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一般都会觉得虎踞东吴的孙权是一个善於识才用才的明君。

其实，历史上的孙权和封建时代的许多创业之君一样，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其一生作为，充满了矛盾。在人才问题上，他就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

首先应该肯定，孙权确有识人之鉴、用人之明；特别是在关系孙吴集团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优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先後重用的东吴四任统帅——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可以说是选拔得当，并称其职。周瑜在赤壁之战中以弱击强，大败曹兵，不仅维护了孙吴集团的生存，而且为三分鼎立奠定了基础；鲁肃不仅早就向孙权阐明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天下大势，提出了「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後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方针，而且在其执掌兵权期间，坚持联刘拒曹，巩固了东吴的基业；吕蒙偷袭荆州，实现了孙吴集团多年来一直追求的占据长江的目标，大大扩张了它的势力范围；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蜀军，以後又屡次击败魏军，成为支撑东吴江山的栋梁。对於这几位杰出的人才，孙权放手使用，尊崇有加，甚至脱略行迹，恩礼备至。对周瑜，他视之如兄，亲厚异常；当周瑜去世时，他「素服举哀，感动左右」；直到多年以後称帝时，他还颇为动情地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及注引＜江表传＞)就连周瑜的子女，他也特别关照。对鲁肃，他始终待以殊礼，比之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当他称帝时，也没有忘记鲁肃，对众公卿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於事势矣」(《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对吕蒙，他十分赏识，认为其「筹略奇至」，仅次於周瑜；当吕蒙病重时，他极为关切，以重金召募医者，千方百计为之治疗，并随时观察其病情，见其能吃东西便喜笑颜开，否则便坐卧不安，夜不能寐；吕蒙病死，他痛哭流涕，悲不自胜(《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对陆逊，他倚为干城，极为信赖，特地把自己的印留一枚在陆逊身边，每当与蜀汉交往书信，总是先请陆逊过目，若有不妥，迳直改定盖印发出；黄武七年（228年），魏国大司马曹休率大军南侵，他以陆逊为大都督，统兵迎击，并亲自为之执鞭：以後，他又让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总督军国重事。……如此厚待辅弼之臣，实在难得，所以後人往往传为美谈。

　　然而，孙权也有不敬才、不爱才的时候，有时甚至发展到忌才害才的程度。试看以下几个例子：

　　张昭，东吴的开国元勋。早在孙策创业之初，就任命他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受伤身危，把年仅十八岁的孙权托付给张昭，慨然叮嘱道：「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张昭传》注引《吴历》)孙策死後，张昭当机立断，叫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孙权上马巡军，并命令各地将校各奉职守，迅速稳定了局势。以後，他又忠心耿耿地辅佐孙权数十年之久，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由於张昭性格刚直，常常犯颜切谏，使孙权下不了台。孙权对他既不太满意，又无可奈何，便采取让他坐冷板凳的办法。孙权初置丞相，张昭乃众望所归，孙权却任命了孙邵；孙邵卒，百官再次推荐张昭，孙权却又用顾雍为相；不让张昭当丞相也就罢了，可连「太傅」、「太保」之类荣衔也没授予，只给了他一个「辅吴将军」的官号。如此措置 ，未免有些薄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由此认为孙权的胸襟气度不及其兄孙策（关於张昭，本书另有＜刚直不阿的张昭＞一文专门予以评说）。

虞翻，东吴的大学者，勤於治学，著述甚丰，并乐於奖掖後进。孙策夺取会稽郡後，自领会稽太守，以他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然而，由於虞翻「性疏直」，不会察颜观色， 因而在孙权手下一再倒霉。孙权掌权不久，以他为骑都尉，他屡次犯

颜谏争，使孙权很不高兴，加之又遭同僚毁谤，他竟被贬到丹阳郡泾县，多年不得任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吕蒙袭夺荆州，因虞翻兼通医术，请他随行，才使他摆脱禁锢。孙权封吴王后，大宴群臣，半醉之馀，亲自行酒，虞翻偏偏不赏脸，假装酒醉伏地，不接受孙权斟酒，等孙权离开，他才坐起来。这一来，孙权勃然大怒，拔出宝剑，要亲自将他斩首。大农刘基抱住孙权，请他勿杀善士，孙权竟振振有词地说：「曹操尚且杀了孔融，我杀虞翻又算得了什麼？」经刘基苦苦谏阻，他才宽恕了虞翻。但积怒在心，终难消释，最後还是把虞翻放逐到偏远的交州，死後才许归葬故里（《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张温，孙吴集团的後起之秀，才华出众，张昭、顾雍等大臣都十分推重。孙权开始徵拜他 为议郎，不久又提拔为选曹尚书（主管官吏的选拔任用），徙太子太傅，一度甚为信任。可是，由於张温出使蜀汉後，对诸葛亮的为政有所称美（《演义》第86回写到此事），孙权竟因此而暗生疑忌；又担心张温声名太盛，「恐终不为己用」。於是，他就籍张温举荐的选曹尚书暨豔得罪之机，诬指张温「专挟异心」，「无所不为」，将其罢黜还乡，使这位英杰之士在抑郁寡欢之中罹病而死(《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对於陆逊，上面已经说过，孙权曾经尊崇得无以复加；但当孙权第三子、太子孙和与第四子、鲁王孙霸争宠时（详见下篇＜孙权的立嗣之争＞），陆逊为了维护孙和的正统地位，一再上书 ，建议对二人「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孙权不仅不听，而且屡次派遣使者上门诘责陆逊。陆逊忠而获谴，愤懑而死。後来，孙权终於认识到自己对不住陆逊，曾流著眼泪对其子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总算认了错。

　　对比孙权在人才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表现，可以看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他的识才用才，主要见於他黄龙元年（229年）称帝之前，也就是他四十八岁之前。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裏，他身处内忧外患之中，锐意进取，开土拓疆，深知人才之难得、之可贵，因而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能做到用而不疑，对某些人才的缺陷也不吹毛求疵，遂使江东人才济济，雄视魏、蜀。而在这以後的二十多年中，由於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他承受的压力有所减弱，而又久握权柄，唯我独尊，於是骄矜日甚，怠惰渐生，礼贤下士的风度消磨殆尽，忌才害才的行为却多了起来。所以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这样评论他：「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於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是的，在人才问题上，他同那位「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越王勾践相似，也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中，将孙吴集团置於陪衬的地位，加之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示孙权的性格的各个方面，而只能选择和强化其性格的某一两个侧面。经过这种选择和强化，孙权的「明主」形象逐步凸现，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却遭到削弱。这真是一种不得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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