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中国历史上之思想文化与学术变迁，汉晋之际虽然历时甚暂，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急剧变革的时代。如王国维先生在其名文《汉魏博士考》中考述了当时博士制度演变后所指出：“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1]汤用彤先生一再感叹：“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2]；“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3]。今人王志平先生也有论云：“人们往往忽略了三国时期虽然历时极短，但却出现了两次于后世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史转捩。一为黄初（220—226）之际的古文取代今文的变迁；一为正始（240—248）年间玄学替代经学的努力。这在其他时期的学术史上还是不多见的。”[4]数十年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王国维先生所指陈的“自来无质言之者”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倍受重视，取得了不少学术业绩。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以上诸位所概括的三国时期学术文化风尚的特征、地位，就其整体而言，无疑是正确。不过，他们据以立论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学术资料，中土学风的变化固然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变化的大势，但在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下，学术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毕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细究三国学术文化的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各地域政权内学术文化的微妙变化与差异。因此，很有必要对孙吴、蜀汉统治区域内的学术文化进行较深入的考论，进而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当时学术文化变迁的大势。

一、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政策

通观世界文明史，作为人类文化精髓的学术风尚，其特征及其变化总是与其时代与地域密切相关。就中国古代的情况而言，在社会动乱和分裂状态下，这一特征表现得尤其显著。究其原因，固然错综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一般地说，最直接的因素则在于各时代、各地域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而他们制定相关政策则又莫不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素养。因此，要试图理清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必先明了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文化观念及其文化举措。

（一）孙氏之阶级出身及其文化素养

关于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少为县吏。”注引《吴书》又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

陈寅恪先生也曾根据“坚世仕吴”的记载判断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5]。但实际上，这一看法未必可信。孙坚自称为孙武之后，但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故陈寿记为“盖孙武之后”，表明他是有所怀疑的。至于《吴书》称“坚世仕吴”，附之以神怪传说，显系编造。《吴书》出自吴国史臣韦昭诸人之手，他们修当朝历史，不得不有所虚饰。陈寿在《孙坚传》末直言“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实际上否定了《吴书》的记载。陈寿距三国甚近，所论当可信。孙坚出身卑下，年少为县吏，其后得以发迹，实在是时逢汉末大乱，他乘机招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6]，并且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军阀战争，扩大了影响，中平四年（187），孙坚以武功迁转长沙太守，受封乌程侯。正因为如此，孙坚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后，很快便与世族人物产生冲突[7]。

从上考述的内容看，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中古时代，统治者阶级出身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其思想文化、生活习尚与施政方略的不同。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豪门大族或士大夫阶层，他们在征辟、察举制度下，走的是“通经致仕”的入仕途径，大族名士多是儒学的信徒。陈寅恪先生指出：“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8]与之相较，寒门人物的学风与为人则明显不同。他们在文化上不专心儒学，表现出驳杂的特点，重视实用；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这种文化素养在孙吴统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据史籍所载，孙坚不具备学术文化修养。孙策比之乃父要稍好一些。《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早年在江淮间便注意“收合士大夫”，当有一定的儒学教养。但其早涉武事，习儒未深。有两段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三国志》本传注引《吴录》载：

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

孙策欲笼络江东人士，以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并“欲与谈论”，可见他略通经术，但内心里又怕儒生嘲笑他“无文学之才”，故对他们始终抱有一种猜忌心理。策之杀高岱固然与他人挑拨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卑与猜疑心理作祟。《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又载策谓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孙策承认自己与士大夫论说，“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可见其儒学修养不深。

孙权的学术修养比之其父、兄有所提高。《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载权早年在吴，“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同书《胡综传》也载：“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可见权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不过，考虑到他十五岁便为阳羡长，为人处事“侔于父兄”[9]，对其学养似也不可估计过高。魏文帝曹丕对孙权的文化水准便有过嘲讽之意，《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载权为吴王，派张咨使魏，魏文帝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咨应之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10]曹丕的文化素养是比较高的，从他的问话显然可听出对孙权“不知学”的嘲讽之意，张咨虽为权开释，但也可明了权求学不以儒学为务的特点。《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所载权教导吕蒙、蒋钦求学及自述其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苦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由此可见孙权少时受过儒学启蒙，但掌权以后，更重读史及兵书。他责令吕蒙等人宜急读者也是兵书、法术、史书，杂以儒家典籍，并不是要求他们“治经为博士”。《三国志?吴书?孙皎传》载孙权与皎书明言：“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这体现出孙吴统治者在学术文化上崇尚实用、“驳杂”的特点，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而与儒学世族有异[11]。

由于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的变化，孙权诸子及宗室子弟享受到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教育。黄龙二年（230）孙权“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12]。孙登、孙和先后被立为太子，孙权挑选了陆逊、程秉、徴崇、阚泽、薛综等名儒为太傅或少傅，又以诸名士才俊为宾客。《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载登为王太子，权为之“选置师傅，诠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黄龙元年，登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孙和传》则载和“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以上人物皆为侨、土大族名门学士，他们所传授的主要是儒家经术文化[13]，如阚泽教孙和“以书艺”，“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蔡）颖等每朝见进贺，和常降意，欢以待之”[14]。

孙权之六子休后为帝，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休之学术修养甚高，本传称其“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曾说“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故称帝后一度“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由于倖臣张布等人的反对而未成[15]。孙吴宫廷教育，就其内容言，自然以儒学典籍为主，但最受重视的是还是史书。《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为师法，重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但他最用心的还是历史，孙休曾说：“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

（二）关于孙吴之学校制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学官，传授儒家学说，并从生员中选拔优秀人才任官。但东汉中后期以来，京都及太学的文化中心地位下降，并逐渐为地方学校和民间私学所取代。这种情况在孙吴也同样存在。孙策、孙权立国江东后，长期未设置太学、创立博士学官。孙权称帝后所立“都讲祭酒”，虽可谓东南有国学之始，但其功用主要限于“以教诸子”。至于对整个社会的儒学教育，孙权并不甚关心，他在位前后数十年，孙吴始终未正式设立博士学官，直到孙休时，吴国方立学官。据《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永安元年（258）孙休下诏立学官：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次年，他又下诏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行儒家之道。但此时孙吴已进入后期，政治日坏，孙休根本不能行使权力，故此兴学之诏仅为具文而已。因此，从社会整体上说，孙吴统治者在儒学教育上其态度不积极，措施亦不力。

在这一状况下，儒学传播首先有赖于民间私学教授和家学传承。江东地区自汉代以来，特别是东汉以来，地方郡县之学、私学已有传统，颇为发达。民间教授，包括“私学”与“家学”两类。所谓“私学”，指大儒招生聚徒授业，这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传播方式。关于孙吴的私学，史籍中灼然可考者，有如下几例：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得罪孙权，“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

《三国志?吴书?程秉传》注引《吴录》载河南人徴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所交结如丞相步骘等，咸亲焉。严畯荐崇行足以厉俗，学足以为师。初见太子登，以疾赐不拜。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注引《文士传》：“华融字德蕤，广陵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时皇象亦寓居山阴，吴郡张温来就象学，欲得所舍。或告温曰：‘蕊山下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温遂止融家，朝夕谈讲。”

《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平传》：“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

孙吴之儒者不少人都曾聚徒授业，规模虽有大有小，但其私学教授的性质则是一样的。以上几例只是突出之代表，虽不能反映孙吴时期私学发展的全部情况，但无疑是当时私学之典型。从中不难看出主持私学者皆为学有所成的大儒，其招生、授业相当严格，“欲令其业必有成”，表现出了强烈的传道的使命感。因此，私学在儒学传播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至于世家大族之“家学”，如会稽虞氏之世代传承孟氏《易》学、贺氏世代传承《礼》学，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也无不各有学术传承，对此，笔者已有专书考证[16]，不再细述。

另外，一些孙吴的地方军政官员在其辖区内创设的地方“学官”，对学术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细考史籍，可见孙氏宗室人物在地方设有学校。

《三国志?吴书?孙瑜传》载瑜为奋威将军，领丹杨太守，“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孙瑜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其设学当在孙权前期了。

又，同书《孙奂传》载奂以扬武将军领江夏太守，“奂亦爱乐儒生，复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孙奂也是在地方召集儒生设学，以教授武将子弟，并向朝廷输送人才。在“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的背景下，孙瑜、孙奂的表现确显得十分特别。另有一些儒学大族人物任职地方，也设置学校，传播教化。

一些大族名士亦任官设学，如《三国志?顾雍传附子邵传》载邵“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

又，《晋书》卷八八《孝友?许孜传》载：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学竟，还乡里。冲在郡丧亡，孜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孔冲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授业，当为地方学官。当然，从许孜与孔冲之关系看，又有私学的特征。许孜卒于西晋元康（291~299）以后，年八十余，前推六十年，为孙吴黄龙（229~231）或嘉禾（231~238）间，可见孔冲传学正值孙权之时。

从学术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孙吴地方“学官”虽有一定的功绩，但比之私学与家学，则有所不如：其一是往往学因人兴，亦因人而废，不如私学和家学稳定、持久；其二是其教学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为地方或朝廷培养官吏，而不如私学或家学那样严格重视经术。

由上所考，可见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卑族，与崇尚儒术的世家大族不同，缺乏学术文化修养。孙坚、孙策父子对儒学之士皆怀有自卑与怨恨心理。孙权虽受过儒学启蒙，但学植有限；从其文化取向上看，孙权崇尚“驳杂”和实用，他虽未明确排儒，但更重视可资实用的法术、兵家与史书。孙权教育诸子，可谓重视，选调了不少名儒为师傅、宾友，但其最重视的教学内容还是近代史，目的在于培养其后继者的政治才干。正因为如此，孙权当政数十年，无心设博士、建太学，使吴国的儒学教育长期处于涣散的状态。孙吴时期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有赖于儒学名士主持之“私学”、儒学大族之“家学”及地方官员所资助之地方“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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