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邦，出生于新城县新登乡（今浙江富阳胥口镇）一个世家大族的家庭里。六世祖孙陟，世居新城县太平乡百丈村。历官吴越国杭州刺史，加检校尚书，防御常州，为吴越建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后征讨寇盗，率兵督战，不幸为飞箭射中眼睛，战死沙场。

    孙邦出生于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聪慧多智，诗文俱佳。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高中金榜。然而，当时北宋的统治岌岌可危，宋徽宗也无心打理国政，因而孙邦未被授官录用，只得赋闲回到胥口老家。

    靖康元年（1126），金国军队攻占东京（今河南开封）。次年，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去，这就是“靖康之难”，北宋结束。宋徽宗之子、宋钦宗之弟赵构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即宋高宗，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宋高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招揽英才，“应选人并循资”，“十二月，丁巳，诏诸路提刑司选官，即转运司所在州类省试进士，以待亲策。”孙邦因而于建炎二年（1128）被征召为行在大学录。“行在”为皇帝出行所居之地。第二年，即建炎三年（1129），正式授职任婺州（今浙江金华）州学教授，掌管学校课试等事。

    当年十月，金国军队渡江南下，宋高宗退守越州（今浙江绍兴）。

    金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完颜部建立起来的国家，正处于强势，因而不断渡江南下，威胁着南宋的统治。

    当时，任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府的沈晦移守婺州，正遇上成皋率军入侵。婺州州学教授孙邦出谋划策，提出乘敌军立足未稳之际，率兵突袭，并自告奋勇请求率兵出击。沈晦同意了孙邦的计策。于是，孙邦率领民兵数百人出城突袭敌军，但由于民兵缺乏正规的训练与作战经验，结果被打败。沈晦迁怒于孙邦，想要斩杀他。这时任浙东防遏使的傅崧卿也在婺州，就单骑冒险前往成皋军营游说，劝降了成皋，最后沈晦释放了孙邦。

    孙邦虽然打了败仗，但他的谋略和勇武令人敬佩。后来，孙邦被调入朝中，任左文林郎新敕令所删定官，负责修改、审定律令；不久又升任为左朝奉郎，与右奉议郎鲍贻逊同领防托司之职。

    因南宋初立，边境未安，宋高宗时常外出巡视各地军营，而在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设置防托司，由右奉议郎鲍贻逊任浙西防托司提点官。鲍贻逊以防托司之名，征募、召集四乡的民众，聚集于寨栅，严重扰乱了百姓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百姓不堪骚扰，苦于言说。同领防托司之职的孙邦认为这是扰民之举，反对这样做，然而遭到了鲍贻逊的侮辱。后虽经临安知府梁汝嘉置酒劝解，孙邦也以大局为重，两人重归于好。但鲍贻逊的所作所为，使民众十分惊怪、反感。果然不久后，鲍贻逊被罢免了官职。

    绍兴四年（1134），龙图阁学士章谊等人上奏，请求任命左朝奉郎孙邦为充奉使书状官，出使金国。

    当年早些时候，章谊作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与给事中孙近为副使，一起出使金国。章谊、孙近到达金国军营，“与粘罕、兀室论事，不少屈。”理直气壮，不为所难，反唇相诘，使金国感到理屈词穷，被迫屈服。章谊回国后受到宋高宗的嘉劳，擢升为刑部尚书。不久后，章谊等人举荐孙邦为充奉使书状官，以吏部郎中的身份出使金国。

    孙邦作为南宋的使节出使金国，肩负着国家的使命，民族的重任。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以一个弱国的使节出使，决不能辱没了国家的尊严和自己的人格。孙邦曾到吕城，拜谒六世祖“孙陟庙”，并留题于壁，写下了《吕城谒祖庙》诗：

吾祖持兵镇此都，投身九死定全吴。
一朝流矢中眸子，千载忠魂列霸图。
墓木但遗枫合抱，庙庭还有像完躯。
英雄未必输张许，青史功名定有无。

    “张、许”即唐朝忠烈张巡、许远。许远为新登乡贤，“安史之乱”时，坚守睢阳，抗击叛军，不屈而死。以许远誉远祖孙陟，也表明自己要像远祖孙陟一样，建功立业，“青史功名定有无”。而这次孙邦出使金国，果然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章谊，字宜叟，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进士。章谊对孙邦的才学与胆识很赏识，多次举荐孙邦。绍兴六年（1136），以龙图阁学士出知平江（今江苏苏州市）知府的章谊入朝应对，论及平江百姓所受困苦的原因时，指出“在于催科之无法，税役之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遂使下户为之破产。” 想要革除“催科”、“税役”这二弊，而监司、郡守、县令相互推委，酬应多方，办事不力。“伏望明降诏旨，专委通判一员，均平税役，先开首原之路，次举告陈之令，询考钩稽，责以期限，赏信而罚严，则二弊可革，贫富俱安，公私共济矣。”他又一次想到了孙邦办事果断，措置有方，希望朝廷任命孙邦添差通判府事。“添差”是员额外增添的差遣。孙邦措置了革除二弊的方案措施，后因故没有成行，而被升任为太常博士。

    绍兴七年（1137），宋高宗的父亲宋徽宗病逝的消息传来。其实，宋徽宗早已于绍兴五年（1135），就病死于金国五国城了。消息传到都城临安后，宋高宗躬身行孝，守三年之丧。太常博士孙邦请求主持受誓戒日，皇帝率百官、禁卫等，暂时换上吉庆的礼服，举行入太庙、行明堂大礼。仪式结束后，宋高宗退还内殿，继续服丧守孝如初。

    绍兴九年（1139），孙邦调任户部员外郎。八月，又上书宋高宗：“私酤条已免拆屋茶盐，尚有籍没法亦乞蠲除。”请求进一步废除“籍没法”，保障百姓的权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高宗皇帝回复说：“法若果弊，固不可不亟改。若行之已久，无甚大害，且循祖宗之旧可也。”孙邦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私酤条已免除拆屋茶盐税等，还是有孙邦的一份功劳的。

    孙邦办事秉公守法，很讲原则，深得士民的拥戴。一直以来，孙邦与章谊、孙近的关系较为密切。绍兴八年(1138)，章谊病逝后，孙近依附于秦桧主张和议，成为了秦桧主降派的一员。

    孙近，字叔诣，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崇宁进士，五年（1106）复中宏词科。建炎元年(1127)，任绍兴知府。累迁吏部侍郎、直学士院，随从宋高宗驻跸建康。后来，秦桧控制了朝政，孙近附秦桧主和，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有“伴食宰相”之称，对金使卑躬屈膝。

    而这时，孙邦因不愿依附于秦桧，而受到了排挤，被外放到江西路任转运判官。

    但到了绍兴十一年（1141）夏四月，金军侵犯淮西之时，孙近请召张浚都督诸军，“秦桧大恶之”，因而也被罢免官职，随后又责令流放到漳州居住。

    面对失落的官宦生涯，心有不满的孙近，“每对客谈，即云缘与陛下、与秦桧议边事不合。”而遭到了贬斥。当时任江西路转运判官的孙邦与福建路转运判官董将，对孙近的遭遇表示同情。孙邦素与孙近关系较为密切，且对秦桧尔虞我诈、排斥异己的行为有深刻地认识，再加上都是同病相怜，因而对朝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却遭到了秦桧一派的攻击，认为孙近不过是“掠虚美于一己，嫁实怨于君上。”而孙邦、董将也受到指控，“二人阴怀怨望，至于鼓饰浮言，撼摇军政。”被认为是孙近一派的“死党”，最后一同被罢官免职。

    孙邦因为与孙近关系较为密切，至此，被认为是孙近的“死党”，既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更影响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而实际上，孙邦在孙近依附秦桧主张议和时，不仅没有附会他们和议，反而还受到了排挤。而在孙近罢政后，又受到“阴怀怨望”，“撼摇军政”的指控，最后竟被革职罢官了事。

    孙邦罢官后，回到了胥口老家，隐居在崤山下。孙邦在当世以文学闻名。建炎二年（1128），被征召为行在大学录，临行前即应邀写了《宝乘寺结界记》，此文收存于《新登县志》中。

晚年，孙邦以新登“崤山”之名，集著为《崤峰集》，可惜今已散佚，《全宋诗》及《新登县志》中还收录有诗数首，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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