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是一部官修史籍，书成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新唐书》比《旧唐书》增加了不少新的史料，其中《宰相世系表》是我国二十四史中唯一记载皇族以外显官贵族的谱系集成，共辑存唐代三百六十九位宰相凡九十八姓自古至唐的世系，成为后人了解与研究这些显官贵族家世传承的重要史料，有很高的史学价值。然而，随着宋代辨伪学的兴起，先后有学者洪迈、牟庭、沈炳震等对《宰相世系表》提出质疑，认为《宰相世系表》存在“庞杂淆乱，不可究诘；合之史传，不胜究摘”的问题。是“吕秘书之（不）慎，亦欧阳学士之疏矣。”

妫姓孙氏传承至唐代，出了孙处约、孙偓两位宰相。由此，其家族世系（上溯受姓始祖，下至唐代中期）被收入《宰相世系表》，使人们得以了解妫姓孙氏之世系源流，成为后人研究孙武家世的唯一官方史料；同时也成为唐朝以后历代妫姓孙氏族人纂修宗谱的依据。然而，笔者多年来通过搜采并研究孙氏谱牒、墓志，确信洪、牟、沈三位学者对《宰相世系表》的批评切中了要害。

   一、 《宰相世系表》称：“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

此一世系为南宋学者邓名世、邓椿全盘采用。邓氏父子所著《姓氏书辨证》中，仅改动一字：“恒”改“常”。其实，这段世系是有问题的。

1.世系传承与《左传》、《世本》、《史记》不合。

《宰相世系表》与《姓氏书辨证》中田完之后世系如图所示：

而《左传》记载，如图所示：

《世本》记载，如图所示：

《史记》记载，如图所示：

显然，上述世系中，田完至桓子无宇一段，《宰相世系表》与《姓氏书辨证》采用了《左传》、《世本》、《史记》之说，但在桓子无宇之后，明显与之不合。

2. 恒（常）实为僖子乞之子，桓子无宇之孙。

恒，《左传》称陈恒、陈成子，《史记》称田常、田成子。《宰相世系表》与《姓氏书辨证》称恒为桓子无宇之子，但是否如此，只要读一读《左传》鲁哀公十四年、鲁哀公十五年、鲁哀公二十七年记事以及《史记》所载就清楚了。《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

“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鲍牧与齐悼公有郄，弑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于是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简公立四年而杀。于是田常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可见田常（恒）是田乞之子，桓子无宇之孙。

按《史记》记载：田乞卒，其子田常（恒）代立，时在齐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田常（恒）弑简公，立简公弟骜为平公，时在齐简公四年（公元前481年）齐宣公八年（公元前448年），晋国发生“三晋杀知伯”，是年，为田盘接替相位的第四年。可知，田常（恒）卒于齐宣公四年（公元前452年）。如以《宰相世系表》和《姓氏书辨证》所云：田常（恒）为田书之兄，那么，又何以解释早在七十一年前，其“弟”田书参加伐莒，并由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又何以解释早在六十年前，其“侄孙”孙武以兵法见吴王？若以田书伐莒时年龄为五十推算（注：这个年龄仍不能符合孙武见吴王时的最低年龄要求），则田常（恒）死时的年龄在百岁以上。岂非笑话？

3. 孙书之后的世系与《世本》也不合。

《世本》是一部先秦典籍，成书于战国时期。唐代称《系本》、《代本》。此书记述上起黄帝，下迄战国时期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氏族世系，兼及姓氏、居所、制作、谥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宋代亡佚，清代八位学者从传世文献和古籍中辑出，各成系统，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取名《世本八种》。

关于田完世系传承，《世本》记载与《左传》相同。其中，《秦嘉谟辑补本》对田桓子无宇之子“书”之后的世系作如下记载：

“子占氏：陈桓子生书，字子占之后。陈桓子生子占书，书生子良坚，坚子以王父字为氏。”

以《世本》所记，“书”为桓子无宇之子。然而，书（字子占）生坚（字子良），坚之子以王父之字为氏，则其后嗣应称“子占氏”。宋代史学家郑樵《通志·卷二七·以字为氏》亦称：“陈桓子生书字子占之后也”。“子占”成为中华姓氏中的一个复姓，就像“司马”“诸葛”“欧阳”等复姓一样。如此说来，书之子，坚之后，已从大宗（田氏）中分出，自立门户（子占氏），又何来以“孙”为氏？至于孙书→孙凭→孙武的世系，则明显地存在着年龄上的矛盾：

①孙书参加伐莒与孙武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间隔只有十一年，说明两人活动年代大体相同。

②孙凭位居齐卿，年龄不会低于四十岁。孙武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在阖闾面前自称“外臣”，说明孙武入吴前原本就是齐国的一位卿士。从兵法如此成熟看，孙武向吴王献兵书时的实际年龄接近或超过“不惑”之年。

③三十年左右为一世（代），是我国汉民族世系传承的基本规律。孙武见吴王时的年龄如定为三十岁（取最低年龄），再上推至孙凭、孙书两人的年龄，矛盾就出来了。

如图所示：则

①以孙武生于公元前542年，孙凭生于公元前572年，按《礼记·曲记》“四十而强，而仕”，则孙凭任齐卿之年约在公元前532年左右，孙武见吴王时，孙凭已是六十岁左右的老翁了。

②以孙武生于公元前542年，孙凭生于公元前572年，则孙书生年约在公元前602年。而孙书参加伐莒是在公元前523年，也就是说，孙书参加伐莒时的年龄约在七十九岁左右。三十九年后又参加艾陵之战，并被吴鲁联军俘获，其时的年龄超过百岁，岂不成了天方夜谭？如果把孙武向吴王献兵书的年龄定在“不惑”之年（四十岁），则孙书的年龄就更是天大的笑话了！

4. 孙武是否就是《左传》中的“陈武子”和《史记》中的“田武子开”？这是孙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孙武为齐人，系陈（田）完之后，对此，学术界说法一致。笔者认为：散见于史籍和谱牒中的“陈武子”、“武子开”、“陈开”、“田开”、“孙武”、“孙武子”、“吴孙子”，似为同一个人的不同称谓。

“陈武子”之称，始见于《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武子开”之称，始见于《世本》，又见于《史记》，即“田开”；“孙武”之称，始见于《史记》，又见于曹操《孙子注序》；“吴孙子”之称，始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左传》、《世本》、《史记》所称之“武子”乃谥号。何以说上述称谓均是指孙武？有战国著名军事家尉缭所言可以佐证，《尉缭子·制谈》曰：

“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尉缭所言之“武子”，就是由齐入吴，与伍子胥一起助吴伐楚的孙武。可以说，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孙武的一处，也是对《左传》、《世本》、《史记》所说的“陈武子”、“武子开”、“田武子开”为兵法十三篇著者孙武的诠释。

笔者数年前在苏州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分别找到《甲山北湾孙氏宗谱》、《荆西孙氏宗谱》、《平湖湖田孙氏家乘》、《泗安孙氏家乘》等四部孙氏谱牒，对孙武家世及孙武其人作了同样的记述：

在上述四部家谱的《孙氏渊源分支图》中,没有”孙书”、“孙  凭”，而是列“开”为一世祖，并作如下表述：

“开，字子彊，谥武子，齐大夫，食采乐安。适吴，更姓孙，为吴将。著武经八十三篇，生子明。”

这一表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田完后世世系及孙武其人的新的信息。并进一步证实，由田氏改为孙氏的孙武，为田完的五世孙，即《左传》中的陈武子，《世本》、《史记》中的武子开。

二、《宰相世系表》称：“武，字长卿。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膑。”

这段世系也是有问题的。如图所示：

《史记》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这说明，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但未言明两人之间的世次。孙武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是在吴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据此推测，孙武约生于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550年之间。而孙膑生活在我国战国中期，由他精心谋划“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和“减灶赚庞涓”的马陵之战，分别发生在齐威王三年（公元前354年）和齐威王十五年（公元前342年），据此推测，孙膑约生于公元前380年前后。孙武孙膑两人的年龄相差约一百六十年左右。但《宰相世系表》竟把孙武孙膑断为祖孙关系，不仅与《史记》事实相背，更与世系传承之情理相悖。

七年前，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云阳孙氏宗谱》六卷。此谱初修于南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续修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曾历十一次修纂。谱尊孙武为富春一世祖，孙膑为六世祖，依次为：武——明——顺——机——操——膑。按古时以三十年为一世推算，则此谱所载孙武至孙膑的世次较为可信，与《史记》所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亦相吻合。再说，孙武之子孙明食采富春（今浙江富阳），孙明之子孙膑却生于阿鄄之间（今山东东阿、鄄城一带），《宰相世系表》之差谬明矣！

三、《宰相世系表》在列出孙氏祖源世系之后，对于唐代发迹于京城洛阳的同宗共祖的四支世系记载尤详，其中列入孙氏一百零二人，按理说，唐宋相距年代并不远，然而表中错误竟达十余处之多。

笔者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找出了在《宰相世系表》中列名的二十三位唐代妫姓孙氏墓志碑拓影印件，并参考《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绍良主编），一经比勘，问题凸显。

例如，汝州司马孙审象的子嗣，滑州白马县令孙起的子嗣，东都留守、太子太保孙简的子嗣，邕府经略兼御史中丞孙公器的子嗣，蓝田县尉孙婴的子嗣，睦州刺史孙公乂的子嗣，苏州长洲县令孙士桀的子嗣，天平军节度使孙景商的子嗣等等，《宰相世系表》所列皆与墓志铭不合，或错或漏，谬误百出。

四、《宰相世系表》除了在孙氏世系上出现淆乱现象外，对表中所列孙氏的官职、爵位，也有诸多不实之处。

例如，孙处约之子孙俊名下，孙逖之子孙成名下，孙景商之子孙备名下，孙景商之子孙储名下，孙侀名下等等，亦与墓碑、墓志或史传不符。

墓碑与墓志铭多为孙氏之亲族或关系亲密者所作，其所列世系应为属实可信，《宰相世系表》显然有误。以此说明，《宰相世系表》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也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宰相世系表》何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呢？笔者愚见，其原因有二：⑴ 材料来源于多种民间谱牒，编修官拼凑组合，集成时又校核不力，致使表中出现错误之处较多。⑵民间谱牒，特别是一些官宦之家的谱牒，在追叙祖源世系时本身也存在着失实之处。从一些墓主的卒葬年代到《宰相世系表》编纂人吕夏卿搜集整理时,已相隔近二百年，按子嗣传承规律，这二百年中，至少繁衍了七代左右。孙氏家谱在这期间续修或辗转传抄过程中，焉知不出差错。因此，这祖源世系失实，恐怕是造成《宰相世系表》庞杂淆乱、谬误甚多的主要历史原因。谱牒，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门类，其中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其先人事迹的家谱，堪称源远流长。据专家考证，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和其他一些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上，已有了距今三四千年的我国商、周时代的谱系记录。而辑成于战国时期，记录古代帝王、诸侯、大夫世系的《世本》，更成为后人了解并研究先秦以前古代氏族世系的重要史料。

然而，由于秦灭六国，原先活跃于我国政治舞台上的大大小小诸侯国国亡族散，许多原始的谱系材料荡然无存，大量官宦人家的家世已不可稽考。而起自布衣的西汉王朝，却不重氏族，故此后的二百年中，谱学不兴。除皇室世系不绝于世外，其他氏族世系大都因缺乏文字记录而难以传世。

至魏晋南北朝初，推行“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选举官吏必先稽谱牒后考真伪，造成以矜门第者必穷极姓源，甚至不惜攀援华胄，附会牵引。与之相呼应，氏族世家修谱之风于是蔚然盛行。正如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所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唐、宋时代为我国谱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唐初贞观年间编就的《氏族志》（亦称《贞观氏族志》）、武则天执政年间编就的《姓氏录》、唐玄宗时编就的《大唐姓族系录》、元和年间编就的《姓纂》（亦称《元和姓纂》），以及一些学者有关谱系的论著纷纷问世，这无疑为后人进一步了解并研究我国氏族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然而无庸讳言，无论是官修的氏族谱书，还是民间编修的家谱，在其追溯系源上，出现“攀援华胄，附会牵引”的现象肯定不在少数。加上民间谱牒与官修谱书又往往相互参引，“史以谱为源，谱以史为据”。在此情况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出现一些差错也就不足为奇了！今人研究孙武家世和孙氏世系，如果不加科学的认真的辨析，而依然局限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某种说法，就难免以讹传讹，甚而步入岐途。

注：本文原载《孙武研究新探》（白山出版社2004年版，陆允昌著），在此转载，因其中第三、第四大段不涉及孙氏姓源而从略，约删去3000字内容。读者如欲深入研究，请读陆允昌先生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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