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林家有教授是孙中山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声名卓著的学者。为把孙中山研究引向深入,林教授专门著文,对于孙中山研究作为专门之学,其学科定位、研究范围、今后的发展及其名称等问题,提出了非常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本刊特发此文,以期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思考和讨论。
孙中山研究的重要性人所共知,近百年来,孙中山研究取得的成绩也极为丰硕。直到今日,孙中山研究还在被学界称为“显学”,并有人提出要建立“中山学”,将孙中山研究进一步向深层次推进。在此,我想发表些不成熟的意见供参考。
一、“孙学”的定位
中国大陆迄今尚未使用“中山学”此词,连“孙学”一词也未通用,一般习惯称为孙中山研究。“孙学”在台湾学界早已使用。据我所知,1990年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杨日旭先生主持的“中山学术研究所”,便以“大陆对于‘孙学’之研究与定位”为主题邀请大陆的章开沅、金冲及、张磊、黄彦、姜义华、林家有、袁伟时、方式光、徐辉琪、李兰苹,以及台湾的李云汉、崔垂言、朱浤源、魏萼、姜新立、周继祥、廖立宇、何金铭、张亚国等学者就大陆“孙学”研究与定位撰写文章进行讨论。这些文章以《大陆对于“孙学”之研究与定位》专号发表在台湾高雄“中山大学”主办的《中山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90年12月出刊),共有201页之巨。
杨日旭先生为《中山社会科学季刊》这一期专号写了《编者的话》。杨先生在文中说:决定出版以“大陆对于孙学之研究与定位”为主题的专号系基于几点考虑:
第一,对中山先生的崇敬。中山先生不但是在
台湾的中国人所尊敬的政治家,而且是大陆的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侨华人所最敬重的政治家。他毕生以“天下为公”的精神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在全中国奋力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繁荣愈艰苦的时候,有思想的中国人就愈怀念他,特别是我们在学术界从事研究的同仁。
第二,对学术研究的执著。自1949年以来,大陆学术界研究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所获致的成果与经验,是在海峡此岸研究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所深感兴趣的。
第三,对未来中国的理想。在台湾与大陆经过40多年的分裂,共同追求未来中国统一,达成中国现代化的指标过程中,中山先生思想所扮演的角色及所能发生的影响,也是研究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所深切关心的问题。因为中山先生一生的事功不仅是限于思想理论的,更最主要的是要实际执行的。中国的统一与现代所遭受将近半个世纪的动乱分裂的惨痛经验,应使全体中国人痛定思痛,虚心反省,大公无私,有勇有谋,为21世纪的统一中国的现代化,建立一个具有前瞻性而具体可行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的共识体制,不要再牺牲宝贵的时光,浪费中国人的智慧和忠厚,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团结在一起,立下誓愿,使中国永远不再受外强欺凌压迫,并使中国成为民富国强的一个世界上最爱好和平与人为善的民主大国。①
杨先生在10余年前提出建立两岸“孙学”研究的原因 ,至今看来仍然是相当实在的,符合事理的。所以,建立“孙学”研究的体系和加强对孙中山及与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孙中山,更重要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富强,以及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经历了政党轮替,以及去中国化政治的冲击,对孙中山研究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一些人把中华民国的“国父”视为“外国人”,但这是逆流不是主流思想。多年来,台北“国父纪念馆”仍然坚持“孙中山与现代中国”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基本上是每年1次,已经开了10多次,并出版《孙学研究》不定期学刊,现已出版了5期。而在此之前,台北又再版张益弘著、孙科校订的《孙学体系新论》上中下册,就孙中山的“本体论”、“民生史观”、“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四篇进行陈述②。可见,“孙学”在台湾已经广泛流行了数十年。章开沅先生在他的《大陆对于孙学之研究与定位:回顾与前瞻》大作中也认为:“‘孙学’一词是可以成立的,正如在古代有孔学、墨学,宋明以后有程、朱、陆、王之学,近世又有章、黄之学等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博大恢闳,包罗诸多学科领域,影响又远远超过他所处的国界与时代,自然可以称为‘孙学’。”③
我们用不着去讲很多道理,中国人都会明白研究孙中山的重要性、必然性,以及建立“孙学”研究体系,明确研究孙中山的内涵及建立“孙学”研究基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大爱国者、中华民族的英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近代化先驱。他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既是实践家,又是从事著述指导实践的理论家。由于他专注于革命事业,并未就他的学说在著作中整体性地表达出来,所以人们对孙中山的学说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和理解。但他的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借西学、西制,建构现代功能的国家建设方略,以及实行宪政、发展实业、落实民生、共进大同、“天下为公”的理想,则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学说思想,基本上都是围绕当时的国情和面对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而展开探索的。孙中山作为中国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英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他一生致力于革命,其学说思想,主要也是面对中国被列强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以及中国的积弱和民生困楚,为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富强,怀着“济弱扶倾”的志愿,促进“世界大同”和“天下为公”而展开探索的。可见,孙中山的学说,乃为救中国,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和民族复兴而作。他曾自称其学说为“革命学”。并亲自撰写《孙文学说》和《建国方略》等书,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与方略。可见就其内容而说“孙学”就是“革命”和“建设”国家的学说和方略。台湾学术界则称“孙学”为“革命学”和“国家发展之学”?譼?訛,并因之将原“三民主义研究所”、“中山学术研究中心”、“中山学术研究所”,纷纷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
“孙学”已在台湾流行数十年,谈到“孙学”谁都知道是指孙中山的学说。我们大陆虽没有使用“孙学”一词,但孙中山研究也进行了数十年,谈孙中山研究谁都会知道是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和事功。现在有没有必要来建构一个“中山学”的体系,似可以进行再研究和斟酌。如果有必要就用“孙学”好了,这样一来可使两岸的“孙学”研究更加趋于一致,不要又用一个新的什么“中山学”来扰乱我们的界限,糊涂了我们的思想。如果说用“孙学”不是创新,那我则主张用“孙文学”,不用“中山学”名词,似更符合孙中山之意。为什么?因为“孙文”是孙中山的名字,“中山”不是孙中山的名,而是日本人的姓。“中山”一名是光绪23年,即1897-1898年孙中山旅居日本时由友人宫崎寅藏及平山周陪同,访晤犬养毅(后任日本首相),在投宿旅舍、登记姓名时,为避人耳目,平山周因适才经过一家“中山侯爵”宅院,遂随笔写上“中山”二字,中山乃日本姓氏,正想要补上名字时,孙先生忽夺其笔,续写一“樵”字,并告诉平山周:“中山樵乃中国山樵也,寓有在野狂狷之意。”于是日人、国人中多有称中山先生者,其实孙中山本人并不喜欢以日本姓为名,而喜欢署名孙文,海外则通行孙逸仙。如果一定要用他的名建构他的学说则可用“孙文学”,不可用“中山学”。因为“中山学”除上面讲到的原因外,如作为一个“关键词”还有许多含糊不清的语病,因为“中山”有中山大学,有中山陵,有中山县、中山市,还有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馆、中山路、中山公园等等,“中山学”是属于什么学,难以给人明晰的概念。所以,孙中山的学说,还是以“孙学”,或“孙文学”定位较为符合孙先生的本意。
二、“孙学”的内涵
“孙学”的内涵是根据我们对孙中山的历史定位而定,既然他是爱国者、中华民族的英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那我们就要围绕他的爱国思想和行动,以及他为振兴中华、复兴中华、革命救国和从事国家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展开对他的研究。也即是说,要研究孙中山爱国、革命、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他的事功和影响。当然还要评述几十年来孙中山研究成果的正误是非,以及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对学术和当今中国建设的启迪和作用。
第一,关于孙中山的思想。
孙中山的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思想,这是“孙文学”思想的核心。他的三民主义思想的来源、形成、发展,构成庞大的思想体系,他的后三民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不同影响则又是一个复杂的、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过去国共双方都争孙中山思想的继承权和孙中山思想诠释的主导权,因而又产生所谓“真假三民主义”和有无新旧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之争。这许多问题,特别是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又与共产国际、苏俄有关联,孙中山晚年的黄埔建军和国民革命都与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相联系,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国共两党和学者关心,并分歧明显的课题。
与孙中山革命思想相关的是他的革命哲学、建设哲学思想,以及他的政治思想、民族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文化思想、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思想,即我们所讲的近代化思想都是孙中山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这些都是“孙文学说”的重要内涵,是必须要首先涉及和注意研究的问题。
第二,关于孙中山的事功。
孙中山的思想是同他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19年5月20日,邵元冲问孙中山,“先生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诸籍,皆笃嗜无倦,毕竟以何者为专?”孙答:“余无所谓专也。”邵问:“然则先生所治者究为何种学问耶?”孙答:“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譽?訛孙中山治“革命学”成就了他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和为晚年的国民革命统一中国奠下了基础。所以,毛泽东说孙中山为中国建立了两个“丰功”伟绩。然而,孙中山还有一个重大的事功是他的近代化建设事业。孙中山是革命家,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风尘仆仆只为革命奔走的革命家,而是一位成就斐然的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孙中山认为革命是必要的,因为不革命就不能搬掉阻碍中国进步的“陈土”,但他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不存心建设就用不着革命,所以通过革命扫除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全力建设中国使中国富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大同”理想是孙中山学说的另一个重大内涵。
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是必要的,不革命就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民主,建设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但这只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主题,还有一个历史主题就是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促使中国由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变封建专制为民主政治,变旧文化为新文化,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文明的、进步的、和谐的幸福社会。革命和近代化的中心不一样,革命是指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近代化是指发展生产力,以及管理社会的方式和手段的科学化。但两者又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离不开后者,而后者也离不开和不排斥前者。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与实践同他的实业建设和建国方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影响同样重要,我们研究孙中山不能只重视他的革命,而忽视他的近代化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关于孙中山个人与他的团体和团队。
革命从来就不是个人的行为,它是阶级对阶级,或民族对民族的集体行为。革命者有他的团体和团队,反革命者也有他的团体和团队,而革命的胜与败都离不开他的团体或团队,即领导者和他的决策者的正确与错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由革命开始时的兴中会到革命高潮时的同盟会和后期的国民党,都主动地承担了组织和领导革命的任务,并取得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胜利,但后来革命的结果还是不能够将共和民主的制度巩固起来,革命还是失败了。然而,革命的政党或团体都是由人来领导的,所以,革命胜败的关键都在于人,在于他的领导集体或团队的思想正误,指挥是否得当,或领导才能和道德品格的情况如何。革命的领导者与参加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利益之间的平衡,以及个人之间魅力的作用。在孙中山革命的过程中,他也有用错人和做错事的情况,也存在一心为国为民与野心家对名利的追求所发生的矛盾。孙中山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也存在处理不当,或存在个人意气的缺点,所以在中华革命党时期,以至于后来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和国共合作时期的领导体制,都存在党及孙中山对党人行为的制衡与反制衡这样与那样的杯葛。研究孙中山的团体、团队、战友,他与国外的政治团体、朝野人士,以及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政治、军事顾问之间的关系,也是“孙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关于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及其家族。
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他的家庭同珠江三角洲许多农民家庭没有两样。他本人在幼年时虽有其叛逆的个性,但也不显得特别聪明。可是由于他幼年有机遇到夏威夷接受教育,后又有机遇到英国的殖民地、离家乡不远的香港完成中学、大学学业。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历史的开拓者自有其个人的条件和机遇,但与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文化土壤也有关系。珠江三角洲华侨众多,邻近港、澳,信息较为畅顺,文化多元,人们的观念比较开放,个性坚强,敢于闯荡世界,但又能刻苦耐劳。孙中山的成长和贡献离不开他的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研究孙中山不能不追索他的家世源流,以及所处的历史文化因缘。
孙中山后来又成就了一个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家庭,他与他的结发之妻卢慕贞、革命伴侣陈粹芬、妻子宋庆龄,以及他的儿子孙科,孙科的3位夫人(妻子陈淑英、情人严蔼娟、二夫人蓝妮),孙中山的两个女儿孙娫、孙婉。还有孙科与陈淑英的后代,孙科与严蔼娟的后代,孙科与蓝妮的后代,孙婉的后代等等,构成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直到今天仍有远大影响的家庭。?譾?訛研究孙中山当然不能不研究他的家庭和家族。
第五,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历史评述。
孙中山研究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至今将近百年。孙中山是世界性人物,他的思想具有普世性和世界性。所以,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也具有普通性和世界性。近百年来研究孙中山的人很多,公开出版的成果也举不胜举。研究孙中山的成果属于学术性的居多数,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孙中山的经历、思想,孙中山与世界各国及有关人物的关系多个方面。当然也有很多受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纯是宣传性的成果,这些作品学术水平低下,甚至被扭曲了的作品也不少。作为学术,我们不能老是重复过去,做老课题重复陈词滥调,学术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但创新也不能离开历史的真相去瞎说一气。所以,作为一种学问或者学说,回顾过去,梳理出过去研究成果的正误和是非,找寻创新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不仅是学术史上所必须,也是坚持学术规范所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原则。
第六,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当代意义和孙中山的思想遗产。
孙中山给中国留下两个主要遗产: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一个是他的巨大精神遗产。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缔造的,从中国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算起迄今已经有104年历史的老党,有学者称其为“百年老店”。100多年来,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及其执政与失败都跟其对孙中山思想的态度有关。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在一个相当时期,表面上都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孙中山的遗嘱》等遗教,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和富强的社会而努力。但由于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执行一条独裁专制和反民主的路线,而众叛亲离,结果坚持贯彻孙中山爱国民主思想的国民党左派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坚持与独裁的蒋介石集团斗争,国民党最后败退台湾。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也已经历了60年,这60年的国民党有成功也有失败,这其中的原因复杂,但跟对孙中山建党理念的背离和执行不无关系。对孙中山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抱什么态度,对中国抱什么态度,都对中国国民党的团结与分裂,乃至丢失执政权有关。这也是“孙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研究孙中山不可能不研究他的建党理念、建党的思想主张,以及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演变对国民党执政和兴衰的影响。“孙学”与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不同,但也不能完全割裂。
孙中山遗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用之不尽的,对当今中国的建设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振兴中华”是孙中山提出的口号,中华民族概念也是孙中山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对外宣言中宣布的,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国家、复兴中华、富强中国是孙中山对中华民族重要的贡献。他有关整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识强中国的理念,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愿望和追求的理想。
其次,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实现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和谐,孙中山也有突出的贡献。在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融合与创新,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与改造,对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学问是强国的根本,以及对强国富民、经济建设与福利社会的追求,社会政治意识与社会变革,民族平等观念,国权与民权并重思想,博爱与爱我中华,“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等方面,孙中山的思想对当今的社会建设都有重大的启迪。
再次,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要文明共享,共同进步,反对霸道侵略行为是孙中山的精辟论断。现在都讲“全球化”,孙中山时代只讲“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没有“全球化”概念,但孙中山具有“国际主义”的“全球意识”或称世界意识。孙中山由对世界的文化切入认识本民族在文化上的优劣,进而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去透视世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政策造成了世界的不公和不平等,认识到只有所有民族、国家都建立和平的、平等的关系,实现“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共享世界的物质、精神文明,才有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新秩序,孙中山提倡要用东方的“王道”精神去反对西方的“霸道”行为,通过“济弱扶倾”的政策,支持弱小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去建构世界新的秩序,造成共存共荣的世界新格局。这是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处理世界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新思维对于当今处理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作用。所以,研究孙中山不能不研究孙中山的世界观及其认识和解决世界问题的理念、思想和主张。
总之,孙中山是一个世界性人物,他的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思想体系中包涵的多元文化因素,使他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西方现代文明结合产生的革命学说、建国方略、处事原则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具有普世性、世界性。孙中山的知识渊博、理想远大、意志坚强、品格高尚,以及他的公仆精神、服务意识、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情怀,以及开放进取、强国富民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孙文学”是认识中国,复兴中华,以天下为己任,不断地寻求中国富强的发展道路,并发展自我,面向全球,建设和平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策和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学问。它包含众多的学科和多种学问,是一个已经开发,并可以继续开发的“富矿”。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责编 刘则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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