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两晋以降，世人论及孙权，便以“守成之主”讥之，传至今世，遂成定论。倘若细究之，其实不然。我以为孙权“定天下”之志不亚于曹操，最终走上守业之路是无奈之举。孙权一生可分为霸主和守主两个阶段，转折点是袭取荆州。促使其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部因素，也有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本文通过对贯穿于孙权一生的几件大事的分析，进而指出孙权并非世人眼中的“守成之主”，从而给孙权以客观的评价。

三国时代，龙争虎斗。历来谈论三国人物，纵谈曹操、刘备方面的居多，褒贬不一；而谈论孙权方面的却甚少，即便论及，也不过附骥而已。其所以如此，不能不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三国这段盛衰兴亡的历史受着某些偏见的影响所致。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是单纯地把孙权作为守成之主来看待，认为孙权承父兄之业，坐领江东，仅止于守成而已，没有曹操、刘备那么多艰辛的创业经历。

二是把孙权置于曹、刘两家对立之间的中间人物看待，认为孙权首鼠两端，行险狡诈，利用曹、刘争斗的矛盾从中渔利，甚至不惜出卖盟友而袭取荆州，其行为之不堪，不值一提。

第二种观点显然是不客观的：在汉末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三家争斗行权尚诈，莫不以自身利益为取舍来争衡天下，三方皆是如此，何独斥之于孙权。以此责备孙权显然是不公平的。而对于第一种观点，如果不细究的话，就会深以为然，因此这一观点就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再加上《三国演义》的影响，以上两种观点几乎成了评价孙权的定理，后世人们一谈到孙权，必以“守成”讥之。

我以为简单地以“守成之主”来评论孙权是不客观的。爬疏史料，可以发现，在其所谓“守成”之前、之中，交叉着极其复杂的因素，时刻渗透出孙权争霸天下的霸主之志。

（一）立足江东,进图天下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亦即孙策收定江东的第二年，“勇盖天下”[1]的孙策便遇刺身亡。年仅19岁的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开始执掌江东。

孙权统事后，面临着艰巨的局势： “山寇”守险抗拒孙氏。

“山寇”主要是江东“乡土势力中的中下层”，他们在汉末大乱之际，以强宗骁帅为魁首，结寨自保，成为一股股割据势力。孙氏的“入侵”，打破了他们“桃花源”般的坞堡式社会形态，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利益。因此，这些“豪帅”对孙氏采取敌对态度，从而成为孙吴的主要对手。这就是所谓山越问题。山越问题可以说是孙吴历史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山越分布的地区:
      丹阳郡、新都郡（建安十三年，孙权分丹阳郡立）。有“丹阳、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

险县大帅祖郎、焦己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2]，有“丹阳贼帅费栈”[3]，有“宣城、泾、安吴、陵阳、春谷诸贼”[4]，有永平、长平“山贼”[5]，有“临城、南阿山贼”[6]，有黟、歙山民[7]。

      吴郡。有“钱唐大帅彭式”[8]，有“丹阳、吴、会山民”[9]。
      吴兴郡（宝鼎元年分丹阳、吴二郡置）。有余杭“山越”[10]，有“永安山贼施但等”[11]，有故鄣山越[12]。
      会稽郡、东阳郡（原会稽西部）、建安郡（原会稽南部）。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13]，有剡县、太末、侯官、南平山越[14]，有新安山越[15]，有建安山越[16]。
      鄱阳郡。有“鄱阳贼帅尤突”[17]，有鄱阳乐安“山寇”[18]，有余汗、上饶、建平（上饶分出）山民[19]。
      豫章郡、临川郡（太平二年分豫章东部都尉置）有“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20]，有“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21]。
      庐陵郡。有“庐陵贼李桓、路合”[22]。
      长沙郡、衡阳郡（太平二年分长沙西部都尉置）。有张承“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说，得精兵万五千人”[23]，有“长沙益阳县（益阳后划入衡阳）为山越所攻”[24]。

始安郡（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置）。有始安山民[25]。桂阳郡。有南平山民[26]。 交州。朱符为交州刺史时，“山贼并出，攻州突郡”[27]。
      据上可知，山越分布地区，扬州有丹阳、新都、会稽、吴郡、吴兴、东阳、建安、鄱阳、豫章、临川、庐陵等郡;荆州有长沙、衡阳、始安、桂阳等郡；交州亦有山越。“山寇”守险抗拒，其范围东及于海，西达湘水，北抵长江，南到交州，遍及整个东吴统治区。孙权一上台，便“招延俊秀，聘求名士”[28]，开始了对山越的平抚。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29]。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朱治“征讨夷贼，佐定东南”，以“丹阳深地，频有奸叛”，“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30]。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西征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31]。“建安、汉兴、南平复乱”，贺齐进兵建安。“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余汗”，贺齐“进讨明等”，大破之，“临阵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率尽禽”[32]。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贺齐讨上饶。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贺齐讨黟、歙。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33]，贺齐讨破之。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豫章东部民彭才、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34]，贺齐讨平之。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鄱阳尤突受曹操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相应”[35]，贺齐、陆逊讨破之。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张承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36]。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武陵蛮夷蠢动”，零陵、桂阳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步骘周旋征讨，“皆平之”[37]。后吕岱代步骘为胶州刺史，“高凉贼帅钱博乞降”，“又郁林夷贼攻围郡县”，吕岱讨破之；是时，“桂阳、浈阳贼王金合众于南海界上，首乱为害”，吕岱讨之，“斩首获生凡万余人”[38]。
      黄武二年（公元223年），韩当“讨丹阳贼”[39]，破之。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冬十二月，“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40]。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秋七月（按：《全琮传》作黄武七年），“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全琮“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41]。
      黄武六年（公元227年）春正月，“诸将获彭绮”[42]。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春二月，“武陵蛮夷蠢动”，吕岱与潘濬“共讨定之”[43]。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秋八月，诸葛恪为丹阳太守，镇讨山越。冬十一月，潘濬平武陵五溪蛮夷。嘉禾四年（公元235年），“庐陵贼李桓、路合、会稽东冶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为乱”，吕岱“督刘纂、唐咨等分部讨击”，降随春，斩桓、厉，“大小震慑”，“三郡晏然”[44]。

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鄱阳贼彭旦等为乱”[45]。次年二月，陆逊讨彭旦等，“皆破之”。冬十月，诸葛恪平山越事毕。是年，“鄱阳民吴遽等为乱，攻没城郭，属县摇动”，“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46]，陆逊讨破之。

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夏，吕岱讨平“庐陵贼”[47]。

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冬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48]。

赤乌三年（公元240年）夏四月，“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49]。

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钟离牧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50]。

赤乌十一年（公元248年），“交趾、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刺史陆胤讨定之。“复讨苍梧建陵贼”[51]，破之。

在孙权晚年，山越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孙权对山越的讨伐：

（1）、拓展地盘，扩大了统治领域。孙氏立国，以江东为根基，进而向荆、交扩展。其新增置的郡县，大部分是占据山越的居住区域而设置的。如新都郡，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贺齐讨平黟、歙山越后增置的；鄱阳郡，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征服豫章郡山越后增置的。

（2）、扩大兵源，增强了军事力量。这是孙氏政权存在和巩固的根本。陆逊在“部伍东三郡”后，就以“强者为兵”，“料得精卒数万人”[52]；贺齐在讨定建安山越后，“料出兵万人”[53]；诸葛恪在讨服丹阳山越后，得“甲士四万人”[54]。山越成为孙吴政权兵力的重要来源。

（3）、增加民户，以供赋役。陆逊部伍三郡后，就以“羸者补户”[55]；贺齐在讨平豫章山越后，“次为县户”[56]。

综上所述，孙权对山越的平抚，不仅消除了肘腋之患，还增加了民户，从而扩大了兵、饷的来源，增强了孙氏政权的力量，这是“孙吴所以能在江南立国八十余年的主要原因”[57]。孙权因讨伐山越而取得大量精兵，这对于其争衡中原和保守江东具有重要意义。

在内抚山越的同时，孙权时时不忘其“图天下”之志。最为突出的是对淮南防线的争夺，集中表现在对合肥的争夺上。淮南防线是魏、吴两国长江防线的要冲，淮南是曹魏的对吴战略基地；合肥地处华东腹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孙吴一旦占据了淮南，不仅可以将其长江防线推进到淮北，减轻曹魏对江东的直接压力，而且可以直指中原，威胁曹魏统治的腹心，从而促进孙权霸业的实现。这便是朱桓“割有淮南，以规许、洛”[58]的战略。其过程如下：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乘新破曹操于赤壁，率大军亲征合肥，攻城“逾月不能下”[59]，曹操使张喜率一千骑兵驰援合肥，同时用蒋济之计，扬声四万之众；而孙吴别军张昭又攻当涂失利，孙权遂“烧围而走”。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孙权征皖城，俘获庐江太守朱光并“男女数万口”[60]。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与刘备争兵汉中，孙权乘机率十万大军进围合肥，攻城十余日不能下，遂引军还，在逍遥津为张辽所追破。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十月，曹操攻濡须。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军屯居巢，进驻郝溪，吴兵与之对军濡须口。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刘争战汉中，曹败，遂失汉中。关羽乘机围樊城，孙权攻合肥。

黄武元年（公元222年）秋九月，魏军分三路南下，曹休张辽出洞口，曹仁下濡须，曹真等围南郡，孙权临江拒守，追斩魏将尹卢。二年三月，魏军退还。

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冬，曹丕亲出广陵，临江观兵，望江兴叹而返。

黄武七年（公元228年），周鲂计诱曹休，大破魏军于石亭。曹休羞愤，背发疽而死。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61]。时魏军进攻汉中，遇雨而退，吴军乘隙攻合肥亦无功而返。

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孙权攻合肥新城，“不克还”[62]。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出武功，与司马懿对峙渭南。孙权以为“魏明帝不能远出”[63]，亲率大军围合肥新城，曹叡亦率水军亲征。时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退。孙权亦罢还。

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夏四月，全琮攻略淮南，“收其人民”[64]而还。

此外，孙权为了与北方的曹魏相抗衡，还将视线放到了曹魏的大后方，在“近攻”曹魏淮南防线的同时，“远交”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东吴与辽东，一在中原政权的东南，一在东北，遥相呼应，对曹魏形成南北合势，以牵制曹魏，使其首尾难两顾，从而为孙权争夺淮南创造有利形势。

建安（公元196－220年）年间首通辽东。公孙渊在给魏明帝的上表中曾说：“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储隙”[65]。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五月，孙权“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66]。

嘉禾元年（公元232年）三月，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67]。

嘉禾二年（公元233年）三月，孙权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人“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立渊为燕王”[68]。而公孙渊突然反目，劫杀使团。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公孙渊为司马懿所攻，“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69]。孙权派羊衜等人往救公孙渊，未至而渊已为司马懿所攻灭。
      孙权对辽东的经略，使当时东吴政权蒙受到一些损失，付出了代价，正如其通夷洲、亶洲时也曾蒙受损失一样，但是对于孙权却有非常的意义。首先，孙权频繁通使辽东，是当时魏蜀吴三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夷陵之役，吴蜀交恶，事后吴蜀联盟再次确立，使孙权消除了西顾之忧，得以以主要精力对付曹魏。孙权通使辽东的主要目的，便是与公孙渊结盟，形成对曹魏的包围。

其次，孙权频繁通使辽东，是在战略上牵制曹魏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战略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的。

第三，孙权频繁出使辽东，是其统一天下愿望的反映。鲁肃为孙权擘划了建国道路：第一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第二步“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70]。出使辽东，正是说明了孙权不以“限江自保”为囿。

第四，孙权通使辽东，是其开拓海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孙权通使辽东，是为了从海上获得马匹。马匹对于其与曹魏抗衡“以图天下”的意义不言而喻的。

从争战淮南，到北结辽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权绝非纯粹意义上的“守成之主”。陆逊曾建议“宽赋息调”，而孙权的回答是：“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故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71]孙权亦曾有言于贺齐：“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率舞，非君谁与？”[72]其不以“守江东”为限，而以“定天下”为职志，溢于言表。

（二）袭取荆州，由霸转守

与对魏战争的拉锯状态相比，孙权在与刘备的较量中则丝毫不落下风，表现突出的是荆州争夺战。而荆州的战略地位则是两家较量的真正焦点，其中又以江陵为主要争夺对象。

荆州“地形天险”，“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73]，“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74]；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75]，而襄阳虽非通都大邑，然“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76]，乃鄂、豫、川、陕四省交通之要冲，欲从中原南下，或欲从江南北上，不能不取襄阳，故蒯越曾有“南据江陵，北守襄阳”[77]之略。因此，诸葛亮的“隆中对”及鲁肃的“塌上策”皆以占有荆州作为实现霸业的中间环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是由荆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所决定的，然而却又势必造成孙刘两家在荆州的争夺。果不其然：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新得荆州，乘势而下，欲一举而下东吴。为抵御曹军，孙刘取得联合，败走曹军于赤壁。而刘备则乘机占有江陵及长沙、零陵、桂阳等郡，成为两国兵端之肇始。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孙权以刘备已得益州，“求还荆州诸郡”，“备不许”，而孙权所置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长吏亦“为关羽所逐”。孙权大怒，遂遣吕蒙督军二万取之，“尽得三郡将守”。时曹操攻汉中，刘备两面受敌而“惧失益州”[78]，遂遣使与孙权议和，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荆州之争暂告缓和。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闰十月，孙权乘关羽北争襄樊之机，遣吕蒙背袭公安、南郡，“二郡皆降”；又使陆逊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十二月，吴军擒杀关羽，荆州遂全为吴所占有。孙刘矛盾因此到达了不可缓和的地步并最终爆发。

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刘备不听赵云之谏，倾全国之兵，用无名下将，亲率大军东征，来争夺荆州。陆逊用计于猇亭大破蜀军，“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马良身亡而黄权降魏，刘备“仅以身免”[79]。蜀国元气大伤，不得不与孙吴言和，而孙吴虽大胜，然亦无足够之力吞灭蜀汉。至此，孙刘争夺荆州的矛盾基本解决，双方重修盟好，“西

线无战事”。

荆州之战，充分体现了孙权的霸主之志。占有荆州，这是孙吴国策的贯彻，是其称霸天下三步曲的关键性步骤。

荆州争战的如是结局，对孙刘双方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诸葛亮“隆中对”两路出兵北伐中原之策自是夭折，灭魏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而孙权虽然全据荆州，霸业由此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此后却不得不在西线部署大部兵力，并使陆逊镇守荆州，而北向中原的力量因此大为削弱，在北线，自始至终都无法将防线向上推进，始终困守于长江一线。荆州争战的结果，对曹魏无疑是渔翁得利，而孙刘两家的霸业却因此再无实现之可能，孙权从此转向以守业为主，可以说，荆州的胜利既是孙权的得意之作，更是影响其生前身后的一大败笔，并最终落得个守主之名。因此，此役成为孙权由霸主向守主转变的界点。

（三）转变之因及其影响

      孙权从霸主到守主的历史性转变，可以说是无奈之举，究其原由，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地域上来说，江南之地，“地势险阻”，“山谷万重”[80]，其民依山恃险，“难安易动”，“好为叛乱”[81]，因此山越问题可以说是关系到孙氏政权能否巩固和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孙权要想鼎足江东，进而北拒曹魏，西与蜀争，不解决山越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讨平山越才能使江东政权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外拓展。而曹操却又一再派人潜入江东来煽动山越叛乱，使得孙权“不遑外御”，难以安枕。山越的不断反抗，限制了东吴势力的扩张，直接影响了孙权霸业政策的实施，迫使孙权陷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泥潭，不能自拔。

同时，政权内部也出现了危机，一些将领甚至孙氏宗室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对孙吴政权的不信任：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被刺身亡，孙辅遣书与曹操通好，“权幽系之”。而孙暠则甚至“整帅吏士，欲取会稽”，幸得虞翻以言安抚，“消除反侧于未萌”[82]。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孙翊为左右妫览、戴员所害。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不战而下荆州，“威镇南土”，孙贲“畏惧”，“欲遣子入质”[83]。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安成长吴砀及中朗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叛乱”[84]。

黄武二年（公元223年），“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数犯边境”[85]。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士燮卒，其子士徽等“藉累世之恩，为一州所附”，而心“怀逆计”，吕岱讨平之。士徽大将甘醴、桓治等“帅吏民攻岱”，吕岱“大破之”[86]。黄武六年（公元227年）春正月，韩当子综“将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魏以为将军,“数犯边境，杀害人民”[87]。

赤乌二年（公元239年），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88]。
    赤乌八年（公元245年）秋七月，征西将军马茂等“图逆”[89]，被夷三族。

这些将领的反叛，或为孙权所破解，或北投曹魏而反攻孙吴，终究为东吴局势增加了动荡的因素，从而影响了孙权北向政策的实施。

其次，就人才因素来讲，江东之地，由于地处东南，远离历代统治中心－中原，因此经济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相应地造成了文化上的落后。汉季之乱，北方士人为躲避战火，纷纷南渡，江南的文化在其带动下，才有所发展。可以想象，在人才枯竭的状态下，孙吴政权要战胜发达的中原文化支持下的曹魏政权，可谓是遥不可及的妄想。而终孙权之世，可促成霸业者，却皆享年不永，英年早逝：

太史慈，东莱黄人，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卒，时年四十一岁；周瑜，庐江舒人，因病卒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年仅三十六岁；鲁肃，临淮东城人，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时年四十六；吕蒙，汝南富陂人，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病逝，年四十二；

至于巴郡临江人甘宁，则亡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晚于周瑜而早于鲁肃。

短短十年之内，东吴王佐之才尽亡，孙权再无“快事”可称了。而其后嗣，皆默默无闻之辈，再未出王佐英才了。这对于一位欲“图天下”的雄略之主来说，无疑是一大悲剧。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权霸业之难成可以想见。

  第三，这是由孙吴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组成的复杂性决定的。东汉末，由于牧守混战，江淮构兵，江东以顾陆朱张四姓为首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希望江东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和他们的地主武装结合起来，组织一个理想的政权，共同来维持江东的局面，这种政权的出现，不仅可以保护他们的既

得利益，更可使他们的庄园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孙权在江东士人眼里作为入侵势力，要想植根江东，必须有江东大族支持，而江东大族既然视孙氏为外来势力，力图反抗，孙权就不得不另寻支撑以对付江东大族。而皖北、鲁南一带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带领了他们的宗族、宾客、部曲南渡之后，迫切需要避难的立足点，既可以进，也可以守。于是这些跟随孙氏父子转战东南的淮泗将领作为北方派的代表就成为了孙权制衡江东大族势力的一个利益集团扮演起了“秤砣”的角色。当江东大族势力膨胀之时，孙权便利用北方集团来平衡之，而同时为了取得与江东大族的更好的合作，又不过分提高北人的地位，以免损害江东士族的利益。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政治中枢与军事中枢的任命上。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东吴第一任丞相孙邵卒，孙权立排众议，不用老臣张昭而启用吴四姓之顾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张昭曾主张降曹，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平衡两派的力量，以取得江东大族的继续支持。在军事主轴的任命上，孙权也是坚决贯彻这一原则的。在连续使用了周瑜、鲁肃、吕蒙三位北方派人物之后，孙权依吕蒙之遗荐使用了朱然，但很快便以出自吴四姓的陆逊代之，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在孙吴前期，淮泗人物是东吴政权的主轴，但由于淮泗集团在江东没有根基，这些淮泗将领一死，他们作为一个集团便不复存在，江东大族的地位遂急剧上升。而孙吴政权在失去了这一制衡力量后，孙权所代表的君权与江东大族代表的相权之间的矛盾便突显出来，暴露无遗。吕壹事件和太子和事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激发的。

⑴. 吕壹事件。

顾雍为相时，正是孙权君权强大之时，这时孙吴政治形势最好，江东大族纷纷出山，帮助孙权巩固统治。而他们则渐渐进入孙权最高政治集团内，占据了重要位置。孙权感到君权受到了威胁，就开始用别的力量去制约相权及江东大族的势力，吕壹便登上了江东政坛。时“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官府及州郡文书”[90]，监督大臣们的行动。吕壹等人深知孙权的用意，于是大肆诋毁丞相及众多大臣，“壹曰丞相顾雍过失，吴主怒，诘责雍”，又“壹诬白故江夏太守习嘉谤讪国政，吴主怒，收嘉”[91]。对吕壹所言，孙权深信不疑，可见吕壹所为实际上就是孙权的意图，无非想藉此打击迅速上升的江东大族势力。以后，由于打击面过宽，激怒众多，大臣纷纷将矛头指向吕壹，实际上却是指向孙权。孙权只好抛出替罪羊，并“引咎责躬”，“告谢诸大将”[92]。这一次斗争，以君权的失败而告终。

⑵．太子和事件。

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孙权立第三子孙和为太子，又封孙霸为鲁王，“二宫并阙”[93]，“礼秩未分”[94]。鲁王霸觊觎太子之位，遂藉此机大募宾客，广结私党。于是“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95]。孙权借这二宫之争，趁机大肆打击江东大族。“权由是发怒”，吾粲“下狱诛”，顾谭“徙交州”[96]，同时，“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97]。在逼死陆逊后，孙权对失去领袖的江东大族进行了全面的打击。“群司……诛放者十数”，同时“赐鲁王霸死”，并“诛全寄、孙奇”[98]等。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孙权废太子孙和，立少子孙亮。

通过“太子和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孙权之君权与江东大族之相权矛盾很深，“吕壹事件”不仅没有清除两者的矛盾，反而由于孙权的失败使这一矛盾更加深化；孙权在处理二宫之争时，欲擒故纵，“沉吟者历年”[99]，等待时机成熟，给予江东大族势力毁灭性的打击，从而确立君权的至高权威。

总上，可以说，孙权与江东大族的矛盾与山越问题一起构成了孙权霸业的掣肘之难。这两个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孙权的霸业就一天不能实现；而这两个问题基本解决的时候，孙权却已是年老志衰，壮心不再。

最后，从魏、蜀、吴三国的综合国力上来看，孙权最终未能一统天下，是三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三国之中，以魏最强，吴、蜀次之。曹魏广据北土，“三分天下有其二”，占据了作为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而天下人才，莫盛于汝颍；蜀据益州，居长江上流之势，易守难攻；孙吴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广大领土，“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100]，且与蜀唇齿相依。魏欲伐吴，必先灭蜀，以“藉上流之势”[101]，蜀灭则吴必不保，是故吴蜀联盟，“依阻山水”，辄有“难拔之势”[102]，曹魏对之则无可奈何。其后蜀虽为魏所攻灭，实因频出北伐却空耗国力，徒生民怨，明知不可为而勉

强为之，实开蜀汉亡国之端。反过来，吴蜀两家联守有余，但要攻灭曹魏却非易事。中原之地，“骁骑所骋”[103]，而马匹又为南方所缺，逐鹿中原非其所长。沈约对此曾有议论：南方政权，“举天下以攘之，而力尤未足也”，究其原因，“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长短，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楩柟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谓毡裘之民，可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104]。要之，魏、蜀、吴三家任何一方要想实现统一，其条件都是不成熟的。最终由司马氏打破三国鼎立的均势一统天下，而不是魏、蜀、吴三者之一，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谓“瓜熟蒂落”，是之谓也。

上述种种因素把孙权从梦想拉回到了现实，孙权“自量其国之力，不足以毙魏”，遂安于偏霸之业。孙权的这一转变，一方面，注重于政权内部的建设，江南经济由此得到开发，为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三国分立的局面得以持久，这对于维持狭义上的和平局面是有积极作用的。

余论

      在探清了种种因果之后，我们再来评价孙权，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孙权之经略辽东，非为“失计”。东吴与辽东，一在中原政权的东南，一在东北，遥相呼应，南北合势，对曹魏造成战略上的南北夹击。公孙氏割据辽东，东有高句丽、西有曹魏，为了在辽东立住脚跟，就需要争取孙吴的援助；同样，孙权为了与北方的曹魏相抗衡，也需要联合公孙氏，以牵制曹魏，造成南北合势的有利形势。所以说孙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守成之主”，使使辽东，正说明了“鼎足江东”、“限江自保”不过是其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的基础和条件，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图天下”。

所谓管窥一斑，可见全豹，孙权非惟“守成之主”，其义自明。“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雄略之主孙权，虽有“句践之奇”，最终未能成就句践之霸业，却落了个守主之名，黯然收场，岂不正是历史同人们开的一个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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