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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渊源         
 
读《孙子揭秘》并与高友谦先生再商榷
来源:网络
作者:孙立国
2017-02-16
评论:0  点击:454

高友谦先生的《孙子揭秘》,依据赵金炎先生在《孙武故里史料集成》中汇集的13篇孙逖家族的墓志铭,深入透彻地分析、阐述了由于孙逖(唐开元二年进士,曾任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受《五经正义》(唐太宗御笔钦定)的影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地在为其家父孙嘉之撰写墓志铭时写下了:“府君讳嘉之……,故属安乐,盖齐大夫书之后”的文字,而使其家族的多位成员,同样在《五经正义》的影响和“先人之语”的制约下,一错再错地将自己家族的世系链接到“陈书(孙书)”的世系上,又因为这一家族的辉煌腾达,将“富春”等地的孙氏联宗起来,形成了唐朝中、后期“乐安孙氏”的大郡望。再因为这一家族中在当朝出了个宰相——孙偓(孙逖三弟——孙遘的重孙),导致“北宋时,欧阳修、吕夏卿编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便把该家族的谱牒作为信史编入国史。结果,给后人留下了一篇关于孙子与孙氏世系的伪经典文献,缪传千年。”读着高先生的文章,联想到各地宗亲们对姓源问题的争论,随写出以下的文字,现刊发如下,请各位宗亲及所有关心孙子世系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五月四号,当我冒雨取回了从“当当书社”网购的、高友谦先生著作的《孙子揭秘》后,确实是夜以继日地发了三天时间细读了一遍。原因是:

1、高先生的多数观点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参见富山一鸣宗亲于去年626日转发到网上的《细说孙乙立姓和孙武世家》),使我有“相见恨晚”之感。

2、自2002年,我一直就在寻找高先生的《孙

子新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却始终未能如愿。现在能偶然得其新作,岂不令人兴奋?自然要“先睹为快”啦!说“高先生的多数观点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是因为:

1、高先生在该书中考证了“孙姓的圣地在戚城”(P1);

2、“孙姓为‘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玄孙良夫生林父,林父生嘉。’由此看来,直到唐代晚期,官方的姓氏著作依然把卫国康叔及其后人卫武公、武仲乙、孙良夫、孙林父等人,视作是全国孙姓人的共同先祖”(P4);

3、“戚城:外交之都……惟有这戚城的断墙残垣,还依然耸立人间,见证着孙氏家族与卫国的繁荣与衰落。”(P10);

4、“孙子故里在阿鄄……可见,直到公元前470年,鄄城依然属于卫国领土……换言之,孙子顶多是个齐籍卫裔人,而不是一个纯粹的齐国人。”(P25——29);

5、“而在此之外,还存在一个世俗的、谱牒学中的孙子世系,它由唐代豪门孙逖家族一手打造,全然出自附会与杜撰。遗憾的是,千年以来,流行的恰恰是这个唐人杜撰的孙子世系。”(P90

“…这样,孙逖家族所虚构的妫姓孙氏世系,就搭着《新唐书》(宋代人欧阳修、宋祁、吕夏卿等人所编)这一载体,借尸还魂,获得了永生。它流行后世,覆盖全国,最终成了社会的主流观点,影响千年。”

“结果,孙逖家族的无知之言与无根之说,最

终变成了全国各孙姓望族的集体共识。不知不觉,历史就被这个唐代孙姓豪门给劫持了。”(P142

6、“当然,孙逖家族的姓氏新说,并非全然捏造,他们也有一条似是而非的证据,出自西晋学者杜预(222——284年)。在《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十九年》‘孙书’条下,杜预注释说‘孙书,陈无宇之子子占也。’而在《哀公十九年》‘陈书’条下,他又注释说:‘书,子占也。’显然,是杜预最先把‘孙书’、‘陈书’混为一人。” (P135

7、“汉简《孙子》是目前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孙子》版本。我们从简本部分篇章中已有‘孙子曰’三字,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早在西汉时,《孙子》就是以第三人称——即以孙子后学或者说是孙子崇拜者的口气——展开叙述。这表明:叙述者肯定不是孙子本人。”(P146

8、此后,高先生在列举了汉简《孙子》的43项用词造句、语义章法、论证举例后,写到:“根据以上所述,笔者现在断言:《孙子》十三篇的作成年代,应该是在战国末期,最早不会超过战国中期……”

在阐述上述观点的过程中,高先生着墨最多的是第七、第八个问题(P146——P234)。其次是对第五、第六个问题的阐述(P113——P145,除此之外,还散见于多页)。再次是对第二个问题的阐述(P102——112)。

在对第二个问题的阐述时, 高先生分别以:

1、“《大宋广韵》说孙姓”为题,指出“……据《宋本广韵》卷一‘混第二十三’韵部‘孙’字条记载:孙姓是‘周文王子康叔,封于卫,至武公子惠孙曾(生)耳,为卫上卿,因氏焉。后有孙武、孙膑,俱善兵法,各撰书。凡太原、东莞、吴郡、安乐四望’

“别看《广韵》这条记载不足50字,但是却包含了以下四个重要信息:

1)孙姓起源于周代卫国,其始祖是卫武公。

2)孙武、孙膑是卫国孙氏的后人。

3)孙姓郡望有四个,即太原、东莞、吴郡、安乐。

4)作为郡望,乐安郡又名安乐郡。…………

“《广韵》成书于1011年,比《新唐书》早49年。《广韵》有关孙姓起源和孙姓郡望的记载,保留了《唐韵》乃至《姓苑》的有关内容,代表了中唐天宝年间官方与社会大众的普遍看法。”(P102

——104

2、“《元和姓纂》说孙姓”为题,指出“……《元和姓纂》的记载表明:晚唐时,全国的孙氏郡望虽然已有九支之多,但是大家公认的孙氏姓源,却只有卫国的康叔——卫武公——武仲乙——孙良夫——孙林父这一条脉略。显然,《元和姓纂》和《广韵》都认为:春秋卫国孙氏是中国孙氏之根。”(P104——106

3、“乐安孙氏话姓源”为题,指出:

1)、“孙处约家族的观点:孙处约(603——671年)……

“孙处约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孙侹……,封‘富春男’……;次子孙俊……,封‘乐安子’……;三子孙敬……;四子孙佺……,封‘会稽公’……。

“孙处约的曾祖父孙灵怀,后魏时曾在清河郡担任太守……孙处约去世后,葬于洛阳邙山。其墓志(《唐故司成孙公墓志铭》)现藏洛阳古代艺术馆。据该墓志记载:

‘公讳处约,字茂道,本千乘乐安人也。自支分岐岳,绪派淇川,康叔以□弟匡周,孙惠以宗卿辅卫,姓因王父……’

“孙处约家族虽然认为孙姓郡望在“千乘乐安”,但同时也认为,孙氏起源于周代卫国,是姬姓的一个分支,其始祖是卫国的开国之君康叔。”(P110

2)、“孙义普家族的观点:孙义普……生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卒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享年93岁。该墓志铭记载:

‘君讳义普,字智周,乐安人也。受命作周,懿亲分卫……兵法修列,武流称于强吴……’

“……可见,以‘乐安人’和孙武后人自居的孙义普家族,也认为孙姓出自卫国。”(P111

3)、“其他乐安孙的观点:孙少矩(813——864)墓志:‘府君讳少矩,以讳为字,厥先乐安郡人也。承周文王少子之遐裔,康叔之胤绪,方立氏焉……’”(P112

“再如《唐幽州内衙□将中散大夫试殿中监乐安郡孙府君神道碑》也记载说:

‘府君讳壬林,字茂卿,其先安乐人也,姬姓,周文王□子武王母弟唐(康)叔为卫侯,居河、淇之间。……孙武仲以王父字为氏焉,继位上卿。良□(夫)林□(父),著于春秋。其后,孙武入吴,王阖闾将,善用兵,□□□□□齐宣王将,□(擒)魏将□□(庞涓)于马陵,虏魏太子名□(申),护子孙遂居齐安乐,□其□孙会宗□安太守。……’”(注:碑文中括号内的字,为高先生所加)(P110——113

通过以上的举证和阐述,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在唐朝时期,尚有许多“乐安孙”自报家门地承认自己是卫国孙氏的后裔。它既可以说明:在此之前,不论是官方,还是社会大众,人们在撰写谱书或碑文的时候,还是有“谱(含‘口头谱牒’、‘文字谱牒’、‘祭祀本’等)”可依的;同时,它又可以说明:

1)、在此之前,不论是官方,还是社会大众,人们对孙姓的姓源,还普遍认可于“姬姓孙氏”或称“卫国孙氏”。

2)、在此之前,不论是官方,还是社会大众,人们还普遍将孙武、孙膑归属于“姬姓孙氏”或称“卫国孙氏”。

在对第五、第六个问题的阐述时, 高先生:

第一、首先以“大唐豪门孙逖家”为题,开宗明义地写道:

“在孙姓起源问题上,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是一条分界线。

“在此之前,孙姓的墓志,大多从卫国孙氏说起……当时的正统观点是:孙氏源于姬姓。”

接着,高先生慎密地考证出“孙逖,唐代洛州巩县(今河南巩义)人,祖籍博州武水县……开元二年,他高中进士。最初任起居舍人,后入集贤院任修撰。

“开元二十一年,孙逖任吏部考公员外郎……负有主持全国科举考试的重任。他‘挺志鞠练,不受请托’,一干就是三年。后调中书省,任中书舍人。晚年改任刑部侍郎,官居四品。后因中风,告老退休。孙逖有文集30卷传世。

“孙逖祖上五代都是单传。虽然个个做官,却都停留在县令、县丞这个层面……孙家的飞黄腾

达,其实是从孙逖这一辈才开始。

“孙逖弟兄四人,他是老大。三个弟弟分别叫孙遹、孙遘、孙造。孙逖共有四个儿子,即孙宿、孙绛、孙成、孙视。

“唐朝三百年,共出过三位孙姓宰相,一位是孙处约,一位是孙元亨,再一位是孙偓。孙偓就出在孙逖家族,他是孙逖三弟孙遘的曾孙……从695年孙嘉之进士及第,到895年孙偓出任宰相,200年间,这个家族历六世而不衰,前后共培养了十几位进士。其中有三位‘知制诰’成为皇帝的大笔杆子;有七位官至节度使或经略使,手握兵权,成为大唐的封疆大吏;此外,还有侍郎、刺史等高官多人。……

“在《孙武故里史料集成》里,赵金炎先生汇集了13篇孙逖家族的墓志铭,其中有8篇出自孙逖家人之手,另外5篇出自亲友之手。……正是通过解读这些出土碑文,笔者发现了孙逖家族伪造谱牒,嫁接姓氏的秘密过程,进而揭开了孙逖家族到底是如何选择祖先,剪裁历史,苦心经营和打造出‘孙书’这个假冒的姓氏品牌”(P113——115

第二、为了便于论证之用,高先生以:“文公也有作伪时”为题,展开叙述:

“孙嘉之是孙逖的父亲,生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进士出身……其墓志由孙逖撰文,全称为《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收录在《全唐文》第313卷,其中这样写道:

‘府君讳嘉之,字某,魏郡武水人也。故属安乐,盖齐大夫书之后。晋有长秋卿道恭,有子曰顗,避地河朔,后世居焉。顗五世孙、魏光禄大夫惠蔚,为本朝大儒。自时厥后,不陨其业。公即光禄元(玄)孙也。曾祖孝敏,隋大业中并州晋阳县令,所居之聚,聊设衡关,至称为晋阳里。祖仲将,皇朝郓州寿张县丞。父希庄,皇朝韩王府典签。自晋阳至府君,四世而传一子,故五服之内无近属焉。府君四岁而孤,无所怙恃,外祖刘士杰因官居于潞之涉县,府君自幼及长,外族焉依,克自激昂,允迪前烈。弱冠,以文章著称,……天册中以进士擢第,与崔日用、苏晋俱为考功郎中。……历洺州曲周,宋州襄邑二县令……’”

并指出:“关于孙逖家族的先祖、世系与祖籍,孙嘉之墓志铭向我们透漏了许多信息。该墓志是出土的孙逖家族墓志中年代最早的一块,历史信息最

为原始,因此尤为重要。”

然后高先生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分别考证出:

1、“孙逖祖籍在聊城……聊城沙镇,这就是孙逖家族的祖籍地——唐武水县。

2、“首认孙书为始祖:以往,孙姓人都习惯用卫康叔、卫武公、孙良夫、孙林父、孙武、孙膑、孙权甚至孙叔敖等历史名人作为姓氏符号。与此大为不同,在孙嘉之(孙逖之父)墓志里,孙逖却说其家族‘故属安乐,盖齐大夫书之后’——认为自己是齐大夫‘孙书’的后人。

“这是孙逖的一大发明!

“自此以后,孙逖家族的墓志都继承了这一说法,只认齐国‘孙书’为始祖。至于卫国孙氏,他们从来都不提。…………

“在古汉语里,虚词‘盖’字,既是推原之词,有大概、大略之意;同时,也是传疑之词,有据说、可能之意。孙逖说:‘盖齐大夫书之后。’这个‘盖’字用得很妙!……谁曾想,他的揣测之言,后来被其家人继承下来,写入了家族谱牒。从此,其家族便自称起‘孙书’的后人来。于是,‘孙书’也就成了这个家族的姓氏品牌(P118——119

3、“冒认孙惠蔚为高祖:孙惠蔚生于北魏兴安元年(452年),历任平东将军、济州刺史和光禄大夫。‘……神龟元年(518年)卒于官……子伯礼袭封。’……

“而(孙逖为)孙嘉之(纂写的)——(此句前面括号内的字是笔者添加的)墓志铭却记载说:‘魏光禄大夫惠蔚,为本朝大儒。自时厥后,不陨其业。公即光禄元(玄)孙也。曾祖孝敏,隋大业中并州晋阳县令……祖仲将……父希庄……’……按照志文记载,孙逖家族的早期世系是:

“孙惠蔚(高祖)——孙孝敏——孙仲将——孙希庄——孙嘉之(玄孙)…………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孙惠蔚是北魏人,生卒年代为452——518年;孙孝敏任‘晋阳县令’的时间是‘隋大业中’,即605——618年;父子二人居然会相隔百年!这怎么可能呢?”(P119

第三、高先生以:“妫姓孙氏出笼记”为题,写道:“自从孙逖定下基调,确认‘孙书’为始祖后,其历代后人都遵循不悖,并为打造‘孙书’这一品牌,做出了许都新的尝试……

1、“修改世系攀前贤:……孙成是孙逖的三儿子,生卒年代为737——789年。最初孙成以父荫授长安县尉,后来历任洛阳县令、京兆少尹、苏州刺史等职。最高位至桂管观察使。……生前曾获‘乐安县开国男’爵位,死后赠太子太傅。其墓志由二哥孙绛撰文,现藏河南省新安县千唐志斎。据孙成墓志记载:

‘君讳成,字思退。孙氏之先,盖齐大夫书之后。晋有长秋卿道恭生顗,避地于魏之武水,故属乐安,后世居焉。顗五代孙惠蔚,仕魏为光禄大夫,

以儒学风鋻称。君即光禄玄孙之玄孙也。……’

“孙成的去世时间比孙嘉之晚了50年。与祖父墓志相比,孙成墓志既有继承,也有修正。继承表现在:坚持以‘孙书’为始祖,以孙惠蔚为高祖,仍然不理会卫国孙氏与兵家孙子。而修正则表现在两方面:

“(1)、随意篡改孙惠蔚的祖籍。

“根据《魏书·儒林传》记载,孙惠蔚是‘武邑武遂人’其墓志也记载说:孙惠蔚死后葬于‘世邑武遂’。而孙成墓志……竟然把自己家族的祖籍地——‘魏之武水’说成是孙惠蔚的祖籍。……

2)、对家族世系进行修改。

“孙成墓志说:‘君(孙成)即光禄玄孙之玄孙也。’按照这一说法推算,孙逖家族的世系应该是:“孙惠蔚——?(子)——?(孙)——孙孝敏(曾孙)——孙仲将(玄孙)——孙希庄——孙嘉之——孙逖——孙成(玄孙之玄孙)

“这样,孙孝敏就由孙惠蔚之子,变成了孙惠蔚的曾孙;孙嘉之则由孙惠蔚的玄孙,变成了孙惠蔚的六世孙。这样,就把其家族世系的明显漏洞,给掩盖起来了。但是,孙惠蔚与孙孝敏之间所多出的这两代人到底是谁?……”

2、“说法两歧有玄机:孙起是孙逖三弟孙遘的儿子,生卒年代为744——812年,生前曾任新郑县尉和白马县令。其墓志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首次杜撰了孙书‘受邑于乐安’一说……:

‘府君讳起,字晋卿,乐安人也。自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至后魏光禄大夫讳惠蔚,以儒学振耀一时,为时师友。其后六世,至唐宋州司马赠秘书监讳嘉之以降,复以文学孝敬……’

“孙起墓志铭作于812年,这一年,《元和姓纂》修成。据《元和姓纂·孙氏条》记载:‘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五代孙惠蔚……’(与孙起墓志)对比后我们发现,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

1)、《元和姓纂》是以孙武为乐安孙氏的始祖;而孙起墓志却根本不提孙武其名,只认‘孙书’为始祖。

2)、《元和姓纂》以汉代青州北海人孙宾硕为远祖;而孙起墓志却根本不提孙宾硕,只认孙惠蔚为远祖。……拒绝承认‘乐安孙’的公认祖先——孙武与孙宾硕……”

3、“嫁接陈姓立山头:孙简(约769——850年)是孙逖的曾孙、孙宿的孙子、孙公器的儿子,是宰相武元衡的女婿。……进士出身,早期任中书舍人、同州刺史与陕虢观察使。……(841年),升任河中节度使。此后,改任兴元与宣武节度使。后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及太子少保等职。……

“……九年之后,当他去世时,在其墓志里,便出现了几行惊人的文字。正是这几行文字,彻底阉割了孙姓的文化之根:…………

“……‘公讳简,字枢中,其先有妫之后。齐太公田和□□□□□□□齐大夫,以伐乐安之功,遂封于乐安,因赐姓孙氏。吴将军武,书之孙□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迁□□□□□至隋,并州晋阳县令、唐封晋阳公讳孝敏,公之上代祖也。……固辞铭曰:公之世光,积□□源,炽昌之势,□自陈田。将军□□,吴主霸权。……’

“孙简墓志由唐宣宗宰相令狐綯撰文,全名为《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分司□□上柱国乐安县男孙府君墓志铭》,现藏洛阳市古代艺术馆。…………

“孙简墓志最新奇的说法有三个:

1)、最先提出乐安孙氏出自妫姓,认为孙书是齐国田和的后人。

2)、首次把孙武列为孙逖家族的先祖,认为孙武是孙书之孙。

3)、首次认定‘富春’和‘乐安’孙氏同宗,并开始对双方的名牌祖先进行重组,实现资源共享。”…………

“显然,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因为它颠覆了以往有关孙姓起源与孙子世系的所有表述。

“显然,这也是一次糟糕的突破!因为后世有关孙姓起源与孙子世系的许多混乱,都和这次突破

有关。…………

“唐会昌、大中年间,孙简、孙范,再加上孙景商,一族之内竟然出了三个节度使!他们都执掌兵权,成为大唐的封疆大吏,所以当时‘世推显家’。更不用说后来又出了个宰相孙偓了

“看来,经过数代人的不断经营,到了唐宣宗大中年间,孙逖家族已经成为海内孙姓第一显族。以这个家族为枢纽,位于南、北两地的‘乐安孙’与‘吴郡孙’,也开始相互联络,相互叙谱,相互共享孙姓名人资源了。…………

“……整合中,孙逖家族对百年家神——‘孙

书’,进行了重新定位,把他作为‘乐安’与‘富春’孙氏的统一品牌,推向社会。在姓源问题上,他们不仅继续奉行该家族的一贯策略,置卫国孙氏于不顾;而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干脆改换门庭,另立山头,推出了所谓的妫姓孙氏世系。”

4、“改门换姓多荒唐:

“公元前386年,田和篡权自立,史称田齐。显然,‘太公田和’是战国人。

“而据《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九年(前523年),‘孙书’参与伐莒之战。显然,‘孙书’是春秋人。

“而孙简墓志铭说“‘其先有妫之后。齐太公田和□□□□□□□齐大夫,以伐乐安之功,遂封于乐安,因赐姓孙氏。吴将军武,书之孙’……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以文章名世的孙逖家族,居然会把春秋之人‘孙书’,说成是战国之人田和的后裔。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5、“信口雌黄说祖孙:

“孙筥是孙逖曾孙,孙简七弟,生卒年代为788——860年…………其墓志由孙简之子、集贤院校理孙纾撰文,全名为《唐故前左武卫兵曹乐安孙府君墓志铭》:

‘府君讳筥,字秘典,其先即吴大夫孙武孙书是也。尔后分为数派,居吴者为富春氏,居宋者为乐安氏……’

“……公元866年,苏州昆山县令孙嗣初去世,墓志由其三弟、太常博士孙奭撰写,其中依然写道:‘□□□□□□□□□□和之裔。和孙书实有功于齐,封于乐安,赐姓孙氏。……’”

“归纳孙逖家族出土墓志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个家族在伪托姓氏方面,主要有以下系列动作:

1)、公元739年,孙逖说其家族‘盖齐大

夫书之后’,最先打出‘孙书’这张牌,并信口将北魏人孙惠蔚(452——518年)认作自己的五世祖。

2)、公元789年,孙成墓志对家族世系进行修改:将孙惠蔚改说成孙逖的七世祖,并将孙惠蔚的祖籍由‘武邑武遂’改说成‘魏郡武水’。

3)、公元812年,孙起墓志首次提出孙书‘受邑于乐安’,开始为孙书其人虚构功业。

4)、公元850年,孙简墓志首次提出孙氏出自妫姓,并把孙氏世系嫁接到齐国田氏那里,认为‘孙书’是战国人田和的后裔。

5)、公元856年,孙景商墓志对孙氏和田

氏的姓源关系进行修改,不再提‘齐太公田和’了,而是改口说孙书是齐国大夫田完的玄孙,因‘伐乐安有功,封乐安,赐姓孙氏。’

6)、公元860年,孙筥墓志说:‘其先即吴大夫孙武孙书是也’,居然认为‘孙书’是孙武之孙。

7)、公元866年,孙嗣初墓志再次把春秋之人‘孙书’说成是战国之人‘田和’的后裔。”(P120——129

高先生的详实举证和审慎分析,可以说是点滴不漏地把孙逖家族如何因孙逖的一句“盖齐大夫书之后”的基本定调,最终导致该家族“所虚构的妫姓孙氏世系,搭着《新唐书》这一载体,借尸还魂,获得了永生。它流行后世,覆盖全国,最终形成了社会的主流观点,影响千年”的全过程剖析得淋漓尽致,真相大白。对澄清史实、拨乱返正,确实起到了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作用。从高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观点的形成,既有人为的、个人认识上的因素,也有社会的、深层次行政影响的因素。说它有“个人认识上的因素”,是因为在当时文化知识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个别人很难“博览群书,刨根问底”,却极易“人云亦云,添枝加叶”;说它有“深层次行政影响的因素”,是因为在当时科举取士的条件下,大家受唐太宗颁发的“五经正义”的桎梏,一般人谁敢去旁逸斜出、另立他说呢?!如果谁敢那样做,不仅会断送自己的前程,甚至还会遭到杀头之罪。这一点,我们从孙逖的一句“盖齐大夫书之后”的模棱之语中,也当有所感悟。连孙逖这样的人物,也只能含糊其辞,何况一般的平头百姓呢!

说到“五经正义”,这里还需做些说明:贞观十四年(6 4 0年),唐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

此后,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即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等),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证,皆由孔颖达定夺。孔颖达首先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由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 ;首开“以传附经”之先河,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并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见解最高,体例最善。于是,被孔颖达选定为《春秋经》的“标准注本”(《易》用三国时魏国的王弼注;《书经》用伪孔安国传;《诗》用西汉的毛公传,郑玄笺。《礼》用东汉郑玄注)

五经注疏脱稿后,由唐太宗御笔钦定为《五经正义》。《五经正义》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疏解时一般不突破原书的范围。如《毛诗正义》对《毛传》与《郑笺》之异同不加评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断其是非。《春秋左传正义》也是如此。刘炫曾著文批评杜预注的一些错误,对刘炫的驳正,《正义》一概加以否定。这样,《五经正义》就承袭原书的某些错误。因此,其以讹传讹,自相矛盾之处就在所难免了。——看来,在此之前,就有人对杜预的纰漏有所认识了,只是因孔颖达“一概加以否定”,而无可奈何罢了。

显然,《五经正义》并没有对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做什么修订。只是从形式上肯定了它的“标准注本”的地位。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这样,杜预编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纰漏,也就被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这或许也是导致孙逖家族墓志铭一错再错的原因之一吧。高先生作为一个族外人士,并且又有自己的专研课题(从“百度”网中查得,高先生一直从事建筑风水学的研究,很有造诣,并著有多部专著),尚能如此执着地研讨我孙氏的姓源问题(著有《孙子新传》和《孙子揭秘》),由此足见其学术态度的严谨和工作作风的执着。在此,我由衷地道一声:钦佩!

不过,高先生的“孙逖家族所虚构的妫姓孙氏世系,搭着《新唐书》这一载体,借尸还魂,获得了永生。它流行后世,覆盖全国,最终形成了社会的主流观点,影响千年”的观点,暂时或许还不会被我族中不少有成见的族民所接受。据我了解,当前,我族中尚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坚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观点不放,认为“《新唐书》是官家修的,是铁板钉丁,谁都不能更改。” ;认为“现在评论孙子世系,是拿‘老祖宗’开算!” 。以致使孙剑宗亲也不得不说“齐国孙氏即乐安孙氏,受姓始祖是孙书。由于该支孙氏出现了孙武、孙膑、孙权等人,以至于该支孙氏对后世引响较大。现在目前能看到的大部分谱牒,基本上都是该支(乐安堂)孙氏后裔。但是,因为孙书得姓的原因(齐景公赐姓)有点牵强,对此疑问较多,有的说是卫国后裔等等。由于没有详实的资料,目前只能坚持《唐表》的说法。虽然大家都知道《唐表》的说法基本上都是错的。” 在《炎黄孙裔》上,也有人提出:“对孙子世系不予讨论。” 看来,某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己之见,却决意要否认历史的真实了!殊不知,在当今文化知识大普及、网络信息大发展的形势下,任何固步自封,都难以实现自欺欺人的目的!

其实, 从高先生的著作中,从陆允昌先生的《孙子研究新探》、杨师群先生的《中华姓氏谱·孙》、以及鄙人的《细说孙乙立姓和孙武世家》、《云阳孙氏宗谱》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孙武、孙膑、孙权等人的祖源,原本就应该归属于卫国孙氏,只是因为晋代杜预先生的一笔误注、唐代孔颖达先生的一项硬性规定、唐代孙逖宗亲在文化专制环境下,撰写的一句似是而非的墓志铭、加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编者——吕夏卿先生的以讹传讹,才把这一祖源搅得面目全非,让人无所适从。我们今天来修正这一“世俗的、谱牒学中的孙子世系”,正是为了寻根索源、认祖归宗,敬祖先以血食!在这方面,高先生《孙子揭秘》的出版,或将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在该书中,高先生着墨最多的是第七、第八个

问题:其主要观点是:

1)、孙武、孙膑实为一人;

2)、《孙子兵法》理当成书于战国末期,最早不会超过战国中期。

对高先生的这两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原因是:

1、孙武和孙膑,在《史记》中就明确地被分为两人,并写道“孙武既死,後百馀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後世子孙也。”

2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残简,不论现代人如何评判,但是,其中“吴孙子”和“齐孙子”的存在与区别,却是无法混淆、不可磨灭的。

3、与孙武相关的阖闾、伍子胥等历史人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承认了他们存在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否定孙武存在的真实性。

4、成书于汉代赵晔之手的《吴越春秋》,没有理由去虚构孙武其人。

5、至于《左传》中没有记载“孙武”其人的问题,原因是:

(1)、在伴随国君、相国等“国家领导”出征的情况下,“大将”是难得上镜头的。因此,也就很难留名于各国史官的笔下。

2)、在国君、相国的陪同下,而由孙武指挥的那场“破楚入郢”之战,是一场“胜也匆匆,败也匆匆”的侵略战,交战的双方都无脸面将此事通报与诸侯。特别是孙武战后的急流勇退,更使其战功难以载入各国史官的“新闻记录”。

3)、若不是伍子胥的饮恨自裁,从而使其结局与孙武急流勇退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不是吴国的迅灭亡;从而使孙武为保命计而隐身于穹窿山再修兵书,孙武的赫赫战功和高风亮节及其《孙子兵法》,恐怕真的要湮灭于世了。或许正是由于伍子胥的饮恨自裁,从而使其结局与孙武急流勇退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正是由于吴国的迅灭亡,从而使孙武为保命计而隐身于穹窿山再修兵书,才使孙武的远见卓识和其著作《孙子兵法》,倍受人们的关注,并得以流传下来。

6、根据对《中国历史纪年表》、《史记》、《左传》、《中华姓氏谱·孙》(李学勤主编)、《孙子研究新谈》(陆允昌著)、《中华谱牒知识问答》(李道生编著)及其他多部谱书所提供的资料,鄙人研讨并提出了人类的“代际系数”的命题,并将其确定为“±28(参见百度网:“细说人类的代差与代际系数”一文)。然后,根据这一系数,结合《中国孙氏世系源流》(陆允昌,孙远谋编著)、《中华姓氏通史·孙姓》(甘满堂著)及《龙门孙氏宗谱》等文献,编制了《中华孙氏代际模拟示意图》(参见百度网)。现简要将其展示如下:

孙乙(前751)――孙炎(前723)——孙纥(前695)——孙鳅(前667)——孙良夫(前639)——孙林父(前611)——孙蒯(前583)——孙书(前555)——孙武(前527)——孙明(前499)——孙顺(前471)——孙机(前443)——孙操(前415)——孙膑(前387)……

注:(1)、以上所列人物,仅是各代代际之间的代表,并不一定都是亲子关系。

2)、以上所列世系是笔者根据《中华姓氏谱·孙》、《中华姓氏通史·孙姓》、《中国孙氏世系源流》等公开发表的史学文献综合编排的,绝不是个人的凭空杜撰。

3)、各人物后面括号内的数字,是该人物的“理论生年”。其代差都是按代际系数“± 28定位的。他们的实际生年,都没有超越其理论生年“±28”的范围。

4)、按照上述各代代表人物理论生年“±28”的推算,他们的相传事迹,与他们当时应有的年龄基本相符。如:孙乙于公元前719年(32岁)自立孙姓;孙林父于公元前559年(52岁)联合宁殖驱逐卫献公;孙蒯于公元前563年(20岁),在反击郑国的入侵时,随其父出征,“获郑皇耳于犬丘”,公元前547年(36岁),与其父一起,共同上演了戚地保卫战的主角戏,设计一举歼灭了宁喜的先头部队和得力主将,从而奠定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基础;孙书于公元前523年(32岁),随高发伐莒;孙武实生于公元前535年(部分专家的推定,又在理论生年,即前527年±28的范围以内),前518年(18岁)入吴,前512年(23岁)献兵书拜将,前506年(29岁)破楚入郢;孙膑于公元前354年(33岁),参与桂陵之战,公元前341年(46岁),参与马陵之战,计杀庞涓。

5)、毋庸讳言,说孙书为孙蒯之子,目前尚无文字资料可查。但是,根据孙林父(当时,人们习惯以“父”字命名,如“荀林父”、“孔父嘉”等),字“文子”,其子曰“蒯”(一种生于水边、其茎可用于造纸,或直接书写文字的植物),曰“嘉”(肥美的沃土,如陆机的“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曰“襄”(相助而成)。父子、兄弟间的名字,都饱含着相辅相成之意。那么,孙林父这位位居卫国上卿、文武兼备、叱咤风云的人物,为其孙起名曰“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位“孙书”能“因伐莒有功,赐姓孙氏”(这里的‘氏’是爵位,而不能理解为‘姓’。‘赐姓孙氏’应理解为‘赏赐孙书家为公爵之家’),才导出此后的“国书”、“陈书”和“东郭书”呢!衍至其重孙,由孙蒯这位同样文武兼备的“爷爷”命名为“武”,也就自然而然了。

6)、其中孙乙生年的取值,是根据卫武公

于公元前812年夺兄继位推定的。现在根据百度网的介绍,卫武公(约前853——758)。这一个“约”字,以及在当时情况下的卫武公的“95岁高龄”,或许对我的推定也是一种诠释吧。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武与孙膑,绝对不会是同一个人。他们俩相差四辈,恰好与《史记》“孙武既死,後百馀岁有孙膑。”的记载相吻合。因此,我认为,高先生的“孙武、孙膑实为一人”的观点值得商榷。

关于“《孙子兵法》理当成书于战国末期,最早不会超过战国中期。”的观点,我的看法是:

若就《孙子兵法》的语言特色和举例,来判定《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我很赞成高先生的上述观点, 但是:

1、就以高先生的观点:“汉简《孙子》是目前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孙子》版本。” 陆允昌先生的观点是:“《孙子兵法》孕育于齐,草成于齐,修正,充实于吴。”(《孙武研究新探》白山出版社2 0 0 4年版。)如此说来,《孙子兵法》自其“草成”,到“汉简《孙子》”,跨时当达600年之久。大家知道,“汉简”之前的文字传播,全靠抄写。所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最为古老的《孙子》版本”,恐怕也是《孙子》原著的第几十,乃至上百个版本了。在这近百次的转抄中,每一位转抄者(其中自然包括孙武本人),都有可能加入一些个人的见闻和感悟。这样,即便是“目前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孙子》版本”,也有可能真是“成书于战国末期,最早不会超过战国中期。”呢!然而,我们能否就此断言:“《孙子兵法》理当成书于战国末期,最早不会超过战国中期。”呢?!大家知道,电灯与火车,并不是爱迪生和瓦特制造的。但是,我相信,不少国家的教科书在叙述电灯与火

车时,都会涉及到爱迪生和瓦特。

2、若以冯梦龙先生在《东周列国志》中对孙武献与阖闾的《孙子兵法》一书的结局所做的作交待:当孙膑的老师——鬼谷子把经自己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传授给孙膑时,说道:“昔汝祖献于吴王阖闾,阖闾用其策,大破楚师。后阖闾惜此书,不欲广传于人,乃置于铁柜,藏于姑苏台屋楹之内。自越兵焚台,此书不传。吾向与汝祖有交,求得其书,亲为注解。行兵秘密,尽在其中,未偿亲授一人。今见子心术忠厚,特以付子。”

冯先生的交待,明确的告诉我们,孙武献与阖

闾的《孙子兵法》,因“越兵焚台,此书不传”。言外之意,鬼谷子因“与汝祖有交,求得其书”,并“亲为注解”的《孙子兵法》,是孙武于数十年后的“再书”,并不是孙武献与阖闾的原版著作。

据《词源》“鬼谷子”条注释:“鬼谷子,相传战国时楚人……《史记》载苏秦、张仪‘俱事鬼谷先生学术’”。可见,鬼谷子“求得”的“其书(孙武的《孙子兵法》)”,确实是孙武于“战国时”的“再书”。若流传于后世的《孙子兵法》是经过鬼谷子“亲为注解”的版本,那么,该版的《孙子兵法》确实有其“后学者”的功劳。不过,“昔汝祖献于吴王阖闾,阖闾用其策,大破楚师……”却可以说明,当时的孙武,确实曾向阖闾献过兵书。

按部分专家们的观点,孙武当生于公元前535年(理论生年是公元前527年),依其“急流勇退”的性格和“隐于穹窿山”的传说,他完全可以活到公元前425年前后。这样,其“再书”的《孙子兵法》,自然就“著成于”“战国中期”了。如果流行于后世的是其“再书”的再抄本,而再炒者又添加一些自己的见闻和感悟,那么,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最为古老的《孙子》版本”,岂不要带些“战国末期”的“时代语言”了?!别人的不说,就是我们自己要修改个人以前的文章时,恐怕也要用一些与时俱进的“时髦词语”,去置换那些不合时宜的“陈词乱调”。所以,若一味地就《孙子兵法》的语言特色和举例,来判定《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我认为有些失之偏颇。

3、众所周知,诸子百篇,有许多都是后人的追记;“伪托”也是那个时代,乃至唐代以前的部分文人的惯用伎俩(现代的部分文人则惯于“剽窃”)。然而,不论是“追记”还是“伪托”,他们“追记”和“伪托”的,多是客观实在的名人名言——起码说是自己崇拜的“偶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无法怀疑“孙武”及其著作兵书的真实性。

4、退一万步说,就算《孙子兵法》为其“后学者”所为。但是,按照当今的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来说,谁注册了,或注册于谁了,谁就享有了专利权,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

5、我在《细说“孙子兵法”的成书与扬名》(参见百度网:《细说“孙子兵法”的成书与扬名》)一文中,对《孙子兵法》成书过程的看法是:“初稿于孙蒯(语录式),再稿于孙武(“说理性散文”的“十三篇”),并因孙武的威名而享誉世界”。若从时间上说,就是:

1)、孙蒯(孙林父的长子,孙书的父亲,孙武的爷爷)在其子孙书“伐莒”受封后,(前523——前518年),回想起自己家族(卫国孙氏)的兴衰荣辱以及自己的多年隐忍,便相继记录一些人生感悟,即语录式、提纲的箴言,并将这些箴言作为“识字课本”,教育其长孙孙武。在教育的过程中,必然要向其介绍一些家族征战的故事。这样,在孙武的心灵中,早已埋下攻伐据守的多种战例。

2)、公元前518年,已到结婚年龄的孙武,或因家庭矛盾,自愿入赘于吴国。由于人生地疏、新婚燕尔,便在夫人的怂恿下,以爷爷的箴言为提纲,纂写起“兵书”来。这时,恰遇伍子胥招贤纳士,便将孙武介绍给了阖闾。于是,孙武便获得了向阖闾敬献兵书的机会。所以,孙武此次所献的兵书,是在其爷爷初稿的基础上,经过他与妻子的共同努力创作的。这一点,我们从《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遣词用语中——或可略见一斑。

3)、吴楚之战后,孙武鉴于阖闾等人在郢城的暴行,或许也受夫妻恩爱的影响,激流勇退,回归故里。阖闾死后,夫差、伍子胥在诚邀孙武不归的情况下,遂封其子孙明受爵。

4)、吴国灭亡后,孙武在“为保自家性命”和“耻不食‘越栗’”的双重思想支配下,隐居于穹窿山。闲暇无事,或在其亲友、故属的要求下,再书《孙子兵法》,并增写了“吴王问”等篇。——这才是后来刊行于世的《孙子兵法》。

鉴于上述理由,我认为,在吴国的“破楚入郢”之前,孙武确实曾向阖闾敬献过《孙子兵法》。尔后,因“阖闾用其策,大破楚师”,才使孙武的《孙子兵法》声威大震,竞相传咏,由此而确立其“兵经”的地位。孙武也因此而被尊称为“兵家鼻祖”。所以,说“《孙子兵法》理当成书于战国末期,最早不会超过战国中期。”的观点,我认为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至于“孙书姓高不姓孙”的观点,由于手头没有资料考证,就不妄加评论了。不过,我认为,只要考证出中华孙姓的姓源问题,至于其后的兼容并蓄,则更显孙氏的魅力了。

我的以上阐述,对 高先生的观点,既有赞赏,也有质疑。有冒昧之处,请高先生多多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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