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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文化         
 
齐文化的尚武精神与兵家始祖孙武
来源:
作者:
201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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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了孔子思想产生于鲁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若是把诞生于鲁文化基础上的孔子称为古代“圣人”,是指“文圣”的话,那么诞生于齐文化基础上的孙武,就是古代的“武圣”了。现将兵家始祖孙武产生于齐国的历史根源叙述如下:

  1?齐文化的尚武精神

  (1)齐文化与鲁文化相比较:一尚文一尚武,不对立而互补

  齐、鲁文化相比较,相各具特色。鲁文化因为保存着大量的殷周典籍与礼乐文明,所以尚文,而齐文化则具有尚武精神的特点。齐文化与鲁文化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两者并没有形成对立的文化,而是互为补充。

  (2)姜太公与管仲对尚武精神形成的贡献

  齐国具有尚武的传统,可以说从姜太公开国以来就是如此。《史记》记载,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灭商,“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而且今存《六韬》一书,虽然成书在战国后期,但仍托名姜尚所作。

  到齐桓公时,管仲对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进行改革,为齐国在军事上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霸主,使齐国成了当时军事上的头等强国,而且形成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尚武精神,直到战国时代仍然如此。

  2?兵家始祖孙武

  (1)孙武的生平

  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和《孙膑兵法》竹简之前,因为先秦文献对孙武记载不多,《左传》、《国语》、《战国策》均无直接的记载,所以竟有人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以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才证实了孙武、孙膑分别有兵法传世。《孙子兵法》确为孙武所著。(参见兰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辩》,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其实,先秦诸子著作中,比如《尉缭子?制谈》、《荀子?议兵》、《韩非子?守道》、《吕氏春秋?上德》等都有对孙武的记载。秦汉时记载较先秦为多,见于《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吴太伯世家》、《楚世家》及《新序》等书。另外,《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越绝书》也有孙武的记载。虽没有直接提到孙武,但对吴王阖庐伐楚等与孙武有关的战争及其家族,也是有记载的。

  孙武(约公元前547—前485)(参见孙开泰:《孙武与齐文化》,载《石油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是齐国人。他通过结识吴王阖庐的谋臣伍子胥,经伍推荐,公元512年孙武带着他著的《孙子兵法》13篇进见吴王,得到吴王的赞赏,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了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此后不久,孙武辞去将军之职而隐居乡间。在伍子胥被杀时,他已经去世了。

  (2)为什么说兵家始祖是孙武呢?

  孙武所处的时代在春秋后期。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又是武将世家,因而他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掌握军事文献和有关的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总结春秋时代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写成《孙子兵法》这部伟大著作,成为兵家始祖。

  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兵家而言的。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战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斗争的需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卷十四《成公十三年》。)即国家重要的事情是祭祀与带兵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一批军事理论家,这就是兵家。

  比孙武略早的司马穰苴也曾作兵法,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裔。因为他官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后来在齐威王时,“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现存的《司马法》多讲古代军法制度,其内容与《周礼》所记往往相符合。我们可以看出是由稷下先生依据《司马法》与穰苴所作兵法整理而成书的。由此可见,比孙武的《孙子兵法》早的古《司马法》,主要内容是军礼、军制。

  上面谈到《六韬》成书较晚,只是托名为姜太公所作。

  真正讲军事理论,总结战争规律的兵书,应以《孙子兵法》为最早。

  宋代元丰年间,选定历代七部兵书编成《武经七书》,作为官方的军事教科书,就把《孙子兵法》列在首位,称为“兵经”,可见它在兵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比古希腊色诺芬(公元前403—前355年或前354年)著的号称古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长征记》,比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公元35—约103年)的《谋略例说》还要早得多。

  早在七世纪时《孙子兵法》就传到了日本,稍后传入朝鲜。十八世纪以后有英、法、德、捷、俄等文字的译本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在世界军事思想史,特别是在战略思想上有突出的贡献,得到美国军事理论家柯林的高度赞誉。他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中说:“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

  3、孙武的军事思想

  (1)战争观

  《孙子兵法》反映了孙武的战争观。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后引《孙子兵法》,皆注篇名)他直观地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能自保而全胜”(《形篇》)。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这种理论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用武力推翻奴隶主阶级政权服务的。同时孙武又主张慎战。他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如果感情用事,轻率进行战争,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孙武还看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这里的“道”就是指地主阶级的政治。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得到士卒和老百姓的支持。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佚文残简中,有《吴问》一篇,记叙孙武与吴王论说晋国的六将军(六卿:范、中行、智伯、韩、赵、魏)谁先亡,谁固成的问题,孙武从六卿所实行[c1] 的田亩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比较中认为田亩大而不收或少收税的赵、韩、魏能“固成”。因为他们懂得“王者之道”,能“厚爱其民”。从中可以看出孙武认识到“爱民”的重要意义。他在分析关系战争胜败的“道”、“天”、“地”、“将”、“法”五种因素时,把“道”即政治列为首位,可见孙武已经认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这在军事思想史上是有贡献的。后世的兵家吴起、孙膑等人都继承了这一思想。

  (2)战略战术思想

  《汉书?艺文志》把《孙子兵法》列入兵权谋家,即战略家一类。可见班固认为,孙武是着重研究战略问题的。但孙武同时强调战术,因此孙武是集兵权谋家和兵形势家于一身的军事理论家。

  孙武主张在战略上要有“大勇”,藐视一切敌人,而在具体指导作战时,则要谨慎小心。他从战争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出发,把战略与政治融为一体。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谋攻》篇)又说为战,“百战百胜”,并不是好中最好的,只有以谋胜敌,不进行战争就使敌人屈服,才是好中最好的(同上)。他重视战争的准备,注意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他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在作战方式上,他重视战略进攻,主张速战速决。他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的速胜论思想。这是因为如果用千辆战车作战,就需要有载运粮秣、军械装备等辎重的兵车千辆;有十万人的军队,还要千里运送粮食;这样一来,前方后方的费用,与各诸侯国使节交往的费用,制作、维修作战器械的各种物资,武器装备的保养和补充等项,每日都要花费“千金”巨额的钱财。这样庞大的军队作战,如果旷日持久,军队就会疲惫,锐气自然挫伤,国家财政就会发生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别的诸侯国就会乘机起兵进攻,那时,即使有高明的人出来,也难于挽回危局了。因此,“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同上)。孙武的速胜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孙武还主张用假象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从而伏兵歼灭之。认为作战要集中优势兵力,他说:“我专(集中)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丰富,闪灼[c4] 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对历代的军事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强对孙武及兵家的研究,批判继承其寡。”(《虚实》)“以众击寡”,战争就会取胜。但是孙武并不主张打仗兵力愈多愈好,他认为,战略上要重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说:“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虚实》)在战争指导上,他强调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说,善于打仗的人,必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可击败敌人的机会(《形篇》)。他强调作战要灵活机动,他认为“兵无[c2] 常势,水无常形”,要用不同的战法,对付不同的战况。主张“因敌变化而取胜[c3] ”(《虚实》)。还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出奇制胜的原则。孙武还最早提出了“伐谋、伐交”(《谋攻》)的“全胜”战略。这实际上就是攻心战略。它对孙膑的攻心“战略”有直接的影响。这些思想,为后世的军事家所遵循。孙武在战略思想上有重大贡献,正如美国人柯林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所说,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3)治军思想

  在治军原则上,孙武认为,“士卒熟练”(《计》)即对士兵的训练的好坏是取得战争胜利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训练呢?《孙子兵法》强调以法治军,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既注意政治教育,又有严格的军队纪律和法令来约束士兵。孙武主张“信赏”、“明罚”。他说:“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作战》)这种“信赏”的思想,是新兴地主阶级用物质利益来引诱和鼓励士兵的一种手段。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行军》)孙武认为,只要“信赏”、“明罚”,军队作战就能无往而不胜。

  孙武的治军思想中还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他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亲子,故可与之惧死。”(《地形》)他提出优待俘虏的主张,说:“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作战》)这就是所谓战胜敌人而增强自己的力量。可见孙武对待士卒和俘虏的态度与奴隶制军队的将帅是完全不同的。孙武这些治军思想都是以后历代兵家的准则。

  孙武在我国和世界的军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我们也要看到,他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即将帅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也主宰着国家的安危。这就片面地夸大了将帅的作用,贬低了士卒和人民对战争的作用,陷入了将帅决定一切的英雄史观。因此,他对于士卒不能信任,实行愚兵政策。他主张:“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还说:“归师勿遏”,“穷寇勿迫”(《军事》)。这也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

  虽然如此,孙武仍不失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子兵法》仍不失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孙武的军事思想十分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精华,扬弃其糟粕,这对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十分必要的。

  4、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子兵法》充分体现了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1)朴素唯物主义与阴阳说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孙子兵法》十分重视战争的各种客观条件。他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要打胜仗就必须先知道敌人的情况。而对于敌人情况的了解,他认为:“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知敌之情也”。(《孙子十家注》卷十三《用间篇》。)即不能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的方法,不能以过去相似的事物作类比,也不可凭主观臆测,而必须从知道敌情的人那儿去取得。在孙武看来,天不过是自然之天,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他说,春夏秋冬四时没有固定的位置,一日的昼夜变化有长有短,月亮有圆有缺。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的,人们可以利用它来服务于战争。水、火都可以用来进攻敌人,《孙子兵法》专门有《火攻》一篇。

  阴阳说

  《孙子兵法》的朴素唯物主义,还表现在有阴阳说的哲学思想。阴阳说和五行说是两种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界的哲学学说,是在齐国产生和发育成长起来的哲学流派,是齐文化的特色之一。

  阴阳观念与观察星象来制定历法有直接的关系,在齐国以阴阳说为基础,而制定了特殊的历法。又用来解释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和节气的更迭,以及日夜的往复。总之,阴阳说在齐国是十分流行的。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注:“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可见,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子兵法?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阴阳说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孙子兵法》深深的受齐文化的影响。 

  (2)朴素辩证法与五行说

  朴素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还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孙武认识到治乱、勇怯、强弱等等矛盾对立的现象,是可以变化的。

  因此,他在《势篇》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认为将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各种问题。

  他在《九变篇》说:“塗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体现了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的辩证法思想。

  孙武还认为,将领考虑问题必须全面。不仅要看到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有害的一面。他在《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取胜。这也反映了孙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五行说

  《孙子兵法》中还有五行说,也表现了孙武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我们知道,五行说是在齐文化摇篮中发育成长起来的,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瑰宝。

  《史记?历书》说,黄帝时“建立五行”,原始五行说起源相当早。它与古代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观察天象以制定历法有密切的关系。孙武在齐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在《孙子兵法》中不仅运用了五行说,而且对五行说也有了重大的贡献。《孙子兵法》中以五行中的水来比喻用兵的地方很多。孙武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又说:“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

  《孙子兵法》中的五行,已经不是原始的五行说了,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原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即五种原始的物质,进而发展为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且将五行说运用于军事辩证法。《孙子兵法》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十家注》卷五《势篇》。)孙武认为,作战的奇正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就象音乐不过五个音阶,而五个音阶的变化则听不胜听;颜色不过五种色素,而五种色素的变化,则看不胜看;滋味不过五样味素,而五样味素的变化,则尝不胜尝。他继承前人的思想,把五行推广到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把它们的变化运用来说明军事上的奇正变化。这种军事辩证法的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关于五行相胜的思想萌芽,

  早在《逸周书?周祝解》中就说,“陈彼五行,必有胜。”

  《左传?昭召公三十一年》有“火胜金”,

  《左传?哀公九年》有“水胜火”的记载。

  孙武对五行说的突出贡献在于发展了五行相胜说。

  他说:“五行无常胜。”(《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他反对把“五行相胜”说绝对化,提出了符合辩证法的观点。 

  (3)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对战争谁胜谁负问题的认识

  《孙子兵法》所反映的认识论,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认为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作战双方的政治(“道”)、天时(“天”)、地利(“地”)、将帅(“将”)、法制(“法”)等方面,以及其他战争的重要因素,如军事实力(“形”)、战争中的战斗力量(“势”)等等方面的客观实际的比较;在此基础上,“较之以计”,进行妙算:比较双方谁的君主政治清明?谁的将帅有才能?谁得天时,地利?谁的法令能贯彻执行?谁的兵卒强壮众多?谁的士卒训练有素?谁的赏罚严明?(《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经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就能知道谁胜谁负了。从以上认识过程,我们清楚看出,孙武的认识论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对战争规律的认识

  孙武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并从前人的战争经验中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规律。比如《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即了解敌军又了解我军,就能每战必胜;不了解敌军,只了解我军,只能胜负各占一半;既不了解敌军,又不了解我军,这样每次都必然打败仗。这是对战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又比如,《孙子兵法?军争篇》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人初来士气旺盛之时,攻击敌人于疲劳怠惰的归途之中。这也是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为以后的军事家所经常运用。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主动权

  孙武认为,在运用战争规律来指导作战时,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使其“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即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武把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之中。这种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在解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更为高出一筹。因此,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在思想史上也是有贡献的思想家。 

  (4)伦理思想:治军讲“仁”、“礼”又重功利

  《孙子兵法》中的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齐文化伦理思想的特点。

  齐文化的伦理思想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讲“仁”、“礼”,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这些,在《管子》一书中体现得很明确。 

  治军讲“仁”、“礼”

  治军重“仁”、“礼”是从齐文化与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较而言的。鲁文化把“仁”与“礼”放在首要地位,而三晋文化,特别是秦文化,是很不重视“仁”与“礼”的。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讲“仁”,但是并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

  杜牧注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杜牧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孙武生活于有尚武精神传统的齐文化环境中,他在讲将领的五德时,把“智’(智慧)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并不是不要“仁”,而是将“仁”用于对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孙子兵法?计篇》说,“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即体现了“仁”的思想。

  孙武的“仁”,还有更高的原则,即要符合战胜敌人、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因此,他在《孙子兵法?用间篇》说:“相宁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即两国交兵,以决胜负,应该想方设法,不惜以爵禄和金钱,从敌方搞到情报,以了解敌情。如果不能这样,而爱惜爵位和金钱,就是不仁到极点了。这就给了“仁”以新的解释,更具有齐文化的特色。 

  重功利

  我们再来看《孙子兵法》重功利的特点。孙武强调用兵要趋利避害。

  《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火攻篇》说:“非利不动。”

  《军争篇》说:“兵以诈立,以利动。”

  《计篇》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优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即筹划有利的作战方案,使之被采纳,然后造成有利的形势。而在表面上又进行伪装,不让敌人明白。所谓有利的形势,就是根据利害关系进行灵活的处置。

  《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即有智谋的将军考虑问题,必然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取胜的大事才可能得到进展。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害的因素,才能消除可能发生的祸患。因此,制服敌国要使用计谋使之受到伤害。役使敌国就要以烦劳的事,使之穷于应付。要使敌国疲于奔走,就要用小利来进行引诱。

  《作战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即不完全了解用兵有害的方面,也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有利的方面。也就是说,对用兵的利与害两方面都要全面了解,才是懂得了用兵之道。

  《虚实篇》说:“能使敌人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即要调动敌人前来,就要用利来引诱;能做到使敌人不得前来,就要守其险要的道路。因为对敌不利,所以敌人就不能来了。

  总之,在军事上孙武对利与害的认识与分析,水平是相当高的。而这方面思想的发展,与齐文化重功利的伦理学说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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