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民，国家一级编剧，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政协常委，曾任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中国话剧百年之际，孙德民荣获了“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的称号。这个荣誉无疑是对老艺术家所做贡献的一种肯定，但这个荣誉也让孙德民陷入了对中国以及我省话剧事业前途的沉思。昨天下午，孙德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就像办公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一样，对走过100年的中国话剧，以及河北话剧事业的现状和走向，他也梳理得丝丝入扣，并充满了殷殷期望。

年过六旬、从事话剧四十多年来获过数不清的大奖，陷进沙发里的孙德民给人一种亲切、祥和，却又锋利、激昂的感觉，让听者酣畅淋漓。

个人创作篇———

孙德民从1962年开始从事话剧创作，先后创作并公演了《懿贵妃》、《班禅东行》、《十三世达赖喇嘛》、《女人》、《这里一片绿色》、《西太后》、《圣旅》等近三十部戏，五次获得“文华奖”、四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等，1995年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关汉卿”奖。孙德民在承德话剧团担任了十三年团长，在任省文化厅主管艺术的副厅长以后还兼任了省话剧院院长，当时在全省戏剧创作处于低谷的时候，他成立了剧目工作室、戏剧创作中心、导演学会等，出现了一批优秀剧目。孙德民是“山庄戏剧”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它的题材定位，一是反映避暑山庄、外八庙的清朝历史剧，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农村戏。

记者：话剧创作跟其他的艺术创作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比如灵感，就您个人讲，您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在哪？

孙德民：创作观念固然很重要，我承认灵感必须有艺术积累、文学积累，甚至是哲学积累，但它永远植根于生活和观众，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发现和独特的东西，只有生活才是鲜活的，永远不会重复。戏剧永远是生活对作者的一种震颤，灵感就是作者从生活中产生的某种人生感悟。

记者：您创作的《西太后》和《懿贵妃》都是在日本被搬上了舞台，并引起强烈反响，它们在中国上演了吗？

孙德民：《西太后》在中国一直都没露过面，当时它是被日本著名导演艺术家示川猿之助和表演艺术家藤间紫搬上日本舞台的，从1995年到现在已经在日本各地演出近三百场，引起很大反响，这次又被选入了《中国话剧百年选》。当时日本投资方投入6000万人民币，中国投资话剧的水平远远达不到，所以资金问题成了不能在中国上演的关键问题。

记者：您对日本人看话剧有什么样的感触？

孙德民：在东京上演了几次我都去看了，能感觉出日本人对看话剧的重视，包括家庭妇女，她们在去看话剧的时候都要精心打扮，着装很考究。《西太后》这部剧时长3个半小时，他们分两场看完，第一场下来他们要进餐，第二场结束后他们要喝茶。在日本一场演出的票价折合成人民币大概要1200、1300元，人们都会自己掏钱买票去看，在中国这一点达不到，不光经济上，观念也是，日本观众已经把看话剧当成了一种美学欣赏。

回归校园篇———

中国话剧是对西方戏剧的“拿来主义”，但经过在新母体中的重新孕育和发展，已经很具有中国特色。与传统的戏曲不同，话剧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萌芽，最早产生于校园，是中国戏剧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标志性产物。后来专业剧团出现了，大学的话剧已经不成气候了，但随着上海大学生话剧节以及话剧进校园活动的开展，中国话剧回归校园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记者：怎样看待大学生话剧热？

孙德民：相比现在社会剧团的不景气和话剧演员的青黄不接，大学生话剧热的确是一道风景线，而且也是中国话剧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话剧是一门高雅艺术，有知识积累，所以是大学生最容易接受、最喜爱的舞台艺术。

河北话剧篇———

在国内众多剧场闲置、票价过高、话剧演员生存艰难、观众流失的背景下，河北话剧也处于一种尴尬的、青黄不接的局面。首先话剧的表演场地很受局限，只能在剧场，然后是演员的补助极其低微。但在话剧百年这样一个契机下，国家政府对其百年历史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重视，这使话剧工作者在困惑和迷茫中看到了希望。

记者：我们河北的话剧市场一直都火不起来，甚至在这样一个“话剧百年”的历史关头，动静也并没有比往常多起来，不像北京、上海等这些大城市，是我们省的观众不需要话剧吗？

孙德民：河北话剧的市场还没有打开，人们往往都需要靠组织或政府买单，真正想自己掏钱买票的人太少。我们的河北观众乃至中国的观众都远远没达到艺术欣赏的层面。

记者：话剧在像我省这些中小型城市中的命运走向是怎样的？

孙德民：关键看话剧本身反映了什么内容。“三贴近”这句话是很实在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所以，剧作家的平民视角成为话剧创作的一大亮点。没有特色的话剧团队是死路一条。

就我省的院团现状而言，我们缺少的是大作、力作，缺少一个名牌，很多专家说我们河北搞的戏剧都是亚精品，尤其是前几年我们的作品还停留在写故事的层面，未进入艺术欣赏层面。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认为咱们的戏剧缺少的是人文关怀，剧本缺少文学的底蕴，很多时候就像做命题作文，很短程地创作。山西戏剧很有代表性，它强调地域文化色彩，但这种色彩也是寄托在人物性格上的，不单纯地描写这一带发生的事，而是写这一特定地带形成的特定文化人格，这正是我们创作队伍所缺乏的。另外，剧团的管理一定要有两个突出，一是策划突出，拥有优秀的导演、编剧和策划队伍，才能着眼于新鲜视角；二是营销突出，本子出来了，还要推出去，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总依赖政府。

记者：河北的话剧在全国来讲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孙德民：中游稍微偏上，但还是缺少大作、精品，除了缺乏跟外界的沟通外，最主要的还是跟我们剧作者的文学等各方面积累的不足有密切关系。

记者：您有没有考虑过将我省的戏剧与现代的传媒手段相结合，比如网络，可以让话剧从中找到新鲜血液？

孙德民：网络，还没有想过，但目前我们正在酝酿着把我省传统的剧目用影视剧的形式表现出来。

话剧百年篇———

话剧随着脱离了宣传和说教的工具功能后，其日益独立的艺术形态让自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现在的话剧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困境，那就是在艺术这个空间里，挤进了太多门类的艺术文化和娱乐形式，使话剧却显得营养不足了，它的观众源被分流，它的演员被吸引到赚钱的行业中去了。话剧的出口在哪？

记者：演员在影视剧表演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片酬也相当高，那么话剧演员呢？

孙德民：演员在话剧表演中也占相当重要的位置，但他们的补助很少，所以这也就造成了话剧演员、话剧编剧的流失的原因。

记者：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可喜的现象，不少已成明星的演员又回归舞台去演话剧了。

孙德民：那只是暂时的回归，回来充充电，新鲜新鲜。不过名演员还是能为话剧招来不小的市场。

记者：那么我们中国的话剧出路在哪？

孙德民：中国话剧的根本出路在剧场。剧作者的创作理念至关重要，现在很多剧的创作更多的是短程行为，单靠政府的投资，没有按照精品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以几乎都收不回成本。现在面临话剧百年这样一个契机，话剧比其他戏剧模式有了更多的机会。现在的戏剧创作缺乏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有卖点，才能让戏剧与观众找到连接点。

记者：中国话剧是“舶来品”，现在已很具有中国特色，是否还有必要再走向国际？

孙德民：中国话剧会有两个走向，一个是仍保持民族化的东西，《茶馆》到国外演出也照样满堂喝彩；另一个就是搞音乐剧，像美国的“百老汇”。当然我希望看到第一种可能，否则就没有了文化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