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三国时吴国的开国之主。他十八岁承父兄之业,克平暴乱,历尽险阻,终于创立了吴国。孙权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笔者是吴大帝孙权后裔,参与全国乐安孙氏宗谱的纂修,阅读有关史料,对这位吴国和石头城的始建者作了一点研究。这里主要谈谈他确立适合国情的建国方略和开发江南的主要贡献。
一、确立“鼎足江东”“水军立国”的大政方针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人。生于东汉灵帝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东汉后期,皇帝即位年龄小,时间短,宦官外戚交替专权,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形成。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年仅十八岁的孙权从兄长孙策手中接管江东六郡(会稽、丹阳、吴郡、豫章、庐陵、庐江)。乱世危局,家庭变故,考验着这位十八岁的青年才俊。在老臣张昭的劝解下,“乃改易权服,挟令上马,使出巡军”。(《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他集思广益,逐步形成了一条适合国情的建国方略。他首先遵照长兄孙策遗嘱:“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六)他征求了张昭,周瑜等文臣武将的意见,商讨如何上下同心,共创大业。在张昭、周瑜等人的帮助下,树立了威信,安抚军心、民心、清除反叛,镇抚山越,巩固六郡基地。又上表朝廷,争取地方政权合法化。“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根据江南造船业发达的优势,江河湖汊纵横,水网交错密集的特点,南方人擅长使船的技能,委周瑜去柴桑训练水军,确立“水军立国”方略。又与宾客鲁肃分析天下形势,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帷有鼎立江东,观天下之畔”。剿灭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五,以图天下。(《三国志.吴书》卷五十四)这一分析,符合当时形势特点和发展趋势,描绘了未来的政治宏图,史称“吴中对策”,这比“隆中对策”要早七年。至此,适合国情的吴国大政方针形成。
二、善于识人用人,推行人才兴国方略
三国时期是军事,政治,外交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战场争胜,政治角逐,外交斡旋中,孙权总是运筹帷幄,捕捉机遇,乘敌之隙,最终取胜。客观上,他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主观上,他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驾驭全局,正确地观察、分析、判断形势,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固然取决于他本身的素质与阅历,更得益于在实践中他善于识别和使用人才。孙权用人,不似曹操之险诈,亦不效刘备之用人唯亲。其一,求其所长,弃其所短,不求全责备。其二,从多方面破格起用人才,并能用人以专,信而不疑。他“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濬于系虏。“(《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八)其三深得用人之法,君臣和谐,结之以情。与臣僚相处,礼仪随便,喝洒行令,调笑取乐,既充满哥们义气,又有节制分寸。他与鲁肃“合榻对饮”“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兄事周瑜”。(《三国志.鲁肃传》)对于战功卓著的将领,既封邑赏赐,更给予极高的政治礼遇,使之光耀于人前。赤壁战后,鲁肃归来,“权大请诸将迎肃”,“持鞍下马相迎”。(《三国志.鲁肃传》)黄武七年,(公元228年)陆逊击退曹休,“斩获万余,车辆万乘,军资器械略尽”,孙权觇时,“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出入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假逊黄钺,吴王亲执鞭以见之”。(《三国志.陆逊传》)
在孙权“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三国志.鲁肃传》)的推诚用人政策下,远近奇士择主而仕,冒死来投,争相效命,使得孙吴人才济济,江东才俊,近四分之三为孙权所简拔。这此才俊各尽其能,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得到了效命的机会。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都在关键时刻显出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如接力赛跑一样的人才涌现,促使吴国国力持久增强。蜀汉之义正,曹魏之强势,孙吴皆不敌,而角力不相下,何哉?吴有人焉。
当然,蜀汉,曹魏也人才济济,但后继乏人。蜀汉“五虎”之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行(锋);”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被蜀人并称为“四相”“四英”之后,宦官黄皓专权,导致蜀亡。曹魏也很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曹操“帷才是举”,曾先后下三次“求贤令”,但在“辕门十将”之后,却冒出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司马氏父子,成为“将帅之才,奸雄之志,得政专权,见利忘义”的灭国野心家。曹丕创立的“九品中正”选举制度,却被豪强地主把持,选人只重门第,不看人才。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局面,所谓人才是“举孝廉,不养母”,“高宅良将却如鸡”,“唯吴有才,子斯为盛”。
三、扩大立国基础,实施扶植部曲的政策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乱世中,孙吴政权要想在江东立足,须得到地方豪强的支持。在当时,南迁的江北世族和江东大族一般都拥有私人武装,称之为“部曲”或“家兵”。战乱中,这些大族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为扩大政治统治基础,保护土著豪强,发展外来部曲使之在江东立足,孙吴政权采用扶植部曲的施政措施。主要是“一扶纳豪右。二实施宗族领主制(似清朝入关前的“八旗”制)给予诸将领授兵,奉邑,赐复客。三是联姻结缘。为共同的利益,江东大族与江北世族,孙氏部曲联合组建孙吴政权,外御强敌,内抚山越。
四、镇抚山越,推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政策
南方的山区,散居着少数民族,称之为“蛮”或“山越”。为增加收入,扩大兵源,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孙权乘北方多事之秋,于建安五年至建安十二年(公元200年至公元207年),集中全力,镇抚山越。做法为“一是分割郡县。将能征惯战的将领下到郡县做郡守县令,将山越人分割征讨。二是分部诸将镇抚。诸将征讨所得,据为部曲。三是围困山越,驱赶下山。“拣其精健,次为县户”。镇抚政策实施,使孙吴政权获得大量兵源和户口。“被编作部曲为兵的就有十五、六万人。以一兵一户算,山越人被编为兵户的前后有十余万户”。这种高压掠夺政策是野蛮残酷的,给山越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激起山越人不断仅抗。但孙吴政权将山越人强制编户,有利于山越民族进步进化,与汉族一体化,有利于语言习俗的交流,加速民族融合,有利于生产技术交流,共同推进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以上从“鼎足江东”、“水军立国”、“人才兴国”、“扶植部曲”、“镇抚山越”方面说明孙权根据国情制定的国策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足以说明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下面再从一些重大战役和历史事件中来认识这位非凡的军事家和天才外交家的才能。
五、造势鼎足,创立三国格局的主导
从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九十一年间,社会动乱,国家分裂,群雄逐鹿,“万民饥流”,“白骨露原野,千里无鸡鸣”。史学家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汉献帝初平原年(公元190年)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为群雄逐鹿阶段;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至吴纪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为三国鼎立阶段;公元230年至公元280年,为三国对峙逐步统一阶段。在这段时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过众多风云人物,而造势鼎足、主导三国的人物始终是孙权。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是围绕争夺荆州展开的,关键战役是赤壁鏖兵。
先说曹操。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他将汉献帝迁到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打败了实力最雄厚的袁绍,为统一北方奠定基础;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又乘刘表新表,从孤儿寡母手中逼取荆州,得荆州水军八万。这时的曹操是战将千员,谋土如云,兵多将广,踌躇满志。正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描绘:“方其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便率二十万大军东进,图谋一举灭吴,做成皇帝梦。然而他却犯了个致命的错误,骄傲轻敌。既看不到曹军不习水战,军中瘟疫流行,荆州降卒军心未稳等弱点,又不听谋士劝告,低估对手的能量,更未想到冬季会刮东南风,被孙刘联军火烧赤壁,火攻成功。“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南下,失去了优势地位。
再说刘备。先败于徐州,再败于当阳,被曹军追得丢妻弃子,狼狈溃逃,几无立锥之,万余残兵,处于绝境。幸遇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合抗曹。火烧赤壁,拾到荆州江南四郡,后“借”到荆州,有了立足之地,转危为安。后取到益州,却赖着荆州不还。双方败盟,孙刘对抗。结果刘备一受挫于“湘水划界”,坐失沙零陵、桂阳三郡;再受挫于荆州,损兵折将,关羽将俘杀;三受挫于彝陵,猇亭之战,火烧连营,溃不成军。忧愤交加,病逝白帝城屡战屡败,处处被动。
相比之下,东吴的兵力仅有曹军的五分之一,大敌当前,是战是降?“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拒之议,与权同。”(《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为挽危局,孙权接受了周瑜“联刘抗曹”的建议,组成统一战线;任用足智多谋的周瑜为都督,统帅全军。又亲自组织境内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形成上下同心,同仇敌忾,共御强敌的局面。以主观努力的优势,克服客观不足的弱点。周到缜密的庙算,出奇制胜的战术,发挥了主导作用,成为关键战役的胜利者。
赤壁大战,吴军主攻,浴血奋战;刘军辅攻,拾取城池。荆州六郡,江南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四郡、刘备占有;江北南郡(荆州治所)曹仁所据;仅有江夏属吴。战后处理荆州,很是棘手。若强取,败盟分裂,腹背受敌。孙权随机应变,妙棋高着:先攻南郡,逼走曹仁;再借荆州,联姻结盟。这样,既巩固了孙刘联盟,又打破曹操孤立孙权的计划,还从条约上确立了拥有荆州合法地位的权利;既把刘军推到前线,自己又在后方得到休整,一石多鸟。
后来,刘备西取益州,却违约不还荆州。孙刘争夺荆湘地区。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孙权乘刘备重兵西去,湖南空虚之机,令吕蒙向南发展,亲率主力,挡住刘备援军。等刘备关羽主力支援时,吕蒙早已降服长沙、桂阳、零陵三郡。“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孙权以优势的地位,轻易实现了“湘水划界”,拓展了湘水以东,洞庭湖以南的大片领土。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解除虎踞南郡的关羽对东吴威胁,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外“笺与曹公约定”,内与吕蒙定计,智取荆州。吕蒙“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图计”。蒙蔽关羽。“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乘关羽北上樊城围攻曹仁之机,“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舟冓舟鹿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径取南郡。用俘获的守江官兵赚开南郡的城门。(《三国志.吕蒙传》)“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入城后,吴军犒军安民,“抚其老弱”,“尽除荆州民租税”,瓦解前线官兵,使关羽失去民心军心,陷于孤立,补迫败走麦城为吴军所俘获。“十二月,璋司马忠获关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
孙权智取荆州,完全据有长江中下游地区,足以建号称王,自成一国。不久。曹丕与刘备先后称帝。这时“权群臣劝即尊号,权不许。“下令诸将”存不忘危,安必虑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不但不称王称帝,“还自魏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接受曹丕策封为“吴王”。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不可轻忽”。(《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当然,向曹丕“称藩”,既不是胆小怕事,也不是任人摆布,曹丕“欲封权子登”,实想作为人质;为此,“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遣使陈谢“并献方物”,并“立登为太子”。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理有节,既不送人质,又不得罪对方,理由充分,措施有加目的是防止两面受敌,专一对付刘备兴兵复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果然,吴纪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刘备兴师为关羽报仇。然尔在猇亭决战中,被吴军火烧连营,全线崩溃。“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此后,蜀军再也无力进犯。吴纪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刘备忧忿交加,病死白帝城。诸葛亮当政,“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吴蜀重新修好,两国边界妥善解决。此后诸葛亮从228年至234年六次出兵伐魏,不断在陕甘一线交战。吴与蜀魏长期休战,吴境安定,逐步繁荣。直到229年,孙权才在武昌称帝,改元黄龙,完成帝业。
以上从“赤壁鏖兵”、“妙借荆州”、“湘水划界”、“智取荆州”、“称藩曹魏”、“猇亭决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无不显示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杰出的军事,外交才能,对造势鼎足,创立三国的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客观上成为推动这段历史的中心人物。
六、广屯田,宽征赋,开发江南经济
江南经济的开发相对较晚,吴国经济发展是我国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环.孙权 的诸多措施对江南地区的稳定和统一做出了贡献.而且孙权时期江南地区的发展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一)疆域扩展,人口增繁
孙权从长兄孙策手中接替江东政务时,仅有吴郡、会稽等六郡,及至吴亡时,吴国计有“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三国志.吴书》卷四十八之《晋阳秋》)
(二)推行屯田,兴修水利
孙权主持江东政务不久,于建安八年(公203年)开始推行屯田。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专司其事,督促民屯和军屯。屯田规模大,地区广,仅皖城就有屯兵数千家,男女屯民数万口。屯田大多采用耕牛,吴国开始推二牛推杆犁耕法,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为鼓励将士参加农垦,吴纪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表示要亲自驾牛扶犁。“今孤父子亲受田,军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与众均等其劳也”。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
(三)宽赋调息
建安十三年(公元219年)“尽除荆州民租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下令:“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孤甚愍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正月下诏:“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要求将吏放宽催收租税。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春,下令禁止“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禀以赈贫穷”。直到太元元年(公元251年)还下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临终前还关心百姓疾苦,嘱咐继任者和子孙轻徭减赋替国分忧,造福于民,真正明白了“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的道理。
(四)发展手工业生产
在孙权统治时期,东吴造船业、纺织业、煮盐、酿酒、制瓷等诸业都有所发展。孙权还组织一部分士兵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称作“作士”,都穿白衣,作为标志。吴国可以造很大的船,能载六七百人。孙权派出较小的贸易船,也能载80匹马。有的船上下五层,雕饰华丽。民间主要手工业是麻织业,麻布生产居三国之首。江南百姓多穿麻布衣服。丝织业也逐渐兴起,富人都穿绫绵衣服。青瓷是吴国的特产,制造技术已有很大进步。
(五)发展商贸城市
两汉时期,江东只有一个特大的城市吴郡(今苏州)“六朝古都”的健康,只不过是丹阳郡的一个小县。东吴时期,建业(今南京)、鄂州(今武昌)、夏口(今汉口)、会稽(今绍兴)、番禺(今广州)、侯官(今福州)等城市相继崛起,规模不断扩大,成为重要的商贸城市。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吴纪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秋九月,权迁都建业”。(《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由此开始。
(六)面向大海,开展海外交往
孙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面向大海,开发海泽的帝王。发达的造船业,为东吴提供了海外通航的条件。吴纪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及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大陆官方与台湾大规模交往的史实。赤乌五年(公元242年),“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海南岛)使两郡重归吴国管辖。
为巩固对交州的统治,孙权派人与徼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诸国建立友好关系。后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泽诸国,并与天竺(印度)建立联系。外国也遣使来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七)吴国和南泽许多国家都有着友好的贸易往来。 孙权揭开了中国与南海诸国正式友好往来的历史篇章,通过外交与商务活动,传播和扩大了中华文明。
所列史实,可以说明孙权执政半个多世纪,功盖当时,影响千秋。他是开创吴国的大帝,是“六朝古都”石头城的始建者,是促成三国鼎立的主导,他审时度势,制定适合国情的建国方略;他保境安民,免遭生灵涂炭;他发展生产,宽役免赋,他泽被江南,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发;他是开拓台湾的创始人,是面向大海,发展海外友好往来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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