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由于手头资料有限，暂时还不能以全国范围作为立论依据，只能就河南省范围立论了。所谓“第一家”者，在内涵方面有四个标准：一、家族直系多人在数代中品德优秀值得发扬继承；二、家族直系在数代中社会地位较高，社会影响大；三、家族直系多人在数代中生前事业卓有建树，受益者重，或曾受到较高部门的表彰；四家族直系多人在数代中社会影响大，值得后世效法。从以上四个方面衡量，在全国范围内从古到今能过入围的家族就难找了。比如三皇五帝中尧的父辈无法追寻；舜的父亲瞽瞍多次无故陷害舜，算不上贤；夏朝开国第一人的大禹，父亲鲧治水无方而被处死，都不算作第一家。三皇五帝以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也难找到。如仅以中原地区为限查有实据的家族也同样难找（也许作者今日立论有武断之嫌，如果将来读者能找到实例，作者愿道歉，并修正今意）。

今文所说的中原今古第一家者乃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孙翰林家族也，人称“父子双翰林、一门三进士、祖孙四拔贡”。孙钦昂生于道光五年（1825）字子定，号师竹，兄弟九人。他是长子，外端中慧，富有见识，17岁考中举人，道光己酉年（1849）抜贡。他的仪表言论倾动一方。咸丰八年（1856）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元年散馆授职。此时正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不定。他的母亲去世，他扶柩返回故乡安葬，回到荥阳孙家庄。此时上面指示各地建办团练，他协助地方在虎牢关以西完善保甲制度，各村联防创修寨堡，荥阳与新密交界的皇古寨就是他参与修建的，距今已158年了。回京后，他授职翰林院编修。同治甲子年（1864）任广西学政。广西是太平天国的发源地，这时候太平天国虽然已经失败，但广西乡野间散兵游勇仍然很多，所以不少人畏缩不前，而孙钦昂毅然前往，认真处理公务。他选择才能优异的人加以帮助，原来此地文风一般，经他多方培植后，及第者一个接着一个。任期届满北返省亲，此时他的四弟孙钦晃又考中进士，可谓双喜临门。回京后又复任前职，期间其父患病继而病逝，他回乡守孝，健康状况因此大受损害，几乎不能接待前来吊孝的亲友。三年孝满后，升任教习庶吉士（教导初入翰林院的见习者）奏办院事，武英殿协修、纂修，国史馆协修、纂修，功臣馆提调，实录馆提调，京察一等引见。叙功赏戴花翎，这时听说家乡灾害严重，他毅然请假回乡举办救济。有人劝他正在等待升任时，不要错过机会，他回答说“功名富贵失去了还有再获得的时候，人要是死了还能复活吗？”（功名可失而复得，人死岂能活耶？）。他回乡后贷巨款放赈救济，救活了很多濒死之人。灾荒过后，他升任福建兴泉永道（道是当时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驻守厦门。管理泉州府、兴化府和永春州事务。厦门为通商口岸，洋人杂处，三地之民为争夺码头生意等时相争斗，死伤事件时有发生。孙钦昂“矢勤矢慎，惟公惟明，为朝廷持大体，为小民谋生计，行按合约，动合公法，洋人悦服。械斗者严兵以威之，争讼者平情以询之，民称为神君”。（曾培祺《孙钦昂神道碑》）特别是他主持设立的同善局，属民间协商机构，一般矛盾和争执由这个机构负责协商解决，非万不得已，人们不去署衙告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他还维护修缮禾山等书院，出资供给膏火，振拔寒士；设立公立的专门救生船队，以便在海难时实施海上救援；厦门地少人多，原本实行埋葬死者需要缴税，因此遍地露葬，他取消了这项杂税；厦门七池八河，经常有人溺死；贫儿常遭痘伤；他出资设立义冢，创育安堂，施药局（专门向贫困者免费施药的机构），设局种牛痘；修建道路桥梁和栏杆，从此贫困之人得到了救济、治疗。少天花之患，客死他乡和贫困而死者得以入土安葬，因溺水而亡者大大减少。由于他一系列的善政，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在他生日之时，民众自发地为他祝寿，他坚决不受。于是，在孙钦昂生日当天，各家都“悬红彩于门，大书：爱民、是福、嘉惠等额以申祝，酒礼笙歌如赛会然”（曾培祺《孙钦昂神道碑》），为前所未有之壮观场面。“马江之役，敌人深入，我水师环敌而泊，炮皆向内。公知之，急白于大府，请速以船向敌。大府以战否未定迂之。未几，敌人先发，我军失利，人皆服公之先见”（曾培祺《孙钦昂神道碑》）。中法台湾之战，“台军被困，饷道不通，主帅以蜡书求救，公遣武弁乘小舟携商券数万金由鹿耳门暗渡以济，台帅德之，密以才堪大用”（曾培祺《孙钦昂神道碑》）。孙钦昂在中法台湾之战中是立有大功的，所以刘爵帅铭传“嘉其忠义”，岑公保毓英“知其廉明”，再三推荐要求重用。在其健康不佳辞职返乡之时，送行的人络绎不绝，使交通为之堵塞，车马无法行进。可见其德行深入人心。他平日每天必早起，手不释卷，勤奋好学，尊师敬友。别人借他的钱，他把借据烧掉，永不索要，还经常拿出自家的财物粮食周济穷人。在他去世的时候，无论远近都来吊唁，痛哭失声。他逝世后，光绪皇帝御赐碑文（当时是莫大的荣耀），他的墓志铭撰文是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文官最高职位）、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的管理者）、管理宗人府（负责管理满族八旗事务）麟书（爱新觉罗.麟书），书丹的是翁同龢（光绪帝师、户部尚书、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后被慈禧太后撤职，交地方官监管，永不叙用，抑郁而终），都是当时一流人物，可见影响之大。

再看看孙钦昂的上两代：他的祖父笃，号培公，“潜心濂洛关闽之学，不规规进取”（曾国藩《孙树之墓志铭》）。“肆力深造于学，为文章取法昌黎，观者或不能句读。应童试，督学者病其拙于书而又疑其文太工也，不更试而黜之”（张调元《孙培公墓志铭》）。实际上，孙笃是因“文法昌黎，不入时格，有司疑而黜之”（曾培祺《孙钦昂神道碑》）。于是孙笃大怒。“绝意名场，教读村塾中”。

孙笃幼年因父母早逝，依靠兄嫂长大。以后兄长瘫痪在床，他亲侍汤药五年后送终。嘉庆十七年（1812）七月，孙笃为他13岁的次子孙树之正在讲《论语》时逝世，终年62岁。

孙钦昂的父亲孙树之，字幹甫，号果堂，生于嘉庆五年（1800），“刻苦自励，试辄冠其曹，年十九，补弟子员，举乙酉（1825）拔萃科-----丙戌朝考，以知县分发山东”（曾国藩《孙树之墓志铭》）。曾任山东禹城、邹县、菏泽、蒙阴等县知县，所至之处皆有政声，以禹城县历时最久，故人称其为孙禹城。他到禹城县后，通过调查发现民众之苦、吏役之苦、徭役之困苦。当时运输困难，负责运输的官吏因缘派析，欺压百姓，不行贿就走投无路。他严加惩治，大力整顿，使百姓安居乐业，改陋习以惠商。朝廷根据他的能力，把他调到治理困难菏泽县，他通过调查得知祸患在一些恶霸和蠹役，就为民除了害。复回禹城，此时某总督路过禹城，其家丁仗势施暴，孙树之让人把这个家丁捆起来严加斥责，然后自己向该总督道歉，总督改容说：“家丁狐假虎威，你带我管教，理当感谢”。其后抚军钟云亭特别推荐，让他到福建任节度使，因孝母回乡，不复出。孙树之曾对儿子们说过这样含义深远的话：“民受祸，实官为祸也，祸不在吏，而在豪右，不在盗，而在蠹役”。“州县官易为民造福，尤宜作祸于民。汝曹幸不为此，如此，当以吾两言自省，尔本书生，不习吏事，而所至必访士之端正者，就而问民之疾苦。严保甲，勤判案。严保甲则户无敢匿，判案勤则吏不能欺”。“余平生无故未尝不早起，有所为未尝不注册；自少至老，手未尝一日不执卷，虽一念之疏，不敢自假人不见，过则殆矣，汝曹当何如自省耶？著有《留耕堂集》、《坚壁清野章程》等。因为政绩突出，皇帝赏加知州衔，敕授文林郎，例授奉直大夫。孙树之死后，他的墓志铭是有曾国藩和翁同龢共同撰写的。

孙钦昂的三弟孙钦昱，精于武术，为苌家拳弟子，为人慷慨磊落。咸丰五年，荥阳土豪王景仁以乡团倡乱，勒索百姓，鱼肉乡里，轻则倒悬鞭打，重则拆毁房屋。孙钦昱带领乡人到王景仁家中，当面斥责。土匪来时，孙钦昱联络各寨互为声援，共谋防御；率众与土匪激战，夺旗而胜。知县上奏。保举为都司（武官名，低于游击），后改为河东通判。

孙钦昂的四弟孙钦晃，字子实，号友梅。性警敏，卓荦不群。同治壬戌年（1862）本省乡试中举，援例授大理寺寺丞；戊辰年（1868）科进士，授刑部主事，研究制订律法，充律例馆提调，受到大司寇薛允升的赏识，升员外郎，提拔为郎中。历任刑部浙江司主事、福建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奉天司主稿、陕西司主稿，秋审处坐办，京察一等加一级引见，记名以道府用。光绪庚寅年（1890）钦派通州坐粮厅监督。八月简放广西庆远府知府，调署桂林府知府，以道员用。当地土司向其行贿千里马，严拒之，并教育其子曰：“土司世袭贪婪。所畏者郡守耳，一受其贿，何以表率群吏乎？”。宜山有一学生，成绩优秀，院考将临，当地考生诬告其冒籍，孙钦晃为其洗白冤屈，使其得以考中。盗贼猖獗，经查官吏隐瞒不报，遂严惩之，此风乃止，百姓得以平安。巡抚张联桂保举孙钦晃说：“刚明果断，守正不阿”。光绪辛丑年（1901）任右江兵备道。癸卯年（1903）因病告老还乡，当地百姓感恩戴德，为其树碑立传。甲辰年（1904）孙钦晃病重，教其子曰：“吾历官中外，垂三十年，惟其上不负国，下不负民，，家计之有无，非所关也，汝曹宜做好人，无贻门第羞”。他的墓志铭是有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都察院副都御史杨佩璋撰写的

孙钦昂的儿子孙综源，字博臣，号象庵，俗称“少翰林”。1853年生，性聪敏，幼随父广西学政任内，凡诗词歌赋，一看即会。十七岁，回乡应童子试，成绩第一。后随父福建兴泉永道任内，又得名师指授，学益进。1885年考取抜贡，丙戌年（1886）联捷进士，入翰林，1889年散馆授编修。在家守孝，任汴源书院主讲，士林皆服其学识。而后进京供职，历任国史馆协修、纂修；庚子、辛丑年（1900、1901）乡试同考官；甲辰年（1904）任直隶州知府。曾任大学堂总纂、学校司帮办，当时的大学堂教材皆出其手，可见其学问之精深。重修荥阳学宫，孙综源为为文庙碑作文。丁未年（1907年）委署遵化直隶知州，未赴任去世。他的墓志铭是有民国总统徐世昌撰写的。

孙钦昂的侄子孙亭源，同治癸酉年（1873）抜贡。

孙钦昂的孙子孙秉莹，爱国知识分子，著名史学家，学贯东西，史通古今。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46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1949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同年响应周总理号召，放弃名利，历尽磨难，回国效力。历任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世界史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出版专著《欧洲近代史学史》（35万多字，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与人合编《世界史纲要》（130万多字，1985年吉林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家词典》中有其详细介绍。

孙钦昂的妻子张氏，聪颖贤惠，精通琴棋书画。15岁随母避难至京师，跟姑母生活，23岁嫁到孙家时，前室留有两个孩子，一在孩提，一在襁褓。张氏精心抚养，如同亲生。其姑母病重，割臂肉入药。

孙钦晃的妻子沈氏，平生喜读书，工楷法，手写《弟子规》、《男女小儿语》等书，分发乡里，使教子女。她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周济贫困，施衣舍食，每年放赈，使穷人能过一个好年。在村西北建一观音堂，并置香火地数亩。须水镇有一哑巴儿，无依无靠，沈氏寒暑给衣供食。听说沈氏去世，哑儿在关帝庙伤心痛泣，怀念恩人。

孙钦昂倡导改革陋习，红白事勤俭节约，治丧不用鼓乐，一百多年来坚持不变。但对地方公益事业却十分大度热心，慷慨解囊，周济乡民。孙树之父早逝，少孤，对母至孝，母在家纺织，兄均慥勤于耕田，卖豆腐维持生计供树之就学。孙树之到任禹城县，捐钱改派役为雇役而去其弊端；为修学宫励书院捐钱千缗，孙树之回乡后，以余力建宗祠、置祭田，修族谱，设义塾，建立孙庄第一所小学----蒙养学堂，为本村文化惠及后人奠定了基础，孙庄男女都识字，传为佳话。汴河决堤，孙树之捐钱四千缗，以助救灾；道光丁未年（1847）闹灾荒，出粮千斛以活乡人。咸丰年间社会治安混乱，督工重修须水寨，手订《坚壁清野章程》以保本地平安。孙钦晃在桂林任上，家乡荒旱，兑二千金籴米赈济村民。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对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传统美德有讲人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尙和合、求大同、孝亲敬老七个方面。对照习总书记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孙翰林家族一百多年来正体现了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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