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家谱网

　世纪90年代，总统府要办一个有关孙中山的展览，由刘晓宁负责部分展品的筹划。很多人都知道，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坐着一驾马车直奔长江路上的两江总督衙署，也就是从这天起，两江总督衙署就变成了总统府。因此，总统府因孙中山而得名，孙中山又因总统府而名垂青史——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要在总统府办一个和孙中山有关的展览，最重要的，当然是展出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的历史资料。然而，在寻找资料时，刘晓宁有了意外的发现。

　　二十年前发现的一桩怪事

　　寻找历史资料的第一站，刘晓宁去了位于南京明故宫附近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当他提出要查阅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的历史资料时，档案馆人员只拿了几卷文宗过来，这令他非常惊讶：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被推翻后的第一个政府，档案资料难道就只有这些吗？

　　在翻阅中，刘晓宁看到了孙中山就任期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法律主要是移植了西方的民主体制，其中法国和美国的体制借用的更多，比如司法已有独立审判规定，符合三权分立原则。就任期间，除了公布这部法律，孙中山还颁布了其他几十项法律、法规。然而，除了《文官考试令》《约束士兵令》《整顿吏治令》等五六个法令，刘晓宁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资料原件。就连孙中山就职时发表的宣言书、就任大总统发表的誓词，以及人们发来的贺电信函等，都未见片言只字。特别引起他关注的是，孙中山在就职典礼上的照片一张都没有。经过询问，刘晓宁还确认，在很多公文上出现的那枚“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印”原件也不知去向。

　　按道理来说，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都应该保存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才对，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这样一件大事，怎么就只保留下来这么点档案呢？为了能找到更多有关孙中山在总统府就职期间的资料，刘晓宁开始到处寻找。

　　北京是否有这些资料呢

　　刘晓宁首先猜测，这些资料可能都到了北京，因为按惯例来说，一任总统辞职，他在位期间所有关于公务的档案资料都应当交给下一任。但因为当时条件特殊，袁世凯不肯来南京就任，最后在北京称帝了。所以这些资料有可能会被带到北京。

　　但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刘晓宁也没有找到多少历史资料，最后只复制回来一张孙中山在任大总统期间颁布的委任状。这是一张委任王芝祥为第三军军长的委任状，如今在总统府内也有展览。其他有关临时政府的档案资料也有一些，不过也不多，而且也不适合展览，所以刘晓宁就没有复制。而且在这里，他也没有找到那枚总统大印，就职典礼上的照片他也一张没找到。

　　这些东西可能保存在哪里呢？

　　孙中山担任总统时用的家具现身翠亨村

　　刘晓宁又来到了孙中山的出生地、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这里有一个孙中山研究所，不知这里是否也有孙中山就任总统期间的原始档案？

　　到了这里后，刘晓宁发现，原来这里保存了大量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的资料，这个发现令他十分惊讶。这些资料怎么会到了这里？它们是怎样到了这里的呢？

　　最令刘晓宁吃惊的是，在这里，他还发现了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时使用过的好几样家具，比如两张木质高靠背扶手皮椅，两张木质矮靠背扶手椅，还有一张汉白玉石圆桌。这张汉白玉圆桌，刘晓宁在南京的总统府也看到过，那是一张桌面直径805mm、高780mm、底座边长325mm的汉白玉质地圆桌，底座为方形，立柱由方形过渡为螺旋纹，立柱下部雕有4只龟、4只鹤和其他纹饰，整张圆桌色泽润白，雕刻精美。不过，南京的那张是仿品，翠亨村的这张才是原件。

　　孙中山离开南京后怎么连家具也一起带走了呢？问了纪念馆的人后刘晓宁才知道，这些家具和资料也并不是原本就在这里的，而是纪念馆从澳门的孙中山故居那里征集过来的。

　　原来，这些资料大都是在澳门的孙中山后人家找到的，第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人是原广东省社科院院长张磊先生。张磊当时到澳门考察，顺道到澳门的孙中山故居考察，他无意中在一个小房间内发现了很多孙中山就任总统期间的文献资料。当时这些资料基本没有人管，但张磊发现了其中重大的研究价值，于是就带了几麻袋回来。而且为了带这些资料回来，还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在过海关时遇到了困难，最后张磊只好花了一些钱进行疏通才得以通过。

　　看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民国临时政府时期的资料，刘晓宁非常兴奋。他还征得纪念馆同意，复制了一批资料回来。

　　不过，令刘晓宁疑惑的是，为什么孙中山辞职后能把这些家具都带走呢？这些东西本身就很笨重，而且不是应该属于政府的吗？怎么会私人带走呢？

　　南京有多少临时政府的资料

　　记者找到原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高级研究员蔡鸿源老师，蔡鸿源告诉记者，像家具之类的物品这些本身都属于私人物品，所以带走也不稀奇。而且这些家具应该也不是孙中山自己带走的，而是由他的家人带走的，应该是他的儿子孙科带走的。

　　而孙中山将在职时的公文带走，是因为当时没有档案馆，一些重要的文件资料大多是随身携带。虽然按道理一些公文要件是要移交给下一任，但当时条件特殊，孙中山离任后是想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但袁世凯没有离开老巢，孙中山也没办法将这些东西给他带去。

　　二档馆到底有多少临时政府的档案？记者又咨询了二档馆利用部的主任任荣，任荣帮记者查询后说，如今档案馆内有关临时政府的档案总共有五个部分，共138卷。五个部分分别是内务部、总统府、财务部、陆军部和留守府，其中有关总统府的只有3卷，这三卷分别是参议院的《临时约法》拟本、内务部呈报的《江宁巡警暂行制服图论》和迎员专使蔡元培等欢迎袁世凯北上迎员这三分资料。

　　刘晓宁说虽然听上去有一百多卷内容，但很多内容一卷其实就是一张纸，比如总统府的这三卷，后两卷内容其实就是一张纸，《临时约法》因为是本法律，所以内容会多些。其他有些法令也都是一张纸就写完了。

　　谁把孙中山的遗物带到了澳门

　　记者辗转联系到第一个在澳门发现临时政府资料的原广东省社科院院长张磊先生，张磊先生告诉记者，在澳门，他确实发现了很多孙中山先生留下的文件资料，但有关临时政府时期的公文非常少，大多是私人信件和一些贺电等。

　　张磊说，他是1982年前往澳门考察的，当时他听接待他的人介绍，孙中山的后裔们生活条件其实都不太好，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很多有关孙中山的遗物都放在了一个做建筑师的朋友家里，于是他就到了这个建筑师的家里寻找。在建筑师家中的地下室，他发现了这里存有大量的孙中山遗物，大概有十几个皮箱，放置得很散乱，显然多年没有人打理了，里面有书画、古董、瓷器，还有很多私人信件和照片等等，但公文基本没有，不过有一些当时他任总统期间群众给他写的一些报告，大概都是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文件，但是是以私人名义写给他的，可能担心写到机关没有人理会，所以就直接写给孙中山本人了。

　　那些资料中是否存在就职典礼上的照片？张磊说没有看到。他看到的大多也是私人照片，其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张张学良当礼物送给宋庆龄和孙中山的一张他学兵时的照片。

　　此外，那些如今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展览的家具他也看到了，不过这些他都没有拿，而是拿了一些对自己研究有帮助的文件。张磊说，他在这里总共研究了10来天，翻阅选择对研究孙中山有用的资料，最后选择了一些东西带走了。而那些古董、瓷器、书画、家具之类的物品他一件都没拿，因为这些对他做研究没有用。

　　张磊回到广州后，翠亨村故居的人得知了这一情况，也去了澳门几趟，最后可能花了一些钱征集到了如今展出的这些文物。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书原件在广州博物馆？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管部的张咏梅主任也告诉记者，孙中山在就任总统时期使用的家具如汉白玉石圆桌等确实都是他们从澳门征集回来的。他们纪念馆先后去了两次澳门，从那里征集到了一部分文物，但也不全是孙中山任总统时的文物。

　　他们馆内收藏的主要还是孙中山在故乡活动时期的资料，临时政府时期的资料也有，不过也不多，大多也是从孙中山后人以及当年他的追随者后人手里征集来的。有些文件也是复制的，比如孙中山就任总统时发表的宣言书和誓词，都是从别的地方复制的，宣言书的原件应该在广州博物馆，因为他们就是从那里复制的。而孙中山就任时期的誓词原件如今在哪里，很多人的说法也不一，张咏梅表示她也不太清楚。

　　而关于孙中山在就任时的其他文献资料，张咏梅说，因为孙中山一生都在到处奔波，所到之处也很多，所以各处的博物馆、纪念馆可能都会有一些。比如上海、台湾、北京、澳门等地。

　　有关孙中山就任总统时期的几个谜

　　而蔡鸿源的观点也认为，其实孙中山在就任大总统期间的文件并不少，他在出访台湾时，在台湾的国父纪念馆也看到很多有关这时期的原始文件，应该是国民党时期跟随蒋介石他们一起搬迁到这里的。

　　蔡鸿源还说，其实，临时政府留下的文件还是比较全的，只是所在地比较分散，所以感觉上就觉得比较少而已，如果仔细搜寻，应该是能找到的。而刘晓宁之所以没找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收藏的地方不愿意拿出来展示，因为有些东西属于机密，不方便拿出来，所以就对外宣传没有了。

　　随着文献资料陆续被发现，中国历史上凭空“消失”的90天，似乎渐渐变得面目清晰。然而，在对南京、北京、广东等地专家的采访中，记者却突然发现，原始的文件资料虽然找到了不少，两样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印和就职典礼时的照片，却始终踪迹成谜。

　　是像那张汉白玉圆桌一样，被孙中山从南京带走了，还是留交给了其他人？如果是留交给了他人，现在它们又藏于何处？抑或是它们早已毁于辗转之中？在寻找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时，记者无意中得知，孙中山的玺绶竟然藏在安徽淮北一位农民的手中，这是真的吗？

　　总统府景点内的孙中山办公室

　　江路292号，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因在民国时期曾是国民政府总统府原址，至今还被人们称为“总统府”。总统府内西花厅，这是一座带着浓郁的法兰西风格的西式洋房，坐北朝南，七开间，中间是设计精巧的亭形拱式门斗，两旁高大的圆拱连成长长的走廊。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90天里，就在这里办公。后面一幢小楼，现在是陈列室，展示着与孙中山有关的文献资料以及实物。二楼的玻璃展橱里，静静躺着一方大印，上面刻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然而细细辨认，旁边粗糙的木纹暴露出它的真实身份：这只不过是个仿制品。临时大总统印的原件自然会被妥善保管，当然不会放到陈列室中；不过，这个看似合情合理的依据，放在这里却不合适。因为，就连研究孙中山的专家也搞不清楚，那枚大印究竟归于何处。

　　真正的临时大总统印在哪里？

　　1997年，台北“国父纪念馆”副馆长曾一士筹划了“中山文物真迹大展”和“海峡两岸孙中山纪念地史料陈列展”，这也是两岸40多年来第一次中山文物史料联合大展，几乎囊括两岸及海内外中山遗物。规模之大引起一时轰动，然而，在交流中，两岸专家却惊奇地发现：没有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印玺！

　　据曾一士回忆，展览之前，大家都以为印玺收藏在对方那里，“北京以为在南京，南京以为在上海，大家以为在台湾，结果台湾也没看到”。此后，两岸专家联手寻找十多年，印玺仍然不知所终。

记者查询到，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小说家蔡东藩在《民国演义》里曾经提到过它的下落：“（4月1日）孙中山遂交出临时大总统印，交还参议院，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即令全院委员长

李肇甫，接受大总统印信……”

　　照蔡东藩的说法，这方印应该是交给了参议院。不过，《民国演义》毕竟是以小说的方式写史，细节上未必靠得住。

　　“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的印究竟交了没有？我没看到文献资料上有明确记载。”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尚明轩在接受快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按一般程序，前一任离职时应当将印上交，留给下一任。但这方印，并没有交到袁世凯的手中。“因为那时处于非正常状态，孙中山将总统一位让给袁世凯，本来就属无奈，二来，答应了南下就职的袁世凯又耍花招，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使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孙中山交了印，参议院也未必愿意给袁世凯。

　　著名民国史专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蔡鸿源猜测，这枚印，最大的可能还是被带到了台湾。“不在国父纪念馆，也许在其他博物馆，只是没有对外公开，秘密收藏起来了。”

　　蔡老还向记者爆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其实，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有一枚玺，“分量”比这枚印更重，更权威。

　　国玺有两枚？另一枚藏在安徽农民家？

　　自古，国玺就是指最高统治者手中那方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大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怎么会有两枚国玺？

　　“这并不奇怪。后来的国民政府也是有两方国玺，还被蒋介石一起带去了台湾。”蔡鸿源说，国民政府的国玺一个是“中华民国之玺”，一个是“荣典之玺”。前者是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后于民国十八年启用，用在外交事务文件上，代表的是国家权力；后者于民国二十年启用，是国家元首授于荣典的印信，用于勋章证书、褒扬令等文件。

　　然而，这两方国玺和传统的玉玺一样，都是印章。蔡鸿源说，孙中山当临时总统时所拥有的另一枚，却并不是印章，外表和勋章差不多。

　　“我们看当时的老照片，孙中山胸前纽扣上系了一条环链，另一头放在口袋里，很多人猜测他戴的是一只怀表，其实不是，就是这枚玺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蔡老告诉记者，这枚珍贵的玺绶，一直藏在安徽一位农民的家中。

2003年，安徽淮北萧县农民张永魁带着“祖传宝贝”来到南京，找到了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孙中山

研究专家蔡鸿源。

　　“我当时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件东西。而且上面刻的字莫名其妙，就像一枚民国时期士兵的胸章。”蔡鸿源回忆，和张永魁一起来的，还有淮北市的蒋华兰女士。两人已经对此潜心研究多年，一听专家全盘否定，全傻了。

　　然而，就在张永魁和蒋华兰无比失落的时候，蔡鸿源赫然发现：他们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

　　27字“银券丹书”暗藏玄机无数？

　　原来，就在他们离开南京一年多后，蔡鸿源翻看1912年由上海自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记》时，竟然在《特别记事：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履任》一文中找到了关于“玺绶”的记载：“谨致大总统玺绶，发号施令、崇为符物……”证明了“玺绶”的存在。

　　“这个玺绶，应该是真的。”经过几年的查证，蔡鸿源完全改变了当初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去年10月，全国各地40多位专家齐聚北京，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华民国玺绶专家论证会”，专家最后的意见是：这是一件罕见的、政治性极高的民国文物，是孙中山当年佩戴过的。此前，海内外从未发现过类似的文物。

　　如此珍贵的文物，为何藏在淮北农民家中。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快报记者拨通了位于萧县祖楼镇墓上村张永魁家的电话。

　　“这是我的祖父张廷玉留下来的，他给孙中山当过贴身侍卫。”在张永魁印象中，祖父为人不苟言笑，有着一身好武艺，每天早上都会在院子里耍刀弄枪。据祖父生前介绍，这枚“玺绶”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佩戴的玺绶胸章。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前夕，孙中山将一些重要文书及玺绶一起交给张廷玉，让他解甲归田，秘密保管这些东西。“东西全都放进一个红木箱子，藏在炕洞的夹层里。”张永魁说，可惜有一年发大水，家里全给淹了，纸质文件全都被毁，只剩下金属质地的“玺绶”。此外，还有画卦法、数字互变法、书写见证法、拆字揭秘法、一加一乘二营法等，靠着一代代的口口相授，也流传下来。

　　这些法有什么用？记者听得很迷糊。

　　张永魁一语惊人：用来解读“玺绶”的。他告诉记者，别看这块小小的铜牌，里面蕴含了很多内容。“它又叫‘银券丹书’，即国玺地契。古时候册封王侯不是都有铁券丹书吗？标明册封的领土范围。这个级别更高，因此叫银券丹书，标明了中国的领土范围。”

　　记者仔细观察从蔡鸿源那里得到的“玺绶”照片。正面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宫灯图案，上铸：沭邑、文明、八五、市市、恭颂10个字；反面是太极图案，上铸：中华民国十年第一师二旅四团二营六连17个字。

　　一共27个字，看得记者一头雾水。正面的字，完全不懂，反面看起来怎么像是部队番号？再说了，中华民国十年，即1921年，孙中山1912年就任的时候怎么会佩戴1921年的东西呢？

　　如何解读“银券丹书”，专家意见不一

　　张永魁解释，这得用易学和他祖父流传下来的那些方法来解读。比如，中华民国十年第一师二旅，其实暗含着“1912”。这只是最表层的意思，27个字的深层含义就更多了，包括中国与邻国如何划分国界，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等很多内容。

　　这番解读，听得记者更犯晕。小小一块银质胸章，有这么玄乎？

　　对此，蔡鸿源认为，张永魁的解读有一定道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都精通易学和隐语。当时的革命党人常常组织暗杀行动，互通信息时会使用大量隐语。”还有种说法，孙中山在海外曾加入“洪门”，这个神秘古老的地下组织，正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隐语，外人完全不懂。

　　不过，凭着两幅图、27个字，就能暗藏那么多的重要内容？记者联系到去年曾参加了玺绶论证会的另两位专家。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尚明轩觉得“太过玄乎”。“我们要以实证来说话，这些推算，也太神了吧？”

　　南京大学哲学系卢央教授告诉记者，当时，他负责考证张永魁和蒋华兰所用的周易推算方法。“比如乾卦是哪个方位，震卦代表哪个等等，这在他俩的推算运用中，都是对的。但至于每一卦解读出来是什么含义，这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我就不好评价了。”

　　据了解，虽然专家对这件文物的真假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它的解读，意见并不统一。

　　就职大典竟然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除了国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还留下了一大谜团，令专家们困惑多年。

　　“这么重要的就任典礼，竟然没有一张照片留下来！这太奇怪了。”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刘晓宁告诉记者，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1912年1月1日当晚10时开始的就职典礼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到场的中外记者有十多人。然而，史学界至今也没有找到典礼现场照片。

　　在总统府的陈列室里，记者看到孙中山就任当天上午的一张照片，那是孙中山赴南京就任时，在上海车站与欢送者的合影。

　　还有同年1月5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的照片；同年1月与总统府职员的合影，同年4月1日，大总统解职典礼后与临时政府参议院的合影……唯独就职大典这么一个开天辟地的标志性事件，竟然没有照片！

　　“我至少见过1000多张孙中山的老照片，但是，也没有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照片。”原广东社科院院长、孙中山研究专家张磊遗憾地告诉记者。

　　是当时因为天黑，摄影条件不够没有拍？还是拍了照片，却遗失了？

　　国民党元老回忆录揭开照片缺失缘由

　　记者请教了多位史学专家，大多都认为，对于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可能不留影像资料。很多专家推测，可能是离任时，心情郁闷的孙中山将照片带走了，后来又在四处奔波中遗失。

　　不过，南师大美院摄影与媒体技术专业教授罗戟，从摄影技术发展的角度提醒记者：闪光技术在18世纪末出现，1906年美国人乔治·希拉斯才首次在摄影时使用了闪光灯。1912年初，闪光灯有没有传入中国还真不好说。并且，当时的闪光技术比较落后，有一定危险性。“是在一个铁锅一样的东西里放镁粉点燃，通过爆燃发出亮光照射。拍照的人肯定无暇顾及，得由专门的助手去点燃，有时候会伤到人。”罗教授的推测，记者翻阅《辛亥革命回忆录》时，竟然在袁希洛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见闻》一文中找到了印证。原文写道：“这庄严的典礼以在夜间的缘故，当时摄影记者未有镁光设备，不能摄一照片，殊为可惜。”

　　袁希洛何许人也？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元老。1912年1月1日晚上，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正是作为江苏省代表的他，代表各省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授予孙中山。他的回忆，真实可信度显然很高。

　　现代快报记者孙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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