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中有两部官修的唐史,一部是五代后晋刘昫等的《旧唐书》,另一部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的《新唐书》。《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故《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世的重视。《新唐书》的编写工作始于仁宗庆历4(1044)年,到嘉佑5(1060)年完成,历时17年。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各种制度较为完善,为宋代所沿用。所以,宋初的统治者特别重视汲取唐代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他们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不能令人满意,故提出重修唐史,以“补辑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宋曾公亮《进唐书表》)唐代一向重视修史工作,但经过安史之乱、随后的藩镇割据,以及五代的丧乱,大量史料遭到毁损。《新唐书》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
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以供宋朝“参用”,欧阳修等人在志和表方面特别用力。他们增加了《宰相表》、《方镇表》、《宰相世系表》,是《新唐书》的首创,虽有错漏,但仍可供备查之用。
《宰相世系表》共收入唐代宰相369人,凡98姓的世系,记录了唐代人物数万名。唐代高门巨阀,大多在录。其编撰工作主要完成于吕夏卿之手,据《宋史吕夏卿传》:“夏卿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
然而,对此表的评价历来不高。南宋学者洪迈《容斋随笔》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清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云:“想修唐表时,祗取诸家谱牒杂抄之。”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之言辞更为激烈:“《新书宰相世系表》舛误特甚。”“庬杂淆乱,不可究诘,合之史传,不胜纠摘。”“此书不足征信,适以滋谬,举可废也。”
近世以来,对《宰相世系表》的评价似乎出现了转机。例如,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再序》云:“余谓《新表》者,《元和姓纂》之嫡子也。”岑氏将《世系表》与《姓纂》比读对勘,举出大量例证,分六类而论两书之从同,认为“《表》本《姓纂》者,其大部骨干也。”条分缕析,立论可谓平实。但岑氏又说:“是故,既知《新表》大部本《姓纂》,则吾人对之,不必为过苛之论。”本文则认为,编纂姓氏书必须以前人著作为基础,仅以《表》本《姓纂》、是《姓纂》之“嫡子”,并不能使其免受人们的“过苛之论”。
《宰相世系表》载有孙氏姬姓说、芈姓说,但主要是妫姓说,且为正史首次纳入妫姓孙氏说。因《表》孙氏部分篇幅庞大,不宜全文转录。
岑氏《再序》又举出《欧阳修族谱》之误,推测欧阳修“本宗之谱,犹未得完全者寓目,而谓能搜罗九十馀族之谱牒,夫谁信之?”意思是:欧阳修连自己家族的谱牒都没有全部见到,要说他能收集《宰相世系表》90余族的谱牒,有谁会相信呢?试图以此证明《新表》并非全部都是“祗取诸家谱牒杂抄之”。那么孙氏部分是否取自私家谱牒而杂抄之呢?将《新表》妫姓孙氏世系与本文集第43页的《孙逖家族墓志世系图》对比,便可知端底。为了看得更清楚,将孙处约和孙逖家族墓志中之人名在《新表》妫姓孙氏世系图上作出标记(在图一人名下划粗短线),结果显示,墓志世系图与《新表》世系图几乎完全重叠。未重叠部分可以用墓葬后的人口变化和墓志尚未发现来解释。
根据以上揭示的情况,可以进一步作如下分析:
1.《新唐书》成书前之乐安孙氏墓志的出土为近代之事,这些墓志埋藏地下一千多年不见天日,宋人不可能见到如《孙逖家族墓志世系图》之完整世系。其次,孙逖及其后人也不可能在文集中将家族世系全盘托出。以前的历史典籍更无妫姓孙氏说的记载。所以,《宰相世系表》的编纂者只能有一个途径获得妫姓孙氏世系,那就是孙逖家族的私家谱牒。《新、旧唐书·志》均记载有《孙氏谱记》15卷、《孙氏家谱》1卷。这些书籍虽然不一定就是孙逖家族私谱,但可能包含有孙逖家族私谱的世系,引用之与杂抄孙氏私谱并无区别。
2.孙处约墓志明确记载孙氏出于卫国姬姓,而《新表》将其强行归入妫姓孙氏世系。这不一定是吕夏卿等人所为,更可能是孙逖家族私自将唐朝另一位孙姓宰相编入自己的家谱。赵金炎《孙武故里史料集成》第二部分还列有乐安孙氏许多其他人的墓志,《新表》仅录孙处约墓志世系,说明孙逖家族谱牒仅纳入孙处约。他们看中的是其宰相地位、而非乐安孙氏的血缘关系。孙逖家族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壮声威,二是压缩姬姓孙氏空间,企图以妫姓孙氏说彻底取代孙氏姓源。
3.唐代还有一位宰相孙元亨没有录入《新表》,这不是吕夏卿们的遗漏。岑仲勉提出是“因《姓纂》孙姓河东条下祗书元亨”而无世系,认为这可以作为《新表》紧跟《姓纂》的例证。但我认为关键是:据《新唐书宰相表》,孙元亨于万岁通天元(696)年4月任相,神功元(697)年正月即被武则天诛杀。孙逖家族不愿与这个倒霉蛋认本家,没有将他们录入私谱,因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就没有录入。本文认为,这恰恰可以作为《新表》孙氏部分紧跟孙逖家族私谱的例证。
4.据墓志,孙逖及其家族一直认为其先世为:惠蔚—孝敏—仲将—希庄—嘉之,四世传一子。孙氏私谱中很可能也是这么写的。孙嘉之卒于739年,寿83,其盛年约在公元700年。又据《北史》,孙惠蔚“正始(504-508)中侍讲禁内”,故惠蔚与嘉之相隔约200岁。墓志谓单传4代,平均每代约50年,而近代统计表明中国人平均每传承一代约需31年。看来,大唐“文”公孙逖很可能并不清楚自己的五世祖是谁。《新表》在“孙蔚”之后增加了一代:“伯礼”,这样平均每代40年,看起来就合理一些了。这很可能就是吕夏卿等人“折衷整比”的结果,但他们未给出史源。经查阅,《北史·孙惠蔚传》有此记载,他们可能是据《北史》而增补的。
5.今本《元和姓纂》谓:“顗,五代孙惠蔚;惠蔚,五代孙希庄”。图二就是根据《元和姓纂》而作的《乐安孙氏世系图》。图一世系图中,“顗—煇—纬—周—敬仁—蔚”,与《姓纂》世数一致。但“蔚—伯礼—孝敏—仲将—希庄”,虽经《新唐书》编纂者增加一世“伯礼”,但仍比《姓纂》所载少一世。若按《姓纂》,从惠蔚到嘉之相距200岁,传6代,平均每代33年,则符合国人平均每代31年。由此可见《姓纂》的合理性。可惜的是,《宰相世系表》的编纂者没有给孙逖先世再增加一代。看来,他们深信豪门家谱,甚于相信《元和姓纂》。
6.也许有人会说:《宰相世系表》主要是根据《元和姓纂》。读者可以将图一、图二对比一下,可以相信,仅凭图二“希庄”以下世系而没有孙逖家族谱牒,《宰相世系表》编纂者是不可能编出图一的世系来的。
7.关于谱牒之引用,颜师古《汉书眭弘传注》云:“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讬,无所取信,宁足据乎?”此本为确论,然而岑氏认为:“一姓一家之私谱,纂辑者必其族人,中间纵有缪误,而涉近代之昭穆、名字等,自比较最可信,断无家自为说。如谓私谱之昭穆、名字,亦难征信,试问可征信者何种?”若循常理,当然如此;但从孙逖家族的例子来看,未必人人皆循常理,故“私谱之昭穆、名字”也未可尽信。
8.《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妫姓孙氏世系,与墓志世系也有许多不同,部分已在图一中注出。这种情况不能证明《新表》未取孙氏私谱而另有根据,而是因为谱牒纂修于墓志之后,其间人口会有变化,例如:新生、早夭、过继、出族等等。《新表》世系与其他典籍也有不同,例如:据《北史》,灵晖为蔚之族曾孙,而非曾孙。难以分辨是孙逖家族谱牒如此记载,是《新表》编撰者“折衷整比”的结果,还是《北史》有误,有待来者进一步探讨。
9.今人赵超编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汇集了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孙氏部分也多所“订讹”和“补正”,然而对《新表》依据孙逖家族谱牒的基本事实无重大影响。本文不予深入讨论。
综上所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孙氏部分的主要依据是唐代孙逖家族私谱。因此,也可以由《新表》而了解孙逖家族谱牒的概貌。此世系是如此地“完整”,不会全是《新表》编纂者们的手笔,而主要是孙逖家族近200年的集体“创造”。
《新唐书》颁行后,妫姓孙氏说得到了正史地位,又可借助一代文豪欧阳修的盛名,获得了极大的宣传优势。唐朝豪门孙逖家族的官宦仕途和显赫地位,总能引起其他孙氏家族的艳羡和向往,具有无形的吸引力。人们凭直觉会认为,孙逖家族的特殊地位与其特殊的姓氏起源说冥冥之中或许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两股力量汇合,就促成了妫姓孙氏说烈火燎原般的传播。
其实,文学成就与谱牒可信度并没有直接关系,后者主要决定于家族史料的质量和编纂者的心态。譬如,欧阳修编纂的《欧阳修族谱》也极负盛名,至今人们修谱仍乐于采用“欧苏格式”,但考其内容,叙及唐代欧阳询以下的先世,实乃乖谬百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再序》及《附跋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本文不拟详论。大文豪欧阳修编的家谱也不过如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既然取材于孙逖家族谱牒,主编欧阳修的文章再好,也不能保证其妫姓孙氏世系内容可靠、足可征信。(2014年8月22日重撰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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