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孙权
孙权（182—252），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东吴政权的开国皇帝
孙坚、孙策的起兵
孙权的父亲孙坚，少为县吏。史书称他“世仕吴”，又说他“孤微发迹”，孙家大概是浙东地区一个门第不算高的豪族。熹平三年（174），孙坚以吴郡司马的身份募召精勇千余人，协助扬州刺史和丹阳太守的州郡兵，共同镇压了会稽的许生起义。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中郎将朱儁表坚为佐军司马。时孙坚为下邳丞，他以跟随他的乡里少年，又募商旅及淮、泗精兵，总共一千多人，组织成他的基本队伍，跟随朱儁向黄巾军挥舞屠刀。中平四年（187），东汉政府为了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任孙坚为长沙太守：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军都被他压平。关东州郡起来讨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响应，并进军中原，成为袁木的部下。在州郡兵中，孙坚的军队是一支少有的劲旅。他曾在阳人（今河南临汝西）大破董卓的队伍，董卓迁都长安后，他又进军收复了东汉的京都洛阳。初平二年（191），袁术派孙坚往攻刘表，在围攻襄阳的战斗中，孙坚被黄祖的部下射死。
孙坚的长子、孙权的哥哥孙策，在孙坚进军中
原时，与家人徙居舒（今安徽庐江西南）。孙策在江淮间结交知名人士，与舒县大族周瑜特相友善。孙坚死后，策往见袁术，术以坚余兵归还给他。孙策因为不是袁术的心腹，故不被重用。这时割据群雄正倾其全力在中原混战，江南地区是一个没有大割据势力的空虚地带。兴平二年（195），孙策征得袁术的同意，率兵进取江东，想到那里开辟一个新天地。事实证明，这个正确的战略选择，对以后孙氏势力的发展壮大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孙策在寿春离开袁术时，仅有兵千余人，马数十匹，力量很小。他沿途招兵买马，比及历阳（今安徽和县），已发展到五六千人。孙策过江后，首先与扬州刺史刘繇发生了冲突。经过牛渚（今安徽当涂采石矶）、秣陵（今江苏江宁）等地的几次战斗，孙策击溃了刘繇的势力，占据刘繇的根据地曲阿（今江苏丹阳）。
孙氏父子在江东的名声并不好，所以孙策初过江时，“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孙策为笼络民心，下令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抢掠，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他又规定：“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这样，孙策的势力便壮大起来，军队迅速发展到两万多人。
建安元年（196），孙策南下攻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太 守王朗兵败投降。建安四年，袁术病死，其部下投奔庐江太守刘勋于皖城（今安徽潜山）。孙策袭皖，逐刘勋，袁术的部曲三万多人皆归孙策。孙策又兵临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太守华歆不战而降。策分豫章为庐陵郡（治所在今江西吉水东北）。在此前后，孙策又削平了丹阳（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吴郡（治所在今江苏吴县）的割据势力。这样，孙策就占据了扬州的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庐陵六郡，大体上统一了江东。
建安五年（200），被孙策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部下，在丹徒刺杀孙策。孙坚、孙策虽然都过早地死去，但他们却拉起了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也占据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这就为孙权在江南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权建立吴国
孙权曾随孙策转战江东，常在一起进行谋划。策死后，孙权在张昭、周瑜等的辅佐下继位。他一方面“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另方面“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使动荡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这时，北方的曹操已渐次消灭袁绍集团，席卷了冀、幽、并、青四州，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襄阳的刘表也占领了包括今湖南、湖北的荆州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成为仅次于曹操的第二大割据势力。但刘表无能，举措失宜，所以地位不稳。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战略方针，第一步即取代刘表；曹操在略平三郡乌桓以后，也把刘表作为首先要兼并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下，吴将甘宁向孙权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因此，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一举灭刘表的江夏太守黄祖。但未等孙权对刘表用兵，曹操已率大军袭襄阳，继承刘表的刘琮不战而降，荆州被曹操占领。接着，曹操从江陵顺江东下，图谋一举消灭孙权，席卷江东。出发前，他写信恫吓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样，历史上决定三国分立的赤壁大战就爆发了。
在赤壁之战中，日后魏、蜀、吴三国的主要人物都作了充分的表演。时孙权才二十六岁，但已显露出他的足以与曹操、刘备并称无愧的政治家的才干。当他听了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七嘴八舌的辩论以后，“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这是何等的气魄！在赤壁之战中，主要是由于孙权有抗曹的巨大决心，在各方面又处置得宜，因而才取得了以孙、刘五万联军大破二十多万曹军的奇迹。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主要致力于关陇后方的巩固，孙、刘两，家围绕着荆州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夺。荆州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吴、蜀都不愿放弃这个能搜刮大量兵源和物资的重要基地。荆州居长江上游，北上可以进攻曹魏的襄樊，威胁许昌，东下可顺流达孙吴的腹地。蜀若失去荆州，就被封闭在三峡以西的四川，在东面无法与吴、魏争衡。吴若不占领荆州，就时刻受到长江上游的威胁，无法确保江东。所以从战略上说，荆州是吴、蜀必争之地。而荆州对吴比对蜀还重要一些。
起初孙、刘两家为了联合抗曹，孙权同意把荆州借给刘备。当刘备跨有荆、益以后，势力急剧壮大，对孙权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矛盾趋于激化。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向刘备讨还荆州未果，即
派吕蒙带兵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后孙、刘双方妥协，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一个回合。
建安二十四年（219），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向曹军发动大规模的襄樊战役，掳于禁，斩庞德，军势极盛。关羽和孙权关系不好，扬言说，“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孙权）邪！”可见如关羽获胜，蜀对吴造成的压力当更大。起初孙权想乘机攻取曹魏的徐州，但遭到吕蒙的反对，他向孙权说，“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吕蒙的主张显然更符合东吴的利益。孙权改变主意，采取与曹魏联合，达成夹击关羽的密谋。关羽在吕蒙的偷袭下，一败涂地，荆州全部丢失。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二个回合。
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在他称帝后倾全力向吴进攻。蜀和吴有所不同：蜀处群山环绕之中，易于自守，外敌很难进攻，所以它大举攻吴，不必顾忌魏的袭击；吴与魏仅一江之隔，极易受到魏的攻击，它如对付蜀，就更得提防魏。因此，孙权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曹丕称臣、进贡，并接受曹丕赐给他的吴王封号，以避免“二处受敌”的困境。曹丕受孙权的迷惑，对吴、蜀之争采取中立。在这种情况下，吴以全力对蜀，终于在夷陵大破刘备的军队。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三个回合。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斗争，最后确立了吴在荆州的统治。
在魏、蜀、吴三国中，就其政治凭借来说，吴不如蜀、蜀不如魏。曹操和曹丕“挟天子而令诸侯”，一切以汉献帝为招牌，名正言顺，当曹丕具备称帝的条件以后，仅导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就率先当了皇帝。刘备是“帝室之胄”，虽然比较疏远，但也有兴灭继绝的称帝资格，所以当曹丕废汉献帝以后，刘备就马上宣布是汉室的合法继承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政治凭借在当时是重要的，但东吴却缺乏它。在三国中孙权称帝最晚，这当然是由于吴、蜀长期争夺荆州，孙权不得不对魏采取韬晦的策略，但也与他缺乏这种政治凭借有关系。直至夷陵之战以后，孙权与蜀恢复了联盟关系，解除了西顾之忧，又经过几年的酝酿，孙权才在黄龙元年（229）正式称帝。
孙权为什么能在江南建立起巩固的封建政权呢？从客观上来说，西汉以后江南经济有若干发展，为东吴在这里建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从主观来说，还依赖于孙权所执行的正确的政策。孙吴政权关键的战略措施，约有以下三端。
其一，尽力争取江北和江东大族地主的支持。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使一部分地主豪强在北方不能立足，便带领他们的宗族和依附农民纷纷过江，想在这个较为宁静的地区暂时躲避一下，以待机北归。如有宗族、部曲三百多口的临淮东城人鲁肃，有私客百人的汝南细阳人昌范，有僮客八百的南阳人甘宁，以及皖北大族周瑜等，便都是这一类人。他们到达江南后，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孙氏政权的建立可说适应了他们的这种要求。孙策和孙权对这些流亡地主皆曲意笼络，如孙策自称与周瑜情同“骨肉”，对吕范“亲戚待之”，孙权更师礼张昭，兄事周瑜，都是突出的例子。因此，在孙策的旗帜下就聚集了一大批北方大族，成为他渡江转战的骨干力量。这些北方大族清楚地知道，他们和孙氏政权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即“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因此，他们对孙氏政权的支持，可说鞠躬尽瘁，死心塌地。东汉末年，被称为吴郡四姓的顾、陆、朱、张和被称为会稽四姓的虞、魏、孔、贺等江东大族，都正处在迅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孙家本身就是江东的“地头蛇”，孙坚起兵时所依靠的核心力量是“乡里少年”，孙坚的兄弟孙静曾在家乡“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进行武装割据。当时散布在江东的这种豪强武装，在史书中被称为宗部或宗伍，领导它的豪强被称为宗帅。孙策和孙权如果不和这些土著豪强合作，特别是得不到像吴郡四姓这样显赫大族的支持，他们的政权就会像无基之屋，经不起风吹雨打。因此，孙氏兄弟对江东大族也尽力拉拢。孙吴政权建立后，吴郡四姓充作郡吏的数以千计。吴郡陆氏一家，前后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陆凯说：“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这些事实都说明江东大族也成为孙吴政权的重要的社会支柱了。
其二，审时度势，灵活处理与蜀、魏之间的关系。孙策临死时，对辅佐孙权的张昭等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鲁肃也对孙权说：“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这种立足江东，面向全国，有机会再图进取的策略，完全符合东吴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孙权所遵守的立国方针。在赤壁之战时期，孙权与刘备联合大败曹军，在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时
期，孙权又与曹魏联合夺取荆州。夷陵之战以后，蜀汉的势力收缩到益州，对吴已构不成威胁，曹魏成为吴的唯一大敌。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转回头又与蜀汉长期联盟，甚至当东吴的大臣谣传蜀欲背盟时，孙权则认为绝不可能，并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可见在后期孙权与蜀联合的态度是坚决的。孙权通过再次与蜀联合，不仅顺利地当了皇帝，也有效地抵抗了魏的军事进攻。孙权从联蜀抗魏或联魏抗蜀中大捞好处，就是他的上述立国方针的灵活运用。在魏、蜀、吴三国中，魏的力量最强，从长远来看，吴、蜀联合抗魏是客观的趋势，但并不排斥在个别时期吴、蜀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孙权在这个问题上看得较透，处理得较好，与刘备、曹丕相比，显然棋高一着。由于孙权对这个大问题处理较好，因此使他能“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这也是孙权能在江南建立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举贤任能。孙策临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 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事实证明，孙策认为孙权善于举贤任能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举贤方面，如出身“凡品”的鲁肃，张昭等都瞧不起他，但周瑜把他推荐给孙权以后，孙权经过考察，认为鲁肃很有才能，就重用不疑，后鲁肃成为接替周瑜的名将。吕蒙、陆逊也都是在未成名以前，即被孙权赏识，很快提拔到关键岗位的。孙权曾与陆逊在一起论鲁肃，认为鲁肃有一短二长，而“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取其长”。这种不求全责备，与曹操的“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举贤思想如出一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来曹操和孙权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都能选出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在任能方面，陈寿批评孙权对人“性多猜忌”，其实这是孙权晚年的情况，在他早年并不如此，而是能够作到推诚任之，放手使用的。夷陵之战以前，吴南郡太守诸葛瑾曾写信给刘备，劝刘备收兵议和，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吴的利益，但后来却有人向孙权告发诸葛瑾里通外国，孙权不信，说：“孤与子瑜（诸葛瑾）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可见孙权对诸葛瑾很信用。陆逊以荆州牧坐镇武昌，负责对蜀的外交，“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这说明孙权对陆逊的任用更为放手。孙权对部下很体贴，典型的事例正如孙盛所指出的：“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由于孙权重视选贤任能，而且有一套方法，这不仅使他能够罗致一批人材，也使东吴统治阶级内部比较团结。曹丕伐吴时，曾望江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孙权称帝时，蜀有人主张伐吴，诸葛亮说：“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胡三省评论说：“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有江东也”。这都说明了孙权的举贤任能对巩固东吴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权对江南的开发
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有进步，但还相当落后。这有很多原因。长期以来，北方的中央政权对江南不够重视，无疑是造成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大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过秦以前的吴、越、楚，而足以与北方的曹魏和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为了维持这个大政权，需要相应的人力、文化、技术和经济条件，这对江南的开发是有利的。由东吴开始的六朝时期，落后的江南成为与北方相对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孙权的历史功绩，主要是他在开发江南经济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推行屯田
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圻城、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地。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邻近地带，有些是在孙吴的腹地，分布很广泛。从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劳动者有男女各数万口，可见东吴屯田的规模是很可观的。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如《水经注》卷三五《江水》三称：巴“水出零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
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
新阳县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孙权对屯田十分重视，黄武五年（226）“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可证明东吴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样，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汉代江南已用牛耕，但到南朝始普及，其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也许就是东吴推行的牛耕屯田吧。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尽管它剥削很重，但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还是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征讨山越
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资治通鉴》卷五六建宁二年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说大抵有据。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仅山越人已大体汉化，而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大不相同，他们与汉族已很少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崛起的浪潮，山越在他们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官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因为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座落在山区，所以被旧史诬为“山贼”、“山寇”；又因为它们和平原地区结聚宗族而起的汉族豪强武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也被史书称为“宗部”、“宗伍”。这些山越武装小者人数以千计，大者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
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者为兵，赢者补户”的政策。东吴来自山越的兵，有史可稽者，如陆逊讨丹阳山越，“得精卒数万人”，后又讨鄱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讨丹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全琮讨丹阳、吴、会三郡山越，“得万余人”；潘璋讨建昌山越，“得八百人”：诸葛格讨丹阳山越，“得甲士四万人”，“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顾承“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张承“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等等。略计上列数字，就达十余万人，约占吴兵总额二十多万的半数。东吴的士兵都要在军屯上进行生产，“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所以，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十余万，同时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十多万精壮的劳动力。
所谓“赢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这一部分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会大大超过补兵的人数。东吴在山越聚居的邻近地区增殖郡县，就是为了安插、统治被迫出山的山越人。如建安十年，孙“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建安十二年，“使贺齐讨黟、歙，分黟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建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黄武五年，又一度分丹阳、吴、会稽“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郡县的增置是以国家控制户口的增多为前提的。
山越人民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改善了，而且由于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
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赤乌三年（240），孙权使左台御史郗俭，凿京城建业西南，自秦淮抵宫苑之内的仓城，以运输粮食，名运渎。赤乌四年，孙权又诏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赤乌中，孙权又令凿潮沟，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玄武湖。运渎、青溪、潮沟是沟通京城一带的水运线路。赤乌八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县东南）至云阳（今丹阳县西南）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段水道名破冈渎。破冈渎东南连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北与运渎接通，这样吴越运船就可直达吴京都仓城。孙权还令“岑昏凿丹徒至云阳”的水道，与吴、会至云阳的水道相接。《南齐书·州郡志》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就是指孙权时凿通的这条水道。这条水道也就是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
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吴在此设典船都尉，许多罪犯被罚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它造的一艘名为“大船”的战舰，能“容敌士三千人”；另一艘名“长安”的战舰，“船楼装高”，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孙权曾派万人船队北至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
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吴亡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达五千余艘。这都说明吴国有极强的造船能力。
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著。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江南的丝纺织原来很落后，吴时始见起色。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被列为贡品，称“御丝”。孙权在后宫设织络厂，起初生产者不满百人，孙皓时已发展到上千人，这些多来自罪犯的女徒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丝织品。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可见武昌有巨大的冶铸作坊。《宋书·百官》上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说明吴的铁冶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对岭南的开拓
秦汉在岭南都没有行政组织。西汉未的交阯太守锡光和东汉初的九真太守任延，向当地人民推广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促使岭南地区渐趋开化。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岭南无疑还属于国内有侍开发的最落后的地区之列。
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人民所杀，州郡扰乱。交阯太守士燮乘机向朝廷上表，以其弟壹为合浦太守，为九真太守，武为南海太守。士燮为政宽厚，长于《春秋》之学，北方避难的士人多往依之。士家成为雄据岭南的一大势力。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入岭南。苍梧太守吴巨不服，被步骘诱杀。步骘威声大震，合兵二万南下，在高要峡口击溃了苍梧人衡毅、钱博的狙击部队。士燮兄弟相率服从，吴始占有岭南地区。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在番禺建筑城郭，并迁州治于此。
吴在岭南建立统治后，该地所产的明珠、大贝、犀角、象牙、玳瑁、翡翠、战马等珍品，源源不绝地运到东吴朝廷，这说明吴对岭南的统治是有效的。孙权称吴王后，贬经学大师虞翻于交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这是继士燮之后又一次在岭南大规模地传播儒学文化。《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称，交州“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由此可知，左思《吴都赋》所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指的是吴交州地区。可见岭南经济的发展。东汉时在岭南置交州，下辖七郡、五十六县；吴分交州置广州，两州共辖十五郡、九十二县。州郡县的增多，也反映了岭南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范文澜曾指出，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孙权正是在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江南经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长江流域经济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权的晚年
孙权年轻的时候，很重视学习，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典籍：他掌权以后，又博览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孙权在当政的前期，在许多事情上能明断是非，处置得宜，应与他重视学习有关系。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权除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以外，在处理政事上，也犯过许多错误。陈寿评论说：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可见孙权愈到晚年，消极面愈大。孙权晚年的猜忌、残暴，主要表现在偏信奸佞吕壹和不恰当地处理孙和与孙霸之争两件大事上。
吕壹为中书校事，负责“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实际上充作孙权的耳目，对官员进行侦察、告密，深得孙权的信任。壹因此作威作福，“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丞相顾雍、江夏大守刁嘉因吕壹诬陷，前者几乎丢官，后者几乎被杀。太子登多次向孙权进谏，孙权不听，官员都敢怒而不敢言。太常潘濬见孙权固执，竟想借宴会之机袭杀吕壹，事虽未成，足见吕壹为害之甚。后吕壹又对左将军朱据进行陷害，结果事败，在赤乌元年被孙权诛杀。孙权派中书郎袁礼往告谢诸大将，并征求对政事的意见，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都借口不管民事，闭口
不言，要袁礼去问陆逊、潘濬。陆、潘虽有所陈，但“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可见东吴大臣对孙权的猜忌都存有戒心。
起初孙权立长子登为太子，登死后，又在赤乌五年立和为太子，并封和同母弟霸为鲁王。孙权表面上对二子同样宠爱，实际上则偏爱孙霸。孙霸被封为鲁王后，孙权仍使他与太子和同居一宫，待遇完全一样。后因大臣上言，“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孙权才使孙和、孙霸分宫，各置僚属。孙霸不服，到处拉拢势力，谋夺太子地位；孙和也积极反抗。两派势力的发展，造成统治集团的大分裂，“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兹延大臣”，乃至“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孙霸一党多次向孙权诬告孙和，孙权对太子越来越反感。大臣陆逊、顾谭、吾粲由于为太子辩护，顾谭及其弟承被流放于交州，吾粲被杀，孙权数次派宦官向陆逊责问，逊愤恚而死。就两派来说，孙和是受害者，也比较好一些，这一点孙权后来也逐渐意识到了。但孙权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而是采取了不分好坏、统统打击的蛮干作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太子和为庶人，流徙丹阳故鄣。反对孙权废太子的陈正、陈象遭到族诛，朱据、屈晃被各杖一百，据左迁为新都郡丞，晃被罢官回乡，“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同时，孙权又赐鲁王霸死，鲁王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也被诛杀。在这次事件中，孙权制造了大批冤案，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次事件以后，孙权立年仅十岁的孙亮为太子，这对孙权死后的政局影响很大，使它更加不稳。
为什么孙权在年轻时对大臣能推诚相与，到晚年就百般猜忌、甚至横加屠杀呢？其原因大概有二：在主观上，这是孙权晚年专制作风恶性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与孙吴时期大族势力的急刷扩张有关系。后一点需要多说几句。孙权为了拉拢统兵将领，曾实行世袭领兵制度和复客制度，又把大量土地赏赐给他们，并免税优待。孙吴的将领多出身大族，经孙权着意培植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就越来越多，势力急剧膨胀，乃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大族肯定是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因为大族势力越发展，国家的兵源税源就越少，阶级矛盾也越尖锐，给封建统治带来危机。这是历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大族产生矛盾的根源。事实证明，东吴后期中央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贺邵为吴郡太守时，曾到当地大族顾、陆诸家的屯邸检括他们非法役使的官兵和逃亡农民，许多大族被判罪，后经江陵都督陆抗向孙皓求情，才得释放；此其一。凤凰三年（274），孙皓又曾“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这些“使者”的任务和贺邵在吴郡干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此其二。由于陆凯多次对孙皓直言进谏，孙皓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因凯“宗族强盛，不敢加诛”，可见东吴皇帝对大族多有顾忌；此其三。以上三例，虽都是发生在孙皓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东吴中央皇权与大族之间的矛盾绝非自孙皓始，而是在孙权后期就相当尖锐了。孙权对大臣猜忌、甚至屠杀，在相当大程度上应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一种曲折的反映。当然，猜忌和屠杀并不能解决中央和大族之间的矛盾，从孙权所处的时代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应是曹操所制定的“重豪强兼并之法”、诸葛亮所制定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这一类抑制大族势力发展的政策，但孙权却没有制定出这种政策。这说明，就军事、用人以及开发江南经济来说，孙权的才干和历史功绩堪与曹操、诸葛亮相媲美，但在治国上则要差一些。这也许就是孙权这个重要历史人物过去长期遭到人们忽略的一个原因吧。
—————————————————————————————————————————————
本网站所收集的部分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