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堂号是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所以，堂号和郡望一样，都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

　　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

　　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

堂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它对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催人向上，维护家庭、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祠堂在中国大陆不是成了历史，就是成了文物，因此，新的堂号不可能再产生，但是，旧有的堂号却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们的记忆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的开放改革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因此，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不过，今天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有的只是给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堂号都必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众多的孙氏堂号中，已知者有“乐安堂"、“东莞堂"、“兵法堂"、“富春堂"、“映雪堂”、“孝友堂”等。

乐安堂。

孙氏最早居住的祖籍在乐安，于是借用郡望为堂号。这便成为孙姓族人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堂号，几乎全国有一半孙氏家族通用这个堂号。 孙中山 先生的家族——广东翠亨孙氏堂号乐安堂。其公堂账册被称为《乐安堂仕令号》；其故乡上沙车站茶亭也称乐安亭。

东莞堂。

以“东莞”作为堂号，与郡望一样，指今山东境内的古东莞郡，即今山东省莒县。莒县，古莒国所在地；齐国田氏孙姓始祖孙书攻伐之国。其后人以东莞为堂号，实是纪念始祖伐莒得封赐姓之事。

兵法堂。

以“兵法”为堂号，显然是纪念“兵家鼻祖”的祖先孙武。孙子兵法十三篇，尽人皆知，主要见于江西、安徽、湖南、江苏等长江沿岸的孙姓通用的堂号，以使其族的特征更为鲜明突出。

富春堂。

以“富春”为堂号的大都是南迁至吴的孙氏后裔。其族中曾出过孙权父兄三人占据江东，为与乐安孙氏区别，便以孙权家族的祖居地富春为堂号。有的以乐安郡富春堂，有的以吴郡富春堂。

映雪堂。

典出孙康映雪读书的故事。据唐李善《文选注》引《孙氏世录》说：孙康少时家境贫寒，无钱买油点灯读书，常在冬天的雪光下夜读。由于他一生甘于清苦，耐于寂寞，终于学成及第，官拜御史大夫。孙姓人把“映雪”作为堂号，不仅为了纪念孙康，同时为了激励后世子孙奋志读书。

孝友堂。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之一的孙奇逢，在制定《孝友堂家规、家训》中说：“吾家孝友堂，尔师鹿忠节额之，山左刘幼孙字重庆书之，迄今五世矣。”孝友一词，出自《诗经·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本义为孝顺父母和友爱兄弟。孙奇逢家族遂用“孝友”为堂号，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并付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