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家谱网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可谓一个典型、缩影。归隐山林、清风明月，更是历朝历代知识分子们想往的生活方式。孔子目睹了西周典章制度的“礼崩乐坏”，其开创的儒家学说，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实质就是他规划设计的“农耕社会人际关系和谐图”，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核心理念，引伸到国家政治体制中，是帝王至尊、皇权至上，并且提倡仁政、德治，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渗透到每一个村落家庭，给人们的思想打上深刻烙印。比如，对于民主法治观念的先天缺失症，将自身命运寄托于明君、清官，听天由命，逆来顺受，重义气，和为贵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儒道学说之外，佛教中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就是佛教徒心目中的和谐社会，与之相关的诸恶莫做、行善、缘分、因果报应、坚忍不拔、轮回等观念也已深入人心，另外还有墨家的“兼爱”思想等等。

以上简述了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这种东方式的和谐观，以无为、无争、顺从为其特色，一旦旧有的和谐关系无法维持时，暴力就会成为新旧社会交替的唯一工具，历史由是呈现出：和谐——暴力——和谐……的循环发展轨迹。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古代政治家们也看出专制体制的危害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约办法，用以平衡皇权。

比如，根据“天人合一”说，将自然灾害与朝廷施政联系起来，以“天象示警”来告诫自称天子的帝王勤政去奢。又如设谏官、御史，可直陈朝廷决策、施政的过失，不得以言问罪。设史官忠实记录前朝得失兴衰，以为当朝者鉴。但在专制制度下，上述措施的作用是有限的。

西方近代和谐思想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解放、学术的繁荣，极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不但对自然科学，也对社会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中，利益的不同造成了各个利益群体，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力，各种力通过竞争来为所属的利益群体服务，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同时期各种力的关系的反映。什么是和谐？怎样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欧洲大陆新兴的工业阶级做出了全新的回答：和谐就是力量的平衡，建立和谐社会，就是将各种力量科学合理地配置，既彼此支撑，又互相制约，在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中有序发展，使社会处于一种最佳状态。远如天体运行，近到人们身边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和谐法则”的支配。比如某一行星与周围星体，由于引力均衡而处于一定的运行状态，天文学家根据对力的相互作用的分析，可以准确推断出一颗实际存在但尚未被发现的新星。苏联时期，曾在西伯利亚大草原开展灭狼运动，结果打乱了生态系统中的力量平衡，引发野兔泛滥，草根都被啃掉，差点毁了植被，造成环境灾难。就连人体生病也是这个道理。随着工业革命席卷欧洲，新兴力量登上舞台，和谐理念也被引入国家政治制度中，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至今仍是欧美发达国家遵循的治国根本法则。可以看出，西方的和谐观强调的是平等、竞争、法治。东西方和谐观的差异，既是文化的差异，也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是自然经济形态下和市场经济形态下的产物。

二、“和谐”作为一个普遍法则，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孙中山关于政治领域中的和谐思想作一初步探索。

一、政党问题。

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它是政治生活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和集中体现，所以，政党政治被孙中山称为民主共和制度下的“政治之极则”。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和谐的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政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几千年封建社会帝王至尊的家天下终被打破。但由于共和初立，政党尚处幼稚时代，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的政党“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有些则“借政党之名，行倾轧之实，报复无已”，更有投机者视入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千方百计混入党内，致使党员成份复杂，人格不齐。

面对上述情况，孙中山结合多年来考察各国施政得失的心得，对国内政党运作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率先努力付诸实践。

1.孙中山指出，共和制度下，民众皆有组织政党之权利，有政党就有竞争。“天下事非以竞争不能进步。当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譬之弈棋取乐，亦为娱乐之竞争，皆欲占胜；虽败亦不足为忧，皆由自己手段不高之过耳。败得多则见地愈深，学识愈多”。[注1]政党之互动，进而组织政府，退而在野监督，以促政治日日向上，使社会无积滞之病，从而避免变乱之祸患。“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总之，政党政治有利于互监互补，改善施政，稳定秩序，保障国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权利。故“国家欲求政治发达，争之一字，岂可忽视之乎？”

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长期的封建社会，造就了中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权利不容分享的政治生态环境。为此，他努力向民众阐释政党之间竞争、制衡的现代和谐理念，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注2]。

通过竞争促进和谐，关键在于双方“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他一再强调，政党要以国家为前提，以追求社会公理、民众福利为目的，故无论胜败均感满意，绝无怨尤。败则退而反思，务使政策有以改良，方法有以变更，以求有得胜之一日，不可徒争一党之势力而不顾国家之大局。其次，党争犹如下棋，须按一定之规则，用文明正大之方法相待，不用奸谋诡计卑劣行为。

2.孙中山认为，“政党均为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弟兄”，竞争、制衡并非图私利闹意气，而是为了促进政治和谐。所以他主张，目标相同、志趣相投的政党，实行团结、联合以共同奋斗。比如民国初年，同盟会联合其他数党共同组成国民党即一例。“从前学说，准物质进化之原则，阐发物竞生存之学理。野蛮时代，野兽与人类相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弱者劣者，自然归于天演淘汰之例。故古来学说，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顾大家之利益。今世界日进文明，此种学理，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今日进行社会主义，注重人道，故不重相争，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注3]俄国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世界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围攻和妖魔化。孙中山却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则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而亦当引为吾国互助之友。”对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他热情相待，高度评价。在苏共代表帮助下，他力排非议，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了两党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他在对党内的训令中说，中共党员“加入本党，以期集中势力，一致进行，此诚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但休戚相关，抑亦生死相共，至诚结合，始终无间，庶于革命之责任，能负之以趋，凡在同志，所有同感者也。”[注4]为了进一步巩固加强国共合作，他主持了国民党中执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关决议，对阻挠者给予了严肃警告。八十年前的这一创举，不但体现了孙中山先生胸怀博大、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也展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

以上是其政党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竞争与合作、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与辩证统一。

3.孙中山认识到，一个政党若真正做到为民谋利，与其他政党良性互动，就必须搞好自身建设。为此，他提出“修明党德”的思想。指出，一个人要有好的人格，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也要讲人格，“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

他多次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例教育党内，要树立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用来感动全国人民，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便能无往而不胜。他谆谆告诫同志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利国福民之目的，则所立之政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民国成立后，许多革命党人以为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奋斗精神逐渐丧失，有的人更是认为大功告成应该论功行赏，打江山者自然应该得官做，做了官便心满意足，否则便心灰意懒甚至去改换门庭，出现有的“党人附逆，议员卖身”现象。此风影响到海外，有的华侨党员也钻营当官，搞得海外党务“暮气很深”。孙中山痛心地指出，广东本是革命策源地，现在本党反被民众看不起，不愿加入，不愿帮助本党来奋斗，“若长此以往，本党前途便很危险，便要失败”。他尖锐指出，党德关系到一个政党的党风党誉、生死兴衰，“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他要求，“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然后本党的基础才能巩固。”[注5]终其一生，光明磊落，不计名利，以实际行动实践了革命党人 “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的宗旨。在他晚年，为了建设一个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有道德的政党，着手进行了国民党改组的一系列举措，以求达到“分子淘汰，去恶留良”，重新焕发革命精神之目的。

二、政权问题。

孙中山生当封建社会末期，目睹了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在许多文章中揭露、抨击了其黑暗现状，在谈到中国人民长期遭受的四种巨大苦难：饥荒、水灾、疫病和匪患时，深刻指出，这些苦难产生的本身原因是次要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是现行制度下必然的产物。

为了救国救民，他第一个高高举起“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清政府垮台后，对于进入民国政府的革命党人能否继续保持不计私利、为民服务的精神，能否在权力的巨大诱惑面前始终保持道德操守，做好人民的公仆，孙中山表示了担忧。他依据国情，结合历史上和国外的有益做法，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孙中山学贯中西，但可贵的是，他从不去单纯的效仿、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而是依据国情，吸取传统文化之精华，对建立权力平衡机制，并不断充实、补充、完善，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议会民主、政党政治、司法独立等三权分立制度，相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受到了他的赞赏。但他多年来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也发现，这些国家的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三权分立”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流弊。比如美国官吏的选举，本意不错，可在实行中，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有些思想学问高尚的人，反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议会中，往往有愚蠢无知之人夹杂其内，实在可笑。还有的官吏由委任得来，一旦总统换马，须同进退，有时数万人同时俱换，造成美国政治特有的腐败散漫。

他注意到，英国首先从中国历史中学取了考试制度，对下级官吏，考试合格，方得委任。美国也仿行之，并使政治有了起色。但仍有不足，一是考试对象只限于下层官员，没有普遍实行；二是考选之权仍操于政府之手，所起作用大打折扣。为此，他提出“三权”之外还要有考选权，无论选举抑或委任之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合格方得任职。为了除却盲从滥举和任用私人的流弊，须设独立机关专掌此职。在考察“三权”之间的关系时，他认为权力不均衡会破坏民主。他再以美国为例，那里的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形成事实上的议会专制，弊病多多。因此，要设独立的纠察机关，专司监督弹劾之事，同时也能保证行政机关独立、有效的工作。

五权分立学说，为孙中山经多年研究所独创，是其建国理论的基础，丰富发展了政治思想学说。后来将考选权改称考试权。纠察权改称监察权。权力的本能是追求无限发展、一己独大的，如果任由竞争无节制发展下去，必然会打破之间的平衡，破坏和谐，这就要求必须建立法治，用法律来调解各种力量的关系，避免暴力的介入。这种调解不是让各种力量退回到原来的和谐状态，而是上升到新情势下的更高一级的和谐状态，以此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以这一理论制定的宪法即五权宪法，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从而保障民主，实现政治社会的和谐。

是不是实行了三权分立或五权宪法，就能够保障人民大众的主人翁地位呢？孙中山没有到此止步，他在继续探索中发现，象美英法等国虽然也标榜立宪、共和，没有了皇帝，但政权并没有掌握在普通人民手中，国内贫富悬殊，那些钢铁大王、煤油大王们垄断了国家事务，实现金钱专制，穷人不得不受牛马奴役，连那些选上的政客议员们也趋炎附势，并不替选民谋利益。

故得出结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他要实现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上面这些现象，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认为只有选举权是不够的，好比人民只有一个发动力，没有两个发动力，只能够把民权推出去不能够把民权拉回来，选举出来的人究竟是贤与不肖，便没有别的权去管他，这是由于民权机器的不完善，就象最初的发动机，只有推力没有拉力一样。这只能算是间接民主。人民为了把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既要有推出去的力，还要有拉回来的力，这就是罢免权。

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从人民的自由。一个国家的运作，除了官吏，还要有法律，人民要有什么权才可以管理法律呢？他提出创制权和复决权的概念。前者就是人民有权制定、沿用或借用一种法律，交到政府去执行；后者就是大家看到某一法律不完善或是过了时，便有权去修改或干脆废止。他认为，人民有了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四个权，才算充分的民权，才算彻底的直接民权，“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驱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称为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至于公民的言论、结社、集会、请愿及控告官吏违法等项权利，中华民国成立初，在临时约法中就作了明确规定，予以充分重视。

在张扬民权的同时，孙中山也注意到另一种倾向。有的国家，民众对政府盲目抱持逆反心理，多方掣肘不予合作，影响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正常秩序。

考虑到中国更是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下，群众容易产生对一切政府、法令都不信任甚至排斥、对立的态度，他提出将权与能分开的理论，他把国家比喻为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人民雇来的车夫，有权的主人要依靠有技术的车夫去驾驶，让他们大胆去做事，并监督他们，事情才能搞好。国家的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人民要转变观念，不要把他们看成尊贵的总统、总长，而应看作车夫，巡捕、厨子或木匠。人民只要掌握了既能放出去又能收回来，既能推出去又能拉回来的权力即可。阐明了国家主人与公仆之间的制约与和谐的关系。

三、政治学理论认为，和谐社会实质是公民社会，其本质特征是：平等、竞争、民主法制。我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形态，传统思维模式的惯性极大，这也就决定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所以，当前全社会培育、树立现代宽容理念，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真正起点。

风云变幻，斯人远去。但那面旗帜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却融入到民族魂中，激励着后人踏着先行者的足迹奋勇前进。

（康立群，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

注释：

1.孟庆鹏主编：《孙中山文集》（上），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09页。

2.孟庆鹏主编：《孙中山文集》（上），第354页。

3.孟庆鹏主编：《孙中山文集》（下），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702-703页。

4.孟庆鹏主编：《孙中山文集》（上），第408页。

5.孟庆鹏主编：《孙中山文集》（上），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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