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伊始,外地一位孙姓朋友发来两篇文章:一篇是《孙髕并非孙膑》(作者:霍印章。以下简称《霍文》),另一篇是《我谈〈孙髕并非孙膑〉》(作者:孙祖长。以下简称《孙文》),征询于我。盛情难辞,只得应命。
细读两文,《霍文》别出心裁地把“孙髕”与“孙膑”断定为两人,且渲染说:“将孙髕与孙膑明确分开,实乃拨云见日之举。”《孙文》对此提出疑问。本人反复求索,赞同孙先生的质疑,于是坦诚己见,以求国内方家尤其是海内外孙氏族人评说匡正。
《霍文》与《孙文》观点迥别,其源出自 2010年9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乐安孙氏通谱》(滨州孙子研究会编修。总编:孙兵。以下简称《通谱》)。谱中,列“五世祖髕公”和“兵家亚圣膑公”两幅“先祖像赞”(见文后附图);而在该谱的《世系表》中,把“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司马迁语)的孙膑剔除在外,由此引起山东、广东、江苏等地孙氏族人的强烈不满。霍先生意欲平息争论,特作此文为自己辩解。岂料事与愿违。
愚以为:《霍文》的此一“命题”和所持的“理由”或“证据”是经不起检验的,甚至有一些明显属于常识性的差错。
一、从“训诂学”的层面考察。
“髕(髌)”和“膑(臏)”是同一字。“髕”是古写,或称正字;“膑”是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文字改革简化而成。而自汉唐至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大都用“臏”字。也有用“髕”或“髌”字的,但不多见。“臏”是“髕”的异体字,或称俗字。辨析其形、音、义,完全相通。
先说字的结构。髕(髌、臏),六书属“形声”(注:六书为古人所说的文字造字的原则: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骨”或“月”是含义的形态。“骨”下的“月”和“賓”左的“月”,是小篆“肉”的隶、楷化。“骨”和“肉”,有联结点,不能分离,所谓“骨肉相连”。右边的“賓”,是表音的,是声符。
次说字的读音。古来字书、字典有注音的,“臏”,《广韵》、《康熙字典》、《佩文韵府》、《说文解字注》均作“毗忍切”,为旧时的拼音方法,称“反切”。上字的声母为 b ,下字的韵母为 in 。当代《辞海》对“髕”、“髌”、“臏”、“膑”四字的注音均作 bin (197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
再说字的含义。《说文?骨部》:“髕,膝耑也。从骨,賓声。”段玉裁注:“膝,胫头节也。古者五刑:臏、宫、劓、墨、死。臏者,髕之俗,去膝头骨也。……《尚书大传》,皆作髕。”阮元《经籍馔诂》:“臏,本作髕。”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去膝盖骨之刑,亦谓之髕,字亦作臏。”《康熙字典?月部》:臏《周礼》:刖,断足也。《史记?孙武传》:孙臏,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版)。
“髕”、“髌”、“臏”,古代可互易使用。汉文帝时贾谊作《过秦论》,写“孙臏”(引自《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据胡克家刻本影印)。司马迁作《孙子吴起列传》,亦写“孙臏”;而在《太史公自序》,则写成“孙子髕脚,而论兵法”。班固作《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安书》,亦称:“孙子髕脚,兵法修列。”(中华书局1959年版,标点本)。汉以后的载藉,以作“臏”居多。我国汉字自古至今经历了由“繁”化“简”的演变过程,“骨”字偏旁改为“月”字偏旁,正好符合这一变化趋势。事实如此清楚,没有什么可以深文周纳的。
至于孙臏之名“臏(膑)”,非这位古兵家的真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附“臏传”称:“孙臏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臏,乃陰使召孙臏。臏至,庞涓恐其贤於己,疾(嫉)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后来齐使入魏,孙臏以刑徒身份阴见。“阴见”,当然是秘密相见,为麻痹庞涓,免遭再次受害,自然就隐去真名,而以受刑之名取代。孙臏后由齐使“窃载与之齐”,先取得田忌信任,后在齐与魏两国交战中,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军,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先后取得“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诱使庞涓自刎于马陵道,“孙臏以此名显天下”。后世遂以孙膑称,而真名却湮没了。
二、从“文献学”的层面检核。
人所皆知,对于史料的运用,不能是拿来主义,拣到篮里就是菜,而是必须作认真细致的考查核实。《霍文》此一命题的缘由出自《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唐表》)所记“(孙)武生明,明生髕”,其“髕”字与《史记》所记“臏”有异。然而,霍先生并未对《唐表》和《史记》作一番比较,而是把两者的价值等同起来。研究两书的史料价值,须先考察作者的才、学、识、德以及所引史料是否征信,而后鉴别书中的记叙是否完整,是否具有可信度。《史记》作者司马迁和《唐表》作者吕夏卿(注:《新唐书》署名编撰者是欧阳修、宋祁,其实是由一个群体共同编撰而成)两人的学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历来史学界人士评价《史记》,虽有指出其中之不足,但总体的评价是很高的。班固于《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论”中说:“自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而对《唐表》的评价,则贬之者居多。此表问世迄今,屡遭诟病。(宋)洪迈《容斋随笔》称其:“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谬误。”(清)学者钱大昕于《十驾斋养新录?家谱不可信》(上海书店1983年12月版,卷十二,第267页),称:“颜师古云: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汉书?眭孟传》)……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记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由於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归安沈炳震作《唐宰相世系表订讹》,有十二卷之多,称:“唐书宰相世系表大端紕戾,已发凡于例。就其所列官爵、谥号,或书,或否,或丞尉而不遗,或卿贰而反阙,或误书其兄弟之官,各载其褒赠之能,更或其生平所偶,历及曾未尝居是官者。庞杂淆乱,不可究诘,合之史传,不胜究摘……要之,此书不足征信,适以滋谬,举可废也。”今人顾超先生作《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一书(中华书局1998年4月版);本人也曾作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妫姓孙氏世系校释》(收入《孙子兵学年鉴(2006)》,山东孙子研究会编,泰山出版社2007年2月版),对照古代文献和《唐表》中列名的20余位唐代乐安孙氏墓志铭,列举《唐表》于妫姓孙氏的谬误达13处。清代乾嘉学派和近代谨严的学者有一种共识,就是对唐以后记载先秦事迹而没有充足理由、且无先秦与汉魏时的文献乃至考古发现的,则不予采纳。因此,今人使用宋以来的材料(包括《唐表》),须慎而又慎,以免以讹传讹,传为笑柄。
由此让我想起七年前吴如嵩与霍印章两位合作发表《论孙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存孙氏族谱不过是唐宋孙氏族谱的继续。其中凡是和《新唐书》一致者,只能补充说明《新唐书》的正确;凡是和《新唐书》不一致者,要么早已是被《新唐书》否定过的观点和材料,要么是后世的伪托之作……。”(见《孙子与吴文化研究》,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编。主编:黄俊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以下简称《问题》,第3页)吴、霍两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也令人发噱地推行“两个凡是”,以此压制不同观点,窒息学术民主。其对历史研究史料学的无知程度,让人大跌眼镜!
“武”与“膑”之间存在“代差”,国内史学界人士早有察觉。2009年4月,山东省史志办编纂出版《孙子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齐鲁诸子名家志》序列。主编:谢祥皓),在霍先生执笔的《附志一?孙膑》中,也称:“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孙武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膑,膑生胜,字国辅,秦将。依此叙说,由孙武至孙膑仅三世,而至孙胜也仅四世,其时间却跨越了由春秋末至秦约两三百年,故此间必有疏落。而在陆允昌先生所搜集的《孙氏族谱》中,由武至膑有四世者,其顺序为:开(武子)----明----汧----膑;有六世者,其顺序为:(昌国君)武子----明----顺----机----操----膑。这些族谱,未必准确,然而由武至膑为4~6世,则与司马迁“百余岁”之说还是大致相合的。”(见该《志》第477~478页)然而不知何故,如今霍先生竟然异想天开,提出 “孙髕”、“孙膑”是二人。并说“孙髕与孙膑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非直系的祖孙”,编出二人“辈份不同”;“出生地不同”;“生平业绩不同”;“名号不同”等“四个不同”,引经据典,随意引申,让人如坠雾里,难辨真伪。
对于《霍文》的其他一些高论,用不着一一剖析,只就三点作一说明。
1.关于孙武的后裔。《史记》本传曰:“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
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唐表》记成“武生明,明生髕”,显然与《史记》不合。《霍文》为填补“武与膑”之间的“代差”,给《通谱》随随便便地添加了一个“有名无号”的“孙髕”的一代,而把“孙膑”逐出谱系之外,如此做法,实在是匪夷所思!
2.关于“明,食采富春”。按照《通谱》的记叙,孙明是孙武的第二子,应是春秋晚期出生的人。霍先生引《唐表》,说孙髌生于“吴国富春”。公元前476年吴国被越国灭亡之前,今浙江境内富春江一带是越国的疆土,怎么成了吴国的属地?而且,作为郡县之一的富春,秦置,属会稽郡(见《汉书?地理志》)。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为避郑太后(小名阿春)讳,更名为富阳。
3.如何理解司马迁的“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霍文》妄说什么:“这句话表明,司马迁既知道孙武有隔代之孙孙髕,又有个后世之孙孙膑,所以才用这个“亦”字。否则,这个“亦“字岂不成了太史公的败笔!”恕我直言,此话闻所未闻!《孙子吴起列传》记述孙武、孙膑事迹的上下文中,未见有“孙髕”,国内现存各类《孙氏宗谱》也是如此。太史公用“后百余岁”四个字,表明“武”与“膑”之间还有若干代未列名的子孙,或因这些未被列名的孙武的子孙没有事迹可记而从略,这类记事在古代史籍里也是常见的。“亦”字,用今人的俗话,就是“也是”的意思。而霍先生却从这个“亦”字中,竟然考证出两个既同音、又同义的“孙膑”,并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史记》作者司马迁,显然是一种曲解。
总而言之,霍先生以《唐表》所述作为“孙髕并非孙膑”的“理由”和“依据”,既荒唐,又可笑。
顺便说一下族谱的问题。尽人皆知,国内外存世的各种族谱(又称“宗谱”、“世谱”、“支谱”等,俗称“家谱”),由于多种原因,谱中的世系大都已不完整。在旧谱散失、先祖失考的情况下,为了追溯祖先,一些族谱的世系往往套用妄说,产生谱系淆乱的现象。对此,前人(包括有学问的孙氏)有不少精到的论说。
对于这部新版的《乐安孙氏通谱》,倒是值得研究。此谱从题名、设目、体例、采用史料以至观点、方法等等,毋庸置疑,有着不少问题。即以题名为”通谱”而论,从编纂学的角度说,“通”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古至今的“通”,如各种《通史》之类;一是横向囊括一切的“通”,如《通典》之类。乐安孙氏乃我国著姓之一,分布范围几乎遍及全国以及少数海外地区,而谱中却没有反映乐安孙氏子姓全貌的一份比较完整、清晰的世系图表,也就是说,所记叙的《世系表》并没有涵盖国内外乐安孙氏的全部或大部分子姓。既然称之谓《通谱》,岂不是把没有入谱的乐安孙氏子姓一概排除在外,这与公认“敬祖睦族”的修谱宗旨自然就大相径庭了。
此外,《通谱》中还收录霍先生执笔的《孙子故里“惠民说” 再证》和吴名岗先生撰写的《孙逖家族墓志证实孙武故里是唐朝乐安》,实与谱的“体例”相悖,不伦不类。从中也可以看出,《通谱》的主要决策者和编修者(包括担任该谱顾问的吴如嵩和霍印章),在孙武故里“惠民说”一再遭到国内众多专家学者质疑,且被近年山东《孙子志》否定之后,又不甘心,于是借民间修谱机会,把一些私货塞进《通谱》,以此误导孙氏族人。
军科院是我国研究军事科学的最高学府,在国人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吴如嵩和霍印章两位作为“军科人”,理应在学风、作风上作出表率,然而他们俩却一再背着军科,恣意插手并介入地方历史文化之争,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其结果势必败坏自己的形象,也有损于军科院的声誉。
陆允昌(2011年3月8日完成初稿 年八十一)作者 陆允昌 原苏州市孙子研究会会长,曾与孙远谋合编《中国孙氏宗谱世系源流》一书,深受孙氏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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