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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身份的蠡测(已刊《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
——兼论孙吴时期的宗室墓
内容提要：因富春侯孙峻遭斲棺毁墓的下场，且根据墓中出土的青瓷堆塑罐的分析，南京上坊中下村孙吴大墓的时代可进一步推定为孙皓晚期，因而墓主不可能是五凤三年（256年）卒亡的孙峻，而可能是孙皓晚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和他的两位王妃。迄今发现的可推定墓主身份的孙吴宗室墓形可分3个类型，分别相当于宗室墓中的陵墓、王墓和侯墓。
关键词：江宁上坊 孙吴墓 孙峻 孙皓 王 宗室墓
南京上坊中下村孙吴墓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孙吴贵族墓葬之一。墓葬的发掘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我们也及时编撰了发掘简报。在简报中，我们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的特点，把墓葬时代推定为孙吴晚期。进而结合墓葬的规模，以及兽首形石灯台、神兽纹覆顶石、虎状石棺座等高等级墓葬设施与东汉和同时期其他大型墓葬的比较结果，我们提出墓主可能是末帝孙皓时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和他的两位王妃这样一种初步认识[1]。受篇幅和体例的限制，简报不可能就此问题深入展开讨论。这一重要工作，我们原计划留待编纂墓葬的正式发掘报告时再进行。近来，有研究者对发掘简报中墓主身份的推定提出质疑，认为墓主“应是东吴少帝孙亮在位时的权臣孙峻”[2]。为答复此疑，现就与此墓墓主身份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一详细说明。
一、上坊孙吴大墓墓主不可能是富春侯孙峻
孙峻其人，《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十九》诸葛恪及孙峻本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他是孙坚弟孙静之曾孙，虽属宗室，但较帝室孙权一系则为疏宗。孙权临崩，他与诸葛恪、滕胤、吕据等人共受遗诏辅政，并以侍中、武卫将军身份宿卫宫室，封都乡侯。建兴二年（253年）十月，他与少帝孙亮合谋在宫内殿堂伏兵诛杀了主政的太傅诸葛恪，迁任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进封富春侯，自此一人把持朝政。史载孙峻骄矜淫暴，奸乱宫人，多所刑杀，为国人侧目。五凤三年（256年）九月，孙峻“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时年三十八”。孙峻死后，朝政继续由与其同祖的从弟偏将军孙綝掌控，他继代孙峻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孙綝之凶暴专政远过孙峻，他“负贵倨傲，多行无礼”，先杀滕胤、吕据，又废孙亮，改立孙休为帝，以大将军任丞相、荆州牧，食五县。《三国志》孙綝本传称：“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永安元年（258年）十二月，景帝孙休与张布、丁奉密谋在朝会时斩杀了孙綝，夷三族。
表面上看，从建兴二年（253年）到永安元年（258年），孙峻、孙綝兄弟二人先后当政5年，似乎有条件和可能为孙峻营建一座逾制的大型墓葬。然而，进一步检阅文献就会发现，即使曾经存在这样一座大墓，也不可能完整地保留下来。因为孙綝被杀后，孙峻也得到了发棺毁墓的下场。孙休这样还不解恨，乃至把孙峻、孙綝一道剔除宗籍。《三国志》孙綝本传云：“休耻与峻、綝同族，特除其属籍，称之曰故峻、故綝云。”关于孙峻遭发墓毁棺之史实，多种史料都有记载，但稍有出入。《三国志》孙綝本传：“发孙峻棺，取其印绶，斲其木而埋之（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以杀鲁育等故也。”[3]《建康实录》卷三：“发孙峻冢而剖其棺，斲其尸，收其印绶。”按剖棺戮尸是我国古代常见的惩治亡者的报复性措施，具体事例文献中不胜枚举。以同时代的司马懿穷治谋乱的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为例，《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王凌传》云：“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斲棺，载在方策。凌、愚罪宜如旧典。乃发凌、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资治通鉴》在记此事时，胡三省注引《孟子》曰：“比化者毋使土亲肤。亲土者，裸葬也。”又云：“古者棺椁厚薄皆有度，斲而薄之以示贬。”[4]可见孙峻棺木遭砍斲破坏，尸首被降低规格重新埋葬，而原墓则夷毁无疑。
有过六朝早期墓葬发掘经验的人都知道，被盗掘的券顶墓葬和穹隆顶墓葬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前者即使有盗洞，但盗洞外其余墓顶结构往往完好无损，而后者一旦遭盗掘，久之墓顶必完全坍塌。这大概是两种墓顶力学结构的差异造成的。今上坊孙吴大墓前室顶部的窟窿为发掘前施工机械破坏，后室穹隆顶已坍塌，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墓坑中直径达6.8米的盗洞也显然是因为墓顶坍塌、盗洞自然扩大所致，绝非当初盗掘时原貌。发现的3具木棺中，无论是整木挖制的两具小棺，还是以榫卯连接的一具大棺，其棺身或其部件出土时多尚在棺座的原位上，仅棺盖及两端的头挡、足挡被盗者或积水漂移至他处。这些构件经过拼对能复原成3具完整的木棺。[5]种种迹象显示，是一批蟊贼早年光顾了此墓。他们从墓葬后室顶部掘开一洞，随之入墓，撬棺盗取了随葬的金银宝器。因为无知，他们还砸碎了甬道口的石门，以为石门前尚有密室，当看到门前仅有厚重的封门墙时方停止此愚蠢的疯狂行为。又大概因为掠取的金宝不及他们原先想象的丰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他们又将当时墓内不名一文的瓷器等物悉数击毁，并破坏了后室一角的兽首形石灯台和个别石棺座，然后由盗洞离去。若干年后，墓顶由盗洞口开始坍塌，掩埋了其中的秘密。我们很难想象这是由景帝孙休指挥的追戮孙峻的公开的斲棺毁墓的复仇行动。特别是在孙峻卒亡仅仅两年，营墓者尚在的情况下，主事者不经过墓门，而经过黑暗的盗洞把孙峻及其夫人的尸体，从至少深达5米以上的上坊大墓墓底运出墓外重新瘗埋，这简直不可思议。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墓内人骨虽多已朽腐，但仍存少量骨屑及2颗人牙，墓主尸首尚在墓内明矣！要而言之，上坊孙吴大墓的上述遗迹现象都与文献中“发孙峻棺，取其印绶，斲其木而埋之”的记载明显不符，其墓主不可能是遭毁墓的富春侯孙峻。
我们再看此墓的具体时代。墓中虽出土有具有断代作用的始铸于孙吴赤乌元年（238年）的“大泉当千”铜钱，但此钱也仅标示此墓的上限，对解决本文的具体问题没有实质意义。孙峻卒于孙亮五凤三年（256年），距孙皓继位的元兴元年（264年）仅8年，距其亡国的天纪四年（280年）也仅24年，如果缺乏必要的纪年材料，要在相距如此之近的年代间进行取舍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上坊大墓中出土的一件青瓷堆塑罐（或称魂瓶）则为我们分析解决问题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考古发现证实，长江下游的苏、浙、皖诸省的东汉、孙吴、西晋时期墓葬中常出土各种陶瓷质的五联罐和堆塑罐一类特殊的丧葬明器。一般认为，五联罐是对汉代流行的谷仓的继承与变革，主要是为了死者在另一世界能够丰衣足食，其造型是在一只大罐的肩部附加4只形制相同的小罐。后来，在五联罐上不断附加很多内容，逐渐演化为堆塑繁缛的堆塑罐，反映出时人对死者的祈愿和关照不断细致和周全。这两类遗物，无论是从流行时代的早晚，还是从器形演变的特点看，以南京为中心的古丹阳区都明显受到以浙江东部和北部为中心的古会稽区的强烈影响，同类遗物的流行前者往往要比后者晚一个时段[6]。以五联罐为例，浙江地区迄今出土的最早纪年墓为上虞蒿坝东汉中期的永初三年（109年）墓[7]，而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最早纪年墓为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东汉末年的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龙桃杖墓[8]。之后的孙吴墓葬，以五联罐随葬更是盛行一时，所见纪年墓有安徽南陵麻桥赤乌年间萧氏家族墓[9]、南京幕府山五凤元年（254年）黄甫墓[10]、南京郭家山永安四年（261年）墓[11]等，涉及孙权、孙亮、孙休3帝在位时期。甚至更晚的孙皓早期墓葬，如南京北郊五塘村甘露元年（265年）墓[12]亦见五联罐。最近，我们在南京中华门外窑岗村30号发掘一座孙吴晚期墓。墓葬虽未见明确纪年材料，但出土的一件瓷双系罐底部刻划有“当值还都”4字，联系到甘露元年（265年）九月孙皓迁都武昌及宝鼎元年（266年）十二月还都建业的历史记载[13]，墓葬的时代应即宝鼎元年前后。该墓中亦见一件五联罐，这是南京地区迄今所见出土五联罐的最晚墓例[14]；以堆塑罐为例，浙江地区过去以绍兴永安三年墓（260年）最早[15]，近年则提前至太平二年（257年）嵊县大塘岭吴墓[16]。南京地区孙吴墓葬出土的陶、瓷质堆塑罐，从纪年墓葬材料看，决然不见于孙皓时代之前，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例是上坊陈土盖村陈家山凤凰元年（272年）铭青瓷堆塑罐[17]。出土堆塑罐的其他孙吴纪年墓葬还有凤凰二年（273年）赵士岗7号墓[18]、江宁东善桥凤凰三年墓[19]、雨花台区丁墙村天册元年（275年）墓[20]、上坊城土盖村棱角山天册元年墓[21]。简言之，由纪年墓葬材料看，南京地区五联罐和堆塑罐的更替约发生于孙皓早期，之前为五联罐流行时期，之后为堆塑罐流行时期，概未见例外。
此外，上坊中下村孙吴大墓出土的青瓷堆塑罐在形态上还明显区别于南京地区发现的大多同时代陶瓷质同类遗物，那就是堆塑罐的上部不见了其他同类器上常见的4个小罐，而代之以4个方形亭阁。这种形态的堆塑罐，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堆塑罐的编年系列中属晚出造型，在浙江地区主要流行于西晋太康至元康年间[22]。结合前文分析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把这件青瓷堆塑罐的年代锁定在孙皓晚期。
总之，由墓中出土的青瓷堆塑罐时代的分析，我们对上坊孙吴大墓相对时代的判断由发掘简报的“孙吴后期”进一步修定为“孙皓后期”。这亦从根本上否定了此墓墓主是孙峻的可能性。
二、上坊孙吴大墓墓主有可能是孙皓后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和他的两位王妃
从规模上看，上坊孙吴墓超过了已经发现的所有同时期墓葬，而且其前、后室四隅的兽首形石灯台、前室顶部浮雕神兽纹的大型覆顶石、后室的虎状石棺座等高等级墓葬设施皆未见于其他同时代墓葬，墓葬所在的小山岗虽仍名“孙家坟”，但其地望明显与文献记载的孙吴诸帝陵墓不符，再联系到与上坊孙吴墓出土的虎状石棺座相似的垫棺葬具仅见于墓主被推定为东汉陈顷王刘崇的河南淮阳北关一号墓[23]等情况，我们在发掘简报的结语中把墓主的身份推定为孙皓时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和他的两位王妃。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根据《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的记载，孙皓在位时期先后五次分封宗室之王，分别是：元兴元年（264年）十月，封景帝孙休“太子（上雨下单）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陈王”；建衡元年（269年）正月，“立子瑾为太子，及淮阳、东平王”；凤凰二年（273年）九月，“改封淮阳为鲁，东平为齐，又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三千兵”；天纪二年（278年）七月，“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王给三千兵”；天纪四年（280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其中元兴元年十月所封的景帝四子系在孙皓即位后仅数月，大约是为稳定局势和笼络人心需要，因为就在次年七月，孙皓就逼杀了景帝之后朱氏，又迁此“四子于吴小城，寻复追杀大者二人”。另二子不知所终，估计没有善终。其他4次所封33王，《三国志》没有明确说明是否皆为孙皓之子，司马光在记载凤凰二年九月所封十一王时也仅笼统地称“吴主悉封其子弟为十一王”[24]。然据《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孙和传》注引《吴历》记载：“和四子：皓、德、谦、俊。孙休即位，封德钱唐侯，谦永安侯，俊拜骑都尉。”[25]其中庶弟孙谦因卷入宝鼎元年（266年）十月施但之乱，母子皆为孙皓所杀。孙俊虽“聪明辨惠，为远近所称”，但亦为孙皓所杀。只有钱唐侯孙德不知归宿，但从孙皓对诸弟的猜忌心理看，应该排除在封王之列，想亦未能逃脱孙皓的魔掌。则此33王及太子孙瑾皆应为孙皓之子。
由于凤凰二年、天纪二年、天纪四年三次所封皆十一王，故论者怀疑他们“可能是同一批人，只不过将各封王的名称加以更动而已”，甚至觉得孙皓“作为一位22岁才做皇帝，到其30岁左右时是否能拥有30多个儿子也让人怀疑”。其实，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皓本传在介绍历次封王时用词精确，凡“封”、“立”者皆首封，“改封”者仅最早分封的淮阳王和东平王，大约此二王在孙皓诸子中年长，故改以二大国鲁国、齐国之王分别相封。[26]况且凤凰二年与天纪二年所封之十一王，还各给三千兵。若为同一批人，再给三千兵则于理不通。《三国志·吴书》因过于简略，孙皓子嗣的具体情况未予明载，但诸多线索证明孙皓穷淫极侈，后宫佳丽如云。他曾“使黄门备行州郡，科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当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甚至宫“内诸宠姬，佩皇后玺绂者多矣”[27]。天纪四年（280年）三月，西晋灭吴，孙皓举家西迁，晋武帝诏“（孙）皓太子瑾拜中郎，诸子为王者，拜郎中”。而晋将王濬检点吴宫，竟得“后宫五千余人”[28]。然则孙皓拥有30余子就完全可能，故论者的以上怀疑不能成立。
从出土的三具棺木的大小看，上坊孙吴墓墓主应是三位成人。故论者为否认其墓主为孙皓时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及两位王妃之说，又怀疑“孙皓的任何一位儿子也都不可能在建衡元年前后时已达到成年并拥有二位王妃的年龄”。事实上，只要稍检《三国志·吴书》的有关记载，就可发现吴帝普遍早婚的现象。如孙亮太平三年（258年）废为会稽王，时年16岁，他于赤乌十三年（250年）纳全氏为妃，年仅8岁[29]；孙休永安七年（264年）卒，时年30岁，他于赤乌末年纳朱氏为妃，亦仅15、16岁；孙皓元兴元年（264年）即位，时年23岁，他于永安元年（258年）聘滕牧女为妃，年方17岁。若以永安二年获子推算，则至凤凰二年（273年）封王时已年15岁，至天纪二年（278年）封王时已年20岁，至天纪四年封王时已年22岁，早已达成人之龄。这是以孙皓纳滕氏为嫡妃生子而推算的，但因为孙吴宗室普遍存在在聘嫡妃之前别纳妾室的现象，故实际年龄可能还不止此数。以孙皓之父孙和为例，据《三国志》卷五十《吴书五·妃嫔传》和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孙和传》注引《吴历》的记载，孙和嫡妃张氏子孙俊为孙皓之弟，则一般情况下孙皓之母庶妃何氏被赐孙和应在张氏之前。又者，孙吴宗室中死于非命者固多，而早逝的正常死亡者也是有例可稽的。如孙权之子建昌侯孙虑卒年仅20岁，孙权之弟孙匡卒年亦仅二十余。考虑到上坊孙吴墓墓主成人的身份，以及凤凰二年改封二王、增封九王的记载，特别是前文我们根据出土的青瓷堆塑罐把墓葬时代调整为孙皓后期的推论，此墓时代为凤凰二年至天纪四年之间显然可见，而以孙吴亡国之前的天纪、天玺年间可能性最大，此时孙皓所封的成年之王可能远远不止一位吧！史载孙皓“肆行残暴”，“虐用其民”，又好兴功役，至其末年更是欺妄天命，频造祥瑞，竟然还“有窥上国之心，使太卜尚广筮并天下”，故仍“以克平西北为事，不备其亡”。[30]这样一位亡国之君，即使“已面临重兵压境国家将亡的境况”，仍“为封王中的任何一位营造超大型墓葬”，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凡此，论者的如上怀疑亦不成立。
孙皓子嗣虽多，但留名甚少。《三国志·吴书》录名者仅见太子孙瑾一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凤凰二年（273年）封王纪事时亦注曰：“十一王，史逸其名。”[31]但笔者爬梳史料，却侥幸检索到多位姓名，聊录于此。《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太康元年（280年）三月“壬寅，（王）濬入于石头。（孙）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率其伪太子瑾、瑾弟鲁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晋书》卷六《元帝纪》：太兴元年（318年）十一月，“故归命侯孙皓子璠谋反，伏诛。”《晋书》卷五十八《周玘传》：吴兴人钱璯起兵叛乱，“杀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孙皓子充，立为吴王，既而杀之。”[32]又《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七云：“孙氏坟墓在富阳者又有孙贲、孙瑶墓，并在县西南。孙皓子希祖墓在县南。”可见孙皓之子至少有太子孙瑾、鲁王孙虔、孙璠、孙充、孙希祖5人姓名可寻，但此数人事迹多在西晋亡吴之后，可以排除在上坊孙吴墓墓主之外。如果本文推论的上坊墓主为孙皓所封宗室之王属实，则其墓主当应在此5人之外的孙皓另29子之中寻找。又前引《晋书》中孙皓亡国之际所率之孙瑾、孙虔等二十一人若皆为其子，则另有13子下落不明。他们或早年亡故，或丧乱中逃亡，两者皆有可能，则墓主又当在此13子之中。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王，他由东平王进封为大国齐王，可见深受孙皓宠爱。且此王不在孙皓所率出降诸子之名录，如果确实早逝，则孙皓为这样一位受宠的宗王营建一座超大级墓葬就完全可以理解。
不仅如此，孙皓还有为“大有宠”的张布大女、左夫人张氏在苑城内作大冢的先例。《三国志》卷五十《吴书五·妃嫔传》注引《江表表》云：孙皓“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工匠因缘偷盗，府藏为空。会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已葬之后，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国人见葬太奢丽，皆谓皓已死，所葬者是也。”《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泰始十年（274年）》胡三省注引《三十国》、《晋春秋》认为孙皓纳张布女在天册元年（275年）。然《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孙奋传》云：“建衡二年（270年），孙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过甚，朝夕哭临，数月不出，由是民间或谓皓死，讹言奋与上虞侯奉当有立者。”似乎与前者为同一事，则“王氏”当为“张氏”之误。《建康实录》卷四就明确记载：建衡二年，“左夫人张氏薨。后主哀念过甚，留葬苑内，临哭，数月不出听事。民间讹言：后主已死，章安侯奋当立。”可以为证。那么，如果孙皓为受宠早逝的某王营造一座像上坊这样的大墓就不是偶然的事件了。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除上坊中下村孙吴大墓外，其近旁的城土盖村亦曾发现多座孙吴晚期大型砖室墓。主要有：1979年，城土盖村棱角山发现天册元年大型砖室墓。砖室全长达9.5米，许多墓砖上模印有“天册元年七月十八日兒侯师李横作甓”、“天册元年七月”、“兒侯”等铭文[33]；1993年，城土盖村陈家山发现凤凰元年孙吴墓。墓虽已毁，但其中出土的多件青瓷器异常精美。据参加处理毁墓事件的江宁区博物馆负责人回忆，被毁的墓葬规模较大；2008年，又在距棱角山天册元年墓仅约百米的永安社区（原属城土盖村）沙石岗发现另一座大型天册元年墓。砖室全长达8.38米，墓砖上模印的花纹和铭文与前者完全相同[34]。因此，我们在发掘简报的结语中指出“上坊中下村、城土盖村一带曾是孙吴晚期宗室、贵族墓葬集中分布的重要葬区”（图一）。
现在看来，问题可能不止这样简单。在距中下村孙吴大墓仅约1公里的城土盖村先后发现3座孙皓时期的大型纪年墓，而且其中2座砖铭竟然完全相同，证实墓主都与“兒（即倪）侯”有关。同一时期的大型墓葬如此集中地在同一地区发现，它们之间必然有着某种联系。我们怀疑江宁上坊中下村、城土盖村一带可能是孙皓时期经过规划的一个陵区，陵区内埋葬有像中下村孙吴大墓这样与孙皓关系密切的宗室、像城土盖村陈家山凤凰元年墓及倪侯家族墓这样陪陵的高等级贵族，而陵区的核心或许就是规划之中的孙皓之陵[35]。若此推测不误，则如上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们期待着今后这一地区更大的考古发现。
三、孙吴宗室墓葬的类型、等级及渊源
60年来，虽然各地发掘了数以百计的孙吴墓葬，但由于缺乏确凿的文字材料，能够真正确认的孙吴宗室墓葬迄今没有发现一座。不过，根据有关遗迹和遗物，可以推定墓主身份的孙吴宗室墓葬却有多座。系统梳理这些墓葬，不仅可以总结孙吴宗室墓葬形制、规模与墓主身份等级的对应关系，亦可观察上坊孙吴大墓在孙吴宗室墓中的位置。
根据墓葬形制结构的差异，可以把这些经过推定的孙吴宗室墓葬分为三个类型：
A型 墓葬两侧有耳室，四周有回廊。仅见1991年发现的江西吉水城郊一号墓一例。该墓覆斗状封土高达10米，墓葬为砖石结构，总长17.58米，总宽15.63米，由封门、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前室两侧有耳室，后室四周有回廊，前、后室之间有过道连接，左、右回廊与后回廊交接处各有一方形角室（发掘者认为是藻井），角室比回廊高1.34米。甬道前部及后室前部还各有一道石门。前室、后室及两个角室为穹隆顶，余为券顶。后室的四壁、墓顶及墓底均用条石及块石砌筑，余则用条砖砌筑（图二）[36]。关于此墓时代，发掘者认为“约为东吴晚期至西晋期间”，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组则认为时代为孙吴晚期。当地的文史工作者还进一定考定墓主为骑都尉谭绍[37]。谭绍为孙权皇后、废帝孙亮生母潘氏之姊婿。《三国志》卷五十《吴书五·妃嫔传》载：“孙亮即位，以夫人姊婿谭绍为骑都尉，授兵。亮废，绍与家属送本部庐陵（郡治在今吉安市，吉水为其近旁属县）。”如后文所考，此墓为陵墓规制。谭绍虽有领兵外戚之尊贵身份，但以罢送还乡之特殊背景，竟然越制营造这样一座高规格大墓实在令人生疑。笔者认为墓主当另有其人，可能是孙和嫡妃、末帝孙皓嫡母张氏。史载孙峻诛杀诸葛恪后，夺故太子、南阳王孙和玺绶，令由所居的长沙改徙新都（在今浙江淳安），又遣使者赐死孙和于道，同行的张氏亦自杀[38]。孙和长子孙皓即位后封生母何氏为太后，追封其父为文皇帝，祖母王氏为大懿皇后。嫡母张氏是否追封未见明载，但吉水正处长沙东往淳安的半道，若孙皓于张氏殉难之地为其营建一座高规格的大墓则于情于礼均可解释。关于此墓形制及墓主身份，笔者将有专文考证，此不赘述。
B型 墓室两侧有4个耳室。仅见本文讨论的南京上坊中下村发现的孙吴晚期大墓一例。墓葬为砖室结构，总长20.16米，总宽10.71米，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甬道的前部有一道石门，前、后室之间有过道连接，前、后室的两侧各有对称分布的2个耳室，后室的后壁底部还有两个龛室。前室、后室均为穹隆顶，余皆为券顶。墓中发现的高等级墓葬设施还有前室顶部浮雕神兽纹的覆顶石，前、后室四隅的兽首形石灯台，后室的虎状石棺座，以及前、后室铺地的大方砖等。关于墓主身份，本文已推定为孙皓后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和他的两位王妃。
C型 墓室两侧各有一个耳室。安徽马鞍山、湖北鄂州、武汉江夏及黄陂共发现5个墓例，各例形制结构略有差异，分述如下：
例一：马鞍山宋山大墓。墓葬为砖室结构，总长17.68米，总宽6.6米，由封门墙、前后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前、后室之间有过道连接，前室的前部两侧各有一耳室，甬道与前室交接处、前室与过道交接处各有一道石门。各部分均为券顶。墓中发现的其他重要现象还有，后道石门的一侧有高浮雕变形龙纹的把手，后室棺床等处以方形大砖铺砌。发掘者认为墓葬的时代为孙吴晚期，墓主可能为景帝孙休[39]。不过，由于《三国志》卷五十《吴书五·妃嫔传》明确记载孙休皇后朱氏与孙休合葬定陵，而宋山大墓后室仅见一具木棺，故这个结论可基本否定。然因此墓正与有关史料记载的位于采石附近的景帝孙休定陵的地望相符，故属与孙休相关的重要宗室则无疑问。
例二：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墓葬为砖室结构，总长14.5米，总宽5.68米，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前、后室之间有过道连接，前室的前部两侧各有一耳室。各部分均为券顶。除甬道未分前、后段，未见石门，后室棺床为普遍墓砖铺设外，余形制结构与马鞍山宋山大墓完全相同。此墓具体时代与墓主身份均有争议。因墓中发现的一件铜弩机上有刻铭“将军孙邻弩一张”，发掘简报认为墓主即为夏口沔中督、威远将军、都乡侯孙邻，孙邻卒于赤乌十二年（249年），时代为孙吴中期[40]。参加墓葬发掘的另一位专家则认为墓中随葬的铜弩机器主不能认定就是墓主，真正的墓主应是孙邻之子武昌督、平荆州事孙述，孙述于太康元年（280年）降晋，则墓葬时代为西晋[41]。我们认为器主固然不能等同于墓主，但此墓形制与马鞍山宋山大墓几乎完全相同，在相距遥远的两地之间发生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两墓时代接近，故以发掘简报的观点为胜。
例三：鄂城钢铁厂孙将军墓。墓葬为砖室结构，总长9.03米，总宽7.84米，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前、后室之间有过道连接，前室两侧有对称分布的耳室。各部分均为券顶。发掘者认为墓葬时代为孙吴晚期，墓主可能是孙邻之子孙述[42]。但因为孙述后来降晋，留居并归葬武昌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故也有研究者认为墓主可能是嗣爵的孙邻之子孙苗[43]。还有研究者根据出土遗物的特征及墓地排葬的规律，认为墓葬时代为孙吴中期偏晚，墓主可能是威远将军孙邻。事实上，此墓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位于同一墓地，两者相距仅约50米，属于同一家族毫无疑义。但孙邻家族有将军名号者，虽《三国志》仅见孙邻、孙述二人，但因是书记载简略，嗣爵的孙邻之子孙苗、“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绩，皆历列位”，[44]他们或有将军名号之封也未可知，故墓主为孙苗或孙邻家族其他成员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例四：江夏流芳孙吴墓[45]。墓葬为砖室结构，总长13.8米，总宽12.7米，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前、后室之间有过道连接，甬道两侧有对称分布的耳室，前室两侧有对称分布的侧室，侧室内发现有漆皮及锈蚀的棺钉，可证侧室内葬人，后室的后壁底部有一龛室。前、后室为穹隆顶，余为券顶。墓葬时代为孙吴中晚期，有研究者认为墓主可能是卒于嘉禾三年（234年）的沙羡侯孙奂或卒于赤乌六年（243年）袭爵的孙奂之子孙承[46]。
例五：黄陂滠口孙吴墓[47]。墓葬为砖室结构，总长11.4米，总宽9.4米，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后室等部分构成。前、后室之间无过道连接，前室两侧有不对称分布的一对耳室，西耳室为长方形，东耳室为刀形[48]。甬道、西耳室、后室为券顶，前室、东耳室似为穹隆顶。关于墓葬时代，有吴末晋初及孙吴中晚期二说。而墓主身份，则有研究者认为是太平元年（256年）降魏后封为车骑将军、吴侯的孙壹，孙壹卒于吴永安元年（258年）[49]。
以上墓例的具体时代和墓主身份，虽然学界多有争议，但在宗室墓葬这一节点却相对一致。我们注意到各墓皆为前、后室，均有耳室这一相似性，那么，带耳室的前、后室墓就可能是孙吴宗室墓的特有形制。湖北的考古工作者则注意到，长江中游C型的4座墓葬都有青瓷坞堡模型出土，故怀疑它是“孙吴宗室特有的随葬物品”[50]。但这一类型随葬品却不见于江西和长江下游其他几座推定的孙吴宗室墓，因而是具有地域性的孙吴宗室墓葬特点。我们还注意到，江宁上坊中下村孙吴大墓和马鞍山宋山大墓都发现有用特制的大方砖铺砌墓底或棺床、祭台、壁龛（发掘者认为是假窗），江夏流芳孙吴墓和黄陂滠口孙吴墓则发现大量特制的长方形大砖，前室用来砌建墓室，后者用来砌造前室的祭台。这些大砖不见于同一时代的其他墓葬，也是孙吴宗室墓值得注意的现象。吉水城郊一号墓和马鞍山宋山大墓还发现有两道石门，发现石门的孙吴墓例还有江宁上坊中下村大墓和马鞍山朱然家族墓[51]，不过皆为一道石门，故疑两道石门在孙吴宗室墓中属较高等级。此外，青瓷牛车、俑群特别是各类伎乐俑虽然也偶见于其他孙吴墓，但其数量和质量难及以上列举的部分孙吴宗室墓，显然它们也是具有等级意义的特殊丧葬用品。
孙吴宗室墓葬不仅在形制结构和出土遗物方面与一般的孙吴高级官吏墓葬存在明显区别，目前的材料还可以证明，各类型宗室墓葬之间也存在等级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墓主身份等级的不同造成的。其中A型的吉水城郊一号墓不仅设有耳室，后室的四周还设有回廊和角室，墓中设有两道石门，后室并以条石和块石砌筑，这是迄今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孙吴墓葬。如后所析，其形制与文献记载中的东汉献帝禅陵玄宫和考古发现的东汉诸侯王陵多相吻合，其墓主我们前文已指出可能是末帝孙皓嫡母张氏，可证是孙吴宗室墓中最高等级的陵墓之制；B型的江宁上坊中下村孙吴大墓墓室两侧共设4个耳室，墓中发现的大型覆顶石、兽首形石灯台、虎状石棺座在孙吴宗室墓中虽属孤例，但可确定是较高等级的标志。其墓主我们已推定为孙皓晚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如此推测不误，则4个耳室的B型墓葬为孙吴宗室墓中的王墓；C型的5个墓例墓室两侧皆设2个耳室，但其间形制结构仍略有差别。这种差别一方面可能与墓葬的时代早晚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各墓墓主身份的不全相同有关。结合有关专家对各墓例墓主身份的推定，我们认为2个耳室的C型墓葬可能是孙吴宗室墓中的侯墓。由于孙吴宗室之侯存在县侯、乡侯、亭侯的等级之别，则此类型墓葬在形制、规模上的不整齐划一，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然其中的马鞍山宋山大墓可能是个例外，此墓规模卓然出众，远在同型的其他墓葬之上，且墓中的两道石门仅见于A型的吉水城郊一号墓，铺砌棺床等处的大方砖仅见于B型的江宁上坊中下村大墓，其墓主虽非景帝孙休，可能也不止宗室之侯，而在本类型的其他4墓之上，属于更高等级的宗室（表一）。
文献记载表明，孙吴制度之源在于东汉。《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昭传》注引《吴录》云：“（张）昭与孙绍、滕胤、郑礼等，采周、汉，撰定朝仪。”周制遥远，孙吴所宗可能主要是汉制。《通典》卷四十一《礼一·沿革一》在论述三国时代礼制沿革时就明确指出：“魏以王粲、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虽缀时礼，不足相变。吴则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创时制。”[52]这虽指朝仪制度，但应包括墓葬制度在内。青龙二年（234年）三月，逊位的汉帝山阳公刘协薨，被追谥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53]。《后汉书》志第六《礼仪志下》注引《帝王世纪》云：汉献帝禅陵地下玄宫“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54]前堂和后堂显然是指墓葬的前室和后室，堂形为方，故曰方。查《康熙字典》，“角”有“隅”之意，引申则有四隅、四方之意。《后汉书》卷二十五《刘宽传》注引《谢乘书》曰：“（刘）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筭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未尝与人争执利之事也。角，隅也。观四隅之风占之也。”又卷三十下《郎觊传》注云：“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 故“角”颇疑即指墓室外的回廊及角室。回廊周护墓室，故曰广。那么，有回廊的前、后室墓正是东汉的陵墓之制。前引A型的江西吉水城郊一号墓正为此制，其等级必为陵墓，其制度之渊源也必在东汉。
而从考古发现看，东汉的陵墓虽然没有发掘，但已发掘的诸侯王、列侯墓葬却有多例。由于这两级墓主在墓形制度上可使用一些类似皇帝的、其他等级贵族不能享用的制度[55]，故可由此一窥其时陵墓的规制。兹举典型三例：其一，被推定为中山简王刘焉的东汉前期的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墓葬为砖室结构，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室、主室、回廊组成。在砖室之外，又用4000多块石材筑成石椁[56]；其二，被推定为陈顷王刘崇的东汉晚期的河南淮阳北关一号墓。墓葬为砖石结构，由墓道、墓门、甬道、左右耳室、前室、后室、回廊组成。回廊在墓室外围一周，其四角和北、西、南三面回廊正中还各有一个小室；其三，被推定为浮阳侯后徙宜城侯孙程的河北望都1号墓。墓葬为大型壁画墓，由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前室和中室的两侧有对称分布的4个耳室，后室的北壁上还有一个龛室[57]（图三）。其中前两例属于诸侯王等级，墓形中不仅有耳室，还有回廊。后一例属于列侯等级，墓形中只有耳室，不见回廊之设。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这些墓形中的前室、后室、回廊分别相当于汉初陵墓制度“正藏”中的明堂、后寝与便房，耳室则相当于“外藏椁”[58]。孙吴宗室墓中相当于陵墓等级的A型墓葬，除前室、后室外，亦有耳室、回廊之设，而次一等级的B型、C型墓葬除前室、后室外，仅有耳室之设，可证其墓形和等级都沿用了东汉的墓葬制度。
虽然东汉时期强宗豪右墓葬僭用诸侯王与列侯墓形的现象比较普遍，但从现有材料看，孙吴高等级贵族墓葬与宗室墓形制相混则未见。如所周知，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侯朱然墓是迄今发现的墓主身份明确的地位最高的孙吴贵族墓，其墓形也仅为前、后室结构，未见耳室之设[59]。其旁的一座家族墓，砖室规模甚至超过朱然墓，墓主身份尚有争议，有朱然养父安国将军、故鄣侯朱治和朱然之子骠骑将军、左大司马、当阳侯施绩二说，墓形亦仅为前、后室结构，虽增设了一道石门，但亦未有宗室墓形的耳室之设[60]。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前、后室结构的孙吴墓，如马鞍山寺门口墓前室两侧各附一砖室，但砖室内葬人，属侧室性质，与瘗物的耳室性质不同[61]。还有一些前、后室结构的孙吴墓，如南京郭家山永安二年墓[62]、江宁上坊棱角山天册元年墓、马鞍山独家墩三国早期墓[63]、江西南昌高荣墓[64]、武昌任家湾道士郑丑墓[65]等，在前室或甬道的两侧附有2~3个耳室，但这些耳室空间狭小，高均不足1米，只能称为龛室，可以视为孙吴宗室墓形对同一时期一般墓葬的影响，而与空间高敞的宗室墓形中的耳室不可同日而语。
注释：
[1]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2期。
[2]贺云翱：《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试考》，《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
[3]这条史料，争论的双方都在使用，焦点是对“斲其木而埋之”一句的理解，是“发孙峻冢并作破坏后又将该墓复土掩埋”，还是“孙峻棺木遭砍斲破坏，尸首被降低规格重新埋葬”？读者诸君可以根据我们下文所引文献仔细体味。
[4]《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魏纪七·邵陵厉公嘉平三年（251年）》，第2389页、2450页，中华书局，1956年。
[5] 这些木棺构件多保存较好，墓葬发掘结束后也一直存放于墓内。凡到过墓葬现场参观考察的专家学者也都能看到。
[6] 仝涛：《五联罐和魂瓶的形态学分析》，《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第170页，南京出版社，2004年。
[7] 吴玉贤：《浙江上虞蒿坝东汉永初三年墓》，《文物》1983年第6期。
[8]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
[9]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10]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11]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北郊郭家山东吴纪年墓》，《考古》1998年第8期。
[1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五塘村发现六朝早期墓》，《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
[13]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
[14]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窑岗村30号孙吴墓》，《东南文化》待刊。
[15] 陈万里：《中国历代烧制瓷器的成就与特点》，《文物》1963年第6期。
[16] 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考古》1991年第3期。
[17]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江宁县下坊村发现东吴青瓷器》，《考古》1998年第8期。墓中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上的圭形龟趺碑铭，资料整理者释读为“位”、“凤凰元年立长沙太守□作浃使宜孙子”。笔者有幸得以认真观摩原器碑铭，发现未释二字实为“交州”，而六朝刻铭中“刺”多作“刾”，故“浃使”即“刺使”之误，碑铭正确释读应是“位”、“凤凰元年立长沙太守交州刺使宜孙子”。
[18] 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封底图片文字说明；又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9]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市东善桥“凤凰三年”东吴墓》，《文物》1999年第4期。
[20]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丁墙村“天册元年”东吴墓》，《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24~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1]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
[22] 参见前揭仝涛文。
[23] 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4期。
[24]《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泰始九年（273年）》，第2533页。
[25] 《三国志》卷五十《吴书五·妃嫔传》亦云孙皓嫡母张妃随父孙和自杀，生母“遂拊育皓及其三弟”，可见孙皓确仅有三弟。
[26] 孙权曾在赤乌五年（242年）八月封“宠爱崇特”的孙霸为鲁王，初拜竟与太子孙和“同宫室，礼秩未分”。又于太元二年（252年）正月封霸弟孙奋为齐王，居上游重镇旧都武昌，可见鲁、齐二国确为大国。参见《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及卷四十七《吴书二·孙权传》。
[27] 《三国志》卷五十《吴书五·妃嫔传》注引《江表传》。
[28]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孙皓传》及注引《晋阳秋》。
[29] 一说7岁，见《建康实录》卷三，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0] 《建康实录》卷四，第84页。
[31] 《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泰始九年（273年）》，第2533页。
[32] 《晋书》卷五《孝怀帝纪》记钱璯谋反事在永嘉四年（310年）二月。
[33] 原发掘简报释为“臾侯”、“李椎”、“作壁”，今审视砖拓，实误。“兒”即“倪”。按墓地近旁有倪塘村，乃源自六朝的古地名。《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晋纪三十二·安帝隆安二年（398年）》胡三省注曰：“倪塘在建康东北方山埭南，倪氏筑塘，因以为名。”颇疑此“兒侯”与此倪氏有关。
[34] 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天册元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本期。
[35] 孙皓后来亡国，葬洛阳邙山。
[36] 李希朗：《江西吉水晋代砖室墓》，《南方文物》1994年第3期。
[37] 承江西吉水县博物馆叶翔副馆长相告。又参见《“江南第一墓”吉水东吴大墓之谜》，网址www.jxnews.com.cn。
[38] 参见《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孙和传》。
[3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栗中斌：《马鞍山市宋山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考》，《东南文化》2007年第4期。
[40] 鄂州博物馆等：《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41] 熊寿昌：《论鄂城东吴孙将军墓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之墓主身份及其相互关系》，《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42] 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第3期。
[43] 徐劲松等：《武汉黄陂滠口古墓与孙吴宗室墓》，《长江文化》2000年第1期。
[44] 《三国志》卷五十一《吴书六·孙邻传》。
[45] 武汉市博物馆等：《江夏流芳东吴墓清理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
[46] 同43。
[47] 武汉市博物馆：《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6期。
[48] 此二耳室，发掘者视为侧室，因东室比其他各室皆低，可证是耳室无疑。但西室内有无葬人及出土遗物情况，发掘简报皆未予说明，故其性质难以遽断，暂列为耳室。
[49] 同43。
[50] 同43。
[51]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
[52] 《通典》卷四十一《礼一·沿革一》，第1121页，中华书局，1988年。
[53] 《三国志》卷三《魏书三·明帝纪》。
[54] 本条关键性史料，承蒙南京大学历史系吴桂兵先生友情提示，特此致谢！
[55]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收入《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17~ 12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56]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57] 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
[58] 同55。
[5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60]
王志高等：《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5期。
[61]
马鞍山市博物馆：《安徽马鞍山寺门口东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
[62] 同11。
[63]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省马鞍山市独家墩三国早期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8年第6期。
[64]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65] 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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