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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编撰特色与存在问题
来源:网络
作者:不详
2018-05-18
评论:0  点击:4416

一、谱牒编撰源流

    中国的谱牒之学,起源很早,大概殷商时期就已萌芽,正式出现应在周代,但最初它只是帝王诸候们的专利,随后才出现一些贵族的私谱。两汉之际已存在官谱之分。魏晋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世系、门第、姓氏成为取士的重要标准,官府谱牒成为鉴别民贵贱的依据,世家大族修撰私谱也更加盛行,因为私谱乃官谱之基础。

    汉末至南北朝战乱时期,谱传曾大量遗失,不过政府时也颇为重视。东晋孝武帝时,贾弼曾撰写《姓氏薄状》,世称贾氏谱学。南朝梁武帝时,王僧儒依据贾氏旧本,改撰《十八州谱》,是为王氏谱学。北魏太和年间,孝武帝曾诏谕诸郡,要求各立本土姓族,按门第贵贱,依次选拔举荐。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的兴起,门阀制有所冲淡。这时产生的三种氏族谱志:《贞观氏族志》、《姓氏录》、《大唐姓族系录》,如《唐会要•氏族》所说:“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相对应的氏族等级,因而兼有门阀制和官僚制的两重性。然而从六朝到唐的门阀社会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此时的有关传记、墓志,大都要追叙其姓氏、先祖的情况,这些情况依然有着影响其社会地位的微妙作用,或者说人们在传统的作用下仍相当看重姓氏门第。

    三国时东吴承袭汉制,设立宗正卿掌管皇家谱牒,所以此时的皇家谱牒亦就是孙氏族谱。唐《史通•杂述篇》云:“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其后来。若杨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为家史者也。”《新唐书•经籍志》载有贾希镜《孙氏谱记》十五卷,贾希镜为南朝著名的谱牒学家,其《孙氏谱记》自然成书于南朝。《新唐书•艺文志》中载唐人黄恭之撰有《孙氏家谱》一卷,唐李善注《文选》时曾引用过《孙氏世录》。可见魏晋隋唐时期,孙氏族谱已经不少。至唐末五代,又是战乱频仍,北方大族奔逃四方,谱牒又一次遭受劫难,大都化为灰烬,由此造成世系的中断。

    唐宋以后是中国谱牒学的大发展时期,平民百姓也广泛编织家乘族谱。然而由于在历朝动乱中,前谱多已亡失,子孙大都不能可靠地言其先祖世系与事迹,而使后人在重编家乘族谱之时,大多附会攀附尽可能找同姓的历史名人去“认祖归宗”。前面源流编已述,唐代已经开始,“姓之弊,至于尚诈”的情况。

柳开《河东集•试大理评事柳君墓志铭》在谈到北宋的家谱时说:“唐季盗复两京,衣冠谱牒尽灭,迄今不复旧物,以冒姓古名家已称后者混淆无别。”《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孙姓世表中的大量谬误,也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明清时期编撰谱牒最盛,其弊则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所谓:“今大江以南,人文称盛,习尚或近浮华,私门谱牒,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大河以北,风俗简朴,其人率多椎鲁无文,谱牒之学,阙焉不备,往往子孙不志高曾名字,间有所录,荒略难稽,其失则陋。”概括得相当精辟。

尤其是当时的谱师多为世俗职业,目的在于编谱敛财,不择手段,每每将本姓历代名我篡成该家世系,从而真伪混淆。清代谱师以江南为盛,故时人有“江南修谱而谱亡”之叹。
    当然在清醒看到其中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只要对现存家乘族谱进行一定的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还是能从中窥到其原本的大概面目。

    谱牒的内容主要包括:谱序姓氏溯源与先世迁徙考论,祖先名人遗象与像赞、传记,历代恩荣之录和详尽的家族世系图谱。

记事还包括:家训族规、祠堂墓地、祠产族产、义庄义学、宅第庄园、艺文著述、字辈谱录、碑铭墓志等。

    谱名前缀和家谱中都可记有堂号,或以宗支发祥地、宗支始祖派系、主要繁衍地、现今居住地等为谱名符号。


二、编写凡例与格式

凡例即对编撰本族谱定出一些须遵守的规则,各谱自有详略,然内容所差不多。我们在翻阅了许多孙氏宗谱的基础上,作好听下综述:

    首先目的在于尊祖敬宗,敦伦睦族,当然也为提高本族声望,凡表彰前人祖宗的功名佳绩、嘉言懿行,载之不厌其详。所以谱前都详载有关的恩荣之录:制诰、功名、仕宦、封荫、旌节、恩例、冠带、文学、寿星等等。收有名望族人的传记、事迹,若其人编谱时尚在,则概不立传,此为一般通例。讲究忠孝节义,凡有关事迹亦尽记载褒扬。

    定有严格的族法宗规,要求通族悉心遵奉,以期不出败类而坠坏家族名声。先人诗文,不一定尽录,而有关训诲,一遵原稿编入,以垂不朽。所以谱中有关家法族规尤为详尽。对行凶犯罪、乱伦伤化、左道惑众、盗坟劫窃,凡一切重大狱案犯,俱要求革家族出祠,并在族谱中削去名讳,子孙也永不得载。如《仙源岘阳孙氏族谱》凡例中甚至规定:“娶非其族者,削;犯七出者,削。夫死改适,义与庙绝,卖祖宗坟地与异姓,及鬻宗谱与非族,并削去名。”如对罪行不重,情节可原尚能悔改前非者,则须由宗族公议,或可在谱中姑存其名,但要削去行字,以示惩戒。

    严格讲究辈份与谱名,1993年春,孙越崎老人见到了一位绍兴同康村来的老乡,是位40多风的乡镇企业家,他带来了本村孙家祠堂的照片,并对基族的族谱很熟,背得出孙家的辈份名谱:“魁、怀、增、祥、瑞、永、大、安、康、宁、德、延、世、祉、诗、礼、振、家、声。”共计20代。孙老初名“世芬”,而那位企业家的名字中有个“祉”字,虽然比孙老小了50岁,但按谱名的辈份,他只比孙老低了一辈。按当时族谱的规定,不照谱中规定的辈份取名,就不能上家谱,也不能入宗祠。《云阳孙氏宗谱》规定:本族子孙有犯祖宗之名讳者,急宜改正,如再因循者,以不孝论。
   
    一般规定,女子以嫁为归,不得列于行第,但书某某生几女(也可书其名讳),长适某姓,即可。而妇人重嫁,不书后夫,以惩失节。

   
    收别家或外姓为子者,书继子某,并明其族别宗派。《余姚孙境宗谱》甚至同意“族内有贫不能娶,租典他姓妇生子者,通权达变,圣人不废,经公祠议决,准作嫡嗣,以延先绪,但于本人名下写明循俗从某氏生几子字样识别之。”不过有相当多的家族不许收外姓为嗣子,如《云阳幸家巷孙氏宗谱》明确规定:“异姓不得入谱,是乱我宗族也,如无子者,由亲房人继;亲房不能,由远房立继;再立不下者,同谱侄辈,年龄相当可也。”出继外姓者,便不书其后人。安徽黟县古筑孙氏家谱规定:“凡义子、赘婿为子者,凡娶再醮妇因抚其前妻之子者,凡出继他姓者,凡为僧道及卖为下贱者,并不书。至妇人亡夫改嫁者,亦不书。”余姚孙境宗谱这样规定:“有赘居外姓,或随母出为他姓养子者,除作仆奴及倡优隶卒,永禁入谱外,其愿归宗者,细查源委,许其入谱。”

    迁居要书始迁某处,后又迁某处,以明本族之分支。
    宗谱一般20年或30年一小修,50年或60年一大修。有靠富家所捐田亩作为修谱义田,也有向富户族众募捐,或按族人计丁摊派款项,而将所得有关产业、款项,派人经营生息以建祠、修谱。所修谱分有数十份,各家族领有一谱,填注编号,敬慎收藏,遇每年祭祖之日,将谱送祠逐号查验,以举行隆重的祠堂读谱仪式。不得托故推诿,不如期送祠,违例则有罚;如有盗卖,查出合将领谱者议逐出族;如有遗失,要向族长说明原由,然后销除谱号。


家世溯源与虚构

家乘族谱一般在其序言部分,就会开始交待其家世渊源,而后面的世系图表是详尽地将本家族的上古、中古,乃至近代世系一一排列出。其可信度如何呢?自然需要进行一些考辩,以孙氏家谱而言。其可信度如何呢?自然需要进行一些考辩,以孙氏家谱而言,一般唐宋以后的世系较为详尽,也渐趋可靠。

    《新唐书》卷95道:“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查今天所存之孙氏家谱,同样也存在“言孙悉出乐安、富春”之趋势。孙氏家谱在溯祖归宗叙说家世渊源方面,绝大多数都认“山东乐安孙氏”为源头,以军事家孙武、吴大帝孙权为其先祖,许多谱系还一直上溯至“大舜”。如浙江《富春瓜邱孙坻宗谱》“孙氏生世源流补要”及所载孙权的“天子自序”、《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孙氏
源流”、《燕兜孙氏宗谱》“姚江孙氏世谱经略”、《肖山湘湖孙氏宗谱》“孙氏源流考略”、《浦阳孙氏宗谱》“孙氏渊源”、安徽《仙源岘阳孙氏族谱》“孙氏谱原备叙”、《苍基孙氏族谱》“乐安孙氏流系图考”、江苏《斜河孙氏宗谱》“上古世系图”和“乐安世系图”、广东《香山县左步头孙氏源流考》等。

    其上古世系,从“大舜之裔”的虞遂父到其十世孙、为周陶正之官的虞阏父,和其子、建立陈国的胡公满,再到其十余世孙、逃奔齐国的陈完。这一世系之排列大多是据《史记•陈杞世家》诸史籍。其乐安世系,从陈完的五世孙陈书赐姓孙,食采乐安,再经孙武、孙明、孙膑,,乃至孙钟、孙坚、孙权家族,直至南北朝、隋唐时诸孙氏家族,都基本抄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有关世系。前已论述,该世系谬误很多而不可靠,致使家谱的这部门内容让人无法信从。就是其中真有孙武之后人,也由于历史悠久无证考稽,已经造成真伪难辨的局面。

    在现存数百种孙氏家乘族谱中,有一些自称是卫国孙氏后人的家族。如《婺东忠孝世家孙氏宗谱》“孙氏源流记”谓:“吾家祖本周文王第八子康叔,封于卫,至武公子惠孙为卫上卿,因以孙为氏,历年久矣。”《黄墅桥孙氏家乘》“孙氏迁徙各支渊源录叙”谓:“黄墅桥孙氏,系出卫武公、惠孙,子姓遂以字为氏焉。”当然详尽的历代世系已无法复原。作为先秦三大主干之一的卫国孙氏源头,秦汉后广布于河南、山西一带,应有相当繁盛的后裔家族。然而如今,自称为其后代的家族却远少于齐国东安孙氏,这显然是不太合情理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在汉末以后的乱世中,其家族谱系的遗失,及齐国乐安孙氏世系名人的显赫,而使许多家族在后来补写族谱时,大都改换了门庭。

    有意思的是:《云阳孙氏宗谱》百但认卫国孙氏为本族之源头,还排出了卫国孙氏直至明清的历代详尽世系,其办法是将卫国孙氏的世系加在齐国孙书家世的头上,其“孙氏姓氏本源考”在叙述了卫国孙氏世系后说:“林父生二子,长曰蒯,次曰嘉,蒯子恒书,字子占,仕齐伐莒有功,食采于乐安,改孙氏为孙姓。而一改乐安为富春者,盖祖武子也。武子者,恒书之孙,凭之子也。凭公字信端,避齐田乞之乱,徙居鲁曲阜之白塔村。武子字德纯,南游会稽,以兵法说吴王,封昌国公。后又食采于浙之富春,故曰富春孙氏。是则武子者,康书二十世孙,而为惠蔚公四十八世之祖也夫。”其世系图也是如此排列,而后则基本是常见的乐安孙氏世系。谱中将孙书之名改为恒书,不知有何根据,暂且不管。孙林父长子孙蒯,首次出现于《左传•襄公十年》,即公元前563年。而齐国孙书伐莒在公元前523年。孙蒯做孙书的父亲,从年纪方面来看没什么问题,加上其后面的世系将孙膑列为孙武第五世孙的做法,都别具新意。《富春孙氏族谱》“姓氏本源图说”也持上述同样观点与世系排列的顺序。
   
    当然我们还能找到少数家谱,有相类似的粗线条提法。如常熟《虞邑孙氏宗谱》其“锦港孙氏族谱序”如此说:“孙氏出于姬周之后文王,康叔封于卫,至武公子惠孙为上卿,因以为氏。战国时有孙武、孙膑,其苗裔也。”且不管它将孙武说成是战国时人之误,重要的是卫国孙氏与孙武之间的世系连接问题,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略具参考价值的史料证实,我们只能将其姑且备为一种说法,以待他日新史料的出现。

    现在已很少能见到自称是楚国孙叔敖后裔的家谱。福建《安溪狮渊孙氏族谱》《柳塘记》《禾山孙氏族谱》《晋江拊田孙氏族谱》《惠安埔塘孙氏族谱》诸族谱,记其祖籍都为河南光州固始县,此地乃孙叔敖的家乡,估计其中应有楚国孙氏的后裔。唐宋之后迁居福建厦门、泉州、惠安、同安、漳州诸地,虽然《柳塘记》自称“康叔苗裔”,然其他族谱中已不见对始祖的追溯,甚至有的连唐宋时期始祖的名讳与已失传。我们看到《江都孙氏族谱》同时尊孙叔敖、孙武诸人为先祖,在其“孙氏重修族谱序”中将孙叔敖与卫国孙氏及孙武、孙膑的家族世系篡为一体,说:“叔敖公系周姬姓之后,封于楚也。公本蔿(wei)姓,隐居乐安郡富春乡,改氏孙姓。……楚聘之为令尹,执政清廉。……武子系其后也,后居齐国”。其将先秦孙氏三支源头合而为一,真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家谱中唐宋时期的中古世系记载,也有不少的问题。一是为抬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有些家谱故意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不顾其人原来的籍贯家世而将当时孙氏名人排成先后辈份,篡成自家祖先世系,造就了极其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的家族世系。如江苏《荆西孙氏宗谱》、《甲山北湾孙氏宗谱》和浙江《当湖孙氏家乘》、安徽《四安孙氏家乘》等族谱,在其家族祖先世系中,都把宋代的孙氏名人
按辈份排列:龙图阁学士、宣国公、太子少傅孙奭,生监察御史、广西转运使孙抗,孙抗生天章阁待制、湖北都转运使孙甫,孙甫生高邮教授孙太初,太初再生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孙觉,就是说从孙奭到孙觉是一个家族五代世系。

    我们来查一下历史:孙奭(962-1033),山东博平(今山东聊城)人。孙抗(998-1051),安徽黟县人。孙甫(998-1057),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孙觉(1028-1090),江苏高邮人。其中唯孙太初无资料可查,其他四人的祖籍分别为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一家人。最荒唐的是,将同龄人孙抗和孙甫,列为父子;而孙抗作为孙觉的曾祖父,只比孙觉大30岁。总之,乱拉名人显官为始祖,乃至给一些先祖滥加官爵的现象,可谓层出不穷。

    二是将后裔的迁徙行为转嫁给祖先中的名人,直接将其立为迁徙到本地的始祖,而不惜涂改历史。如《洋溪孙氏宗谱》认唐昭宗时宰相孙偓为先祖,说他“上书因极谏奸臣,夺爵安置余姚,遂居四明。”而《新唐书》本传说他免相后,“贬衡州司马,卒。”湖南衡州离浙江余姚有数千里之遥。我们前面分析的,许多家谱以五代后唐的三司使孙岳为由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徙居余姚梅川乡之始祖的说法,实为其后代的假托。

    广西横县《孙沔公族谱》记其宋代先祖孙沔为孙氏迁广西之始祖,也同样如此。1999年修订的山东《蒙阳孙氏族谱》,其序言《白埠(蒙阳)孙氏族考》说,孙沔原籍为山东青州府乐安郡,为孙书的第四十六代孙,生于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2年),少年时随父定居江西,卒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前已论证了孙沔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应为浙江富阳。生卒年应为996-1066年,孙书于公元前523年伐莒,其年纪当在50岁上下,就是说孙书与孙沔之间相差1570年左右,以25-30年为一代计算,二人至少相差63-53代。

    再如江苏《云阳幸家巷孙氏宗谱》称,其晋代先祖孙仕宁迁居浙东余杭县,宋代先祖孙复(992-1057)筑别墅于云阳幸家巷(今丹阳市境内),直至元代皇庆年间(公元1312年),孙宾才率该家族迁去。其“云阳孙氏族谱序”如此记事:“复公字明复,为宋室理学名臣,因过云阳筑别墅于练湖之东,距幸家巷数百步,且治命后人移居此地,乃云阳幸家巷孙坻之始祖。建元皇庆宾公以岁进士授润州学正,历官江西万安县尹署吉安府事,谢组归寻别墅旧址,遵明复公之遗训,而迁于是巷,历今三百余年。”该谱将宋代的先祖孙复立为迁云阳幸家巷始迁之祖,没有具体的史实,其实只是一种假托。

    查《宋史》本传诸史料,及《欧阳文忠公集•孙明复墓志铭》都称,孙复为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而《云阳幸家巷孙氏宗谱》称其家族晋代已迁“浙东余杭”,职属实,其籍贯决不应不改。孙复一生主要在泰山讲学与在开封任职,虽做过几年地方监税、知县、通判之类官,却在虔州(今江西赣州)、泗州(今江苏盱眙)、长水县(今河南洛宁县)、陵州(今四川仁寿县)诸地,就是淮河边上的泗州,也离云阳很远。他最后葬于郓州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县),靠近长期讲学的泰山。总之,在宋代有关史料中很难找到孙复会在云阳买地盖房,且遗嘱族人要迁于此地之缘由的蛛丝马迹,且其身世与“浙东余杭”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孙复是否为其族先祖值得怀疑。

    应该说,宋元以后,及至明清时期,其家谱中的一般世系与相关的迁徙情况,其可信度才稍让人放心一些,尤其是明清时其族由何地迁徙而来之情况,应无须作假。有些家谱只在序言部分对古代先祖略作交待,其世系图表中不列上古和中古世系,而直接从迁徙到此地的始迁祖开始迁祖立世系,颇为真实可靠。如湖南《楚蜀孙氏三修族谱》“楚蜀世系源流记”谓:“吾族自得姓受氏以来,代有迁徙,明以前不得其详矣,故略之。”不过就是在明甭世系中,由于对一些人们已较模糊和不相连贯的史实,或在需要对一些事情进行隐恶扬善处理时,一些家谱依然会采用一种使其“合理化”的虚拟手法,仍需读者加以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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