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故里有惠民说，有博兴说，还有广饶说。三说共同之点是“乐安说”。惠民乐安说的根据是在先秦史料查无乐安地名情况下，《新唐书》中乐安就是唐代乐安郡治所惠民，因而说惠民是孙武故里；博兴乐安说的根据是，在《汉书·地理志》中最早记载的乐安县在今博兴，故说博兴是孙武故里；广饶乐安说坚持《新唐书》中的乐安是指先秦古乐安，今在广饶境，故又说广饶是孙武故里。笔者依据《续修广饶县志》曾认同广饶说。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影响下，笔者查阅了有关史料后，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孙武故里乐安说的立论置否定态度。

乐安说的主要依据出自《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一段史料记载：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本人对此史料无疑义。凡乐安说，对此史料均是紧紧围绕“乐安”取义，忽略了史料中两个实质性问题。

第一，乐安说忽略了孙武奔吴原因“谋为乱”的实质

《新唐书》中“以田、鲍四族谋为乱”为因，已经明确告诉读者，孙武是由齐都奔吴。因“谋为乱”始终是在齐都进行的。自公元前545年至战国初，齐国所有内乱均与田氏有关。田、鲍四族的内乱，《左传》载发生在前532年、前489年、前485年、前481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乐安说把“谋为乱”的概念定位于“发生内乱”。简单的定位与《史记》载孙武为将的公元前512年相对应，再到《左传》中去找“内乱”，而《左传》中自公元前532年至前489年无内乱记录。在找不到现成答案情况下，割裂了孙武奔吴的时间、地点及原因之间的必然联系，割裂了全部史料间的联系，而简单地定位于“乐安”，把历史遗留问题的研究既简单化又复杂化，复杂到为乐安找故里，使2500年的历史悬案悬而又悬。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谋为乱”的概念。“谋为乱”的客观环境成为孙武奔吴的主观动因。其概念应包括：孙武认知田氏贵族与其他贵族的斗争史，并知其对自己有负面影响；孙武认知田氏贵族与其他贵族的矛盾和斗争在进行，斗争结局必将或早或迟发生内乱；孙武认知下一次内乱正在谋划和准备。如果孙武居住在距齐城几百里的乐安，他是不可能认知这些情况的。

历史事实告诉读者，田氏贵族主要是与姜氏贵族在斗争，斗争手段是利用矛盾、制造矛盾、挑拨矛盾，在齐都以恩惠手段收买上层，其最终目的是杀尽姜氏贵族及其他贵族，以夺取政权。为什么《左传》自公元前532年至前489年间无内乱记载？这里不能说《左传》有漏记或有误，这与齐国当时的统治有关。齐景公在主观统治方面，公元前532年内乱之后，齐景公加赏田无宇，前523年加赏田书，可谓景公对田氏不薄。在齐景公客观统治方面，晏子为宰相，他在全国德高望重，就是姜氏贵族中上大夫也不敢对他下手。《左传》载，他在前539年就充分预见到景公之后政归田氏，到公元前516年直接向齐景公提出这个问题和制约措施。晏子曾谴责过田氏，对制约田氏贵族，延缓贵族间的矛盾和内乱，维护齐景公统治达50多年，的确晏子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田氏夺取政权的准备仍在继续进行。孙武在他成长和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有可能了解这些情况，在政治思想方面，可能受晏子影响很大。《孙子兵法》中注重君主利益的忠君思想，注重民众利益的民本思想，不为名利的“进不求

名”思想，无神论思想及“仁”、“信”、“道”的主张，都和晏子的政治思想如出一辙。虽然无法推测孙子与晏子间的个人关系，但从银雀山同一西汉墓中出土的《孙子兵法》和《晏子春秋》来看，两者有着必然的社会联系。如果说墓主人喜爱兵法的话，那么《晏子春秋》中是没有兵法的，这起码说明，墓主人赞赏两者相通的政治思想。

田氏在每次内乱中都是胜者，而且在齐国形势处于政归田氏的趋势下，贵族斗争在齐都，孙武由采食之地奔吴讲不通。若是怕连累而奔吴，其可能性也很小。姓孙之后不愿参与以田乞为核心的田氏贵族与姜氏贵族间的斗争，为独立自主地摆脱而奔吴过隐居生活的可能性大。如果其武仕学业学完的话，有可能从军中奔吴。

第二， 乐安说忽略了“食采”的实质

食采之地，可以去居住，也可以不去居住；可以派出家人或族人管理，也可以去养老居住。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把食采和故里划等号。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先研究齐国当时的政治制度。综合多种资料看，在分封制度上，有资格得到食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王室成员，另一类是有功的异姓人。对有功、有宠、有权的大夫，国君可以赏田，他也可以向国君请赏。得到采邑之人可以再层层分封给家人和族人，也可以派出家人去管理，也可直接到封邑居住任职和管理，采邑可世袭。胜者可分败者田，齐国当时是分封、赏赐、国家任命官吏管理的制度并存。

公元前523年孙书伐莒有功，赏齐都之外食采乐安之地，它不可能距国都很近，因为经历过“国野”制度，“国”的范围在国都50里内，此范围内的人为“国人”。从《左传》可以看出，齐景公公室对“国人”剥削压迫严重，可以推断距齐城50里内为公室采邑。既是不为公室邑地，也在200多年的分封中早已分封完毕。为进一步证明此推断的正确性，特举几例说明。例如，公元前545年齐景公赏晏子东境今昌邑。公元前532年田无宇请老于东境莒（今寿光），景公赏莒旁邑，旁邑是莒邑西边50里内的公室邑地。否则，田无宇怎么会表示无贪心不接受，而接受了西南境高唐。《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田于沛，……齐侯入自田”。均指齐景公在自己的采邑之地今博兴境内活动。如果这个推断成立，乐安在距齐城50里之外的富庶之地，不可能把涝洼盐碱之地赏孙书。从汉代至清代，乐安（国、郡、县）涉及治所除广饶、博兴、高青、惠民、桓台外，涉及地面还有滨县、益都、寿光。如果从景公赐姓孙（孙出自周文王姬姓之后）考虑，姓孙为条件，有可能封邑在公室邑内，或继承原孙氏的采邑之地。先秦有无乐安，乐安到底在哪无关紧要，关键要看乐安与孙武的关系，孙武是否出生、成长在乐安。

在先秦史料对孙武父子均无记载的情况下，应先研究孙书伐莒后居住在什么地方。从孙书伐莒看，孙书是任公职的领兵之人。齐国改革后的军事管理制度规定在齐城设十五个士乡。以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每家出一兵，五人为伍，十伍为戎，四戎为卒，十卒为旅，五旅（乡）为一军（一万人），十五个乡组成上、中、下三军。并且还规定，士（农）、工、商不得混居和迁徙，农村野人没有当兵权，士乡兵役实行世袭制。根据东汉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孙武“分数”管理思想源于这一军事管理制度。到齐景公时期，有些制度可能发生变革，但《左传》记载，公元前516年宰相晏子仍坚持这一制度，这说明这一制度没有废止。据此推断，孙书在伐莒前住在齐都士乡无疑。伐莒之后是否到食采之地乐安居住呢？孙书的职业决定了他不能去齐都之外的乐安居住。因齐景公带兵打仗的需要，他不可能让孙书离开齐都到乐安居住。不排除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让孙书升任乐安乡旅长后带兵两千，管理两千户的可能；也不排除让孙书管理乐安大街上数个士乡的可能。另外，因田氏家族政治斗争的需要，孙书也不可能离开齐都，这样会分散田家势力。《左传》载，齐国中军、上军、下军在公元前484年的艾陵大战中，上军、中军大败，被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这充分证明，三军编制体制仍存在。同时孙书被俘又充分证明孙书伐莒前后带兵居士乡确信无疑。如果说艾陵大战是吴国“北威齐晋”之役的话，那么就是孙子和爷爷间的兵法较量了。

从孙凭为卿分析。卿是当时国家中央机构的官员，据20世纪80年代之前乐安说的解释，卿是高级官员。既是国家官员或高级高员，不可能去私邑任职，孙凭居住乐安的可能即不成立。我们再详细研究孙武与乐安之关系。研究孙武与乐安的关系，首先分析公元前512年孙武为将的可能成立不成立。《左传》载，“吴王于前515年夺取王位，重

用伍子胥，于前513年谋划伐楚。”这与《史记》记载完全吻合，孙武于公元前512年为将成立。那么孙武什么时间奔吴？从《吴越春秋》载“伍子胥在吴国郊打猎遇见孙武”分析，伍子胥于公元前522年奔吴国已十年，任卿已3年，既好猎，不可能第一次到郊外打猎。从而可推测孙武奔吴后隐居时间很短，就遇见伍子胥。有的惠民乐安说，割裂了孙武与其家族的联系，把奔吴的时间定位于齐国田、鲍与栾、高发生内乱之时的公元前532年夏，并著书在全国发行，为世人留下了笑柄。其一，孙武于公元前532年奔吴时是婴幼儿少儿，还是成年？如果说怕内乱失败后会连累幼儿而奔吴的话，那么田氏家族是内乱的胜利者，在得到齐景公的加赏后，孙武应回国，不可能孙书任齐大夫，孙凭任齐卿，单把孙武留在吴国。如果说孙武成年后奔吴，按18岁计，孙书至少54岁，在48年之后还能参加艾陵大战吗？艾陵大战是鲁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左传》出自鲁国，记载不会有误，此史料是研究孙武故里的珍贵资料。其二，《史记》载孙武是奔吴隐居，9年之后有没有必要和可能改姓孙？其三，公元前532年奔吴的孙武与前523年齐景公封孙书的乐安采食之地有什么关系？如果抛开史料，割裂史料，不能准确理解史料，而简单套用史料，势必把问题的研究带入死胡同，自相矛盾而为世人留下笑柄。

孙武写出举世闻名的《孙子兵法》，他的年龄当时大概多少岁？这是研究孙武与乐安关系的重要环节。从孙武全部家族史分析，自公元前672年34岁的田完由陈国逃往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到前532年正好140周年，田完之八代孙完全有可能出世，孙武是七代孙，孙武出生条件成立。假定孙武于公元前532年生，到孙书伐莒时孙武9岁，为将时约20岁。从孙武局部家庭史分析，《左传》第一次载有田无宇公元前567年将莱国宗器献于齐公庙这一重大军事活动。田无宇不是一般职务，若年龄按25岁计，其子孙书完全可以出生。《左传》最后一次载田无宇向齐景公请老于莒是公元前532年，田无宇这时至少60岁，到孙书伐莒的前523年，田无宇至少69岁，孙书至少44岁，孙凭至少24岁。如果孙凭和孙武为长子长孙，按18年一代计，孙武在前523年8岁就能成立，为将时约19岁。关于孙武的年龄，仍需从多方面去分析研究。从《孙子兵法》看，孙武军事思想在齐都受姜太公军事思想、管子军事思想、司马苴穰军事思想和祖上的影响，他学武仕专业，有少年早成的可能性。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反映出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无神论思想及语言文学水平、修辞艺术、逻辑水平，说明他已具备居住齐都、受过大学教育、已成年等三个基本条件，否则写不出《孙子兵法》来。当时齐国的教育制度，虽然出现了私学，但私学创立者孔子在公元前520年只不过有几名学生，讲学也只是在几个国家的国都内活动。私学的出现并不能说明官学就不存在了，当时的官学仍居主导地位，尤其对贵族而言，官学仍是贵族子孙入仕的最佳途径。当时的官学设国学和乡学，国学是在国都设小学和大学，国都之外的乡下只设小学。国学小学学制7年，大学学制9年，入学年龄在史料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按高低贵贱分，王室贵族子孙入小学者8岁，入大学者15岁，其他贵族入小学者13岁，入大学者20岁。另一种说法是上等贵族和王室贵族入学年龄相同。从齐国广招天下之士，培养人才早入仕，为其扩张和称霸服务角度分析，并按第二种说法计算，孙武完成大学学业后奔吴，年龄则24岁。孙书伐莒时孙武则13岁。假定按第一种说法计，孙武完成大学学业为29岁（此假定可能性小，孙书不可能90多岁参加艾陵大战，自古80多岁带兵有之）。通过对孙武年龄多方面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孙武于孙书伐莒时年龄在8至13岁之间，大约生于公元前536年至531年之间，比孔子年龄小15～20岁。孙子为将时的年龄约在19～24岁间，如果他是身经数战的中年将领，也许不会经过伍子胥七次竭力举荐和一场演兵考试的特殊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和论证，齐城之外的乐安与孙武故里都无关。齐城之外的乐安，孙书派出家臣或族人去管理是无疑义的。若干年代之后，这些家臣和族人的后人在史料中记载“孙书之后故里乐安”，或者记载“我祖上乐安孙书”，“我祖上食采乐安孙书”等都是无疑义的。因为孙书派出的孙氏家臣和族人繁衍的后代完全可以称孙书为祖上，完全可以把乐安作为祖望之地。但是，据此推断乐安为孙武故里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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