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家谱网

为妃。芮玄黄武五年卒，嫁女必在黄武五年以前。同时，《三国声·吴书·程秉传》中载，“黄武四年，权为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吴。”说明孙登娶周瑜之女是在黄武四年。二女大体上是同时迎娶，可以否定一个给另一个做继室，而谁正谁偏就无从知晓了。不过，从周瑜对东吴的贡献来看，应该以周瑜女为正。另外，史料提到周瑜女时称“妃”，而提芮家女有时称“妃”，有时称“淑媛”，也可支持周瑜女为正室的设想。

而周瑜的次子胤，问题就多了。《三国声·吴书·周瑜传》载，周胤“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黄龙元年，封都乡侯，后以罪徒庐陵郡。”

周胤究竟犯了什么罪，一直是个无头公案。用孙权自己的话说，“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喻，曾无悛改。”“酗淫”固然可以成了革爵的借口，但贵族子弟“酗淫”比比皆是，仅仅以此定罪似乎缺乏说服力，让人感到背后隐藏着什么。

到了赤乌二年，诸葛瑾、步骘“连名上疏”为周胤求请，言辞肯切感人，现录如下：

“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不能养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纵情欲，招速罪辟。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於乌林，走曹仁於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夫折冲扞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于宗庙，传於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况於瑜身没未久，而其子胤降为匹夫，益可悼伤。窃惟陛下钦明稽古，隆於兴继，为胤归诉，乞匄馀罪，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后效。”

这催人泪下的求请书送到孙权手里，孙权表示，我与周瑜的交情如同二位，希望周胤有所成就，至于没用马上为周胤免罪，是“且欲苦之”，让他知错能改。“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而后，朱然、全琮又来求请，孙权终于准许。可惜周胤是个短命的，到这时就病死了。

这两组“求请组合”搭配的非常有意思，而要试图看出周胤事件的端倪，也正可从求情者的拾搭配方式入手。

第一组，诸葛瑾和步骘。可称老臣+权臣+太子辅臣+德名远播的“光国之士”。

诸葛瑾早年为幕宾，以擅长劝谏、生活简朴、忠正德高而闻名。他随吕蒙袭取南郡，被任为绥南将军、南郡太守，孙权称帝后为大将军、左都护、豫州牧。孙权为太子孙登所选的“宾友”中，就有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三国志·吴书·孙登传》曾载，“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

步骘早年负责交州事务，孙权称帝后为骠骑将军、冀州牧，后任丞相。《三国志》里，诸葛瑾、步骘两人的传记录在同一卷中。陆机《辩亡论》也称也把二人相提并论，称“诸葛亮、张承、步骘声名光国。”《吴书·严畯》传中也提到，诸葛亮、步骘、严畯三人早岁齐名于吴中。这些史料，都可以证明诸葛、步两人的交情。赤壁之战前鲁肃往夏口见刘备，对诸葛亮说“我子瑜友也”，众所周知，鲁

肃是周瑜的哥们，哥们的哥们还是哥们，诸葛瑾、步骘与周瑜的交情显然很深，正如孙权说的“孤于公瑾，义犹二君”。

第二组，朱然、全琮。可称吴中大族+心腹世交+贵戚+手掌兵权的实力人物。

朱然之父朱治是孙坚的老家臣，孙策初定江东时任吴郡太守，朱然是孙权从小的伴读，早岁领兵，多有功勋，曾与潘璋同擒关羽，夷陵之战为先锋。朱家属吴郡“四大家族”张、朱、顾、陆之一。孙权两个女儿大虎和小虎，便是大虎嫁周瑜子循，小虎嫁给朱家。

全琮之父全柔，吴郡人，孙策时代任吴郡都尉。全琮常年在皖城、六安等地御北，周循死后为为孙大虎的继夫。此人虽为宠贵，却因“谦虚接士”为吴人称道。

孙权称帝后，命上大将军、右都护陆逊驻武昌辅佐太子孙登，孙权自己在建业。于是武昌一带形成这样的格局：武昌：陆逊、孙登、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江陵：朱然；公安：诸葛瑾、周胤；西陵：步骘。可见孙吴政权形成东西两极。在武昌，由“二把手”陆逊辅佐储君，又在大批老臣、皇亲、重臣后代围绕，对孙权的统治构成危胁。

由于孙登三十三岁就死了，《三国志》记述孙家的皇权斗争时，多讲述后来的孙亮、孙霸二宫之争，并没有明确提及孙权与孙登的矛盾，且多褒将孙登仁厚有德。但纵观中国历史，只要太子“立凡”时间长了，“帝党”与“太子党”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孙权对孙登的压制，史料上可见一斑：

一是孙权迟迟不肯立后。孙登身为太子，其生母《三国志》上根本没为其作传，只说“登所生庶贱”，由徐夫人养大，后来徐夫人“以妒废处吴”。不立后，就意味着太子的地位并未确定。孙权将太子生母以“贱”而罢，又将太子的养母以“妒”而废，这个太子的处境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之了。而据《三国声·吴书·妃嫔传》记载，当时的大臣们都拥护徐夫人。而孙登本人也尊徐夫人为母。由此可以看出臣僚们试图拥护孙登来削弱孙权。

二是任用吕壹、秦博草菅人命。史载，吕壹、秦博做了中书，负责检阅文件，“毁短大臣，排陷无辜”。（《三国志·吴书·顾雍传》）后来，还是步骘凭着自己是孙权宠妃步夫的的远亲，大胆上书向孙权陈明利害，要求孙权都城建业的事情“咨顾雍”，武昌的事情“则陆逊、潘濬”，孙权这才“觉悟”，杀了吕壹。此事十分微妙，吕壹等人官职不高，如果没有人在后指使，不可能吃饱了撑的专门挑其他官员的错，致大批官员于死地。吕壹等人被诛，也是做了孙权的替罪羊。

而周胤，身为孙登的妻舅，工作上又受陆逊、诸葛瑾等人领导，他的获罪，很可能与建业、武昌之间的政治斗争有关。再加上“生活作风问题”被人抓到把柄，或者某些问题上得罪了孙权，不幸成为牺牲品。

在吕壹事件中，步骘成了“求情专业户”，先后上书几十次，救了不少人的命。虽然步骘参与了周胤的求请，但周胤的定罪是不是吕壹一手所致，则无据可考，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

吕壹死在赤乌元年，众臣为周胤求请是在赤乌二年，虽然时间上接近。但由周周胤的物殊身份，吕壹再吹毛求疵，也不敢把周瑜的儿子简单地以“生活不检点”为由制大罪。周胤定罪革爵多半是孙权本人所为。

另外，以前网上曾有很多人提出周胤卷入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斗争而不幸获罪，更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周胤死于赤乌二年，孙登死于赤乌四年，周胤已先孙登而死，更不会与后来的两宫之争有什么关系。

而周胤究竟因为什么得罪了孙权，已无从考证。在《三国志集解》一书中，清代学者李安溪就周胤获罪评注道：“度胤必有言父当年之功，泄漏上闻，故权恨之如此，但以酗酒自可悛改，何至废绝也？”这也是一种有道理的分析。

而从周胤本人的角度说，摊上周瑜当爹，必定很有压力，要想快速地建功立业取得富贵，最好的办法是结交太子。加上太子身边的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一群人，也都是功臣、名臣之后，周胤年轻，难免结党不懂得隐避，也难免在太子（同时也是妹父）面前说些反对孙权的话，就更会惹怒孙权了。周胤的获罪必然引起东吴群臣的不满。象周瑜这样“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於乌林，走曹仁於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血战打江山的开国旧臣，他的儿子都有可能无由定罪，这岂不凉了老臣们的心？孙权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很快赦免了周胤。

而陆逊在这场“说情风波”中没有出面，可见孙权制裁“太子党”，是将矛头对准陆逊的。为周胤求请的这四个人，不仅是权臣贵戚，而且以品行高洁盛传与当时，载之于史册。尤其诸葛瑾、步骘，陈寿评价此二人“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而朱然、全琮虽是皇亲，也都谦虚检朴，礼让待人，慎重对待宫室争端，在当多有美名。周胤从获罪到赦免的过程，或许标志着帝党与太子党之间由斗争到互作让步的过程，也是老臣们联合起来以图自保的策略。总之，若没有周瑜的元功逸德，若不是周胤实有冤情，怎会劳动这么多德高望重之士为之说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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