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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继位后，在江东广纳贤才，率众攻杀黄祖，报父之仇。曹操率军下江南时，他经过犹豫和徘徊，终于接受了青年将领周瑜等人的意见，下决心与刘备结盟，抗拒曹操，促成了赤壁大战的胜利。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孙权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他亲自领兵在合肥、濡须一带向曹操军队发动进攻，但在这条战线上屡次不能得手；另一方面，他与盟军刘备集团为荆州明争暗斗。荆州守将关羽未能重视双方关系的维护，孙权于是联络曹操，乘关羽北伐之机，派大将吕蒙偷袭荆州，并擒斩关羽。刘备兴兵为关羽报仇，吴兵节节败退，孙权于危急中力排众议，提拔年轻将领陆逊为大都督，促成了彝陵之战的胜利。刘备死后，孙权接受了诸葛亮关于复修两国盟友关系的主张，建立了与蜀国牢固的联盟关系，至死未渝，其间他为配合诸葛亮收复中原的作战计划，数次派兵攻曹，均无效果，七十一岁时病死，儿子孙亮继位。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他兄弟五人，早年汉使刘琬来江东，见到他们兄弟几人，对人讲：“吾遍观孙氏兄弟，虽各才气秀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仲谋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享高寿，众皆不及也。”(第二十九回)孙策临死前给孙权交印绶时对他讲：“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第二十九回)刘琬的观察，尤其是孙策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从孙权一生的行为看，他战略上目标明确，用人上举贤任能，又善于进行自我批评，个人性格上虽有许多弱点，但从总体上看，他不失为东吴基业的成功的保守人，不失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后，为了独占长江沿岸的地理优势，遂率兵至江夏攻伐黄祖，部将凌操被黄祖手下的甘宁射死，第一次伐黄不胜而还。后来，孙权听说甘宁因与黄祖发生矛盾，欲投江东，又恐江东记旧日之恨，正犹豫不决，孙权即让吕蒙引甘宁入见，当面对他说：“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以破黄祖之策。”(第三十回)孙权为了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目标，能完全放弃个人的宿怨，不记旧恨。

　　甘宁为破黄祖立了大功，得到孙权的赏识，凌操的儿子凌统常想向甘宁报杀父之仇。在一次宴会上，他拔剑直砍甘宁，二人刀枪相对，孙权急忙劝住，并耐心地对凌统讲：“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吾面。”(第三十九回)最后又做了两项人事调整。一是安排甘宁领兵去夏口镇守，以避凌统；二是加封凌统为都尉，以慰其心。后来，在孙权要合兵围攻曹操的皖城时，甘宁与凌统又在阵前发生冲突，孙权闻讯，急忙骑马前去劝解。凌统一次出战，因马伤趴落地下，在曹将即将相刺的关键时刻，吴军阵中发出一箭射伤曹将，救了凌统性命。凌统回阵拜谢孙权，孙权告诉他：“放箭救你者，甘宁也。”(第六十八回)凌统闻知此讯，遂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孙权为了自己的事业，不仅自己放弃宿怨，而且善于用这种思想影响和教育自己的部下，他并不注重部下对自己怀有一己私情，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相互团结，共同为本集团的事业而奋斗。

　　在处理与曹操、刘备的三角关系上，孙权在总体上能把握大局，他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当时曹操集团的势力最大，因而吞吴的可能和野心也最大，孙权只有和刘备联合抗曹，才能保证吴国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孙、刘集团也存在许多潜在的矛盾，争夺荆州的问题把这种矛盾表面化、公开化，但这是次要方面，孙权在大局上能认清趋势，较恰当地处理这两对矛盾，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抗拒曹操，他是先兵后礼；争夺荆州，他常常是先礼后兵。赤壁之战后，他在濡须抗曹得胜，在曹操退兵犹豫之际，他致书曹操，斥责其“妄动干戈，残虐生灵”，信中威胁说：“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信后又批道：“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第六十一回)曹操看完书信大笑说：“孙仲谋不欺我也。”遂重赏来使，下令班师。曹操约会孙权夹攻关羽以夺荆州，孙权采纳了诸葛瑾的建议，派人去荆州说媒，欲聘关羽的女儿为儿媳，他们的考虑是：“若云长肯许，即

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第七十二回)只是后来关羽侮辱吴使，谩骂孙权，才激化了荆州方面与东吴的矛盾，促使孙权下定了夺取荆州的决心。从孙权方面看，他对待魏、蜀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这种不同态度的选择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战略目标。

　　第二，孙权对待曹操，多是采取强硬政策，而争夺荆州，多是采取软政策。赤壁之战后孙权与曹军复有合肥之战、濡须之战、皖城之战、逍遥津之战，大小战役几十次，对曹操方面的防御和进攻主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手段来解决，而为了促使刘备交出荆州，他曾数次派鲁肃前去索取，又准备以“美人计”扣留刘备以换取，还试图扣留关羽以逼取，甚至假意监禁诸葛瑾全家老小，让诸葛瑾通过弟弟诸葛亮的私人关系以索取。对于荆州，他一直想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去解决。在刘备发动的吴蜀大战结束后，他积极配合诸葛亮复修两国关系，其后多次在军事上配合诸葛亮伐魏。诸葛亮死后，蜀主刘禅闻知孙权增兵吴蜀边境，急派使者见孙权，以打探其用意。孙权对蜀使者讲：“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令官僚尽皆挂孝。朕恐魏人乘丧取蜀，故增巴丘万人，以为救援，别无他意也。”(第一百五回)并折箭发誓说：“朕若负前盟，子孙绝灭!”

　　从孙权处理本集团内部和外部各种矛盾的行为看，他确是一名胸怀大局、目标明确、富有远见的人物。孙权在用人上能广纳贤才，举贤任能，最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尊重和爱戴人才，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孙权一掌江东之事，就向周瑜询问说：“今承父兄之业，将何策以守之?”周瑜向他讲了一番“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并着重向他推荐了鲁肃。孙权见到鲁肃后，有一次同榻而卧，夜半，他就东吴的发展战略向鲁肃请教，鲁肃回答说：“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第二十九回)后来东吴的发展，基本上是按鲁肃的这一战略意图进行的。曹操挥师南下之时，孙权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他在与刘备派来的客人孔明谈话时被其激怒，不禁勃然变色，拂衣退堂。但后来一听说孔明有破曹良策，转怒为喜：“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并复请孔明叙话，向孔明当面表示说：“适来冒渎威严，幸勿见罪。”(第四十三回)孙权在许多问题上都善于听取众人的意见，包括外集团有识之士的意见。

　　其二，任人不疑。吴蜀关系一度破裂，刘备一意孤行，定要率兵灭吴，孙权同意让诸葛瑾前去成都见刘备，以求和解。张昭对孙权讲：“诸葛子瑜知蜀兵势大，故假以请和为辞，欲背吴入蜀，此去必不回矣。”孙权向张昭讲了一段往事，表达了他对诸葛瑾的无限信任，他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负子瑜，子瑜亦不负孤。昔子瑜在柴桑时，孔明来吴，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其言足贯神明。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第八十二回)孙权在人事问题上用人不疑，这是他成功的用人方法的重要方面。

　　其三，对部下授职授权。孙权下定与曹操大战的决心后，即封周瑜为大都督，并将自己的佩剑赐予周瑜，嘱咐他说：“如文武官员有不听号令者，即以此剑诛之。”(第四十四回)在刘备大举进攻江南、东吴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孙权接受阚泽的建议，准备起用陆逊。陆逊担心说：“江东文武，皆大王故旧之甘宁像臣；臣年幼无才，安能制之?”孙权即取所佩之剑给他，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孙权还命人连夜筑拜将坛，第二天请陆逊登坛拜将，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嘱陆逊说：“阃以内，孤主之；阃以外，将军制之。”(第八十三回)周瑜、陆逊受职时都是年轻将领，资历浅薄，孙权对他们授职授权，给予大力支持，保证了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的胜利。

　　其四，满足部下的愿望。甘宁在破黄祖之战中为孙权立有大功，被加封为都尉。黄祖的都督苏飞在这次战斗中被俘，孙权准备将苏飞枭首，但苏飞曾是甘宁的恩人，甘宁入见孙权哭告说：“今飞罪当诛，某念其昔日之恩情，愿纳还官爵，以赎飞罪。”(第三十九回)孙权当即表示说：“彼既有恩于君，吾为君赦之。”最后免去苏飞死罪。满足部下的合理要求，体现了对部下感情和人格的尊重。孙权在合肥与曹兵交战，难决胜负，他调来援兵，并亲自出营迎接。听说鲁肃先到，他立即下马等待，众将见孙权如此礼待鲁肃，非常惊异。孙权请鲁肃上马，并辔而行。

私下问道：“孤下马相迎，足显公否?”鲁肃摇头否定，孙权又问道：“然则何如而后为显耶?”鲁肃回

答说：“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名书竹帛，始为显矣。”(第五十三回)孙权抚掌大笑，表示接受。部下各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孙权在不损害大目标，甚或有益于大目标的前提下给部下以不同程度的愿望满足，极大地加强了相互间的感情深度。

　　只有放下架子好好纳言

　　鲁肃像与同时代其他多数领导者不同，孙权的基业不是自创的，而是父兄传给的。这样，他与故旧文武官员的关系就成了难处的问题，弄不好，就会发生控制不了和不愿受控的问题。孙权领导方式上的两大特色保证了这一问题的顺利解决：一是他遇事善于征求各种人的意见；二是他能放下架子，善于进行自我批评。

　　孙权的自我批评常常是很诚恳、很彻底的。合肥之战时，虽来了援兵，但孙权却故意不用，结果战斗失利，大将宋谦阵亡。事后，长史张纮当面对孙权讲：“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今日宋谦死于锋镝之下，皆主公轻敌之故。”(第五十三回)孙权当即表示说：“是孤之过也，从今当改之。”孙权公开的自我批评，表现出了一位高层领导人少有的勇气。

　作为一名高层领导人，孙权个人性格中也有若干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对本集团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一，遇事犹豫。曹操攻破袁绍后，遣使往江东，命令孙权送儿子入朝随驾，实际上是要扣留人质以牵制孙权。孙权犹豫不决，他召周瑜、张昭商议。张昭主张送人，周瑜坚持不送，因为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赞同周瑜的意见，孙权才作出了不遣子的决定。伐黄祖前，他召文武商议，张昭说：“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周瑜说：“报仇雪恨，何待期年?”(第三十八回)孙权又犹豫不决，后来甘宁从黄祖方面来降，孙权才下定了攻伐黄祖的决心。赤壁大战前，孙权在与曹操是战是和的问题上犹豫不定，亏得当时周瑜、孔明、鲁肃等一批青年精英再三劝说和启发，加之许多武将抗敌勇气的感染，才使他下定了迎战的决心。孙权遇事犹豫是其性格的弱点，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他的犹豫给部下提供了遇事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增大了集团内部的民主因素，使他有可能选择到较好的决策方案。而且，孙权遇事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一般能下定最后的决心而不动摇。比如他在决意抗曹后，即拔剑砍掉奏案一角，对众文武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第四十四回)孙权犹豫之后有决断，决断会弥补犹豫之不足。

　　其二，懦弱怯敌。孙权的犹豫有时由怯敌引起，比如他下不了抗曹的决心，实际上是畏惧曹操的军事力量而不敢挺直腰杆；他怕把刘备逼向曹操一方而不敢公开争夺荆州，他夺取荆州后生怕刘备复仇，遂将关羽首级移交曹操以转移矛盾；刘备伐吴前他料知蜀兵势大，遂上表向魏帝曹丕称臣，并接受其吴王之封，实质是想求得魏国的庇护或增援。孙权的懦弱怯敌同样是其性格的不足之处，但从另一角度看来，这一性格因素促使吴国在保护自身方面更具有敏感性，对敌策略更具灵活性。

　　其三，残留的稚气。孙权在处理有些事情时偶尔显露出稚气，他在东吴的国宴上，看见诸葛瑾面长，就令牵来一头驴，用笔在驴面上写上“诸葛子瑜”四字，只图一时哗众取宠，却不考虑为臣者的人格尊严。孙权的这类处事稚气是他儿童时代的幼稚之心在成年心理的残留，这类现象也许人人都有，但在孙权身上表现得较显著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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