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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才是《孙子兵法》的灵魂
来源:
作者:
201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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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哲学里面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讲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运动规律的。辩证法的主要之点:一是事物内部是可分的,一分为二,负阴抱阳,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二是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三是事物是永恒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四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本人在《论孙子兵法成书的时代背景》一文中说过,《孙子兵法》中渗透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辩证法是《孙子兵法》的灵魂。


(
)分析事物强调“两点论”


“两点论”,是孙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孙武说:“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这句话,可以说是孙武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孙武指出,无论攻守、强弱、劳逸、奇正、虚实、远近等等战争中的对立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利害相联的,可以转化的。比如防御作战时,“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顾此”则“失彼”,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这种关于矛盾转化的朴素思想,对于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以小敌大的国家和军队,无疑是一件锐利的思想武器。


《孙子兵法》的两点论,还表现在他对阴阳说的灵活运用。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对此注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可见,军事上的胜负,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武在《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应用,是两点论的生动体现。


(
)永恒发展的观点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运用了朴素辩证的发展观,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孙武把这些变化比做“ 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势篇》)。他在《虚实篇》中形容说:“夫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像流动的水,时刻处于动势之中,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战争也没有固定的格局,都在永恒地变化着。他在《势篇》还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军队的士气是“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争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需要的物资和进行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着,“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总之,战争及与战争相关联的事物,一切皆变。


战争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敌我双方的矛盾斗争。为此,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善于临事应变,根据敌变而定我之变。“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指挥员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才能促使战争向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孙武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度”的问题。事物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度是事物发展的关节点,超过了一定的“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他在讲到爱卒不能骄纵时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他强调对士卒关心、爱护,士卒就会赴汤蹈火;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变爱护为骄纵,那样便会后患无穷,以至无法用来作战。


(
)普遍联系的观点


孙子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与解读。


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与《军志》上说的“有德不可敌”(政治清明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可谓一脉相承。德国近代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则将其深化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他们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战争、军事与经济密不可分。孙武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作战篇》)可见一场战争,对于国家财力的消耗是何等之巨!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避免国力过度消耗,使得百姓免受贫困之苦,这是需要着意解决的问题。


战争、军事离不开外交。在谈到外交策略时,孙武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道诸侯意图的时候,不可与之结交);“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将兵威加到敌人头上,能使其得不到盟国诸侯的配合策应。)“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不争着去与天下诸侯结交,也不使任何国家的势力强大,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兵威指向敌人,就可拔取它的城邑,摧毁它的国家。)(《九地篇》)


(
)矛盾分析的方法


《孙子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强调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了解、准确把握敌我双方情况,并找到克敌制胜的途径和措施。


《军争篇》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思是说,军争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将帅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处理战事。


在《九变篇》中,孙武对此问题又进一步说明:“是故知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思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就可增强胜利的信心。所以,孙武在《作战篇》中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
)促进矛盾转化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也进一步指出了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道理。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意思是说,敌人休整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够使它移动。


《孙子兵法》对于虚实的分析深刻而精辟。孙子曰:“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势篇》,要求“避实而击虚”,“因形而措胜于众。”(《虚实篇》)变我虚为实、敌实为虚,胜利就有了希望。


《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如上所说,《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春秋战国时期,适应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激烈斗争的需要,兵家出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卷十四《成公十三年》),即国家的重要事情是祭祀和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擒敌致胜”的军事理论。


孙武所处的时代是春秋后期。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又是武将世家,因而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能接触军事文献与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孙武总结了那些战争的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形成了《孙子兵法》十三篇这部伟大著作。


后来,孙武随父亲流落到吴国,结识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经过伍的推荐,孙武带着兵法书稿见到吴王,得到吴王赏识,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此后,孙武辞去军职而隐居乡间,专门修改完善他的《孙子兵法》。


可见,《孙子兵法》的形成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因而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性。我们学习《 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踊跃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印证、感悟,在实践中提高、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孙子兵法》尽管饱含着光辉的哲学思想,但它毕竟不是哲学专著。它的唯物论、辩证法是寓于对战争和军事的论述之中的,仍然是朴素的,仍然处于不自觉的阶段。真正使唯物论、辩证法上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学习运用《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不会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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