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偶尔从宗亲的空间里拜读了山西孙文才宗长的一篇文章,《试解孙书授姓之谜》。很有得益,可是我还是有一些谜没有解开,当然也有一点感触,于是,就不顾自己人微言轻,一并请教一下所有的宗亲高贤们。同时也希望给以指点迷津,本人万分感谢。
文才宗长在引证史料说明当时孙书伐莒的过程我们就不用再重复了,请看文才宗长的一段原文:-------这一年是公元前523年,距陈完奔齐{公元前672年}是49年。《左传》里没有记述孙书授姓的过程。也没有交待孙书就是陈完的后裔。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左传》是以记载鲁史为主,不可能将齐国孙书授姓这样的小事也写进去。二是《左传》没有说明孙书的来历,只是在陈完奔齐后借用《周易》,间接地说;“其在异国,非在此身,在其子孙”。作者在这里说话是为陈完的后人埋下伏笔。仅此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须有其它史料予以佐证。
现举证如下;《左传》昭公十九年{523年}注释;“孙书,陈无宇子,又名子占”。
《史记》“陈无宇即田桓子,有二子,小儿子田书”
《史记》;“陈无宇陈完四世孙也”。
似乎这就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孙书就是赐姓而来了。孙文才宗长还说:《左传》是以记载鲁史为主,不可能将齐国孙书授姓这样的小事也写进去。可是,这种由诸侯国国君赐姓的做法很离奇,子曰“天子因生而赐姓,诸侯胙土而命氏”,这一点在东周礼制还没完全崩溃的情况下就更加离谱了,通览《左传》长达二百五十五年的记事中,食采的例子记录甚多,而赐姓的例子却是一个也没有,这难道就是文才宗长所说的“是小事,不会记录下来”吗?但是请看下面“命氏”的一个例子吧。
事情发生在春秋初年,鲁隐公7年(公元前715年)鲁卿无骇死,鲁国大夫羽父为其向鲁隐公求“谥”和“族”,鲁隐公不明事理,就问大夫众仲,众仲答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也如之。”意思就是说周天子对有德行的人立为诸侯,依照此人的出生地,赐姓并封地,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后人则以此为氏,世代当官,又有建立功绩的,后人可以官名为氏,也可以邑为氏。鲁隐公弄明白了这段命氏的古制,才以无骇祖父的字 命为展氏,可见,赐姓是要周天子同意的,春秋初期的鲁隐公尚且不甚了了,过了二百多年的齐景公却给伐莒有功的高发的部下赐姓,岂不怪哉!
还有,孙文才宗长说“这里介绍了陈完奔齐后改姓田的过程,明确了孙书与陈完的关系,虽然《左传》记载孙书在伐吕时就已经改姓孙了,名叫孙书。没有说什么时间,因什么原因,但是注释中又说是陈无宇的儿子,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不防碍对授姓事实的认定。证实“孙书授姓”属实。可是,不知道孙文才宗长知道否,给《左传》添加注释的是西晋的杜预,就是他率先把孙书和田书列为同一个人。
主张孙书为陈书之说的来龙去脉
《春秋》和《左传》原文均无孙武为齐国陈氏家族后裔之说的原始材料。据《左传》所得陈氏世系表如下:
陈完----文子须无(陈完三世孙)-----恒子无宇------陈武子、陈乞、陈书(兄弟三人)
其中,《左传》未提及陈书后人的姓名。
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陈完后改称田完。但《史记》却未提及田桓子无宇有第三子田书。同样,据司马迁所记田氏家族的情况,亦可得表如下:
田完----田稺孟夷-----田闵孟庄------田文子须无
对照上面两表,史实基本相合。
到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傅集解》,才第一次把《左传》陈桓子的第三子陈书与同书出现的孙书其人联系起来,指孙书即为陈书。现把杜预的有关注语并录如下:
昭公十九年:孙书下面注云“陈无宇之子子占也”。
昭公二十六年:陈武子下面注云“子疆,无宇子”。
哀公四年:陈乞下面注云“僖子”。
哀公十一年:(陈)书下面注云“子占也”。
但是杜预未详申陈书何以又会称为孙书的理由,二者何以会是同一个人。
再把孙书和孙武联系起来并加以发挥的,是《新唐书?宰相世系三下》(表第十三)。其文云:“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
据其文则可简化得下表:
田完----田稺孟夷-----田闵孟庄------田文子须无-----恒子无宇-----恒、书(兄弟俩);书-----凭-----武
显然可见,此表所言与上二表所述大相径庭。
然至此,孙武为齐国陈书后裔之说已基本形成定论。
至于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所云,纯系钞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云,不得又视为一说,故此处略而不论。
详审上述史实可见,主张孙武出自陈书之说的错误源头在於杜预的注释。杜预先把孙书、陈书误视为一人,《新唐书》才继有附会的后裔之说。本文在下面将依次对之予以辨析。
先辨孙书、陈书绝非同是一人。
众所周知,孙书伐莒在公元前523年,陈书战于艾陵在公元前484年,其间相距三十九年。如若孙书、陈书本为一人,也即是说,如若陈书伐莒时只有二十岁(按此当是挂帅统军征战的最低限度的年龄),则其参与艾陵之战时也将近六十岁矣。假若真情实属如此,那倒也还说得过去。可是据《史记?陈杞世家》所记,“厉公二年(前705)生子敬仲完”。如果确认孙武为陈氏之后,那麽,自公元前705年至公元512年的193年之间, 陈完延续七代人的间隔年龄约为二十八岁(陈完——陈稺——陈闵——陈文子——陈桓子——陈书——孙武——孙?),则陈书应在二十八岁左右得孙武,其时应在公元前516年左右。 然而公元前516年时,孙武已与成年伍员在吴地交游矣!
只有重估陈书伐莒时约为五十岁,彼时已颇有名气的孙武约为二十二岁(此亦应为其奔吴交游的最低限度年龄),这样才能既符合孙武和伍员交往的年龄所需,又符合陈氏为孙武之先说的年龄所需。然而照此推论下去,陈书战于艾陵披挂上阵时竟得为九十岁之老翁!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显然,从上述矛盾之处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左传》里的孙书自是孙书,陈书自是陈书,原本系二人,杜预却误把他们“合二而一”了。其实春秋各国取名书者之人多矣,如晋有乐书,虞丘书。就艾陵之战齐将被吴军所俘获者而言,也有国书、东郭书等人。何必硬要指孙书为陈书?若是我们再细察《左传》所记孙书伐莒的那段文字,还可认定子占不过只是孙书之字而已,并非陈书之字。这里顺及指出,陈桓子三个儿子的姓名在《左传》里是严格按照长幼顺序依次出现的,即公元前516年出现的陈武子,公元前491 年出现的陈乞(陈僖子), 公元前484年出现的陈僖子和陈书。故杜注曰陈书字子占实也是不切之词。兄弟三人,陈书在《左传》中出场最晚,作者不可能在长兄之前首先介绍他的字。看来司马迁要远比杜预审慎,由于史料的不足,《史记》只说“孙子武者,齐人也”,根本不提孙武的身世故里,而杜预的注释则明显与史实相抵牾。
下面再辨孙武与陈书毫无关系。这主要针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而言。对《新唐书?宰相世系》附和杜注之所衍说,本文择要驳正如下:
其一,是所谓陈书“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先秦诸书于此从未有过类似的记载,汉魏间也无有补证。这一说法之来由明显值得怀疑。南宋郑樵《通志略》就曾质疑说:“或言桓子之子书戍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非也。以字为氏,何用赐为?此当是桓子祖父字也。”不过郑樵虽然指出了景公赐姓说的可疑, 但他仍旧囿於孙书即是陈书之说,未及细检《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据司马迁所记,陈桓子祖父曰田稺孟夷,其字显然与孙姓无关。
其二,《宰相世系》说,孙书伐莒之后,先得儿子孙凭,再得孙子孙武。这个孙武又因“田、鲍四族谋为乱”而奔吴避难。然而《左传》所记史实是,公元前545年,齐国早有栾、高、陈、 鲍四族共驱庆封之乱。公元前532年齐又乱,陈、鲍又联合谋伐栾、高氏。又经过九年,即公元前523年,才有孙书伐莒之事。这哪里象《宰相世系》所说, 是孙书伐莒之后“食采于乐安”,又延续了两代人,才有“田、鲍四族谋为乱”的事情呢?《宰相世系》之大谬已不言而喻。
再则,根据《左传》和《论语》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从公元前548年至公元前484年,陈氏家族的发迹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崔杼弑庄公,陈文子率众出齐,转徙数邦。庆封灭崔后,陈文子返齐,并联合栾、高、鲍氏驱出庆封。接着陈桓子又钩连鲍氏攻伐栾、高氏,尽分其室。这里笔者想提请人们注意,《左传》曾两次强调陈桓子一族是因参与驱杀庆封和此次事变才得以强盛起来的。早在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2)陈完初投齐桓公时,傅文就指出:“及陈之初亡也(按昭公八年),陈桓子始大于齐。”鲁昭公十年(前532),傅文又评曰:“陈氏始大。”且从是年开始直至艾陵之战为止,齐国既无重大动亐乱事亐件,陈桓子无宇的三个儿子又都身居齐国要职,能够率军出征,则何以陈书之子独要避难奔吴?其所避又为何难?彼时正当陈氏势力日益浸渗姜姓公室之日,绝无独有陈书子孙奔吴之理。可以肯定,“陈氏始大”之后,起码至艾陵之战陈书战败被俘为止,陈书的后代根本没有奔吴的可能。故硬要指实孙武是陈书的后裔,是缺乏历史依据的。孙武其人自与陈氏家族无关。
本人绝对没有诋毁孙文才宗长的研究,只是有一些疑问请教一下列位宗亲高贤们。如有唐突冒犯之处,请海涵,宽恕!
谢谢大家!就当作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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