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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是千百人、数以千百计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例如：圆周率的取值、热功当量的核算、日心说的提出、生物变异率的发现、以及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认定等，都是千百人、历经千百次的反复观察、实验、推导和计算的结果。在文学艺术方面，一支好歌、一首好诗、一幅好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等,都必须来源于最基本的生活实践和自然素材，都是这些最基本的实践和素材，作用于人的耳目，映象于人的大脑，撞击于人们的心灵的潜意识而产生共鸣的结果。同样，作为中华乃至全世界的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的诞生，也必须来源于军事实践，也应该是军事实践过程的经验总结――虽然我们不能苛求这些实践经验都必须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但是，它的确应该是作者所听的、所见的、或所学的。舍此，无论是多么智慧的天才，无论有多么高深的理论，都不能把著作写得那么翔实，那么生动，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论及《孙子兵法》的成书，却又有悖此理。
众所周知，《孙子兵法》的作者被冠名于孙武。然而，当我们仔细考究《孙子兵法》的成书之年，即孙武献兵书与吴王阖闾时，孙武年不过三十，人未入军伍，且在当时文化传播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去博览群书，依充论据。所以，说《孙子兵法》完全是孙武的一人之作，的确与理不通。同时，就《孙子兵法》所涉及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战例，也决非一人所能经历的范畴。因此，历史上的梅尧臣在《十一家注孙子》中怀疑兵法成书的年代，近代的高友谦在其《孙子新传》中，怀疑孙武的真实存在，是不无道理的。
那么《孙子兵法》究竟出自谁手？成于何时呢？笔者在探索卫国孙氏的世系源流中，偶然地发现它与孙武的爷爷——孙蒯，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我认为《孙子兵法》有可能初稿于孙蒯，再稿于孙武，并因孙武的英名流传于世。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一观点的客观存在性：
一、家 庭 背景
前面的世系告诉我们：孙蒯，生于一个军事世家。他的高祖孙炎、爷爷孙良夫、父亲孙林父都曾是卫国的上卿、使臣和将军，都身轻百战，戎马一生。他自己则从２０岁起就身经杀场，体验过各种不同战场的悲壮与惨烈。不仅如此，他还亲眼目睹过官场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乃至明火执仗，互相倾扎的事例，并以当事人的身份先后经历了事关本家族生死存亡的“孙、宁逐献公”，“戚地保卫战”和“戚地易主”等重大事件。他的儿子孙书又以齐国偏将的身份，随齐国的高发伐莒而兵占纪鄣。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孙蒯不仅可以从他的祖辈、父辈乃至子辈那里耳沐目染到一些军事实践的故事和一些军事经验的评述，甚至还可以直接看到他们有关作战的奏章、计划等文献资料，为他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探索他们对孙蒯著书的影响，现分别介绍一下他们的事迹，以供大家参考。
一、孙炎，字昭子。理论生年为公元前723年，实际生年可能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因袭职而为卫大夫。公元前632年，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伐卫时，卫成公派他向楚国求救。卫成公出奔襄牛之野时，又派他回朝当信使，让自己的弟弟叔武代其位而赴晋文公的践土之盟。公元前626年，即《左传·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戍，取之，获孙昭子。”意即晋军攻破戚邑时，孙炎因不愿出奔而被晋军俘虏。但是，在当时“刑不上大夫”政治背景下，孙炎很快又回到故里。
由于孙炎的高寿，且身居卫国的大夫之职，所以，他就成了春秋时期的活口历史。原因是他不仅经历了卫国由盛到衰、两次迁都、国破家亡的难堪事故，并以卫大夫的资格，了解到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诸侯内部发生的各种变故。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的不完全统计，在孙炎生活的八十多年中，各诸侯相互间发生的战争就有13次，而各诸侯内部发生的政变则达38次之多。所有这些事件，都必将成为孙炎及其子孙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议论焦点，直至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甚至上升到战略理论的高度。这些理论虽然不是孙炎直接传授于孙蒯的，但是，它完全可以通过孙蒯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之口，转达到孙蒯的耳中，并且是“幼年所闻，终身难忘。”
二、孙良夫，字桓子。应生于公元前6 3 9年，卒于公元前5 8 4 年，享 年55岁。历经卫成公、卫穆公和卫定公，而为卫国的三朝元老。
1、公元前6 0 2年，即《左传·宣公七年》，他领卫成公之命，出使于鲁国 ——“七年春，卫孙桓子来盟，始通。且谋会晋也。”
2、公元前５９２年，即《左传·宣公十七年》，他又领卫穆公之命，出使于齐国。然而，正因为这一次的出访，才引发了三年后，即公元前５８９年的晋、鲁、卫、曹四国联合攻齐的“鞍”之战：
公元前５９２年，晋景公为了复兴霸业，一方面征服了赤狄，缓解了北方的压力；一方面出击秦国，以阻止它东进的企图。另外，他又派郤克为使节，行聘于诸候，以寻会盟。谁知当郤克经过鲁国，并与鲁国的上卿季孙行父一起前往齐国时，正遇着卫国的上卿孙良夫，曹国的大夫公子首，也为聘齐而至。于是，四人相见，各道来由，并驾齐驱，驶向齐国。可是，当齐顷公一见四国的使臣时，却不禁暗暗称奇：原来，晋国的使臣郤克，是个瞎子，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人；鲁国的使臣季孙行父，是个秃子，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卫国的使臣孙良夫是个跛子，两只腿长短不齐；曹国的使臣公子首是个驼子，简直是弓行如跪。四位使臣各有一病，又同时立于他国之朝堂，着实有点巧合，难免引起齐顷公
的暗笑。
退朝后，齐顷公为了引发其母后——萧太夫人的开心，就把朝堂之事形象地叙述了出来。萧太夫人顿生好奇之心。于是，齐顷公答应，借家庭私宴之机，让萧太夫人一睹为快。至期，齐顷公又故意从国中选一眇者为郤克驾车，选一秃者为季孙行父驾车，选一跛者为孙良夫驾车，选一驼者为公子首驾车。这样，四辆车载着八位残者驶于台下，自然引得萧太夫人哈哈大笑，左右的侍女更是前仆后仰——“十七年春，晋候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子登，妇人笑于房。”——《左传·宣公十七年》
四位使臣开始尚不在意。当他们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岂能容忍这等羞辱，个个是火冒三丈、义愤填膺。郤克当即表示：我们好意来访，却受如此大辱，此仇不报，非为丈夫。
然而，说话容易办事难。郤克回国后，其伐齐的主张受到晋候的太傅――士会所反对，故一时很难成行；鲁国的季孙行父虽然执政，无奈国小民弱，孤掌难鸣。欲往楚国借兵，偏又值楚庄王新丧。这样一推就是两年。当齐顷公得知鲁、晋联合伐齐的消息后，一面遣使结好于楚，以备救援之用，一面整顿军队，率先伐鲁，并迅速攻占了龙邑，径向巢丘进发。季孙行父不得不向卫国求救。
卫国接到鲁国的告急，自然救兵如救火。随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为将，统兵伐齐。当齐候探知卫军入境后，即从前线班师来迎，两军在新筑的界口相遇。这时，按石稷的意见，认为卫军原本想乘虚而入，今既遇强敌，不如退兵，待到晋、鲁、曹并举时，再与之交战。但是，孙良夫一想到所受的侮辱，即失去了理智，遂不听石稷的劝说，并于当夜自率中军径往齐营劫寨。然而，谁知当晚齐军已有准备，单候卫军前来。待孙良夫劫了空营，正欲回车时，已被齐将国佐、高固，团团围住，齐顷公高叫：“跛夫，快留下头颅！”
就在这危急时刻，却得宁相、向禽前来接应，救出孙良夫向北而逃。稍后，石稷也引兵而至，并对孙良夫说：“元帅只当前行，我来断后。”孙良夫等再行一里左右，又遇一队人马。他正在诧异，只听车上一将说道：“小将不知元帅交兵，救援迟缓，愿乞恕罪。”原来，来将是新筑的守将仲叔于奚。于奚当年落难时，曾受过孙良夫的大恩，今日得知孙良夫与齐交兵，特悉起本土之众，前来助战。
——是所谓善得善报啦。
孙良夫收拾残军，入住于新筑城中，安排石稷等屯兵于此，随即亲往晋国借兵。这时，鲁国的司寇——臧宣叔也来晋国求救。二人先通了郤克，再见晋景公。晋景公在内外齐心的相求之下，随命郤克为元帅，统军八百乘，带领解张、郑邱缓、士燮、栾书、韩厥等一班战将往救鲁国，并约曹公子首等于新筑取齐，以讨齐国。于是，历史上有名的晋、鲁、卫、曹联合攻齐的“鞍”之战拉开了序幕。
这场战争，自然以齐国的惨败而告终。若不是齐将逢丑父的换袍救主之计，齐顷公恐怕是要亡命阵前了；若不是齐大夫国佐的据理力争，萧太夫人恐怕要作为人质，囚禁于晋国了；若不是孙良夫与季孙行父的：“兵无常胜，不如从之”（答应齐国的请求）的劝慰之言，郤克恐怕连 “城下之盟”也不愿与齐国签订，而是要荡平齐国了。正是因孙良夫和季孙行父起了恻隐之心，才使得齐国得以与晋、鲁、卫、曹等国订立城下之盟：齐国自愿朝贡与晋，并返还原来侵占鲁国与卫国的土地；四国答应撤兵回国，两方各不侵犯。——《左传·成公二年》
然而，此次战役，因鲁、齐双方都曾有求于楚，所以楚国开始一直保持中立。待晋、齐等订了城下之盟后，楚国则妒心顿起。因为，晋国的强盛无疑形成了对楚国的威胁，且在面子上也有损于楚王。所以，当年十一月，楚国则邀请鲁候、蔡候、许男、秦大夫说、宋国的华元、陈国的公孙宁、卫国的孙良夫、郑国的公子去疾、及楚国的公子婴齐，会盟于蜀，以彰显楚国的声威。作为卫国的代表，孙良夫再一次参加了这一春秋时期与会最多的国际会议，会见了当时的诸多新面孔。
3、公元前５８８年，即《左传·成公三年》，“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啬咎，讨赤狄之余焉”。同年十一月，卫候又派孙良夫出使鲁国，再次寻盟。依据当时的礼制，鲁候于“丙午，盟晋。丁未，盟卫。”
4、公元前５８５年，即《左传·成公六年》，“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夏阳说想乘机袭击卫国。但是，却受到晋国的阻拦。因为，卫国很相信晋国，而晋国的大兵在它的近旁，它就不加提防。这样，如果晋国允许夏阳说的伐卫之举，将失去其本身的信誉。于是各国即班师而返。
以上的史实告诉我们，孙良夫自公元前６０２年活跃于卫国及春秋时代的国际政坛后，内辅国政，外交诸候，纵横捭阖，上下合和，真可谓文韬与武略并蓄，侠骨与柔肠共存。然而，不论是他的外交行程，还是他的军旅生涯，却都经历过荣辱得失，饱偿了风餐露宿，真可谓是历尽沧桑。由此，我们不难想象，生活中的他，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平易近人，话头广泛，谈笑风生的长者。这样的人，对子女的影响和教育就不言而喻了。附带一句，从年龄上看，孙蒯可能没有直接聆听过孙良夫的教诲，但是，他应该有一位聪明贤淑、淳朴和善的奶奶或者妈妈，甚至这位奶奶或妈妈与当时的卫定公夫人――定姜夫人还有些瓜葛。要不然，定姜夫人就不会在孙林父重返卫国的问题上，极力在卫定公面前为他说情；孙林父也不会在是否追击入侵郑军的问题上，将卜辞献于定姜，候她定夺。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另外，从南明抗清英雄夏元淳的《狱中上母书》里，我们也可以悟出一位贤妻良母对子女的影响。也就是说，孙良夫是通过自己的妻子或儿媳来影响孙蒯的。
三、孙林父，字文子。应生于公元前６１１年，卒于公元前５４5年以后，享年70岁左右。历经卫定公、卫献公、卫殇公、再卫献公，可谓是卫国的四朝元老。
１、公元前５８４年，即《左传﹒成公七年》“卫定公恶孙林父，冬，孙林父出奔晋。卫候如晋，晋反戚焉。”这是《左传》对孙林父的最早记载。而在前一年，《左传》中记载的还是他的父亲——孙良夫。
２、公元前５７７年，即《左传·成公十四年》“夏，卫候既归，晋候使郤雠送孙林父而见之。卫侯欲辞，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国又以为请。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卫侯见而复之”由于定姜的劝说，卫定公接纳了被送回国的孙林父，并恢复了他的爵位和采邑。“冬十月，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见大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饮，叹曰：‘……呜呼！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大夫闻之，无不耸惧。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尽置诸戚，而甚善晋大夫。”
３、公元前５７６年，即《左传·成公十五年》“十五春（诸候）会于戚，十一月，会于钟离，始
通吴也。”
４、公元前５７１年，即《左传·襄公二年》“会于戚，谋郑故也”指晋、鲁、曹、卫、宋等国在戚地开会，商讨对付郑国的策略。
5、公元前５６８年，即《左传·襄公五年》”晋人将为之合诸候，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九月丙午，盟于戚。会吴，且命戎陈也。”
６、公元前５６６年，即《左传·襄公七年》“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寻孙桓子之盟。”
７、公元前５６３年，即《左传·襄公十年》“郑皇耳帅师伐卫，楚令也。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
８、公元前５６２年，即《左传·襄公十一年》“四月，诸候伐郑…卫孙林父侵其北鄙…郑人惧，乃行成。”
９、公元前５５９年，即《左传·襄公十四年》，发生了孙文子、宁惠子联合逐君的事件。孙林父与晋、鲁、宋、郑等国大夫会于戚，拥立卫殇公。卫殇公为此增封“宿”地与孙林父。——见《史记·卫康叔世家》
１０、公元前５５４年，即《左传·襄公十九年》“晋栾鲂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
１１、公元前５４７年，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发生了卫献公、宁喜等联合围攻卫都中的孙府，射杀孙襄，孙林父巧借晋兵反击，并请求晋候联合鲁、宋、郑、曹等国伐卫，囚禁卫候君臣，迫使卫献公答应划拨卫国西边的懿氏６０邑土地归孙氏的“戚地保卫战”。
1 2、公元前5 4 5年，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札，人称吴陵季子者，巡游列国，下榻于“宿”，孙林父为之鸣钟。季札听后不爽，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戳。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史记·吴太伯世家》
以上的史料铁证如山。下面，就让我们依据上述的史料，来具体分析一下孙林父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孙蒯著书的影响。
首先，孙林父是一个勇猛刚毅、好胜争强的硬汉子。他的这一性格集中地反映在公元前５８４年的负气奔晋；公元前５５９年的怒逐献公和公元前５４７年的戚地保卫战。对公元前５８４年的负气出走，史料未做过多的说明。但是，就因为一个“恶”字而负气出走，归籍他国，可见孙林父具备不看别人脸色的强硬性格。如果说这一次还是由于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的话，那么公元前５５９年怒逐献公时，他已５２岁了，却还是因为一顿饭的羞辱，随与宁殖联合，发动了驱逐卫献公的宫廷政变，具体情况如下：
公元前５５９年的一天，“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圉，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
“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子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喻乎？’遂行，从近关出。公使子娇、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子皆杀之。
“四月已未，子展奔齐，公如鄄，使子行请于孙子，孙子又杀之。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阿泽。鄄人执之…
“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候…
“冬（诸候）会于戚，谋定卫也”——《左传·襄公十四年》
上述的史实告诉我们，卫献公邀请其上卿孙林父，亚卿宁殖共进午餐，但是，当二位大臣衣冠楚楚地待命于宫门，欲享美味时，直至午后，却无一人召见。二人饥困，不得不叩门请见。然而，当他们在后花园见到献公时，卫献公正与公孙丁争射飞鸿，兴致正浓，便不解皮帽地随口答道：“今日忘了，你们先回吧，改日再说。”说罢，又射鸿去了。二人又气又恼，再联想到卫献公的昏庸无能，顿生逐君之意。
孙林父回家后，连夜赶回戚邑。为了探视卫献公的口气，就派孙蒯入朝告假。孙蒯入朝见到献公后，说：“我父亲偶染风寒，尚在河上调养，请主公原谅。”卫献公随即说道：“你父亲的病，想是因为过度饥饿而引起的吧？今天我不能再饿他的儿子啦。”于是，就安排内侍设宴招待孙蒯 ，并让乐工咏歌劝酒。乐工问：“唱什么歌呢？”卫献公说：“唱巧言之卒章。”并说：“颇切时宜，何
不歌之？”于是乐工就长声而歌：
“彼何斯人，居河之糜，无拳无勇，职为乱阶。”
很显然，这歌决不是什么劝酒的歌，而是在敲孙林父的麻骨，说他无拳无勇，专意干扰朝政。孙蒯听了，自然很不痛快。呆了一会，便起身告辞。卫献公又说，刚才所听的歌，你回家给你父亲说说，他虽在河上，但是，他的动静我都知道，望他好生谨慎，休养身体。孙蒯叩谢说：“不敢，不敢。”
孙蒯回到戚邑，把情况向孙林父做了汇报。孙林父说：“国君怀疑我来了，如不先发制人，只能等死。”于是，就把家眷等尽带回戚邑，并入朝去征求卫国的老臣蘧伯玉的意见。蘧伯玉虽不赞成孙林父的行为，却也没有向卫献公告密，而是操近路逃往鲁国去了。可见卫献公很不得民心，已势单力孤了。
孙林父带领家兵将丘宫团团围住，卫献公见势不好，随派子娇、子伯、子皮前来与孙林父谈判，结果，被孙林父全给杀了。卫献公又派人去召宁殖。可是，宁殖已经准备好了车辆，正准备响应孙林父。再召北宫括，北宫括却推病不见。在万般无奈之下，公孙丁急促卫献公怆惶出逃。
卫献公等人逃到鄄城，再派子行前来与孙林父谈判，孙林父又把子行杀掉。卫献公看到再无讲和的余地，只好逃至齐国。孙林父和宁殖等随立公孙剽为君，是为卫殇公。孙林父、宁殖为相，并通告于诸候，以求诸候的承认。
孙林父、宁殖的逐君行为，的确在各诸候国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为卫献公喊冤的；也有为孙林父叫好的；有预料卫献公必将复归的；也有预料卫献公必不得复归的；有亲往齐国向卫献公表示安慰的；也有引经据典，为孙林父的行为进行开脱的，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总体说来，还是支持孙林父的占多数，居上风。如：定姜夫人就明确表态，卫献公有三罪，即：“舍大臣而与不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栉事先君，而暴妄使余，三罪也。”晋国的师旷对此事更是大发议论，说：“…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而最能影响当时的诸候盟主——晋候对此事做出决断的中行献子则说道：“…仲尼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君其定卫以待时乎！”于是，在晋候的支持下，晋、鲁、宋、郑等国大夫相会于戚，以商讨确立卫殇公及此后的安定卫国之事。在孙林父的采邑商讨这样的事情，既体现了孙林父的谋略，又确保了孙林父的胜利。大概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卫殇公将宿邑加封与孙林父，使孙氏又多了一块新辟的领地。
反映孙林父勇猛刚毅、好胜争强的第三个故事是：公元前５４７年的“戚地保卫战”。如果说前面的两个例子都只反映出他对自己的政敌所释放的报复，所表现出的专横和要强的话，在这一事例中，则表现出他对自己的儿子的强暴粗野和刻薄无情：
公元前５４７年，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逃亡在齐国已１２年的卫献公，“使子鲜为复，辞，敬姒强命之。对曰：‘君无信，臣惧不免。’敬姒曰：‘虽然，以吾故也。’许诺。初，献公使与宁喜言，宁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子鲜不获命于敬姒，以公命与宁喜言，曰：‘苟反，政由宁，祭则寡人。’…
“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
“二月庚寅，宁喜、右宰谷伐孙氏，不克。伯国伤。宁子出于郊。伯国死，孙氏夜哭。国人告宁子，宁子复攻孙氏，克之。辛卯，杀子叔及大子角，…孙林父以戚如晋。…
“卫人侵戚东鄙，孙氏镕于晋。晋戎茅氏，殖绰伐茅氏，杀晋戎三百人。孙蒯追之，弗敢击。文子曰：‘厉之不如’，遂从卫师，败之，雍鉏获殖绰。复镕于晋。
“晋人为孙氏故，召诸候，将以讨卫也。…
“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戎，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邑与孙氏，…于是，卫候会之。晋人执宁喜、北宫遗，使女齐以先归。卫候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
“秋七月，齐候、郑伯为卫候故如晋…晋候乃许归卫候。”
以上的史料，经冯梦龙先生的生花妙笔，在《东周列国志》中演绎为五千多字，起伏迭宕，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其大意是：
殇公继位，孙、宁为相。没几年，宁殖生病且日趋严重。大概因久卧病床，无事遐想，觉得自己追随孙林父联合逐君，有些合不来，得好处的是孙林父，而落骂名时却牵连到了自己。于是，在他临死之前，就安排其子宁喜：“宁氏自庄、武以来，世笃忠贞。出君之事，孙子为之，非吾意也。而别人都说是孙、宁逐君，我自恨难以说清楚，死后也没脸去见九泉之下的祖宗，你如果能使旧君复位，就是我的儿子，如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位儿子了。”宁喜听后，含泪表示说：“坚决照办。”
待宁殖死后，宁喜嗣位为左相，于是经常考虑到如何实现其父的遗愿。因此，常与孙林父有些磨擦。卫献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派公孙丁与宁喜联系，答应如果宁喜能帮他复辟，他将把卫国的政权交给宁喜，自己专管祭祀就行了。宁喜听后，虽感到有利可图：既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又可以独揽卫权。但是，他觉得这是二人的私下交易，没人做证，事后难免有变。于是，就考虑到子鲜（名鱄，卫献公的同母兄弟）心想，让他做证，以后也好有个说法。这样，经过反复地讨价还价，立字定约，一场复辟的计划终于拍板定案。
公元前５４７年的二月庚寅日，时值孙林父因年老而留居戚地，孙嘉则奉命出使到齐国，在卫都的孙府中，只有孙襄及两名家将——雍鉏和楮带留守。宁喜闻此良机，随带领右宰谷，公孙丁及千余名家丁，围攻孙府。时褚带当班，见有兵到，随即登上门楼探问，话不投机，便引弓射之。雍鉏闻知府宅有事，也带军卒前来接应。右宰谷见不能取胜，即引兵回撤，孙襄随开门骑马追击。右宰谷见是孙襄，便大呼：“公孙丁，为我速射”。
却说这公孙丁者，也是卫献公之堂弟，乃当时的神箭手。１２年前，卫献公奔齐时，就是因有他为献公断后，才使献公摆脱了孙蒯、孙嘉等人的追击，得以出逃成功。今日遇着孙襄，随弯弓搭箭，一发正中孙襄当胸，亏得雍鉏上前相救，才负箭而回。
宁喜见一攻不下，自知其难。但是，既然孙襄中箭，孙氏军心必乱，不如趁夜强攻，或能成功。于是他先将自己的妻小、家资送往郊外，以备兵败脱逃。再派人打探孙府的动静。时至黄昏，探子回报说：“孙府悲声大恸。”宁喜既知孙襄已死，随与北宫遗，右宰谷、公孙丁等再攻孙府。——时已午夜三更。
由于主将伤亡，人心涣散，孙府很快被攻破。孙府中的褚带被乱军所杀，雍鉏翻墙逃脱，往投戚邑而去。宁喜割了孙襄的首级，携至卫宫，来逼殇公退位。殇公虽操戈反击，怎奈寡不敌众，又无准备，很快被宁喜等人拘住。殇公之子角闻变，仗剑相救，也被公孙丁一戟刺死。一场阴谋了十二年的
复辟战，就在这十几个小时里结束了战斗。
且说孙林父闻之有变，自知卫献公等必不善罢干休，随携戚邑依附与晋国。并求晋国发兵，同力御敌。晋平公即遣三百人往助孙氏。孙林父随将这三百人，安排在戚邑东边靠近卫国的一个名叫茅氏的地方驻守。孙蒯见父亲做如此安排，恐怕三百人不是卫兵的对手，便对孙林父说：“戎兵单薄，恐不能拒人，奈何？”孙林父笑道：“三百人不足为我轻重，所以把它放在东边，如果卫军袭杀了晋国的戎卒，必然激起晋国的愤怒，到那时，就不怕晋国不帮助我们啦。”孙蒯听后恍然大悟，随道：“大人高见，儿万不及也。”
孙林父归晋，晋国发三百人相助的消息传到了宁喜营中，宁喜也是哈哈大笑。心想，晋国如果是真心帮助孙林父的话，怎么会只发三百人来敷衍塞责呢？于是随命殖绰精选千余名将士，去袭茅氏。
提及殖绰，这里还须做些交待：他乃当年齐庄公所选“勇爵”中的“虎爵”之首，并以中华“殖”姓的代表，收入当今的《辞海》中。此人确有万夫不挡之勇。公元前５５０年，受齐庄公差遣，暗送栾盈等栾氏族人回曲沃，以乱晋国。谁知因栾盈兵败灭族，殖绰不得不逃奔卫国。后因齐国发生崔杼庆封政变，齐庄公的勇爵非死既逃。殖绰几经周折，又回到齐国，随被逃亡在齐国的卫献公收买为心腹爱将。
且说殖绰帅着千余名精兵往袭茅氏，那三百名晋卒自然是一扫而光，殖绰随屯兵于茅氏。孙林父闻知卫兵已入东鄙，急遣孙蒯与雍鉏前往拒敌。当孙蒯与雍鉏得知晋卒已全部被杀，而领兵者又是殖绰时，自有三分怯意，随带人全军而返，往回林父。孙林父闻之大怒，泼口大骂道：“恶鬼还能发发威，何况是人呢？一个殖绰，就不敢与他对阵，若是卫军全来了，又该如何拒敌！你给我滚回去，如不能取胜，就休来见我”，态度之蛮横，语言之尖刻，真是令人望而生畏。
没办法，孙蒯与雍鉏只能率军复往。途中，二人商量，以殖绰的骁勇，硬攻是不行的，只能智取。于是，孙蒯说：“茅氏的西边有个叫圉村的地方，其四面林木茂盛，中间有一村人家，村子中间又有个小土山。我们在山下挖道陷井，用草盖好，你先领着百余人与殖绰交战，将他引进村子，我屯兵于山上，激他上山来擒我，将其诱入陷阱而射之，可获全胜。”
二人商量妥当，依计而行。果然，殖绰被引进村口。但是，当他看到雍鉏不进村子，而是打斜穿入树林时，心中正怀疑林中有埋伏，不敢再追。就在这时，只见村中的小土山上列着三二百个步卒，簇拥着一员小将。那将一见殖绰，就开口骂道：“你这个齐国涮下的歪种，栾家甩下的弃货，今天偷身在我卫国吃饭，却不知羞耻，还来出头！岂不知我孙氏是八代世臣，敢来冒犯！全然不识高低，禽兽不如！”殖绰闻听大怒。旁边有认得孙蒯的士兵，指着说道：“那就是孙相国的儿子孙蒯。”殖绰一听，更是心痒，说道：“拿住孙蒯，也就是半个孙林父了。”随叫声：“驱车！”
那土山本不高，军马一听号令，岂不奋力向前。于是，马坠车翻，把宁殖掀了个倒栽葱，不等他翻身转体，山上就矢如雨下，就算他有天大本事，也没有了还手的机会。随行的车马兵卒或者落入陷阱，或被雍鉏回兵杀散，已不必细述。
孙蒯割了殖绰首级，回报孙林父。
晋平公听到卫兵杀其戍卒的消息，勃然大怒，随命正卿赵武，联合宋国的向戎，郑国的良霄以及曹国的代表聚会于澶渊，商讨伐卫之事。要求卫国将其西边靠近戚邑的懿氏六十邑划归孙氏。卫献公听到这些消息后，急忙带上宁喜、北宫遗等人到晋国去认罪，却被晋候抓起来，囚禁于晋国的士弱氏之族。后来，在齐国、郑国的联合讲情之下，晋国先放了卫候，卫候又送十二名女乐入晋，晋候才释放了宁喜、北宫遗等人。从此，戚邑成为受晋国保护的卫国的土地。
从这一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年已六十四岁的孙林父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也同样表现出他勇猛刚毅、好胜争强的性格，是乎在他的人生词典里，就不能有失败，就不能有软弱。
俗话说：“有份脾气有份活，有一份怒气换一份志气”，此话确有道理。邓亚萍的咬牙一拍；铁郎头的奋力一拳；更有那劈山救母的沉香；应激出战的黄忠；著书明志的张恨水；学艺报仇的许世友，都因有脾气和怒气而创造一番事业。就是在小小的平常百姓家，此类的事例也是举不胜举。——因为勇猛刚毅，必然敢作敢为；因为争强好胜，必然千方百计。这就是具有了强硬性格的人得以成就事业的内在因素。而“严师门前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则说明这种性格一旦影响与人，则会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使对方也随之运动起来。所以，我们说，孙蒯的著书立说与孙林父的性格影响，不能说是没有联系的。
第二，孙林父具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战略眼光。他的这份天赋表现在如下的几个具体事例中：
１、在他奔晋七年之后，又自愿而迫不及待地重返卫国，并选在卫定公将卒而未卒之际。这在旁人看来，或许是偶然的巧合，而对当事人来说，却是煞费苦心。因为：（１）孙林父身居异国，寄人篱下，其封官进爵的机会必然不多。但是，如果在其宗主国，凭着其父孙良夫的原有爵位和盘根错节的关系，这一欲望或许指日可待。（２）如果不是偶然的话，卫定公当时也确实已过花甲之年，或者说已显出病入膏盲。要不然，他是不会仅因定姜的几句劝慰，就轻易接纳孙林父回国，并恢复其爵位的。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语（心）也善”，对此我们从“九月…卫候有疾，使孔成子、宁惠子立敬姒之子珩以为大子…冬十月，定公卒。”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３）如前所述，定姜夫人与孙林父或有某些姻亲关系。因为，从立敬姒之子为大子这一信息看，定姜夫人虽为嫡正，却无嫡子。所以需拉孙林父这位姻亲为依靠，大概也正因这层关系，孙林父才得以在回国之后，既能恢复爵位，又能把其重器…尽置诸戚。有此三种因素，孙林父急于回国的目的，也就心知肚明了。
２、孙林父回国之后不久，卫定公即卒。在为卫定公治丧期间，大子珩表现得颇为不敬，惹得定姜很是生气：“是夫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呜呼！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鱄使主社稷。”（有同母弟叫鱄，即子鲜）于是“大夫闻之，无不耸惧。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尽置诸戚，而甚善晋大夫。”
通过回国后数月的观察，听到定姜对大子的一番评价，就敏感地感到卫献公的昏庸，从而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而尽置诸戚，并甚善晋大夫。其战略眼光就不言而喻了。假如他当时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而是把金银财宝尽归于帝丘，那么，他将失去１８年后与卫献公抗衡的资本，也将失去３０年后戚地保卫战时的坚强后盾，那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他有了这一”留后路”的战略眼光，才得以在逐献公，立殇公之后，再次加封于“宿”，为孙氏拓展了新的领地，并依其财力，把戚邑构建成当时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之
一。
３。在戚地保卫战中，当他从晋国借得三百名戎卒后，却尽使其驻守茅氏。他的这一安排，就连他的儿子也大为不解，而对宁喜来说，却成了诱其上钩之钓铒。另外，当孙蒯已歼灭了殖绰之后，他在向晋国汇报战况时，却只说晋卒被殖绰所灭，而不说孙蒯已剿灭了殖绰。这种“哀兵求助”的思维，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到后来，就发展成为“哀兵必胜”的战略思想。如此巧妙的战略构思，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４。公元前５６８年，《即左传·襄公五年》，当时中原诸候的盟主——晋国，为了抬升自己的地位，强化各诸候间的联系，有意大合诸候。于是就派鲁国的孟献子，卫国的孙林父先期会见吴国的代表于善道，以做好会盟前的准备工作。“九月丙午，盟于戚。”
偶然作一次先遣人员，就能把诸候大会揽到戚地来召开，其战略眼光和运作技巧，简直让人自愧弗如。要知道，当时能组织召开这样的会盟大会，其意义恐怕不亚于今天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因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既可以广交朋友，又可以抬高戚地的声望。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凭着孙林父的战略眼光和交际艺术，仅这两次的会唔，他与吴国诸大夫间，就建立了广泛而深厚的友谊。这就为日后的孙武奔吴，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楔机。
第三，孙林父有较强的统战思想，善于吸纳、融合多方面的力量而为已所用，具有较旺的人气。如：他对定姜的依重和利用，不但使自己顺利地返回了宗主国，且又恢复了爵位。直到１８年后，他逐献公时，定姜还为他的逐君之举进行辨解，表示支持。他对晋大夫的善待和依重，又使他在逐献公和戚地保卫战中，得到了有力的援助。特别是在逐献公的过程，其统战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那就是他对宁殖的拉拢和对蘧伯玉的拜访，使宁殖坚定地站到了自己的一边，使蘧伯玉保持中立，使北宫括敢不应卫献公的召唤，来个推病不出。最终使卫献公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尴尬中怆惶出逃。
第四，孙林父具有机动灵活，善于应变的能力。前面所述的史实表明，孙林父十分注重了解敌情，把握主动，正合“知已知疲，百胜不殆，”的战略原则和战术思想。如公元前５６３年拒郑时的“卜追之，献兆于定姜…”这虽然有些迷信色彩。但是，却正反映出孙林父注重了解敌情，善于把握主动的战略意识。再如，在公元前５５９年的逐君事件中，他与宁殖已有了逐君之意，可是，为了进一步探试卫献公的态度，他还是派孙蒯以告假的名义，入宫侦探了一番。结果，遇到了卫献公阴阳怪气的教训和乐师的故意使坏，导致了孙林父气上加气，最终下定了逐君的决心。假定这一次卫献公的态度不是那么阴阳怪气；不碰上乐师的故意使坏，说不定这事件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孙林父具有机动灵活，善于应变的能力，还表现在他善于应对突发事件的胆识上。如：孙、宁逐献公和戚地保卫战。若以当时的情况分析，这两次事件对孙林父来说，都属于战略防御中的遭遇战，是兵战中最为被动的战斗。从其政治背景来说，前者是宫庭政变，后者是反政变，也都是兵战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然而经孙林父的巧妙运作，却都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就更显孙林父的神能。特别是戚地保卫战中的借兵戎边，以胜告败，促晋联兵伐卫，以及逼献公“割地赔款”等谋略，真是令人感慨万千。时至现在，我们若愿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在那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事人是需要何等地机警和勇敢！借一句千古名言来沟通当年孙林父与我们现在的共同感受，那就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孙林父当时可以这样说；而现在，我们也只好这样说。说句不客气地话，单就这一件事中孙林父运筹斡旋的谋略，也可以写一部《孙林父兵法》。
另外，在这一事件中，还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是卫国当时的疆界问题。卫国的疆界，从总体看是处于西缩东扩的趋势。因为西边常受到郑国和晋国的蚕食，以至到公元前６６０年狄人的鲸吞，其疆界日趋东移，而东边因多属弱小国家，其早期还是所谓的东夷之地，卫国也缓慢地有所扩张，受此影响，其都城也是自西向东一迁再迁，即从朝歌（河南淇县）迁到楚丘（河南滑县），再从楚丘迁到帝丘（河南濮阳）。这样，戚邑在卫国的地理位置也就相对发生了变化：相对于朝歌和楚丘来说，戚邑在其东边，而相对于帝丘来说，戚邑就仅在其偏北了。所以，公元前５５９年，卫殇公加封孙林父与“宿”时，宿应属于卫国的东边。因为当时的卫都（帝丘）与戚邑相距很近，卫殇公不可能把自己的京畿地区加封给臣下，只好封于东边了。到了戚地保卫战时，因卫国总体上居于戚邑之东，所以，卫人攻戚，被称之为“侵其东鄙”，而划“卫之西鄙懿氏六十邑归戚，”意味着这六十邑与戚邑可以连成一片，并与晋国接壤。所以，（１）当宁喜攻破帝丘中的孙府时，孙林父能迅速地以戚邑附晋，并在此后的岁月中，晋国能够帮助孙氏保护戚邑。（２）公元前５３５年，晋国放弃对戚邑的保护后，戚邑并入卫国的版图。但是，“宿”位于卫国东部，与齐靠近。居于宿地的孙蒯，在日后的岁月里只好归齐了。这样，１２年后，其子孙书以齐国偏将的身份随高发帅师伐莒，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二，若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很显然，这里没有提到孙蒯。而《东周列国志》中则说，“时孙林父年老，同其庶长子孙蒯居戚…孙嘉奉殇公之命，出使聘齐，惟孙襄据守。”二者的表述有一人之差，那就是孙蒯当时的所在。那么，这时的孙蒯究竟在那里呢？他有可能已别居于“宿”。因为，戚邑是老宅，当由孙林父留守，帝丘中的孙府是官宅，当由有资格聘齐的官员居住。孙蒯是庶长子，自当别居于新辟的封地了。这也为孙蒯居宿提供了佐证。
其三，当时孙林父没有在帝丘的孙府。现在，如果我们假设孙林父当时也在场的话，可以说，事态将不会是那样。因为，（１）宁喜就不敢犯难做事。（２）即便是他胆敢犯难做事，那么在射伤孙襄至其死后，孙林父也会采取密不发丧的手段，一方面稳住人心，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则火速派人前往戚地调兵求援。其实，就当时的事态而言，若遇上一个稍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既便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只要他有一口气，也会以战事为主，极力去挽救战局，而不会等到人死，又“夜哭”。这无异于自乱阵脚，乃兵家之大忌也。所以能联想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我自家的村寨上，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正当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地方上的一些土匪、杆头也趁伙打劫。有一次，他们趁着月色，包围了我的老家——原信阳县平昌乡的孙寨，欲行抢劫。我寨村民在寨主的组织下，男人们自备武器（罐子枪、牛腿炮、脎瓜刀、粪叉等），妇女们则搬来棉被、方桌、稻草、石块等“军需物资” ，吃奶的孩子必须由其母亲用乳头赌住嘴巴，全寨人鸦雀无声。这时，有一位村民，出于好奇，将头探出寨墙豁，想看个究竟。结果，被土匪一枪命中，坠于方桌下。在其旁边指挥的村民，顺势拉一捆稻草盖在其尸体上，并小声说道：“真无用，快搬上来。” 这样，就连在其身旁的另一位村民，也没有注意到刚才发生的事情，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当土匪挨近到寨壕边，进入到我们的射程后，寨主一声令下，罐子枪、牛腿炮砰然齐发，当场打倒了十多位土匪（实际上只是打伤了。因为，那种武器杀伤力本来就不大，寨主怕打死了人不好交代，又提前安排，不让装大枪籽和犁垡刺）其余土匪在一场虚惊后，即迅速撤退了。待土匪真正撤退的第二天，村民们才以正常死亡的形式安葬了死者。由此看来，军事指挥的确是一门大学问。
了解了上述的史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孙林父具备机动灵活，善于应对的天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天赋，他才能在“春秋”这个礼崩乐坏、龙争夺虎斗的大舞台上左右逢源，纵横驰骋，演绎出一幕幕惊心动魄、引人深思的故事，从而使自己永立于不败之地。身为其子的孙蒯，长期接受他的影响，乃至是耳提面命。甚至有许多战斗，简直是他们合作完成的。可以想象，孙蒯的军事谋略和临战经验也是高人一筹的。
第五，孙林父敢作敢为，勋劳卓著，这对孙蒯的立志成才，著书立说，不能说没有影响。
回顾孙林父的一生，真可谓是轰轰烈烈、勋劳卓著：通过逐献公、立殇公，他赢得了“宿”的封地；通过戚地保卫战，他获得了懿氏六十邑，再次扩大了自己的领地；通过公元前５７６年、公元前５７１年、公元前５６８年和公元前５５９年的四次戚地会盟，他独具匠心地把戚邑推向了“世界” ，从而抬高了戚地的声望，扩大了孙氏的对外影响，为孙氏日后的向外拓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王孙后裔加盟孙姓提供了示范。例如，晋国的晋悼公，其立姓背景与当年的孙乙立姓就非常类似：孙周乃晋襄公之孙，其父名谈，因为是庶子而不得立，只好避君于周。后来，孙谈生子即名孙周，此距孙乙立姓，已是一百二十多年了。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孙林父多次入晋相求，与晋悼公、晋平公的孙姓，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因孙蒯，特别是孙嘉“不会来事，”才有日后的放弃保护之说。
总之，在孙林父主宰戚邑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利用戚邑这块政治舞台，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气质和才华，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为中华孙氏的拓展和戚邑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当时卫国的政治，乃至整个春秋时代的政治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正像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从而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一样，由于孙林父的胆大妄为和逞强傲慢，也加快了孙姓在卫国政治舞上的迅速退位，加快了中华孙姓的第一郡望——戚邑的迅速败落。对此，孙蒯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可以这样说，《孙子兵法》中的诸多观点，我们都可以从孙林父的生平事迹中按图索骥。
四、孙书，孙蒯之子。当生于公元前５５５年，卒年不祥，公元前５２３年，即《左传昭公十九年》“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使孙书伐之。
“初，莒有妇人, 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鄣，纺焉以复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鄣。”
上述的记载告诉我们，孙书是以先遣军的资格，追击莒共公而围纪鄣的。在围攻纪鄣的战斗中，孙书能了解到与莒共公有仇的寡妇，说明他很注重调查民情，有一种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性格。了解这一情况后，又能派人与她取得联系，并借她所纺的线结成所需要的绳子。说明孙书把问题考虑得丝丝入扣，安排得恰到好处。因为，只有切实把握了老人所纺之线的多少，又准确测得城墙的高低，再经过计算，确保所纺之线能结所需之绳时，才能采用这样的战术。如不满足这样的条件，还需另作别求。所以，单从这一战例，我们就不难看出，身为将门虎子的孙书，其战略战术思想，确实非同一般。不然，他就不可能不费很大伤亡地独占此功。说不定，他还要等到高发的大部队到来后，再联合强攻。那样，这场战争的胜负和伤亡程度就很难估计了。而孙书的功劳也就无从谈起。
由于孙书所带的是先遣部队，在此次伐莒之战中又屡建奇功。所以，他很快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乐安。谈到这里，我就想到北伐战争中的叶挺 。与孙书一样，叶挺，也不是当次战役的主帅，然而，因为他和孙书一样，都能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所向报靡。所以，世人才把功劳都算到了他们的头上：孙书因之而受封，叶挺所属也因之而被誊为“铁军。”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赐姓孙氏，食邑乐安”，我以为应取《左传·隐公八年》的“天子建德，因生而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寓意，而不是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表述的那样：改其原来的陈姓，而赐以孙姓。因为，做为同一时代，又是一代明君的齐景公，理应深明这一春秋时期的礼仪章法的。再说，既便是真的赐姓，也当或赐齐候之“姜”姓，或赐采邑乐安的“乐”姓，也不当没来由地赐个“孙”姓。
以孙书的理论生年推算，他伐莒之年当为３２岁，而其父孙蒯当年应该是６０岁。当他凯旋后荣归故里，向其父反馈这一征战过程时，“用奸”这一战术，必当在孙蒯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孙子兵法》中有关此篇的论述。
另外，以上的史料还告诉我们，孙良夫、孙林父父子，先后经历卫成公、卫穆公、卫定公、卫献公、卫殇公、再卫献公六位国王，执掌卫国兵权5 0多年，先后为帅出征6次之多。由此，我们可以不无夸张地说，在这段时期内，他们的家就成了卫国的国防部。可以想象，在他们的书房内必然摆有多部兵法战策之内的书籍。闲暇无事，孙蒯必然会趟徉在这些书籍之中的。这就为他的著书立说打下了广阔的理论基础。
综合以上对孙炎、孙良夫、孙林父及孙书的军事生涯的分析，我们理应相信，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军事世家的军事底蕴，才为孙蒯著作《孙子兵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个人因素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孙蒯著兵法的个人因素：
1、军 事 实 践
孙蒯，孙林父的庶长子。应生于公元前５８３年，卒年及享年不祥。
1、公元前５６３年，即《左传·襄公十年》，在反击郑国的入侵时，孙蒯随其父出征，“获郑皇耳于犬丘”。可谓是初出茅庐立大功。
2、公元前５５９年即《左传·襄公十四年》在孙、宁联合逐献公的事件中，先为其父做侦探，以告假的名义，入见卫献公。后来，在卫献公出逃的时候，又与其弟孙嘉一起，追赶献公，“败公徒于阿泽”，二十四岁的他，文可面君叙事，武可带将征战。
3、公元前５５６年，即《左传·襄公十七年》“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询之，曰：‘亲逐而君，尔父为厉，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
“夏，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鎔于晋。”
看来，二十六、七岁的孙蒯，又有过捉拿郑皇耳，追剿卫献公经历的他，也有点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了。于是，在田猎于曹邑（此处指河南滑县附近的一处古邑）的过程中，与曹人发生口角，并在一气之下，摔了人家的吸水器，还一直追到人家的家门口。曹人关上门，在里面骂道：“不要脸的东西，你和你的父亲赶走了自己的国君，大逆不道，还有脸来打猎？”孙蒯听后，自然是火冒三丈。但是，人家在门里面，鞭长莫及，只好忍气吞声撤了回去。为了报仇，当年夏天，孙蒯联合石买，各带家丁伐曹，攻占了重丘，泄了私愿。曹人只好向晋国求救。
4、公元前５５５年，即《左传·襄公十八年》“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执孙蒯于纯留，为曹故也”石买，孙蒯的无理征战，终于受到了惩罚，曹人斗不过他们，可曹人请来了“国际刑警”——晋国人。晋国人把他们拘捕了起来，让他们尝到了牢狱的滋味。
上述的史料，既为我们提示了孙蒯年轻时的恣意妄为，也为我们透露出当时军队的私有性和家族化。因为，只有如此，孙蒯才能随时带着其家丁胡作非为。不过，孙蒯的这一劣迹，乃是他三十岁前的事情，按中国人的经验之谈，“小时不动，长大无用”，“小时不祸害，长大无用才”的观点，小时候调皮捣蛋，正是他以后有所作为的前兆。
5、公元前５４７年，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他与其父一起，共同上演了戚地保卫战的主角戏，设计一举歼灭了宁喜的先头部队和得力主将，从而奠定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基础，为保卫戚地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这场战斗中，我们可以看到，３６岁的他，已不再象以前那样鲁莽，那样不知利害。当他遇到殖绰的精锐之师及闻知殖绰的勇猛时，也显得有些怯阵。这不单纯地是因为怕，而是根据孙林父的意图，只要卫军敢袭杀晋卒，就可以激起晋国的愤怒，从而赢得晋国的参战。孙蒯当时可能想等到晋国联合参战后，共同拒敌。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孙蒯的这一战术，正是“避敌精锐，击其虚绥”的体现。好在这场战斗因孙蒯的急中生智而胜。如不然，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另外，从这场战斗中，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做为一名军事指挥官，孙蒯对敌情（殖绰的生世）、我情（孙家八代世臣的背景）以及地形、地物等涉及作战的诸多因素等都关注备至、了如指掌。因此，在需用时，才能得心应手。这正符合“知已知彼”的作战原则。若没有这样的军事素养，没有这样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运作理念，如：封锁设伏的情报等，也就不可能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6、公元前５３５年，即《左传·昭公七年》“秋八月，卫襄公卒。晋大夫言于范献子曰：‘卫事晋为睦，晋不礼焉。庇其贼人而取其地，故诸候贰…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吊，况乎人，谁敢归之？今又不礼于卫之嗣，卫必叛我，是绝诸候也。’献子以告韩宣子。韩宣子说，使献子如卫吊，且反戚田。”
上述的记载表明，由于卫襄公的驾崩，更由于晋国某些与孙氏交恶的大夫们的挑驳离奸，使当时晋国的执政韩宣子决定，派范献子到卫国去吊唁卫襄公，并顺便宣布晋国放弃对戚邑的保护，把戚邑交还给卫国。这样，做为戚地领主的孙氏，由于１２年前的那场风波，自然已难为卫臣，而成为晋国侨居于卫国的无职平民。所以，当晋国把戚邑归还卫国之后，孙氏便失去了对戚的占有权。因为，在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下，国王随时就有夺田封地的权力，更何况这是他国退回给本国的“出口转内销”的封地呢？说不定这一劝晋归田的计划本身，就是卫国内部的渴求得田者串通晋国某大夫而实施的阴谋。于是，戚邑这块自公元前７５８年受封，到公元前７１９年立姓为孙氏的领地，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拱手让人。——有什么办法呢？就象今天的易地为官者一样，新官到，旧官能说不让。
关于戚地易主，因笔者手头的资料有限，其细节的确不好臆断。其实如有史料能说明，当时的戚邑又分封于那个氏族，或可就多一条考证的线索。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测：
1、孙林父已经过世，他努力交结而又精心维持的一些晋国的故旧至交，或者已经过世，或者已经情感淡薄。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与孙氏无太多感情，甚至有些过节的后生们。他们不但不愿意为孙氏撑腰，甚至还会有人从中使坏。所谓，“人一走，茶就凉”也。
2、就孙氏而言，由于孙林父的辞世，他那纵横捭阖、叱咤风云，跃然一世的威名渐逝。加之，孙氏是晋国的外来户，其后继者孙蒯、孙嘉等自然难入晋国的公室为官。且就上述的史料看，他们，特别是孙嘉也缺乏孙林父那样的外交才华。所以，也就无法巴结晋国的新生一代。因此，也很难得到他们的青睐。
3、由于孙林父的辞世，孙蒯、孙嘉也可能会各立门户。如前所述，身为庶长子的孙蒯，只能分居于“宿”。因为，按当时嫡长继承的宗法制度，庶子是很难占据祖业的。并且，我们从“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的记载中，也可感悟到这一点。只是在此后的保卫战中，孙蒯才回家参战。然而，常言道，“分开家，各自扒”，特别是当孙林父过世之后，有关戚邑的事情，恐怕较多地需靠孙嘉去打点啦。
假如以上的猜测属实，我们就不难看出，面对即逝的领地和昔日的辉煌，年仅４８岁的孙蒯，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好在刚继位的卫灵公也没有实施过激的手段报复孙氏，只是孙嘉自觉在戚邑呆下去无聊，便带领部分族人迁往戚邑西南方近百公里的汲郡。同样，分居”宿”地的孙蒯也失去对晋的依靠，只能携眷归齐。对此，我们只要能检索出“宿”地归齐的时间和方式，便可得到证实。
从以上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作为孙林父庶长子的孙蒯，虽未能承袭爵位，却也未受到埋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比较得宠于其父的。对此，我们从公元前5 4 5年，年已6 6岁的孙林父还生活在宿地的事例中，也可得到证实——年老偎孝子。
二、孙蒯本身既是一个天资聪颖、文武兼备、厚德载物、童叟相睦的贤者，又是一个热情开朗、亲朋好友、办事执着、能征善战的勇士，堪称一代儒将。这种人，武可建功立业，文可著书立说。如曹孟德、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以及当代的陈毅元帅等，他们都能在戎马倥偬、战功卓著的另一面，分别写出《蒿里行》、《出师表》、《满江红》、《正气歌》和《梅岭三章》等脍炙人口、激人奋进的千古名篇。所以，当孙蒯赋闲之后，回忆起孙氏在戚邑的坎坷厉程，以及后来的分崩离析，再想到目前儿子因功受爵的现实，在百感交加之余，也必当有所作为。
三、以孙蒯所处的家庭条件和社会背景，他完
全可以了解春秋时期，特别是孙乙立姓后有关孙姓与卫国国君，卫国与其他诸候国之间的是非恩怨、攻伐拒守和兴衰荣辱之事由。这里既有其世代公卿，世居戚地的原因，也有其儒雅好学，天资聪颖，尊祖敬宗的原因。从而为他的著书立说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四、孙蒯直接参与了多次的征战实践，其中既有战略进攻之战；又有战略防御之战；既有常规的阵地战；也有突发的奔袭战。所以，他能深刻地认识天时、地利、人和与战争胜败的关系，深刻地认识政治、经济、人气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拥有分析，总结战略战术得失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也具备了研讨军事理论的实践基础。
五、孙蒯非常注重战略战术的研讨。其表现是：
（1）、在其20岁时，就能活捉郑皇耳，而不是一股恼儿地将其杀死（在当时“刑不上大夫” 的情况下，那样做将会引起事端）。
（2）、公元前5 5 9年（2 4岁），他面见卫献公时，对卫献公的挑衅之举，能不鄙不亢地沉着应对。
（3）、公元前5 4 7年“戚地保卫战”时，当他看到父亲仅将3 0 0名晋卒安排在茅氏驻守时的担心地一问。
（4）、公元前5 4 7年“戚地保卫战”时，当他得知驻守茅氏的主将是大名鼎鼎的殖绰时的退避之举。
（5）、公元前5 3 5年，当卫灵公收回“戚地”时，他表现出的的隐忍态度等，都反映出他具有较强的战略意识。而“戚地保卫战”时，他能利用地形地物，设计打败殖绰，则充分反映出他具有极强的战术观念。以其毕身对战略战术的注重态度，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兵法僻”（杜预自我承认自己是“左传僻”）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孙蒯身居豪门望族，身经戚地孙氏的荣辱得失，耳闻孙炎、孙良夫、孙林父的经世之道，集其祖、父、已及儿子孙书的征战经验、教训于一身，武可冲锋陷阵，运筹帷幄，文可审时度势，修身齐家。所以，以其天时、地利、人和之背景，完全具备了撰写《孙子兵法》的一切必须之要件。
2、写作动机与背景
凡干过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人们在写作作品时，其动机一般有三种：
第一种是有感而发。即当人们见到、听到或想到可记、可叙、可抒的景物和感想时，情不自禁地即兴而作。我们把它称之为即兴文学。如“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红楼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步出夏门行》等。
第二种是奉和应答。即人们在接受别人的命令、任务、信函、约请等必须回复，或有要事必须向对方申述，或有纪录时政要闻的职责和义务而不得不作的文字，我们把它称之为应对文学。如司马迁的《史记》、诸葛亮的《出师表》、及欧阳修的《戏答元珍》和扬雄的《答客难》等。
第三种是晓喻布告。即人们为抒发自己的见解、广告自己的产品或成就而为之的蓄意之作。我们把它称之为明是文学。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
但是，正如一粒种子落地，最终却长成参天大树一样，写作作品，作者也会随着自己思路的展开，逐渐地把最初的原始动机发展成为各种动机并存，网络纵横交错的电脑主板。于是，作品就渗透出五彩缤纷、色泽斑烂、凛烈爽口、回味无穷的诱人韵味；产生出激人振奋、引人汗颜、促人泪下、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起到祛邪扶正、促人奋进、影响世界、促进发展的社会作用。
依照上述观点，来看待《孙子兵法》，笔者认为，就其原始动机，当属于有感而发。因为：
公元前５３５年，当晋国突然宣布把戚邑归还给卫国，并取消对孙氏的保护时，身居宿地，年仅４８岁的孙蒯，自然也有一种失落感。毕竟，戚邑是他的祖居地和出生地，曾凝聚过孙氏的多少心血，彰显过孙氏的几代辉煌。现在即将易手于他人，其悲切、难舍之情可想而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联合其弟聚众反叛，一来必然会再次背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前面已说过，他在曹地田猎时，就曾遭遇过曹人的如此漫骂，并因此而遭晋人的拘禁）二来面对晋国和卫国的双重压力，其行为无异于以卵投石。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隐忍下去。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如此精辟的金玉之言，怕是在这生死攸关、存亡交臂之时，早已植根心底了。同时，也只有在这生死攸关、存亡交臂的时刻，才能迸发出如此真切的肺腑之言，并成为警喻后世的千古绝唱。
孙蒯隐忍离“宿”之后，其子孙书时年２０岁左右，家庭的突然变故，青壮年的外向型倾向，再加上军事世家的素质，必然使他贪恋于军旅而不甘于家居。所以，很容易投身于军旅，或本身已成为孙氏的家将。但是，由于此时的孙家已是落难之族，并且，因孙良夫、孙林父乃至孙蒯本人曾多次带领卫军讨伐过齐国，与齐人多有闲隙。因此，在谈及自己的资历出身时，孙书很可能以普通的庶姓之子一略而过，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他以偏将的身份随高发伐莒有功，受到齐景公的召见时，才相机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齐景公，乃齐灵公之子，鲁姬所出。公元前５４７年，齐庄公因淫崔抒之妻，而被崔抒设计击杀后，齐景公被迎立为齐君。当时，他年龄尚幼，自然多受制于崔抒等一帮大臣。等到他经历了庆封诛崔抒，卢蒲癸逐庆封，陈、鲍、国三家联合攻灭高疆、栾施等诸多变故后，其年已长、智已增、志已壮，又得晏婴辅佐，正是其年富力强、踌躇满志、大展宏图的时候。因此，必然会求贤若渴，遇士而纳。所以，当他得知孙书的身世之后，自然是大喜过望，爱之有加，厚行封赏。于是，才有“赐姓孙氏，食邑乐安”之说。如前所述，这里的赐姓孙氏，仅相当于现在的“转正”、“命名”之意，使孙书得以名利双收并进入齐国的仕大夫之班。所以，后来的孙膑在回答庞涓的诳言时，就有“叔父仕于齐康公，为大夫”之说，——《东周列国志·第八十八回》
望子成龙，乃人之常情，加官进爵，乃家族洪福。年届６０的孙蒯，能看到其子因军功而受禄，其喜悦之情，当不言而喻。回顾一生的坎坷奔波，追忆家族的兴衰荣辱，此时此景，岂无所感！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这是央视一套《夕阳红》栏目的主题歌。是的，人能进入“夕阳”阶段，自然有一种天高地阔、无比从容的心态。前一段时间，我得了一场重病——“小脑梗死”，昏迷四天不醒人事，可把家人吓坏了。醒来后，自我想想，自己死也死得着了。人到六十（虚岁），工作及儿、女事都办完了，孙子也会跑了，就是该“享福”了。所以，我常开玩笑地说“我这条命是检来的。上一次托生，我活了五十九岁（周岁），这一次托生，再活五十九岁就可以了。”这就是一种“从容”的心态。算起来，此时的孙蒯，也该年过六十了，正处在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必然也有一种“从容”的心态。所以，当他冷静思考之后，自然会忆之、记之，于是乎一部《孙子兵法》的大作，就在他茶余饭后的闲遐之际，跃然于竹简之上。可以这样说，《孙子兵法》的成书，是慢若抽丝，而不是一蹴而就。所以，当我们细嚼《孙子兵法》的时候，仿佛是在听一位老人在侃侃而谈，给人的感觉是轻松明快，绝无半点儿苦涩低沉。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仅仅是他由感而发的随笔，是对其一生所听、所见、所做的军事生活和战争成败的经验总结。那时的人们多善于归纳总结，而不善于铺陈演绎，如《论语》、《尚书》等。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的说不定就是更有情趣的章回小说了。
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写作，决不象今天这样便捷，拿起笔，展开纸，就可以笔走龙蛇。写错了，手一撕，团个团扔进纸篓。那时的写作，需要削竹简、系苇编、缚狼毫、磨墨砚，完成这等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方可下笔陈述。然而，可喜的是，他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孙子为他帮忙。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后来能征善战，威震敌胆的军事家、战略家——孙武。
孙武，模拟生年为公元前５２７年。但是，实际上，他有可能生于公元前５３５年。这样，当孙书立功受爵时，他刚好十一、二岁，正值活泼伶俐，又初识文墨的时候。好奇之心，好动之情，加之爷、孙间应有的亲昵和合的关系，必然使其成为其爷爷写作时的得力书童。于是，爷爷奋笔疾书，而他在旁依依呀呀，点点划划，抬砚磨墨，递简系扎，你问我一句，我考你作答。少儿的童稚，凭启了老人的几多思维，而老人的深沉，又加深了少儿的多少记忆。这样，爷孙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待到爷爷收笔付梓之时，小孙子也已是朗朗成诵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恐怕是妇孺皆知的引言。因为，这句引言写得是那样地大气、那样地精辟、那样地引人入胜、又那样地神秘莫测。廖廖数语，把天下江山一揽无余。让人听起来，直觉有吞山河，贯日月之雄浑壮观。于是乎，后面的那些起伏跌宕的故事，娓娓动听的语言，就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沁人心脾，扣人心弦，使听者引颈翘首，令看者爱不释卷。有人说，《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写得如此地鲜活细腻，又气势磅礴，是因为其作者罗贯中曾亲身参加过元末明初的农民战争和抗元运动，我想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只有那些源于生活，根于实践的力作，才能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赞赏。正所谓不经切肤之痛，难得肺腑之言；不是肺腑之言，难得煽情之功。
同样，当我们打开《孙子兵法》时，也必然被其“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引言所震憾。因为，它也具有那种大气、那种精辟、那种引人入胜和神秘莫测。两者之所以有如此地异曲同工，是因为它们都是作者历经腥风血雨，而又久经深思熟虑所得出的金玉良言，都是作者血与火的凝聚，灵与肉的结晶。不过，由于罗贯中所从事的抗元运动和农民战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出于对新当权者的愤恨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希冀，便喊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咒语；而孙蒯则因当初没有聚众反叛，终因自己的隐忍而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了振兴孙氏的宿愿，因此，则喊出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箴言。这既是作者在自我欣赏，又是作者在自我解嘲。因为，他毕竟为此而隐忍了十多年的怨气。如果说，引言之后的《三国演义》是罗贯中以鲜活的人物形象，激烈的战争场面和复杂的故事情节来展示人生百态的话，那么，引言后的《孙子兵法》则是孙蒯以慎密的分析，高度的概括和简洁的语言，来剖析世理真情。可谓是大家里手，各现辉煌。只不过《孙子兵法》的成书要早于《三国演义》２０００年矣。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孙子兵法》绝不是孙蒯的原版著作，而是孙武在其原版基础上的再加工。因为，凡由感而发的作品，其作者写作的目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自娱自乐、自勉自励。如一般小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写作日记或随感等。他们有时习作几篇，甚至是多年集著些文字，往往不仅不想外传，甚至有些东西还要做为自己的隐私而倍加珍藏。至于日后的公诸于世，则多因其始料不及的意外原因。第二种是晓喻子孙，扶其成材。即许多长辈人，为教育自己的子女，在其饱经风霜，历尽艰辛之后，集一生之成败功过的经验教训，总结概括出一些涉及人生观、世界观、荣辱观、价值观的致理箴言，严教子孙，以启迪他们的涉世之智。如“颜氏家训”等。不过，凡这类文章，作者往往要先叙些家常，叨些事理，然后再言归正传。再说，凡由感而发的作品，常用第一人称的笔法，而无须再用“孙子曰…”的引语。所以我认为《孙子兵法》虽为孙蒯所著，但却不是他的原版著作，而是由别人追记的，也就是说，《孙子兵法》同《论语》一样，是由别人在回忆其原著的基础上，再行加工整理而定稿的。于是，便有了同《论语》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样的笔法，即“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体例。
凡熟悉家书、家训、总结、计划、命令、奏章以及说明、广告等应用文体的人都知道，此类文章是少不了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等序数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主题，明宗达义。并且，一般情况下，作者对所述之事还都是采用降次陈述的方式。即先说主要的，再说次要的。依次递减。具体到每一序项，又自成一章，各有主题。同样，作为一部千古绝唱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也是先由《始计》开始，而至《用间》结束。按多数孙子研究者的观点，兵法的前七 篇为战略篇，后 六 篇为战术篇。也就是说，其总体框架也是按照从主到次、从大到小、从战略到战术依次递减的方式著作而成的，完全附合家训或个人经验、教训之总结的体例。同时，若按文中观点之图，去索孙良夫、孙林父、孙蒯、孙书等所经历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之骥，字里行间都能找到它们的切合点。例如，《计》篇中有关“道”的作用；《谋攻》篇中关于“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为非攻也”，“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以及《军争》篇中的“围师必阙，穷寇勿追”的观点，我们都能在孙书破纪鄣，孙蒯歼殖绰，孙林父逐卫献公和孙良夫借晋兵伐齐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他们的原始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遍查《孙子兵法》之原文，涉及人名、地址的文字仅有专诸、曹刿和吴、越二国。专诸刺王僚的事件，本身就是吴王阖闾一手策划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５１５年，即孙武入吴后及上书前的二、三年间。书中引用这一事例，对吴王来说，是颇有说服力的。曹刿论战，发生在公元前６８４年，虽然距孙武上书已有些时日。但是，它却说明了出身乡野的有识之士，同样可以参与国事，统领军队，指挥作战，并夺取胜利。孙武引用这一事例，旨在说明，自己虽然也避居乡野，但是，只要能参与国事，统领军队 ，也同样可以指挥作战，夺取胜利。至于吴人，越人相恶关系的引用，则更见孙武对当地风俗民情的关注，同时也有能引起阖闾注意的作用，出于上书候用的战略理念，又逢伍子胥推举乃成的难得佳机，孙武在文中不动声色的点晴一笔，既强化了其入选的硬件设施，又溶融了与吴王的乡情气氛，可谓军事大家的攻关艺术，实令一般局外人难识玄机。
三、孙武南下和兵法署名
上一节，我们已说过，凡由感而发的作品，或作为自娱自乐、自勉自励，或作为晓喻子孙、扶其成材，一般是不愿刊发于世的。同样，孙蒯书成之后，也只想自我珍藏，或喻晓子孙。尚若如此，《孙子兵法》说不定早已湮灭无闻了。使《孙子兵法》名扬天下，传誉古今，并因此而享有其著作权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孙子和书童——孙武。因为，是他借助敬献《兵法》与吴王阖闾的机会，被阖闾拜为吴国之将军；又是他以将军的身份操练宫女，怒斩二姬，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后世留下轶闻趣事；还是他以大将的身份，率领吴军五战五捷，打败曾经多次想要争霸中原的楚国，攻入楚都郢城，逼走楚昭王，使伍子胥得以掘楚平王之墓，鞭楚平王之尸，而报其冤杀父兄之仇。可以不客气地说，上述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发生在谁的身上，就可以使其立身扬名，更何况是三者合一呢？正是这貌似不可能而又成为现实的传奇故事，才使“孙将军”的神威骤显于天下，也把《孙子兵法》的神威张扬于四海。
那么，孙武是因何奔吴？并把孙蒯的作品带到吴国，且又大言不惭地把它说成是自已的作品的呢？
对孙武奔吴的原因，许多“孙子”的研究者都拘泥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观点，，即“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若单就此句而言，似乎颇有道理。但是，如果联系上下文，再结合相关的史料，就会发现：这一观点是漏洞百出，谬之千里。因此，我们有必要搬出这一引语的上下文，来共同分析：
“（孙氏）又有出自伪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从这段引语中，我们不难看出：（1）、孙武乃田完的七世孙，即陈书的孙子。（2）、孙武“奔吴”，是因为田、鲍四族的“谋为乱”。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就可以看到：
1、它有悖于时间逻辑。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左传·昭公十年》和《左传·哀公六年》记载：齐景公时的“田、鲍四族谋为乱”，如果把公元前４８９年的一次也算上，（其实，这时的齐景公已去逝一年了）一共是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５４５年，即《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栾、高、陈、鲍联合驱逐庆氏；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５３２年，即《左传·昭公十年》，陈、鲍联合攻伐栾、高；第三次发生在公元前４８９年。即《左传·哀公六年》，陈、鲍联合攻高、国。另据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将帅名录》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齐文化大观·人物春秋》考证，迫使孙武奔吴的“田、鲍四族谋为乱”，应该是公元前５３２年，即《左传·昭公十年》的陈无宇、鲍牧联合攻伐栾施、高强的那一次。这样，就有些于理不通。因为，那时，陈书尚未伐莒，也就不可能赐姓。作为爷爷的陈书尚未赐姓孙氏，哪有叫着“孙武”的孙子去奔吴呢？再说，如果孙武确因此次事件而“奔吴”的话，他当时应该在1 8岁以上（否则也没有能力“奔吴”）。如上一章所述，人类的代差应以2 8岁计算。这样，他的爷爷在他奔吴时应该是7 4岁，到公元前５2 3年，即齐景公当政的齐、莒之战时，其爷爷当属8 3岁的耄耋老翁，更不可能再作为偏将去带兵征战。如果说孙武是因第三次“田、鲍四族谋为乱”而奔吴的话，那么。与他公元前５0 6年帅军攻楚破郢，又是前后矛盾。因为，他不可能先帅吴军攻楚破郢，而后才去奔吴。
2它有悖于因果逻辑。从上述三次的“田、鲍四族谋为乱”的结局看，都以陈氏的一方大胜而告终。所以，总体上说，陈家的势力在齐国是日趋发达，直至最后“田氏（陈氏）代齐”。如果孙武真是陈书的孙子的话，他决不可能在其家族势力日趋发达的情况下，还偏要去“奔吴”。要知道，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为了扩大其陈氏势力，还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由此，我们可以确信，奔吴的孙武决不是陈书的孙子。
3、它有悖于事理逻辑。众所周知，孙武帅师攻楚破郢是公元前5 0 6年的事情。而据《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 8 4年载“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鲁哀公）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两次战役，前后相差2 2年。也就是说，作为孙子的孙武能在2 2 年前创造了五战五捷，一举破楚入郢的战绩，可是作为爷爷的陈书却在2 2年后，又被吴、鲁所擒。这种逻辑关系又有谁能认可呢？所以，杨师群先生在《中华姓氏谱·孙》一书中明确地写道：“齐国陈氏家族的陈书绝对不可能是孙武的爷爷，而孙武至少可以做陈书的爸爸。”因此，我们只好这样选择，要么“奔吴”的孙武不是陈书的孙子，要么孙武不是因”田、鲍四族谋为乱”而奔吴。
排除了上述孙武奔吴原因的荒唐之言，我们也应为孙武奔吴找一个合适的说法。那么，孙武奔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在春秋时期，特别是到了孙武所处的时期，即生产力的发展，已使个人的生存能力足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时，一个人的出奔，特别是像孙武这样的贵族子弟的出奔，原因太多啦：单就避难而言，就有避君之难、避势之难、主动避难、被动避难、整族避难、个别避难之分。还有庶、嫡之争，兄弟纠纷等。除此之外，对孙武这样的青年人来说，还有求学、投军、经商、投亲、入赘、出嗣、聘嬖乃至负气出走等多种原因。再说，如前所述，孙姓与吴、楚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由来以久。因此，上述的每一种原因，都可以使孙武堂而皇之地自齐入吴，并“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虽然如此，我们对孙武奔吴的原因还是应做一些最切实际的推测，那就是：入赘和出嗣，而犹以入赘为确。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孙武的家庭背景、以及相关史料的分析，这种可能性最大。原因是：
一、孙武的出奔，不属于政治避难。如上一章的模拟世系所说，孙武当为孙书之子，而孙书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又食邑乐安。同时，遍查《左传》及相关资料，在齐景公之时，也没有孙姓作奸犯科的记载。所以，孙武的出奔不属于政治避难。
二、孙武的出奔，也不是经商或逃难，因为按照杨善群先生在《孙子评传》中的观点：孙武应出生于公元前５３５年左右，在他１８岁时，也就是公元前５１７年，奔吴。２３岁时，也就是公元前５１２年献兵书于吴王，被拜为将军。到公元前５０６年率领吴军伐楚破郢。由此可以得知，孙武奔吴时，既不可能腰缠万贯而至吴经商，也不可能沿途乞讨而入吴开荒。因为，若经商，他就不会“辟隐深居”；若开荒，他就不可能“善为兵法”——《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有了以上的不可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他可能的因素：
首先，孙武出身于豪门望族，撇开卫国的辉煌历史不说，就在齐国，也因其父的立功受爵而成为公卿新贵。因此，自然会有庶、嫡、长、幼之分。假如齐景公做出了象《秦香莲》剧中的宋王所做的那样，应把“皇姑”（也可能是随媵、俜嬖、乃至逶送的歌女等）赐予孙书为妻，孙武岂不就成了“庶长子”了。“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不是个非常现实而又不可抗拒的社会现象吗？尚若如此，孙武的出嗣或入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而孙明的日后回原籍也就理顺成章了。因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长期的庶、嫡、长、幼之居，难免会有些龃龉之处。所以，在适当的时候，一些懂事、有志气的孩子，完全可以主动地脱离家的羁绊，另出一支支脉，入赘于他乡。而据《齐文化大观·大千世界》的介绍，在当时的齐国，“入赘”之举是颇为流行的。这样，在当时的齐国境内，就有三支卫国孙氏的支脉：由孙林父以上数辈分离的阿、鄄一支（公元前7 1 9年——公元前5 4 7 年）；由孙蒯分离的“宿”地一支（公元前5 4 7 年——公元前5 3 5年）；由孙书分离的乐安一支（公元前5 2 3 年——）。难怪今天山东有那麽多的孙氏宗亲。
其次，据《左传·成公八年》，即公元前５８３年载，“凡诸候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婚嫁过程中，“媵嬖”之礼十分时尚。而在公元前５５０年，晋平公曾嫁女与吴王诸樊。“晋将嫁女于吴，齐候使析归父媵之…”——《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平公乃晋悼公孙周之子，因此，其女儿当也姓孙。再说，当时的卫国孙氏又十分依重予晋国。所以当晋平公之女远嫁吴国时，作为其同姓的卫国孙氏必然会依照礼法出媵助嫁。这样，到公元前５１７年，即孙武入吴的时候，其先期媵嬖于吴的孙姓男女，刚好也到了儿女婚嫁的时候，于是，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设想：因先期入吴的孙姓人氏的姻亲关系，随把孙武以入赘的方式介绍到吴国的公孙贵族之家，使孙武堂而
皇之的由齐国进入吴国。
象孙武这样，当父母需要时，自甘远离故土，另辟蹊径的例子，古往今来，的确不胜枚举。例如：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前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同志，在其幼年时，家庭比较贫寒。一天晚上，母亲把他兄弟二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两个都该上学了。可是，咱家里穷，我只能供应你们两个中的一个人念书，另一个必须帮助家里放牛，你们谁愿意读书？结果，两个孩子都没有说话。过一会儿，母亲又说，你们好好想想，明天给我个回答吧。
第二天早上，当母亲来到他们的床前时，发现没有了老二，再看牛栏里，也没有了水牛，方知老二已放牛去了。后来，陶铸同志从放牛娃走向革命，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另外，我们当地的一位村民，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孩，老二、老三是双胞胎男孩。可是，就在男孩三岁半的时候，他们的妈妈不幸因病去世。时隔不久，他家的一位亲戚，见他拉扯三个孩子，实在困难，便提议，让他把男孩送一个给远在郑州的希望抱养男孩的人家。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孩子们，并希望让老大前往时，老大突然号啕大哭。惹得父子们一阵心酸。这时，老二说：“爸，我哥不去，我去。”一场难堪就被老二的勇敢所化解。据说，这个孩子现在已在读高中，各方面的素质都很好。从这些事例中，我们更不难想象，孙武入赘南下的可能。中国有句老话，叫着“人之命，天管定。”孙武的南下成名，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吧。如果这种可能成立的话，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
１、十七、八岁的孙武如何能从齐国只身进入吴国；
２、他如何能“善为兵法，避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
３、他如何能结交上伍子胥乃至被其推举于吴王，从而获得了献书的机会；
４、孙蒯的《孙子兵法》如何能从齐国转输到吴国。
孙武初到吴国，由于人生地疏，语言有碍，并且又在新婚燕尔之际，自然与新娘深居简出，较多地把自己封闭在新房与园圃之中。与其他新婚夫妻一样，小两口闲遐无事，必然会谈及家事与理想方面的话题。于是，在妻子的怂恿和协助下，孙武根据自己的记忆，结合自己的理解，在原有章节的框架下，做些充实、整理、修改和完善。这样，就有了“孙子曰：…”的体例和格式，也就有了“避隐深居，善为兵法，世人莫知其能”的传说。当孙武的言行赢得了其岳父、岳母的欢心后，他们自然要在人前人后，有意无意地把孙武夸奖一番。于是，孙武著兵书一事，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闻名乡里。同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武也渐次地入乡随俗，在其岳父、岳母的引荐下，其社交面也日趋扩大乃至小有名气。这样，浪迹天涯而又胸怀回国报仇之志的伍子胥，很容易慕名而来，袒诚相交。当时，伍子胥应为３０岁左右，然而，却是一个颠沛流离的赳赳武夫；孙武应为２０岁左右，然而，却是一个韬略非凡的饱学之士。再加上相同的“侨民”身份，相同的身世背景，怎不有推心置腹、荣辱与共、相见恨晚之感呢？于是，在吴王伐楚谋将之时，伍子胥自然会首推孙武与吴王，使孙武获得了敬献兵书与吴王的机会。
关于吴王伐楚谋将之事，冯梦龙先生在《东周列国志》中还有这样一段叙述：阖闾用伍子胥所荐之勇士——要离，刺杀了王僚的儿子庆忌，除去了阖闾的心头隐患。就在阖闾为此举行的庆功宴上，伍子胥与另一位楚国的流亡者伯嚭含泪请奏：“王之祸患皆除，但臣之仇何日可复?”阖闾回答：“俟明旦当谋之”。
第二天，伍子胥、伯嚭二人见到阖闾。阖闾说：“寡人欲为二卿出兵，谁人为将？”二人齐声回答：“惟王所用，敢不效力”可阖闾想到，他二人都是楚国人，一旦报了自己的仇恨，说不定就不会为吴国效力了。于是，便默然不应，过了好一会，又长叹一口气。伍子胥见状便进言道：“王虑楚之兵多将广乎”。阖闾点头称：“是”。伍子胥说：“臣保举一人，可保全胜”。阖闾欣然问道：“卿举何人？其能若何？”伍子胥回道：“此人姓孙名武，吴人也”。阖闾听说是吴人，便有喜色。说道：“卿试为寡人召之”。伍子胥回答说：“此人不轻仕进，非寻常之比，必须以礼聘之，方才肯就。”阖闾从之，乃取黄金十镒，白壁一双，使伍子胥驾驷马，往罗浮山取聘孙武。
以上的叙述虽不可全信。但是，却为我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那就是：（1）、伍子胥报仇心切；（2）、阖闾对伍子胥既能用之，又欲防之；（3）、孙武何以成为阖闾攻楚破郢的主将；（4）孙武不轻仕进。因为报仇心切，所以要急谋伐楚；因为要急谋伐楚，所以要极荐孙武；因为孙武是吴人，所以被任命为主将。可见，孙武的出山，全仗一个“义”字：伍子胥以朋友之“义”而推荐孙武；孙武以朋友之“义”而出山为将。对孙武献兵书的详细经过，《史记》中写道：（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
可见，阖闾是在看完《孙子兵法》后，才召见孙武，并提出让他以“妇人”为兵来演示一下其训练军队的能力与技巧。由此，笔者认为，伍子胥在向阖闾推荐孙武时，并没有说明《孙子兵法》是其爷爷所著，以便抬高孙武的身价，加重其推荐成功的法码。事实上，敬献于阖闾的《孙子兵法》也的确是经过孙武的加工、整理、修改和完善，并由其亲自书写的。所以，说兵法为孙武所著，也不为过分。于是，孙蒯家训式的军事总结，就不自觉冠名于孙武的著述了。
四、吴楚之战和孙武扬名
吴王阖闾召见孙武后，为试其才，就命其以宫女做试验，操练阵法战术。这对于一个刚刚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考验。因为，纸上谈兵易，实际运作难。对孙武来说，这不仅需要其有才、有识，更需要其有胆、有威。然而，孙武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导演了让别人无法面对的惨烈故事，做出了让别人不敢想象的果断举措，真可谓是惊世骇俗。关于孙武操练宫女的故事，经千百人的讲述和演义，可以说，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里就无须细述啦。然而，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分析一下它合理的内涵。首先，能做阖闾的嫔妃和宫女、并能参加演练者，应都是些花季少女或少妇。这样的一群女兵，聚在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将官下操练，其玩耍戏闹的程度，可以说是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领命的将官，在事关其前途和诺言的问题上，岂能一笑置之？所以，在几经训导之后，骤然拍案执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此，如果让我们来玩味一下这一故事的话，我认为，阖闾还算是一个有心眼、有度量的男子汉。他不仅只看孙武的文字兵法，还要试孙武的训练技巧，并不因私爱而废公事，实可称为“丈夫”也。试想，如果他单看兵书而用人，难免会遇上马稷、赵括之类的庸才；如果是他以私爱而杀孙武，那就没有日后破楚入郢的辉煌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他有这样的气质和度量，才使得孙武及《孙子兵法》神威大震，并传誉古今，名扬世界。
按杨师群先生的考证，据《吴越春秋》、《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五回》载，孙武于当年（公元前５１２年）即被阖闾任命为将军，并与伍子胥一起先后攻克了楚之属国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和徐（今安徽泗县北）接着，阖闾在伍子胥 、孙武的建议下，军事上，对楚国采取轮番袭击的办法，使楚军疲于奔命，外交上，则策动诸多小国叛楚，以激怒楚国，而孙武则集吴之水师于江口操练，以备伐楚之用。
吴国的行为必然引起楚国的不满。于是，公元前５０８年，楚国由其令尹囊瓦（相当于宰相）挂帅，率军攻吴。吴国则派伍子胥、孙武率军抵抗，并将楚军包围在豫章。（今河南商城和安徽六安一带）最后，攻其不备，大败楚军，并乘胜攻占了巢邑（今安徽巢县东北）俘虏了楚大夫公子繁。——《左传·定公二年》、《史记·伍子胥列传》
公元前５０６年，伐楚之战又被提到了吴国的议事日程。孙武虽不甚赞同，但是，在阖闾的坚持下，还是提出了利用楚国令尹囊瓦贪得无厌的弱点，借助于被囊瓦得罪的唐国和蔡国的支持，联合进攻楚国的建议。若按《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五、七十六回》的说法，恰在此时，又遇唐、蔡连两国前来向求，欲谋借兵伐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使孙武充分展现其军事才华的机会终于不期而遇——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药王爷不亏待学医者——这里应该说是：兵王爷不亏待学兵的。
对于这次的伐楚之战，司马迁和左丘明分别在其《史记》和《左传》中都有过简略的记述。司马迁的记述是：
《史记·楚世家》载：“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囊瓦）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奔，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九年，吴王阖闾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闾听之，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陈。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子常败走，奔郑。于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
《左传》的记述是：
《左传·定公四年》载：“冬，蔡候、吴子、唐候伐楚，舍舟于淮，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戍谓子常曰：‘子沿江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呈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但是，由于子常听信了武城黑，史皇等一些楚将的怂勇，急功冒进，“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至使原定的防御计划全部落空。
“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闾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闾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也，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之。
“吴从楚师，乃清发，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无斗心矣。斗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五战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界我而出…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
“左司马戍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筮，伤。初，司马臣阖闾，故耻为禽焉。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吴句卑曰：‘臣贱，可乎？’司马曰：‘我实失子，可哉。’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左传·定公四年》
单就上述的记载，的确见不到孙武伐楚的尺劳寸功。因此有些孙子研究者就怀疑孙武伐楚是否真实？孙武本身是否存在？然而，笔者认为，这未免有些失之偏颇。因为，若以此论，我们不仅要怀疑孙武的存在，同时也应怀疑伍子胥和伯嚭的存在了。原因是，在上述的记载中，我们也很少见他们的尺劳寸功，所见的多是夫概的进攻和权谋。但是，吴之伐楚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伍子胥与伯嚭的复仇之心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们既已承认伍子胥和伯嚭的存在，也应同时承认与之为谋的孙武的存在。
其实，关于此次战役的全过程及孙武、伍子胥、伯嚭、阖闾和夫概在此次战役中所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冯梦龙先生在其《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五、七十六回》中所作的阐述，倒是颇切实际而又入情入理的。现简述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公元前５０６年的六、七月份，唐候、蔡候分别借兵于吴，预谋伐楚，以报楚令尹囊瓦（即子常）的索贿之仇。阖闾闻之，正中下怀。于是，便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伯嚭副之，夫概为先锋，公子山为后卫，率兵六万，亲征伐楚。大军先从水路溯淮而上，到达蔡国，汇合唐、蔡二军后，孙武即命尽留战船于淮水之曲，大军沿江北陆路而进，与楚军夹汉水而持。伍子胥对此甚为不解，私问于孙武，孙武曰：“舟行水逆而迟，使楚得徐为备，不可破矣。”伍子胥方表叹服。
楚昭王闻吴军来伐，急调其左司马沈尹戍带一万五千人增援其前方主帅、楚国之令尹囊瓦。二人相见后商定：由沈尹戍分兵五千人与囊瓦，而自带一万人绕道潜入吴军的背后，烧掉吴军的战船，再以木石之垒切断汉东之吴军退兵的险关隘道，然后与囊瓦前后夹击，歼灭吴军。
但是，当沈尹戍率军北上，吴楚两军对持数日后，囊瓦的部将武城黑、史皇之辈，为讨好囊瓦，便怂恿囊瓦贪功冒进，轻率渡江至小别山列阵讨战。孙武接报后，即命先锋官夫概精选三百名勇士，人人持实木大棒，半跪于吴军阵前。没等到楚军识别出这是何等阵法、所用何等兵器时，只听一阵呐喊，半跪于吴军阵前的三百名勇士迅速冲向楚军，劈头盖脑地打将起来。那楚军从未经历过这等阵势，自然是人仰马翻，一片混乱，在吴军后卫军整齐僚亮的呐喊声中，溃不成军，狼狈而逃，吴军取得一战的胜利。
楚军一战而败，囊瓦本欲重责其主将史皇。但是，史皇却献计说，应乘吴军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之机，偷袭吴营，还吴军一个措手不及。囊瓦觉得，史皇言之有理，随依其计。又选万余名精兵，披挂衔枚，往袭吴营。哪知，孙武根据囊瓦贪功图利的性格，已料到他会用偷袭的方式来报复。于是，便命夫概、专毅各引本部人马，伏于大营之左右，但以哨角为号，即行杀出，并使唐、蔡二候分兵接应。命伍子胥引兵五千，绕过小别山反劫楚军大营，伯嚭接应。命公子山保护吴王，移屯于汉阴山，以免冲突。大营则虚设旌旗，使些老弱留守。
当晚三更过后，囊瓦果然引兵而至。当他闯入空营，急行回转时，只听哨角齐鸣，杀声震天，夫概、专毅之左右二军一齐杀出，接着唐、蔡二军也投入了战斗。四路大军将囊瓦围个水泄不通。正在危机时刻，幸亏武城黑的接应部队赶到，囊瓦才得以死里逃生。刚行数里，又有守营的小军前来报告，说大营已被伍子胥攻占，史皇下落不明。囊瓦无营可归，只得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窜。直奔到柏举，方才稳住阵脚。吴军取得了二战的胜利。
且说囊瓦立足于柏举之后，史皇也带着残兵，集结于此。以囊瓦的意思，想暗中弃寨而逃，撤回郢都，请兵再战。然而，史皇等将却甚有微词，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坚持要拼个鱼死网破。恰在此时，昭王增派的第二支援兵又到。主将名叫薳射，乃楚国之大将。囊瓦接入营寨，备谈御敌之事。薳射听后说；“若从沈司马之言，何至如此？为今之计，只有深沟高垒，以待司马兵到，再行合击。”可是，囊瓦及其部属觉得援军既到，理应整军再战，以张楚军士气。同时，囊瓦以令尹自居而不屑于薳射，薳射则以囊瓦无能，而不甘屈从。于是，二人因意见相左，各自安营扎寨，表面上是互为犄角，实际上却各怀鬼胎。
夫概探知楚军将帅不和，即见吴王，要求出战。但是，却遭到吴王的反对。夫概回营思讨“君行其令，臣行其志，吾将独往，若破楚军，郢都可入也。”于是，第二天早晨，夫概竟率本部五千人马，直奔囊瓦大营。孙武听说后，急调伍子胥前往接应。
夫概打入囊瓦大营，楚军毫无戒备。因此，营中大乱。囊瓦来不及乘车，徒步奔出帅帐，左胛已中一箭。正好史皇率军赶到，以车载之，并对囊瓦说：“你先自行方便，小将当死于此。”囊瓦脱身后，自思难回郢都交差，即改换行装，竟奔郑国避难而去。待伍子胥兵到，再合兵掩杀，薳射也不来相救，终至武城黑、史皇等俱皆战死，囊瓦一寨人马尽行逃散。吴军三战而胜之。
囊瓦之军溃败后，其散兵游勇，尽归于薳射账下，楚军人心稍安。但是，惧于吴军的威势，薳射即整顿军队，欲行撤回郢都，另作计谋。大军行至请发，暂扎营寨，令人收集船只，准备渡江。
这时，吴军已随其后，见其扎营谋船，便欲击之。夫概急行制止，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追之太急，将致死力。不如暂且驻兵，待其半渡，然后击之。已渡者得免，未渡者争先，谁肯死斗，胜之必矣。”即传令士兵退后二十里扎营。待孙武的中军赶到后，听夫概之言，人人敬服。
再说楚将薳射，闻知吴军后撤，甚是欢喜。随令士兵三更造饭，五更起程，即行渡江。哪知刚刚渡过三层，夫概大军赶到。因楚军未做战斗准备，俱为争渡而大乱。互相残杀者、争而溺水者，不计其数。薳射来不及渡江，只得带着部分未渡者，沿江逃窜。孙武则令唐、蔡二军争夺楚军船只，沿江截杀。余军则尽收楚军之兵甲辎重。吴军即四战大胜楚军。
薳射奔至雍筮，已是人困马乏，不得不埋锅做饭。哪知饭之将熟，吴军又到，只得弃而逃之。留下现时的饭菜，却给吴军充饥。吴军饱食后，继续追赶，把楚军团团困住。薳射终被战死。其子薳延虽奋力拼杀，亦难突其围。正在危急时刻，却得左司马沈尹戍的救兵赶到，方得解围而走。
原来，左司马沈尹戌闻知囊瓦兵败，急带所属部队原路赶回。在此正遇到两军撕杀，便急忙上前解救。待其再行进击时，孙武大军已到，且又值天晚，两下息兵，各扎营寨。
沈尹戍了解战况后，自知难以御敌，便对其家臣吴句卑说：“令尹贪功，使吾计不遂，天也！今敌患已深，明日吾当决一死战。幸而胜，兵不及郢，楚国之福。万一战败，以首托汝，勿为吴人所得。”又对薳延说：“汝父没于敌，汝不可再死，宜急归。传语子西，为保郢计。”薳延垂泪而别。
第二天，两下交锋。因沈尹戍平日抚士有方，军卒用命，夫概几竟败走。孙武见后，即挥大军掩杀过来，左有伯嚭、唐候，右有伍子胥、蔡候，强弓劲弩在前，短兵步卒在后，数万人马，直冲楚阵。任凭沈尹戍揭力死敌，怎奈何吴军人多势众，楚军被杀得七零八落。沈尹戍死命杀出重围，身上已中数箭，不能再战，即告吴句卑以免其首。吴句卑不忍，戍乃大喝一声，僵卧于地。句卑含泪断其首级，解衣包裹后，葬其尸，急潜回郢都。吴军五战而胜。
扫清了外围的防线，吴军即可直逼郢都。然而，除江、汉天堑外，郢都、麦城、纪南城都是楚军坚固的堡垒。作为楚国之旧臣的伍子胥和伯嚭，都深知楚国的山水地貌和军事要塞。因此，在制订攻郢作战的计划时，伍子胥提出：分军三路，一路取麦城；一路取纪南城；一路攻郢都。对此，孙武深表赞同。随令伍子胥和公子山引兵一万，连同蔡候所属，攻麦城；孙武和夫概引兵一万，连同唐候所属，
攻纪南城；吴王和伯嚭则引大军攻郢都。
军令既出，分路而行。在具体的战术上，伍子胥根据山形地势，在麦城的东边垒起个“驴”城（城形如驴），在麦城的西边垒起个“磨”城，取驴拉磨，磨磨麦之意。再利用《荷马史诗》中所述的木马战术，一举而拿下麦城。
再说孙武来攻纪南城。当他环城而望时，发现城北有漳江，水势滔滔。城西有赤湖，湖水直通纪南城和郢都城下。且纪南和郢都二城地势低洼，如落盆底。孙武看在眼里，计上心头。随命本营士兵和吴王的大军都屯于高处。并且，各备畚锸等掘土工具，限一夜之间，破漳江之岸掘开一道深壕，直通赤湖。又命在漳江的下游筑起一道长堤，坝住江水。那漳江水即沿深壕直入赤湖，又灌于纪南城和郢都之中。城中军民开始只怪水涨，待到吴军乘筏攻城时，方知此水乃吴军决漳江水所致。时值腊月之初，数九寒天，北风呼啸，可怜一城百姓泊于水中，哭爹叫娘，哪个还顾得上撕杀？楚昭王见后，自知郢都不保，随使箴尹固备舟于西门，取其爱妹季？ ，同舟而逃。楚将子其见楚王已行，只得急招百官出城保驾。郢都无主，不攻自破，
以上便是冯梦龙和蔡元放先生对“五战及郢”的阐述。因为，在最后的破郢之战中，孙武是明确地调兵三万，而分攻三城。所以，传到战国时期的秦将尉缭耳中，就使他发出了“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挡者，谁？武子也。”的感慨。——《汉书·艺文志》。而西汉时的经学家、文学家刘向也在其《新序》中说：“孙武以三万破楚二十万。”
以上的阐述，我们虽不可把它当着信史。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这一阐述，还是可园《左传》、《史记》等信史之说的。因为，详查信史所涉及此役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故事梗概，都被二位先生巧妙、而又入情入理地处理到当时的背景中，衔接吻合，点滴不漏，让人不得不信服。另外，从其学术态度上看，他们既没有对孙武多加粉饰，也未对其他反面人物枉加鞭鞑，很少楔入个人的观点。这说明，作者在编写此书时，还是进行过深入地考查和研究的。
不过，由于这场战争本身是以复仇为目的的：伍子胥、伯嚭复迫害之仇，蔡候、唐候复讹诈之仇。吴王阖闾则复楚国的多次攻伐之仇。所以，吴军入郢后在将帅们的纵容、煸动下，烧杀奸淫、掳掠抢劫、无恶不用其极。吴王阖闾本身不但“尽妻其(楚王)后宫”，还欲淫楚昭王之母——伯赢。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也分据诸大夫之室，尽淫其妻妾以辱之。在伍子胥的建议下，吴王还下令尽焚楚之宗庙，并掘楚平王之墓，鞭楚平王之尸。吴军所到之处，尽伏尸遍地、一片狼籍。在这期间，孙武曾劝吴王：“兵以义动，方为有名。楚平王废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任用谗贪，内戮忠良，而外行暴于诸候，所以，吴军才得以大胜。现在，应立太子建之子？胜为楚王，以建楚国。这样，？胜必然感谢吴国，吴国虽然再建了楚国，而实际上等于获得了楚国。”但是，阖闾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妄言置换了良知，随不听劝解，一意狐行。这样，阖闾就既埋下了失败的祸根，也复燃了孙武的隐退之心。
吴军的胡作非为，必然激起楚国人民的奋起反抗。另外，楚国的老臣申包胥又借兵于秦国。“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又因伯赢乃秦国的公主，楚昭王乃秦国的外甥之故，秦随发兵五百乘急救楚国。同时，阖闾的弟弟——夫概因兵败而受到阖闾的责罚，便怀恨于阖闾，暗自引兵回国，图谋篡位。因此，阖闾不得不班师回国。算来阖闾自出师到回国，往来不到一年，可谓是胜也匆匆，败也匆匆。
这是一场既有国君、大臣，又有将帅、士兵共同参与的征伐战。在这样的战争中，其统帅恐怕也仅是个走卒而已，虽有摆兵布阵的份，却无显身扬名的格。特别是在各诸侯国的史官们眼中，即便是再有功的将帅，也很难显现于他们的笔下——因为，作为身处异国的他们，或许也不能了解具体的战况，所以也就无从下笔。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大家只知道当年是美国的布什和英国的布莱尔发兵打败了伊拉克，活捉了萨达姆。至于究竟是谁在那场战争中出了大力，立了头功？恐怕只有美、英政府和伊拉克人民记的最清楚。而到三、五十年之后，在伊拉克人民的记忆中，或许只能留下“××××攻占了巴格达！”、“××××活捉了萨达姆！”——因此，从这种原因上去考虑，《左传》中未留下孙武的大名，也就不足为怪了。
阖闾平定内乱后，照例对破楚之役进行论功行赏。大家公推孙武为首功，阖闾也欲厚加封赏。然而，孙武却坚辞不受，而要求回归故里，隐居山林。阖闾派伍子胥劝孙武留下来同辅朝政，却遭到孙武的婉言谢绝。按理说，孙武是该听从伍子胥的劝解的。因为，他既比孙武年长，又有引荐之恩。但是，孙武不但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反过来还劝伍子胥说：“寒来暑往，是自然之道。现在，吴国虽然强盛，但是，也因此而会产生骄傲和享乐的心理，与国家不利，如果我们不能激流勇退，必有后患。我们既便是不为了保全自己，也还要为子孙着想啊！”据说阖闾曾赏赐给孙武很多财宝，但是，他却在归途中都分馈给贫困的百姓。
战争虽已结束。但是，这场胜也匆匆，败也匆匆的战争，对双方的当权者来说，不仅没有留下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相反，所留下的却是难以磨灭的耻辱和难以挽回的失败——楚国为国破庙毁而辱，吴国为兄弟内讧而败。因此，双方都不愿将此事通报于诸候。按照当时“报则书，不报则不书”的记史原则，各国的史官对此谁也不愿、且也无法枉加评论。正如公元前４９４年，即《左传·哀公元年》的吴、越之战那样，各诸侯国的史官只能凭自己的所知，记录下此役的大概，而实难加以深究。“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左传·哀公元年》。对于这次的吴人入郢之战来说，也完全可以归咎于“吴入楚，不书，吴不告庆，楚不告败也。”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在这场战争中，吴国最终能吞并楚国，并称霸于诸候，我想有关此次战争的史料，将会是汗牛充栋。因为，在春秋时代的多数时期，楚国一直被称为“荆蛮之国”，是中原诸候的公敌。能见它遭到如此惨败，中原诸候岂不弹冠相庆。尚能如此，孙武决不会成为被人置疑的人物。
然而，这场胜也匆匆，败也匆匆，对双方统治者毫无意义的战争，给吴、楚两国人民带来的却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家破人亡的灾难和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试想，当孙武于寒冬腊月引漳江水而淹郢都和纪南两城时，两城人民的家破人亡；当吴国的大兵在郢都等城烧杀奸淫，强拉硬夺时，受害人民的嚎啕大哭；当夫概回吴称王，阖闾、夫概之战时，吴国人民的惊慌失措及其后阖闾对夫概之属的血腥屠杀等场景，当时的惨状，恐怕决不亚于当年蒋介石决黄河之水，而给黄泛区人民带来的灾难；决不亚于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给中国人民留下的痛苦。因此，吴、楚之间的这场殃及千万家，祸害数十万人的不义之战，必然会在吴、楚两国人民中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那些亲身参与过此次战争的吴国大兵，特别是其中的轻狂者，或许还把自己在楚国的暴行当成是自己的功勋和荣耀，成为茶余饭后向人吹嘘的资本。这样，有关此次战争的详情以及孙武的慎密运筹，灵活调度，乃至其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怒斩二姬的轶闻趣事，欲安楚民的方法建议和激流勇退的高风亮节，便以口头文学的形式，绘声绘色地流传于民间，以至成为《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原始底本，最终使孙武的事迹流传于世。
使孙武立身扬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激流勇退的义举和宽厚仁慈的情怀。
大家知道，中国人多讲究忠、孝、节、义，崇尚爱国护民。因此，也就十分敬重那些社会贤达。如人们在清明节用插柳的方式来纪念介子推；在端午节用赛龙舟、吃粽子的方式来纪念屈原；而对黄帝、神农的辛劳；程婴、岳飞的忠诚；范蠡、张良的明智；扁鹊、孙思邈的爱心；更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以至传咏至今。同样，当战功卓著、声名显赫的孙武在其功成名就后，突然激流勇退、销声匿迹时，人们对他的猜测，对他的敬仰，自然也与日俱增。特别是当伍子胥遭到冷落以至赐死、吴国迅速衰败以至灭亡后，孙武因激流勇退而获明哲保身，伍子胥因贪恋仕途而遭身首异处的故事，必然成为他们原有部属间相互传喻的特大新闻，乃至成为他们教育子孙的典型事例。如此一代代地传咏下去，既使孙武的名字更见辉煌，也使《孙子兵法》的神威家喻户晓。
由此看来，孙武的英名，是千百万名不见经传的民众给追记的，《孙子兵法》又是因孙武的英名而盛传的。
五、《孙子兵法》的传播
在《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七回》中，冯梦龙先生对孙武献与阖闾的《孙子兵法》的结局作了如下的交待：当孙膑的老师——鬼谷子把经自己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传授给孙膑时，说道：“昔汝祖献于吴王阖闾，阖闾用其策，大破楚师。后阖闾惜此书，不欲广传于人，乃置于铁柜，藏于姑苏台屋楹之内。自越兵焚台，此书不传。吾向与汝祖有交，求得其书，亲为注解。行兵秘密，尽在其中，未偿亲授一人。今见子心术忠厚，特以付子。”
仔细分析这段表述，我们不难看出，它既有矛
盾冲突的一面，又有颇切世理的一面。说它矛盾冲突，是因为它在时间上有些牵强。据《辞海》中注释，鬼谷子相传为战国时的楚国人。另据冯梦龙先生的考证，他曾与墨翟有所往来。也就是说，他应与墨翟年龄相当，即约生活于公元前４６８年至公元前３７６年之间。如前所述，孙武应生于公元前５３５年，以“他避隐深居，不轻仕途”的性格和家庭状况，他完全可以生活到公元前４４５年左右谢世。然而，既便如此，鬼谷子也不会在他1 3岁时，与６７岁的孙武“有交”，而在其9 2岁时去执教1 1岁的孙膑（孙膑应生于公元前３８７年），且“既有此书不传”，又何能求得“此书？”这就是冯先生的表述矛盾冲突的一面。
说它颇切世理，是因为，虽然献与阖闾的《孙子兵法》，因其“不欲广传于人”，以至“此书不传。”但是，由于孙武还健在，他完全可以因“与人有交”，或欲作“家训”，而另外再书其稿，或赠与友人，或留给子孙。
大家知道，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候争霸、兵战连年、说客如织、讲学盛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时代的召唤，各诸候的需求，必然引发一股兵学热的浪潮，当诸候们闻知阖闾用孙武及《孙子兵法》西破楚，东拒越而称雄一方时，《吴孙子兵法》必然成为人们先睹为快的“圣经”。但是，由于阖闾的“不欲广传于人”，即便是孙武，在阖闾与夫差当政时，也不宜一书两投，以引发当局者的不满，甚至招惹横祸。然而，当阖闾死后，特别是当夫差因贪色而亡国之后，年仅六十二、三岁的孙武，面对如此重大反差的人生和国运，如烟往事，犹在昨日。于是，在其原来的故交、部属以及子孙的怂恿和恳求之下，或书《孙子兵法》以馈人，或书《孙子兵法》作家训，这样《孙子兵法》的新版本，自然迅速地盛传于世。当遇到象鬼谷子这样的有心之人，即可“求得此书”而传道授业。既便是他挂羊头，卖狗肉，也从根本上奠定了《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兵经的历史地位，这就更使得人们只知有孙武，而不知有孙蒯啦。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推断，我想人们对孙武及《孙子兵法》应该有一个全新的、符合理性的认识，即：
一、孙武既非是有人否定的“本无其人”，也非是多数人公认的“陈书的孙子”，而是在《左传·昭公十九年》中已明确记载的，随高发伐莒，并兵占纪鄣的孙书的儿子，孙蒯的孙子，是卫国孙氏的嫡传子孙。孙武入吴的原因也不是什么“因田、鲍四族谋为乱”，而是通过正常的出嗣或入赘的方式，堂而皇之地进入吴国，并在此生息繁衍，且有所作为。
二、《孙子兵法》的初稿，是孙武的爷爷——孙蒯，在其儿子孙书因伐莒有功，而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乐安之后，由感而发的赋闲之作，是他集自身和卫国孙氏数辈人的军旅生涯，政治活动和外交阅历之所得的经验之谈。其创作的素材来源于卫国孙氏数辈人的南征北战、纵横捭阖，以及其家族在卫国兴衰荣辱的历史过程。因此，《孙子兵法》是卫国孙氏数辈人血与肉、灵与智、得与失的化合和总结。
三、《孙子兵法》成书于孙武，并借助其献书阖闾，怒斩二姬、破楚入郢、和激流勇退的壮举而名声大震，倍显神奇，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并因此而奠定了其“中华兵经”的地位。不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孙子兵法》，既不是孙蒯的原稿，也不是孙武献与吴王阖闾的最初版本，而是孙武在吴国灭亡后为其子孙或友人而书的再版。
四、当然，孙武才能的发挥，与伍子胥的慧眼识才和阖闾的诚心任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孙子兵法》的盛传又与阖闾及广大民众的捧场和当时盛行的游说、讲学之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到底，《孙子兵法》的诞生和其历史地位的确立，也同《诗经》、、《论语》一样：是时代的造化！是中华大地之沃土孕育的中华民族之精神！
注：本文参考书目：
1、《左传》——袁立泽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9 6年5月第一版
2、《史记》——梁 勇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9 6年5月第一版
3、《东周列国志》——冯梦龙等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0 4 年第二版
4、《中华姓氏谱·孙》——李学勤主编，杨师群著，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2 0 0 0 年9 月第一版
5、《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6、《中国将帅名录》——国防大学出版社
信阳市一中：孙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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