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是哲学里面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讲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运动规律的。辩证法的主要之点：一是事物内部是可分的，一分为二，负阴抱阳，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二是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三是事物是永恒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四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本人在《论孙子兵法成书的时代背景》一文中说过，《孙子兵法》中渗透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辩证法是《孙子兵法》的灵魂。

(一)分析事物强调“两点论”

“两点论”，是孙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孙武说：“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这句话，可以说是孙武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孙武指出，无论攻守、强弱、劳逸、奇正、虚实、远近等等战争中的对立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利害相联的，可以转化的。比如防御作战时，“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顾此”则“失彼”，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这种关于矛盾转化的朴素思想，对于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以小敌大的国家和军队，无疑是一件锐利的思想武器。

《孙子兵法》的两点论，还表现在他对阴阳说的灵活运用。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对此注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可见，军事上的胜负，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武在《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应用，是两点论的生动体现。

(二)永恒发展的观点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运用了朴素辩证的发展观，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孙武把这些变化比做“ 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势篇》)。他在《虚实篇》中形容说：“夫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像流动的水，时刻处于动势之中，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战争也没有固定的格局，都在永恒地变化着。他在《势篇》还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军队的士气是“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争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需要的物资和进行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着，“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总之，战争及与战争相关联的事物，一切皆变。

战争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敌我双方的矛盾斗争。为此，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善于临事应变，根据敌变而定我之变。“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指挥员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才能促使战争向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孙武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度”的问题。事物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度是事物发展的关节点，超过了一定的“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他在讲到爱卒不能骄纵时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他强调对士卒关心、爱护，士卒就会赴汤蹈火；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变爱护为骄纵，那样便会后患无穷，以至无法用来作战。

(三)普遍联系的观点

孙子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与解读。

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与《军志》上说的“有德不可敌”(政治清明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可谓一脉相承。德国近代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则将其深化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他们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战争、军事与经济密不可分。孙武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作战篇》)可见一场战争，对于国家财力的消耗是何等之巨！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避免国力过度消耗，使得百姓免受贫困之苦，这是需要着意解决的问题。

战争、军事离不开外交。在谈到外交策略时，孙武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道诸侯意图的时候，不可与之结交)；“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将兵威加到敌人头上，能使其得不到盟国诸侯的配合策应。)“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不争着去与天下诸侯结交，也不使任何国家的势力强大，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兵威指向敌人，就可拔取它的城邑，摧毁它的国家。)(《九地篇》)

(四)矛盾分析的方法

《孙子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强调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了解、准确把握敌我双方情况，并找到克敌制胜的途径和措施。

《军争篇》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思是说，军争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将帅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处理战事。

在《九变篇》中，孙武对此问题又进一步说明：“是故知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思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就可增强胜利的信心。所以，孙武在《作战篇》中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五)促进矛盾转化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也进一步指出了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道理。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意思是说，敌人休整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够使它移动。

《孙子兵法》对于虚实的分析深刻而精辟。孙子曰：“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势篇》，要求“避实而击虚”，“因形而措胜于众。”(《虚实篇》)变我虚为实、敌实为虚，胜利就有了希望。

《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如上所说，《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春秋战国时期，适应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激烈斗争的需要，兵家出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卷十四《成公十三年》)，即国家的重要事情是祭祀和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擒敌致胜”的军事理论。

孙武所处的时代是春秋后期。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又是武将世家，因而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能接触军事文献与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孙武总结了那些战争的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形成了《孙子兵法》十三篇这部伟大著作。

后来，孙武随父亲流落到吴国，结识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经过伍的推荐，孙武带着兵法书稿见到吴王，得到吴王赏识，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此后，孙武辞去军职而隐居乡间，专门修改完善他的《孙子兵法》。

可见，《孙子兵法》的形成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因而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性。我们学习《 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踊跃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印证、感悟，在实践中提高、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孙子兵法》尽管饱含着光辉的哲学思想，但它毕竟不是哲学专著。它的唯物论、辩证法是寓于对战争和军事的论述之中的，仍然是朴素的，仍然处于不自觉的阶段。真正使唯物论、辩证法上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学习运用《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不会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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