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家谱网

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桓公与他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他（佗）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佗），为厉公。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杀陈他（佗）”，罪之也。

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欲使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担，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卒妻完。完之奔齐，齐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谥为敬仲。仲生犀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

田犀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事齐庄公。

晋之大夫栾逞作乱于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谏，庄公弗听。

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

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于晋，与叔向私语曰：“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

晏婴卒后，范、中行氏反晋。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于齐。田乞欲为乱，树党于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齐不可不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

景公太子死，后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荼为太子。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绐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杀高昭子。晏（孺子）[圉]奔鲁。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盟立之，田乞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于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于骀，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郄，弑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君弗听。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宠。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适，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于田氏疏矣。”不听，已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太史子余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贼也。”田常于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于是田常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于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琊]，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

襄子卒，子庄子白立。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之一城。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郕。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鲁败齐平陆。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

（辑自《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西汉]司马迁撰）

（三）元和姓纂（节录）

孙

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元孙良夫生林父，林父生嘉。又，楚令尹孙叔敖及苟况并为孙氏。吴有孙武、孙膑，汉有孙会，有孙宗、孙宝。

太原中都 汉西河太守会，十一代孙资生南阳太守宏。宏生晋冯翊太守楚，生纂。（纂）生绰、统。从父弟盛，晋尚书右侍。会宗裔子福，为太原太守，遇赤眉难，遂家焉。

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五代孙惠蔚（案唐世系表，顗四代孙士和，二子：苑、蔚。蔚字伯华，魏秘书监。此“惠”字疑衍），魏光禄大夫。五代孙希庄，唐韩王典签，始居上党涉县。生嘉之，襄邑令，宋州司马致仕。生逖、遹、遘、造。逖中书舍人、刑部侍郎，生宿、绛、成、视。宿中书舍人、华州刺史，生公器，邕州经略使；绛检校郎中；成桂府观察兼中丞；视生替否。遹生会，常州刺史。遘右补阙、河内司马，生公辅，诚大理评事（案唐世系表，遘四子：长公彦，次客卿，次公辅，次起，与此不合）。

东莞孙膑之后。汉有孙扬，魏有孙耽，晋有孙牧，宋有孙奉伯，粱有孙谦。

吴郡富春 吴孙武子世居富春。坚、策、权。权为吴帝，生亮、休。休子皓。唐尚书左丞孙彦高，广陵云权后。

富阳孙武之后，世居富阳。裔孙远，宋宁远将军。元孙瑒，陈祠部尚书、定襄侯。弟昕。曾孙瑛，唐云州刺史、义兴公。又，齐有孙瑀明，临川王常侍曾孙（案此下有脱名），唐浙州刺史也。

清河孙武之后。魏清河太守灵怀曾孙处约，唐中书侍郎。生侹、俊、儆、佺。侹延州刺史，富春男；俊荆府长史、乐安子；儆济州刺史；佺幽州都督、会稽公。又，户部侍郎孙伏伽，清河人。孙履中，恒州刺史，生匪骄。

河东夏官侍郎、平章事孙元亨，虞乡人。户部员外孙上客，桑泉人。

华原唐处士孙思邈，生行，中书舍人。子济，左司郎中、润州刺史。

洛阳御史中丞孙景状，云武之后。

（录自《四库全书·子部·元和姓纂》［唐］林宝撰）

（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节录）

孙氏出自姬姓：卫康叔八世孙武公和生公子惠孙，惠孙生耳，为卫上卿，食采于戚。生武仲乙，以王父字为氏。乙生昭子炎，炎生庄子纥，纥生宜子鰌，鰌生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父，林父生嘉，世居汲郡。晋有孙登，即其裔也。又有出自芈姓：楚蚡冒生王子蔿章，字无鉤，生蔿叔伯吕臣，孙蔿贾伯嬴生蔿艾猎，即令尹叔敖，亦为孙氏。又有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髌，髌生胜，字国辅，秦将。胜生盖，字光道，汉中守。生知，字万方，封武信君。知生念，字甚然。二子：丰、益。益字玄器，生卿，字伯高，汉侍中。生凭，字景纯，将军。二子：届、询。询字会宗，安定太守。二子：鸾、骐。鸾生爰居，爰居生福，为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难，遂居太原中都。太原之族有岚州刺史昉，生存进，安定太守。询次子骐，字士龙，安邑令。二子：通、夐。通子孙世居清河，后魏有清河太守灵怀。武德中，子孙因官徙汝州郏城。灵怀曾孙茂道。安邑令骐少子夐，字子远，后汉天水太守，徙居青州。生厚，字重殷，大将军掾。生瑶，字良玉，中郎将。生邃，字伯渊，清河太守。生鯈，字士彦，洛阳令。生国，字明元，尚书郎。生躭，字玄志，汉阳太守。二子：钟、旃。钟，吴先主权即其裔也。旃字子之，太原太守。二子：炎、历。炎字叔然，魏秘书监。生倰，字仲觚，太官令。生道恭，宇雅逊，晋长秋卿。二子：顗、芳。顗字士若。芳，中书令，子烈，避赵王伦之难，徙居昌黎。生岳，前燕侍中，子孙称昌黎孙氏。历，幽州刺史、右将军。生旂，字伯旗，平南将军，坐与孙秀合谋，夷三族。顗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生煇，字光休，后赵射声校尉。生纬，字元文，幽州都督。生周，字季洽，后燕高阳王文学。生敬仁，宇士和，北燕司隶功曹。二子：苑、蔚。蔚字伯华，一字叔炳，后魏秘书监、枣疆戴男。二子：伯礼、方嗣。

（五）古今姓氏书辩证（节录）

妫

出自虞，舜生于沩汭，以水为姓。周武王时，有虞遏父者，为陶正，能利器用，王赖之。以其先圣之后，封其子满为陈侯，复赐姓妫，以奉虞帝之祀，是为胡公。胡公裔孙曰陈威公鲍，生太子免。鲍弟曰厉公跃、庄公林、宣公杵臼。杵臼生穆公款，款生共公朔，朔生灵公平国，平国生成公午，午生哀公弱及公子过、公子招。弱生悼太子偃师及公子留、公子胜。偃师生惠公吴，吴生怀公柳，柳生闵公越。又有五父佗，太予御寇、公子完、公子黄，皆见于春秋。完奔齐为工正，食采于田，谓之陈恭[敬]仲。其卜得繇辞曰：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果以为妫姓奔齐，后为田氏。五世而陈无宇，为齐卿。八世而陈常，得齐政。常孙田和，取齐而代之。

陈

《元和姓纂》曰：出自妫姓虞帝之后。夏禹封舜子商均于虞城。三十二世孙遏父，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太姬，封之宛邱，为陈侯，以奉舜后，是为胡公满。九世孙厉公他，生公子完，字敬仲，奔齐，为工正，以国为氏。五世孙陈桓子，字无宇。孙成子陈常，又以所食邑为田氏，今详《左传》。鲁庄公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太子御寇，陈公子完奔齐。其后有桓子无宇，生文子须无、武子疆、僖子乞。乞子占书，其诸孙曰成子常；及瓘，字子玉，逆字子行。又陈庄、陈豹，《礼记•檀弓》有常孙庄子，名伯陈子车。子车之弟子亢。陈乾昔，及其子尊已。《论语》有陈子禽。至太公和，遂纂齐国，为田齐。和孙称王。十五世孙齐王建，为秦所灭。

孙

出自姬姓：卫康叔八世孙武公和，生公子惠孙，惠孙生耳，为卫上卿，食采于戚。生武仲乙，以王父字为氏。乙生昭子炎，炎生庄子纥，纥生宣子鰌，鰌生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父，林父生蒯襄子嘉。嘉字伯国，世居汲郡。汉武帝时，会稽人孙辛为朱崖太守。后汉建武中郎将孙永击蛮。又有陇西太守孙纯、孙羌，晋有孙登。又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无宇。二子：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髌。髌生胜，字国辅，秦将。胜生盖，字光明（案唐世系表，“明”作“道”），汉中守。生知，字万方，封武信君。知生念，字甚然。二子：丰、益。益字元器，生卿，字伯高，汉侍郎。生凭，字景纯，车骑将军。二子：届、询。询字会宗（案唐世系表，会宗作会定。又案，《汲古图本新唐书》作会宗），安定太守。二子：鸾、骐。鸾生爰居，爰居生福，为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难，遂居太原。太原之族有岚州刺史昉，生存进，安定太守。询次子骐，字士龙，安邑令。二子：通、夐。通子孙世居清河（案唐世系表，通子孙世居清河，后魏有清河太守灵怀。此清河下，脱“后魏有清河”五字），太守灵怀，武德中，子孙因避乱，徙汝州郏城。灵怀曾孙茂道。初名处约，字历道，相唐高宗。五子：侹、侑、俊、儆、佺。安邑令骐，少子夐，字子远，后汉天水太守，徙居青州。生厚，字重殷，大将军掾。生瑶，字良玉，中郎将。生邃，字伯渊，清河太守。生鯈，字士彦，洛阳令。生国，字明元，尚书郎。生躭，字玄志，汉阳太守。二子：钟、旃。钟，吴先主权之祖也。旃字子之，太原太守。二子：炎、历。炎字叔然，魏秘书监。生倰，字仲觚，太官令。生道恭，字雅逊，晋长秋卿。二子：顗、芳。顗字士若。芳中书令。子烈，避赵王伦之难，徙居昌黎。生岳，前燕侍中，子孙称昌黎孙氏。历，幽州刺史、右将军。生旂，字伯旗，平南将军，坐与孙秀合谋，夷三族。顗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生煇，后赵射声校尉。生纬，幽州都督。生周，字季洽，后燕高阳王文学。生恭仁（按恭仁，唐世系表作“生敬，字士和”），北燕司隶功曹。二子：苑、尉［蔚］。尉［蔚］字伯华（按伯华下，唐世系表有“一字叔炳”)，后魏秘书监、枣疆戴男。二子：伯礼、方嗣。伯礼（案：原本脱此伯礼二字，据新唐书世系表补），巴州刺史，袭枣疆戴男。三子：元琥、孝敏、广烈。元琥，北齐王文宣皇帝相国骑曹。生北齐治中、大将军司马灵晖。生万安、万寿。万安，隋徐、婺、兖三州刺史。四世孙迤，乐陵主簿。孝敏，隋晋阳令，生寿张丞仲相（案唐世系表作“将”）。仲相生韩王典签希庄。希庄生宋州司马嘉之。嘉之生逖，唐刑部侍郎、左庶子，（谥）文公。逖生华州刺史宿。宿生公器，邕府经略兼御史中丞。六子：华清、正、简、范、褧、晏。华清，太原尉；正，河中少尹；简，东都留守、太子太保。逖三弟：遹，羽林兵曹参军；遘，亳州刺史；造，詹事司直。遘四子：公彦，睦州刺史；客卿，盱眙令；公辅，陆浑丞；起，白马令。起三子：非熊，黄梅尉；景商，官天平军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谥康；清，太原少尹。景商九子：备，字礼用，直文馆蓝田尉；储，字文府，京兆尹，乐安郡侯；伾，兴元少尹；俭，字德府，昭仪判官；偓，字龙光，相昭宗；伉，春秋博士；佾，字文节，集贤院学士、司勋郎中。方嗣，后魏建威将军。生仲瑜，隋吏部侍郎。二子：敬文，石邑令；孝哲，会稽令。孝哲五世孙谏，唐右武卫兵曹参军。又《前汉•夏侯婴传》曰：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今详此，即汉公主母氏姓孙，而夏侯氏有冒姓孙氏者。又《唐宰相表》云：孙氏一出楚蚡冒，生王子蔿章，字无钩。生蔿叔、伯吕臣。孙蔿贾伯赢生蔿艾猎，即令尹孙叔敖，亦为孙氏。误矣！谨按：蔿敖字孙叔，一名艾猎，古人先字后名，故谓之孙叔敖。《传》曰：蔿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是称其姓名，伍参曰：若事之集，孙叔为无谋矣，是称其字也。今驳正之，明其未尝为孙氏。

（录自《古今姓氏书辨证》丛书集成本、［宋］邓名世、邓椿撰）

二当代学术文章选录

（一）孙子故里“惠民说”再证

霍印章

2005年5月

（编者按：本文作者霍印章，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战国中期兵家亚圣孙膑研究专家。）

近20年来，随着“孙子热”的骤然兴起，孙子故里问题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陆续出现“博兴说”、“广饶说”、“莒邑说”、“高唐说”、“临淄说”和以改换孙武身世为基础的“临淄新说”，纷纷向自1936年以来的传统“惠民说”发难。各说之间的具体观点虽然千差万别，但自始至终都是围绕三大分歧展开的：其一，何谓孙子故里？它是否存在于孙书采邑乐安之外的某个地方？这是“惠民说”与“莒邑说”、“高唐说”、“临淄说”之间分歧的焦点；其二，孙书采邑乐安在今何处？这是“惠民说”与“博兴说”、“广饶说”之间分歧的焦点；其三，孙武是不是武子开、孙书是不是卫国孙嘉的族人？这是“惠民说”与“临淄新说”之间的分歧焦点。面对这三大分歧，“惠民说”都一一做出了自己的回应。笔者一向认为“惠民说”是不可动摇的，现在更加坚信不疑。

（一）关于孙子故里的概念，必须定位于孙书的首采之邑乐安

孙子故里即乐安，乐安即孙子故里，这本来是学术界的共识和常识，然而在前些年的故里论战中却出现一波三折。所谓一波，即舍弃乐安而另求故里；所谓三折，即分别出现莒邑、高唐、临淄三说。“莒邑说”的根据是孙武的曾祖父陈(田)无宇曾“请老于莒”，莒为陈氏邑，孙武幼年生活于此。“高唐说”的根据是陈无宇的养老之地是高唐，孙武在此“生活到12岁”之久。“临淄说”的根据是“孙武以上祖辈八代，世居齐国首都临淄”。尽管三说的主张不同，而理论思维却完全一致，即某位学者所言：“故里，即故乡，通常是指生于斯、养于斯之地。”这一思维是对孙子故里概念的曲解和误解，远远地离开了孙子故里问题的本质与核心。

孙子故里问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术问题和历史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问题；研究孙子故里必须从先秦的历史实际出发，不能从今人关于故里的定义出发。从《元和姓纂》(以下简称《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唐表》)、《古今姓氏书辨证》(以下简称《姓氏书》)所载的大量史例看，古人所谓故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得姓始祖的首采之邑（如孙书食采于乐安），一类是指后世子孙的久徙之地（如孙明食采于富春），孙子故里指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前者与后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首采之邑同得姓之源、祖籍之地、郡望由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后徙之地所不能比拟的地位和意义。

首先是得姓之源。先秦并非人人有姓，而是国君“省群臣之德业，而赐姓命氏，因彰德功”。孙武的祖父陈(田)书正是如此，因其“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从而成为妫姓之孙的始祖。一个人一旦得到姓则必然食采，只食采不得姓的事比比皆是，只得姓不食采的事绝对没有。因此，首采之邑与得姓之源密不可分，乐安从而成为后世天下妫姓之孙的第一故里，并发挥着分辨姓系源流的特殊作用。以唐初宰相孙处约为例，其墓志中既称是“乐安人”，又说是姬姓之孙卫康叔之后，并有“姓因王父，既著于左言；庆籍公门，实彰于右记”的史料和“岩岩崇构”、“淼淼长源”的完整族谱为依据。但是，300多年后当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撰写《唐表》时，抓住“乐安人”这条线索，终于把孙处约的历代祖先一一列出，一直上溯到孙武、孙凭、孙书，为其廓清了姓源，是妫姓之孙而非姬姓之孙。这就是首采之邑的意义。

其次是祖籍之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二庙，庶士庶人无庙。大夫一旦得姓受氏，就必须在其首采之邑立庙建家，使首采之邑成为子孙后代共同的祖籍之地。子孙当然要“生于斯、养于斯”，但即使不“生于斯、养于斯”，这里也同样是其故里，因为家庙所在，才是祖籍之地、故里所在的根本标志。如东汉末年的袁绍，其家四世三公，他本人自幼生于京师长安，养于京师长安，长大后又官于京师长安，曾任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佐军校尉等职，所以当时有人说他是“生于京师”。但袁绍的故里不是京师，而是汝南汝阳。《后汉书·袁绍传》和《三国志·魏书·袁绍传》都明言其为“汝南汝阳人也”。原因就在于其家庙不在京师而在汝阳。孙武的情况亦颇类此，不论他是否生于乐安、养于乐安，乐安都是他的故里；舍乐安而别求故里，只能是缘木求鱼。

再次是郡望由来。凡《姓纂》、《唐表》、《姓氏书》中所涉及到的郡望，都是指姓氏郡望而言，也称作姓望。天下万姓，无不姓有所始、望有所出。孙书首采于乐安，乐安便成为妫姓之孙历史上第一个郡望，并成为子孙后代的共同郡望。孙武是孙书之孙，所以被称为乐安孙氏。孙武的后世子孙，有的得望于富春（孙明），有的得望于富阳（孙远），有的得望于太原（孙福），有的得望于清河（孙灵怀），有的得望于武邑（孙顗），有的得望于昌黎（孙烈）等等。但所有这些后世之望都代替不了乐安，唯有乐安才是妫姓之孙最早的共同郡望。如果离开乐安到莒邑、高唐、临淄去寻找孙子故里，那么2000多年来满天下的乐安孙氏，岂不都变成了莒邑孙氏、高唐孙氏、临淄孙氏吗？！这是完全有悖于历史的。

史实表明，古人关于孙子故里的概念，就是指孙书的采邑乐安，其内涵与得姓之源、祖籍之地、郡望由来紧密关联，三者缺一不可。“惠民说”的这一立论依据，与“莒邑说”、“高唐说”、“临淄说”的立论依据截然不同，其是非曲直一清二楚，不辩自明。

（二）关于孙书采邑乐安的今望，唯有“惠民说”与其相合

由于先秦文献迄今不见有乐安的记载，而自西汉以降又有许多个乐安地名出现，所以孙子故里乐安即孙书采邑乐安在今何处，成为“惠民说”与“博兴说”、“广饶说”争论的核心与焦点。尤其是“广饶说”曾接连发起大规模突袭，与“惠民说”争得如火如荼。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主要进行了如下一些研究和思考：

第一，从先秦封邑制度看，今惠民与孙书采邑完全相符。根据《孟子·万章》、《周礼·司勋》、《礼记·王制》、《文献通考·职官考》的记载，诸候大国之卿的爵禄是有“田三千二百亩，可食二百八十八人”。按井田之制和什一之税，3200亩需由320户农夫为其代耕。孙书之位不过齐卿（按伐莒有功可能增秩而论），其采邑不过是方圆十里左右的小邑小乡或一亭一聚，亦即相当于汉代的亭侯或宋爵第十二等的开国男。采邑不仅不大，而且还需远离齐都。因为齐君的爵禄是“方百里”、“田三万二千亩”，必须在齐都的百里之内；百里之内的赋役，在实物地租的条件下，必须全力保障公室的需要。所以百里左近的土地是不能轻易予人的，否则就是君权的衰替。陈无宇“请老于莒”而遭到齐景公的断然拒绝，其原因就在这里。孙书的采邑既小又远，这是封邑制度本身决定的，尤其是首采之邑，不可能不依古制而行。我们由此可知，“博兴说”与“广饶说”都无法成立，其地皆在齐都临淄的百里之内，不可能赐予孙书。“广饶说”把孙书采邑乐安说成包括今高青、博兴、广饶三县在内的“广袤的地面”，把今广饶城北的草桥遗址说成“齐国乐安城遗址”，把今广饶说成包括西汉“千乘、琅槐、乐安、钜定、广饶五个小县”，甚至说春秋时代的鄫国也在“今广饶”。这些都是有违于历史常识的。相比之下，“惠民说”则与孙书采邑甚合。惠民地处齐都西北，既远且偏，接近齐国北境，与先秦封邑制度无违。惠民古称厌次，新莽称乐安亭，很可能是先秦古亭名的再现。亭，起于春秋，始建于边镜，历战国至秦汉而遍设于内地，“大率十里一亭”。孙书立功、得姓、受采时，恰值边境建亭之时，亭的大小刚好与孙书采邑相应。这是否巧合需另当别论，至少在客观上与采邑条件完全相符。

第二，从孙子故里名称的由来及演变看，与今惠民若合一契。作为孙子故里的乐安，其名称不是来源于先秦或两汉的文献，而是来源于隋唐时期的各种孙氏私家谱牒，是后世子孙对祖先的追忆追记。由于年代久远，孙武的后世子孙又极多，各私家谱牒对故里名称则出现“乐安”与“安乐”两种不同说法。“乐安”的说法是普遍的，被《姓纂》、《唐表》、《姓氏书》所采纳。但“安乐”的说法也是客观存在的，如孙逖为其父撰写的《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就称自己的祖先“故属安乐”。有人认为这里的“安乐”二字是“颠刻”，其实不是。孙逖是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号称天下第一才子，曾掌诰八年，岂有把自己祖先里籍写错、刻错、读错、将错就错之理！还有唐末孙壬林的《神道碑》，两次出现“安乐”，又两次出现“乐安”。其中“安乐”指的是祖先里籍，“乐安”指的是孙壬林郡望。两“安乐”之间仅隔184字,根本不是“颠刻”。不仅如此，孙逖的后世子孙在撰写墓志时，又反复称自己的祖先是“乐安”人。这表明在唐代不同家族的孙氏族谱或同一家族系统的孙氏谱中，都有“乐安”和“安乐”两种不同说法。因此，既称“乐安”又称“安乐”，是判别孙子故里的一条重要佐证。历史上什么地方既称“乐安”又称“安乐”呢？唯独惠民。惠民在新莽时称“乐安亭”，这是《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尽为人知。但同时又称“安乐亭”，这是《水经注》的记载，鲜为人知。《水经注·河水》在叙及水流经厌次故城时，郦道元加注说：“莽曰安乐亭。”可见惠民在历史上既称“乐安”又称“安乐”。这里或许又会有人说“乐安”与“安乐”是文字互乙，并可在《汉书》中找到可类比的例证。但实际上完全有另一种可能，即当地本来就有“乐安亭”与“安乐亭”两种不同名称的流传，在王莽先后五次更改地名时都被派上了用场。王莽是个食古不化的人，他把西汉的苦县改为赖陵县，就是根据城东有赖陵祠是老子的出生地而做出的。两相对照，孙子故里在族谱中有“乐安”与“安乐”两个名称，惠民在新莽时有“乐安亭”与“安乐亭”两个名称，这不仅仅是巧合，而且印证了惠民与孙子故里若合一契。

第三，从历史地理的沿革看，只有今惠民具备以孙子故里命名的条件。在汉以后的诸多乐安中，哪一个具备以孙子故里命名的条件，哪一个是以孙子故里命名的，这是考证孙子故里今望的关键所在。孙子故里是唐人考定的，唐以前根本不存在以孙子故里命名的条件。就“博兴说”而言，西汉乐安县是迄今历史文献中最早的乐安，但古人早已指出是“休令之名”，与孙子故里无关。此后至隋以前的乐安国、乐安郡无一不是对“休令之名”的借用和因袭，皆与孙子故里无涉。今广饶的乐安之称始于金代，更与孙子故里无干。“广饶说”用尽心机把今广饶与西汉乐安县、东汉乐安国、乐安郡以及魏晋乐安郡、乐安国和十六国、南北朝的乐安郡相联系，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时候人们还根本不知道孙武的身世和里籍。即使想以孙子故里命名也无从命起。包括新莽的乐安亭也是如此。王莽自认为虞舜的苗裔,下令天下王、田、陈、虞四姓不得通婚，但未禁孙姓与此四姓通婚。可见他对孙武的身世一无所知，只因乐安亭远有端绪才被其借用。“惠民说”则完全不同，到了唐代，既有以孙子故里命名的条件，又有以孙子故里命名的需要。一是孙子故里在乐安，几乎是所有孙氏族谱的众口一词，业已大白于天下；二是州郡互称已自隋代开始，而棣州是唐初自沧州析置的新州，很需要有一个郡名与其相应；三是盛唐之际功臣众多，功臣封爵必须与其祖先的郡望一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天宝元年改州为郡时正式确定改棣州为乐安郡，从而使孙子故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这次改州为郡的过程中，青州最有资格称乐安，两汉魏晋的乐安县（城）和刘宋以后的乐安郡皆在其辖境，但它不是孙子故里的所在，而被改为北海郡；淄州也有资格称乐安，东汉魏晋的乐安国、郡治所皆在其境内，但它也不是孙子故里的所在，而被改为淄川郡；齐州也有一定资格称乐安，新莽时就是乐安郡的治所，但它更不是孙子故里的所在，而被改为齐郡。唯有治所在厌次（今惠民）的棣州是孙子故里的所在，遂成为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孙子故里命名的乐安。

第四，从《姓纂》、《唐表》、《姓氏书》的体例看，“乐安”确指唐郡无疑。这三部历史文献都是官方所修的权威性著作，有关孙子故里问题无一不是从此三部文献中得来。其中关于《姓纂》的体例，在笔者与吴如嵩先生合撰的《孙子故里“惠民说”不可动摇》一文中所论甚详，这里不再重复，只想简要指出：《姓纂》中数千个郡望名称，有的是旧望，有的是新望，有的是郡名或县名，有的是州名或国名。由于孙武的身世在南北朝以前无人知晓，所以其郡望名称是唐人所定的新望，指的是唐郡而非其他。关于《唐表》的体例，对地名的使用显然有三条规矩可循。其一，凡是秦以后人物所涉及的秦以后地名，人与地名的朝代属性完全一致，不加任何解释和说明。这一条在《唐表》中触目可见，无须举例。其二，凡是先秦人物所涉及的先秦地名，对于其中难晓其义者加以具体的说明和表述。这一条在《唐表》中大量存在。如赵姓条所言：“十三世孙造父，周穆王封于赵城，因以为氏。其地河东永安县是也。……五世孙夙，晋献公赐采邑于耿，河东皮氏县有耿乡是也。”类似之例在其他许多姓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三，凡是先秦人物所涉及的先秦地名，对于其中一望而知者不加任何解释和说明。这一条在《唐表》中也比比皆是，孙姓条中“食采到戚”、“世居汲郡”、“食采于乐安”、“食采于富春”等都是如此。“戚”屡见于《左传》，一望便知是春秋卫地后世濮阳。“汲郡”是周制“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的郡，亦即《左传》“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之郡，是后世汲县和汲郡的治所，也是一望可知。“富春”即先秦之邑、秦汉之县、东晋以后之富阳，读史者更是一望而知。所以这些地名都不加解释和说明。“乐安”亦同样如此，是指春秋的孙书采邑，唐代的列郡之一。正因为是指唐郡，人们可以目睹则心知，耳闻则肚明，所以才不加任何解释与说明。如果是指汉县或魏郡，就必须按上条之例，加以“其地汉乐安县(或魏乐安郡)是也”的解释与说明。没有这条解释与说明，就只能是指唐郡。笔者曾多次指出，州郡并称互指始于隋末，迄于明初，唐、宋、元三代无不如此。欧阳修生前是宋朝“乐安郡开国公”，其母曾“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欧阳修《泷冈阡表》)，在他的笔下，乐安即棣州，棣州即乐安，别无可疑。而棣州乐安郡的治所古厌次，恰在今惠民境内，这就是孙子故里“惠民说”七十年来的立论基础。《姓氏书》的体例则与此相同,兹不赘言。

第五，从以乐安爵号封孙氏的史实看，苴茅之地非今惠民而莫属。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南北朝，由于孙子故里不为人知，孙氏家族没有一人得过乐安封号。唐初由于孙子故里尚不明确和统一，宰相孙处约三子有的封为富春男，有的封为乐安子，有的封为会稽公。但自唐改棣州为乐安郡之后，孙氏家族便开始有大量的乐安爵号出现，一直延续到明初。以元代的孙伯颜为例，他生前是“乐安郡侯”，死后增封为“乐安郡公”，并追封其父为“乐安郡公”，其祖父、曾祖父为“乐安郡伯”，其母、祖母、曾祖母皆为“乐安郡夫人”。由此可知，唐代以棣州乐安郡为孙子故里，其影响是何等深远！这些爵号虽然都是虚封，但苴茅之仪是不可或缺的。所谓苴茅之仪，就是要到受封者的祖籍原郡去举行封爵仪式，用代表皇权的黄土覆盖代表受封者方向的泥土，再用代表纯洁忠贞的白茅加以包裹，然后赐予受封者。这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不允许出现差错。唐宪宗之所以下令编修《姓纂》，就是因为有司在为一位郡望天水的边防别帅举行封爵仪式时，错“建苴茅之邑于太原列郡”，出现“封乖本郡”之误。我们由此可知，自唐代中期以后，大量以乐安爵号封孙氏，到哪里去寻找乐安而举行苴茅之仪呢？西汉的乐安县、东汉的乐安国、乐安郡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乐安郡、乐安国都早已复存在，只能到棣州乐安郡的治所古厌次今惠民去举行苴茅之仪。所以说苴茅之地非今惠民而莫属，这是“惠民说”的又一力证。

（三）关于孙武的身世，只能以《唐表》为依据

正由于《唐表》是“惠民说”的立论基础，故里在乐安、乐安在惠民县是无法驳倒的，所以故里论战最终出现了否定《唐表》、否定孙武其人的极端主张——“临淄新说”（以下简称“新说”），企图给“惠民说”来一个釜底抽薪的否定。“新说”集中反映在《孙武研究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中，认为《唐表》搞错了孙武的身世，孙武不是孙书之孙，孙书是卫国孙嘉的族人，与孙武没有血缘关系，孙武不是陈无宇的曾孙，而是无宇的长子武子开（田开）。武子开生于临淄、养于临淄、官于临淄，所以其故里在临淄；后因应聘去吴国，才改姓更名叫孙武。对于这些有如神话般的思维，笔者曾与吴如嵩先生合撰《关于正确对待孙子研究上的几个重要问题——评陆允昌先生〈孙武研究新探〉》(以下简称《评新探》)一文予以详剖细解。这里仅略谈三个要点如下：

——孙书是卫国孙嘉的族人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孙嘉是卫国孙林父之子。孙林父父子曾长期把持卫国的政权，卫献公被迫在齐国流亡12年，直到齐景公元年(前547年)二月，卫献公才在齐国的支持下夺回了政权，击败孙林父。孙林父又进一步投靠晋国，于同年六月打败卫军，卫献公被晋军囚禁到晋国。七月，齐景公亲自去晋国会见晋平公，经过谈判达致妥协，卫献公不久获释重掌政权。在这场斗争中，齐国始终是卫献公的支持者，不论孙嘉或孙嘉的族人，怎么有可能留在齐国并得到重用以致后来率兵伐莒呢？《史记》和《左传》一个字都未讲到孙嘉的族人，把孙书说成是孙嘉的族人，完全是无中生有，想入非非。大概《新探》的作者也感到有些不妥，后来在“修定版”的《新探》中悄悄拿掉了“孙嘉的族人”这句话。但仍然坚持孙书“非孙武之祖”的观点不改，这是令人遗憾的。

——孙武是武子开吗？回答也只能是否定的。笔者在《评新探》中曾指出，孙武与武子开之间有四不同、五不合。四不同即姓、名、字、谥皆不同：前者姓孙，后者姓陈(田)；前者名武，后者名开；前者字长卿，后者字子疆；前者无谥，后者谥“武”。孙武本齐人，离齐奔吴，死后齐君当然不会给他赐谥；破楚之后超然归隐，吴王也不会给他赐谥，无人赐谥，当然没有谥号的存在。五不合，即《新探》之言不合于《左传》，《左传》有武子开(陈子疆)，无孙武，未把二者联系起来；不合于《史记》，《史记》既有武子开，又有孙武之传，也未把二者联系起来；不合于《晏子春秋》，在《晏子春秋》中田开疆死于晏婴“二桃杀三士”之计，不存在入吴、破楚、著兵法之事；不合于《吴越春秋》，《吴越春秋》记孙武之事最详，根本不存在田开疆入吴更名孙武之事；不合于绝大多数的孙氏族谱，各种孙氏族谱及唐碑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孙武是乐安孙氏，与武子开一点关系都没有。《左传》所言陈(田)完奔齐，“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中五世指的是无宇，八世指的是田常。从血缘上看，田常仅仅是第七代，中间恰好少了个武子开。所以《史记·陈杞世家·正义》指出，“无宇生武子开，与僖子乞皆相继事齐，故以(田)常为八代”。由此可知，《新探》根据清代乾隆三年的甲山北湾孙氏宗谱，说武子开适吴、更姓、改名、著兵法云云，完全是子虚乌有。

——《唐表》搞错了孙武的身世吗？回答更是否定的。《新探》之所以大肆攻讦杜预、孔颖达、欧阳修、宋祁、邓名世等古代著名学者，并给《唐表》归谬出许多错误和笑话，其因盖出于对《唐表》的三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把《唐表》中的田恒视为《史记》中的田常(即《左传》中的陈恒)。《唐表》清楚地写明田恒是无宇之子，《史记》清楚地写明田常是无宇之孙，而《新探》却硬说田恒和田常是一人，《唐表》搞错了孙武的辈份。其实，误解的原因在于田姓的演化和恒、常二字的互训互转。陈完奔齐后“以陈字为田氏”，只是私人行为，并未得到周天子的赐姓或齐桓公的认可，所以《春秋》、《左传》一律称陈完及其子孙为陈氏。到战国初期，田齐取代姜齐并获周天子批准为诸侯，田姓便得到了社会公认，陈完及其子孙一律被称为田氏。恰在这时，恒、常二字的互训互转也已开始，《左传》中的陈恒逐渐被田常二字所代替。如《吕氏春秋·慎势》即两次称陈恒为“陈成常”，未改姓先改了名；《韩非子·二柄》则两次称陈恒为“田常”，既改了姓，又改了名。到了秦汉，人们则只称田常而再也不称陈恒。同样的道理，根据《姓氏书》的辨证，田恒的名字叫做“常”，根据胡三省对《资治通鉴》卷一的注解，陈完确实有一位五世孙名字叫作“常”。由于恒、常二字的互训互转，以致后世孙氏族谱才把无宇之子田常写成了田恒。现在，只要我们把《唐表》中的田恒和《史记》中的田常都恢复其生前所处春秋时代的本姓本名，事情便一清二楚。田恒，生前叫陈常；田常，生前叫陈恒。前者是孙武的伯祖，后者是孙武的叔父，孙武的辈份根本没有错。第二个误解是把《唐表》中的田书视为《左传》中的陈书。《新探》认定《唐表》中的田书就是《左传》中的陈书，并由此得出“‘孙子’已退出政治舞台，‘祖父’却拼战沙场”的笑话来讽刺《唐表》。其实，《左传》中的孙书虽然不是《左传》中的陈书，但他正是《唐表》中的田书，因伐莒有功而得姓孙氏，是孙武的祖父；而《左传》中的陈书则是孙武的叔祖。陈无宇从政约40年，是一位高龄、久宦的显贵，生有众多子嗣是可能的。《唐表》中的“恒、书”是他的长子和次子，《史记》中的“武子开、僖子乞”大约是他的三子和四子，《左传》中的陈书则可能是他的幼子。由于无宇的高寿，其长子可能先其而死，次子又已得姓孙氏，所以才由武子开继承了无宇的爵位；武子开亦年事已高，很快即死去，所以又由僖子乞袭爵。由于无宇的高寿，其子长幼之间有可能相差数十岁之多，《左传》中的陈书可能出生在《唐表》中的田书得姓之后，所以二者才有可能同名，但姓已不同，不足为怪。由于孙武是《左传》中陈书的侄孙，所以二者的年龄才有可能接近，就像汉宣帝与汉昭帝那样，亲侄孙比亲叔祖仅小三岁。因此，《新探》把《唐表》中的田书与《左传》中的陈书混为一人是错误的。第三个误解是把《唐表》中的伐莒视为《左传》昭公十九年的伐莒，以致一再对孙武与孙书之间的年龄差提出质问，认为有矛盾。其实，《左传》昭公十九年伐莒时，孙书已经姓孙，这说明他早在此役之前即已立功得姓。此前齐国曾多次伐莒，其中以昭公元年(齐景公七年，前547年)立功得姓的可能性最大。这一次赶走了莒君展舆出奔去吴，拥立了齐国之甥莒公子去疾，功效甚佳。《左传》虽未明言此役有孙武的祖父参战，但参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如孙武恰在此年前后出生，其幼年刚好在乐安度过，其奔吴刚好是“而立”之年，其破楚后归隐则年近“不惑”，孙武与孙书之间年龄差就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矛盾。一切所谓“矛盾”都是《新探》误解《唐表》所致。《唐表》对孙武身世及其故里的追述，反映了唐宋两代学者历经三百年的研究战果，是今人判定孙武身世及其故里的根本依据。《新探》企图通过否定《唐表》、否定孙武身世而否定孙子故里“惠民说”是完全错误的。此外，《新探》还用后世伪托的《天子自序》和自己没有读懂的《贞观氏族志》来攻击“惠民说”，笔者已在《评新探》中详驳，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20年来的故里论战表明，“博兴说”、“广饶说”、“莒邑说”、“高唐说”、“临淄说”、“临淄新说”都是不能成立的，唯有“惠民说”才是真正不可动摇的。

（二）天子自序真伪考（节录）

吴如嵩、霍印章

（编者按：1997年4月，在浙江富阳市场口镇上沙村发现手抄本《富春瓜邱孙氏宗谱》，其中有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年）称帝時撰写的《天子自序》。一时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真伪难辨。吴如嵩、霍印章合撰的《正确对待孙子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评陆允昌<孙武研究新探>》一文，对《天子自序》的真伪提出了一些看法。现节录如下，以供参考。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作者吴如嵩，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兵家之圣孙子研究专家；霍印章，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战国中期兵家亚圣孙膑研究专家。）

检索历史，我们发现，《天子自序》不过是后人伪托的假古董，不足为凭。

一是它不见于《三国志·孙权传》。《三国志》以文字简洁著称于世，但对天子之言从不吝惜笔墨。它全文载录了曹丕称帝时汉献帝的禅位册书，全文载录了刘备称帝时的“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文，而对所谓孙权称帝时的《天子自序》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令人生疑。二是不见于裴松之注。裴注的“广收博采”、“取材不竭”、“转相引据”，在二十四史注文中堪称为最。注中引用了200多项材料，包括各种家谱，对吴国开国之君孙权是有言必录，记录比《三国志》正文还多出好几倍。连小傀儡皇帝曹髦“自叙始生祯祥”的文字都未遗漏，通过征引《帝集》而全文注出。但裴注中沒有《天子自序》，仅有一篇孙权《告天书》，主要是讲自己为什么要当皇帝。这表明，《天子自序》根本不是孙权所作。三是行文表述多不合体例。开篇第一句话“予小子权”就不对。就这句话的个人称渭来讲，如果是对列祖列宗讲还可以；如果是对上天讲就不应自称小子，应该称“权”；如果是对文武大臣、天下百姓讲，只会称“朕”。三国时期文告的行文无不如此。这篇自序明确讲了是给大臣们的文告，但从“小子”之称谓和行文体例上来看，是明显的伪托之作。四是《天子自序》中说：“孙氏宫音，原郡乐安……采食乐安，其郡号焉。”这是与先秦齐制不符的。春秋时，郡的制度还沒有建立起来。到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建立了郡，以郡辖县，各国边地有的设郡，有的置县，惟独齐国例外。齐国置郡设县的历史，是从乐毅伐齐后才有的，但不久田单复国后又予以否定了。直到秦灭六国，郡县制才在齐地真正推行开来。因此，“食采乐安”绝非指春秋时有个乐安郡。我们过去在论文中一再指出，“先秦无乐安”，就是针对先秦时齐国沒有乐安郡县之制而言。同时，由于惠民县在新莽時曾设乐安亭，因此“唐以厌次为乐安郡治是远有端绪的”，“惠民县与乐安在历史上是有着深远历史渊源的”。五是《天子自序》中有：“冯生武，字长卿……武生明，字之元，以父功袭荫，复以孝廉封富春侯……独明子膑仕魏，因庞涓刖足，齐使复载于齐。”这段话显然与事实不符。举孝廉是从西汉武帝时才推行的选士制度，《汉书》中有载：“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孙明、孙膑是战国时人，怎么能说孙明“以父功袭荫，复以孝廉封富舂侯”呢？这显然是有违史实的。六是《天子自序》中有“予今于已酉四月之吉敢袭大帝位”之语。从正史中可知，孙权于太元二年（252年）病逝，享年71岁，“谥曰大皇帝”。《天子自序》称为“大帝”，“大帝”乃谥号“大皇帝”简称。谥号是帝王等死后继位者或后人对其追加的名号。孙权生前使用自己死后的谥号，真可谓阴差阳错。七是《三国志》记载，孙权在即帝位的黄龙元年（229年），“追尊父破虏将军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独不见《天子自序》中孙权“追尊皇祖钟为孝懿王”的记载。不知《天子自序》一书是从何处觅得的“史料”？而《新探》不加任何考证，堂而皇之公开引用，既自误也误人。八是《天子自序》的序末有“瑾选九月迁都建业，定文渊翰阁之后，付史官录垂玉牒之上”之语。查《三国志》卷四七《吴孙权传》中有“黄龙元年……秋九月，迁都建业，因故府不改馆”，单不见“定文渊翰阁”之言。经查证，“文渊”之称，古文献与史籍中不见有之。明代有宫内藏书阁名为“文渊阁”，但旧址无考。清代专存《四库全书》等的阁名即为“文渊阁”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修建的。“翰阁”之称谓，史籍同样无载。唐代始有“翰林院”。宋代有“翰苑”即翰林院之別称，独不见“翰阁”二字。由此可见，《天子自序》一文作伪者的无知。据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三所载的《汉制度》：“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称‘皇帝’以命诸侯”；制书为“帝者制度之命”；诏书用以“露布州郡”；诫敕是“有诏敕某官”。两相对照，《天子自序》哪一类都不是，纯粹是不伦不类的伪托之文。

附件：天子自序

予小子权，承予祖鸿绪，得有南土鼎分。因溯先公以上受姓源流，述辅臣等庄奏指予实珍曰：孙氏宫音，原郡乐安，出于尧妻舜两妃，居于沩汭，两姓曰妫。舜传天下于大禹而商均封国，不尚虚名，没齿无许，以祖父诩声含愧一十六世，犹恐有玷于虞君，故不传世。当殷代中兴，得虞君之后虞遂公光，耄年为诸侯，特继商均封国，即虞遂以号称。光生泰，泰生覆，覆生频，频生庸，庸生表，表生环，环生岩，岩生灵，灵生希，希于殷末失国。武王克殷后，得虞遂公希之子曰遏父，征为陶正，悦其能，以元女大姬妻之，此王姬之配主遏父。配姬而生满，封于陈，以奉虞帝舜祀，卒谥胡公。满生申公郡侯，侯生孝公突，突生慎公圉，圉生幽公宁，宁生厘公孝，孝生武公灵，灵生平公申燮，燮生文公幸，幸生厉公陀。陀生完，字敬仲，为陈大夫。及宣公杵臼立，杀其太子，完惧祸及身，奔齐，食采于齐，改姓田氏，懿仲以女妻之。完生稺孟夷，夷生愍孟庄，庄生文子须无，无生桓公无宇。宇生书，字曰孙占，为齐大夫，伐莒而功成其大，即以孙占之字受姓孙氏。予大父之所姓，由祖占发始者也，采食乐安，其郡号焉！占生冯，为上卿。冯生武，字长卿，以兵机动吴主阖庐，著书陈策，吴得志焉！武生明，字之元，以父功袭荫，复以孝廉封富春侯，子孙及弟侄等各治业于富之江南，居宅繁盛。独明子膑仕魏，因庞涓刖足，齐使复载于齐。膑生胜，字国辅。胜生盖，字道光。盖生知，知生念。念生益，字元飞，封东吴侯。益生卿，卿生凭，凭生询，询生骥，骥生夐，夐生覆，覆生仁，仁生皋，皋生通，通生厚，厚生淳，淳生瑶，瑶生邃，邃生鯈。鯈生国，字元明，为郞。国生躭。国祖与躭祖父子种德以至生予皇祖，居长讳锺。皇祖性孝，肆闻南北，生予皇考坚。予兄策，予命名曰权。予今于己酉岁四月之吉敢袭大帝位，群臣咸集。予受贺外，追尊皇祖锺为孝懿王，追尊皇考为武烈皇帝，兄策为长沙桓王，长子为皇太子。皇祖孝懿王，汉顺帝甲戌生。皇考武烈皇帝，孝桓永寿乙未生。兄策，孝灵熹平乙卯生。予，孝灵光和壬戌生。太子登，建安癸未岁生。太祖皇后、太后、后嫔妃未有尊号，并众子，以俟一统大定，另行追尊实封。凡群臣最亲信，入庙以嗣配享，若周公瑾、鲁子敬、吕子明、陆伯言，百世不更。今将予序示诸诸葛卿、顾卿、张卿、陈卿、谢景、范慎诸卿。谨选九月迁都建业，定文渊翰阁之后，付史官录垂玉牒之上。黄龙元载，新改年号，自序始姓，以表本源之嘉。

[三国]孙权撰，载《富春瓜邱孙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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