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越崎 立志救国 　　

　　孙越崎原名毓麒，浙江绍兴县同康村人，1893年l0月生。他4岁丧母，父亲和继母去黑龙江，倚祖母长大。17岁到绍兴城内考入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小学义务任教一年。1913年他到上海徐家汇李公祠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中学部念书。邵力子先生也是绍兴人，在该校教国文，孙氏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袁世凯窃踞中华民国总统后，为了想做皇帝，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191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举国忧愤，定5月9日为国耻日，以志不忘国仇。孙越崎鉴于有亡国之忧，前途崎岖，因将原名毓麒改为越崎，音同而字不同，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　　

　　1916年他在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奔走活动。与当时天津河北高等工业学校谌志笃，南开中学马骏等发动组织天津各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以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要求释放北京的被捕学生，而竟被学校开除学籍，后得蔡元培先生帮助，进入北京大学采矿系，至1921年毕业。

出国深造 　　

孙越崎毕业后因病回绍兴家中休养二年。1924年初，他到吉林省创办的穆棱煤矿(现为黑龙江的鸡西矿务局的一个单位)任矿务工程师近六年。该矿地处荒漠，时道路未宁，备尝艰辛。但他通过这一段工作实践，掌握了新开一个煤矿从勘探、建井到产煤的全部生产建设和管理过程。1927年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曾到该矿进行调查，开始认识了这位工作踏实、干劲十足、成绩突出的年轻矿业

工程师，对他十分赞赏。 　　

1929年初翁文灏致电孙越崎，推荐他任河北省井陉煤矿总工程师，他因准备出国深造，没有答应。1929年秋他去美国史丹福大学矿科研究生院学习。但他无意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因他的学习目的是想回国后办矿，而不是当教授。他选读的课程都是自己在实践中感到不足的方面。后来他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半年。实际上他去参观美国东部煤矿的生产建设过程。回国前又到欧洲英、法、德各国参观实习了各种类型的大小煤矿，历时半年。到1932年秋，他经苏联返国。他的家当时已寄寓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哈尔滨，出国三年，回来却忽然成了亡国奴，他悲愤难抑，在家呆了不到20天，就乘火车到大连，换轮船去塘沽，转车到了北平。

救活中福煤矿 　　

　　这年12月，他经翁文灏邀约参加了在南京刚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任矿室主任。后奉派担任陕北石油探勘处处长，由上海定购钻机二台，辗转运往陕北延长、延川一带探勘油矿，虽出油而产量不丰，无工业开采价值。　　

1934年10月，他又应翁文灏之邀，去河南焦作担任濒临绝境的中福煤矿(由中国人办的中原煤矿公司与英国人办的福公司联合组成)的总工程师。自他去后，煤矿情况迅速好转，后来他继任该矿总经理，产销两旺，年产量达100多万吨；盈利很多，打开了焦作无烟煤在华北及华中一带的市场。

在抗战烽火中迁矿入川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华北地区，当时孙越崎任中福煤矿总经理，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决定把煤矿的绝大部分设备拆迁到抗战后方的四川。而有些原中原煤矿公司的董事表示反对，说：“这是我们河南的财产，不能拆走。”孙越崎向他们讲了三条办法：一是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二是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三是拆下运走，另在后方找矿区，则敌人不能用而我国可以用。同时说明拆走的器材产权仍属你们，在后方采矿所得利润也归你们。反对的人被说服了。原来英国福公司的代表也反对拆迁，说他们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他们的权益。孙越崎说：日本是你们英国的友邦，但是我们中国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反对我们，一定要拆。最后英方代表请示伦敦董事会，也终于同意了拆迁。　　

　　孙越崎全力组织全矿员工进行拆迁地面及井下的机器设备和资料等，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装车抢运到汉口。后经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大力协助，分批抢运入川。大部分技术员工及家属也随同迁川。　　

孙越崎就以这批运川的器材先后与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和四川银行界合办了天府、嘉阳、威远、石燕等4个煤矿公司，这4个公司的总经理都由他担任，设四矿联合总公司于重庆。四川原有煤矿都是规模较小的土法生产，自中福机器设备及技术员工迁川后，投入以上4个煤矿，开始近代化机器开采，产量大增。仅天府公司一家的产量，就供应了抗战首都重庆市全部用煤的一半，这对抗战后方工业和上海的迁川工厂及民用煤炭的供应，贡献很大，并为四川近代化煤矿的发展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在后方开发煤油成绩卓著 　　

　　我国燃料用油一向仰赖外国，抗战期间因港口被封锁，油源断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决定开发甘肃省玉门县老君庙油矿，于1940年设立资源委员会所属甘肃油矿局，委任孙越崎为总经理。当时钻机缺乏，经翁文灏商得中共周恩来同志同意，将原存陕北的两台钻机调到玉门进行钻探，开始出油。同时向美国订购了旋式钻机10台和全套裂化炼油设备，因越南海防也被日军占领，只得用大批卡车改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运到重庆，再转西北玉门油矿，运输路线长达5000余公里。后来仰光也沦陷，炼油设备未能全部运到，10台钻机运到一部分，只能拼凑成三套半，所需各种机器设备，只得在重庆300余家工厂订制。当时甘肃油矿局设总局于重庆，距离矿场2500公里，孙越崎千方百计将搜购到的器材运输到嘉峪关外位于戈壁滩上的玉门老君庙矿场，建设起一座新兴的石油城。孙越崎每年夏秋期间在老君庙矿场督促油矿生产建设，冬春在重庆。他一人肩负经营甘肃油矿和四川4个煤矿的生产重任，当时人称他为后方的“煤油大王”。 　　

　　1942年玉门油矿已年产汽油180万加仑及其他煤油、柴油等油料，供应西北军用交通和重庆工业民用等需要。1944年美国空军由成都基地起飞轰炸日军占领的唐山开滦煤矿电厂和日本东京时，地勤用油也是甘肃油矿局供应的。　　

1942年8月中国工程师学会于兰州举行年会。该会每届年会时公推工作有突出成绩的会员一人，授予金质奖章一枚。为表彰孙越崎在抗战后方开发煤矿和石油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继凌鸿勋、侯德榜、茅以升和支秉渊之后，孙越崎在这届年会上获得金质奖章一枚。

出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委等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孙越崎辞去四川4个煤矿和甘肃油矿局总经理职务，由经济部派往沈阳，为东北区特派员，接收东北重工业，同时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他在重庆招聘并组织了上千名各种工矿技术和管理人才，陆续派在北平处理局工作和去东北接收各重要工矿企业。他在1946年一年间先后出入山海关9次，往返于北平、沈阳及东北各地主持处理局业务及东北工矿接收和恢复生产等工作。　　

　　1946年1月翁文灏辞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钱昌照任资委会主任委员，孙越崎兼任该会副主任委员。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改为行政院直属，钱昌照任委员长，孙越崎兼任副委员长。　　

　　1947年1月孙越崎在平津处理局完成了处理敌伪产业收交国库法币1000亿元的任务及将东北各重要工矿企业交由资源委员会接办以后，他就辞去平津处理局局长及交卸东北特派员职务，到南京专职担任了资委会副委员长。　　

　　1947年4月钱昌照脱离资委会，翁文灏回任资委会委员长，孙越崎仍任副委员长。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越崎继任资委会委员长。1949年3月何应钦担任行政院长，孙越崎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5月辞职去香港，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决心投向共产党 　　

　　1947年7月，孙越崎到华北及东北视察资委会所属各工矿企业，从所见所闻中，他认识到：国民党的败亡，共产党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何去何从，他思想上开始发生变化。1948年2月鞍山解放后，他从鞍山钢铁公司回到北平的资委会人员中得知，鞍山解放时，鞍山钢铁公司员工无人伤亡，留在鞍山的该公司协理靳树梁、毛鹤年、邵象来、杨树堂、王之玺、李松堂等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都被留下并受到优待，其他人员愿留者欢迎，愿走的发路条沿途放行。孙越崎得知此情况，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具体认识，大为感动和欣慰，开始下了投向共产党的决心。　　

1948年10月孙越崎在南京资源委员会，以委员长的身份召集资委会所属各地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动员他们坚守岗位，保护好厂矿财产档案，弃暗投明，迎接解放。与会人员大都富有爱国心和事业心，听了他的话都心领神会，因此一致支持。孙越崎还让他们回去后，向附近会属厂矿负责人秘密转告，这就为资委会各厂矿企业和员工全部留在原岗位、弃暗投明，奠定了基础。

冒险抗拒蒋介石迁台命令 　　

　　1948年12月底蒋介石当面要孙越崎把在南京的资委会五个厂即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和马鞍山机器厂拆迁到台湾去。不久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台去奉化。孙越崎以为他一定亡命国外，就下令把已运到长江码头待运的器材运回厂内安装复工，没有运往台湾。　　

　　蒋介石在奉化先后二次命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转电孙越崎迅即拆迁工厂。孙因得到当时代总统李宗仁的支持，拒不拆迁。在白色恐怖的蒋管区，这样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幸而后来南京很快解放，得以免遭毒手。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前夕，孙越崎转上海去广州，他携带资委会的美金支票150余万元，到广州后即电令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区资委会所属厂矿的负责人50余人到广州向他领取美金兑成黄金或银元，携回厂矿以备解放前青黄不接时维持员工生活之用。孙越崎将该项美金全部发完后，于5月中辞职离开广州到香港。

率领资源委员会近千厂矿投向人民政府 　　

　　孙越崎辞职前，与中共在香港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到港后得到周恩来同意准备北上到京。当时资源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在港存有大批战略物资钨、锑、锡、汞等出口矿产品。孙越崎为保护此项矿产品移交人民，在中共香港组织的领导下，策动该所员工，组织了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与继孙越崎任国民党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航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以保护这批矿产品，终于取得了胜利。该所员工继两个航空公司在港起义之后，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并电毛主席致敬，得到毛主席的复电嘉勉。接着孙越崎于1949年11月携眷回到北京，奉派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从此展开了他的新的历史篇章。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孙越崎领导的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各部会中唯一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起来护产的部门，除原在台湾省接收工矿企业者外，留在大陆员工在孙越崎率领下投向人民政府，这再次体现了孙越崎的爱国之心。　　

　　资源委员会原属国民党政府中经营全国重工业的部门，下辖有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拥有职员3．2万余人，工人六七十万人。职员中60％以上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人员，全部留在大陆参加革命队伍，为解放后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和钱昌照二人，都由孙越崎联系，从法国、英国连同他们在台湾的家属先后回到北京，受到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和优待。　　

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决议，曾于1983年11月28日发出《关于对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护产有功人员落实政策的通知》中指出：“解放前夕，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的上海、香港地下党情报组织，对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资委会的绝大多数员工帮助我们顺利地接管该会所属的各地厂矿企业作出了成绩。在大陆的原国民党资委会的全体员工护厂、护产，迎接解放是有功的。对于我们解放后经济上较快的恢复起了一定作用。”该文件并指出：“对这些人应该妥善安排。”这说明了党中央对于解放前夕留在大陆的资委会的全体员工是充分了解和肯定了他们的护产有功的业绩的。

致力新中国经济建设 　　

　　孙越崎回到北京后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任副局长时兼任该局基本建设处处长，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对建国初期的全国基本建设工作，订出了一套基本建设程序条例，明确了“施工必先设计”的具体规定，由中财委颁布全国遵照办理。至今仍是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原则。1952年秋，中央财委撤销。孙越崎原从事煤矿工作数十年，因而调他到离京最近，全国最大的唐山开滦煤矿总管理处任副主任。他不顾年龄大而经常到各矿亲自下井视察指导工作，受到全矿员工的爱戴和好评。

在“文革”的浩劫中，他以“特嫌”受到冲击，隔离审查一年半后释放，但仍被限制行动。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至1979年终于得到了平反。 　　

在1976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中，他的住房震倒，他夫妇二人被压在瓦砾堆中，四个小时以后，经邻居抢救挖出，他的肋骨被压断，九死一生，经送北京医院治疗，受到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出院后就定居在北京。1981年奉国务院令调任煤炭工业部顾问。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孙越崎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的委员，第五、六届的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历届委员和常委；河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北省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等职。他还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建设组组长、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民革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　　

　　他晚年虽已高龄，仍精神饱满，耳聪目明，日常工作及参加各种会议不断。他还到山东兖州煤矿地区、内蒙伊克昭盟、包头、乌达、海勃湾等煤矿区调查支边，又到京郊调查开发北京市煤气化资源，并同全国政协小组到四川重庆市调查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情况等，回来后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具体建议，受到中央和各方的重视。他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深受人们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