在他的周围汇聚了一大批愿意追随于他,听命于他的菁菁豪杰。从故乡富春来的亲朋好友,不甘寂寞、任侠尚武的好事少年,也常常有数
百人之多。孙坚接待抚养,尽心尽力,有如自已的儿子、兄弟一般,一视同仁。这一批英雄豪杰和富春子弟,后来就成为了孙坚起事的核心力量。
孙坚所任三县的这一段经历,为他以后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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