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家谱网

　　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和《孙膑兵法》竹简之前，因为先秦文献对孙武记载不多，《左传》、《国语》、《战国策》均无直接的记载，所以竟有人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以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才证实了孙武、孙膑分别有兵法传世。《孙子兵法》确为孙武所著。(参见兰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辩》，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其实，先秦诸子著作中，比如《尉缭子?制谈》、《荀子?议兵》、《韩非子?守道》、《吕氏春秋?上德》等都有对孙武的记载。秦汉时记载较先秦为多，见于《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吴太伯世家》、《楚世家》及《新序》等书。另外，《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越绝书》也有孙武的记载。虽没有直接提到孙武，但对吴王阖庐伐楚等与孙武有关的战争及其家族，也是有记载的。

　　孙武(约公元前547—前485年)(参见孙开泰：《孙武与齐文化》，载《石油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是齐国人。他通过结识吴王阖庐的谋臣伍子胥，经伍推荐，公元512年孙武带着他著的《孙子兵法》13篇进见吴王，得到吴王的赞赏，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了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此后不久，孙武辞去将军之职而隐居乡间。在伍子胥被杀时，他已经去世了。

　　（2）为什么说兵家始祖是孙武呢?

　　孙武所处的时代在春秋后期。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又是武将世家，因而他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掌握军事文献和有关的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总结春秋时代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写成《孙子兵法》这部伟大著作，成为兵家始祖。

　　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兵家而言的。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战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斗争的需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卷十四《成公十三年》。)即国家重要的事情是祭祀与带兵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一批军事理论家，这就是兵家。

　　比孙武略早的司马穰苴也曾作兵法，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裔。因为他官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后来在齐威王时，“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现存的《司马法》多讲古代军法制度，其内容与《周礼》所记往往相符合。我们可以看出是由稷下先生依据《司马法》与穰苴所作兵法整理而成书的。由此可见，比孙武的《孙子兵法》早的古《司马法》，主要内容是军礼、军制。

　　上面谈到《六韬》成书较晚，只是托名为姜太公所作。

　　真正讲军事理论，总结战争规律的兵书，应以《孙子兵法》为最早。

　　宋代元丰年间，选定历代七部兵书编成《武经七书》，作为官方的军事教科书，就把《孙子兵法》列在首位，称为“兵经”，可见它在兵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比古希腊色诺芬（公元前403—前355年或前354年）著的号称古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长征记》，比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公元35—约103年）的《谋略例说》还要早得多。

　　早在七世纪时《孙子兵法》就传到了日本，稍后传入朝鲜。十八世纪以后有英、法、德、捷、俄等文字的译本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在世界军事思想史，特别是在战略思想上有突出的贡献，得到美国军事理论家柯林的高度赞誉。他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中说：“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

　　3、孙武的军事思想

　　（1）战争观

　　《孙子兵法》反映了孙武的战争观。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后引《孙子兵法》，皆注篇名）他直观地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能自保而全胜”（《形篇》）。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这种理论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用武力推翻奴隶主阶级政权服务的。同时孙武又主张慎战。他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如果感情用事，轻率进行战争，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孙武还看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这里的“道”就是指地主阶级的政治。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得到士卒和老百姓的支持。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佚文残简中，有《吴问》一篇，记叙孙武与吴王论说晋国的六将军（六卿：范、中行、智伯、韩、赵、魏）谁先亡，谁固成的问题，孙武从六卿所实行[c1] 的田亩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比较中认为田亩大而不收或少收税的赵、韩、魏能“固成”。因为他们懂得“王者之道”，能“厚爱其民”。从中可以看出孙武认识到“爱民”的重要意义。他在分析关系战争胜败的“道”、“天”、“地”、“将”、“法”五种因素时，把“道”即政治列为首位，可见孙武已经认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这在军事思想史上是有贡献的。后世的兵家吴起、孙膑等人都继承了这一思想。

　　（2）战略战术思想

　　《汉书?艺文志》把《孙子兵法》列入兵权谋家，即战略家一类。可见班固认为，孙武是着重研究战略问题的。但孙武同时强调战术，因此孙武是集兵权谋家和兵形势家于一身的军事理论家。

　　孙武主张在战略上要有“大勇”，藐视一切敌人，而在具体指导作战时，则要谨慎小心。他从战争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出发，把战略与政治融为一体。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谋攻》篇）又说为战，“百战百胜”，并不是好中最好的，只有以谋胜敌，不进行战争就使敌人屈服，才是好中最好的（同上）。他重视战争的准备，注意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他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在作战方式上，他重视战略进攻，主张速战速决。他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的速胜论思想。这是因为如果用千辆战车作战，就需要有载运粮秣、军械装备等辎重的兵车千辆；有十万人的军队，还要千里运送粮食；这样一来，前方后方的费用，与各诸侯国使节交往的费用，制作、维修作战器械的各种物资，武器装备的保养和补充等项，每日都要花费“千金”巨额的钱财。这样庞大的军队作战，如果旷日持久，军队就会疲惫，锐气自然挫伤，国家财政就会发生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别的诸侯国就会乘机起兵进攻，那时，即使有高明的人出来，也难于挽回危局了。因此，“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同上）。孙武的速胜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孙武还主张用假象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从而伏兵歼灭之。认为作战要集中优势兵力，他说：“我专（集中）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丰富，闪灼[c4] 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对历代的军事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强对孙武及兵家的研究，批判继承其寡。”（《虚实》）“以众击寡”，战争就会取胜。但是孙武并不主张打仗兵力愈多愈好，他认为，战略上要重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说：“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虚实》）在战争指导上，他强调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说，善于打仗的人，必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可击败敌人的机会（《形篇》）。他强调作战要灵活机动，他认为“兵无[c2] 常势，水无常形”，要用不同的战法，对付不同的战况。主张“因敌变化而取胜[c3] ”（《虚实》）。还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出奇制胜的原则。孙武还最早提出了“伐谋、伐交”（《谋攻》）的“全胜”战略。这实际上就是攻心战略。它对孙膑的攻心“战略”有直接的影响。这些思想，为后世的军事家所遵循。孙武在战略思想上有重大贡献，正如美国人柯林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所说，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3）治军思想

　　在治军原则上，孙武认为，“士卒熟练”（《计》）即对士兵的训练的好坏是取得战争胜利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训练呢？《孙子兵法》强调以法治军，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既注意政治教育，又有严格的军队纪律和法令来约束士兵。孙武主张“信赏”、“明罚”。他说：“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作战》）这种“信赏”的思想，是新兴地主阶级用物质利益来引诱和鼓励士兵的一种手段。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行军》）孙武认为，只要“信赏”、“明罚”，军队作战就能无往而不胜。

　　孙武的治军思想中还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他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亲子，故可与之惧死。”（《地形》）他提出优待俘虏的主张，说：“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作战》）这就是所谓战胜敌人而增强自己的力量。可见孙武对待士卒和俘虏的态度与奴隶制军队的将帅是完全不同的。孙武这些治军思想都是以后历代兵家的准则。

　　孙武在我国和世界的军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我们也要看到，他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即将帅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也主宰着国家的安危。这就片面地夸大了将帅的作用，贬低了士卒和人民对战争的作用，陷入了将帅决定一切的英雄史观。因此，他对于士卒不能信任，实行愚兵政策。他主张：“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还说：“归师勿遏”，“穷寇勿迫”（《军事》）。这也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

　　虽然如此，孙武仍不失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子兵法》仍不失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孙武的军事思想十分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精华，扬弃其糟粕，这对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十分必要的。

　　4、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子兵法》充分体现了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1）朴素唯物主义与阴阳说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孙子兵法》十分重视战争的各种客观条件。他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要打胜仗就必须先知道敌人的情况。而对于敌人情况的了解，他认为：“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知敌之情也”。(《孙子十家注》卷十三《用间篇》。)即不能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的方法，不能以过去相似的事物作类比，也不可凭主观臆测，而必须从知道敌情的人那儿去取得。在孙武看来，天不过是自然之天，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他说，春夏秋冬四时没有固定的位置，一日的昼夜变化有长有短，月亮有圆有缺。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的，人们可以利用它来服务于战争。水、火都可以用来进攻敌人，《孙子兵法》专门有《火攻》一篇。

　　阴阳说

　　《孙子兵法》的朴素唯物主义，还表现在有阴阳说的哲学思想。阴阳说和五行说是两种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界的哲学学说，是在齐国产生和发育成长起来的哲学流派，是齐文化的特色之一。

　　阴阳观念与观察星象来制定历法有直接的关系，在齐国以阴阳说为基础，而制定了特殊的历法。又用来解释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和节气的更迭，以及日夜的往复。总之，阴阳说在齐国是十分流行的。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注：“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可见，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子兵法?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阴阳说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孙子兵法》深深的受齐文化的影响。　

　　（2）朴素辩证法与五行说

　　朴素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还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孙武认识到治乱、勇怯、强弱等等矛盾对立的现象，是可以变化的。

　　因此，他在《势篇》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认为将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各种问题。

　　他在《九变篇》说：“塗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体现了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的辩证法思想。

　　孙武还认为，将领考虑问题必须全面。不仅要看到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有害的一面。他在《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取胜。这也反映了孙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五行说

　　《孙子兵法》中还有五行说，也表现了孙武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我们知道，五行说是在齐文化摇篮中发育成长起来的，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瑰宝。

　　《史记?历书》说，黄帝时“建立五行”，原始五行说起源相当早。它与古代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观察天象以制定历法有密切的关系。孙武在齐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在《孙子兵法》中不仅运用了五行说，而且对五行说也有了重大的贡献。《孙子兵法》中以五行中的水来比喻用兵的地方很多。孙武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又说：“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

　　《孙子兵法》中的五行，已经不是原始的五行说了，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原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即五种原始的物质，进而发展为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且将五行说运用于军事辩证法。《孙子兵法》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十家注》卷五《势篇》。)孙武认为，作战的奇正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就象音乐不过五个音阶，而五个音阶的变化则听不胜听；颜色不过五种色素，而五种色素的变化，则看不胜看；滋味不过五样味素，而五样味素的变化，则尝不胜尝。他继承前人的思想，把五行推广到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把它们的变化运用来说明军事上的奇正变化。这种军事辩证法的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关于五行相胜的思想萌芽，

　　早在《逸周书?周祝解》中就说，“陈彼五行，必有胜。”

　　《左传?昭召公三十一年》有“火胜金”，

　　《左传?哀公九年》有“水胜火”的记载。

　　孙武对五行说的突出贡献在于发展了五行相胜说。

　　他说：“五行无常胜。”(《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他反对把“五行相胜”说绝对化，提出了符合辩证法的观点。　

　　（3）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对战争谁胜谁负问题的认识

　　《孙子兵法》所反映的认识论，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认为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作战双方的政治(“道”)、天时(“天”)、地利(“地”)、将帅(“将”)、法制(“法”)等方面，以及其他战争的重要因素，如军事实力(“形”)、战争中的战斗力量(“势”)等等方面的客观实际的比较；在此基础上，“较之以计”，进行妙算：比较双方谁的君主政治清明?谁的将帅有才能?谁得天时，地利?谁的法令能贯彻执行?谁的兵卒强壮众多?谁的士卒训练有素?谁的赏罚严明?(《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经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就能知道谁胜谁负了。从以上认识过程，我们清楚看出，孙武的认识论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对战争规律的认识

　　孙武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并从前人的战争经验中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规律。比如《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即了解敌军又了解我军，就能每战必胜；不了解敌军，只了解我军，只能胜负各占一半；既不了解敌军，又不了解我军，这样每次都必然打败仗。这是对战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又比如，《孙子兵法?军争篇》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人初来士气旺盛之时，攻击敌人于疲劳怠惰的归途之中。这也是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为以后的军事家所经常运用。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主动权

　　孙武认为，在运用战争规律来指导作战时，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使其“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即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武把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之中。这种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在解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更为高出一筹。因此，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在思想史上也是有贡献的思想家。　

　　（4）伦理思想：治军讲“仁”、“礼”又重功利

　　《孙子兵法》中的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齐文化伦理思想的特点。

　　齐文化的伦理思想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讲“仁”、“礼”，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这些，在《管子》一书中体现得很明确。　

　　治军讲“仁”、“礼”

　　治军重“仁”、“礼”是从齐文化与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较而言的。鲁文化把“仁”与“礼”放在首要地位，而三晋文化，特别是秦文化，是很不重视“仁”与“礼”的。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讲“仁”，但是并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

　　杜牧注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杜牧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孙武生活于有尚武精神传统的齐文化环境中，他在讲将领的五德时，把“智’(智慧)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并不是不要“仁”，而是将“仁”用于对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孙子兵法?计篇》说，“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即体现了“仁”的思想。

　　孙武的“仁”，还有更高的原则，即要符合战胜敌人、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因此，他在《孙子兵法?用间篇》说：“相宁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即两国交兵，以决胜负，应该想方设法，不惜以爵禄和金钱，从敌方搞到情报，以了解敌情。如果不能这样，而爱惜爵位和金钱，就是不仁到极点了。这就给了“仁”以新的解释，更具有齐文化的特色。　

　　重功利

　　我们再来看《孙子兵法》重功利的特点。孙武强调用兵要趋利避害。

　　《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火攻篇》说：“非利不动。”

　　《军争篇》说：“兵以诈立，以利动。”

　　《计篇》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优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即筹划有利的作战方案，使之被采纳，然后造成有利的形势。而在表面上又进行伪装，不让敌人明白。所谓有利的形势，就是根据利害关系进行灵活的处置。

　　《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即有智谋的将军考虑问题，必然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取胜的大事才可能得到进展。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害的因素，才能消除可能发生的祸患。因此，制服敌国要使用计谋使之受到伤害。役使敌国就要以烦劳的事，使之穷于应付。要使敌国疲于奔走，就要用小利来进行引诱。

　　《作战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即不完全了解用兵有害的方面，也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有利的方面。也就是说，对用兵的利与害两方面都要全面了解，才是懂得了用兵之道。

　　《虚实篇》说：“能使敌人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即要调动敌人前来，就要用利来引诱；能做到使敌人不得前来，就要守其险要的道路。因为对敌不利，所以敌人就不能来了。

　　总之，在军事上孙武对利与害的认识与分析，水平是相当高的。而这方面思想的发展，与齐文化重功利的伦理学说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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