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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文化         
 
论江东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素养
来源:
作者:
201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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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历史上之思想文化与学术变迁,汉晋之际虽然历时甚暂,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急剧变革的时代。如王国维先生在其名文《汉魏博士考》中考述了当时博士制度演变后所指出:“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1]汤用彤先生一再感叹:“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2];“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3]。今人王志平先生也有论云:“人们往往忽略了三国时期虽然历时极短,但却出现了两次于后世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史转捩。一为黄初(220226)之际的古文取代今文的变迁;一为正始(240248)年间玄学替代经学的努力。这在其他时期的学术史上还是不多见的。”[4]数十年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王国维先生所指陈的“自来无质言之者”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倍受重视,取得了不少学术业绩。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以上诸位所概括的三国时期学术文化风尚的特征、地位,就其整体而言,无疑是正确。不过,他们据以立论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学术资料,中土学风的变化固然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变化的大势,但在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下,学术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毕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细究三国学术文化的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各地域政权内学术文化的微妙变化与差异。因此,很有必要对孙吴、蜀汉统治区域内的学术文化进行较深入的考论,进而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当时学术文化变迁的大势。

 

一、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政策

 

通观世界文明史,作为人类文化精髓的学术风尚,其特征及其变化总是与其时代与地域密切相关。就中国古代的情况而言,在社会动乱和分裂状态下,这一特征表现得尤其显著。究其原因,固然错综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一般地说,最直接的因素则在于各时代、各地域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而他们制定相关政策则又莫不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素养。因此,要试图理清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必先明了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文化观念及其文化举措。

 

(一)孙氏之阶级出身及其文化素养

 

关于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少为县吏。”注引《吴书》又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

 

陈寅恪先生也曾根据“坚世仕吴”的记载判断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5]。但实际上,这一看法未必可信。孙坚自称为孙武之后,但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故陈寿记为“盖孙武之后”,表明他是有所怀疑的。至于《吴书》称“坚世仕吴”,附之以神怪传说,显系编造。《吴书》出自吴国史臣韦昭诸人之手,他们修当朝历史,不得不有所虚饰。陈寿在《孙坚传》末直言“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实际上否定了《吴书》的记载。陈寿距三国甚近,所论当可信。孙坚出身卑下,年少为县吏,其后得以发迹,实在是时逢汉末大乱,他乘机招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6],并且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军阀战争,扩大了影响,中平四年(187),孙坚以武功迁转长沙太守,受封乌程侯。正因为如此,孙坚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后,很快便与世族人物产生冲突[7]

 

从上考述的内容看,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中古时代,统治者阶级出身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其思想文化、生活习尚与施政方略的不同。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豪门大族或士大夫阶层,他们在征辟、察举制度下,走的是“通经致仕”的入仕途径,大族名士多是儒学的信徒。陈寅恪先生指出:“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8]与之相较,寒门人物的学风与为人则明显不同。他们在文化上不专心儒学,表现出驳杂的特点,重视实用;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这种文化素养在孙吴统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据史籍所载,孙坚不具备学术文化修养。孙策比之乃父要稍好一些。《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早年在江淮间便注意“收合士大夫”,当有一定的儒学教养。但其早涉武事,习儒未深。有两段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三国志》本传注引《吴录》载:

 

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

 

孙策欲笼络江东人士,以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并“欲与谈论”,可见他略通经术,但内心里又怕儒生嘲笑他“无文学之才”,故对他们始终抱有一种猜忌心理。策之杀高岱固然与他人挑拨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卑与猜疑心理作祟。《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又载策谓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孙策承认自己与士大夫论说,“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可见其儒学修养不深。

 

孙权的学术修养比之其父、兄有所提高。《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载权早年在吴,“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同书《胡综传》也载:“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可见权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不过,考虑到他十五岁便为阳羡长,为人处事“侔于父兄”[9],对其学养似也不可估计过高。魏文帝曹丕对孙权的文化水准便有过嘲讽之意,《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载权为吴王,派张咨使魏,魏文帝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咨应之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10]曹丕的文化素养是比较高的,从他的问话显然可听出对孙权“不知学”的嘲讽之意,张咨虽为权开释,但也可明了权求学不以儒学为务的特点。《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所载权教导吕蒙、蒋钦求学及自述其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苦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由此可见孙权少时受过儒学启蒙,但掌权以后,更重读史及兵书。他责令吕蒙等人宜急读者也是兵书、法术、史书,杂以儒家典籍,并不是要求他们“治经为博士”。《三国志?吴书?孙皎传》载孙权与皎书明言:“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这体现出孙吴统治者在学术文化上崇尚实用、“驳杂”的特点,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而与儒学世族有异[11]

 

由于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的变化,孙权诸子及宗室子弟享受到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教育。黄龙二年(230)孙权“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12]。孙登、孙和先后被立为太子,孙权挑选了陆逊、程秉、徴崇、阚泽、薛综等名儒为太傅或少傅,又以诸名士才俊为宾客。《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载登为王太子,权为之“选置师傅,诠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黄龙元年,登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孙和传》则载和“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以上人物皆为侨、土大族名门学士,他们所传授的主要是儒家经术文化[13],如阚泽教孙和“以书艺”,“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蔡)颖等每朝见进贺,和常降意,欢以待之”[14]

 

孙权之六子休后为帝,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休之学术修养甚高,本传称其“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曾说“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故称帝后一度“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由于倖臣张布等人的反对而未成[15]。孙吴宫廷教育,就其内容言,自然以儒学典籍为主,但最受重视的是还是史书。《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为师法,重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但他最用心的还是历史,孙休曾说:“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

 

(二)关于孙吴之学校制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学官,传授儒家学说,并从生员中选拔优秀人才任官。但东汉中后期以来,京都及太学的文化中心地位下降,并逐渐为地方学校和民间私学所取代。这种情况在孙吴也同样存在。孙策、孙权立国江东后,长期未设置太学、创立博士学官。孙权称帝后所立“都讲祭酒”,虽可谓东南有国学之始,但其功用主要限于“以教诸子”。至于对整个社会的儒学教育,孙权并不甚关心,他在位前后数十年,孙吴始终未正式设立博士学官,直到孙休时,吴国方立学官。据《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永安元年(258)孙休下诏立学官: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次年,他又下诏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行儒家之道。但此时孙吴已进入后期,政治日坏,孙休根本不能行使权力,故此兴学之诏仅为具文而已。因此,从社会整体上说,孙吴统治者在儒学教育上其态度不积极,措施亦不力。

 

在这一状况下,儒学传播首先有赖于民间私学教授和家学传承。江东地区自汉代以来,特别是东汉以来,地方郡县之学、私学已有传统,颇为发达。民间教授,包括“私学”与“家学”两类。所谓“私学”,指大儒招生聚徒授业,这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传播方式。关于孙吴的私学,史籍中灼然可考者,有如下几例: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得罪孙权,“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

 

《三国志?吴书?程秉传》注引《吴录》载河南人徴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所交结如丞相步骘等,咸亲焉。严畯荐崇行足以厉俗,学足以为师。初见太子登,以疾赐不拜。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注引《文士传》:“华融字德蕤,广陵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时皇象亦寓居山阴,吴郡张温来就象学,欲得所舍。或告温曰:‘蕊山下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温遂止融家,朝夕谈讲。”

 

《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平传》:“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

 

孙吴之儒者不少人都曾聚徒授业,规模虽有大有小,但其私学教授的性质则是一样的。以上几例只是突出之代表,虽不能反映孙吴时期私学发展的全部情况,但无疑是当时私学之典型。从中不难看出主持私学者皆为学有所成的大儒,其招生、授业相当严格,“欲令其业必有成”,表现出了强烈的传道的使命感。因此,私学在儒学传播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至于世家大族之“家学”,如会稽虞氏之世代传承孟氏《易》学、贺氏世代传承《礼》学,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也无不各有学术传承,对此,笔者已有专书考证[16],不再细述。

 

另外,一些孙吴的地方军政官员在其辖区内创设的地方“学官”,对学术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细考史籍,可见孙氏宗室人物在地方设有学校。

 

《三国志?吴书?孙瑜传》载瑜为奋威将军,领丹杨太守,“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孙瑜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其设学当在孙权前期了。

 

又,同书《孙奂传》载奂以扬武将军领江夏太守,“奂亦爱乐儒生,复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孙奂也是在地方召集儒生设学,以教授武将子弟,并向朝廷输送人才。在“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的背景下,孙瑜、孙奂的表现确显得十分特别。另有一些儒学大族人物任职地方,也设置学校,传播教化。

 

一些大族名士亦任官设学,如《三国志?顾雍传附子邵传》载邵“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

 

又,《晋书》卷八八《孝友?许孜传》载: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学竟,还乡里。冲在郡丧亡,孜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孔冲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授业,当为地方学官。当然,从许孜与孔冲之关系看,又有私学的特征。许孜卒于西晋元康(291~299)以后,年八十余,前推六十年,为孙吴黄龙(229~231)或嘉禾(231~238)间,可见孔冲传学正值孙权之时。

 

从学术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孙吴地方“学官”虽有一定的功绩,但比之私学与家学,则有所不如:其一是往往学因人兴,亦因人而废,不如私学和家学稳定、持久;其二是其教学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为地方或朝廷培养官吏,而不如私学或家学那样严格重视经术。

 

由上所考,可见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卑族,与崇尚儒术的世家大族不同,缺乏学术文化修养。孙坚、孙策父子对儒学之士皆怀有自卑与怨恨心理。孙权虽受过儒学启蒙,但学植有限;从其文化取向上看,孙权崇尚“驳杂”和实用,他虽未明确排儒,但更重视可资实用的法术、兵家与史书。孙权教育诸子,可谓重视,选调了不少名儒为师傅、宾友,但其最重视的教学内容还是近代史,目的在于培养其后继者的政治才干。正因为如此,孙权当政数十年,无心设博士、建太学,使吴国的儒学教育长期处于涣散的状态。孙吴时期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有赖于儒学名士主持之“私学”、儒学大族之“家学”及地方官员所资助之地方“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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