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后孙坚父子始经营江东至公元280年吴被西晋所灭，经历了近百年，从孙权称帝后经四世而亡，其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孙氏皇族集团，但由于史料对孙氏家族墓葬的记载很少，因此我们今天对孙氏的家族墓葬的形制及分布不甚清楚。田野考古60年来，虽然各地发掘了数以百计的孙吴墓葬，但由于缺乏确凿的文字材料，能够真正确认的孙吴家族墓葬迄今没有发现一座，不过根据有关遗迹和遗物，可以推定墓主身份的孙吴宗室墓葬却有多座。本文系统梳理这些墓葬，简单总结孙吴家族墓的形制特征，再结合史料的记载及实地考察就其分布地点进行探讨。

目前比较明确判定为孙氏家族墓的考古资料不是很丰富，本文挑选几处比较典型的来介绍大致可以概括出孙氏家族墓的特征。鄂城孙邻、孙述父子墓[1]，南京上坊中下村孙吴墓[2]，江西吉水城郊一号[3]，江夏流芳孙吴墓[4]，黄陂滠口孙吴墓[5]等。

鄂城孙吴墓形制为前、后双室其中前室带双耳室的券顶砖室墓，总长 9.03米。该墓早期遭严重盗掘，残存随葬器物以陶瓷器为多 ,其次有染金铜饰、钱币、金器及漆器朽痕等。孙述墓也是前、后双室其中前室带双耳室的券顶砖室墓，不过该墓的规模更大，总长14.5米。该墓未遭盗掘，因此随葬品十分丰富，按其特色划分，主要有下列五类：1、青瓷日用器皿。如碟、盘、洗、四系雄、盘口壶等。2、陶、瓷及石质的仓厨、家禽家畜等明器。其中以一组青瓷仓糜院落坞堡尤为引人注目。3、铜、铁质生产工具、兵器及生活器皿。如错金刻铭铜弩机、铁剑、铁凿、铁锤、铁砧、铁釜等。4、鎏金装饰器。该墓中的流金装饰品最丰富，几乎所有的铜质饰件构件都鎏上了金，如铜搭扣、铜构件、铜环、铜泡、铜钉及少纯金的钉、金丝线、金片等。5、钱币。该墓所随葬的钱币数量大、品类多，为历来鄂州地区吴晋时期的墓葬中少见，以上两处墓葬被后来学者确定为孙邻、孙述墓。

南京上坊中下村孙吴墓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孙吴贵族墓葬之一。为砖室结构，总长20.7米，总宽10.7米，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甬道的前部有一道石门，前后室之间有过道连接，前后室的两侧各有对称分布的两个耳室，后室的后壁底部还有两个龛室，前室、后室均为穹隆顶，余皆为券顶。

江夏流芳孙吴墓为砖室结构，总长13.8，总宽12.7米，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前、后室之间有过道连接，甬道两侧有对称分布的耳室，前室两侧有对称分布的侧室，后室的后壁底部有一龛室，前、后室为穹隆顶，余为券顶。墓葬时代为孙吴中晚期，有研究者认为墓主可能是卒于嘉禾三年（公元234年）的沙羡侯孙奂或卒于赤乌六年（公元243年）袭爵的孙奂之子孙承[6]。

黄陂滠口孙吴墓为砖室结构，总长11.4、总宽9.4米，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前、后室之间无过道连接，前室两侧有不对称分布的一对耳室，西耳室为长方形，东耳室为刀形。甬道、西耳室、后室为券顶，前室、东耳室似为穹隆顶。关于墓葬时代，有吴末晋初及孙吴中晚期二说。而墓主身份，则有研究者认为是太平元年（256年）降魏后封为车骑将军、吴侯的孙壹，孙壹卒于吴永安元年（258年）。

江西吉水城郊一号墓覆斗状封土高10米，墓葬为砖石结构，总长17.58，总宽15.63米。由封门、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前室两侧有耳室后室四周有回廊、前、后室之间有过道连接，左、右回廊与后回廊交接处各有一方形角室，发掘者认为是藻井，角室比回廊高1.34米，甬道前部及后室前部还各有一道石门。前室、后室及两个角室为穹隆顶，余为券顶。后室的四壁、墓顶及墓底均用条石及块石砌筑，余则用条砖砌筑。关于此墓时代，发掘者认为约为东吴晚期至西晋期间，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组则认为时代为孙吴晚期。

文献记载表明，孙吴制度之源在于东汉，《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昭传注引《吴录》云：“（张）昭与孙绍、滕胤、郑礼等，采周、汉，撰定朝仪，周制遥远，孙吴所宗可能主要是汉制。”因此墓葬制度也沿袭东汉以来的大型砖室墓，墓室内结构复杂，功能完备，基本按照身前的居住样式建造其陵寝。与同时期其他贵族墓葬相比，不仅墓葬规模大，其长度多10米以上，而且结构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较多的耳室或侧室，一道或数到石门，宽大精致的棺床等。

对比同时期曹魏家族墓葬，无论是墓葬规模形制还是随葬品数量和品级都远远高于后者。这在当时动荡、战争频繁，各地特别是曹魏严令简葬的背景下是比较特殊的。笔者认为这种厚葬的习俗是汉代以来墓葬制度的延续，而之所以在东吴得到延续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极大的关系。首先，江南社会相对比较稳定，虽然战争频繁，但在东吴本土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较少，社会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东吴是豪强大族利益的代表，孙权能够统一江南并得以生存，主要是由于江东大族和南渡的北方豪族的支特。建国后，许多带有私兵的士族地主随孙氏父子统一江南而成为吴国的功臣，体邑多至数县。尤以江东大族为主，《三国志?昊书》中有名的五十四人中，二十二人是江东大族。其中又以江东顾、陆、朱、张四姓和皖北.琦、鲁肃“世有高位”，为吴国政权的重要文柱，“公族(孙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那吏常以千数，”陆氏一门前后就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在政治上，孙权的政令如果得不到大族的赞同，多难实行。政权完全被大族把持，形成“浮华者登，翻党者进，”“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竟强者为右的局面。

统治者及其官僚集团货究门第，生前生活的富有、豪华，必然造成死后墓葬的奢侈。东汉厚葬之风的制度化、社会化，虽然在三国时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在相对稳定江南东吴政权的统辖区内仍旧延续着。如大族吕蒙死后，政府踢守家户三百家，身为吴国左郎中的曹翌，买墓地“方十里直钱百万以葬”。从考否发掘的东吴墓葬来看，等级非常鲜明，豪强大族的墓葬内，墓室宽大坚实精致，随葬品更是丰富多彩种类资多，日用品以青瓷为主，金银饰品使用也很普遏。由此可见世家大族重视厚葬札制，崇葬之风仍遍布江南。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豪强阶层的最高代表的孙氏墓葬也毫无疑问地沿袭了这种厚葬之风。据史书记载，三国时期著名的暴君吴末主孙皓，曾于皇宫苑中为最宠爱的左夫人张氏修造陵墓，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家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已葬之后，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国人见葬太奢丽，皆谓皓已死，所葬者是也。孙氏墓厚葬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东吴帝陵的位置一般认为主要集中在江苏镇江丹阳，但野外考古中均未有发现，而孙氏家族墓地的位置一向也有不同的说法，本文笔者根据孙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居住的主要地点、结合史料和实地调访来分析东吴帝陵的具体位置和孙氏家族墓的分布规律。

孙权一家的发迹应追溯到其祖父孙钟，孙钟是浙江富春人，因遭荒年，迁居到曲阿（今镇江丹阳)以种瓜为生，《光绪丹阳县志》载：“在县西十五里有白鹤山，山有三仙庙，庙前有井，相传为孙钟灌瓜井。”白鹤山在今天丹阳司徒界内，据说孙钟埋葬于此，至今该处尚有钟坟的地名。孙权的父亲孙坚，在初平三年( 192年 ) 西征荆州途中战死，归葬丹阳。《三国志?吴书》：“坚甍，还葬曲阿。”孙权称帝后，“谥坚曰武烈皇帝”“尊坚庙曰始祖，墓曰高陵。”《至顺镇江志》云：“吴高陵，在吴陵港。武烈皇帝所葬。孙坚征丹徒，为吴祖所杀，还葬曲阿。后权称尊号，追谥武烈皇帝，墓曰高陵。土人自今称为孙坟，以其最大异于他坟，帮又呼为大坟。”高陵在今天丹阳司徒大坟村。

孙策是东吴霸业的创业者，建安五年(公元200 )，孙策在镇江城东的汝山狩猎时，被故吴郡太许贡家客所伤，不久病逝，死后葬在镇江城南。志说在丹徒，但不知道确切地点。孙翊于建安八年(203年) 以偏将军领丹阳太守，当时20岁，22岁时被部下边鸿所杀，死于丹阳太守任上，不知道葬地。孙匡未做官便早卒，死时20岁余，亦不知葬于何处。建安十五年 (210年)刘备偕新夫人一道归宁回门，“先主至京(京口，三国时镇江称谓)见权，绸缪恩记。”建安十九年(21 4年)，“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至此，孙尚香一直居住在东吴，直至终年，葬于何处不明。

这一时段孙氏家族主要在今镇江一带活动，镇江成为当时政治中心，并在此构筑铁瓮城，而其家族墓也集中在丹阳一带地在今天司徒和其附近一带。家族葬实行左昭右穆制度，先祖的坟墓在中间，其子孙后代的坟墓埋葬在先祖坟墓的左右两边。从现在白鹤山孙钟墓地和孙坚高陵墓地的方位来看，孙钟墓在司徒镇西南，高陵在司徒镇北，也就是高陵在孙钟墓地的东北方位，那么孙策兄弟姐妹死后只能埋在孙钟坟的西南方位，高陵村内有一高20余米土墩，当地人称其为“姑娘墩”，文革中村民为响应整山造田的号召，把周围的山削平，，在平整“姑娘墩”时曾发现砖砌的甬道和石门，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干涉下平整行为得到制止。而其位置距高陵仅有3里许之远，恰好处在这一方位，处于孙权家族墓地的范围，且与葬制中的昭穆制度相吻合。毫无疑问此地就是孙氏早期家族墓地的位置。

孙权称帝后建都南京，其陵墓史料记载位于南京中山孙陵岗上，但迄今还未在附近发现大型吴墓。同时在南京江宁上坊中下村却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大型东吴晚期墓。因此可以推测江宁上坊中下村一带可能是孙皓时期经过规划的一个陵区，陵区内埋葬有像中下村孙吴大墓这样与孙皓关系密切的宗室、陈家山凤凰元年墓及倪侯家族墓这样陪陵的高等级贵族，而陵区的核心或许就是规划之中的孙皓之陵。因此孙权之后的帝陵应都位于南京地区，南京是孙氏家族墓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武昌城作为东吴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孙氏家族墓地的一个聚集区。三国初期年，孙权迁都于鄂县后，依县南“武昌山“之山名，取“以武而昌”之意，将鄂县改名为“武昌”并大修武昌城，俗称“吴王城”，在此开始了对东吴的经营，而当时“武昌郡”的治所便也设在了此地。至黄龙元年孙权打出“吴大帝”的旗号上，孙权在武昌建都，将近9年时间。其间，孙权从各方面开始对东吴进行治理，而作为都城的武昌，自然成为当时吴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心。尽管孙权于黄龙元年迁都建业，而武昌仍作为陪都，由太子孙登率陆逊等一批重臣镇守。吴末，孙皓又一度返都武昌，迫于朝野上下压力，一年后又还都建业。正是这个原因，在鄂城才会发现较多的孙氏宗族墓，虽然东吴的帝陵并不在此，但很多孙氏的宗族长期居住于此，因此鄂城也就成了孙氏家族墓的集中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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