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的孙姓,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孙氏在富春大地上生息繁衍了。据史籍记载:“兵圣”孙武的第二个儿子孙明,因父之功,荫封富春侯,食采于富春(今浙江富阳),这是富春孙氏的最早由来,距今已有两千四五百年的历史了。
富春为古吴语。春秋时,处于吴、越两国的边境之地,吴国强则属吴,越国胜即归越。秦始皇并六国,推行郡县制,设富春县,治所即今浙江富阳市,归属于会稽郡,郡治在吴县,即今江苏的苏州市。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为吴郡,郡治仍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富春县改属吴郡。会稽郡则移治于山阴,即今浙江绍兴市。秦汉时期的富春县是个大富春,县境范围包括现今的富阳以及桐庐、建德全境,地域非常广阔。流经境内的富春江也由此得名。
三国吴孙权统治时期,由于江南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富春县先后分置了建德、桐庐、新城(含今天的新登、龙羊地区)等几个县,这样富春县的地域范围大大缩小了。
到了东晋太元十九年(394),为了避孝武帝生母郑太后名“阿春”讳,改“富春”为“富阳”,取之于《诗经·豳风》:“春日载阳”,古文“春” 与“阳”义通;又因为富春县治在富春江北岸,古时以“山南水北”为“阳”,故名之为“富阳”,这是富阳之名的最早由来。
所以郁达夫有诗吟诵:“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这秦、晋都是有历史因缘的。从此以后,虽然历经朝代的更替,但是“富春”或“富阳”的名称基本上沿袭了下来,没有多大的变化。而富春孙氏,由于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也有了富阳孙氏与富春孙氏的不同名之别,究其实是源出同族的。
富春孙氏自春秋孙明以来,经历了秦、两汉的发展,到三国东吴时期,已蔚然成为江南最为显赫的大族——东吴孙权皇族。随着东吴孙氏政权统治空间的扩展,富春孙氏族人几乎遍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并进一步向北方延伸。因此,富春也成为孙氏郡望,“富春堂”也逐渐成为孙氏的重要堂号之一。
而富春孙氏源自于齐国(今山东省)的田书。田书,字子占,孙权的《天子自序》说字“孙占”,任齐国大夫,因为讨伐莒国(今山东莒县)立了大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以“字”为氏,以乐安(今山东广饶)作为食邑,孙书便成为这支孙氏的始祖。这是乐安孙氏的最早由来。孙书的儿子孙凭,孙凭的儿子,也就是“兵圣”孙武。孙武,字长卿,因为齐国国内田、鲍四族谋乱,孙氏家族担心自己与田氏家族的血亲关系,害怕招致祸患。为了避祸,保护孙氏血脉,孙武出走齐国,来到了当时逐渐兴起的吴国,以传世兵书《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吴王阖闾所重用。后来被任命为主将,亲率吴国军队,西破强楚,五战五捷,攻入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随后,北威齐晋,南服越国,名显诸侯,为吴国兴霸立下了赫赫战功。孙武的第二个儿子孙明,就因为父亲孙武之功,荫封为富春侯,食采于富春(今浙江富阳)。古时候诸侯受国,大夫食采(领地)。由此可知,富春孙氏与乐安孙氏是一脉相传的,他们的始祖都是孙书。
至于他们的源头就更久远了,远祖可以追溯到上古的虞舜氏。
相传虞舜生于姚墟而得姚姓。虞舜为民时,以善制陶器而闻名,唐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又因为居住于妫(guī)汭(ruì),即现今的山西永济,他的后代因此而为“妫”氏。
这里顺便要交代一下: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姓是主干,氏是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形成后也较为稳定。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黄帝)、姜(炎帝)、妫(虞舜)、姒(大禹)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这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姓和氏的本意属性也已不太明显,大多以姓统称。
夏、商以后,直到周武王时,虞舜的后代阏(yān)父,为周朝的“陶正”之官,执掌陶器制作,管理从事制陶的百工。周武王为奖励他的劳绩,褒扬他的祖先,还与阏父联姻,把长女嫁给阏父的儿子妫满,并分封到今河南淮阳一带,建立陈国(今河南东部、安徽一部),以奉祀虞舜。这样,妫满是为陈国的第一代国君,死后谥号为陈胡公,又称胡公满。后世以陈为姓。
从陈胡公开始,经过10代12个国君的世袭传承,到桓公时,陈国发生了内乱。桓公死后,他的弟弟杀害了桓公的太子陈免,自立为国君,是为陈厉公。厉公的儿子陈完。原太子陈免的三个弟弟为报杀兄之仇,又设计杀死了厉公,并先后立为国君。最小的弟弟杵臼,就是陈宣公。
陈宣公原本已立御寇为太子,后又想立宠姬所生的儿子款为太子,便杀死了太子御寇,废嫡立庶。厉公的儿子陈完,与御寇交往密切,关系较好,因此惧怕祸及己身,就逃奔去了齐国。齐桓公对陈完十分器重,想要任命为卿(官名。国君所属的高级长官),陈完以“羁旅之臣”不敢居高位为辞而婉谢,于是改任为掌管百工的“工正”,即管理手工业的官。陈完不愿再用陈国国姓,便改为田氏,古时田与陈音同,也有认为食采于田,所以陈完也称田完。
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就是因功赐姓的“孙书”,即是乐安孙氏和富春孙氏的始祖,这是中华孙姓中的一支重要来源。
当然,孙氏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来源,在各个时期,吸收了各地方、各民族的血脉,其发展有如川溪之汇聚,纷繁宏观。到现在,已发展成为中国的第12大姓了。
二、富春孙氏的崛起
从陈氏到田氏,到春秋后期田书因功赐姓,改姓为孙氏后,涌现出了兵学大家孙武和孙膑。进入三国时期,富春孙氏建立了吴国,将孙氏家族的发展推向了兴盛的顶峰。
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以及其他典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富春孙氏发迹的大致脉络:
据《宋书·符瑞志》记载: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其兴矣。
这是见之于正史的记载,而相类似的记载也比较多,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也辑录有类似的记载。当然,古史的记载附会的成分较多,意在宣扬“天人感应”。只是各类典籍的记载所不同的:有些说孙钟是孙坚的父亲,有的说孙钟为孙坚的祖父;也有的说孙钟葬在这里,也有说孙钟葬母于此。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除去玄秘的部分,都可以说明:孙钟在富春江边种瓜、生活,墓葬在富春江边,是确有其事的。至今在富阳境内,还有许多与孙钟种瓜、生活有关的遗迹。
而裴松之注引《吴书》中的记载:“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意思即说:孙坚一族世代在吴郡做官,家在富春县,祖坟在县城东面。这可以说是有关孙坚的家居及其祖上墓葬地的最早记载,而且也是最为确凿的信史了。众所周知,裴松之注引的《吴书》是吴国编修的国史,应该是最为可信的。但不难发现,“葬于城东”这个大致的方位和范围,应当是在现今富阳市府的东南面(在古代,东与南是相通用的)。其后,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史料的大量发现,有关的记载也渐渐多了起来,其地理位置的记述也越来越明细了。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浙江又东北迳富春县南,江南有山,孙武皇(孙坚谥号武烈皇帝)之先所葬也;汉末墓上有光如云气瞩天。”还有:“浙江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坚〕父冢。”(清朝考据学家杨守敬考证:“权”字当为“坚”字之误。)这个记载是比较早的,也比较具体地指出了墓葬地的地理位置,与《宋书·符瑞志》中:你可下山百步的记述也较相吻合。由此判断孙钟在富春江畔的亭山边种瓜、居住是符合史实的。其后,《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更为确切地记述:“坚居阳平山,其祖种瓜于此。”这就明确指出了孙坚家居富春县的阳平山。而这一史实也得到了《富春孙氏宗谱》等许多民俗史籍、地方史志的印证。
阳平山是亭山山脉的余支,山下有浦名阳浦,濒临富春江。当时的富春江江面很宽,江南春江、大源一带有的还处在江水中。孙钟就在这富春江边的阳平山隐居种瓜。据在富阳发现的东吴《皇家玉牒》的记载:孙钟母亲翁氏与孙钟夫妇以及长子孙羌夫妇、幼子孙静夫妇七穴合葬于阳平山。由于孙权建吴称帝,因此“阳平山”也称“天子冈”(见《中国名胜大辞典》1981年版)。斗转星移,历经仓海桑田,孙氏祖居早已荡然无存,阳平山下也已变成了热闹的小城镇了,但从现今遗存下来的一些地名,如“阳平山路”、“瓜田”、“孙家坟滩”、“孝桥”、“下马墩”等等这些地名,仿佛还能依稀想象出孙钟当年种瓜的情景,以及孙氏发迹后车水马龙的盛况。
此外,在今富阳场口镇的王洲,相传孙钟也曾在这里种过瓜。据明朝《杭州府志》记载:“在县西南四十二里,周二十三里,今名洋涨沙,一名瓜江村,相传孙钟曾种瓜于此。”据说,当年孙钟种瓜之地,因结瓜少而被称为“雄瓜地”,流经瓜地南面的那条富春江的支流也被称为“瓜江”,孙钟种瓜所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瓜桥埠”,亦名“瓜江村”。现在遗址处建有一四角石亭,立有一块“孙权故里”的石碑,供游人怀古凭吊。
现在,富阳又有了一处旅游胜地——龙门古镇,孙权故里。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龙门古镇,打孙权牌可谓是找准了点子,因为龙门古镇与孙权是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的。当然,这个孙权故里不是说龙门就是孙权故里,而是指龙门古镇在孙权故里——富阳,知道孙权是富阳的人就比较多了。最近,龙门里人何满子所题的“来龙门,读懂中国”,又是何等的气派啊!确实,龙门古镇有丰厚的民俗文化遗存,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要了解中国,龙门就是一本值得好好研读的书。
1、孙坚崛起于富春江畔
当然,富春孙氏的真正崛起是从孙坚开始的。
据《三国志》记载:孙坚,字文台,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出生于吴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富春县,与魏武帝曹操同年。
孙坚出生、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王朝积弱难返,积弊已深的汉桓帝、灵帝统治的时期,这是社会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统治集团腐朽到了极点,整个社会的矛盾尖锐到了极点。官逼民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正是这个动乱的时代,为孙坚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能力的机会和舞台。
孙坚生性宽弘大度,有奇侠气节,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应变才智和果敢勇猛。17岁那年,孙坚与父亲孙钟一起乘船去钱塘(今浙江杭州),半路上遇到了胡玉为首的一伙海盗,其实也是一些为生计所迫的农民,落草为盗,抢掠了商人的财物后,在岸上分赃。而来往的船只、过往的商人旅客,都不敢前行。
这时孙坚对父亲说:“这些海盗完全应该捉拿,请让我去捉拿他们吧!”
孙钟回答说:“这种事不是你能干得了的!”
但孙坚还是执意拿了刀上了岸,用手东西指挥,好象在部署官兵围捕海盗的样子。这伙海盗见了,还真以为是官兵来围捕他们了,于是慌忙丢弃了抢来的财物四散奔逃。孙坚冲向前紧紧追击,斩杀了一个海盗,提着首级才回来,父亲孙钟见了大为惊讶。
对于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来说,能够临危不惧,去做这样一件大事,用自己的智谋与胆略,赶跑了海盗,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要知道海盗胡玉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令名,也是个厉害的、有点名声的主。为此年少的孙坚名声远播,并被官府特聘为假尉,即非正式的武官,暂时代理以负责维持本郡的治安,辑捕盗贼。
从此,少年孙坚踏上了仕途,怀着梦想,抱着一股忠君为国的热情,走向了征途,开始了他那短暂而惊险的武将生涯。
第二年(172),孙坚被任命为吴郡司马,参加镇压了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句章县(今浙江余姚城山)许昌、许昭父子领导的农民暴动。后因功升任为徐州(今江苏长江以北)盐渎县的县丞(县长的辅佐,相当于副县长)。这一年孙坚年仅20岁,一干就是10年。直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孙坚才以“佐军司马”(协助参赞军务之官)的身份,率军参与镇压,并因功被朝廷授予为别部司马,可以自领一军,成为了孙坚立足于高级军事将领的一个新的起点……这时孙坚才30岁。
不久后,孙坚又以“参军事”(军事参谋官),随大军西讨凉州少数民族的起义。孙坚参与谋划,多有奇谋,得到了朝廷议事大臣的赞赏,后被任命为议郎,备皇帝顾问应对,参与朝廷议政,成为有六百石俸禄的朝廷大员。
33岁时,孙坚又由议郎(掌顾问应对)外调为长沙太守(今湖南长沙),应验了父老乡亲的祝愿之言。太守的俸禄为二千石,且掌管一郡的军政大权,是手握实权的朝廷命官,官秩是很高的,相当于省部级高官。
在富阳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富阳县城前的富春江中,有一块狭而长的沙洲,孙坚被征召为郡吏前去上任时,乡亲们热情欢送,在沙洲上为他饯行,父老乡亲举起酒杯祝愿说“此沙狭而长,君其为长沙太守乎!”后来果然应验了父老之言,当上了长沙郡(今湖南长沙)的太守,因此而把这沙洲称为“孙洲”。这个流传很久远的传说,早在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中就有记载。
在长沙太守的任上,孙坚又因功被赐封为乌程(县名。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南)侯。东汉列侯分为县、乡、亭三种,乌程侯为县侯,是最高等级的侯,位同三公。
可以说孙坚从一个下级军官一路高升,是这个动乱的时代,为他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武将风范和军事斗争能力的机会和舞台。孙坚靠镇压农民起义发家,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己任,为东汉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为自己立足于高级军事指挥官的行列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2、孙坚是讨董运动的急先锋
在孙坚的一生中,最值得一书的,也是最为辉煌的业绩,当数参加了关东(函谷关以东)义军对董卓的征讨,并成为了讨董运动的急先锋。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刘宏病死,年仅34岁,又是一个短命皇帝。这时,凉州豪强董卓,利用外戚与宦官的矛盾,带兵进京,控制了朝政,并擅自废杀,废除了少帝,另立献帝,还鸩杀了何太后。
董卓的种种逆行,不仅引起了贵族、官吏的反对,也招致了广大民众的厌恶。最终激起了关东义士的壮举,孙坚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
孙坚从长沙起兵,一路北上,投依于后将军袁术,并被表荐为代理“破虏将军”(临时出征时的将军称号),任豫州剌史(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表荐是向朝廷上表推荐,仅仅是种形式而已。事实上孙坚也是以“破虏将军”自号,以“豫州刺史”为任的,而且也得到了其他州郡的认可,就是孙坚身后的立传也以“孙破虏”为名的。
在当时的讨董联盟中,只有两位是敢打真打的,一位是曹操,一位是孙坚。但遣憾的是曹操一战而败,还险些掉了命,而孙坚却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斩杀都督华雄,两次大败吕布,拒绝和亲,收复洛阳。也真是老天爷有眼,后来的刘家天下,也单单的就有了这曹、孙两族的子孙各占得了一份子去。
孙坚得到袁术的表荐后,率军北上,在阳人遭遇战,大败胡轸、吕布两员大将,斩杀了都督华雄,大获全胜。这是讨董运动以来所取得的笫一次重大胜利,对鼓舞孙坚军队的士气,打击董卓军团的嚣张气焰都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一件功勋,到了《三国演义》中,却被戴到了关羽的头上。“关羽温酒斩华雄”,使关羽白白地捡了个大便宜,大大地露了一回脸,这真是开了个历史的大玩笑啊。
这一次又损兵折将,使董卓对孙坚的威猛雄壮更为忌惮,于是就想到了拉拢孙坚,以高官厚禄为利诱,诱惑孙坚为己所用。为此特派了将军李傕等人为使者,前来向孙坚请求和亲,并请孙坚开列出要求出任刺史、郡守的亲属子弟名单,答应上表任用他们。董卓想用这一套惯使的伎俩,来达到拉扰诱惑孙坚的目的,当然这些条件也是最为优厚的。但哪里想到孙坚根本就不为所动,还不禁勃然大怒地说:
“董卓逆天无道,倾覆王室,如今要不屠灭他三族,昭示四海,我孙坚死都不会瞑目,难道还会与他和亲吗?”
句句掷地有声,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李傕碰了一鼻子灰,大为扫兴而回。
孙坚的这一举动,可以反映出孙坚卓尔不群的英雄气概,在大义面前,一身凛然正气,决不以自身的私利为重。孙坚拒绝了董卓的和亲后,乘胜进军。董卓眼看求和亲不成,孙坚军又逼近洛阳,无奈之下被迫撤离洛阳,退入关中(陕西潼关以西地区)。但是还要最后猛捞一把,派吕布带了军队,去发掘皇陵墓室及公卿百官的墓冢,盗取墓室中的珍宝,这使得董卓的野蛮和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可以说董卓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盗墓贼了,并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造成了极为严重地破坏。
当孙坚得知董卓军正在盗挖皇陵时,即率军攻击,董卓也亲自统率大军迎战。双方在历代皇帝的陵墓间,展开决战。董卓又被打败,仓惶而逃,向西撤退。为了阻击孙坚的追击,指派“飞将军”吕布断后。
孙坚追击,进攻洛阳,在宣阳城门(洛阳城南面从东第三门)外,再次与吕布率领的断后部队决战,吕布又被打败,仓惶逃走。但是在《三国演义》中,却又有了一回刘、关、张“三英战吕布”,不过也刚好打了个平手。而其实,真正战吕布的,不是刘关张,而是孙坚,而且吕布还常常是孙坚的手下败将。
在关东(函谷关以东)联军中,孙坚的部队战斗力是最强的,一方面是由于孙坚长于谋略,能征贯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孙坚善于抚恤士卒,亲附吏民,善于用人。
孙坚是讨董运动的急先锋,也是讨董运动中战功最为卓著的。孙坚的义举,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说:“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
唐朝诗人吕温有诗赞曰:
忠驱义感即风雷,谁道南方乏武才?
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
遗憾的是,就在孙坚设制方略,部署兵力,分兵到新安(今河南渑池东)、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之间,切断董卓的后路之时,反董联盟的盟主袁绍为了抢占地盘,挑起了军阀混战,葬送了来之不易并即将完成的胜利,而孙坚也在后来的军阀割据混战中,身死沙场。
袁术为了夺取荆州,扩展地盘,派遣孙坚去攻打荆州的刘表。孙坚能征善战,有勇有谋,一战而胜,一直追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城下。
孙坚聚兵攻城,刘表紧闭城门,不敢应战。天黑后,刘表派部将黄祖潜出襄阳,秘密地去搬救兵增援。黄祖带了援兵想返回城中,被孙坚发觉。孙坚指挥士兵阻击,黄祖又被打得大败而逃,窜入岘山(在襄樊南九里)之中。孙坚虽然有勇有谋,然而性格急噪、轻率,打起仗来勇猛无匹,常常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特别是他的战马跑得快,这时也来不及等待部下,就单骑追入岘山之中。这岘山,是襄阳城南的一个重要关隘,被称为凤林关,北起岘首山,东临汉水,西靠岘山,是一条长约四华里的狭窄走廊,两旁山林茂密,地势十分险要。孙坚单骑闯入凤林关,冒险突进,不料被黄祖的部下用乱箭射杀,英年堕命,年仅37岁。
一位讨董运动的先锋与功臣,就这样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过早的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走完了人生短暂而辉煌的旅程。
3、富春孙氏家族的兴起
如果从孙坚这一辈算起,富春孙氏在《三国志》中单独有传的多达23位,要是再加上附传及注的话就更多了。
在孙坚的一辈中,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孙坚有兄弟三人,长兄孙羌,字圣台,年轻时就去世了,史书上没有什么事迹记录下来,但留有二子,孙贲和孙辅,兄弟俩最早跟随孙坚、孙策父子征战。
小弟孙静,字幼台。孙坚率领军队在外征战时,孙静则在家乡带领宗族部曲保卫乡里。后来,孙策率兵转战江东,进攻会稽时,孙静带着宗族家兵,前来助战,并向孙策献计说:
“会稽太守王朗的士兵凭借险固的城池来防守,很难马上攻破。在这里以南几十里有个叫查渎(浙江杭州萧山西南)的地方,是通往会稽的重要道路,我们应该从那里攻进城去,这就是所谓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我亲自率领先头部队,一定能取胜。”
孙静对本地的地形非常熟悉,孙策马上接受,依计而行,先在军队中下了一道蒙敝敌人的假命令:
“近来连日下雨,饮水混浊不清,兵士喝了大多腹痛,命令赶快备办几百口瓦缸,用以澄清饮水。”
在黄昏又点燃了篝火来迷惑敌人,而暗中则由叔父孙静率领先头部队,悄悄地从上游赶赴查渎,迅速迂回到敌人的后方,突袭高迁屯(今浙江杭州萧山),截断王朗守军的退路,一举攻克固陵,并与孙策联兵,打败了王朗派来的故丹阳太守周昕率领的增援部队,斩杀了周昕等人,进而平定了会稽。孙策上表任命孙静为奋武校尉,想要授以重任,但孙静眷恋家乡故土,不乐意到外面去做官,请求留守,孙策答应了孙静的请求。孙权掌权时又升迁为昭武中郎将,仍然留守家乡,终老一生。
孙静不愿到外面去做官,但对孙策平定会稽,保卫乡里,稳固地方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孙静甘于平凡,淡泊一生,终老乡里,死后与父亲、祖母等合葬于阳平山。而他的几位子孙却迷恋权势,并在后来的东吴政权中左右着局势,影响很大。
在《富春孙氏宗谱》中,还记载有一位弟弟孙谋,但在《三国志》及裴注中却没有留下孙谋及其子孙的任何蛛丝马迹,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因此,我的观点是不大可能有这位兄弟,如果真有这么一位兄弟,他及他的家族是一定会有所表现的,不可能没有一点记载。仅供参考。
孙坚也有一位亲妹妹,有兄长孙坚的风范,孙坚把她嫁给了同乡好友徐真,儿子徐琨年少时曾在州郡任职,这样看来,徐真家族也是富春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家族,只是徐真死得早吧,没有什么事迹记载下来。汉末大乱时,徐琨舍弃官职,跟随舅舅孙坚征伐,立有有功,被授为偏将军。后随孙策南下渡江,由于渡船不够,便想驻军安营来寻找船只。徐琨的母亲得知后,审时度势,对儿子说:“恐怕扬州刺史刘繇会派水军来阻击,这已是很不利了,怎么还能够驻扎下来呢?应该赶紧砍伐芦苇扎成排筏,辅助船队迅速渡军过江。”徐琨的母亲不愧为是一位谙熟战事的杰出女性,她对周边环境的观察十分细仔周详,并能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徐琨听了母亲的忠告后,立即把这一建议报告给孙策。孙策当机立断,马上行动,军队全部迅速地渡过了长江,登上东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牛渚营(今安徽当涂西北长江边),夺取了刘繇的粮仓及兵器库,控制住这一战略要地,为以后转战江东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是孙策渡江转战的第一战,因此有史学家认为徐琨母亲的“佐军渡江之策”,是“渡江第一战功”。孙坚的这位妹妹在不经意间,就在历史上挥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东吴开国第一功”受之无愧。虽然她象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优秀女性一样,没有留下自己的芳名,然而历史会永远铭刻着她们的事迹的。
此外,孙坚还有一位堂妹,嫁给了俞氏。这位堂妹和俞氏的事迹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传下来,但他们有一位儿子俞河,字伯海,年少时就跟随孙坚征战,深得孙坚的喜爱,被委以心腹之任,掌领左右亲兵。后随孙策平定江东,授予威武中郎将。孙策很喜欢他,赐以“孙”姓,列入孙氏族籍中。孙河的这一族也改为孙姓了。
孙坚还有一位堂弟孙孺,字仲孺,曾任郡府的主簿、功曹。他的儿子孙香,字文阳,也跟随孙坚征伐有功,官拜郎中。后被袁术所阻,为其躯驰,没有回到江东,后来病死于寿春(今安徽寿县)。
从孙坚这一辈来看,富春孙氏家族也算是有一定的地位与势力的地方大族,属于中下层地主阶级。《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评述孙坚时说:“孤微发迹”,是指孙坚家族没有世家豪族的背景,在地方上没有连州跨郡,把持州郡地方大权的势力,还算不上士流。这在当时重门阀、讲家世的社会里,孙坚出生于一个地方上的中小地主阶级的家庭中,也确实算是孤微了。而孙坚的发迹,也是当时动乱的社会给他提供了机会与舞台,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吧。
遗憾的是孙坚过早的陨落了,留下了幼儿寡母,长子孙策只有17岁,次子孙权才10岁,还有几位还都是幼儿,没有为子女留下一片可以立足的土地,也没有留下可供遣使的一兵一卒(部队都被袁术收编了)。对于吴国的创建来说,更是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可以说是孙坚聚集了人脉,是孙坚拉开了东吴创建的序幕。在后来东吴的创建中,四大元老朱治、程普、黄盖、韩当,是追随孙坚出生入死的;四大宗亲孙贲、孙河、吴景、徐琨,是跟随孙坚东征西讨的,他们都对东吴的创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对于孙吴的发脉来说,还是得从孙坚算起的,要说吴国还得谈论孙坚。
孙坚战死后,余众由长侄子孙贲代理统率,扶送灵柩回到江东(长江下游以南地区)。长子孙策,把父亲的灵柩安葬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后来再迁葬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孙权建国称帝,追谥孙坚为“武烈皇帝”,尊奉孙坚庙为“始祖庙”,孙坚墓为“高陵”。
一代战将终于归宿于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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