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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渊源         
 
春秋时期之“将军”与孙武的确切身份
来源:网络
作者:不详
2018-05-29
评论:0  点击:373

孙武的身份,自古至今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将军”(亦称“将”)。司马迁是站在汉代角度指称“将军”,故而不足以说明孙武的身份。笔者认为弄清春秋时期“将军”的概念含义,对于确认孙武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  

 

一、春秋时春秋时期之“将军”

 

春秋时期“将军”称谓最早出现在晋国,其内涵各国大同小异。首先,“将军”一词在春秋时期单指三军之统帅和一军之主将,以及主将的副手“佐”。如晋国晋侯“使士毂、梁益耳将中军”,其实是“士毂将中军,梁亦耳佐之”。杨伯骏先生谓:“佐亦统兵之人,故俱言将。”(《左传?文公八年》)又如晋国大夫为劝谏魏舒拒受贿赂时说“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魏舒此时身为中军的主将。唐杜预注曰:“魏子中军帅,故谓之将军。”(《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在晋国,“将军”就是指三军的将佐六人。当晋国实行五军制时,有将佐十人为将军(《左传?文公六年》);实行六军制时,六军将佐共十二人为将军(《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各国通常情况下都保持为三军制。

 

其次,春秋时期通常“将”与“帅”称呼是互用的。而在西周时期和春秋初年,二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将尊师少,称将”。何休注曰:“师众者满二千五百人以上者也”,“师少者不满二千五百人者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可知“将”与“帅”都是统率部队的首长,区别在于统兵的多寡。统兵多者为“帅”,统兵少者为“将”。到春秋时期,国家军队编制单位由原来的“师”而改称为“军”,一军的人数早已由一师的二千五百人增为万人,“帅”与“将”的称呼已经不单纯是以统兵的多少为依据,因为将与帅所统之兵都超过了二千五百人,代之的是二者称呼的互用。如齐国“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国语?齐语》)。这里一军之主将应该称为“将军”而却被称为“帅”。作为中军之鼓的齐王乃三军统帅,当然是“帅”了。晋襄公“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左传?文公六年》)一事,《公羊传》谓“君将使射姑将”,《谷梁传》载“使狐射姑为将军”。这里《春秋》三传皆把应称为“帅”的狐射姑称为“将军”。有时各军之主将,统称为“帅”,“四军之帅……军帅强御”(《国语?周语中》)。但是,晋国在特定时间内确定全军首长和各军首长时,“将军”和“元帅”称呼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这里指的是三军统帅。“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曰隙谷可”。而下文晋文公求“将”之时“乃使栾枝将下军……使狐毛将上军……使先且居将上军……使赵衰将新上军……胥婴将新下军”(《国语?晋语四》)。这里,全军之统帅称为“元帅”(意为全军第一帅),而各军之主将则无二致的称为“将”。秦对三军统帅亦称“帅”,“崤之役,晋人既归秦帅(孟明)”(《左传?文公元年》)。南方之楚国“楚人还自徐,吴人败之豫章,获其五帅”(《左传?昭公十三年》),此战统帅是楚灵王,其五大夫应该称为“将”,而此处称为“帅”。春秋时,各国的三军统帅及各军的主将大都称为“帅”,也称为将军。吴国亦然,“获其二帅”之“帅”本是“将军”却称为“帅”(《左传昭公二十一年》)。由上可知,“将”与“帅”名称在各国都是相互通用的。“帅”有时则专指三军统帅,这是当时的共识,如“三军可夺帅”(《论语?子罕》)便是一例证。

 

其三,由于各国大致都是一万人为一军,故“将军”所统兵之数额为一万人。而作为全军统帅(中军主将)之“将军”统兵数额,乃随各国所置“军”之多少而确定。

 

其四,春秋诸侯以“卿”统军,故“卿”一般就称为”将军”.先王之制“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左传?昭公三十年》)。“元侯(诸侯)作师,卿帅之”(《国语。鲁语下》)。在《国语?晋语四》里,“将军”即为“卿”的记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公使赵衰为卿……。(由于赵衰的推荐)乃使栾枝将下军。”“公使原季为卿……(由于赵衰即原季的推荐)乃使狐毛将上军”,这里卿与将军等位,卿与将被视为一体,卿就是将军,将军就是卿。但有时各军将佐人员已满,则为卿者只能专职卿了,“以一命命隙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左传?僖公三十年》),杜预注“虽登卿位,未有军列”。也就是说,隙缺虽然任为卿,但由于未担任军职却不能称为“将军”,即卿不一定都是将军。一般来说,各军之“佐”以上皆为卿(《国语?晋语七》)。在吴、楚、越南方等国则统军者为上大夫,但上大夫却不都是当然的统兵者。

 

其五,春秋时期各国中军主将就是全军(三军)的统帅。一般情况下各国都以国君统率中军,国君也就理所当然的是三军统帅。当国君不在军中,统帅三军的就是中军主将,中军主将就是三军统帅。各国皆如此。

 

其六,在诸侯国中,通常中军帅也是国家的宰相,宰相就是三军统帅。晋国比较典型,素以中军帅秉国政。“作三军,使隙谷将中军,以为大政”(《国语?晋语四》)。魏献子接韩宣子当了国家宰相,而他又是中军帅,也是当然的全军统帅。赵盾将中军,“宣子(赵盾)于是乎始为国政”(《左传?文公六年》)。大部分国家由国君任中军主将而统帅三军。齐国“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国语?齐语》)。齐王为统领中军的主将,也是三军的统帅。如吴国,(孙武军事生涯时期内)对外作战主要是由吴王任三军统帅,身为宰相的伯嚭任统帅一次,仅很少几次由非宰相任统帅(太子王室之人为主)。秦国孟明既是军队统帅,但同时“使为政”(《左传?文公二年》),说明秦国也是军队统帅兼任宰相。郑国詹伯自僖公三年就已担任执政,“郑有叔詹(即詹伯)、堵叔、师叔三良为政”(《左传?僖七年》),直至过了二十三年的僖公三十年,才“以詹伯为将军”(《国语?晋语四》)。这是因为詹伯在晋军压境的危机时刻大义凛然,拯救了国家和百姓,从而被任为将军。这个将军就是军队的统帅。可知,在郑国宰相不像晋国那样是当然的军队统帅。

 

其七,春秋时期除各军的将佐可以称为“将军”之外,其他军队高级管理人员都另有本职名称,而不能称为“将军”。如晋军有“司马”一职“职主军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虽然是领导集团的高官,但也只能称“司马”而不能称为“将军”。又如“御戎” 、“车右”,本义是说古代兵车,主将在中指挥,“御戎”在左驾御公之戎车,“车右”在右负责应付突发之事等。而实际上“御戎”同时是掌管兵车及御者的官员,“弁纠御戎,校正属焉,使训诸御知义”(《左传?成公十八年》)。“车右”同时是掌管兵革役使的专使,都是军队的高官(《左传?桓公三年》)。二者地位很重要,这从《左传》在讲到各国诸侯出征时,都无例外地把二者的位次放在紧随将佐的位置之后便知。“御戎”和“车右”的地位高出将佐之外的其他军事官员,但不称为“将军”。据《左传?成公二年》载,晋国的军队高级管理层的官员有主管军法的司马,有主管军事工程的司空,有主管部队殿后收容的舆师,有在军中主管谍报侦探工作的候正,有在军中也领兵征战但却不“将”一军的亚旅。《左传?襄公十九年》载,在司马之上有主管卿将之御车者和士卒训练以及负责军政的军尉,“祁午为军尉……军无秕政”(《国语?晋语七》)。《尚书牧誓》载,在亚旅的后面有掌守王门、亦领兵打仗但不“将”一军的师氏。按《左传》成公二年、襄公十九年载,三军之将佐为“三命”之官,司马(或军尉)至候正(或亚旅)等诸位高级军事干部为“一命”之军官。三命的将佐在当时被称为将或将军,而一命之官不能称将军。古代卿大夫有三命、二命、一命之别,命多尊贵。司马等官虽在当时不称为将军,但也属卿大夫之列,也属军队最高级领导集团成员。按战国以后将军的称谓看,也应称为将军。又如周天子有“环列之尹”,这个职务在汉代称为卫尉、唐代称十二尉大将军,在春秋时却不能称为将军(《左传?文公元年》)。同是司马,在楚国“司马”一职位置很重要,“楚薳越帅师……救州来”,薳越职为司马,当统帅子瑕(宰相)病时,则由身为“司马”的薳越代理统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从《左传》关于楚国“司马”的其他记载看,似乎司马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统帅。

 

其八,《左传》有几处把守城之首长称为“帅”,如吴灭楚之二邑,楚人称二守城首长为“二帅”(《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按春秋“将”“帅”称呼相互通用的习俗,这里守城“二帅”也可称为守城“二将”。这就与孙武在《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所说“城之守将”的提法一致。但这里之“将”与三军之“将佐”是有差别的。

 

其九,各军首长虽然同为主将,但地位相差较大。各军主将地位取决于其所统之军在全军序列中的位次。各军将佐之间的地位和权力责任有很大差别。春秋时各军内部之间的上下级“将军”指挥关系和尊卑序列是,中军帅——中军佐——上(或前、右)军帅——上军佐——下(或后、左)军帅——下军佐……,各军主将除中军主将乃全军统帅之外,按排序,下一军的主将地位低于上一序列军的“佐”,要听从上一序列军的副手“佐”指挥。也就是说,主将不一定大于“佐”,“佐”未必小于主将。三军之各军将佐地位之关键,在于主将和佐所在军的序列(《国语?晋语五》)。如晋军实行六军制时,位于序列最末一军的主将只排在将军中的第十一位,而不是六位之内。

 

其十,“将军”一词的出现,只能是在有了“军”这个军事编制单位以后。春秋时,郑国最早建“三军”(《左传?隐公五年》),以后楚(早于《左传?桓公六年》)、齐(《国语?齐语》载在桓公时)、秦(早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载)、晋(《左传》闵公元年作二军,僖公二十七年作三军)、鲁(《左传?襄公十一年》)、吴(《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越(《国语?越语上》载勾践在位时)等国都相继建立了“军”的编制单位。原来的“帅师”、 “将师”,也相应地变为“帅军” 、“将军”。此时“将军”称呼还不是正式的武职官名,只是人们对“将一军者”的俗称。“帅军”、“将军”,与“帅师”、“将师”一样,原来不是以“名词”、而是以动宾词组的形式出现。后来“将军”这个动宾词组逐渐变为名词的“将军”。先秦时此例为常见之现象。如军队的司马、司空、司徒等名词,都是由原来动宾词组司马、司空、司徒等演变为名词,不过这些称呼都是正式的军事高官的称呼。“将军”作为武职的名称约在春秋中期的晋献公时期即已出现。

 

总之,一般情况下,春秋的“将军”专指元帅、将、佐;以卿统军,卿即为将军;主将指挥“佐”,序列前一军之“佐”有权指挥下一序列军之主将;中军主将就是三军统帅,三军统帅就是国家宰相。

 

二、孙武《孙子兵法》之“将军”

 

确定孙武的身份,了解孙武自己对“将军”的表述也是必不可少的。孙武在其兵法中所论之“将军”与上述春秋“将军”指谓有基本一致的一面,即指帅、将、佐;更有其创新的一面,即一般的守城者亦称“将”。

 

《孙子兵法》首篇《计篇》中提到的“将军”涵盖两层意思,一是指整个国家三军的统帅。二是统帅率领下的各军的将佐。

 

按《孙子》的说法,作为统帅的“将军”,要具备两方面的素质。其一是通晓整个国家战略全局的素质。他不仅仅是从战争战役的胜败考虑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从国家存亡和人民的生死等全局性的高度来考虑谋划战争问题,即必须明了道、天、地、将、法五件大事——“五事”。

 

其二是具有“知彼知己”准确考量敌我双方优劣的素质。这个素质表现为能明了:敌我双方哪方的国君有威德;哪方的将军有用兵的才能;哪方占得天时地利;哪方能严格执行法令;哪方的军事实力强盛;哪方的士卒训练精良;哪方的赏罚严明。即“七计”。

 

《计篇》提到的“主”和“吾”都是指的作为统帅之“将军”。理由一是因为在记载的吴国的对外战争中,军队的统帅绝大部分都是由国君担任的,故曰“主”。二是文中“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句中语法上缺漏主体者,后面又有“吾以此知胜负”之“吾”,这个“吾”就是上句中的主体,自然就是指统帅了。否则,在“道、天、地、将、法”五事中间又出现“将”,则有语法错误之嫌。三是“将听吾计”句,“吾”字显然是指代统帅,因为他人是不配也不会用此等口气说话。此外,“凡此五者,将莫不闻”句中的“将”也明显是指统帅,因为“五者”中已提到“将”,而后面又提到对前五事“将莫不闻”,“将”在同一句中两次出现,且含义有广狭之别。显然这两个“将”不是同位语,前面指一般各军之主将,后面指统帅。

 

《计篇》中有三处所言之“将”是指的一般各军的“将军”。一处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句中之“将”。理由是对此“将”的要求和能通晓“五事七计”的统帅之“将”的要求相比较,二者之间区别是很明显的。二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句中之“将”。因为吴国“主”一般都担任统帅,此“将”则指代一般各军之将军,从“吾以此知胜负矣”亦可知。因为后面“吾”字是指代我方之统帅。三是“将听吾计”句中之“将”。“吾”字在此指代统帅,所以此“将”则显然是指代一般各军之“将”。前人不察,把此句理解成孙武“听我的我就留下,不听我的我就走人”而对吴王施以要挟进身之语。其实把这句话中的“吾”字作“统帅”解,把“将”字作一般“将军”解,它表达的意思是“下级服从上级,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军法原则。

 

《作战篇》提到“智将务食于敌”中之“将”,是兼指统帅和一军之将佐;“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中之“将”,显然是指的三军之统帅。

 

《谋攻篇》提到“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中之“将”,也是指的三军统帅。因为文中所提“伐谋”、“伐交”、“伐兵” 、“攻城”联系起来看是一个战略问题。这决不是一军之将佐所能决定的。“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中的“将”也是指的三军统帅(因为此句的前提是国君不担任统帅)。

 

《军争篇》提到的“将受命于君”里的“将”是指的统帅。因为后文的“合军聚众”、 “交和而舍”是三军统帅的权力和责任。且,“直接受命于君”的人只能是统帅。“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中的“将军”,是指的各军之将佐。“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这里的“将军”因为表明是走在前面的军队的将军,或“上军”之将,所以不是指的统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里的“将军”指包含统帅在内的所有将军。

 

《九变篇》“将受命于君”以及本篇其他“将通于九变” 、“将不通于九变” 、“将有五危”、“凡此五者将之过也”、“覆军杀将”等句中之“将”,皆指统帅和主将(含佐,以下皆是)。

 

《地形篇》“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这里的“将”,皆指统帅。“将弱不严,教导不明”,“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 ,“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这里的“将”,指统帅和各军之主将。

 

《九地篇》“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 “此谓将军之事也”,这里的“将军”都指的统帅。因为文中提到“聚三军之重,投之于险”之语,是只有身为统帅之人才有的权力。“千里杀将,此为巧能成事者也”,这里的“将”专指敌方之统帅和主将。

 

《火攻篇》“明主虑之良将修之”, “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里的“良将”,是指的至少为各军之主将。

 

《用间篇》“非人之将,非主之佐” ,“明君贤将”,这里的“将”统指统帅和各军之将佐。

 

孙武对“将军”定义的创新体现在《用间篇》“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必先知其守将”一语。孙武在这里所称“城之守将”之“将”,是春秋时期“将军”一词由专称“将佐”到泛称军队高级管理人员的最早记载。

 

其理由是,一国的将佐是依据“军”之多少而有定员,象吴国在中左右三军制时称为“将”的只有六人,四军时“将”八人。这在他国亦然。而一国的城邑却很多,如晋国灭祁盈分其地为七县、灭杨食我分其地为三县,任命十大夫守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在没灭祁氏杨氏之前,晋国已有四十九县(《左传?昭公五年》)。这五十九县大夫,不属于或够不上“军”之高级“将佐”,因为“军”之将佐都是由卿担任。但就国家来说县之大夫亦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因为县是仅次于中央政府的最高一级地方政权,其首长属高级管理干部。从赵简子“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县大郡小)和梗阳县大夫魏戊有狱不能断而直接交给宰相魏舒处理便可知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县邑或城邑之大夫不属“将军”之列,但有时却被称为“帅”。如吴灭楚之二邑,楚人称二邑守城大夫为“二帅”(《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按“将” 、“帅”称呼相互通用的习俗,这里也应该称“二将”。孙武则直接称守邑大夫为“守将”,是把“将军”这一称呼由专指“军”之将佐,外延至下大夫以上的守城首长。这是孙武在春秋末年对“将军”称呼的创造性指谓。窃以为,后世以“将军”称呼国家和军队高级管理人员,与孙武在《孙子兵法》对“将军”外延扩大不无关系。

 

由上可知,孙子在其兵法中所言之“将”,与《左传》所记载的“将”一样,主要是指的统帅、主将、佐;对于军队高级管理人员,孙武在兵法中一般都随当时的习俗和规定称之为“吏”、“大吏”。如“卒强吏弱”,“吏强卒弱”, “大吏怒而不服” ,“吏卒无常”(《地形篇》)。这里的“吏”、 “大吏”,主要是指的三军“将佐”以外的高级军官。孙武“城之守将”语中,把三军将佐之外的高级管理人员亦称为将军,这是一个创新。这就不难理解曹操在《孙子兵法》注释中把“大吏”释为“小将”,是有其根据的。

 

三、春秋时吴国之“将军”

 

按《史记》记载,孙武是在吴国被吴王阂闾任为将军的。由于孙武的社会实践特别是军事实践主要或者全部在吴国,因此吴国彼时“将军”的含义,是我们确认孙武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

 

首先,吴国的将军与其他国家一样,是指一军的主将。这从《国语?吴语七》记载可知。按吴军的编制,百人一行,首长称官师(即士);十行千人为一旌,首长为嬖大夫(下大夫);十旌百行万人为一方阵,首长为将军。这里同中原各国相近,一将军统万人,有中左右三军。

 

其次,各地守城之下大夫(晋郑吴等国称嬖大夫),孙武在《用间篇》称之曰“城之守将”,则上文之统领千人之“嬖大夫”似乎也应称为“将”,即“将军”,但却是区别于国家一军将佐之“将”。

 

其三,按《国语?越语上》的记载,吴国具备“将军”称号之主将至少有十人,“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古代“亿”为十万),因为上文已提到吴军也是万人一军。若每军有佐,则至少有将军二十人以上。

 

其四,对于有时统领超过一千、小于一万之统兵者,由于是私属部队,不纳入国家军队序列。其首长只能是大夫以上为之。如柏举之战在吴王领导的国家军队之外,还有其弟夫概王的私属部队五千人(《左传?定公四年》)。这五千人的部队多于下大夫所统之一千人、小于将军所统之一万人。吴军包括吴王在内都有三军之外的自己的“私卒”,即私属部队。当吴王僚北上与晋争盟主之时,吴国留守之王孙弥庸属徒也是五千人(《左传?哀公十三年》)。这种情况在春秋各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卿大夫是有封地的,封地内的人也为其属,战时从征而为私属部队。即使国君亦如此,如越国勾践曾“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国语?吴语九》)。这种私属部队原本不在正式国家军队之列。

 

从《左传》看,吴国军队统帅一般都由吴王担任,为“将军”者一般由上大夫担任,不象晋国那样“卿”是当然的“将军”。吴国也设卿,如专诸之子“阂闾以其子为卿”(《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但不是当然的“将军”。

 

四、孙武没有担任过将军

 

从上述春秋“将军”之含义以及目前能见到的孙武的实践和有关记载看,孙武在吴国没有担任过将军。

 

首先,孙武在吴国的军事生涯区间内(从阂闾三年孙武向吴王献兵法时始,到《史记》记载的“北威齐晋”下限的黄池之盟),吴国对外大约有十八次战争,担任统帅的人《史记》、《左传》都是有明确记载的,吴王亲自担任统帅的有十二次,伍员、伯嚭、终累、泄庸、季子各一次(无定时、定地、定统帅偏师行为作为一次)。孙武从没有担任统帅,即不是统帅一级的“将军”。

 

其次,孙武的职官等级不是大夫,所以也不可能担任“将佐”一级的“将军”。大夫是有封地的,是正式的国家高职官等级,假如孙武被封为大夫,司马迁不可能遗漏。和孙武前后几乎同时到吴国的伯嚭、伍员、徐承、华登等,《史记》等书并没有遗漏,都记载是以大夫身份担任过主将。

 

其三,按《孙子兵法》所提之“吏”、 “大吏”,即军“将佐”以外高级管理干部的“小将”一级的“将军”,孙武不可能屈就。这只要从《史记》记载吴王对孙武的尊重程度即可知道,此不赘述。

 

其四,至于《孙子兵法》中孙武所提到的“城之守将”一级的将军,从《史记》记载孙武军事活动主要在中央吴王周围分析,孙武不可能到地方去当“守城之将”。

 

其五,孙武没有如同伯嚭任太宰、伍员任行人那样,担任国家的高级官职,所以也不可能象此二人那样以行政高官担任统帅或将军。太宰在吴国就是宰相;行人,从“预谋国事”看就是外交部长,这两职相当于晋国的卿。在吴国强大和称霸中,孙武没有以国家高级行政官员身份担任过军队的统帅和将军。

 

上述根本一点,在于孙武没有被封为大夫。大夫,不仅仅表示受封者有采邑。更重要的是,大夫既表示职官等级,又表示爵位,还是担任高级官吏的资格,更是参与国家决策的条件。大夫是不能随便封予的。这并非是说孙武的才能不具备当大夫的资格,而是春秋时期他国之人投奔到住在国的待遇是有严格规定的。

 

例一,“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亚大夫从嬖大夫。古之制也”(《左传?昭公七年》)。此言一国之“卿”当他离开本国到另一国,位子待遇为“大夫”,降位一等;如果有罪逃奔他国,他国则根据其罪之轻重降其位(位子是有的);离开本国的“中大夫”到另一国位子降为“下大夫”,降位一等。

 

例二,有时有的国家仍按投奔者原来在本国的政治待遇来处理,如宋国司城荡意诸来奔,鲁国还以原官待之“公以其官逆之”(《左传?文公八年》)。

 

例三,对于来奔者的爵位俸禄待遇,晋国之例很说明问题。当秦国与楚国的公子同时来奔,晋太傅叔向的处理是:“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两国公子享受上大夫待遇,即“一卒之田(百亩)”。叔向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是“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国语?晋语八》)。意思是说,对于他国来奔之人,按职务立爵位,按爵位定俸禄,按国家(来奔者原在的国家)大小定俸禄多少,功与俸禄应相称。

 

例四,庆封为齐国上卿,奔吴国后,由于吴国封给他朱方土地,从“富于其旧”看,俸禄同于齐国。至于是否仍为卿大夫职级,后世有争议,但至少是享受了卿大夫一级的待遇(《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例五,巫臣在楚国为大夫,称申公,奔晋以后被封为邢大夫(《左传?成公二年》

 

例六,伍员和伯嚭都由楚国、华登由宋国、徐承由徐国和孙武大约同时投奔吴国。伍员其父为楚国太师太傅家世显赫,伯嚭之父伯州犁为楚国太宰,虽不是宰相,但也是执掌国政的列卿之一,亦属显赫之家,在吴楚对立中,楚对伍员、伯嚭都有杀父之仇,且伍员对阂闾上台有拥立之大功;华登、徐承都是原所在国王室家族成员。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原所在国国内重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在原所在国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在诸侯国中都有较高的知名度,且所在国与吴国是对立国或利害国等等,他们到楚国后,都被封为大夫。

 

以上所列对于投奔者来说,可以概括为三个因素,一是在原来所在国的职务身份和地位;二是在原所在国的社会家庭环境及知名度;三是对新的住在国的贡献(指聘用之前)。孙武在齐国属白丁没有任何职务,到吴国后则无法根据原有职级来确定其现在的职务和爵位;孙武之父孙凭(非长子)虽然在齐国为卿,但无权势。且孙武更不是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在本国和诸侯国无任何知名度。孙武的奔吴行为、入吴的避隐深居、见吴王时的无功,按“任事以爵”、“爵以建事”的原则,当然是不会被封以大夫。这一切说明孙武在吴国不可能担任将军。

 

五、孙武的确切身份——“谋主”

 

孙武没有担任统帅和将佐一级的将军,但在吴国军事领域战略战术的制定和谋略运筹帷幄方面也是他人无法比拟的。这从自孙武到吴国后,吴国军事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便可知之;孙武没担任正式的国家高职级官员,但吴王对孙武的尊重程度却令人叹服。这两条决定孙武地位之高和谋划的权威性。

 

在军事谋略上,仅举几例便知。其一,孙武在前512年向阂闾献兵法后,阂闾在发动攻楚前采取了一些“视民如子辛苦同之”等一系列亲民政策,这与孙武在兵法中提出的“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篇》)一致。其二,阂闾对楚国采取的偏师疲敌、三军克之的战术,与孙武兵法中提出的一系列“佚而劳之”、“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等一致。其三,前508年吴军在吴楚之战中采取的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分合结合战术,与孙武“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等战术思想惊人的相似。其四,阂闾九年开始伐楚战役五战五捷及郢,采取的先发制人、勿攻困兽、半济而后可击、楚人为食吴人及之等战术,正是孙武“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谋攻》)、“穷寇勿迫”(《军争》)、对敌“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行军》)、“故智将勿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作战》)等思想的翻版,等等。

 

令人特别注目的是,阂闾上台已是第四个年头了,伍员与阂闾相识并为心腹已有多年。从阂闾上台到孙武献兵法,如此几年长的时间内,吴王和伍员都没有提出上述治国治军思想,单单在孙武向吴王献出兵法后,吴王就“始用子胥之谋”(《左传》语)而有了一系列新的军事思想。一个“始”字道出玄机。这不令人感到突兀吗?这不使人感到奇怪吗?这不令人深思吗?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吴国战争的胜利实质就应该是孙武军事思想的胜利(当然不排除伍员的作用,但从时间的巧合上看,主要还应该是孙武的作用)。尽管《左传》不提孙武只提伍胥,但司马迁却在《史记》中公正而郑重记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吴王对孙武尊重程度应该与孙武的地位一致。其一,阂闾三年吴王亲率大军“谋入郢”,孙武认为“民劳,未可,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孙武敢于否定吴王的军事计划,说明孙武的地位重要;吴王能采纳孙武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计划,说明孙武意见的权威性和吴王对孙武的尊重。其二,阂闾九年“吴王阂闾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若何?二子对曰:王必欲大伐,比先得唐蔡乃可。阂闾从之”(同上)。“请”字(“请”字在此作“请教”解)把孙武的崇高地位给予了定格;“今果若何”说明了吴王对孙武的虚心恭敬态度;“从之”说明了对孙武意见的尊重和言听计从。其三,“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史记?伍子胥列传》)。这里明确点明,吴国军事上的胜利、成为强国霸国都归结为伍员孙武的谋略(应该说主要是孙武之谋,这里之所以把伍员放在前面,是因为伍员担任国家高级行政职务)。孙武的崇高地位不言自明。

 

孙武不是将军,也没有正式高层职务,但地位却特别高。其身份究竟是什麽?我们只能从与孙武经历大致相同之人的身份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左传》等书有记载,把投奔他国受到器重、没有正式高官职务、并在军事上发挥重大作用之人称之曰“谋主”:

 

例一,“析公奔晋,晋人寘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楚国的析公到晋国后,晋国把析公的车紧排在晋侯战车后,给晋侯当谋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例二,“雍子奔晋……以为谋主”,在由楚奔晋的雍子策划下,彭城之役,直接对晋军发布命令,晋军大胜,导致“楚失东夷”;例三,“子灵(巫臣)奔晋……以为谋主”,在由楚奔晋的巫臣的策划下,晋北炕北狄,联吴叛楚,使楚国疲于奔命“至今为患”;例四“賁皇奔晋……以为谋主”,在由楚奔晋的賁皇的策划下,楚师大败,“楚失诸侯”(《左传?鲁襄公二十六年》)。例五,《国语?楚语上》还载楚国王孙启奔晋,晋人用之,大败楚师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例六,晋士会在鲁文公七年奔秦,在秦晋河曲之战中,秦采用士会之谋,使秦免遭失利。杨伯峻认为士会身份“此时为秦谋士”(《左传?鲁文公十二年》)。

 

以上诸人的共同特点与孙武一样,一是所处住在国给予的地位特别高,专门给国君当谋主出谋划策,参与住在国最高层最机密的军事活动;二是都得到住在国国君的高度器重和尊敬,国君对他们言听计从;三是他们都有超凡的军事才能,对战略和军事形势具备很准确的洞察力,能及时提出切合实际的军事应对谋略;四是他们的战略战术谋划在战争实施的过程中,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五是他们所处住在国都没有授予他们卿大夫之类正式高级职务,充其量个别的给予了封地(巫臣原在楚国即为大夫为申公,到晋后被封为邢大夫,这当然不是中央高职级的卿大夫)。

 

盖春秋乃征战之世,各诸侯国君最需要的是两种人——“谋臣与爪牙之士”(《国语?越语上》),即谋士和武将。武将负责带兵征战杀敌,谋士负责对国君出谋划策。当时军队带兵的武将有自己专门的职务称呼——“将军”;在军队最高层的谋臣称为“谋主”(亦称谋士、谋臣)。这个谋主,也就是类于战国时齐国给予孙武之后孙膑的称呼——“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类似于东汉以后的“军师”。

 

“将军”是春秋人们对军队中统率一军首长的俗称(杨伯竣语);“谋主”是人们对军队中负责出谋划策的最高层谋士的俗称。因为是俗称,说明这两个称呼都不是正式的国家最高级职务名称(春秋时期并不存在正式的“将军”“谋主”职官名称)。二者区别在于俗称的“将军”必须由有卿大夫资格的人担任,而俗称的“谋士”却并非一定得由有卿大夫资格的人担任。

 

孙武没担任“将军”,而司马迁之所以把孙武称为“将军”,是因为他是从汉代对“将军”的指谓来称呼孙武的。自战国时起,就把国家和军队的高层管理者称为“将军”(战国时有上将军大将军之称呼,见《日知录》卷二十四),也是从战国时起“将军”正式成为武官名,且卿仍有将军之称谓。如蔺相如位上卿,廉颇称之为将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至汉代,各种名号的“将军”称呼成为普遍。特别是战争来临之时,所加将军名号更多。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不一而足。因此,司马迁把春秋时期位处最高领导层的孙武称为“将军”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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