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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文化         
 
孙氏优良传统
来源:网络
作者:不详
201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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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民精神


    爱国的中心点应在于爱民!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认识清楚的。当然爱国爱人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这里我们主要叙述孙氏族人中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和爱护百姓、为民办事的一些事迹。
    一、不畏权贵抨击腐朽
    西汉后期大臣孙宝,可谓是一位了不起的硬骨头。孙宝任益州刺史期间,奏劾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姐姐的儿子、广汉太守扈商失职,要求严惩。被冤免职后,在舆论压力之下才得以复职。任丞相司直期间,又奏劾汉成帝的舅舅、红阳侯王立和南郡太守李尚欺下罔上,侵田贪污之罪行,又与权贵结下仇隙。孙宝为谏大夫期间,曾抗旨奏请重新审治冯太后冤案,被诏下狱,后得大臣说情苦争,方得出狱复职。后又为尚书仆射郑崇一案上书辩冤,竟被免官而为庶民。王莽掌权后,徵孙宝为大司农诸职。孙宝又忍不住直言:“如今风雨不调,百姓衣食不足,然而朝廷每遇一事,群臣同声歌颂,此绝非国家昌盛之兆也!”最后,孙宝被莫须有的不孝罪名奏劾,而终被免官。如此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之精神,实在极为难得,值得后人崇敬和学习。
    晚唐散文家孙樵,有《书何易于》一文,他在亲自考察了益昌县令何易于政绩的情况下,著文刻画了这位官员不顾自身安危,抵制上级及朝廷对民众的苛剥,表彰了正直无私的清官,也抨击了当时腐朽的制度。另一篇《书褒诚驿壁》,全文借驿吏和老农的话,指出地方官吏更替频繁,而不问民间疾苦,唯“当愁醉醲,当饥饱鲜,囊帛椟金,笑于秩终。”揭露当时政府官吏以州县为驿站,不做好事,只知酒醉金迷,残害人民,以致“民生日益困,财力日益竭”。其文构思奇妙,笔势雄健,一气灌注,有力鞭挞了当时政治的腐败。
    宋仁宗时,孙抃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专职监察与谏言。史称其“数言事、不为矫激,尤喜称荐人才”。然也不畏权贵,敢于抗争。如仁宗欲任亲信太监王守忠为武宁军节度使,孙奏言反对而罢之。温成皇后丧,一些官员献媚上议建陵立庙,孙抃率属官上言此举非礼,在黄帝改容不快之时,孙抃固执且跪地不起,朝廷只得作罢。御史奏论宰相梁适贪黩怙权,要求予以罢免,孙抃支持之。宰相陈执中家娶妾张氏榜杀奴婢,开封府置狱取证,陈执中包庇张氏,不使出庭,仁宗也下诏无论,孙抃与官属坚请论罪,疏奏十上,梁氏与陈执中终被罢官。后孙久居侍从、学士诸任,始终澹泊自如。
    宋神宗时,右正言孙觉与宰相王安石有旧,王安石开始变法,荐孙觉以重用,想授以为助手。然青苗法行,贷苗以取息,孙觉奏言以反对,安石览奏大怒,遂将孙觉逐出朝廷,出知广德军,后青苗法果然危害不浅。孙觉并不以王安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巴结奉承,而依然是直言不阿,宁折勿弯。其弟孙览也有同样性格,在任司农主簿之职时,其顶头上司,判司农寺且兼谏院的舒覃,即在乌台诗案中迫害苏轼的主犯之一,欲引荐孙览为助手,孙览不予理睬,舒覃老羞成怒,诬以违事逐出朝廷,出任地方。孙览后知开封府,迁户部侍郎,与奸相蔡京伦役法不和,又被出知太原。孙览在太原立有军功,然史称其“议论多触执政,屡遭绌削”。兄弟俩这种刚正不阿的脾性,令人起敬。
    南宋宁宗朝,侍讲朱熹直言持论,受奸相韩侂(tuo)胄的排斥而被逐出朝廷,宁宗受其影响亦谓:“朱熹之言多不可用。”吏部侍郎孙逢吉却顶撞道:“朱熹议祧(tiao)庙之事与臣不合,其他所言皆正确,未见其不可用。”宁宗听了一肚子的不高兴。后侍讲彭龟年又因论韩侂(tuo)胄专权而被逐出朝廷,孙逢吉上疏道:“朝廷中崇重道德者,无若朱熹;而志节端亮者,无若彭龟年。今天二人都因论韩侂胄而遭贬绌,臣恐怕贤者都无固志立足之余地,而陛下所用的尽是些庸鄙浅薄之
徒,何以立过!”孙逢吉抗命直言之事里还不少,史称其“在谏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词旨剀切,皆人所难言者。”当然其命运也同样是遭韩党诬诋而被逐出朝廷。
    清朝大臣孙嘉淦,官至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而立朝正直不欺。《清史稿》本传记载,乾隆即位之初,孙嘉淦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上疏直言人主当政之弊,他指出,人主只耳只爱听歌功颂德之声,“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纳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人主之目只爱看献媚邀宠之态,“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朽者亦忏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人主之心由是“高己而卑人”,“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其结果“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实际上这也是君主专制政体必然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耿直的奏言,今天读来犹发人深省。


爱国爱人民


    晋代士人孙晷的人格风范还表现在他的“爱人”方面,《晋书》记载,孙晷乡里“亲故有穷老者数人,恒往来告索,人多厌慢之,而晷见之,欣敬逾甚,寒者与同衾,食则与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时年饥谷贵,人有生割其稻者,晷见而避之,须去而出,既而自割送与之。乡邻感愧,莫敢侵犯。”并赞他:“见人饥寒,并周赡之,乡里赠遗,一无所受。”这些记载,粗看颇有不太可信之感觉。然而孙晷并非有权势之达官显贵,文人不须昧着良心进行吹捧,所以应该是事出有据的。我们应该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自古就有如此奉献“爱心”的美德,孙晷便是生动一例。
刘宋泰始初年(公元466年),孙谦为巴东和建平二郡太守。孙谦坚辞随带军队上任,到地方后除去苛税酷法,广施恩惠之政,减轻民众负担,释放奴隶还家,治理视事三年,郡境秩序井然,政府威信大著。各族人民满怀感激之情,手捧金银珠宝,竞相馈献以表心意,孙谦好言慰谕,一一劝回而寸金不纳。南齐初年,孙谦为宁朔将军、钱塘令,执政简练清明,狱无拖延囚犯。及调任时,百姓追载缣帛以松,孙谦同样寸尺不受。《梁书•良吏•孙谦传》谓其历任二县五郡,“谦为郡县,常勤劝课农桑,务尽地利,收入常多于邻境。”而“在职不受饷遗”,“所在廉洁,居身俭素”,“每去官,辄无私宅,常借官空车厩居焉。”其爱心还体现在对贫苦百姓的关心,“有彭城刘融者,行乞疾笃无所归,友人舆送谦舍,谦开厅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礼殡葬之。”乃至“众咸服其行义”。此类事,就是在今天也极难遇得。可以说,如此一位廉洁爱民的官员,在中国历史中是极为少见的,实堪为古今当官者之楷模。
孙思邈医术精湛,学问渊博,然一生淡泊明志,摒弃功名利禄,心甘情愿地在民间辛苦行医数十年,为群众消除疾苦。据有关记载,他先后诊治过600多例麻风病,治愈60余人,使数百上千的癫痫病人恢复了健康,其他各类病例不计其数。他不仅有高超的医术,且讲求医德,要求治病时应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不得以一技之长去要挟病家,贪求财物或邀功牟利。应不问贵贱贫富,不念恩怨亲疏,一视同仁,不拒绝任何病人的求诊。孙思邈尤其痛恨那些到了病人家中便大吃大捞,高谈阔论,自我吹嘘,甚至诋毁他人的下流医生。指出遇有凶险病症,哪怕山高路远,崎岖难行,甚或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也要一心赴救。就是遇到“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的患者,也要不嫌脏秽,有同情爱护之心,认真负责地给于治疗。孙思邈极为重视人的生命,认识到医生救护人命的可贵,所以他用“千金”以喻可救人性命的医学,并作为自己所著医术的名称。
    孙思邈是这样说得,也是这样做的。如他细心诊治过的六百多个麻风病例,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治之症,而为了求得妥善的治疗方法,他不怕传染,亲自守候在病人身旁细心观察,并把每个患者的情况记录下来,从中积累经验,终于使60多个患者摆脱顽疾的折磨,这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医学奇迹。同时他处处为病人着想,尽量以廉价、易用之药来代替贵重药品,而不刁难病家。尤其是当时医界各家互守验方,不许子弟泄漏,互相间秘而不传,严重阻碍祖国医学的发展,不利于治病救人。孙思邈愤慨、抨击之余,先从自己做起,用著述向社会公开了大量秘方,为医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更为人民造福,而赢得人们的憧憬。有关例子
还很多,孙思邈之所以能做到这些,绝非说他善谈老庄之道,或兼好佛学所能解释的,我们认为关键是他对人民有一颗爱心。
    宋仁宗时的官员孙锡,《王文公文集》中墓志铭谓:“知杭州仁和县,籍取凶恶,戒以不改必穷极案治,而治其余一以仁恕,故县人畏爱之。”孙锡将凶恶的犯罪分子与一般民事纠纷区别对待,审治民事案子“一以仁恕”的做法,体现他有慎刑爱民的意识。后在同判尚书刑部的任上,成都某案逮捕亲属系狱百余人,均属无辜,而刑部详覆官遇赦不原,独孙锡奏言应释,共释无辜123人。在提点淮南路刑狱任上二年,为已判死刑的人伸冤,共解救13名死囚。在知舒州任上,力排众议,发常平、广惠仓以活陈、许、颖、蔡诸州流民,及流民归去之际,又计口和路途远近发给粮食,流民至为感泣,多买香焚之府门以祝。
    南宋官员孙子秀檄督宜兴县围田租时,恰逢当地水灾,百姓生活艰难,孙子秀要求官府减免租税。上级官员发怒道:“此租乃军饷所系,你敢如此要求,独不为自身考虑吗?”子秀答:“百姓已水深火热,哪里还敢为自身考虑,宁愿得罪去官而已。”仍然坚持例证,最终得到朝廷的见面。知金坛县时,淮河灾民时流入以万计,子秀赈给抚恤,树庐舍以住,括田地使耕,拔有能力者使得其所用。守衢州时,水灾发生,子秀组织人力修桥梁,治堰堤,补城壁,疏浚水源,助茸民房,赈以钱米,奏免秋税粮15千余石,并代纳其夏税,除免原有之债务,社会经济由是逐渐复苏。后孙子秀任浙西提举常平,先前,官府尽行搜括之能事,甚至夺亭户生产盐之本钱以充数,一路骚动,亭民多流亡。子秀上任后,衡量官府非法多取者,催还前政盐本钱50余万贯,于是亭户流民得以重新复业。移浙西提点刑狱之任,子秀又冒暑行839县,调查密访疑难案件,纠正错判,释放无辜,监狱为之一空,远近称其神明。如无爱民之心,孙子秀就不会有上述的业绩。
    清康熙年间,孙蕙任扬州府宝应知县时,他面对的情况是:前官相继贪残,杂税视正供数倍,富人亦贫;同时黄淮俱决,湖水汹涌,田庐尽没,民不聊生。孙蕙首先除去各类苛捐杂税,减轻民众负担,并安排解决受灾事宜。上级岁征夫役7200人,以修漕渠,孙蕙不忍如此劳民,抗法少征。河道都御史罗多发怒而将劾治蕙罪,民众知情,遂围都御史号泣,一时达几万之众。罗多下令:如能六日内竣工,便不追究。民众憋这一口气,数万人争着筑堤堰,三天而工成。孙蕙声望益著,士民绘图纪其事于石。过去漕运役民,先派役而使民旷日等船,且常欠银粮,民甚苦。孙蕙改制,先借库印如额发给,船至乃集民用工,便民生产治业。史称:孙蕙治宝应六年,以爱民为急,秉公办案,不计自己的利害得失。
    孙中山爱国爱人民的一生,足为中国人民的表率,前虽已有述,然仍有许多事让人感怀深切。1912年元旦之夜,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任职典礼和宴会结束后,亲送各省代表到大堂阶沿,代表们请孙大总统留步,孙中山说:“我是人民的公仆,诸位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就是主任,我应当送你们的。”说明孙中山就是在任总统之际,想到的还是做人民公仆,而绝非做官当老爷,更没有君主的威风。此后凡听到人们向他呼“万岁”,心里就不是滋味,曾对秘书说:“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推翻,再喊‘万岁’,很不适当。”一些省的都督发来电文,中有“恭祝万寿无疆”的词句,孙中山马上严肃指出:“封建流毒真深!我们已经革除了帝制,难道还要做皇帝吗?对那些凡是祝我‘万寿无疆’的,必须加以劝导,以后再这样,就把原件退回。”所以后来需要总统让位之时,孙中山依然没有丝毫的私念,完全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因为他知道:总统只是人民的公仆。
    孙中山一再告诫:“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命党,此有何足为怪?”孙中山也常常教育青年:要立救国救民的大志,要做大事,要能为大家谋幸福,不可要做大官!要打破传统教育那种“入学、中举、中状元、做大官、做宰相”的志向,因为要达到那种地位,有的人往往会杀人放火,残害人民,以在所不惜。因此,青年人理智,万不可想达到什么地位,做禄蠹,而应该想要做成几件能为人民谋利益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孙中山所表达的这一看似平凡,实则最为璀璨的文化精神,至今仍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当然更需要国家制度层面内涵进行深刻的改革,才能对这一文化精神有所支撑。
    孙中山的一生都在为人民谋求解放和幸福的事业奋斗不息,他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时刻不忘民众的安危。1925310日,孙中山在北京医院中已病势危殆,然而当悉获广州
东征军克服潮汕,打败叛军陈炯明时,欣慰之余还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为了实现“主权在民”的共和国理想,孙中山直至将生命贡献。

追求人格风范

东汉时士人孙期,字仲或,济阴成武(今山东成武)人,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而出名,有人远道而来从师学习。然其家境贫寒,事母至孝,主要靠牧养猪群于湖泽边以奉养母亲。郡举荐方正,备羊酒遣吏以请,孙期赶猪群入草地而不顾。黄巾义军过其故乡,相约不扰犯孙先生之家。后来,司徒黄琬特为举辟任职,孙期仍然不去,终寿于家。孙期鄙视“学而忧则仕”的传统,对为官不屑一顾,而清寒伴学以度一生,令人肃然起敬。
    三国魏时山东乐安人孙炎,字叔然,师从于东汉郑玄一派的门人,才学过人,人称“东周大儒”。魏廷徵辟他为秘书监,然而孙炎推辞不就。时官居领秘书监的王肃,可谓当时的学术权威,曾组织任编辑《圣证论》以讥短郑玄之学,孙炎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无畏的反驳。孙炎撰有《周易春秋例》、《尔雅音义》,并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等书作注,成就不凡。孙炎不就秘书监之官位,一心成就自己的学问,城为古今学者之楷模。
    晋代孙晷,字文度,浙江富春人,乃东吴伏波将军孙秀之曾孙。为人恭孝清约,讲求理义学识,每喜独处幽静。虽家底丰厚,而孙晷常布衣蔬食,躬亲垄亩,而诗书诵咏,欣然自得。非但孝敬父母,关心兄长,且爱护乡里亲故。《晋书》赞他:“闻人之善,欣若有得;闻人之恶,惨若有失。”会稽(今绍兴)人虞喜隐居海隅,有高世之风,孙晷钦佩其德志,聘其侄女为妻,虞喜告诫侄女要弃华尚素,与晷同志,时人称其为梁鸿夫妇,以赞其高洁之品行。司空何充征召为扬州主簿,司徒蔡谟欲辟为属僚,孙晷均不就。尚书张国明特上表举荐,朝廷准备公车特徵,会孙晷病逝,时年38岁,朝野闻讯都同惜之。
    唐代著名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治学至勤,在20岁前已淹贯经史百家之学,且兼通佛典,又有志医术。然而他见朝政腐败,民无宁日,便无心仕途,而修隐于太白山(今陕西眉县南),研读医书,行医民间,它不仅医术高超,且医德高尚。《旧唐书》本传称:“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唐太宗即位,“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唐高宗时又诏征孙思邈到京城,让他审订即将成书的《新修草本》,在编修中有贡献,“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后来只是考虑到长安有丰富的医学藏书,为了能阅读到这些世所罕见的文献以帮助著述,孙思邈才勉强接受了“承务郎”的职务,在尚药局供职了一个时期,等到搜集医学资料的目的业已达到之时,随即表奏“辞疾请归”,又退居故乡的五台山中。当魏征等受诏修史,曾多次访询于他,他口提面授,毫无保留。著有《老子注》、《庄子注》、《福禄论》等书,其名著《千金方》,尤为造福后人,名扬四海。
    宋代的孙侔,字少述,浙江吴兴人。善为古文,与王安石、曾巩诸人交友同游,王安石以孟子、韩愈相比其才识,名倾一时。因父亲早逝,事母尽孝,曾屡举进士,欲以禄养母。不料母亲也病故,便誓言终身不仕。刘敞知扬州,上表举荐,朝廷下诏任为扬州教授,孙侔辞。刘敞守永兴军,辟为幕僚,孙侔皆不就。客居江、淮间,士大夫敬服之。王安石为相,过真州与相见,孙侔以平民之交相待。终身以书、文相伴而不仕,卒年66岁。
    宋代画家孙知微,字太古,四川眉州彭山人,隐居青城白侯坝,性介洁,善道释,犹以画得名,用笔放逸,不蹈袭前人。官吏求画,不为所动,常托疾而遁。张咏出知益州,雅闻其名,欲一见之,终不可得。一天,得报孙知微在成都寿宁院作画,张咏就便服轻从往诣,知微得到消息,不复终画便掷笔遁去,待张咏去职还朝,道出剑阁,忽见一村童持箧迎于道左,只听其说:“公所喜者,知微画也,今以二图为献。”张咏急忙问:“孙知微在哪里?”村童道:“刚才一位山野道士以此箧授我,叫我如此言说,便掉头而去了。”张咏唯叹其人品高逸。
    前已叙清朝昆明士人孙髯,才气非凡。乾隆年间,在昆明大观楼傲然写出“古今第一长联”,名噪一时。其人格也颇值后人敬仰:少年赴童试,因不愿受搜身之辱,愤然离去,从此不复参加科举,对官吏嗤之以鼻,终身为一寒士。孙髯晚年家境衰落,生活贫苦,仍孤傲不屈,洁身自爱,寄留圆通寺咒蚊台,卜易为生,更号蚊台老人。毕生诗文甚丰,现仅存《孙髯翁诗残钞本》,共收诗5485首。

平凡中显伟大


    孙中山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屋内陈设,除书籍和必须用具外,并无他物。总统任内,常以几角钱的素菜为食,决不浪费。而在到处奔波的革命生涯中,又是生活更为艰苦,而从不乱画革命的经费。正如其《家事遗嘱》中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他遗留给宋庆龄的“财产”,只有两千多本书和一些未用完的日用品,而上海的故居,乃华侨所捐赠,广东翠亨村的故居,是大哥孙眉从檀香山汇款所造。孙中山身后不名一文,此时震惊了当年中外各界人士,其一生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一心为民之品格将与日月同辉!
    任总统期间,每天接见大批来访者,上至地方军政官员,下至一般贫民百姓。一扫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和一些繁文缛节的陈规陋习,换以诚恳、坦率和平等的平民化作风。许多人仍呼他为先生,乃至直呼其名,孙先生不以为忤,同样亲切招待。一天,接见一位年过80岁的老翁,告知以总统就是国民的公仆,离职后和老百姓一样的道理。老翁高兴之极,逢人便说:“今天,我可见到民主了。”后来在广州任军政府大元帅期间,也经常接见老百姓,当时担任卫士分队长的谭惠全说:“孙先生最爱接见民众,无论什么人想找他,总是尽可能地亲自接见,仔细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不放过别人谈话里的一项细小的建议。”孙中山曾对卫士们说:“我不是段祺瑞,什么人都可以见我。”
    1912
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发生过一些革命党人自动处置保皇党的事件,孙中山在128日曾电令各省加以制止:“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曾在1896年伦敦蒙难的清使馆中谋陷孙中山的邓廷锵,3月份竟然来南京要官职,总统府副官把他扣了起来准备定罪,孙中山开释道:“桀犬吠尧,各位砌筑。已过之事,无庸深究。他来求官,但不予之官足亦。”还担心发生意外,派人将他护送出总统府。
孙中山光明磊落、非为权势、财富的革命者无私品质实为后人之楷模,他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在《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中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提出了“人格救国”的思想,他自己就是这样以身作则的。
    1912
年元旦,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不少人凭借各自的社会背景,把握机会,追逐名利,竞赴官途。受这一风气影响,孙眉也未能免俗。他以为弟弟是大总统,作为兴中会元老的哥哥,并曾倾家资助革命立过大功,起码也应得一个“二品顶戴”。在一些亲友的怂恿下,他也跃跃欲试,想出任广东都督。这期间,孙中山也一连受到一百多份要求委任孙眉为广东都督的电文,如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也是热衷要求者之一。作为政府首脑,委派一个于革命有功,又有办理实业才干,且又有众人举荐的哥哥出任一省之都督,孙中山大可办得冠冕堂皇。但他毕竟是孙中山,在复函蔡元培时陈述了“惟才能是称”的原则,反对用人唯亲的封建陋习。孙中山知兄专长在实业而非政治,在赴广东各团体并各报馆的电文中,坦率地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并非合适人选。并耐心劝孙眉,宜“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孙中山力排众议,终不授对革命有大功的哥哥以官职。孙眉还是想不通。1912527日,辞去大总统的孙中山回到了久别的故乡翠亨村,孙眉一见弟弟,立即大加训斥:“我把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我为你把全部家产都花光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个田地。你当了大总统,倒把我一脚踢开,六亲不认,恩怨不分。你说我当都督那样不够格?”并向弟弟痛言让位袁世凯的失策,指摘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孙中山默默地听着,待哥哥发够了脾气,才微笑着进行解释:“你是我大哥,家里的事,我可以听你的;国事可就不能随便了。你熟悉做生意,还是做你的生意好,何必去熟就生呢?何况在共和国当官,是做国民的公仆,并非为个人名利啊!”在广州军政府任大总统时,其外甥诸人从海外到广州军政府谋职,孙中山也不允所请,以其擅长,只助其开店为业。
    在让位于袁世凯的问题上,孙中山在回答某些革命党人的电文中如是说:“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吾党不必自揽政权,亦自有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微。”孙中山还多次说过:“如果可以达到安定人民,建设国家,振兴民族的目的,我辞去总统的职位,象是脱掉自己的一双鞋而已。”1916年袁世凯死后,

    孙中山在上海演说时亦有谓:“既曰共和,则凡赞成共和者,皆可执政,吾人只排斥反对共和者。现执政者,既为赞成共和之人,纵使非倡发共和制度之主张,或输入共和思想者,仍当望之信之,使展其所能,若有反对共和之证,乃可起而锄之尔。”可谓“成功而不私其权利”的模范表率。
    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数千年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运作传统中,政坛上大多为窥视权势之小人,且用权势压迫人民,只是这种磊落无私的品格即使到了近代也极为罕见,且获取不到它应得的普遍赞誉和社会地位。要知道,只有在这一品格深入人心且获得社会的崇高地位之际,才是民主共和国真正得以建立之时。


修养与理想


    修养与理想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这里我们仅将古、近代两位孙氏代表人物的思想作一解剖,人们定能从中获取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孙奇逢的人生修养
    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告诫说:“学不长进,病坐在不虚己。以舜、禹之圣,而好察,乐善,拜善;孔子之圣,四友,六侍;颜子之贤,而问不能,问寡。人之取善,岂有定方。善之所在,虽路人之言,臧获之智,皆当取之。”要求虚心学习,不耻下问,才能学得真功夫的道理,虽谓人人都懂,然在实际生活中却很难做好。那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孙奇逢接着说:“取诸人乃所以与诸人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曲士俗学,只喜闻誉,恶闻过,遂自闭取善之门,而阻人乐告之路。德何由进?业何有修?所谓自暴自弃也。尔等以文会友,便是进德修业之时,莫只作书生雕虫小技也。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文与仁有本末,而非二事。与胜己者友,须先虚心。至听其言,与吾有未安处,宜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须平心定气,与之相商,惟恐我见未克,未能尽其所长,则无不收师友之益矣,便是进德修业实际功夫。”指出在“与人为善”的前提下虚心“以文会友”,以收增进学业和改善德行之效果,真可谓语重心长,恰如其分。
    同时,孙奇逢还教育子孙道:“古人读书,取科第犹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道理不明,好人终做不成者,惰与傲之习气未除也。洒扫应对,先儒谓所以折其傲与惰之念,该傲惰除而心自虚,理自明,容色词气间,自无乖戾舛错。事父、从兄、交友,各有攸当,岂不成个好人。日用循习,始终靡间,心志自是开豁,文采自是焕发,沃根深而枝叶自茂。”指出读书并非只为科举做官,而“全为明道理,做好人”,所以需要执著地追求真理,且不能有“惰与傲的习气”,“眼界欲宽,胸襟欲廊,而得力著手处,却要枯寂收敛,约者鲜失,愿尔曹共讲求此义。大得却须防大失,多忧原只为多求,此语可作为约字注脚。”就是说在一帆风顺,大有收获之时也须谨慎小心,多做思考,以求取得更大的进步。
    孙奇逢还说:“与人相与,须有以我容人之意,不求为人所容。颜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此心翕聚处,不肯少动,方是真能有容。一言不如意,一事少拂心,即以声色相加,此匹夫而未尝读书者也。韩信受辱胯下,张良纳履桥端,此是英雄人以忍辱济事。静修之言曰:‘误人最是娄师德,何不春生未唾前?’学人当进此一步。”这里提倡一种宽厚自省的人生哲学,不是要逆来顺受,而是要有宽容待人的度量。唐代娄师德提出被人唾面让其自干的态度,确是误人之谈,而应该在被人唾面之前就把事情解决好。
    明清时期的孙奇逢在《霞峰先生集示奏儿》中有一段针对世道险厄的名言:“风波之来,固自不幸,然要先论有愧无愧。如果无愧,何难坦衷中当之!此等世界,骨脆胆薄,一日立脚不得。尔等从未涉世,做好男人,须经磨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古不易之理也。孟浪不可,一味愁闷,何济于事?患难有患难之道,自得二字,正在此时理会。”这里,孙老先生告诫儿孙们,只要心中无愧,便可坦然面对任何风波和患难。在这个世界上,倘若你骨头脆弱,胆子太小,那么一天都站不住脚的!作好男儿,须经得起磨难!
    二、孙中山的民主理想
    孙中山一生对专制君主政治深恶痛绝,1904年在美国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论述满清统治之反动实质时指出:该政府“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侵犯我们不可让雨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总之,“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孙中山在上海宋耀如家,畅谈探索有关救国的斗争道路时已如此阐述其革命理想:“中国非改革
不可。我们要推翻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新的共和政府。……我国民众有权利自己选择管理国家的人,选择替他们制定法律的人,他们应该拥有一切的权利。只有这样才对!”1912年,作为临时大总统,他对起草临时约法的参议员编辑委员会提出,要加上“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孙中山一刻不忘国家的主人应是人民!
    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是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三民主以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其民族主义从推翻满清统治走向民主平等观念的确立,并进一步升华到扶持弱小民族、抵抗列强压迫的世界观。民权主义实为三民主义之中心环节,其关键是“主权在民”与“主权为民”。1917年,在他的《民权初步》自序中说:“何伟民过?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为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律之权,民有复决法律之权,此之为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并要求采用直接民权,即主张这四大民权都应由人民直接行使,而非有少数人所操作和垄断。病人为地方自治是充分实现直接民权的重要保证,所谓“地方自治着,国之础石也。”
    “五权宪法”学说是孙中山政治学说中的精髓,即在吸取了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各自独立行使权力而互相监督的政治制度基础上,再加上官吏选拔的考试权和对政府行政的监察权,共为五权分立,这样更加完整更为全面的构筑国家政体。孙中山称其为“立宪政体之精义”,是他一生所所追求的“世界上最完全最善良的政府”。孙中山要求实行以民主政治为基础,与民权相结合的法治,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孙中山将其整个一生都贡献给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即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奋斗的革命事业。
    三民主义中的民主,即要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民生主义首先建筑在“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急迫需要关注解决的便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孙中山自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体验到农民缺少土地之困苦,他曾说:“受幼时境遇之刺激,深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某此问题之必要。”
在工商业领域,孙中山很重视实业兴国的理论和政策。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便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发展经济,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就先在临时政府中设立了实业部,并命令各省设立实业司,随后发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命令。如2月份命令实业部指令各省都督保存已成之实业,筹划新的实业;3月份命令财政部拟订“商业银行条例”,鼓励私人开办银行;命令实业部拟订“商业注册章程”,准许各类商人自由注册,政府一体加以保护;还命令财政部拨款30万,让黄兴等人筹建拓殖会,规划开发大西北。总之,在短短3个月的任期内,共发布了三十多件有关发展工商业经济的命令。
    在民族资本发展的同时,孙中山提出也要在交通运输和电信邮政等方面发展国家资本。1919年写成《实业计划》一书,为国家今后的经济建设编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指出:“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他把修筑铁路看作经济建设执纪初,甚至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大事,所以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后,亲手创建了中华铁路总公司,计划为中国修建20万公里的铁路而奋斗。另外,孙中山还把农业、矿产业、钢铁和制造业列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部门,要求“易手工而用机器”,实行中国的工业革命。
    尤其在开放国门、利用外资方面,孙中山有着出色的论述。他指出:“美洲之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国的勃兴,皆得外债之力”,而坚定地说:“我就要些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并在许多问题上反复论证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坚持为我所用及平等互利诸原则,强调善于利用外资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并重视“天与之机”,已取得最佳效果。还拟定了三种具体利用外资的形式:“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一期限,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
    人口问题,孙中山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盖今日之中国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读来仍不禁拍案称绝,孙中山
当时已有如此警告世人之文字,何以后人醒悟却如此之晚?孙中山的其他文稿中,论及中国人口过多而有危害者,也屡有所见,并主张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充分开发土地资源移民垦荒和利用外资兴办实业等办法,来解决人口激增的社会矛盾。

孙子兵法成就


     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仅为军事思想而已,其实它包含有丰富的政治哲理和处事之道,乃至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发掘。
     一、兵法思想述要
    《孙子•计篇》中提出关系战争胜负的五个方面因素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其中,首先是“道”,“道者,灵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使民众与君主的愿望相符合,这样民众才会为国家赴汤蹈火,由是“主孰有道?”的政治因素最为重要。其次,自然条件的气象、地形等也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天者,阴阳、寒暑、时制;地者,远近、险易、广狭、生死也。”然后便是“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熟练?赏罚孰明?”等,概括相当简练,且切中中问题的要害。
    战略方面,《孙子•虚实篇》要求:“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摸清双方各方面底细,主张“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先要在庙堂进行全面而周到的战略计划估算;且“用间”以获取敌人的情报,乃至离间敌人内部关系,诱使敌人失误。战略部署要尽量诡秘,所谓“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然后决定采取“避实而击虚”、“以十攻其一”诸集我优势攻敌虚劣的战略,出奇制胜,以做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孙膑兵法•奇正篇》也说:“故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知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客主人分篇》指出:“所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在掌握各方面情况后,主动创造有利的形势。
    战术方面,《孙子•计篇》强调:“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军事篇》指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制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代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这些所谓“诡道”十四法,“四治”战法,还有速战、阵法、火攻等战术,都体现了孙子指挥作战的灵活机动和变化无穷,体现出孙子战争艺术的非凡智慧和杰出才能。如《虚实篇》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固敌变化而取胜者,为之神。”《孙膑兵法•杀士篇》提出:“必胜乃战,毋令人知之。”把握战机,诡秘而果敢出击。还要善于制造假象诱敌上钩,《官一篇》说:“隐匿谋作,所以钓战也”;“伪遗小亡,所以饵敌也。”《威王问篇》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
然而,并非领兵作战,百战百胜就能算是最高明的战略家。《孙膑兵法•威王问篇》在谈论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用兵作战,这不是永远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只是先王辅助行道的手段。作战得胜,可以存亡国而继绝世;失败,则会削土地而危国家。所以用兵之时不可不谨慎从事。好战者亡,贪胜者败,只有准备充分方可进行战争。……尧对违抗王命的国族,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孙子•谋攻篇》提出:“凡用兵执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要求在解决国际冲突中,不战而使敌人屈服,且是举国举军完全降伏,乃为上策,所以将运用战略谋划和灵活外交手腕放在直接用兵之前。“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这可谓是战争兵法的一种升华,完全超出简单用兵作战的视野,成为国际战略的一种最高境界。
    二、兵法的深远影响
    大约战国后期,《孙子兵法》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韩非子五蠹篇》说:“令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到汉代,更受到兵家的重视。司马迁《史记》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将《孙子兵法》列于“兵权谋家”之首。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中称:“孙武、阖闾,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兵法者,战必胜。”已推崇备至。《后汉书•礼仪志》记:当时“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三国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战乱频仍,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对孙子兵法的重视又形成高潮。曹操、诸葛
亮、孙权诸人尤为推崇,诸葛亮甚至在他写的《便宜十六策•治军》中说:“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值得一提的事,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的《文心雕龙•程器篇》说:“孙武兵经,辞若珠玉。”充分肯定了兵法在修辞学上的成就。诗歌鼎盛的唐代,诗人们也多不忘情于孙子,高适、李商隐的诗歌,韩愈的文章,都曾提及孙子及其兵法名言。
隋唐时期,统治者同样重视孙子兵法,政治家魏徵编摘《孙子兵法治要》,收在《群书治要》内,以供皇帝阅览,成为唐代治国安邦的重要文献。北宋钦定的《五经七书》,以《孙子》为首,经过重新校订,正式成为武学经典,得以广泛传播。在武学中专门开设了有关孙子兵法的理论课,在当时选拔军事人才的武举考试中,也都要加试有关的兵法理论。宋代许多军事著作中,每每称道孙子兵法,如曾公亮的《五经总要》、许洞的《虎钤经》、张预的《百将传》等等。明清两代的皇帝也大力提倡阅读孙子兵法,如朱元璋令兵部复刻《五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明代宗曾下诏《五经三子》(《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武举考试科目。当时许多军事学著作,更是大量征引《孙子兵法》的言论,加以补充和发挥。
    我们再来看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对它的学以致用。楚汉战争中的韩信诸人都是熟读兵法,且能灵活使用的将才。汉武帝曾教其爱将霍去病学习孙子兵法,而使其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赵充国引用兵法中的某些战略原则,在当时的北疆对少数民族的策略中,屡建奇功。东汉大将冯异好度孙子兵法,在征讨四方的征程中运用其战略原则,每每建功。三国时期的曹操和诸葛亮,更是兵法的推崇者,在他们的戎马生涯中,都能熟练运用兵法谋略,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三国时喜用孙子兵法者,还有孙权、袁绍、张郃、郭图、审配、邓艾、满宠、钟会、司马懿等,孙权要求其大将吕蒙、蒋钦熟读《孙子》之事传为美谈。隋唐名将韩擒虎、李靖等,熟读兵法,征战四方,屡出奇计,所向无敌。宋代的爱国名将岳飞,也很熟兵法的战略战术,知使敌人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明代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其著作《练兵纪实》中就大量引用孙子兵法,并用它来解决战争中的实际问题。清代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同样如此。近代的蔡锷将军,也深通孙子兵法的理论。而伟人孙中山给与孙子兵法以极高评价,毛泽东、刘伯承等现代革命家,同样熟读孙子兵法。
    另外,战国末年成书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其中《灵柩经》卷8《逆顺》片也引用《孙子兵法》的一些说法,对疾病采用“避锐击惰”的方法,也颇令人赞许。至清初有个名医徐大椿,在其著作《医学源流》的“用药如用兵论”中指出:用药与用兵,“其道同也”。列举了孙子兵法的许多作战原则,并述其如何在医疗疾病中的运用,结论是:“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时大商人白圭进行买卖是“乐观时变”,根据市场行情采用及时的战术,所以他说:“吾治生产,有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是也。” 而如今在商业经营、企业管理诸领域中,借鉴孙子兵法的原则与指挥者,比比皆是。
    公元717年,日本学者吉备真备为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18年后,于735年携带《孙子兵法》等古籍回国。淳仁天皇闻讯此事,即派官员六人向吉备真备学习由中国带回的军事著作,自此,孙子兵法为日本各界所重视,先后出现六种以上不同版本。到17-19世纪,孙子兵法的各种注解本传入日本,流传更加广泛。同时,日本学者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和研究,也是蔚为风气,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值得一提的事,吉备真备从唐朝带回日本的孙子兵法古版,在中国早已亡佚,而在日本辗转流传于北条家和樱田家,编成《古文孙子正文》诸书,其中某些地方还能反过来纠正中国通行本中的错误,实为中国古籍中十分稀见的现象。
    据说,吉备真备从中国回来后不久,运用孙子兵法的有关战略,仅用八天时间便平息了一次叛乱,从而揭开了日本军界用孙子兵法指挥实战的序幕。战国末期名将武田信玄,运用孙子兵法南征北战,攻城略地,称雄一方。尔后完成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亦以能运用孙子兵法指挥作战而著称。到了近代,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陆军大将乃木希典等人也都重视和悉用孙子兵法。而对其的研究,更是著作纷繁,高潮迭起。总之,孙子兵法在日本的大为流行,被许多名将运用于战争实践,正如福本椿水《孙子训注》中所说:“《孙子》意图深远,谋策精细,术略的确,古来日本明君贤将多精读之,而树日本独特之兵派,武威因以扬于海外。”
    除日本外,孙子兵法在其他亚洲国家,如朝鲜、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缅甸,乃至以色列等国都有流传。甚至在欧美也流传极广。1772年,
法国神父约瑟夫•爱密欧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军事艺术》,其中就有孙子兵法十三篇,标志其开始传入欧洲。俄文本的孙子兵法出版。20世纪初,英文本的各种孙子兵法也在伦敦诸地出版。接着,便是在德国、美国、罗马尼亚、意大利、希腊、荷兰……。据说,法国的拿破仑皇帝在发动对外战争时,《孙子兵法》常手不释卷。德皇威廉二世在一次大战失败后,才读到这部兵书,痛悔不及。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说:“世界上所有的军事院校,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美国总统罗斯福、尼克松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诸人也十分喜爱孙子兵法,且能熟练地加以运用。一些兵法名言常在美军中传诵,孙子兵法的教材更为军事院校的必修课,而美国民间现有近百个研究孙子兵法的学会或俱乐部。
    总之,孙子兵法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评价极高,各种一本纷繁迭出,他已被译成27种文字,其中包括中国的6种:汉语、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西夏语、女贞语。世界的21种:日语、英语、法语、俄语、朝鲜语、意大利语、德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丹麦语、希腊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度语、印度尼西亚语、越南语、缅甸语、泰国语、马来语、希伯来语、泰米尔语。一本古代军事著作有那么多语言文本在世界各地流传,这不能不承认它是中国孙氏族人创造的一个奇迹。


风流才智档案


    春秋时的楚国令尹孙叔敖,传说自幼聪明仁厚。少年时,一天出外游玩回来,哭着对母亲说:“妈,我可能要死了!”母亲一听大惊,问及缘故,孙叔敖答道:“不是说遇到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么?今天我就遇到了,我怕别人看见了也会死,便一棍子将他打死,随即把它深埋了。”母亲听了,安慰他说:“心好的人不会死的。”当然孙叔敖没有死,长大还干出一番大事业,而这一少年时便能为他人着想的故事也在民间传了开来。
    三国吴大帝孙权的小儿子孙亮,是个聪明好学,爱动脑子的少年。在孙权晚年时被立为太子,孙权过世,便登上皇位。一天,孙亮想吃生梅,便吩咐身边的太监到宫库中去取蜜浸梅,取来后发现蜜梅中有几类鼠屎,孙亮很生气,便召来库吏盘问,库吏觉得此事冤枉,孙亮沉思后问库吏:“太监到你那里要过蜜吗?”库吏回答:“要过几次,我不敢给。”但太监不承认,在场的大臣建议有关部门去审理,孙良却说:“这点小事,容易搞清。”便命人从蜜中取出鼠屎,剖开一看,其屎外湿内干。孙亮笑道:“若屎先在蜜中,里外应都是湿的,现在外湿内干,显然是太监刚刚才放进去的。”太监一听,赶忙磕头求饶,左右莫不惊服。
    晋代文学家孙楚,年少时就文才出众,看到世道紊乱,一时想到了去深山密林的幽静处隐居,便对同郡的好友王济说:“我好想摆脱这烦闹的尘世,而去青山绿水的大自然中生活,每天风餐露宿,枕石漱流,才真觉快活。”不过在昏昏然与奔大自然的幻觉中,将“枕石漱流”误说成“枕流漱石”,并被好友听了出来。王济反讥曰:“水流如何可枕,石头更非可漱。”孙楚一见说漏了嘴,也不服输,随口辩道:“所以枕流,欲洗其耳,以涤去尘世之污垢;所以漱石,欲利其齿,以对付大自然的磨难。”虽为诡辩,倒也弄拙成巧,其孙子孙绰,《晋书》也称:“少以文采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
    晋代史学家孙盛的儿子孙放,幼年就很聪慧,且口才颇佳。传说他七岁时,随父亲与将军庚俩去打猎,庚亮见小孙放居然也来打猎,便惊奇的问道:“你怎么也来啦?”孙放便以《诗经•大雅•泮水》的诗句答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诗意是不论尊卑,都随将军进发打猎。语意双关,且又得体。庚亮见他出口不凡,便又问道:“你自称齐庄,是要与那位姓庄的齐名呢?”小孙放随口而出:“要与庄周齐名。”庚亮又问:“为什么不要求与孔子齐名呢?”孙放老练地答道:“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做到的。”庚亮听了,大为赞叹。
    历任北魏秘书监、著作郎、光禄大夫诸职的孙惠蔚,是乐安孙氏的嫡系后人,《魏书》本传说他13岁就“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18岁“师董道季讲《易》”,19岁“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青少年时代就以学业精深而有名于北方。他的曾孙孙灵晖,也是一位神童。《北齐书》本传说他“少明敏,有器度。”七岁时就已显出好学的品性,坚持“日诵数千言”,还喜欢寻讨其曾祖父孙惠蔚的章疏手稿,不求师友而自己解读。很快就把《三礼》、《三传》等经典读通,有疑难不解处,就主动去求教饱学前辈,并能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其见解中的新意,连前辈也常点头称是。孙灵晖后为北齐太

学博士、国子博士诸职。
    1878
5月,12岁的孙中山跟母亲来到檀香山,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事务,开始认识世界。他先在哥哥开的商店中协理店务,补习算术。秋天,孙中山在哥哥的支持下,进入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接受西方式的启蒙教育。同学钟工宇在1922年对《纽约太阳报》记者谈话时,追忆了当时与孙中山为同学的情况:“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他告诉我:他想知道英、美政府何以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虫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回答。”同学唐雄回忆孙中山当时,“对于华盛顿、林肯诸伟人勋业,尤深景仰。因为喜读西方传记,故英文进步甚速。”18827月,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读书求知的精神


    “头悬梁,锥刺骨”是《三字经》中的两句名言,说的是秦国苏秦、汉代孙敬刻苦读书的故事。孙敬,字文宝,汉代信都(今河北冀县)人,他非常喜欢读书,又十分刻苦,常常紧闭门户,读书到深夜。然而夜深人静之际,人也特别贫乏,瞌睡难熬。孙敬就想出一个办法,他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发髻上,一头系在房梁上,这样打瞌睡时,头往下一大盹,绳子就会将头发拉紧,疼痛感会将瞌睡驱散,然后继续苦读。孙敬闭门读书之事远近闻名,人们都称他为“闭户先生”,满满的连“头悬梁”的办法也传了开来,终成为人刻苦学习的一个榜样。
    三国时,孙权教诲大将吕蒙读书的故事,至今给人们以某些深刻启迪。赤壁大战后的一天,孙权对将军吕蒙和姜钦说:“如今你们都是通兵将领,身居要职,宜经常读书增进学问以开拓思路而有所助益。”吕蒙推托说:“在军中实在是军务缠身,恐怕抽不出时间读书。”孙权开导道:“我哪里是要你们苦读成博士邪?只是让你们涉猎史书中的往事,以为借鉴罢了。你说军务繁忙,难道比我还忙吗?我少年时读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没有读占卜书《周易》。至掌管国事以来,征战之余又读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史和诸家兵书。自以为对国事大有裨益。你们二人,天资聪明,悟性良好,学必有成,就怕不肯学呀!应先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和三十。孔子说过:‘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汉光武帝刘秀当战事激烈之际,犹手不释卷。曹操如此才干,亦自谓老而好学。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勤勉上进呢?”吕蒙听了此番教诲之后,就开始发奋读书,且意志颇为坚毅,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以苦读,在孜孜不倦中下起了功夫。几年之后,果然成效显著,学问大有长进,非但就所览书籍而言,旧儒们也自叹不如;而且在言谈处事中,常有胜人一筹的谋略。周瑜去世,鲁肃代为都督,过吕蒙军中,便进而议事。鲁肃原稍轻视吕蒙,酒酣之际,吕蒙问道:“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有何计略,以备不测?”鲁肃答曰:“到时再见机行事吧。”吕蒙严肃地说:“关羽实熊虎之将,怎能没有预先准备呢?”便为鲁肃拟定五种策略。鲁肃没有想到吕蒙如此深谋老练,不禁拍着吕蒙的肩膀,赞道:“我原说贤弟但有武略而已,今天才知道你学识如此英博,已不是吴中原来的那个阿蒙了。”吕蒙也自豪的答曰:“俗话不是说,士别三日,更当刮目相看了吗!” 孙权知道后,高兴地叹道:“人已成年而犹读书上进不止,如吕蒙那样,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的;已得富贵高位,依然能折节好学,以书籍为伴,则更是难得了!”以后,威风凛凛的关羽就败在大将吕蒙的手中,实决非偶然。
    还有映雪光夜读的典故,说的是晋代孙康刻苦读书的故事。孙康祖籍太原中都,是晋代史学家、秘书监孙盛的曾孙、长沙相孙放的孙子,由于孙放之子孙秉没有仕官而使家境中落。孙康家因为贫穷,买不起油点灯,然而孙康又特别喜欢读书,且常常读到夜晚。晚上没有灯,孙康就得想各种办法,如在冬天,他就利用雪所反映的月光来读书。史书说他,性格情介,好学不懈,交友不杂。由于刻苦攻读,孙康的学识日益长进,后来官任起部郎,有的说他官至御史大夫。而孙康这一刻苦读书的故事也慢慢在民间流传开来,甚至太原孙氏的堂号,后也称为“映雪堂”,孙姓族人以此典故为荣。
    唐代名医孙思邈也是一位酷爱读书学习之人。《旧唐书》本传说他,“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逐渐精通百家之说,并兼好佛学。他从十几岁起学医,直到“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在《千金冀方》说:“后生志学者少,但知爱富不知爱学,临事之日,方知学为可贵,自恨孤陋寡闻”。指出医学内容精深,“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亦”。

    医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读书学习粗心大意,浮光掠影者,绝不可能掌握好医学,乃至误治害人。他自己更是以此为戒,以身作则,以精湛的医术造福人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孙思邈将读书与追逐功名利禄截然分开,认为道德高尚者必须抛弃名利,指责那种只知埋头经书,一心牟取功名者,其实不过是些追求虚荣和权势的小人,对其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和憎恶。在《千金药方》中有谆谆告诫人们,“名利不去”乃养生家“五难”中之一难。
    《余姚孙境宗谱》卷4中所计,一位南宋时期86岁太夫人的“贤训”说得更为难得:“大抵学者要克满,要实得,不可口耳以幸科举。如有学问,无科举者,亦无愧所生;虽获科举,无学问者,亦有愧于心焉,俗云:有学无官,荣;有官无学,贱。”
    清初学人孙枝蔚在《溉堂文集》中如此告诫儿子:“初读古书,切莫惜书。惜书之甚,必至高阁。便须动圈点为是,看坏一本,不妨更买一本。盖惜书是有力之家藏书者所为,吾贫人未仿效此也。譬如茶杯饭碗,明知是旧窑,当珍惜;然贫家只有此器,将忍渴饥作珍藏几乎?儿当知之。”这实际上是在要求认真而有思考地进行读书,“须动圈点为是”,而不要以惜书为名而只蜻蜓点水地浏览一下则已。
    孙中山先生更是一生嗜好读书,可谓是读书破万卷者。他的生活一向俭朴,却常常舍得将生活费用于买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而他随身所带的六个皮箱,竟然装的都是书籍。1922年底,上海美国领事馆拍卖某病逝美籍律师的藏书,孙中山查看目录后,马上让助手去把一批有用的书买回来。不到三个月,孙中山便要南下广州护法,助手为此深感可惜,然而当他整理这批图书时,却惊讶地发现,许多书上已有了孙先生的批注。他感慨道:“孙先生可真是孜孜不倦,博览群书啊!”从读书中获得的指示,使孙中山的思想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1918-1920年这段居住上海的时间,孙中山在艰难顿挫中发奋著述,写成了20万字的《建国方略》,该书包括《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和《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孙中山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
    孙科《八十述略》回忆道:“我在求学的时候,功课已十分繁迫,加上办报和演讲等工作,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但是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在南洋一带旅行,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英文的各种名著来。像《通鉴纪事本末》、《读通鉴论》、《进步与贫穷》、《互助论》、《达尔文游记》、《物种由来》、《面包的征服》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是我在那一时期曾经读过的书。”孙中山时常告诫青年,一定要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成落伍者。
    当代河北籍作家孙犁,也是一位极其重视读书、喜爱珍惜图书、且也读了很多书的书癖。他在《芸斋琐谈•谈读书》中,答客问时说:“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它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的,得过且过。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对于他,读书是一种生活的动力,只要生命还存在,他就具有读书的欲望,且搜求研读之范围相当广泛。到晚年,经历了坎坷生命旅程的他,对读书似乎有了更深的眷恋。在《书衣文录•西游记》中道:“淡泊晚年,无竟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情。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精神智慧典故


    南宋,孙子秀任浙东提点刑狱婺州时,安吉州(今浙江湖州)有一妇人来告状,诉有人杀其丈夫与二仆,知州悬赏万贯钱以捉拿凶手,后来逮捕、考掠了十几个嫌疑犯,中没有抓到真凶,案子无法审结。孙子秀仔细研究了案卷,并进行了秘密微服查访,探听到是该夫人贿赂宗室子弟杀自己的丈夫,二仆相救,并被杀一灭口。在掌握了有力证据之后,孙子秀一次审讯就将案子问得水落石出,不但惩治了真凶,判处其死刑,而且还同时将前面被冤逮捕的嫌疑犯全部开释,案子办得干净利索,史载“远近称为神明”。
    “名落孙山”的成语如今已广为流传。据《过庭录》记载,孙山是宋代吴地(今江苏苏州)人,有一年,他于一位同乡的儿子一起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考毕揭晓,孙山虽金榜题名,却名列榜末,属于“扛榜者”,同乡的儿子则没考上,就是说连“扛榜”的资格都没有。孙山先期回到老家,同乡望子成龙心切,赶到孙山家询问儿子的考试名次,孙山风趣地答道:“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后人称孙山为“滑稽才子”,并将此事概括为“名落孙山”,从此人们常用它来比喻应试不第。
金代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市)人孙德渊,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年)进士及第,后迁任沙河县令。有人偷窃桑叶,被主人追逐捕获,该窃贼却用叉刺伤自己的脚面,倒打一耙说:“秋桑例不禁采,你凭什么刺伤我。”桑珠见状害怕起来,反而求贼就此了事,而窃贼不从,更想敲诈桑主一笔,便告到县衙。孙德渊细审验伤之后,严厉对窃贼说:“若是他追捕你而刺伤你的话,那创口必在脚或腿的后面,如今创口在前面,只能是你自己刺的!”窃贼无话可说,只得认罪。因孙德渊为官清明,离职时,民众刻石祠之。
    《消夏闲记摘抄》记明末以镇压农民起义军著名的官员孙传庭,“性简傲,不畏上官,而能廉察非常事。”他初任永城知县时所办一案,颇能显示其“沈毅多筹略”的才能。时有孝子刚娶妻而丧父,便一人与墓旁搭庐守孝。某夜,有盗穿丧服扮孝子调戏其妻,被其母发觉。次夜,孝子藏于旁室等候,盗果然又来,刚脱衣上床之际,孝子突然出现,盗慌忙逃跑,其妻惭疚而自缢,孝子一时想不开自缢身亡。其母将盗所留丧服到县衙告状,孙传庭接其状纸,了解案情后并不大张旗鼓地捕人审讯。几天后,他突召全县缝工赴县衙内廷,出示该盗的丧服,使自认为谁缝作。其中一人认出,说:“是某家公子叫我于密室中所作。”孙传庭立即命人把嫌疑犯抓来,一审使其招供认罪,该强奸犯后死在监狱中。要知道该犯的父亲乃当朝某部尚书,与太监魏忠贤勾结而权势薰天,然而孙传庭审案并无此顾忌。
    清朝乾隆时期的云南昆明人士孙髯,字髯翁,号颐庵,喜习诗文,自幼才气非凡。青年时代,常与文人雅士出游,互相酬唱,笔触生动,文风豪迈。尤其乾隆初年,在昆明大观楼傲然写出“古今第一长联”,名噪一时。其上联云:“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下联为:“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上联描写大观楼四顾景物,下联追述云南历史,融情于景,浑然一体。由名家工笔楷书,挂于楼门楹柱,游人争相传诵,名播海内。

宗教信仰


    一、佛教事迹汇类
    相传赤乌十年(公元247年),东吴都城建业(今南京)来了一位胡僧,名康僧会,向孙权显示了佛遗骨“舍利”的光相与硬度,孙权嗟服,当即下令建塔造寺,取名“建初寺”。由此,江南地区开始有了寺塔,佛法渐渐绍隆。
    唐初名尼法澄,也为东吴孙权家族之后,祖父官至涪州刺史,父亲孙同曾任同州冯翊县令,她是孙同的二女儿,生于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35岁时出家为尼。投康藏法师座下听法,领悟深邃而独到,曾被武则天请进宫中讲法,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为绍唐寺住持,后又为兴圣寺住持,全面修正寺院殿宇,使其盛极一时。晚年重新翻译《盂兰盆经》、《温室经》等,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圆寂,享年90岁。
    五代至宋初,在河北发生过孙氏族人以佛教聚众,且建寨组军的事迹。《旧五代史》本转载,孙方谏本名方简,莫州清苑县(今属河北)人,定州(今河北定县)狼山上有寨堡和佛舍,尼姑深意,俗姓孙氏,主持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孙深意死后,其教徒们“声言尸不坏,因复以衣襟,瞻礼信奉,有同其生。”孙方谏乃深意宗族中人,“嗣行其数,率众不食荤茹,其党推之为寨主”。后晋开运(公元944946年)初,孙方谏惧朝廷捕剿,上表归顺,受命为边界游奕使,兵马渐多,以抵御并袭击契丹,颇有战功。然因久不得志,遂潜通契丹,被受为定州节度使,很快又被契丹大将取代,
孙方谏愤恨不平,率其教徒又回狼山。上表归后汉,累官至使相。后州太祖时受命任华州节度使,其弟弟孙行友为定州留后,孙行义为德州刺史,兄弟子侄惧于朝中为官,一门显赫。
    至北宋初年,狼山教徒益盛,此时孙方谏已过世,其弟孙行友为义成节度使,累表乞解官归山,朝廷不许。孙行友便缮治甲兵,准备还据山寨。他官密奏其事,朝廷派军队伪称巡边,直入定州,令孙行友举族归朝。随即剥夺孙行友官爵,禁锢于私第。并以其教妖妄惑众,诏毁狼山佛寺,将尼姑深意的朽骨迁赴京城,焚于北郊,至是其教才得平息。
    二、道教事迹汇类
    孙氏与道教的关系,首推东晋孙秦、孙恩与五斗米教。
    琅邪(原治今山东以北,侨郡治今江苏句容县北)人孙秦、孙恩叔侄,世奉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为道教之一派别。据《晋书》记载,孙泰字敬远,曾师事钱唐杜子恭,所谓“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后刀主“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其实乃玩弄魔术欺骗民众而已。孙泰得其江湖魔术之真传,史称:泰“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其教之诱惑力非可小视。乃至朝廷亦受其诳骗,后任他为徐州主簿,又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孙秦见天下兵起,战乱不止,以为晋祚将终,便煽动士庶,私集徒众,密谋反叛,终为人告发而被诛杀。
    其侄孙恩,字灵秀,聚百余人逃到海岛上,招兵买马,志欲复仇。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孙恩乘地方不安,率众登陆,攻上虞(今浙江上虞),袭会稽(今浙江绍兴)。于是东南八郡聚起响应,孙恩遂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旬日之间聚众数十万,宣称入教之人可长生不死,乃名其教党为“长生人”。有的妇女因婴儿拖累不能入教者,甚至将婴儿投入水中,而告别说:“祝贺你先等仙堂,母亲入教随即就来找你。”后孙恩因战势不利,带20余万人一起退回海岛。3年中,屡有登录作战。至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孙恩率众第四次登陆,攻临海(今浙江临海东南),兵败投海而死,教人及妓妾谓孙恩已成水仙,投水从死者数百。余部由其妹夫卢循率领,曾占领广州,至410年战败而亡。
    道教有所为求仙长生之术,《宋书•刘怀慎传》记载,刘宋时,梁州刺史刘亮“迎武当山道士孙道胤,令合仙药”。数年后药始成,但刘亮服后一命归天,然而“后人逢见,乘白马,将数十人,出关西行,共语分明,此乃道家所谓尸解者也。”大概就如此“成仙”。
    南朝宋、齐时,道士孙游岳颇有名气,字玄达,东阳永康(属浙江)人,传为孙武后裔。据说生于399年,死于489年,有90高龄。曾师事陆修静,隐于缙云山、茅山修道47年,善符图经法。后随陆应召入京,参与校整道经。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再次奉召入京,任兴世馆主,名士深约、陆景真皆来就学。弟子数百人,以陶弘景最为著名。
    《魏书》记载:北魏有一位星象学家,东莞人孙僧化,时任通直散骑常侍,与中书舍人孙子良等省校编撰天文书。当时识天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占卜灾异。所以传文说他“识星分,案天占以言灾异,时有所中。”孙僧化的星象占卜,也可算道家文化之一类。
    《宋史》还特为一位南宋后期有名的算命占卦先生孙守荣立传,孙是临安富阳人,7岁时因病眼睛瞎了,“遇异人教以风角、鸟战之术,其法以音律推五数,播五行,测度万物始终盛衰之理。凡问者一语顷,辄知休咎。”后来,异人又授以铁笛,守荣因孙氏郡王而号富春子,吹笛市中,专门算卦,初人不信,然其术率验,其名大显,贵人争延致意。后有官员荐于朝廷,与丞相史嵩之熟,出入相府,为其占卜,已相当灵验。且在与百官的占算中,得出宋祚殆终的结论。后不知是何原因,为史嵩之所忌,诬以他罪,贬死远郡。
    金代女冠孙不二(1119-1182),为全真道“七真”(七大派别祖师)之一,也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女道人。原名孙富春,金宁海(今山东牟平)人,善翰墨,工吟咏。道士马钰之妻,与夫同师王重阳。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出家于宁海金莲堂,法名不二,号清静散人,创立全真道“清静派”,弟子甚众,遂为道家祖师之一。元世祖追封“清静元贞顺德真人”,武宗加封“清静渊真玄虚顺化元君”。著有《孙不二元君法语》、《孙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七真”思想,以清静寡欲为修道之本,以炼气养神为修炼之要,忍耻含垢和苦己利人为立世宗旨,对以后的道教理论颇有影响。
    元代还有两位重要道士:孙德福(1812-1273),宪宗九年(公元1259年)继真大道五祖郦希城之位为六祖。阐扬教法有力,名闻朝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受命统辖诸路真大道,号通玄真人。孙德彧(yu 1242-1321),元全真道士,字用章,四川眉山人,6岁入中南祖庭侍穆真人,11岁为道士,师事李道谦,好读书,曾奉元成宗敕传教于秦蜀间。元武宗即位,赐真人号,召至京师掌管道教,为第十三任掌教宗师,其官衔为“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后归终南山,寿79岁。
    三、孙思邈的宗教思想
    孙思邈一般被认为是道教学者,崇尚老庄,亦兼好佛典。从其医学思想分析,时有朴素的唯物倾向。首先他不相信人死可以复生的说教,《千金要方》卷29说:“虽圣智神人,不能治死人存亡国也”。当时有人将上吐下泻的霍乱,说成是鬼神作崇。孙思邈指出:“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饮食,非关鬼神。”并告诉人们:“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不过有所谓“六不治”,其中包括“信巫不信医”之人。孙思邈认为:“人者,五行之秀气,气化则人育。”就是说人是由金、木、水、火、土等五种物质按某种关系构成的,这一关系取得相对平衡,即所谓“气化”,人就能生长发育。人之所以生病,是因遭到外界致病因子的邪气侵袭,或由于太过的情志活动带来了对内脏的损害,是人体内部的平衡局面打破的缘故,只要人们善于养生,注意随时令的变化调节自己的饮食起居,这样就可能预防和治愈疾病。即使遇到传染病流行,也可借助药物去防治。其理论之核心还是物质观的。
    孙思邈受当时儒、道、佛中迷信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千金方》医书中自然免不了惨有一些因果报应、荒诞不经的说法。如说大夫做药时不能让产妇小儿,及发丧事和害慢性疾病的人看见;日月蚀时,要禁止吃饭喝水,否则腹内会长虫子;想生孩子,夫妻必须去算命,看两人的命是相克还是相生,相生就有子,相克就无子;想让孩子将来品行端正,作风正派,孕妇就要经常端坐,不得胡思乱想;77日取蜘蛛网放到衣服领子中,别让人知道,就能治好健忘症;眼睛中进了灰尘,早晨起来到门口跪拜,并说房屋太小不能住客人,便会痊愈等等。另外还有辟谷(即通过练气功可以不进食)、房中补益、禁经等内容。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时代的局限,在其医学著作中也处次要地位。
    魏晋以来,“服石”之风大起。当时士大夫们意志颓废,生活糜烂,在长生不老、及时行乐且与耽声好色诸邪念的诱惑下,服食一种由炼丹道士用硫磺、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等矿物炼制的“五石散”粉剂。道士以它为神丹,到处招摇撞骗。而人们服此石粉后,在药力作用下,全身燥热,坐卧不安,神志癫狂,以求房中之乐,还每每宽衣大帽,到处游荡,以此为时髦。其实石粉中毒性不小,长期服用,往往造成残废乃至丧命。
    对于道士的招摇撞骗,和弥漫于上层社会的服石之风,及他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孙思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他一方面据理驳斥,痛下针砭,如指出:“食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此皆病之根源”,“凡发背皆因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所致”,有时还会贻害后代。并特地创制了白豉汤、甘草汤、杜仲汤及麦冬汤等为服石人解毒。另一方面也不是完全否定服石,他曾说:“人三十以上可服石药,若素肥充亦勿妄服,四十以上必须服之,五十以上三年可服一剂,六十以上二年可服一剂,七十以上一年可服一剂。”而指出:“然其乳石必须土地清白光润,罗纹鸟翮一切皆成,乃可入服,其非土地者,慎勿服之,多皆杀人,甚于鸩毒。”
    四、回教简况
    前述回族中亦有一些孙姓民众,如明朝云南的孙继鲁家族,先祖为阿拉伯人,其自然是回教徒。还有清代陕西的回民孙玉宝等,如今南北方都有回民。


嘉行善举偶录


    一、孝与悌的故事
    《南史•孝义》记载:吴兴(今浙江)人孙法宗,年少时遭遇战争劫难,父亲随孙恩去海岛,后在战乱中被害,尸骸不收,母亲和哥哥都在逃难中饿死。法宗16岁时,才回到故乡,“单身勤苦,霜行露宿,营办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俭而有礼。”又入海寻求父亲的尸骨,用自己的血沥枯骸以辨,历十余年而终无所获。遂终身戴孝,常居墓所,山禽野兽,皆悉驯附,乡亲馈遗也无所受,且终身不娶。南朝刘宋时扬州官府辟为文学从事,法宗也淡然不就,孙法宗的孝道却是深沉执著,非平常人可为。
    《元史•孝友》载,晋宁洪洞县(今山西)人孙抑,登进士地,官仕刑部郎中。遇战乱,孙抑携父母妻子避之平阳县柏村,有军兵至柏村剽掠,撞
到孙抑母亲,掠财不得,该兵举刀要砍,正好孙抑赶到,马上用自己的身体避护住母亲,请代受此刀。兵见来了这位官员模样的人,这才提刀而去,母亲得以获救。而此际,父亲又被乱军虏去,孙抑到处打听。人或告之,你父亲是被东面的军队掠去,其所掠的民众皆被杀害,你不要去送死了。孙抑回答说,我难道可以因为怕死而放弃我的父亲吗?遂往东面军队而去,寻找中出生入死屡濒危殆,但最终找到父亲,并带回家中。孙抑以生命勇敢拯救父母亲的事迹,令人钦佩。
    弟兄之间的“义悌”,也有一个颇为感人的故事。《宋书•孝义》记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孙棘,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其弟孙萨充役,然因违期不至,依军法付狱问罪。孙棘到郡衙,请求代弟受刑,而孙萨不肯,恳切地说:“兄弟少孤,三岁丧父,一门恃赖兄长,况且是自己犯法,自应依法受戮。”太守张岱疑其做戏,便将二人各关一处。然后派人告诉孙棘说,已同意他代弟受刑。孙棘听后显得甚是高兴,回答说:“这就对了!”太守又派人告知孙萨,还是谁犯罪判谁的刑,孙萨也欣然曰:“只要令兄长免罪,我死又何恨。”这时,孙棘的妻子许氏也捎话来对其丈夫说:“你是一家之长,岂可委罪于弟弟。且小弟尚未婚娶,家道没立,而你已有两个儿子,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太守张岱知道后,颇为感动,便上表朝廷,朝廷下诏认为兄弟俩节行可称,特宽宥其罪,还赐许氏帛20匹。
    二、义田与义庄
    一些宗族建有族田、义田,主要是招佃取组,而以其租米资助孤寡贫穷。如《严庄孙氏家乘》中记有某富家捐资建义田,“凡族之鳏、寡、孤、独,给发食;嫁、娶、丧、葬,无力从师者,助以资。”少数宗族还建有规模较大的义庄,如宁波《甬北孙氏宗谱》载有(1923年)所订“甬北浮石亭孙士义庄章程”,内容摘要如下:
义庄兴办以敦睦宗族和洲际贫寒为其宗旨,但专以本族为限,义庄所办义举由三个部门分别管理。
    一是赡给部,凡鳏寡孤独和废疾者,每名按季给谷100斤。赤贫无食之家,酌量每季给谷60斤。如有犯不孝、偷盗、聚赌和不法行为者,剥夺其得谷的权利。上述人员领谷,须由本房长或族内公正人出具保证书,写明情况,各自画押,再经庄经理会同地方保正查明实情,注册给照,方准领谷。每逢四季之初,即在二、五、八、十一月的初二发放领谷,同时在发给的执照上须登记详实每次领谷的数量,以便查核。如有隐瞒、冒滥诸情节,查明后责成保证人赔偿。
    二是教育部,义庄附设国民小学一所,以教育组内贫寒子弟而不收学费。
    三是善事部,负责几方面事项。首先对家境贫困(主要为鳏寡孤独)不能办理丧事者,本庄助寿材壹具,或给银洋20元。对未成年人的丧事,不得享有此项资助。宗祠购得一座山地,以便族人葬用。贫困而无力营葬者可报明本庄,每穴可再助安葬费银洋10元。本家自行或地迁葬者,不准援例领取此项费用,其次是看病,义庄延聘中医一名,诊疗本族贫苦人家之疾病,不过其医金虽由本庄开支,但上门出诊和采配药才之费用不在此例。另外,每逢冬季,本族贫寒之家可向本庄各领棉衣一件,至春残原物交还,当然必须有族内公正人担保赔偿之责,否则不能援例领衣。
    最后有义庄管理人员配置和经营办事规则,主要有:庄董一名,经推举产生,纯尽义务,总持大纲,又决定诸事之全权。庄正一名,举族内公正人士担任,又随时监察庄内经营事项和稽查给发、账款之权。庄经理一名,由庄董延聘,月薪制,执行本庄各项经营规则,并有进退以下属员之权。庄经理可雇佣会计、庶务各一员,分别管理各项收支账目和仓库诸杂务。杂差一至两名,在早晚两季收租时,可酌量临时增加人员。各雇员薪金按每月初二发给,不得透支,更不准有舞弊、酗酒、争斗等不法行为。
    以上所记其义庄之宗旨与内容,颇令人感慨,不过书画的东西与实际总会有些距离,其条文到底实施的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多少总是合乎人性的善举。
    三、捐资助学诸事
    重视读书教育,也是孙氏族谱中反映较为突出的一点。《洋溪孙氏宗谱》族规中有一条谓:“子孙必须读书,富贵家不待言矣,即贫贱家小儿到七、八岁,务宜上学堂习字,……为父兄者宜勉力从师,为子弟者宜尽心学习,此大有益之事也。”
《富春龙门孙氏宗谱》“尚义录”记,族人孙文进以力农服贾所得,在雍正年间,累增田25亩,以10亩田的租入资助在乡里学校苦读的学子,另
15亩田的收息,每逢岁科试年分给诸生童,以为科试之费用。
    《宣城上市孙氏新立家约》十二条中有一条是资助族人受各类教育,规定族中13岁以上于私塾肄业者,每年贴学费洋2元;考取本县各类学校肄业者,每年贴学费洋5元;考取省城高等学校肄业者,每年贴学费洋10元;考取京师大学肄业者,每年贴学费30元。各肄业生每年在祠堂领取,以示鼓励。
    江苏阳湖(今常州)大学问家孙星衍,同时也是教育家、藏书家。藏书宏富,近10万卷之巨。为了支持宗族教育,孙姓严把书捐赠给宗族,藏于宗祠,于是阳湖孙氏宗族学校就有了一个他族无法相比的大型图书馆。孙星衍还将图书分为12类,以便于后学查阅,以充分利用,促进了宗族的教育事业。
    浙江瑞安著名学者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的藏书楼:玉海楼,藏书也有十余万卷。其虽为孙家私产,但孙家并不关闭门户,独善自家,而是对外开放,教育乡里。孙衣言订立规约16条,揭之堂壁,其《玉海楼藏书记》中言:“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储也。”由是,玉海楼从一闻名远近的家族藏书楼,变为传播文化知识的图书馆。
    还有修路、筑桥、赈灾等公益事项。我们从清嘉庆、道光、同治年间及民国所修《黔县志》中,看到黔县古筑村的孙氏宗族,在这方面就有许多可述的事迹与人物。如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岁歉,孙洪维用银万余两籴(di)米以赈其宗族及乡邻,其后又筑路修桥,躬亲省督,5年竣工,还首先出资修建县城书院,临终遗嘱再出银2000两用为书院建设费用。清朝末年,孙时泰第五子孙燮在汉口经商发家,父子俩便在故乡修葺祖祠、开设义学和修筑桥梁道路,如当地好几座石桥,便是孙时泰捐资,且躬督其役。孙希祖在江西经商,得知故乡遭遇兵燹,便在江西发米百石赈乡里。此外还有修古筑——鲍家村道路的孙大纲,凡遇灾歉必输巨资的孙式道等人。有些记载可能会有所夸张,但应不会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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