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的一生可以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有一个的谜。笔者拙作《我看孙武其人》试图用历史去还原历史,当然局限于本人的水平,也许人们会说,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还有经常有人说的“文达孔孟,武晓孙吴。”也就是说,这个“孙”就一定指孙武,然而,据史料佐证,这个“孙”,好多地方指的是“孙膑”。这里谨将本人的看法,再次请教于宗亲高贤们。
从“孙吴”二字,辨 出“孙武”。最早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写的《史记孙吴列传》里,在此之前的近四百年间,根本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孙武”痕迹。奇怪?没有任何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支撑的“孙武”其人,怎么在汉武帝时期就突然横空出世了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司马迁的“孙武传奇”定有依据,而非他亲自“杜撰”,可是,二千年来从没有人能找到这个依据。
于是,有“孙武”论者便在先秦典籍里替司马迁“瞎”找一番,只要先秦典籍里出现“孙吴”连用现象,这个“孙”必定是“孙武”。查先秦典籍里“孙吴”连用,最早出现在《战国策齐六三》所载鲁仲连致困守聊城的燕国将领的一封信里:“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鲁仲连距吴起稍远,离孙膑较近,在鲁仲连看来,孙膑和《孙膑兵法》的影响在吴起之上,所以,孙膑的名字排在吴起之前。司马迁在《鲁仲连邹忌列传》里抄录了这封信,并做了改动“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膑之兵也。”其它小改动不要紧,但是,删去并列关系中靠后的“吴起”二字,就把战国时期“孙吴”连用时,“孙”是指孙膑的第一个证据给破坏了。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不二》的作者,给先秦各学派代表性的大思想家们按时间先后排了座次:“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寥贵先,兒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怪哉?先秦学术十大家,兵家占三,“兵圣”安在?以《孙子》的水平,绝对应该在十大家里占有一席之地,就是与春秋末年的老子、孔子比肩而立也毫不逊色。事实证明,《不二》的作者,还没见到《孙子》和“孙武传奇”。
到了战国最末年,《荀子议兵》道:“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文中的临武君认为:打仗就要贵“势利”,“崇变诈”。以致于西汉的刘向误认为“临武君即孙膑也。”(见《荀子集解议兵》杨倞注引“刘向序”)既然临武君就是孙膑,临武君说的“孙吴”的“孙”,必然是孙膑的先祖——孙武。但是,与荀子同处战国末年的临武君,上距孙膑一百多年,况且,孙膑兵学理论“贵势”的特点非常突出,刘向怎能犯此低能儿的错误呢?刘向这一错误,导致了后人对“孙吴”连用的理解继续犯错误。
荀子的学生韩非在《五蠹》里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从语法的角度分析,这是一个对偶句,后一句的“孙吴”对前一句的“商管”。因商鞅变法和《商君书》,比管仲的改革和《管子》的影响大,故时代靠后的商鞅排在前面。同样道理,孙膑指挥的胜仗和《孙膑兵法》,比吴起打的胜仗和《吴子》影响大,故时代靠后的孙膑排在前面。在《守道》一文里还有“孙吴之略废,盗跖之心伏。”好像知道后人会误解“孙吴”一样,他在《难言》一文里澄清道:“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韩非没有给后人编造的“孙武”留下一点生存的空间。
可是,当今的有“孙武”论者,为了证明有“孙武”其人,便说“至战国时,此书(指《孙子》)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见《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页.)只引用半句对自己有利的话,这是所有的有“孙武”论者共同的心虚之处。把《五蠹》的“孙吴”与“商管”对比分析;把《守望》的“孙吴”与《难言》的“孙子膑脚”“吴起收泣”对比分析,你不得不承认:见到先秦典籍里姓“孙”必名“武”,见“武”必姓“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当然。
战国晚期著书立说的人,提及“孙”时,单指孙膑一人,在他们的语言习惯里,“孙子”还没有“吴”“齐”之分。我们把韩非作品中所有的“孙”“孙吴”,都摆在一起研究后,可以明明白白的下结论:战国最末年的韩非,根本就不知道有“孙武”这么一个人。
有人会说:战国晚期“孙吴”的“孙”即使不是指“孙武”,也不能证明历史上没有“孙武”其人。好吧,让我们继续向前“搜索”,看看战国中期的史料里有无“孙武”的一点“味道”。《战国策魏策二十》里有:“田盼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这是马陵之战前的事。当时的人称“孙子”乃专指孙膑,尚无“吴”“齐”之分。以“子”尊之,可知《孙膑兵法》影响之大。如果“孙武”早就名扬天下了,又有兵法传世,人们总该说些:“田盼宿将也,而孙子乃兵法世家”之类的话吧。《战国策齐策》里也是这样使用“孙子”,没有给“孙武”留下一丝存在的可能性。
西汉时期的人如何使用“孙吴”呢?《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初年魏文侯时的大商人白圭的话:“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如果这真是白圭说的话,那么,吕尚和吴起之间的“孙”自然是指“孙武”。但是,商鞅是晚于白圭数十年的人物,因此,白圭的话乃后人编造,不足凭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曾经要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也载此事。《汉书刑法志》开始有“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艺文志》把“吴孙子”“齐孙子”两部兵法都分在“兵权谋”一派里。证明司马迁为“孙武”“传奇”后,两汉人说的“孙”才开始包括“孙武”和孙膑两人,班固为便于区分二人才给予“吴”“齐”之分。
研究“孙吴”的指代变化,证明了在韩非所处的战国最末年,“孙武”还没有“诞生”。在西汉的司马迁时期,“孙武”刚报上“户口”。此后,“孙吴”的“孙”,从战国晚期特指孙膑,变成了兼指“孙武”和孙膑。越往后,《孙子》的影响越大,《孙膑兵法》逐渐失传,鹊巢鸠占,孙膑之“冠”才彻底被“孙武”戴在头上。“孙武”借孙膑之“壳”而“上市”,已是不争的事实;后人囫囵吞“孙”,糊涂专家错判糊涂案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有人说:春秋时期的人和事太多了,不能因为《左传》《国语》没有“孙武”二字,就否定他的存在。对!《左传》《国语》没有记载,若众多先秦典籍里有一处“孙武”二字的记载也可为据。可是,众多先秦典籍不仅没有“孙武”二字,连“孙吴”连用的“孙”也是指孙膑。事实如此,决不能没理占三分地说:众多先秦典籍没有一丝一毫“孙武”存在的痕迹,反而证明有“孙武”其人。
如果研究历史就是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堂堂二十四史里还不知要“装”出多少“孙子”呢?没有先秦史料来证明有“孙武”其人,任何有“孙武”参与的先秦思想史、先秦兵学史的有关部分,都是伪史。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孙吴”之名正,则无“孙武”其人;“孙吴”之名歪,则“有”“孙武”其人。名正,先秦兵学史言顺而事成;名歪,先秦兵学史言不顺而事不成。这个“事”就是历史的真相,就是对先秦兵学文化的深入研究。
孙子兵法,光昭百世,然而孙子兵法的成书,更是一个谜,而从孙子兵法的表达来看,孙子兵法又经过后人所增补,这更是不争的事实。卑人无意诋毁自己的老祖宗,还是那句话,不要参与绑架自己的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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