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通辽东一事，历来为史家所诟病。裴松之认为“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表现了孙权的“愎谏”和“昏虐”（《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以下凡引《三国志》者均不注书名）。后世学者也往往以“刚愎自用”评论此事。近年来肯定孙权历史功绩的文章多起来了，但对于此事亦多避而不论。但是，如欲更全面地评价孙权，这桩历史公案似不能回避，故略述于后。

一、孙权通辽东始末

汉末孙吴时期，辽东一带曾为公孙氏所割据，从公孙度于中平六年（１８９）据辽东开始，中经其子公孙康、公孙恭，至其孙公孙渊于景初二年（２３８）被曹魏灭亡，共传三世四主，历时５０年。

恰在此时，孙吴亦崛起于江左。辽东与东吴横隔着一个强大的敌对政权－－曹魏，孙权曾频繁越过曹魏，渡海与公孙氏政权交往，同时又带动了与其近邻高句丽的交往。其交往始末如次：

第一次，建安年间首通辽东。孙权与辽东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孙康的时期。公孙渊在给魏明帝的上表中曾说：“臣父康，昔杀（孙）权使，结为仇隙”（《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这次通使在何年不详。公孙度于建安九年（２０４）卒，其子公孙康继位。公孙康卒年不详，万斯同以为卒于建安十二年（见《三国汉季方镇年表》）。但《魏志·高句丽传》谓：建安年间，公孙康曾出军击败高句丽，“破其国，焚烧邑落”，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国”，迁于丸都城（今吉林集安）。据《三国史记》，此事在建安十四年（２０９），则公孙康其时尚在。又夏侯献表称：“奉车都尉＠①弘，武皇帝时始奉使命，开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将妻子还归乡里，……身奉使命。公孙康遂称臣妾”（《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名臣奏》）。则似公孙康在曹丕称帝（２２０）后仍在。但是，据《公孙度传》，“康死，子晃、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追赠康大司马。”则公孙康于文帝即位前已卒。这样我们大体推定公孙康卒年既不在建安十二年，亦不在曹丕称帝后，而约在建安之末。则孙权首通辽东的时间，必在建安九年至建安之末的时期内。

第二次，黄龙元年（２２９）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吴志·孙权传》）。这时辽东方面公孙渊已于上一年即曹魏太和二年（２２８）夺得公孙恭之位。曹魏于公孙渊即位当年即拜公孙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第二年四月孙权称帝后，头一件事便是派人出使辽东。形成魏、吴双双争取公孙渊的局面。

第三次，嘉禾元年（２３２）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吴志·孙权传》）。关于此次通使，公孙渊在后来给孙权的表中称：“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魏志·公孙度传》注引《吴书》）。所言裴校尉即裴潜。据此可知，这次出使分先后两批，周贺、裴潜所率使团先到达后，又有葛都尉所率使团随后到达。曹魏得知吴人通公孙渊，派田豫督青州诸军讨之。魏文帝“以贼众多，又以渡海，诏（田）豫使罢军。”（《魏志·田豫传》）。田豫设伏于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周）贺于成山”（《吴志·孙权传》）。作为回报，公孙渊亦“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魏志·公孙度传》）。同年冬十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作为对周贺、裴潜来使的回报。孙权“大悦，加渊爵位”，“大赦天下”（《吴志·孙权传》）。

第四次，嘉禾二年（２３３）三月，辽东使者宿舒、孙综返命，同时，孙权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人“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吴志·孙权传》），“立渊为燕王”（《魏志·孙公度传》）。这是孙权派往辽东最庞大的一个使团。但是，张弥、许晏使团到达辽东后，公孙渊突然反目，用武力劫杀使团，几乎一网打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迫于曹魏的压力，因曹魏对于孙权与辽东的交往极力反对；另一方面则因公孙渊“亦恐（孙）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张）弥、（许）晏等首”于曹魏。魏明帝“于是拜（公孙）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魏志·公孙度传》）。这次事件，使孙吴也与辽东的交往受到严重的挫折。但是，这次事件使孙吴意外地打开了与高句丽的交往。张弥、许晏使团被公孙渊劫杀后，使团成员秦旦等人逃脱，辗转逃亡至高句丽。时高句丽王宫在位，秦旦等人“因宣诏于句丽王宫及其主簿，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夺。宫等大喜，即受诏”（《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汉魏时期，“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②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魏志·东夷传》）。辖区大约有今辽宁东部、吉林东南和朝鲜北部一带。“其年，宫遣皂衣二十五人送（秦）旦等还，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③鸡皮十具”（《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

第五次，嘉禾四年（２３５），正式遣使通高句丽。秦旦等人回吴后，“间一年，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高句丽王“上马数百匹”（同上）

第六次，嘉禾五年（２３６），孙权又派遣使者胡卫等人出使高句丽。“秋七月，高句丽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魏志·明帝纪》）。

第七次，赤乌二年（２３９），派羊＠④等人往救公孙渊。张弥、许晏事件以后，孙吴与辽东关系中断。公孙渊与曹魏关系亦日趋紧张恶化。曹魏景初元年（２３７），“乃遣幽州刺史毋丘俭等赍玺

书征（公孙）渊。渊遂发兵反……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魏志·公孙度传》），并改元绍汉。公孙渊“知此变非独出（毋丘）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书》）。景初二年（２３８）春，曹魏派太尉司马懿率大军征讨公孙渊，公孙渊“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魏志·公孙度传》注引《汉晋春秋》）。辽东使者到孙吴以后，“吴人欲戮其使，羊＠④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孙权曰‘善’。乃勒兵大出”（同上）。但是，孙权迟至第二年春三月才发兵，“遣使者羊＠④、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吴志·孙权传》）。而公孙渊已于去年八月被司马懿灭亡，辽东一带已为曹魏所有。于是羊＠④等人到达辽东后，“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吴志·孙权传》）而还。

二、孙权通辽东的背景、动机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除去建安年间遣使公孙康之外，孙权通辽东主要发生于其称帝后的十年中，而其中又以前四年最为集中。何以建安年间公孙康杀孙权使者之后，孙权还要继续更频繁地派人出使辽东？嘉禾元年周贺使团覆灭于成山角之后，何以第二年又派出更庞大的张弥、许晏使团？张弥、许晏使团被“绝杀”之后，何以又不念旧恶而派羊＠④率兵援救公孙渊？这一切，仅用孙权个人“刚愎自用”来加以解释，似不能真正揭示这一历史现象的实质。我们还必须透过当时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去寻找孙权通辽东的历史动机，以认识这一历史问题的本质。

首先，孙权频繁通使辽东，是当时魏、蜀、吴三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曹、刘、孙三方的关系，从赤壁之战以来，经历了几次曲折变化。赤壁之战前后，孙、刘联盟抗曹的关系，由于孙、刘对于荆州的争夺而一度遭到破坏，孙权为了夺回荆州，调整了自己的外交策略，由联蜀而改为卑事曹魏。２１９年袭杀关羽之后，孙权夺回了对荆州的控制权，２２２年夷陵大捷后，蜀汉退守三峡以内，再无力东向与孙权争夺荆州。但是，从魏、蜀、吴三方关系的主流看，吴蜀交恶、孙吴联魏只能是暂时的，吴、蜀在对魏方面有着更多共同的利害关系。如果说吴蜀之间是平等的联盟关系，那么吴魏之间则是不平等的联合。这种联合自然不能持久。因此，当孙权解决了荆州问题后，便再次调整外交策略，重新恢复了吴蜀联盟，继续实行共抗曹魏的方针。２２９年孙权称帝时，吴蜀之间已建立了比较巩固的联盟关系，蜀使陈震吴赴祝贺，双方订立盟约，中分天下，造为盟曰：“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吴志·孙权传》）。吴、蜀联盟的再次确立，使孙权消除了西顾之忧，得以主要精力对付曹魏。因此，孙权在与曹魏的西南之敌蜀汉结盟后，又欲与曹魏的东北之敌公孙渊结盟，形成对曹魏的包围形势。

孙权通使辽东的主要目的，便是与公孙渊结盟。公孙渊僚属说：孙权“不远万里，连年遣使，欲自结援，虽见绝杀，不念旧怨，纤纤往来，求成恩好”（《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书》）。应该说，在这方面，孙权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孙权派人通辽东的同时，公孙渊亦“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遣”（《魏志·公孙度传》）。他接受了孙权封号，“以辽东叛”（《魏志·田豫传》），与吴结为“与国”（《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书》）。由于有了孙权的支持，公孙渊“既恃险阻，又怙孙权，故敢跋扈，恣睢海外”，“敢违王命，废绝贡计”，公然与曹魏政权对抗，在孙吴与曹魏之间实行“挟两端”（《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名臣奏》）的策略。应该说，孙权与公孙渊已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联盟关系。

其次，孙权频繁通使辽东，是在战略上牵制曹魏的一个重要步骤。吴魏交恶后，孙权在前线不断出击曹魏。为此，在西线以蜀汉牵制曹魏的同时，在东北则以辽东牵制曹魏。孙权与辽东结盟，对于曹魏在战略上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嘉禾元年派周贺、裴潜出使辽东，导致魏明帝兴兵讨伐公孙渊，“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魏志·蒋济传》注引司马彪《战略》）。“使（田）豫以本官督青州诸军，假节，往讨之”（《魏志·田豫传》）。这次曹魏调动军事规模不小，以青州、幽州之军合攻公孙渊，但魏军“往皆无功，诏令罢军”（《通鉴》魏纪太和六年条）。同年，“吴将陆逊向庐江”（《魏志·满庞传》），在南线进攻曹魏。嘉禾二年（２３３），派张弥、许晏封公孙渊为燕王，曹魏“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遣兵讨之”（《魏志·刘劭传》）。是年，孙权又于南线出兵，

“欲围新城”（《魏志·满宠传》），同时派全琮“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吴志·全琮传》）。而当曹魏于景初二年（２３８）派司马懿率四万兵征讨公孙渊时，曹魏方面所担心的就是孙权是否出兵援助。魏明帝问蒋济：“孙权其救辽东乎？”蒋济答道：“若大军相持，事不速决，则（孙）权之浅规，或能轻兵掩袭，未可测也”（《魏志·蒋济传》注引《汉晋春秋》）。孙吴果然“勒兵大出”（《魏志·公孙度传》引《汉晋春秋》），派军前往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魏志·孙权传》）。显然，从南北两面夹击曹魏，是孙吴频繁通使辽东的战略目的。

第三，孙权频繁出使辽东，是其统一天下的愿望的反映。历代史家在论孙权时，多以“偏安江东”、“限江自保”目之。似乎孙权并不象曹操、刘备那样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鼎足江东”、“限江自保”不过是其实现统一天下的基础和条件，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统一天下。早在建安五年（２００），孙权统事之初，就已与鲁肃议定了统一天下的战略计划。论者或以孙策临终对孙权所言：“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吴志·孙策传》），证明孙权以“保江东”为能事。似乎孙策倒有统一天下之志，孙权反不如孙策。其实，孙策之所谓“与天下争衡”，与孙权相比是有差距的，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孙策之“与天下争衡”，不过是建立“桓、文之功”，而孙权则把它提升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我们把孙策时张纮之江都对策，与孙权时鲁肃之吴中对策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这种差距。张纮，广陵人，“孙策创业，遂委质焉”（《吴志·张纮传》），参与谋议，甚见信任。孙策在江都时，曾“数诣（张）纮，咨以世务”。孙策问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世者也…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扬，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张纮答道：“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扬，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吴志·孙权传》引《吴历》）由此可见，孙策之“微志”，不过是“扶危济乱”，“为朝廷外藩”。张纮之对策只是以“匡复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为最高目标。而到了建安五年孙权统事时，周瑜荐鲁肃于吴，“与语甚悦之…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吴志·鲁肃传》）。在这里鲁肃否定了“建桓文之业”以匡扶汉室的老套子，提出了“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的口号，这在东汉末年是最早的。而诸葛亮在日后的隆中对中仍以“汉室可兴”为号召。而且鲁肃对策比诸葛亮早七年已预见了天下三分的发展趋势，为孙权规划了建国道路：第一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第二步，“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后，孙权基本上按照这一建国方略以贯彻执行，一直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例如，陆逊建议“宽赋息调”，孙权答道：“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吴志·孙权传》）。其不以“守江东”为限，而以“定天下”为职志，溢于言表，言之凿凿。他对贺齐说：“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率舞，非君谁与？”（《吴志·贺齐传》注引《吴书》）。公孙渊的“称藩”，使他认为这个宿愿终于可以实现了。２２９年孙权称帝之前，收回了荆州，又与蜀汉建立了较为巩固的联盟关系，解除了西顾之忧之后，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二步计划，孙权便开始实施第三步计划。２２９年“建帝王之号”以后的头一件事，便是派张刚、管笃出使辽东。通辽东之举集中于其称帝之后的十年中，看来不是偶然的。通辽东便是从战略上牵制曹魏，实现其“图天下”之大计之一。公孙渊之“称藩”，增加了孙权“图天下”之期望，以为“普天一统，于是定矣”（《吴志·孙权传》）。故其不顾群臣反对而派庞大使团出使辽东。出使辽东，正是说明了孙权不以“限江自保”为囿。通使辽东有很大冒险性，从求稳角度来说，以不通为宜，但从进取角度说，则不能不试。

第四，孙权通使辽东，是其海上开拓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在评价孙权时，对于其远航夷洲

和南海的事业，均给以肯定，作为其历史功绩来看待。然而，孙权之远航夷州和南海，与远航辽东和朝鲜半岛，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它们都是孙权在称帝后大力开拓海上事业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孙吴立国于东南沿海，尽管有发展海上事业的优越条件，但是在孙权建国的第一、二阶段，他还没有可能把注意力放在开拓海上事业，到了第三阶段时，他才有可能这样做，因此，这些海上事业基本上都进行于这一阶段。２２９年孙权称帝后，当年便通使辽东，第二年（黄龙二年，２３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吴志·孙权传》）。接着，又派人远航南洋诸国。吕岱“既定交州，复讲讨九直…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吴志·吕岱传》）。此即朱应、康泰出使南洋百余国之事（参见《梁书·诸夷传》）。赤乌五年（２４２），又派兵攻打儋耳、珠崖（海南岛）。由此可见，孙权在称帝后，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海上活动，北通辽东、朝鲜，东求夷洲、亶洲，南使南洋诸国。这个活动，与孙吴进入“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的阶段，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只有把通辽东与其求夷洲、通南海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理解。人们对于孙权求夷洲一事，均加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却对通辽东一事讳莫如深，或大加贬斥，这是不公平的。论者在贬斥孙权通辽东一事时，往往以吴国臣僚之谏阻作为佐证。须知吴国臣僚不仅对孙权通辽东曾加以大力谏阻，对于通夷洲、亶洲同样也加以谏阻，而且其理由大致也是相同的，认为“得不补失”，应以江东为本，不必越海远求。（事见《吴志》陆逊、全琮传）。我们今天评价孙权通夷洲，当然不能等同于古人见识，而评价孙权通辽东似亦应作如是观。

第五，孙权通使辽东，是为了从海上取得马匹。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江左地区缺少马匹，对其军事力量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孙吴面对的主要敌人，却有充足的马匹。因此，孙权一直千方百计从四面八方觅取马匹（参见拙文《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中国史研究９１·１）。辽东地区“多马”（《吴志·陆瑁传》），其“民习鞍马”（《吴志·薛综传》）。孙权通使辽东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得到辽东的马匹。陆瑁上疏孙权说：“国家所以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公孙）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吴志·陆瑁传》）。虞翻说通辽东是“入财以求马”（《吴志·虞翻传》注引《吴书》）。陆逊也说，通辽东之举“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吴志·陆逊传》）。公孙渊也说孙权“致遣货物，欲因市马”，故“驱群马货物，欲与交市”（《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通高句丽后，一次便得到“上马数百匹”，但因“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对此，曹魏方面也非常清楚，辛毗上疏魏文帝说：“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魏志·辛毗传》）。而马匹对于其与曹魏抗衡“以图天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只有把孙权通辽东，放在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考察，才能理解其实质和意义，孙权通辽东不是一时胡涂和冲动，而是有深远目的的行动。公孙渊说：“（孙）权之求郡，积有年岁”（《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可见这是一项孙权长期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孙权通辽东遇到了失败和挫折，我们对此似亦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三、孙权经略辽东的历史意义

孙权对辽东的经略，使当时东吴政权蒙受到一些损失，付出了代价，正如其通夷洲、亶洲时也曾蒙受损失一样，但是，它对于历史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是开辟了江左直通东北地区的海上交通。在孙吴以前，北部沿海的航线已经分段开通，先秦秦汉时期已先后开通了由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的航道，由江浙沿海至山东半岛的航道。但是，由于东汉时期江左地区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还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中心和大都会，因此这条航道的来往并不频繁，而且还没有开通从江左直达辽东半岛的航路。孙吴立国江左后，这里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以建业为代表的大都会，因此有了进一步开通北部航海运输的需求。孙权频繁通使辽东，使江左与辽东地区的直通航线得以开通。这条航道，如胡三省所说：“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转料角至登州大洋；东北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淤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通鉴》卷９５）。具体来说这条航线是：从建康（今南京）沿长江东下，在长江口北端海门附近之料角转向北行驶，傍黄海海岸北行，绕过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再进入登州大洋，即威海、烟台北

部海域，再沿庙岛列岛北上，经大谢岛（即长岛）、乌湖岛、（即北城隍岛）等，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都里镇即马石津，亦即三国时期的沓津（或称沓、沓渚），即今辽宁旅顺附近。沓津在三国时期已发展为孙吴与辽东通航通商的重要港口。孙吴出使辽东的船队即停泊于此，在这里进行互市。再由此处上岸由陆路至公孙渊首府襄平（今辽宁朝阳）。

这条海道的开通，大大便利了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史称“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书》）。此后，历东晋南朝，这条航道便日益繁忙起来，成为六朝时期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交通的重要线路。出现了“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南齐书·东夷高句丽传》）的情景。有了这条海道，东晋南朝时期，得以越过北方的胡族政权，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朝鲜半岛诸国建立了交往，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孙权对辽东的经略，加速了江左与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通过这种交往，孙权除了从东北地区得到马匹以外，双方又各以“方土所出”进行互市。孙权“比年已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迂有无”（《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双方还互赠特产，辽东方面向孙权“献貂马”（《吴志·孙权传》）。孙权也以“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公孙）渊”（同上）。高句丽也曾向孙权“贡貂皮千枚，＠①鸡皮十具”，孙权则向高句丽“赐衣物珍宝”（《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这种交往，对于两地的物产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晋人孙楚在遗孙皓书中说：“昔公孙氏承藉父兄，世居东裔……不供职贡，内傲帝命，外通南国，乘桴沧海，交酬货贿，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晋书·孙楚传》）。江左以纺织品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传到了东北，东北以貂马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传到了江南。这对于加快两地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江左的蚕桑也是通过这条海道传至辽东地区的。“先是，辽川无桑，及（慕容）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之桑，悉由吴来”（《太平御览》卷９５５引《十六国春秋》）。

孙权对辽东的经略，与其浮海求夷洲一样，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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