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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家谱简论
来源:网络
作者:
2017-01-26
评论:0  点击:422

湖南家谱和湖南方志一样,都是属于湖南地方文献的范畴,要研究、开发湖南地方文献,必须研究、开发湖南家谱资源。湖南家谱是一部厚重的书,更是一部厚重的史,且尘封日久,涉足者寥寥。笔者囿于学识水平,要“论”湖南家谱,即使是“简论”,也底气不足。但愿借此提供些线索,传递些信息,以投石问路,抛砖引玉。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般都叫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古人云: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它的起源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周代的《世本》,曾对司马迁创作纪传体通史有过参考作用,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唐以前,家谱一般官修,用官选人“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名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尤盛。宋以降,官府修谱逐渐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的功能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社会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伦理道德功能。封建统治阶级大力鼓励私修家谱,“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以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谱图之式,至北宋后始成定例。江西庐陵欧阳修撰《欧阳氏谱图》(1),《谱例》曰:“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五世为一图,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图内“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凡诸房子孙,各纪其当纪者,使谱互见,亲疏有伦,宜视此例而审求之。”在欧阳修稍后,四川眉山苏洵撰

 

《苏氏族谱》,其所异欧谱者,为因亲近而不著始迁祖,详己之所自出,故仅著高祖至父仕不仕,聚某氏享年几,某日卒,此所谓苏氏小宗谱法。欧苏谱例是在总结前人修谱章法的基础上创立的比较完整的修谱体例,内容包括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五项,其体例重在图表创新。尔后,家谱体例多兼采欧苏之法,沿着欧苏谱例有所完善和发展。明清以来,家谱记事范围受方志、史书的影响,内容不断增多,篇幅不断扩大,其核心仍是遵循欧苏“一图一传”的图传体,也就是说,主体部分仍然是世系图、世系表,如果没有家族血缘关系的世系,那就不成为谱书了。

家谱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利用价值,有人(2)认为“它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者梁启超说:“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3)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代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

(4) 以上所述,是为铺垫,旨在便于我们更好地去认识、去研究湖南家谱。湖南家谱在中国家谱簇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效统计数量之多,仅次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这是湖湘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亟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纂修源流、数量、种类及分布情况

 

1.1 源流。

湖南古为蛮、越之地,至春秋、战国时代,才渐次进入楚秦版图,北人南下,中原文化开始浸润荆楚大地,经济、文化有一定发展,但与中原地区比较,仍然是原始、落后的。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下,湖南一地不可能有家谱的生产,最早的可能出现在官修谱牒的黄金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5)。“湖南纂修最早的家谱,有史可查的是晋代常德的〈廖氏家谱〉,刊刻最早的家谱,现在知道的是宋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刻的新化〈陈氏族谱〉,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刻的新化〈伍氏族谱〉。”(6)伍新福说:“宋代湖南仅衡阳颜学廷〈颜氏家谱〉一种,明代见诸记载的有8种:〈刘氏家谱〉(益阳刘宪撰)、〈谭氏家谱〉(茶陵谭时中撰)、又〈谭氏家谱〉(茶陵谭玉瑞撰)、〈茹氏家说〉(衡山茹瑺撰)、〈蒋氏家谱〉(零陵蒋向荣撰)、〈蒲氏家谱〉(永明蒲彪撰)、〈周氏家谱〉(永明周鹏撰)、〈朱氏家谱〉(桂阳朱克宽撰)。”(7)笔者翻阅了唐代以前的书目,有关湖南谱牒文献的记载几近于无。两宋以降,自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南岳,朱熹、张栻布道岳麓之后,湖湘学派逐渐形成,湖湘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阶段。同时,大批东方人,包括赣、苏、浙、皖、闽人或垦殖、或服贾、或宦游到了湖南,给湖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私修家谱又是以宋明理学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因此,可以推断,在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湖南家谱纂修是很兴旺的。年代久远,史实湮灭,无文献足以征信。至今,没有发现一种宋元时期纂修的谱牒。明代湖南家谱,可稽征考或现存的远不及皖、苏、浙等地,但也绝不是伍新福先生所说的只有8种,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湖南图书馆馆藏家谱目录》、《湖南省善本书目》的粗略统计,各馆共藏明代湖南家谱有20种左右。现在的湖南家谱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清道光以后,而又主要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这与湖南的人文社会环境是相吻合的。

 

1.2 数量。

有史以来,湖南一地撰修过多少家谱,这是谁

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存世的湖南家谱究竟有多少,同样难以回答。据1997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记载,全国440余家“图书馆、文化馆、文管会、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室)、文物商店收藏的湖南家谱1511种,占收录总数14719种的10.3%;而当时未曾完全列入收录范围的上海图书馆收藏湖南家谱2255种,占该馆收藏总数11700种的19.3%;湖南图书馆馆藏湖南家谱1500多种,三者加起来5000多种,剔除重复的700种左右,再加上省内一些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方志办收藏的湖南家谱,估计公藏单位收藏湖南家谱5000种左右,是家谱存世的最多省份之一。因为家谱是私修,印数也很少,主要保存在民间,有的家谱还“秘不示人”。经过历代的战火烽烟,水火虫蛀,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藏于民间的大量家谱散佚,但还有很大一批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的,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据。陈宁宁提出“编撰〈中国家谱总目〉应包括民间藏谱在内”(8),想法是对的,思路也正确,却是一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想。谁去“清查”?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去清查?调查家谱收藏,一般来说,很难形成政府行为,而调查家谱的范围涉及乡村,甚至各家各户,是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法用民间行为的这种方式牵头做好的。在一个小范围内可以,在大范围内就不行了。江西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江西一省散藏在民间的家谱就在四万种以上,不知是用什么方法推算出来的。湖南家谱知多少?使笔者想起一副绝妙好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应对者很多,只有“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才妙不可言。顺着这种思维模式,就可以用“存世多少是多少”去回答“湖南家谱知多少?”虽为笑对,却是真实。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广泛地开展藏谱调查,因此不可能产生出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诚为斯言。

 

1.3 种类。

家谱、族谱。这是湖南民间各家族广泛使用的谱牒名称,在湖南家谱中,百分之九十的谱牒称族谱或家谱。家谱、族谱,还有宗谱,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概念上又有些什么区别呢?谱牒研究者的看法基本趋向认同,也存在一些歧义。有的认为“家是最基本的血缘单位;若干个家崇奉一人为尊长,成为一个宗;各个具有原始共同祖先的宗都属于一个族。”(9)也有的认为“在规模较大的宗族,血缘近亲的家庭,成立家族组织,其(宗族内部)结构则为:家庭—家族—宗族(10)”,谱牒是宗族制度的产物,是具有男性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成员参予纂修的图籍。既然家、宗、族或者家、族、宗在概念上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那么家谱、族谱、宗谱也就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世系记录的范围上存在大、小或多、少的区别。人们在实际使用中,更是不加以区别而通用。清光绪十六年(1890)修的[湘潭]《中湘谢氏族谱》,始迁祖谢可安在明洪武年间由江西高安迁湘潭;民国二十一年(1932)修的[湘潭]《易家塘易氏家谱》,始迁祖易仲剑,明永乐年间由江西庐陵迁湘潭;清咸丰四年(1854)修的[湘乡]《刘氏续修宗谱》,始迁祖刘翊圣在元泰定年间从江西泰和迁湘乡。三谱除了外世纪外,内世纪都是迁湘后始迁祖以下世系记录。
   
支谱、房谱。支谱、房谱是两个可以互用的概念,都是指某一始祖或始迁祖分支之下的子孙谱牒,也有联称支房谱或房支谱的,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6)修的[湘乡]《上湘张氏房支谱》。支下还可以分房,房下也可以再分支,因而很难区分支谱、房谱。但在较多的场合,支的概念,似乎更侧重于指族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血亲组织,尤其是迁居外地另辟族属的血亲组织。如[湘潭]罗氏九修族谱,罗山寿纂修,1948年明德堂木活字本。是谱谱序所题书名:鼓磉洲罗氏九修支谱,始迁祖应龙公,字世兴,号政斋,明初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熂下迁湖广长沙府湘潭县鼓磉洲南岸鹧鸪坪。显然,是谱把徙湘潭鼓磉洲的罗氏作为吉水熂下的一支来处理的。从谱述世系看,实为鼓磉洲罗氏九修族谱蕨山堂瑶祖房大宪公支谱,“目录”上已交待清楚,此谱支下分房,房下再分支。这一支人丁兴旺,名人辈出,见诸于湘潭县志、湖南通志和国史传的就有罗熙、罗玑、罗天阊、罗典、罗修元、罗汝怀、罗逢元、罗萱、罗启勇、罗正钧等文职武将,还有著名的革命烈士罗学瓒,谱赞其“朴外茂中,好学深思,博闻善记,操行严谨,意志犹坚定,绝不依人俯仰。锐意改革,与恶势力奋斗不折不回。”
还有家乘,如《长沙瞿氏家乘》、[巴陵]《毛田李氏家乘》;通谱、统谱、世谱,如[桂阳]《朱氏通谱》、[浏阳]《吴氏通谱合纂》,有一种丛书性质的通谱,总谱只有卷首,子谱独立成帙,如[邵阳]《吴氏八修合辑通谱》;族志,如[桃源]《翦氏族志》;祠谱,如《浏阳县祠吴氏族谱》;祠志,如[宁乡]《李氏祠志》;图谱,如[湘阴]《大洲胡氏图谱》;谱系,如[浏阳]《大溪泉塘胡氏谱系》;传书,如[湖南]《李氏传书》等等。有的家谱以始祖名作为谱名,实为罕见,如[新化]《邹氏世守续谱》(清咸丰二年睦亲堂木活字本),新化洋溪邹氏尊世守公为始祖。有一种双姓谱,如[邵阳]《龙张氏三修族谱》(清宣统元年木活字本),谱称始祖表宣公,随舅龙于田,明洪武二年由江西迁邵阳东乡官桥铺,舅爰之,因抚为嗣,故称龙张二姓。另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谱牒,如[湘阴]《桃林吴氏义谱》,专载桃林吴氏义子世表;[浏阳]钟甲堂《刘亲睦祠特牌谱》,载捐资修祠堂名单,有捐名、配氏、世次、籍贯、附注各项。

 

1.4 分布情况。

湖南各地,包括湘西、湘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纂修过家谱,由于各地经济、文化条件的差异,纂修的数量有很大的差距。比较集中的是长沙地区,包括宁乡、长沙、浏阳、醴陵等县市;湘潭地区,包括湘乡、湘潭等县市;岳阳地区,包括湘阴、汩罗、平江、岳阳等县市;常德地区,包括常德、桃源、临澧等县、市。还有邵阳、新化、益阳等县市。湘乡应包括从湘乡划出的双峰、涟源、娄底等县市。下面以《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所收录的2255部湖南家谱为例。收录家谱的县市44个,占目前湖南行政区划县市的五分之二左右。比较多的是宁乡(72部)、湘潭(68部)、常德(武陵)(48部)、长沙(善化)(47部)、醴陵(45部)、湘阴(44部)、湘乡(39部)、浏阳(38部)、岳阳34部)、益阳28部)、平江(26部)等,与湖南图书馆所藏家谱情况基本相符。姓氏分布,仍以上书为例,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姓,前八位依次是刘(215部)、李(161部)、张(139部)、陈(128部)、周(109部)、黄(86部)、王(77部)、杨(70部)。也有稀有姓氏,如浏阳寻姓,长沙贵姓,慈利庹姓,江永奉姓,衡阳宾姓等。

 

2 内容、体例及特征

 

2.1 家谱内容。

明以前家谱散佚无考。明以后,一种新的家族制开始形成,它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宗旨,根据理学的伦理纲常制定宗规家法以约束族众。“尊祖”必叙谱牒,“敬宗”当建祠堂,“睦族”需赈济族产。修谱建祠,开办义学、义庄,耕种义田,管理祠产,家族活动自然多了起来。家谱的内容也逐渐由记载单一的血缘世系到比较全面记载家族的整体情况,内容愈来愈多,篇幅愈来愈大。不过,相对清代家谱而言,明代家谱的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例如,明正德十五年(1520)彭泽主修的《长沙青山彭氏会宗谱》。此谱是湖南图书馆馆藏中唯一的一部明代湖南家谱,纸质低劣,印刷粗糙。谱称始祖旭湖公江西吉州庐陵人,唐末领兵征剿黄巢,以老疾辞官,落籍长沙青山,六子随侍。是谱仅一册,有谱序、跋和世系图(表),谱采苏氏,小传内有迁徙源流简介。谱序为正德七年(1512)茶陵李东阳、新都杨廷和、铅山费宏的赠序。三人均当朝大员,官至极品,岂会同时为山村野夫之族作序,实为造假之拙劣也。[湘乡]《龙氏族谱》(清嘉庆三年敦周堂木活字本)仅新序就有14篇。

历史进入满清以后,湖南家谱纂修数量骤增,内容不断增加。就总体情况而论,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谱序。谱序是每部家谱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阖家或某几位族人撰写的序和当时名流写的赠序,以及跋语等。序跋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家族世系渊源、传承关系、修谱缘由和经过以及任事人员等,是熟悉、研究一部家谱的直接切入点,是了解该家族世系源流的重要资料。由于一次次地续修,序跋也不断增多,不仅有新修的序跋,还照录旧序,有些谱的序跋有10多篇甚至几十篇,如[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的序跋近30篇,有数万字之多。

谱例、谱论和目录。谱例又称凡例,用条文形式主要阐明族谱纂修原则和体例以及类目安排的理由。谱例强调家族血缘的纯洁性,维护以男子为中心的伦理纲常,表示遵循“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修谱原则。谱论一般是摘录前代硕学名人论家谱之重要的语录,也有直接把皇帝的喻民榜、喻民诏刊载在谱前,以告诫族人。目录又称总目,说明该谱的卷数、每卷的主要内容,多不注明页码,给检索带来一定困难。谱例和目录是识谱的入门指南,缘径方可探幽。

恩纶录。又称恩荣录、褒颂、诰勅、赐谕、告

身等。主要登载历代皇帝和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官员对家族成员封赠、褒奖文字,举凡勅书、诰命、上谕、御制碑文、祭文、赐匾等,靡不备载。如[湘乡]《叶氏续修族谱》(清光绪十年石林堂木活字本)前用50页的篇幅载“浩轴”。有些家族没有的,也要造些出来炫耀家世,唬弄子孙。

传记。一般家谱都有先祖像赞、小传,把本族先祖中有显赫身份的人绘成遗像载诸谱端,并附像赞。不少家族自称是黄帝的后裔,于是遗像从轩辕皇帝始,再才是列祖列宗遗像。大多数家谱不仅有先祖像赞,还有列传,对本族名望著世或德行懿范者列传志行,包括节妇、烈女,附载年谱、寿序、墓志铭、祭文、行述、碑铭等,[宁乡]《沩宁八仙石叶氏续修支谱》(清咸丰四年石林堂木活字本)有传记,包括行述、寿序寿文65篇,一卷之多。

族规、家训。这是每部家谱必载的内容,要敬宗收族,没有一定的族规、家法不行。族规、家训的内容十分庞杂,除了传统的宗法内容外,还有诸如财产继承、婚姻纠纷、禁盗禁赌、封山禁林等。有的谱载族规、家训几十条。如[湘乡]《阙里衍派湘乡孔氏支谱》(清乾隆六十年木活字本),仅家训就有二十二则:孝父母、友兄弟、睦宗族、洽姻邻、端闺化、择婚姻、供赋役、尚节俭、训子弟、存心地、勤职业、存厚道、安本份、崇廉节、恤孤贫、存忍让、慎言语、勿酗酒、戒浮荡、毋领忌、勿多事、戒健讼,长达50页,引经据典,“诲汝谆谆”。

典制。包括冠礼、笄礼、婚礼、祭礼等,有的谱以仪礼统之,含仪文、丧礼的图式,繁文缛节,长篇累牍。[长沙]《湘西许氏四修族谱》仅“宗祠祭礼”占18页,有行省牲礼、行迎神礼、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三献礼、行侑食礼、行饮福礼、行谢福礼、行先祭礼、行告祖礼、行辞神礼。还有的谱把祠规、祠产、义学、祀田的管理条例和契据也放在典制之内。

墓图、墓志。墓图绘有所在地地名、方位、四址交界;墓志介绍墓主的生平和墓庐建置情况。湖南家谱特别重视墓图,不少家谱都将其单独列为一卷,有的甚至几卷、十几卷,如清光绪二十五年西平堂木活字本《湘潭龙船港李氏六修族谱》,仅墓图就占了五卷;1921年颖川堂木活本《湘陕陈氏通话》墓图十卷、墓表六卷。

捐款、领谱名目。修谱是族人共同的事,必须

大家捐资,是族人对修谱的认同和责任。领谱名目是族谱修完后发给各房各派的登记记录。家谱是按房按派编号发放的,不能冒领。编号有的按“千字文”“天地玄黄……”;有的按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每字下再编号;有的按十二生肖“子丑寅卯申酉戌亥辰巳午未”,还有的以修谱宗旨编号,如“苟名宗睦族,继志述事,征文考献,敦本重伦”等等。

世系图。湖南家谱有很多称垂丝图,顾名思义,喻世系子孙绵延不绝,似垂柳丝丝。图实为表,多采欧式,以五世为一图,下五世格尽另起。称始祖为第一世祖或第一派祖,以此序列,清晰可考。有的谱分外世纪和内世纪,外世纪从受姓始祖至谱尊始祖(或始迁祖)止,内世纪则以始祖(或始迁祖)奉为一世祖或一派祖。

世系表。湖南多称齿录。“齿录”何解?《辞海》曰:“科举时代同登一榜首,各具姓名、年龄、籍贯等,汇刻成帙,称齿录。”很显然,湖南家谱中的“齿录”绝不是这个意思,而“好事之徒”却翻用了词意,可理解为:按家族辈分、长幼序列,各具派名、字号、生卒年、官阶爵次、婚配、子女情况。世系图、世系表是家谱的主体部分,大多数家谱外世纪有“图”无“表”,即有“表”无“传”。外世纪基本不可信,“遥遥华胄”,据史编造而已。

清代以后湖南家谱的内容大体上如前所述,但并非千篇一律,没有统一的类目设置要求,只是互相参照。因此,不同家谱内容上有增有减,有分有合,同一种家谱,后修的内容要多于前修的内容,大多如此。

有的家谱还有恩荣表、仕宦录,登载历代族人及第入仕的名单及简要业绩;派语,登载族人排行字辈,有的谱派行或称班次多达八十辈、一百辈,如[涟源]《洴田刘氏族谱》,可用几个世纪;著述、艺文,收录涉及族人的寿文、挽诗以及赋咏山水名胜的诗文;少数家谱列有余庆录,留下许多空页,作为草谱备用,装订于谱书之末,以示子孙绵延不绝。在私修家谱时,各家竞相仿效,以致于谱书愈来愈厚,内容冗余驳杂,不少家谱动辄几十册、上百册,真乃“煌煌巨著”。地方志乃一地之全史,却无以与家谱争高下。在纂修质量上,家谱却不可与地方志相抗衡。地方志纂修人员是从本地名流学者中遴选出来的,家谱只是在族人之中推选出来的。

 

2.2 体例。

湖南家谱多兼采欧、苏谱式。欧阳修先图后传,这里的“图”属“表”的范畴,是表与传的分别运用。苏洵谱图下注高祖至父之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几,某日卒,是表与传的综合运用。清代以后,湖南家谱虽然遵照欧苏“一图一传”的谱式,却有很多发展。综合地运用了正史、方志所采用的几种体裁,不仅有表、传,传不仅有小传,还有列传、墓志铭之类。增加了“图”,如墓图、祠图、人物图;“考”的内容也有所增加,如“世系源流考”、“姓氏辨”;“志”,如墓志,用“志”记载典章制度的原委;“纪”,记本族名人的事迹;“记”,记历年发生在族内的大事;“录”,如:嘉言录、先祖遗训录等。[新化]《吴氏九修族谱》(清光绪十九年三让堂木活字本)“凡例”始曰:“家乘与郡县志通志历代史相表里,是编为录三,表七合世系而为八,略二、记三、纪一,志则统为一而复分为三,务期确切明晰,不浮不衍,于近世各谱中自成一家之言。”(按:录三:序论录、存疑录、摭谈录;表七:嫡传表、派谱表、诰封表、贞节表、缙绅表、耆寿表、寿妇表,加世系录;略二:述前略、四礼略;记三:宗祠记、先茔记、宅里记;纪一:诒谋记;志:艺文志,把列传、行述、像赞也放在“艺文志”里。完全按照史书体裁是否合理,另当别论,倒也“自成一家”。)家谱修至清代,体例渐次完善,代有发展。结构亦趋合理,前后呼应,左右照顾,既能以纲统目,纲举目张,又能条目自现,纵横交错。究其原由,因为家谱纂修者成千上万,营造出了一个互相学习的广大空间,有学习,才有提高和进步。

民国期间的家谱,为涵括新时期的内容,在体例上又比前代有所创新。有的谱后用近代统计方法制作表格,标列类名也向志书体转化。如民国23年(1934)王振育等纂修的《湘潭泉冲王氏五修族谱》,为卷四十、凡三十册,兹列“目录”:

本原志;旧章志,内含历届修谱序跋,沿革目录,样本,凡例,任事列名,收支数目,及领谱字号等;世德志;茔域志,附茔域检查表;祠庙志,附祠庙墓庐公屋一览表;箴规志;礼节志;教育志,内述族校概况;著述志;公田志;契约志;义举志;惠泽志;水利志;交涉志;拾遗志;字名卷页年龄派系绝房检查及男丁统计表,同名表,年代生死族事记要表,妇所出女所适姓氏一览表,嫁娶人数比较表,职业统计比较表,历修人口比较表,平均年龄比较表,阴阳历对照表;派系录;垂系、齿录;于归代聘录;式谷录;殇葬录;待征录,内分世系待征、祖墓待征、遗著待征、族属待征;裕后录;全归录;修撰始末记。

是谱列目之详备,连谱牒研究专家,对中国家谱有广泛涉猎之经历的杨殿珣先生也惊叹不已 (11)

 

2.3 特征。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凸现特征。笔者对其他省市家谱无所考察,不可能比较出湖南家谱的特征。只是就经眼家谱谈个人认为有其“特征”的几个方面。

 

2.3.1 名人家谱多。

近现代以来,湖湘人才涌动,英雄迭出,从曾国藩到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就一世之业,彪炳中华史册,这是其他省市无可比拟的。作为家谱,本着扬善隐恶之原则,对本族之名人极尽渲染。诸如:曾国藩:[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谭嗣同:[浏阳]《谭氏谱》;黄兴:[长沙]《经铿黄氏家谱》(清光绪十八年修);宋教仁:[桃源]《宋氏族谱》(清光绪二十二年修);毛泽东:[湘潭]《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刘少奇:[宁乡]《南塘刘氏四修族谱》;任弼时:[湘阴]《毛塘任氏四修支谱》;彭德怀:[湘乡]九溪彭氏续修族谱》(1922年);胡耀邦:[浏阳]《西岭祠十修胡氏族谱》;罗荣桓:[衡山]《黑田罗氏九修族谱》;朱镕基:[长沙]《棠坡朱氏族谱》(80年代末朱镕坚在美国纂修)等等。

 

2.3.2 迁湘始祖多来自江西。

现所见湖南家谱中,在缕述世系源流时,有60%以上的家谱都称始迁祖在宋元明之际来自江西,特别是元末明初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庐陵、吉水,南昌府的丰城、南昌诸县。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 (12)的附录《移民档案》,收湖南各地家谱197部,其中迁出地为江西的148部,占75%;而迁出地是泰和县的54部,占江西的36%。早在1931年,谭其骧先生以清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乡土志》、《武冈州乡土志》、《湘阴县图志》、《靖州乡土志》中的氏族志表为依据,经过缜密的分析,结论为五代以后,湖南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几占三分之二;江西又以泰和最多,依次为丰城、庐陵、南昌、吉水、安福诸县。迁徙时代多在元明,而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尤为突出。(13)元末明初的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南大部分地区田园荒芜,庐舍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随后,苏、浙、皖、闽、赣人,特别是江西人大批涌进湖南,“从征”、“屯垦”、“宦游”和从事商贸活动,而江西人大都为稼穑耕垦而来,少有在城市繁华之地,多在穷乡僻壤之间。清代以后,湖南人口逐渐饱和,而外省移民日渐停止。而大批湖南人往四川、贵州迁徙,也有少量湘中、湘东地区向湘南、湘西以及洞庭湖区迁移的。民谣“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主要是指湖北了。清康熙以后,湖南发展比较快,经济、文化比湖北发达,成了全国主要的粮食输出省。

现在,湖南人一讲江西人,多称江西老表,笔者茫然不知何意,鉴于湖南人的祖先多来自江西的历史渊源,姑妄释之:表,有表亲之意,指父亲姊妹和母亲兄弟姊妹所生的孩子都称表亲;老,祖宗之谓也。“老表”即祖宗的表亲,“江西老表”,指江西、湖南两省人的祖宗存在表亲关系,是湖南人对江西人的一种“昵称”。

 

2.3.3 女子入谱。

家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产物,对女子是不尊重的,女子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属入谱,连名字也没有。但民国以后的有些湖南家谱,把女子放在和男子的同等地位写到家谱里去。如[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曾昭檆(约农)主修,1946年三省堂木活字本。“凡例”中明确说明“女子不字且经亲友公认为承嗣权者得照男丁例提行”,曾宝荪、曾宝菡都“提行”入谱,且曾宝荪还是监纂,谱后的“跋”也是曾宝荪撰写的。这样情况的家谱在湖南极少,不过,象曾宝荪这样的女中才子也极少。作为“晚清大儒”曾国藩的后裔曾约农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文明程度比一般家谱的纂修者要高一些,不过也是有限的,“已字”女子就不能入谱了。

 

2.3.4 版刻特征。

顾燕在《家谱的区域版刻特征》一文中讲了“湖南家谱的特征”,(14),大体如是说。湖南家谱在清嘉庆以前大都是雕板印刷,字体分软体和宋体两种,书品大,书宽30厘米左右,书高42厘米左右,版阔高,一般刻印较精。清嘉庆以后,绝大多数为木活字印刷,由于字模是拼排而成,加上字模的制造做不到完全一致,以致于出现字体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整,墨色深浅不匀,栏线互不衔接的现象。书品千差万别,大小不一,但多数是普通本,书宽20厘米左右,书高32厘米左右;版框宽17厘米左右,高26厘米左右。也有少数大本,书高达45厘米,书宽31厘米,多在湘北一带。也有小本,和现在的大32开本差不多,这是极少数。版框一般是上下双栏、左单右双,粗细栏线。版心一般是上方用黑体书谱名、单鱼尾,中间右书卷次、卷名,左书纂修年代,下方书堂号。谱中多使用小字,大字黑体一般只用世系表中的提行人名。家谱中纸质精良,印刷精细,装帧精美,能给人赏心悦目者极少。这与湖南刻印家谱的“谱匠”(尊称“谱师”)有直接关系。清代的谱匠以长沙、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宝庆、新化、衡州、永州为多,长沙、宝庆是刻印家谱中心。这些谱匠多是结帮成伙,四处流动,哪个家族需要刻印家谱就到那家的祠堂去,很难印制出质量上乘的家谱出来。民国以后,家谱逐步转向由书局印刷,质量相对有所提高,有些家谱印刷质量很好,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3 社会价值及利用辨析

 

3.1 家谱的社会价值

 

3.1.1 史料佐证功能。

这是家谱文献的主要功能,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自然地丧失了其现实实用价值,不可能象历史上那样起到它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但作为家族繁衍活动档案材料的家谱,可供相关学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经济史、妇女史、人物传记、伦理学、民俗学等若干方面的研究利用,有着巨大的学术史料价值,正如梁启超指出的家谱是“重要史料之一”,“实可谓史界瑰宝”。(15)

在移民史研究中,谭其骧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 (16)乃是利用家谱资料和方志·氏族志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学生曹树基的《湖南人由来新考》 (17)是又一篇力作。张国雄在撰写《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 (18)时,开始是希望在古代官方文献中获得直接了解,结果是记载太少,令人非常失望,只好转向主要利用家谱和地方志。阅读两湖家谱500多部,其中湖南家谱197部,详细地论述两湖移民氏族迁出地、移民动因、迁徙路线、移民人口、移民与经济、环境的关系。

仪礼在家谱中占有一定篇幅,如冠礼、笄礼、昏(婚)礼、丧礼、葬礼、祭礼等等,是研究民俗学的重要资料。[湘乡]《田氏三修族谱》(清光绪三十年紫荆堂木活字本)的“家礼酌宜”,仅“丧礼”就有18页,诸如发丧、告祖、入棺、吊丧、祭奠、出殡、守制等各个环节怎么做、怎么讲,都靡述无遗,有助于了解上湘一带的丧葬活动。

家谱就是人谱,是有血亲关系的男人谱。要研究人物的家族史,撰写人物传记,必须利用家谱资料。如《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十九卷首一卷,谱尊曾参为宗圣,一派祖,传四十二派孟鲁公迁茶陵,四十五派霸公南宋时迁衡阳唐福,六十二派孟学公明清之际迁湘乡大界。大界曾氏出了曾国藩兄弟,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晚清皇朝的柱石,名播天下。曾国藩属大界老四房贞桢房,第七十派,谱名传豫,下有长篇传记,其父毓济,名麟书,号竹亭;其祖父兴,名玉屏,号星冈;其弟传晋(国潢)、传谦(国华)、传恒(国荃)、传履(国葆),都有文字介绍。谱载李鸿章撰《文正公神道碑》、郭嵩焘《毅勇侯曾文正公墓志铭》、汪士铎《祭文正公文》、陈兰彬撰《太傅一等毅勇侯文正公祭文》等,卷三祖训,即“文正公遗训”,还有清同治、光绪皇帝褒奖曾国藩兄弟的诏敕、御制碑文、祭文,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曾国藩必须参考的。又如[长沙]《余氏草谱》,1943年白华堂油印本,余剑秋(名籍传)主编。余氏乃近代长郡望族,官宦人家。“草谱”详细地记载了余肇康、余肇升的儿子余范传、余簪传、余籍传、余箕传等余家俊彦的生平简历以及余家的姻亲关系,为我们研究余氏家族史和人物提供了原始资料。

在“谱例”(或“凡例”)中,对如何记录女性成员都有明确说明,一般都是以男性为叙述主体,在丈夫名下,附属妻子,曰“配某氏”,表示出夫为妻纲的宗法准则,对于一夫多妻的或妻亡续娶的,则有不同写法,如“妾”、“侧室”、“别室”某氏,或写作“娶”某氏,以别妻妾的名分。[益阳]《熊氏续修族谱》“凡例”曰:族人续娶叫“继配“,若娶的是再嫁妇,则书“续娶”,绝不书“配”字。谱中对妇女的贞节、在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规定,如实地反映了妇女在族权、夫权的压迫下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如《湘潭龙船港李氏六修族谱》“家训”、“家规”中的“肃闺门”曰:“季氏伯妇,隔阈语肥。内外有别,卑幼不违。中馈是主,无仪无非。三从克协,四德罔亏。牝鸡司晨,祸阶以成。母为冶容,倾国倾城。中冓蒙耻,辱及先人。肃尔闺训,作则在身。” “闺门之内,风俗攸始,须别内外远嫌疑。权柄必归丈夫,勿使干预外事。三姑六婆毋许入门,美婢俊童勿令在室。其有赋性凶狠,不敬舅姑、离间骨肉、不和妯娌、妒忌妾媵、致妨嗣续、闲游邻舍、不避猜疑、不事女红、不操井臼、好酒贪睡、惯鼓唇舌、播弄是非、割切不正、烹调不洁、私馔饮食、慢亵宾客、苛刻奴婢、不恤岁寒种种悍状,实干家政。轻者罪及其夫,重者屏之外氏,以示惩戒。其或女子已嫁而归及将嫁者,仍以世次列坐,不得辄居客位。违者罪坐父兄。”“闺门不肃”,还要“罪坐父母”,这是何等的不公啊!对所谓的“节妇”、“烈女”也予以列传褒奖。因此,家谱对妇女史研究可以提供正史及其他文献以外的资料。

不少家谱收录了田租契据、合约、祠田管理文书、房祠产出售文契、祖山育林禁约以及因田产、墓地纠纷而引起的讼案和判决书,虽然涉及的是一家一族,但对研究农村经济史很有帮助,有些材料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3.1.2 道德教化功能。

家谱中大多载有“族规”、“家法”、“祖训”、“家训”、“家诫”之类的内容,勿庸置疑,这些内容不少是“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封建卫道士说教和“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的封建主义思想。但也有对促进现代文明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如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友兄弟、睦近邻、慎婚姻、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忌荒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是辩证统一的,一个国家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只能是一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现代文明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取其精华,扬其糟粕,以几千年中华文明为依托,现代文明建设之花才会根深叶茂。当今,国家提倡“以德治国”,更要大力提倡和宣扬用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传统伦理道德来治理我们每一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治国兴。

“族规”、“家法”与“家训”在教化的手段方面是有区别的,“族规”、“家法”是以惩罚作为手段来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法秩序和家族统一的;而“家训”是以说教和训导的方法来实施其教化功能。仍如[湘潭]《龙船港李氏六修族谱》“家训”“谨丧葬”:“慎终之礼,人生大故。附身附棺,诚信是务,遵制成服,速营封墓,水火不虞,防之宜预,毋信堪舆,致滋延误,土厚水深,葬之孔固,既葬复迁,情同抛露,期我族人,谨於平素”。家规曰:“丧葬,称家有无,随力丰俭,此属定论。若一味简略得为而不为,与一味张皇不得为而为之,均为不孝。每见世之治丧者,耑务繁华,妆饰体面,修斋宴客,建醮若干日,开堂若干日,声名虽盛一时,父母究向所赖。又或酷信风水,贪谋阴宅,亲在则视为可有可无之人,亲没即居为求富求贵之具。揆厥由来,虽为亡亲谋域兆,实为自己计安全也。倘或年久不葬,一遇时势变迁,水火不测,毁伤暴露,纵得佳城,罪将安赎?然则虚费于无益之地。不若从厚于棺椁窀穸之为善也。凡遇父母有疾,预先置备棺椁,至于考终,急时加意收殓。一涉草率,后悔莫及。且以安葬入土为主,尽心营坟为要,择水深土厚之处葬之,使异日不为道路所侵,不为耕犁所及,俾父母遗骸得安寝于壤,亦已幸矣。至若掘人邱陇,营我佳城,则又断断乎不可者。如有贪乏无力及期不能举葬者,当量拨余沥稍为佐助,不惟上光祖宗,而且下裨孙子,良法美意洵可久远,倘敢迁延,鸣祠重责。“倘敢迁延”,绳之以“鸣祠重责”,这就是“族规”、“家法”的惩罚手段了。

 

3.1.3 寻根认同功能。

家谱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它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炎黄子孙已经走向世界,尽管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于所在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认同、政治认同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这种民族和文化认同提供了一定的根据。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大批的海外游子回到大陆寻根问祖,沿海地区更是形成了寻根谒祖热,家谱撰修热,内陆省份的湖南省也大致是这样。曾任美国旧金山湖南同乡会会长的钟武雄在美国工作、生活了近60年,1979年就回到湖南醴陵为父母扫墓,墓地所在就是根据钟氏族谱所载“墓图”确定的。后在父母墓庐旁建起了一幢三层楼房,每年要回醴陵住上几个月,并且要求其在美国的子孙轮流回醴陵。把他在醴陵的亲戚的子弟近百人送到美国在他开的几家餐馆打工,为醴陵家乡捐资办学、建立留学奖学金,兴办福利事业。与朱镕基共曾祖的堂兄朱镕坚在美国与儿孙续修[长沙]棠坡朱氏家谱,以联络雨田公(朱镕坚曾伯祖)、岳舲公(朱镕坚、朱镕基曾祖)在海内外的朱氏后裔。家谱在寻根问祖,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海外联谊工作,团结“三胞”和华人,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确有其他文献资料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2 家谱利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既要充分肯定家谱的史料价值,确定它在历史文献中的地位。同时,要认识到家谱是 “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 (19),用家谱史料,必须严格甄别真伪,不可全信全疑。私修家谱的通病是追认“帝王圣贤泽被后世、文章节义昭垂史册、为后儒仰宗”的古人为始祖 (20),“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徙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21)文天祥就说过,家谱“凿凿精实,百无二三” (22)[浏阳]张氏八修族谱(清嘉庆二十四年孝友堂木活字本),张声扬等在福建六修、江西义宁州七修张氏族谱的基础上续貂浏邑张氏世系,称受姓世祖挥,黄帝之子少昊金天氏第五子,字玉爵,号天禄,当诞时始制弓矢,因赐姓张。奉汉留侯张良、唐相张九龄为祖,“八修”尊挥第一百三十四代孙化孙公为始祖,宋淳熙至淳祐时人。而何祖于何时从何地迁浏阳,谱却未载,世系源流缕述不清。浏阳张氏或为五代之前北方移民之苗裔,或为土著,攀援福建张氏,宗在渺渺之际,何以敬宗收族。谱前载吕蒙正文天祥“原序”,吕、文何时为几修张氏族谱撰写序言,未作任何交待。吕蒙正(9441011),北宋时三度为相,文天祥(12361283),南宋名臣,二人相隔200多年,如何同时为张氏族谱作序,荒诞无稽。桃源翦氏因出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而闻名遐迩。[桃源]《翦氏族志》述翦姓由来时,说翦氏本姓哈,新疆维吾尔族,因战功卓著,受皇帝“赐姓”,一说是元帝,一说是明太祖,始祖哈勒·八十及其子拜著战死后,荫授翦氏后裔为常德卫正指挥使,历时五代,可明清《常德府志》无载,只载其后裔任过左千户,显然是伪造先祖官阶。据笔者推断,拜著次子常黎落籍桃源后,忘情桃源山水,在桃花溪对岸剪刀溪筑庐定居,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人文环境,于是因剪刀溪之名,易哈氏为剪氏,因邑而氏,古之通例。直到清道光以后,剪氏后人因“剪”字不雅,改“剪”为“翦”。对此,笔者已著专文发表,以正翦氏由来之源。

湘西古为苗蛮聚居之地,世居者为土著少数民族,其远祖绝非汉人,后民族混居,渐次汉化,但总是苗蛮后裔,具有苗蛮血统。已经汉化的少数民族,为了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取得社会认同,讳其所从出,乃以远祖托名于往代伟人,演绎其迁徙源流,附会出显赫的家族世系背景。如[城步]《杨氏通谱》“源流总序”中称杨氏“衍于黄帝”,受姓始祖为杼公,生于周成王三十年,食采邑杨国,为杨侯大夫,始以杨为姓,杨国古号宏(弘)农,乃黄帝所封之地。三十五世祖杨震,字伯起,东汉人,有廉声,汉安帝勅命封为关西夫子。屡传至再思,生于唐懿宗咸通元年(860),五代时奉命守沅州,梁高祖开平四年(910),擒斩盘踞飞山(靖州界内飞山峒)之叙州蛮首潘全盛,以功封银青荣禄大夫、辰州刺史。再思确有其人 (23),五季时飞山有承磊者,附于叙州蛮潘全盛,为楚将吕思周所杀。既擒全盛,承磊族人再思以其地附于楚。旋复自署为诚州刺史,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号十峒首领,再思能保据一方,著威惠,没后民怀思之,至今庙祀不绝。伯起与再思渺不相及,断乎不可信也,且飞山之杨初不始于再思 (24)。杨氏本西南溪峒著姓,唐末以来,繁衍于靖州、通道、绥宁、城步、新宁一带,其谱述源流歧义自现,间有神话故事,难以自圆其说。即使少数民族中的大姓望族,也落托名造祖的窠臼。如溪州彭氏,湘西众土司之长,史称“北江诸蛮,彭氏为大”。历五代梁、唐、晋、汉、周和宋、元、明、清九姓王朝,为时817年。彭氏宗谱称溪州彭氏为江西吉州庐陵(应为吉水)人彭瑊之后。彭瑊,正史杂史均无传,通鉴载:梁开平四年,吴遣“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玕弟瑊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于是有学者 (25)曰:“楚以瑊为溪州刺史,子彦晞(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清同治《龙山县志》“土司考”则称:“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著冲”,著冲败走,又命人困毙于洛塔山石洞。“瑊于梁开平间归顺,命为溪州刺史,子彦晞(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而梁开平四年(开平之末一年)瑊犹在吉州,为吴将敖骈所围,焉得与吴著冲争雄长于蛮中乎?吉州之彭与溪州之彭既并著于一时,使其固为同宗,何以五季诸史,竟无一言提及乎?谭其骧先生曰:吉州之彭与溪州之彭“则殆如风马牛不相及,断乎为绝无关系也” (26)。后晋天福四年(939),溪州刺史彭士愁引锦、溪州蛮万余人寇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讨伐,越二年,士愁兵败,遣其子师暠率诸蛮纳溪、锦、奖三州印清降。马希范采以“蛮”治“蛮”的羁縻安抚策略,仍命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并立铜柱以盟誓。铭文中有曰:“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立三四代,长千万夫。”而彭瑊至彭士愁仅二代耳,彭氏被命为溪州刺史,果如自瑊姓,在铭文中必有所反映。因此,彭氏后人或凭口述谱系,或存心作伪,冒籍江西而已。也有的家谱,因传主离籍,长期与家乡少有联系,纂修者只是根据他人口传致使史事失实和失载。例如,[湘潭]《韶山毛氏四修族谱》(1941年西河堂木活字本),有关毛泽东及其亲属的一些记录就不准确。“族谱”载:毛泽东,字詠芝。而世人只知道毛泽东,字润之。“润之”是否是后来改的呢?其实,“族谱”记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字润芝”。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字,也就是说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表示成年了,要取字。取字是极有讲究的,名与字相表里,谓之表字。字是对名的一种解释和补充。“毛泽东,字润芝”,这里主要用“润”释“泽”,“泽”、“润”同义互训,用“詠”就不好解释了。之所以是“润芝”,又要与毛泽民,字詠(润)莲,毛泽覃,字詠(润)菊联系起来,三兄弟取字是衔接的。至于什么时候改成“润之”,可能是毛泽东1914年到长沙上师范学校读书时改的,毛泽东有深厚的古文修养,对取名取字无疑是精通的。“润芝”有点土气俗气,而“润之”则很大气文气,还十分豪气。“族谱”中还记录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第四个儿子远怀,“出抚弟泽铭(民)承祧”,也就是毛泽东把第四个儿过继给了毛泽民。毛远怀确有其人,确是毛泽民的抚子,但不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而是毛泽民的元配妻子王淑兰收养的烈士遗孤,原姓王,后改姓毛,谱名远怀,现名毛华初。1938年被王淑兰送往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省档案局副局长、省教育厅副厅长,是已经离休的正厅级干部。1951年后,毛泽东数次召见毛华初夫妇及其子女,以叙天伦。由于不了解这些情况,有些研究“毛氏族谱”的学者提出或“考订”了一些令人可笑的问题 (27)。有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用心去研究,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书。总之,对家谱要放在历史与社会中去认识、去鉴别,切忌不要盲目相信。去伪存真,正确地使用家谱资料。

4 对当前修谱活动的看法

 

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纂修家谱过去被禁止的“封建宗族活动”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多是一些离退休干部和教师,不少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族中的“长者”、“尊者”,努力发挥“余热”,很投入地工作过和工作着。新修家谱,孰是孰非,社会各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提倡、不制止的宽容态度。因而,新修家谱活动似有蔓延之势。对家谱资源的研究、开发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家谱有些单位正在进行抢救性收集和整理,这无疑是正确的,是对家谱历史价值的一种认同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界的人都在支持新修家谱,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起来,以免引起误解。为了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841120,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对有关部门和单位下发了一个《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通知”中强调了“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肯定了家谱的史料价值,这与新修家谱是两回事。而当前很多新修家谱纂修者把“通知”中有关部分赫然地印在家谱首页上,显然是一种炒作“理论依据”的行为。纂修新家谱,对积累和保存家族资料,增强族人之间的联系,传递和沟通彼此间的信息,是有一定作用的,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但现实价值极其有限。可以用一句话表明笔者的看法:有弊无害,不无作用。

家谱的历史作用已基本失去,其功能的丧失决定了其继续纂修是否有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纂修家谱的目的是为了敬宗收族、规范管理族人和族内事务,这些目的靠修族谱能够达到吗?无疑是不可能的。在当今经济、文化、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人们流动的空间非常广阔,不可能再象以前时代一样,被闭塞在一个地方,更不可能在家族的约束下从事生产和生活。家谱所载的“族规”、“家法”对族人失去了惩罚的作用;“祖训”、“家训”同样也教化不了族人,世系渊源决定不了子孙后代的命运,族长完全丧失了控制族人的权力,无法行使管理、规范族人的手段和措施,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家谱还有多少新修的价值。现在某些农村,还存在一定的族权统治现象,那里的基层政府组织一定是涣散的,甚至名存实亡,人们也不可能有序地进行生产和生活。

修家谱是为了“奠世系,序昭穆”,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世系如何延续?“序昭穆”必须建祠堂,否则,祖宗牌位往哪里摆?建祠堂就要搞摊派,用“宗族”精神去说服和动员族人捐钱捐物,祠堂倒是建得很宏伟,而学校却是破破烂烂、歪歪斜斜,乃笔者亲眼所见,为此还组织过村民座谈,试图扭转这种状况。其实不建学校,也是不“敬宗”的表现,“祖宗”希望后人有文化,能家族兴旺。另外,为了“收族”,凝聚族人,历史上采取置义田、义庄,靠义田、义庄的收入赈济贫穷的族人,如今能做到吗?群众生活困难,靠自力更生,靠政府救济,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是绝对帮不了忙的。

现在,社会上哪些地方在修谱?哪些姓氏在修谱?修谱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怎样?笔者是坐班族,不可能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去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不甚了然。有人介绍 (28)江西省泰和县梅冈王氏宗族举行重修宗谱告成典礼暨散谱仪式情况,参加者有1200人之多,第一天祭祖,仪式之复杂,令人惊诧,晚上是电影招待;第二天拜谒祖坟,队列蜿蜒达五华里,浩浩荡荡,鞭炮鼓乐齐鸣,热闹非凡,晚上由泰和县采茶剧团演出采茶戏;第三天散谱,后举行盛大的合族会餐,晚上又是采茶戏。文章作者说,颁谱仪式,成了乡民们一次真正的狂欢。人们,特别是妇女、孩子,这几天不上学、不劳作,参加这种古老而又有现代气息的散谱仪式,怎么不叫他(她)欢呼雀跃,欣喜异常呢?!而笔者却认为这种“狂欢”是悲哀而又愚昧的,与时代太隔膜了,“狂欢”后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可能是家族观念的复苏,更多的人是“好玩”、“过瘾”的回味。新修家谱是否会导致宗族矛盾和纠纷,时有所闻,却无实证。但对于那些宗族矛盾多发区,是要慎修家谱的。在80年代初期,笔者曾在湖南某小县任副七品芝麻官,深刻地体会各级政府对宗族矛盾及纠纷的头疼和无奈。每到清明节、中秋节前后,以及干旱季节,政府都要组织大批人员下村,防止因争坟山、争油茶山、抢摘油茶果、抢水截流所引发的宗族械斗。宗族械斗是相当够档次的,除了锄头扁担,还有自制的土铳之类。有的地方,从满清皇帝在位一直打到现在,两村之间势如水火,村民们一贫如洗。象这样的地方再搞什么修家谱,恐怕引发的矛盾会更多,因为家谱内是要记载宗族矛盾的。那时没有发现谁家在修谱,而建祠堂已经开始,祠堂落成时,全村同姓人要聚餐,笔者曾参加过这样的聚餐,还被请为上席,因官居七品,颇令该族人引为荣耀。

某些赞成新修家谱的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修谱可以凝聚海外炎黄子孙。历史家谱是有为寻根问祖提供依据的功能,已如前述。新修家谱是否也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但起码这种功能在日渐弱化、淡化。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大陆开门迎客,不少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探亲访友。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早年从大陆出去的耄耋之辈,和大陆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思乡情绪迫使他(她)回“家”,乃人之常情。但有些人回来后,又出去埋怨大陆的路不好走,上厕所不方便,酒店的服务态度不好等等,借机又把大陆攻击一番,但人家说的问题“实事求是”;也有的带了很多东西回来,诸如衣服、手表、首饰,还有缝纫机、自行车(有的就是上海产的凤凰、永久牌自行车)、录音机、电视机等送给亲友,因为不好分配或受赠者不满意,弄得人家很尴尬,发出“胡归来”的感叹。而现在,大陆经济发展很快,物质也极大丰富,海外归来的人再也不用托运很多东西,倒令他(她)们犯愁的是买什么礼物好去送大陆的亲朋戚友。因此说,联络海外炎黄子孙,不是靠家谱作为纽带、桥梁,而要靠国家的强盛,靠综合国力的提升,靠民族的强大,海外华侨、华人才能昂首阔步地在世界各地行走,国家是海外华侨、华人永远的家。老一辈海外游子按照客观规律逐渐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祖宗观念”将会愈来愈淡薄,再过若干年,家谱为何物,恐怕他们都不知道了。而有一些明知根在大陆的“不肖子孙”,他(她)们不但不寻祖归宗,反而断根“独立”。如祖籍福建漳州诏安太平镇白叶村的陈水扁,祖籍漳州南靖县书洋乡田中村的吕秀莲之流(29)。吕秀莲在任台湾省桃源县“县长”时,曾踏上回故乡之路,在先祖留下的古井边说:“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这叫饮水思源。”可她早已将她说过的话忘诸脑后了。

在《中华谱牒研究》上有一篇钱杭的文章《谁在看谱?》 (30)此文是接着梁洪生的文章《谁在修谱?》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笔者非常赞成钱文的结论:“然而族谱到底是为谁编撰的?到底是谁在‘消费’这一产品?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族谱‘生产者’自己,包括处在族谱‘生产过程’每个阶段中的发起者、投资者、编撰者和修订者。正是这些族谱‘生产者’,出于种种目的为自己‘生产’,也由他们自己来‘消费’的。”手头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印证钱文的结论。一是[望城]《龙塘苏氏族谱》二十六卷(2000年武功堂铅印本),10册函装,纸质精良,印刷、装帧堪称上乘。纂修者是上海铁路局系统的一位退休干部,1948年由长沙考入京沪杭区铁路局。是谱为民国十五年(1926)龙塘苏氏七修族谱的增补本,增补“1926年至今子孙徙居各地已蒐集之资料“,大量的篇幅是纂修人为其祖父、父母撰写的祭文和自己八十寿庆的情况,包括“八十寿赞”、“寿庆志盛”、致寿词、答谢词、文艺演出,甚至包括剧目、演员情况,还有大量彩色照片,有一册之多,一族之谱几成一家之谱,这样的谱就是自己修给自己看的家谱。二是[益阳]胡氏十修族谱,1999年铅印本,纂修者是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是谱前言中引用列宁语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用高尔基等外国文学家的话作为“补白”。第十二章是纂修者的夫人摘自六七十种报刊杂志的育婴抚幼的资料,“做合格的父母,养最好的后代”,72个页码,占全书267个页码的27%,确属不伦不类,是对家谱“神圣”的一种亵渎。该族共有人口360多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且因修水库而延徙益阳各地,按户摊派,每人10元,少数户拒交,“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不重视,不参予”(见该谱“编后记”),印了124本,用别人的钱,塞自己的私货,美其名曰:供族人参考。这样粗制滥造的家谱除了自己“欣赏”,又有谁再去翻呢?! 坦率言之,笔者是不赞成新修家谱的,但并非主张数典忘祖。而是推崇将修家谱的热情转化成实际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光大中华传统美德,也恪守做人的基本准则。

 

注释和引用文献:

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谱例》
(2)
王鹤鸣·中国家谱知多少·中华谱牒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11月(《中华谱牒研究》以下简称“中华谱牒”下略)
(3)(15)
梁启超·中国近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北京:中国书店,1985
(4)
转引自“中华谱牒”第69
(5)(11)
杨殿珣·中国家谱通论,图书季刊,1946
(6)
胡昭镕·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出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7)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
(8)
见“中华谱牒”第282292
(9)
杨冬荃·家谱定义新说·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
冯尔康·宗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18)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13)(16)(19)(24)(26)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
(14)
见“中华谱牒”第326327
(17)
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北京:历史地理,
(20)
朱轼·朱文瑞公集·卷一·高氏族谱序
(2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6·钜鹿姚氏族谱序
(22)
文天祥·庐陵文丞相全集·卷八·跋李氏谱
(23)
(乾隆)《湖南通志》苗防二,再思原作再兴,按再兴,南宋时人,其为再思之误可无疑。
(25)
谢华·湘西土司辑略,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
宋平生·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2
(28)(30)
见“中华谱牒”第346353
(29)
刘丽英·华声·根在海这边——台湾连氏、吕氏、陈氏宗亲闽南祖籍探秘,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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