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家谱网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这便指出了孙权借废立太子之名，对大臣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令人震惊。确实，汉魏之际，不少统治者都曾因立嗣而引起政争，有的还相当严重，如袁绍、刘表和曹操等，其中尤以曹丕、曹植兄弟之争最为著名，

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不过，人们对孙权立嗣问题却知之甚少，以笔者所见，尚无专文论之。以此之故，本人不揣浅陋，就孙权立嗣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和斗争略作考论，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太子孙登“常有欲让之心”：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

在古代家天下的历史状况下，继嗣问题往往直接关乎某一王朝的兴衰，因此倍受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便根据商、周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整套的继嗣理论，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便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资子贵。”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因爱立嗣，从而引发纷争。一般说来，统治者在嫡子继承的原则下，应尽可能早的确立继嗣人选，以避免其他子嗣的非份之想，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子争嗣和群臣分化。应该说，这一理论在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尽管历代统治者虽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却因种种原因做出有违先圣教诲的事，从而引发统治的危机，这其中不乏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的帝王。孙权的情况也颇为相似，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末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在同书《妃嫔传》末陈寿又评曰：

《易》称“正家而天下定。”《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诚哉，是言也！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论之，惟以道义为心、平一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

在这里，陈寿指出孙权统治后期“嫡庶不分，闺庭错乱”，以及由此造成的“殃流后嗣”的严重危害。验诸史实，陈寿所论确不为虚。

应该指出，孙权早年是很有作为的割据统治者。在立嗣问题上，当初他也比较清醒。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和《吴主五子传》，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然诸子皆非一母所生，为同父异母兄弟。孙权又长期未正式立后，故诸子无严格意义上的嫡庶之别，而只有长幼之分。黄初二年（221），孙权为吴王时，即立长子登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太子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孙登传》便称“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其中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谢景、范慎、刁玄和羊衟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从这份名单看，东宫僚属皆为孙吴侨、旧士族第二代人物中的精英之士；孙权又先后以名儒程秉和征崇为师傅[1]，又一度令江东世族代表陆逊“领宫辅留事”，辅佐孙登。在他们的熏陶下，孙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根据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孙登是一位极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在其传末便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2]验之史实，这些评价皆恰如其份，并非誉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孙登并未能登大位，赤乌四年（241）年仅33 岁的孙登病卒，这对孙吴政权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过，仔细检索史实，我们似乎又觉得孙登之早死，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有迹象表明，孙登死前，其继嗣地位已不太稳固。《三国志》本传注引《吴书》载：“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孙和传》则载和“少以母王氏有宠见爱”，注引《吴书》则说：“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权之爱和显然有过于登，故登死前上疏便明确表示：“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3]初见这几条记载着实令人惊讶：如果孙登不死，他很有可能被废黜。难怪叶适不无忧虑地说：“孙权暮年，骄惰猜险，祸成骨肉，登亦幸早死，未知父子之爱竟能始终否。”[4]确实，如果不是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孙登是绝对不会“常有欲让之心”的。这也就是说，孙权宠爱次子孙和，并有意以之代替孙登。

何以如此？究其根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孙权“嫡庶不分，闺庭错乱”。根据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孙登虽为权长子，但仍有身份上的弱点。据《三国志·孙登传》、《吴主徐夫人传》，登生母“庶贱”，由徐夫人母养之，后徐夫人以妒废

处吴，“步夫人最有宠”。故登将拜太子时，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问：“卿母安在？”登答“在吴。”权默然。孙权不立徐氏为后，这使孙登的地位始终不稳定。故清人何焯就此指出“有防微之虑者，当在此时。”[5]后孙权意以步夫人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6]这表明徐氏与步氏之间争后持续时间甚长、斗争甚为激烈。支持徐氏者主要是儒学朝臣，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维护太子登的合法继嗣地位。而孙权则不重儒家礼法，意欲因爱立后。汉魏之际礼教松弛，不少统治者都如此，其中最著名者当然是曹操父子，孙权也如此，正如何焯所说：“三国之君皆不知正家，纳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之，此权晚年所以继嗣不定也。”[7]在徐氏与步氏相争过程中，孙权尚有理性，没有演化成残酷的政治斗争。但步氏无子，此后步氏逐渐失宠，王夫人取而代之，王氏有子孙和。这样形成了步氏与王氏相争的局面。随着孙权年龄的增长，理性日衰，终于在新一轮后宫斗争的刺激

下，促成了统治集团内严重的政治斗争。

二、“二宫构争”：太子和与鲁王霸之争

孙登既死，次子孙虑又早亡，故得宠的三子孙和在赤乌五年（242）便顺利地获得了太子位，并且完全合儒家长子继承的学说。据《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孙权既宠爱孙和，也很注意对他的培养，令名儒阚泽“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注引《吴书》也载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和立为太子后，以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名士为侍从。从有关记载看，孙和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与儒学士大夫间的交往甚为融洽，因此，孙和是孙登之后最合适的继嗣人选，早年支持孙登的儒学士大夫便逐渐聚集到太子和周围。

但是，仅仅八个月后，孙权便自己制造了新的继嗣斗争和危机。赤乌五年八月，孙权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顷之，和、霸不穆之声闻于权耳，权禁断往来，假以精学。”[8]又据《三国志·孙和传》注引《通语》：“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这样，在孙权的支持下，鲁王霸地位上升，形成了夺嗣之势。由于孙和、孙霸兄弟地位相当，于是朝臣也随之分化，形成了太子党与鲁王党两大阵营，相互倾轧。经过大约七八年的残酷斗争，孙权隐约感觉到了统治的危机，他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有不乱？’于是有改嗣之规矣。”[9]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黜孙和，并赐鲁王霸死，改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在此过程中，支持太子和的朝臣多受到谴责、流放甚至诛杀，鲁王霸集团中也有多人被杀，两党斗争终告一段落。这次围绕太子和与鲁王霸争嗣所展开的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危害之重，实在是历史上所少见。孙权虽然暂时以断然之手段平息了“二宫之争”，但其遗患则难根除，太元元年（252）孙权病死，孙亮继帝位，然亮仅十岁，年幼无知，只能成为权臣操纵的傀儡，以致孙吴政权终于在日益恶化的政治斗争中不断陷于衰没之境。

关于孙吴“二宫之争”，不少旧史家觉得难以理解，一味斥责孙权晚年昏愦，如刘宋时裴松之便在《三国志·孙和传》中注曰：“臣松之以为袁绍、刘表谓（袁）尚、（刘）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孙权昏愦固然甚矣，但关键是要分析他这样做的原因。根据文献记载，导致“二宫构争”的直接原因仍然是孙权之“嫡庶不分，宫闱错乱”。前已论及孙权不守儒家礼制，重色轻德，久未立后，以致引发了徐夫人与步夫人争后，并危及太子登地位的严重事态。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与步骘同族，早年“以美丽得幸孙权，宠冠后庭”，且不妒忌，故久见爱待，意欲立为皇后，终因朝臣以徐夫人相抗而未成。这是孙权轻视礼法、轻德爱色的典型事例[10]。然步氏拖延十余年终未能立后，其因主要有二：一是年老色衰，孙权移情；二是步氏无子。步氏之后最受孙权宠受的是王夫人。王氏乃琅邪人，“生和，宠次步氏”，特别是孙和立为太子后，“和母贵重，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11]显然王氏与步氏争宠后来居上。步夫人生有二女，长女名鲁班，先嫁周瑜子循，后改嫁全琮，故称全公主；次女名鲁育，先嫁刘纂，后改嫁朱据，故称朱公主。孙权对二人十分宠爱，尤其是长女出入宫闱，关切政治，颇有野心。她因母步氏受到太子和母王夫人的排挤，因而怨恨孙和母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根据有关记载，全公主在“二宫构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国志·吴书·孙亮全夫人传》载：全尚女也。从祖母公主爱之，每进见辄与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宠，全主自与孙和母有隙，乃劝权

为潘氏男亮纳夫人，亮遂为嗣。

又同上书《孙休朱夫人传》：朱据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初，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

又《孙和传》：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

又《孙和何姬传》：孙亮即位，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与和母有隙，遂劝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赐死，嫡妃张氏亦自杀。

由以上四段记载，可大致看出全公主与孙和母

子结怨及施以陷害的全过程。毫无疑问，从孙吴宫廷斗争的角度看，全公主在“二宫构争”中是一位关键性人物。而孙氏宗室的一些野心家如孙峻等人则聚集在全公主身边，兴风作浪，孙亮継位后，他们一度操纵大权，全公主夫家全氏“侯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12]孙权之“嫡庶不分，宫闱错乱”，酿成如此严重的政治危害，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三、“二宫构争”中两派的主要成员及其倾轧

上文从宫廷斗争的角度，考述了孙权在立嗣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我们便不能把握这一斗争的实质。也就是说，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中的根源在于孙权与儒学世族的矛盾与冲突。在“二宫构争”过程中，其波及范围远远超过了宫廷斗争，广大朝臣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阵线分明的两个集团，并进行了残酷的倾轧。元代史家胡三省便指出：“和、霸之隙，亦两宫僚属交构以成之。”[13]关于两大集团的主要成员，《三国志·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记载：

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殷基所记是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致可见出两派的阵营与对立。另据《三国志·吴书》及裴松注等史籍，两党人物远不止这些，下文对可考之两派人物的情况略述如下，以便于进一步地论述。首先考察太子和党。

陆逊，据《三国志》卷五八本传，吴郡吴人，其宗族“世江东大族”，为江东儒学世族的杰出代表，官至大将军，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长期执掌上流之军事，顾雍死后，他又兼领丞相。在孙权立嗣问题上，他遵守儒家礼法，先支持孙登，后支持孙和，态度很坚决：“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逊反对全琮父子阿附鲁王，“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时，逊上疏曰：“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不仅如此，逊“书三四上，又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随着斗争的激化，孙权将支持太子和的大臣多加流遣、诛杀，又“累遣中使责嚷逊，逊愤恚致卒。”

顾谭，据《三国志》卷五二《顾雍传》，谭乃江东儒学大族领袖人物之一顾雍之孙，陆逊外甥，吴郡吴人，“祖父雍卒数月，拜太常，代雍平尚书事。是时鲁王霸有盛宠，与太子和齐衡，谭上疏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今臣所陈，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由是霸与谭有隙。”加上谭素不与全琮父子交结，因而受到污陷，流放交州，死于交趾。谭弟承也因亲附太子和，同时流放致死。

朱据，《三国志》卷五七本传，吴郡吴人，“才兼文武”，尚公主鲁育，官至骠骑将军，“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言则恳至，义形于色，守之以死，遂左迁新都郡丞。未到，中书令孙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追赐死，时年五十七。”甚至孙亮时，公主鲁育及二子也受牵连而死。本传注引殷基《通语》载据谏争之言：“臣闻太子国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虑。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子之宫，无所复及矣。”

丁密，据《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及注引《会稽典录》，会稽山阴人，父丁览，“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财从弟，以义让称，……为人精微洁

净，门无杂宾。”密颇有乃父之风，得吴地大儒阚

泽、虞翻等人称道。

施绩，据《三国志》卷五六《朱然传》，然本姓施，丹杨朱治养子，绩乃然子，后复姓施。“二宫构争”中，“鲁王霸注意交绩，尝至其廨，就之坐，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很显然，他拒鲁王而亲太子。

滕胤，据《三国志》卷***本传，北海剧（今山东昌乐西）人，父胄汉末避祸江东，胤弱冠“尚公主”，“二宫构争”中行迹无详载。孙权死前命其“与诸葛恪等俱受遗诏辅政。”

诸葛恪，据《三国志》卷***本传及卷五二《诸葛瑾传》，琅邪阳都（今山东临沂南）人，瑾之长子。瑾汉避难江东，乃侨士中重要的儒学名臣。恪在“二宫之争”中的具体表现无详载，孙权死前以之辅少主孙亮。又据《三国志》卷五九《孙奋传》，恪辅亮时，亮弟奋坐大，诸葛恪谏曰：“近者袁绍、刘表各有国土，土地非狭，人众非弱，以嫡庶不分，遂灭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此古今正义，大王所照知也。……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恪以鲁王事训戒孙奋，严申“嫡庶之别”，这说明他与陆逊的态度是一致的。

除了殷基所记上述诸人，拥护太子和的朝臣还有十多人。

陆胤，据《三国志·陆凯传附胤传》，胤乃陆逊之族子，“始为御使、尚书选曹郎，太子和闻其名，待以殊礼。会全寄、杨竺等阿附鲁王霸，与和分争，阴相谮构，胤坐收下狱，楚毒备至，终无他辞。”

顾悌，据《三国志·顾雍传》裴注，悌乃雍之族人，官至偏将军，“权末年，嫡庶不分，悌数与骠骑将军朱据共陈祸福，言辞切直，朝廷惮之。”

张纯，吴郡吴人，据《吴录》所载，父敦，少与陆逊齐名。纯任太子和辅都尉[14]。又据《孙和传》注引《吴书》，对孙权欲以鲁王霸代和，“张纯亦尽言极谏，权幽之，遂弃市。”

吾粲，据《三国志》卷五七本传，吴郡乌程人，

少与陆逊等“比肩齐声”，官至太子太傅，“遭二宫之变，抗言执政，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数以消息语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由此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

姚信，吴郡吴兴人，字元直，官至太常卿，陆逊外甥，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15]

纪陟，据《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吴录》，陟字子上，丹杨人，“初为中书郎，孙峻使诘南阳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辞自理，峻怒。陟惧，闭门不出。”又载：“皓以诸父与和相连及者，家属皆徙东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陟之事发生在和废之后，但他暗中保护孙和，可见其态度。

是仪，据《三国志》卷六二本传，北海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汉末避乱江东，深得孙权信重，“专典机密”。他维护太子和的正统地位：“南、鲁二宫初立，仪以本职领鲁王傅。仪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窃以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宜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辞鄙野，不能究尽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为傅尽忠，动辄规谏。”其实是仪很少进谏，“权常责其不言事，无所是非。”且又为鲁王师傅，竟“动辄进谏”，规劝鲁王自律，又一再建议孙权外任鲁王，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显然是倾向支持太子和的。

张休，父张昭，据《三国志》卷五二《张昭传》，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昭汉末避难江东，为侨人儒学士人的杰出代表，正直刚烈。休有乃父之风，官至扬武将军，亲附太子和，“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顾承兄弟“并徙交州”，中书令孙弘“佞伪险，休素所忿，弘因是谮诉，下诏书赐休死，时年四十一。”

屈晃，汝南（今河南平舆）人，据《孙和传》，晃任尚书仆射，支持孙和，孙权废和时，晃与朱据等“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权废和立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据、晃固谏不止。权大怒，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竟徙和于故鄣，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裴松之注引《吴录》又载屈晃谏辞曰：“太子仁明，显闻四海。今三方鼎恃，实不宜动摇太子，以生众心。愿陛下少垂圣虑，老臣虽死，犹生之年。”以至叩头流血。此段记载不仅表明屈晃坚决支持太子和，而且有陈正、陈象等诸将吏多人，仅因谏被诛杀、流放者便多达“十数”人。

羊衜，据《三国志·孙登传》注引《吴录》，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早年为太子登中庶子，有才具。又据《鲁王霸传》，“二宫构争”中，衜为督军使者，曾上疏孙权曰：“臣闻古之有天下者，皆先显别嫡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为国藩表也。……或谓二宫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寝息不宁。就如所嫌，犹宜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愿陛下早发优诏，使二宫周旋礼命如初，则天清天地晏，万国幸甚矣。”显然，羊衟也是主张嫡庶之分的，倾向支持太子和。

据上文，可确考拥护太子和的朝臣共有20人，就这份名单大体可作如此分析，以见出其基本特点。其一，此派领袖人物是丞相陆逊，中坚力量是江东儒学世族，其中吴“四姓”代表人物陆逊、陆胤、顾谭、顾承、顾悌、张纯、朱据等皆是，其他江东人物有吾粲、姚信、丁密、施绩、纪陟等，江南人共有12位；侨寓人士共有６人：诸葛恪、滕胤、张休、是仪、屈晃、羊衜等，他们多为北人之儒学之士，而非淮泗军将，故在立嗣问题上与江东大族有共同之政治主张。另有陈正、陈象二人籍贯无可考。其二，这一派别中的后进之士顾谭、诸葛恪、张休、羊衜等人早年皆为太子登的属官，后转而支持太子和，一脉相承，恪守儒家立嫡以长的原则，并非一时兴起的乌合之众；其三，此派人物反对孙权嫡庶不分，与皇权相抗，因而受到了孙权的严厉打击，陆逊被责致恚而死，张纯、吾粲、朱据、陈正、陈象等被杀，顾谭、顾承、张休等流放致死，死者中主要是江东人，北人仅有张休等个别人。这说明孙权对此派中的南北人物在处理上是有区别的。

关于支持鲁王霸的朝臣，据前引殷基《通语》，主要有步骘、吕岱、全琮、吕据和孙弘，又另据《三国志·吴书》及裴注等资料，尚有多人，一并考述如下。

步骘，据《三国志》卷五二本传，临淮淮阴（今江苏淮阴）人，汉末避难江东。骘乃儒学之士，在吕壹事件等政治斗争中，与陆逊、顾雍等江东名士的态度一致，称之为“心股肱，社稷之臣”，早年也拥戴太子登，皆合儒家礼度。他为何最终转而支持孙霸呢？裴松之在《孙和传》中注曰：“步骘以德度著称，为吴良臣，而阿附于霸，事同杨竺，何哉？和既正位，嫡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犹将义不党庶，况霸实无闻，而和为令嗣乎？……骘若果有此事，则其余不足观矣！”裴松之不明白步骘党附鲁王之原因，为之惋惜。其实，骘之党霸，主要是因为全公主的活动，步夫人与骘同族，故王夫人及太子和得宠，对步氏不利，故为家族利益，骘做出了有违儒者品节的事。

吕据，据《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据父范，汝南细阳（今安徽太和东南）人，范领私兵百余人入江东，为武将。据也习武，其党附孙霸事无详载。

吕岱，据《三国志》卷六十本传，广陵海陵（今江苏泰州）人，汉末南渡，长期领兵，党附鲁王事无详载。

全琮，据《三国志》卷六十本传，吴郡钱塘人，非儒学世家。琮娶孙权长女鲁班，“琮既亲重，宗族子弟并蒙宠贵”，“为人恭顺，善于承颜纳规，言辞未尝切迕。”这表明琮为人乖巧，善投机。又据《陆逊传》及《孙亮全夫人传》，在全公主的安排下，全琮父子党附孙霸，并极力诋毁陆逊、顾谭等人。

孙弘，据《张昭传》注引《吴录》，弘，会稽人，中书令，“为人险陂”，是孙权的佞幸之臣，许多支持太子和的大臣都遭其陷害。

《鲁王霸传》又载：“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共附霸，图危太子。谮毁既行，太子以败，霸亦赐死。”全寄，全琮之次子，《陆逊传》称其“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顾谭、张休诸人皆受其攻诘，后随霸赐死。

吴安，据《孙坚吴夫人传》，安乃吴夫人兄景之孙，吴郡钱塘人，“坐党鲁王霸死。”

杨竺，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素与陆逊不穆[16]，后党附鲁王，兴造事端，为鲁王主要之谋士。据《三国志·陆凯传》注引《吴录》，“太子自惧黜废，而鲁王觊觎益甚。权时见杨竺，辟左右而论霸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为嫡嗣，于是权力许立焉。”后霸败，竺流尸于江。

孙奇，籍贯、行迹无考。

诸葛绰，据《诸葛恪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

孙峻，据《三国志》卷***本传，孙坚弟静之曾孙，孙权末任侍中，“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又与全公主私通，故附鲁王。又据《孙和传》注引《吴书》，“权寝疾，意颇感寤，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固争之，乃止。”可见孙峻与全公主、孙弘害孙和，惧其主政。当然，支持鲁王霸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事前已详述，此不赘。

由上考，鲁王党成员主要有12人，概而论之，主要有如下特点。其一，从地域看，侨寓人士有步骘、诸葛绰、杨竺、吕岱和吕据五人，南人有全琮、全寄父子，吴安、孙弘、孙峻等，表面上步骘声望最高，可视为代表，但实际上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二，此派人物大都出自寒门，而非儒学大族，与太子党形成明显的差别，从而在政治理念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三，此派主要成员多为孙吴政权之宗室、外戚或孙权之佞幸，与皇权关系十分紧密，如步骘、全琮父子、全公主、孙峻、孙弘等皆如此，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这是孙权用心培植的一个政治派别，是皇权的附庸和工具。正因为如此，孙权对此派人物多有护佑，仅杀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主要人物全公主、孙峻、孙弘等都转而支持幼主孙亮，并一度握有大权。

两大政治派别形成后，围绕着孙权的继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残酷的倾轧，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阴谋手段。《孙和传》便载：“鲁王霸觊觎滋甚，陆逊、吾粲、顾谭等数陈嫡庶之义，理不可夺，全奇、杨竺为鲁王支党，谮诉日兴。”据前引《太子和传》，孙和夫妇出祭庙，全公主派人觇视。孙和集团也有类似表现，据《三国志·陆凯传附陆胤传》注引《吴录》，孙权与杨竺策划立鲁王，太子和指使“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陆）胤当至武昌，往辞太子。太子不见，而微服至其车上，与共密议，欲令陆逊表谏。”太子太傅吾粲等人“数以消息语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17]此类事例甚多，难以尽述，以上数例，已大体可见其情状，所谓明争暗斗，确实如此。

四、对“二宫构争”性质的辨析

关于“二宫构争”的性质，方北辰先生在《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一文中曾有所论述。他认为两党主要是以地域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治派系，“拥护太子和者，主要是江东世家大族”，而“支持鲁王霸者，主要为江北地主”，孙权支持江北地主，打击江东大族，因此这一斗争的性质“乃是江东世家大族与江北地主两大政治派系之间的争夺。”[18]确实，孙吴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曾存在过明显的南北地域士人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后孙吴政治也或隐或显的存在着地域矛盾的影子。由此可说，方先生所论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二宫构争”的特质，可谓通达之见。

不过，就孙吴政治的总体演化趋势而言，是孙吴政权及淮泗集团的江东化，而这一变化大体在孙权黄武年间便已基本完成，淮泗人物便融入到江东社会之中，因此，简单的以地域分野来论定发生在孙权末年的“二宫构争”以及此前的吕壹案、暨艳案的性质，不仅不尽符合事实真相，而且对很多史实不能做出圆通的解释。比如在北方人士中，孙权与张昭的对抗相当严重，而张昭在反对孙权征辽东等大事上与江东陆逊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又如步骘，早在太子孙登问他贤人士君子时，他便称述陆逊等江东人物，当吕壹纠弹陆逊、顾雍等江东人物时，骘上书孙权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19]又如吕岱，曾与陆逊共掌荆州军政，配合协调，张承致书岱：“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岱又“亲近吴郡徐原”，“原性忠直，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岱视为“益友”，后原死，岱痛哭，以为无人可“闻过”[20]。又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会稽余姚名士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不仅如此，南北儒学宗族已开始通婚，如张昭孙女便嫁与陆逊子抗，门阀最重婚姻，当时南北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间开始通婚，可见他们已融合到了一定程度。在太子孙登的僚属中，南北才俊同处，互相品目，颇为和谐。故孙权称帝后并未见到南北士人间用心排挤、倾轧的典型事例。相反，相互合作的事例尚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正因为北人的江东化，南北士人间的相互融合，其地域隔阂日渐淡化，故入晋后，不少汉末南徙的北人已著籍江东[21]。另外，在“二宫构争”中，两党成员中都有南北混窜的情况，即江东一系有北人，江北一系中有南人，更难解释的是诸葛恪父子异党，恪附太子和，恪子绰附鲁王霸。以上种种史实上的抵捂恐怕都是简单的“地域论”所无法解释的。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论证，以企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通过检索文献和参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孙吴立国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皆是出自寒门的皇权与儒学世族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魏之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其影响所及牵涉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领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表现在政治上

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便是寒门军阀乘乱崛起，并且与儒学世族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我们知道，自东汉以来，儒学世族势力日益兴起，渐成当时的主导力量，虽历经汉末皇权及其依附力量——阉宦、外戚——的摧残，其兴盛之势末衰。然而汉魏之际的军阀混战却暂时中断了他们的发展进程。在混战中崛起的各军阀政权大多出自寒门，而儒学世族的军事代表如袁绍、刘虞、刘表、刘焉等皆相继被灭。各地区的寒门军阀在争夺统治权及其统治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与当地的儒学世族发生过冲突，推行了种种摧残、压制儒学大族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曹操在中原地区厉行“法术”之治，行“校事”之制，杀戮孔融等名士，易风移俗，影响甚巨。其他如公孙瓒、公孙度父子等，更是专以残害世族之士为事，就连诸葛亮治蜀，也是推行法治，扼制世家大族的[22]。具体到东吴，也有类似的精况，只是以往人们笼统的说孙吴依仗南北大族的支持而立国，从而忽视了对一问题的深入探究。

其实，富春孙氏出自寒门，陈寿在《三国志·孙坚传》“评”中说坚“孤微发迹”[23]。查《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可知：“孙坚之祖名锺，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太平御览》卷五九九《礼仪部·墓冢三》引《幽明录》也有同载。坚之祖“以种为业”为业，完全是一个孤微之家，根本无文化传承可言。正因为如此，孙坚只能初求为县子吏，后以行武、镇压黄巾起家，并很快与儒学世族人物产生了冲突。据《三国志》本传，坚任长沙太守，“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王睿，出自琅邪王氏[24]，儒学大族子弟，以门第轻视坚，《孙坚传》注引《吴录》便载：“睿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后坚寻机杀睿，睿问：“‘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孙坚与王睿的矛盾正是门第引发的。孙坚后来依附僭逆之人袁术，更为儒学之士所轻视。孙策曾受袁术之命攻打庐江太守陆康，康乃江东陆氏之代表，此役陆氏宗族百余人被困，死者殆半。这是孙氏与江东大族结仇之始。此后孙策返师江东，江东大族皆以袁术之余孽视之，少有与之合作者，故孙策全力仰仗随征之江北军将和谋士的支持，并对江东大族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吴主权传》注引《傅子》也载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以往人们对这些史实少有注意，经田余庆先生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精湛的考证和研究[25]，终于揭示了孙吴政治上的千年未发之覆，基本澄清了事实的真相。据田先生所考，孙策所杀江东士人甚多，其中会稽盛宪宗族、周昕宗族及嘉兴王晟宗族等几被杀绝，直到孙权执政之初还亲手杀了盛宪、沈友等清议之士，后来又相继拘禁、流放会稽魏滕、虞翻和吴郡陆绩等名士，与曹操杀孔融相似。陆绩死于贬谪地，死前自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26]，根本不以孙氏政权为意！

当然，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也有妥协、合作的一面。孙吴统治者认识到，要在江东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就必须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与合作。侨寓士人的代表张昭等更是极力拢络江东人物。而江东大族中的务实人物陆逊、顾雍等人看到孙氏政权已粗具规模，只有与之合作才能给江东世族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相继进入孙氏政权，并在黄武年间先后成为军事与政治领域的当轴人物，标志着孙权政权实现了“江东化”，南北儒学士人也走上了逐渐合流的道路，如张昭与顾雍、陆逊一样都主张行德政，都主张用儒家政治理念来规范孙吴政治。甚至与儒学之士交往密切的孙权之子孙登、孙和等都明显儒家化，特别是孙登重贤爱士，其交游、行政，与儒学之士无别，并对孙权采取的扼制世族的吕壹事件深表不满，其死前还上疏孙权：“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27]孙和也有德治之思，如“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佞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28]这表明孙吴立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儒学世族的结合。

但是，孙登、孙和并不能实现他们的儒家化的政治主张。孙权是一位在位比较长的统治者，这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历史，都末必是什么幸运的事[29]。因为在古代集权制度下，专制主往往具有绝大的政治决定权，而政策的变动通常要寄希望于老皇帝的死亡才有可能实施，否则，一些陈旧的东西便会继续下去，甚至发生恶变，造成严重的祸乱。孙权中后期的政治情况便如此。一方面，为了政治的稳定不得不向江东儒学世族开放政权；另一方面，面对儒学世族势力的发展及其后继者的儒化，他又觉得君权受到了制约。一般说来，寒门政治是

崇尚集权的，而门阀世族则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分

权，这是一对矛盾，也是汉魏之际各地域政权政治斗争的主题。毫无疑问，出自寒门的孙权与曹操一样，主张强化皇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有孙权对曹操的一段评论，很能说明问题：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之不如操也。……又长文（陈群）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怨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这段话可谓孙权的肺腑之言，他极力赞同曹操打击世族的集权之策，而对其后继者大权旁落则表示无法接受，并明确指斥世族朝臣当权是乱亡之道，这是一定要避免的。因此，可以说孙权是以曹操为榜样，以曹丕之后的情况为教训，这在他执政的中后期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他仿效曹操，设“校事”，监督、检举儒学世族人物，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随着年龄的衰老，孙权对身后之事的顾虑越来越重，他对儒学世族的上升十分担忧，对孙登、孙和的儒化甚为不安，因此，他不断制造事端，打击儒学世族人物，所谓“二宫构争”便是继吕壹案之后，孙权针对儒学世族发动的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扼制儒学大族势力的上升，孙权主要依靠宗室、外戚人物，并提携一些寒门才俊之士。在立嗣观念上，儒学大族遵照儒家立嗣以嫡以长的原则，先后支持大子登、太子和，并希望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推进孙吴政权儒家化的进程。对世家大族的用心，孙权当然是很清楚的。为不出现曹操之后曹魏政权中儒学世族抬头的情况，他有意抚持鲁王霸，培植新的政治力量，以对抗世族政治势力。与太子和集团成员主要为世族人物不同，鲁王霸集团主要人物多出自寒门和宗室、外戚，如南人中的吴安、孙弘、全琮父子等皆非江东世族，北人中的吕岱、吕据为淮泗武将，杨竺乃寒士，孙峻、全公主为宗室，当然也是寒门，其中儒学之士只有步骘，但他是全公主母族人，属外戚。因此，这是孙权精心培植的寒门政治集团，其幕后操纵者实际上是孙权本人。正因为如此，孙权在处理“二宫构争”时，对太子和党人物多加严惩，主要人物皆诛杀、流放；相反，鲁王霸党的主要人物步骘诸人多受重用，只杀了杨竺、吴安等几个与皇室关系不密切的寒士以应景。《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孙权在陆逊郁愤而死后，重新安排了辅政人选：“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据为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显然，鲁王霸一派人物多据要津，一度分割了陆逊的权力。太子和一派人物仅有朱据、诸葛恪，据也为孙权女婿，故暂时得以保位，但据、恪二人最终仍为全公主、孙峻害死。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权在处理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时，经常自觉不自觉的带有地域的因素，从而使人归结为地域之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非事物的本质。在处理暨艳案、吕壹案，特别是“二宫构争”诸政治斗争时，孙权对北方流寓之士多有提携、宽佑。比如同为太子和党成员，诸葛恪非但当初未受严惩，且被孙权命为太子亮的顾命大臣。孙权之所以这样处理，是有深层考虑的。孙权与儒学世族有矛盾，而孙吴儒学世族的主体是江东土著大族，因而斗争的对象也主要是江东大族。孙吴流寓儒学之士非但人数有限，而且脱离了乡里社会，势单力薄，他们虽凭借共同的文化基础，逐渐融入到江东地域社会中去，但毕竟融而未化，尚有分别。对孙吴皇权，他们不仅缺乏江东大族那种激烈的对抗情绪，而且还有较强的依赖性，易于为皇权所控制。因此，孙权在打击江东世家大族的时候，为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他往往起用流寓之士。有些流寓的寒士正是看到孙权的这一心态，为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甘愿充当孙权打击江东大族的工具。质言之，作为流寓之士，在孙权正式建国并实现“江东化”后，他们自身并不具备与江东土著大族对抗的条件。每一次针对江东大族的政治事件，兴造事端的都是孙权，其目的是固化皇权。当然，在这些斗争中，江东儒学大族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打击，但从长远看，地方大族的支持是地域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孙权屡起事端，这使江东大族必然对孙氏政权产生离心力，丧失了儒学大族的支持，孙吴统治的危机便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

孙权本人开启了此后孙吴的灭亡之端。纵观孙吴一代的发展轨迹，确实，自吕壹案和“二宫构争”之后，孙吴走上了衰亡之途。何焯已指出孙权“老悖昏惑，吴亡不待皓而决。”[30]回顾全文所论，足证何焯洞察细微之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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