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家谱网

如果你是个“书虫”的话，在中国，不论你走进哪一家书店，都能见到涉及《孙子兵法》的书籍。这许多种涉及《孙子兵法》的书籍，在介绍孙武其人时，都要把孙武与齐国的田完家族——《左传》中称为的陈氏家族扯上关系。特别是那些科普类的儿童读物，更是不厌其烦、绘声绘色、图文并茂地把孙武说成是“齐国陈书的孙子”，“陈书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乐安，”“孙武因齐国的陈、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的表述。之后，则是孙武如何献兵书与吴王；吴王如何拜孙武为将军；孙武如何操练宫女，怒斩二姬；如何率军伐楚，功成隐退等玄之又玄的故事。如此美妙动听、活灵活现的描述，作用于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或是无意深究的读书者，自然使他们信以为真。对那些青少年来说，则又因为是“幼年读书，终生不忘”。如此一代又一代，一轮又一轮地书写、口传，直把这一谎言从古传到今，从中传到外，造成名副其实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的历史定势。

其实，凡读过《史记》和《左传》原著的人，都会对上述的观点产生疑问。因为，在《史记》中，从未谈及“陈书（田书）”其人。在《左传》一书中，虽有两处谈及陈书，却毫无陈书伐莒的记载。所以会造成上述的谎言，完全是由于西晋时的杜预在编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时，误把《左传·昭公十九年》所载的“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使孙书伐之。”中的“孙书”，注解成“陈无宇之子，子占也” ，从而把历史上的孙书和陈书合二为一，并因此而引发的一起错案。它的确因“陈、孙”的一字之差，而谬误自彼至今的近两千年；因陈书、孙书的一人之差，而误导自彼之后，古今中外的近百亿人。不过，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这“一字之差”，的确也不尽情理。若认真分析，它确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即：一、《左传》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历史地位；二、历史条件和文化习俗的限制；三、私修谱牒的作伪；四、宗族观念和门阀思想的强化；五、欧阳修和吕夏卿的失查

一《左传》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历史地位

说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自然离不开《春秋》和《左传》。

大家知道：《春秋》本来是对我国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一种泛称。当时，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一职，以记录国君之言行和本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因此便有了“右史记言，左史记行”之说。即右史官要记录国君的言论，左史官要记录国君的行为。文天祥在其《正气歌》中所说的“在晋董孤笔”，说的就是当时晋国的史官董孤，在其宰相赵盾之弟——赵穿弑了国君后，随依例记下“赵盾弑君”的记述。身为晋国宰相的赵盾感觉很冤，便问道：“为什么要记我弑君？这是赵穿干的，我不知道啊。”董孤回答说：“你是宰相，尚在国内，而国君被弑，你自然要负主要责任。”赵盾追悔莫及，但是，因其理屈，也只得认同。由此可见，当时各诸侯国都有《春秋》之类的编年史。它实际上就是记录各诸侯王的“工作日志”。所以有“百国春秋”之说。这些“春秋”，可以说是“春秋”的原版。晋咸宁五年，即公元2 7 9年，（一作太康元年或二年，即公元2 8 0 年或2 8 1 年），在汲郡的战国时魏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因书写于竹简而得名。共十二篇。全书叙述了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 9 9 年）止。（该书至宋时散失）——如果不是已有定论，它或许就可以叫着某某春秋了。——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

但是，在这诸多的《春秋》中，唯有鲁国的一份记录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春秋》，据说曾被孔子修编过，因此，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说孔子修订过原版的鲁国的《春秋》，的确有其一定的可能性。因为，第一版的《春秋》截稿于公元前4 8 1年，这时的孔子恰值71（虚）岁。并且，“孔子晚而喜《易》，序《篆》、《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同时，在该文中，还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卒。（鲁）哀公诔之曰……”看来，晚年的孔子，既有喜《易》，序《篆》、《系》、《象》、《说卦》、《文言》的爱好，又有获宠于鲁哀公的优势。所以，说他修订过原版的鲁国的《春秋》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经孔子修订过的鲁国的《春秋》，自然就不能算《春秋》的原版，而已经是《春秋》的第二版了——即人们常说的《鲁春秋》。

《鲁春秋》以鲁国为叙事的中心，记载着上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７２２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４８１年），共２４２年间鲁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人物活动。当然，由于鲁国与其他诸侯国必然的外交来往，所以，书中也必然会涉及到其他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事件。同时，书中还广泛地收集了当时各国间发生的日食、月食、地震、旱、涝、风、火等自然现象，为我们保存了春秋时期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始风貌，因此，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由于受当时的物资条件、科技水平、文化习俗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如：书写材料方面的竹简、苇编；文字运用方面的通假、多义；文化习俗方面的方言、俚语；以及思想观念方面的“王者至上”等，使《鲁春秋》一书在文字的运用上，过分地追求“微言大义”、“婉约成章”和“为尊者讳”等所谓的“春秋笔法”，全书仅用了一万多字。这样，就使文章显得语义难辨，晦涩难懂，如不经注释，就不知所云。所以，《鲁春秋》面世后，便有许多人以原书为经，而另外为其作“传”。这样，便有了“经”与“传”的区别。“经”如文章之论点，“传”如文章之论据；“经”离传如无肉之髅骨，“传”离经如无骨之腐肉。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当时为《春秋》作传的共有五家。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其中只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和《谷梁传》十一卷被流传了下来，其它两传已遭散失。而被流传下来的《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则常被人们称之为“春秋三传”。这便是《左传》的由来。这样，即便《左传》的作者所依据的底本是《鲁春秋》的嫡传正本，它也只能是《鲁春秋》的第三版本了——不要忘了：这时的《鲁春秋》是“经”，《左传》则是“传”。—— 参见袁立泽编著的《左传》（吉林人民出版1996年版）

《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与《鲁春秋》相比，从时间上看，它下延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比《鲁春秋》多出了十三年；从篇幅上看，它被扩写为１８万多字，是《鲁春秋》十倍；从叙事主体上看，它是以晋国为中心，而《鲁春秋》则是以鲁国为中心；从涉及范围上看，它对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间的大事，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而《鲁春秋》则多侧重鲁国的事情；从写作风格上看，它多用事实解释《春秋》，而不是象《公羊传》和《谷梁传》那样，完全用义理来解释《春秋》。特别是它对齐、楚、晋三国在争霸焦点上的谋划与运作，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表现出作者渴望统一的进步思想。因此，它比《鲁春秋》储存了更多的信息，并因其兼顾了周朝和其他多个诸侯国家，使更多的人能从中找到一些有关“自己”的史料。于是，《春秋左氏传》便给人以一种中国春秋时代的“信史”的感觉，具有较高的“史料性”和可读性。因此，也具有较强的信誉度。

关于《左传》的作者，以前，人们多传说它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左丘明所著。但是，近、现代人则多疑此说，认为它应该是战国初年的某人根据各国的史料编纂而成。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所受的时代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同《鲁春秋》一样，它也受到了当时的物资条件、科技水平、文化习俗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如果它真的象古人传说的那样，是鲁国的盲人左丘明所著的话，其所受的局限性就会更大——因为，对于一个盲人作家来说，他在写作中所受的限制及其所做的努力，不知要比正常人多多少倍。若从我个人的观点说，我是比较赞成以往的说法的。（不过，这个“左丘明”可能不是《论语·公治长》中提到的左丘明。）因为：

1、传说中的左丘明，是鲁国的一位史官。后来因为双目失明，而被迫辞职赋闲。这样，（1）、他或许是孔子的徒孙或孙子，因而可以接触到孔子修编的《鲁春秋》，甚至能将其内容默记于心底。所以，在他失目后便能将春秋的数百年之事，信手掂来。（2）、从年龄上说，由于孔子是“半路出家”（据说他青少年时，尚为人做道场，当吹鼓手。他的传统画象尚有暴突眼的象征）。所以，他的弟子或儿子，完全可以比他小4 0岁；他的徒孙或孙子，完全可以比他小8 0岁。按孔子生于公元前5 5 1年计算。那么，他的这位徒孙或孙子，完全可以生于公元前4 7 1——4 6 1年之间。这样，到这位徒孙或孙子失目赋闲写作时，完全可以下延到公元前4 0 5年以后——即历史上的战国初期。这与杨伯峻先生把《左传》的成书年代裁定在公元前4 0 3年至公元前3 8 6年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参见袁立泽编著的《左传》（吉林人民出版1996年版）（3）、当然，这位左丘明不是《论语·公治长》中提到的左丘明。这样，在我国的历史上便有两个左丘明：一个生于春秋时期，是孔子所敬重的长者；一个生于战国时期，是孔子的徒孙或孙子。这种相隔一百多年的同名现象，可以说是当怪不怪的。因为，那时的人名或地名（包括姓氏）都叫的十分随便：有许多无官无职的人，根本就没有名字；有些有官有职的人，则多以其官职而被人们所称谓。例如：“姬”姓因傍于姬水而得之，“姜”姓因滨于姜水而得之。至于名“丘”的人或地方，更是举不胜举。如：孔丘、帝丘、梁丘、沈丘……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公元前4 0 5年——公元前3 8 6年间，在孔子的徒孙或孙子中，确实有一位官至“左史官”的人，因年老失目而被迫赋闲后，依据自己熟记的《鲁春秋》的史料而纂成了《左传》的书稿。由于他的这部书稿被许多人所看中，又由于在鲁国的历史上的确有一位受人尊重的、名叫“左丘明”的史官，所以，其亲朋故交便在抄写其文章的时候，相传为左丘明著。这不是理顺成章吗？

2、一般来说，陷于困境中的有志之人，多数能从学术上（也只能从学术上）有所突破。——司马迁是这样，保尔是这样，张海迪是这样，霍金也是这样……，那么，左丘明也完全可以这样。人类社会的这一现象，就连毛泽东都十分信服：孔子厄而做《春秋》，丘明瞽而书《左传》

3、从《左传》记事的内容看，它所记的内容的确是广有取舍，大有时差的。例如：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 7 2年）对陈完出奔的记载；《左传·文公八年》（公元前5 2 3年）对孙书伐莒，攻占纪鄣的记载；《左传·成公十七、十八年》（公元前5 7 4、5 7 3年）对孙周被迎立的记载等，多突显出作者是剪辑别人的作品而进行的再创作，而不是作者的“吟咏之作” 。

4、从公元2 7 9年（或为2 8 0或2 8 1 年），在当时的魏国汲郡出土了《竹书纪年》这一史实，及《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内容上看（虽然其中所记的内容与《左传》所记的史实有些出入），但是，它们却足以说明：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时代。有了这一基本认知，再通过对《左传》和《竹书纪年》的参照阅读，便使我们认识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

5、从司马迁这位史官世家的气质，再联想到“在晋董孤笔”一语所说的晋国的史官——董孤世家的气质，我们不难想象：1、有可能这位左丘明的家庭（也包括孔子的家庭）就是鲁国的史官世家，这一世家乃是鲁国的公族；2、与董孤、司马迁一样，左丘明这位史官，在他病退赋闲后，想到孔子修《春秋》的故事，也当有所作为。

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所以《左传》面世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并被广为流传。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楚威王的太傅铎椒和赵孝成王的宰相虞卿对其做过节录，备为百篇。而先秦诸子的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及《战国策》等，都常常引用其内容。东汉的服虞为其著作了《春秋左氏传解谊》、西晋的杜预作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代的孔颖达作了《春秋左传正义》、清代的刘文琪等撰有《左氏春秋考证》、洪亮吉著有《春秋左氏诂》、顾栋高著有《春秋大事表》、日本的珍竹添光鸿著有《左传会笺》。解放后，杨伯峻先生集前人研究、考证之成果，结合近代考古发掘之发现，把文献书籍与考古资料对映比照，互相结合，精工细琢地著作了《春秋左传注》。―――参见袁立泽编著的《左传》导读，（吉林人民出版1996年版）可称为是目前左传研究的集大成者。

此外，以《左传》故事而编著的演义类书籍更是汗牛充栋，其中以冯梦龙、蔡元放编著的《东周列国志》为善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 0 0 4年版）

在上述有关《左传》的诸多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晋杜预所作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因为，就是在这部著作中，杜预误把《左传·昭公十九年》中的“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使孙书伐之。”中的“孙书”注解成“陈无宇之子，子占也。”从而造成了一起千古奇案。

杜预，字元凯，生于公元２２２年，卒于公元２８４年。京北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的著名将领，曾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并以灭吴之功而被封为当阳县侯，时称“杜武库”。在学术上，他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著作。并自称“《左传》辟”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特别是其中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因其首开“以传附经”之先河，使广大读者在购买、借阅时，不必再“既购‘经’，又借‘传’”；在阅读时，不必再“左翻‘经’，右披‘传’”（在此之前，“经” 与“传”各自成书，人们在阅读时，必须将“经” 和“传”两书参照着阅读），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从而使“古文经学”声名大震。这样，便从方式、方法、风格、气势上把原居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摔个脸朝下，进而使《左传》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显赫之学。于是，《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便成为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诠释《左氏春秋》著作中的一部最有影响、最有权威、最为流行的一种版本，直至流传至今。算起来，它应该是《春秋》的第四版了吧。

列举了以上有关《左传》的成书和诸多有关《左传》的著述，旨在说明它在我国史学界乃至文学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可以说是唐代以前为《左传》作注的经典之作。并且，由于它的广为流传，便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虽然是《春秋》的第四版，却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部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然而，就在这样一部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中，却出现了误把“孙书”当“陈书”的纰漏，从而造成了一起千古奇案。

通过上述的叙述和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杜预，作为西晋一统天下的开国元勋，武有战功，文有著述，位高权重，名噪一时。所以，在当时，乃至其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他多是敬而生畏。由于杜预的名气太大，以至形成了现在人们常说的“官大表准”的势能。即使有少数识得其纰漏的知情者，面对如此威严的史学泰斗，也只能是望而生畏，忍气吞声。因为，有谁敢不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对大家公认为已成定论的东西及杜预本人去说三道四呢？可是，在隋、唐之前的文化背景和科技条件下，要寻得如山的铁证，又谈何容易？所以杜预的这一误注，便成了“不争”的史实。

二、历史条件和文化习俗的限制

叙述了《春秋》、《鲁春秋》、《左传》、《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成书及人们对其研究的历史过程后，我们就不难看出：

作为一部大家公认的，反映中国春秋时代的政治、军事、文化、商务、风俗、人情和自然现象的信史，虽然能较好地聚焦下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必然会造成歧义迭生，语义不详的现象。因为：

一、从政治环境上说。进入战国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虽然已从奴隶社会思想意识的桎梏中有所解脱，并开始向“礼崩乐坏”的新的思想意识转型。但是，由于旧的国家机器尚在，特别是象《左传》的作者那样的享受过旧制度“恩德”的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旧意识必然是根深蒂固。所以，从《左传》的字里行间，我们完全可以嗅出作者的“君权神授”、“王权至上” 、“为尊者讳” 、“天人感应”、“人者爱人”及“仁、义、礼、智、信”等孔子儒家思想的气息。例如：陈完的出生、出奔、发迹、及“田（陈）氏代齐” ；祖姬之父的“结草报恩”；（秦）弄玉吹笙的“月夜遇良缘”；晏婴演义的“二桃杀三士”等等，——参见冯梦龙、蔡元放编著的《东周列国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 0 0 4年版）无一不是用貌似入情入理，实为荒诞离奇的故事来阐发着上述的思想。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对我们考证《左传》作者的身份，的确有着指导意义。

二、从学术风格上说。《左传》的学术风格，仍然没有摆脱《鲁春秋》的羁绊。即：重在“婉而成章” 、“简约深蕴” 。正如古语所说的“《春秋》一字一褒贬”。这种风格与其说是当时时代的文风，倒不如说是当时条件的限制。因为，当时的创作条件是“竹简纬编”。即人们搞创作的笔、墨、纸（竹简）、砚，全靠自力更生。这样，人们在写作时，必然“惜字如金”——极力用较少的字，来说明较多的意思。结果便“使文意常常变得语焉不详，晦涩难懂。”，“由于过分地字斟句酌，以突出严谨的笔法” 。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简约深蕴”的笔法。——参见袁立泽编著的《左传》导读，（吉林人民出版1996年版）同时，众所周知，中国的古典作品是没有标点的，如何断字释义，全靠读者的学识，这也凭添了理解古文的难度，增加了产生歧义的比率。另外，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幅员辽阔，风俗迥异，由此而引发的音同字异，字同义异，义同形异的现象是比比皆是。如：通假字、别体字、变义词、多义词等。至于某些方言俗语，如：“甭”、“知不道”等，更是令人费解。这也容易造成在诠释古文的过程中，产生始料不及，事与愿违的误解。

三、从创作环境上说。当时的创作环境可以说纯属于“个人书斋”的形式。因为，不要说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文化人极为稀少），就是在解放前文化封闭的状态下，许多人的写作，也都是“只灯伴孤影”。所谓“如囊烛” 、“如映雪” 、“十年寒窗苦” ，也是这一状况的写照。所以，如果说《左传》的作者不是在写作前便早已“胸有成竹”的话——即在写作前就早已深谙春秋数百年之故事的话，他也不可能写出这贯穿时间数百年、跨越空间数百里的著作的。但是，要达到这“成竹在胸”的境地，非孔子的嫡传徒孙或孙子、非鲁王室的近臣或故旧，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经孔子修编过的《鲁春秋》，决不会缮写或印刷数百册而散落民间的——这也是我们把《左传》的作者界定在孔子的徒孙、孙子或是鲁王室的近臣故旧的重要理由。

四、从传播方式上说。如前所述，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不论是《百国春秋》，还是《鲁春秋》，不论是《左传》，还是《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它们的刊行于世，决不会象今天的印刷品那样，可以一版数百册地发行。它们的散发于世，全赖作者亲朋故旧中的同仁们：或因敬重其人品而收藏；或因敬重其文采而节录；或因教育子女而备用；或因街谈巷议而抄写。所以，它们刊行于世的册数必然不会很多，版本也不尽相同。这一点，我想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左传》一书的“原始底本”恐怕仅有一册，且又不知散落于何处。至于它的副本，只能是那些“抄本”了。可是，在抄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笔下之误”。对于那些时不时的“笔下之误” ，有人或许会“有错必纠” ，有人则或许会“将错就错” ，甚至会“文过饰非”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左传》也的确需要一个注释的过程。

五、从语言环境上说。《左传》成书之时，中国的文字尚未统一，更不要说要执行什么普通话了。这样，如果不具备经历多国语言交流机遇的话，就很容易对“他国”史书中的文字产生误传、误说、误注、误解的现象。而要具备经历多国语言交流的机遇，则非国王近臣，或史官、说客之辈是难得有幸的。另外，即便是有这样的人物，他在节录、翻译他国史料时，也难免会有错译、漏译的现象。这一点既可证明：1、《左传》的作者应与孔子或鲁王室有一定的关系。2、《左传》的内容需要注释。3、在注释《左传》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译、错注的现象。

因有以上的种种原因，所以，在为《左传》解经释义的过程中，受解经者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学术水平、知识阅历和工作作风的差别，也会产生对原著的各种曲解和误释，从而造成失误和遗憾。因此，我们对杜预的误把“孙书”当“陈书”，从而引发这起谬误两千年，误导百亿人的错案，也就当怪不怪了。

不要说在数以千百计人、次的历史大舞台上认错一至两个人，就是在撰写、编辑数百字的文稿时，写别、写错仨、俩字，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要不然，各出版社、杂志社就不要设立“编辑”和“校对”的岗位啦。更何况相对于《春秋》的原著来说，杜预的《春秋左传经传集解》已经是相隔五、六百年的第四版呢？

三、宗族观念和门阀思想的强化

所谓宗族，冯尔康先生在其为《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所做的序言中解释为“有男系血缘关系的人的组织…血缘关系是它形成的先决条件，人们的组织活动，才是宗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并分别解释说：“宗是把散漫的族人组织起来”，而“族是聚合一个个互相恩爱的家庭，这个家庭是由高祖到玄孙不同辈分的各代人组成的。所以说，族是有男性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聚合体。”而宗族观念，正是基于宗族基础上的人们的感觉和知觉。它是伴随着人们的理智的产生而产生的。

众所周知，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母系氏族阶段。那时“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特君览》

“先王没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榛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

以上的记述，的确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因为，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与生活环境的恶劣，成年男性多在觅食、劳作或格斗（为争夺领地和配偶）中丧身，子女就只好依偎在母亲身边了。——这大概也是母系社会得以存在的原因吧。若以现实的例子作比喻的话，就是“孤儿寡母”。当如此众多的“孤儿寡母”组成世界的话，岂不就是母系社会了——这便是早期的人类状况。

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人由于生理条件的优势，在当时的渔猎、建房（有巢氏）、取火（燧人氏）、耕作（神农氏）等一系列直接影响到人们生活起居的生产活动中，日益发挥出主导作用，而妇女渐次降低到从属的地位。于是，原来以母系为纽带的社会形态逐渐转变成以父系为纽带的社会形态。——即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辟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瓤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据传说，炎帝之所以王天下，是因为他能型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蓐之利，以教天下，所以又称为“神农氏。”黄帝之所以能王天下，是因为他发明了衣服、舟、车等。在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栏目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狼群、狮群、猴群的“争王之战”，那些争到王位的狼王、狮王、猴王们，原本也是群体中的一员，也当有父母、兄弟、姐妹。后来，因为它们的体格健壮，动作敏捷，机警善斗，甚至略显些心计，终于从群体中胜出，成为欺凌包括其父母、兄弟、姐妹们在内的群体之王。人类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或许没有如此惨烈——因为人类有“禅让”之说。不过这种“禅让”，恐怕也只是局限在同一母系氏族范围内。同时，受到禅让的也是凭其“德”和“才”而赢得了大家的公认，受到大家的拥戴，才得以受到“禅让”的。据说，大禹也曾把王位禅让给“益”，但是，由于“益”辅佐大禹的时间太短，其他人都不买“益”的帐，却都去朝服于禹的儿子“启”，最终才由启继承了王位。关于母系氏族的存在，及其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情况，我们从上古的传说中，或可管窥一斑：

《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狨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食之，因孕生契”；《史记·周本纪》载：“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若以此论，殷、周之先祖实为同帝喾一父的异母兄弟。这看来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却又不无可能。因为，不要说是在那洪荒的远古，就是在当今的文明社会中，凡一夫多妻的儿子，较多地都能在其母亲的教育下，承认其父的存在。更何况这两位妻子的共同的丈夫，是一代人主呢？假如这两位共夫的妻子各居一方，但同时又都能教育自己的子女说：“你的父亲是帝喾”，如此流传下来，又有什么不可呢？

《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按《史记·五帝本纪》载，帝颛顼当为帝喾的叔父，而其之苗裔孙当与殷契、后稷有共祖关系。另外，根据《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的记载，禹、舜的活动范围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弃和大业的活动范围，则在西昌或西戎的戎狄之间，而弃和大业又都曾经是帝舜的大臣，帝禹的同僚。也就是说，契、弃和大业，即殷商、西周和西秦之族，都有着共祖关系。从司马迁的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华多民族发祥于水，扩散于陆的形成和迁徙的状况，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华多民族原本都是同根同源的。

以上传说中的契、弃虽名曰有父，却是不交而孕。大业是无父而生。但是，却都能为天下王。这便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一种转承之说，或可以叫做一种托辞。其实，人人都知道：“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所以有此说法，是因为“天命难言，虽圣人莫能见…其有天命然。”——《史记·三代世表》若用今天的观点来说，就是在母系社会的情况下，人们多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当母亲教子之所出时，往往会以她心目中的“宠物”告之。于是便有了感应受孕说，便有了“图腾崇拜” 。这种崇拜或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或来源于人类潜意识的梦幻。

图腾崇拜，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条，是人类进化的里程碑。也是人类最早的“宗族信仰”。原因是：

1 、它标志着人类已摆脱了野蛮的兽性，具备了温良的理智。

2 、它标志着人类已脱离了鲁莽而无序的竞争，懂得了自知而有序的礼让。

3 、它标志着人类已进入到“氏族”阶段，并界定了这些“氏族”最初的生活区域。如：信仰“龙”图腾的氏族，必然生活在邻近水域的地方；信仰“鸟”图腾的氏族，必然生活在有该鸟栖息的地方；信仰“狮”图腾的氏族，必然生活在有狮出没的地方；信仰“象”图腾的氏族，必然生活在有象活动的地方……由此，我们就不难想到：为什么源于黄河流域的民族，都以“龙”为图腾，并以“黄龙”为至尊；而生活于印度河流域的民族，都以“象”为图腾。

4 、它标志着人类已进入到同一氏族内部“语言互通”的时代。因为：（1）、只有在语言互通的情况下，同一氏族的族民才能确立共同的图腾，并因此而树立起“王”者的威望；（2）、只有在语言互通的情况下，才能使众多的母亲都能用语言去教育子女（那时是没有社会教育的），从而保证这一崇拜代代相传。（3）、出土于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的“中华第一龙”证明，早在距今6500年之前，人类已经进入到氏族社会。同时，从他们能用蚌壳（古钱币）摆成自己信仰的图腾这一情况看，说明当时人类已经进入到氏族社会的巅峰期。而其后“良渚文化”中的祭祀习俗，则是这种崇拜普遍存在和不断发展的铁证。另外，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市贾湖村的“中华第一笛”，更把中华民族的语言形成期，前提至距今8000年以前。

5 、它标志着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长期共存性。因为，（1）、从被崇拜为图腾的吉祥物，如：龙、雕、狮、象、虎等，都是灵与力的象征这一现象上看，当时的人们多崇拜具有灵与力的雄性动物。这说明具有灵与力的男性，始终在氏族中占有主导地位。（2）、从母性所共有的温柔、奉献乃至依赖的心理上看，她们一旦做了母亲后，往往会把自己心目中的男性——夫君乃至儿子当作偶像来加以崇拜，同时，也只有通过她们的这种母性教育，才能实现图腾崇拜的代代相传。（3）、众所周知，只有在一夫多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氏族的迅猛扩大，并在氏族竞争中广占领地，再行发展。对此，我们不仅可以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中管窥一、二，也可从当今社会中一夫多妻的现实生活中略见分晓。因此，笔者认为，历史上的母系社会是局部的、暂短的。它就象当今社会中的“孤儿寡母”之家一样，在氏族或家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仅占据四分之一的时段。一到儿子长成（小儿在15——18岁之后，就显示其自立顷向），母亲就让位于有能力的儿子了。这一观点或许能对人类进化史的研究提供点帮助。

6 、它标志着氏族社会的长期存在和历史变迁。因为：（1）、从“中华第一龙”的出土得知，中华民族对龙的图腾崇拜已有6500年的历史了。如果再有新的“龙”的图腾崇拜的考古发掘出现，这一历史说不定还要提前若干年。而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依然崇拜着“龙”的图腾，由此足见图腾崇拜的长期性（2）、如前所述，禹、弃和大业，都曾经是舜的大臣，本应该坚持同一个“龙”的图腾崇拜。但是，因大业后来西居于戎狄之间，于是便有了“鸟”的图腾——《史记·秦本纪》；而弃的一支——虢族，则形成了“虎”的图腾——《厚重河南·第六辑》河南大学出版社。

人们的图腾崇拜，发展到“舜”时，便形成了一种制度，一种仪式，这种制度和仪式叫做“封禅”。《史记·封禅书》载：“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堙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岁二月，东巡狩，至

于岱宗。（泰山）…………

“禹遵之，……至帝太戊，有桑谷（怪树）生于庭，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谷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后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后稍怠慢也。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史记·五帝本纪》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史记·夏本纪》

“夏禹传子，是‘天下为家’的开始。从此以后，‘大人世及以为礼’。就是说父子、兄弟相传便成为制度了。

“皇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是家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已经存在的标志。”——《中国史纲要》翦伯赞著，1 9 7 9年版

“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兽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史记·夏本纪》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舞台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候祭其疆内名山大川。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若稷稼樯，故有稷祠。郊祀所以从来尚矣。

“秦襄公既候（公元前７７７年—公元前７６６年在位），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皋之神，作西寺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秦文公（公元前７６５年—公元前７１６年在位）…于是作鹿寺，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宣公（公元前６７５年—公元前６６４年在位）作密寺于渭南，祭青帝。

“秦穆公立（公元前６５９年—公元前６２４年在位）病卧五日不寝，寝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公元前４２４年—公元前４１５年在位）作吴阳上寺，祭黄帝，作下寺，祭炎帝。”——《史记·封禅书》

在人们的信仰意识形成的同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宾，莫非王臣”，说的是在夏、商、周的奴隶社会中，天下的土地、臣民尽归国王所有。国王虽然以分封的形式把一部分土地赏赐给亲宗勋臣。但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又有权收缴所封的土地。国王对自己留下的京畿之地（其他受封的诸侯对自己所封的土地也多采用同样的方式），则利用“小藉臣”或“小众人臣”之类的官史强迫奴隶们集体耕作，劳动所获，则全归国王（或各诸侯）所有。因此，卜辞中常有“王大令众人日？田”、“ 王往氏众黍于？”的记载。不仅如此，在农忙时节，国王还要强迫平民、外族奴隶、和作坊中的奴隶参与劳作。后来，有些国王和诸侯又采取把土地划分成小块、租给奴隶或平民耕种。奴隶们在耕种自己所分租田的同时，必须为国王或诸侯耕种一定数量的公田。这就是所谓的徭役地租。这种徭役地租的形式，在商、周时期已经成为主流。因此，《孟子》中说：“殷人七十而助”就是说，领主们按七十亩为一份的形式，将土地租给奴隶或平民，这些租种土地的奴隶和平民，必须为领主付出一定量的徭役。这就很有一点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了。但是，由于它的生产方式仍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所以，到了后期，也无法继续维持。这就像二十世纪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一样——作物的种植权、管理权、采收权全部由少数人安排，实际耕作者毫无生产的主动权，只是被动地听任少数决策人物的驱使。所以，人们在劳动中出工不出力，没有热情，缺乏干劲，住住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使得公田中“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即在公田中见草不见苗，草比庄稼更好。）严酷的现实迫使领主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即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度。这不仅是当时奴隶制解体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纪后期，各国集体农庄归于解体的原因。

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率先实行“初税亩”，即用“量亩而税”的实物地租，代替过去“籍田以力”的徭役地租。这样一来，农奴们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作物和农时，并进行深耕细作、浇灌除草，以提高产量，还可以利用闲遐时间去开恳井田以外的荒地。虽然要多交点税，但是，却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初税亩使领主们增加了收入，农奴们得到了实惠，两厢情愿，皆大欢喜。于是，各国纷纷效法，乃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来奴隶主的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推行的改革一样，由于农村（那时是农奴）的改革，必然引起其他各方面的改革。于是，原来的手工作坊和商贸往来也随之发生了变革。（其实，郑国早在郑桓公在位时，就已推行了商奴自由，并誓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参见《郑国史话》杨福平、杜维夏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商贸自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发生了变革之后，上层建筑也必将要发生变化。由于上述经济基础的变化，必将引起人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变化。——因为，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一些聪明、能干、勤劳、勇敢的平民、佃户，乃至手工作坊中的奴隶、军事集团中的战士等，或凭一技之长；或靠一地之利；或以一身之勇，逐渐富裕起来，以致封爵拜相，挤身到贵族的行列。如郑国的弦高，就是因为他利用自己所贩的几十头牛，犒劳了前来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使郑国免遭一场劫难，因此而被郑穆公拜为军尉，从而挤身到“士”的行列。再如秦国的吕不韦，因经商暴富，还谋取了秦国的丞相之职。相反，那些原来的勋臣、贵族中的一部分人，或因腐化堕落；或因子女不贤；或因天灾人祸；或因经营不善，最终衰败下来，沦落为平民乃至官奴，随失去了原来“士”的身份。

经过上述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转变的剧烈阵痛，使原来同姓中高高在上的“士”族贵族们，情愿或不情愿地，不得不与同姓中的庶族新贵们称兄道弟，认作了自家。这既有意识形态领域里认祖归宗的道德性，又有社会制度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性。正是基于这种道德性和法律性的统一，才造成了人们宗族观念的根深蒂固。

上述的考古发掘和史书记载告诉我们：

1 、由于人类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们对自然

的崇拜——图腾崇拜；这种崇拜一开始往往是单一的，具体的。它或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或来源于人类潜意识的梦幻。

2 、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人们逐渐形成了对大自然的广泛信仰。这种信仰的表现，。便是对天、地、人、神的祭祀

3 、自舜帝开始，人们就知道用祭祀的方式，来祭拜天地于名山大川了。

4 、从禹帝开始，人们就知道修社祀、祠堂（稷祠）来进行郊祀了，并知道以“修德”的方式来消灭避祸了。

5 、从周公开始，人们就知道在“明堂”内进行宗祀，来供奉祖先了。

6 、从秦襄公开始，人们就知道用“三牲”来进行祭祀了。并且，“自以为主少皞之神”。所以就“作西寺，祠白帝”。看来，“祭祠自由己出” ，“佛在我心中”。

7 、从秦灵公开始，人们就知道认炎、黄二帝为共同的祖先了。秦灵公西居边陲，却有如此明鉴，可见当时秦国的文化底缊之深厚。这大概也是后来秦国所以能统一天下的一种理由吧。

8 、另外，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奉行一种“灭其族而存其祀” 、“ 不罪先人”的信条，并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公德，普遍适用于各国间的攻伐拒守和宫廷政变的动乱之中。这说明，在当时，不论是国君还是平民，不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大家都普遍地具备了尊祖敬宗的道德意识和宗族观念。例如：

——公元前７１２年，即《左传﹒隐公十一年》，郑、齐、鲁三国联合攻灭了许国。但是，当许国的硕大夫百里引来许庄公的幼弟——新臣拜见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并央求存许国一线之祀时，郑庄公还是“大度”地把许国一分为二，让百里辅佐新臣居“许”之东鄙，以存许氏之祀。所以，《左传﹒隐公十一年》对此的评述是：“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另外，据柏杨先生的统计，从公元前７００年—公元前５００年间的２００年中，各诸候国内部发生的以臣弑君，以子弑父，兄弟相残，以父夺子的宫廷政变，就多达６０次之多（参见柏杨的《中国人…》）但是，不论这些政变有多么险恶，多么不可思义，而政变后被拥立的，依然是原国君的子、弟、孙等族人。由此可见当时的伦理与习俗。

人们尊祖敬宗意识的发展，必将形成人们的宗法思想、宗族观念和宗法制度，伴随着人们宗族观念的增强，中国人的“姓”、“氏”也就合二为一了。正如谢钧祥先生在《新编百家姓》（中州古籍出版社2 0 0 7年版）中所写的那样：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宗法制的崩溃和封建制度的兴起，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姓氏成为表明个人及所生家族的符号，亦即郑樵所云：“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名贵贱。”也就是说，到战国时期，中国人的宗族观念已经完全形成。

郑樵先生的：“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名贵贱。”的说法，虽算不上先见之明，但是，却可称得上是精辟之见。因为，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人们的宗族观念，（严格地说，应称为姓氏观念）也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把春秋战国时期，看着是其诞生阶段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秦、汉、三国、南北朝，则是其发展阶段，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门阀思想和门阀制度。

所谓门阀，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中的世代贵显之家。它是封建时代地主阶级内部“以地望名贵贱”———即以先祖的族史、功德、和名分来划分的家族等级制度。世代显贵之家称为“高门”，无根底的卑庶之家称为“寒门”。门阀思想，就是人们基于这种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所谓“门当户对”的理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高门中选，寒门受排斥，甚至连交际、坐位亦有区别。因此，追朔家族历史、挖掘祖先功德，便成为人们趋之若骛、梦寐以求的时尚。在这一方面，西汉的文、景、武三帝是“功不可没”的。

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6年在位），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薄太后所出。据《史记·孝文皇帝》载“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稀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

公元前１８０年，当周勃等老臣合谋诛灭了吕氏之后，按照传统的宗法观念，当复立刘姓之位。但是，立谁为好呢？高祖有八个儿子，有些已经辞世；有些已投身于吕氏，或与吕氏有些关系，不可立；有些则因其母家不善，不欲立之。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立代王刘恒最为合适。因为，代王是“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天下便。于是，使人召代王。”——《史记·吕太后本纪》

但是，身为代王的刘恒，因听其郎中令张武等人参谋，害怕其中有诈，多次推辞不就，后来，在其中尉宋昌的劝说下，又经占卜向卦，方敢就位。

刘恒即位后，当年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十二月，请奉诏书，除收努诸相坐律令”。

第二年三月，“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以上,孤儿九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第三年三月，“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十三年五月,汉文帝受缇萦卖身救父之义举的感动,认为“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当年,“又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其除田之租税.”——《史记·孝文本纪》

由此可见,汉文帝的人格，正如其诸大臣所言：仁孝宽厚，广施恩德。因此，司马迁在其传记中写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对此，我们在他驾崩前的遗诏中，也可管见一斑。其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垤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一代君王帝主，在其临死之前，尚能虑及百姓，强令从简办丧事，实为难能可贵。

关于汉文帝的德政，其子——景帝刘启，在为其所下的特诏中总结的更为详尽。其诏曰：“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不穷，朕甚嘉之。”——《史记·孝文本纪》

文、景二帝的这两份诏书，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宽厚、仁慈、俭朴、务实的德君形象，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尊祖敬宗、虔诚孝道的子君情怀。作为父亲，孝文帝能“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真可谓是“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作为儿子，孝景帝能为孝文皇帝变“《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不穷。”并且，在其后的施政过程中，又改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平定七国之乱，实行中央集权。真可谓是父慈子孝，父廉子洁。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１５７年—公元前１４１年在位。汉文帝的第四子，窦太后所出。三十一岁嗣位。公元前１５７年，即嗣位的当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已，赐民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为孝文立太宗庙，令群臣无朝贺。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三年正月乙已，赦天下。…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卯，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谴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六月乙亥，赦亡军及楚元王子苡等与谋反者。”

公元前１４１年“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为。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史记·孝景本纪》

查汉景帝在位十六年，八赦天下，五赐晋爵。并且，在即位月余后，即改原来的“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其宽厚爱民之心就可想而知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忠实地继承了汉文帝“与民休息”的国策，轻遥薄赋，敬老缓刑。还亲自主持为汉文帝立太宗庙，并且又特下诏书，以明休德，表现出一位孝子的虔诚孝道，树立了尊祖敬宗的光辉典范。正是由于他们父子前后四十年的历精图治，才创造出我国自有信史以来的第一个被人称道的“文景之治”的辉煌。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１４０年—公元前８７年在位。汉景帝的第二子，王太后所生。十六岁即位，在位达五十四年之久。正因为如此，其一生之文治武力和雄才大略，也为世人所公认。就连毛泽东在其《沁园春·雪》一词中，也洋洋洒洒地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住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代伟人的寥寥数语，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又一口气指正了中国历史上五位开国帝王的庇瑕，同时又给予了他们中国历史上“风流人物”的地位。这大概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因为，对汉武帝来说：

1 、是他在位的时候，汉政府北征匈奴：（公元前１２７年，卫青率军夺回河套一带，移民十万入朔方；公元前１２１年，霍去病将兵远征，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移关东贫民七十二万入陇西、北地、上郡之地；公元前１１９年，卫青、霍去病率兵数十万穷追匈奴，彻底解除了北方匈奴人的威胁。）——《汉书·诸侯王表序》

2 、是他在位的时候，汉政府南服闽越：（公元前１３８年—公元前１１０年，汉政府多次派严助等出兵闽越，征服了吕嘉等分裂势力，设立了珠崖、南海、苍牾、交趾等西南九郡）——《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3 、是他在位的时候，汉政府西通西域：（公元前１３８年和公元前１１９年，汉政府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１２２年，政府曾遣使自巴蜀西行，计划开辟南方的西行之路）因此而开辟了南、北丝绸之路，原则上圈定了中国的疆界，勾画了中国的版图——《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4 、是他在位的时候，政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1）、公元前１０６年，汉武帝把全国分成十三个监察区，每区设刺史一人。这些刺吏，“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汉书·百官公卿表》。（2）、公元前８９年，汉武帝设置司隶校尉，他们“捕巫盎，控大奸滑”。“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为大相制，内外相维”。起到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5 、是他在位的时候，实行了察举制和太学制：（公元前１３４年，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又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 “在这种新的制度下，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旨选择称职的官吏。”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宽了中、小地主阶层的进取之路。（同上）

6 、是他在位的时候，削弱相权：（汉武帝大胆地选贤任能，先后从贤良文学和上书言事者中，遴选出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从而形成了“内朝”、“外朝”互相牵制的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7 、是他在位的时候，规范了国家的军事管理机制：（实行更役制，虎符制，创建“八校尉”、“期门军”和“羽林军”等），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

8 、是他在位的时候，严刑竣法：（命张汤、赵禹等察定刑法，使律令达到３５９章，大辟罪４０９条，死罪判刑１３４７２例）

9 、是他在位的时候，汉政府统一货币：（公元前１１３年，汉武帝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利，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三官钱。并责成各郡国把以前铸造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尽缴给三官。）

10 、是他在位的时候，实行盐铁专营：“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倾盐铁事…”均输（即由“大农丞”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各地进贡的物品，从产出地转运到别处出卖，再从别处购买关中所需要的物品，运到京城。这样，即可以消除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多喜恶，或不偿其费的不合理现象，又可以使“大农”等官员可以“尽笼天下之货物”做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实现贡、需适当。）、平准（即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价涨落的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这样，即调剂了供、需，节制了市场，又为政府赚得了利润。）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税率。所谓告缗，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有奖举报。元狩四年，即公元前１１９年，汉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买卖居邑贝之和诸物”都必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即百二十钱，合营10％的税率。“诸作有租及铸”，每四千钱一算，合３％的税率。轺车一乘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公元前１１４年，汉武帝下令“告缗”，鼓励告发，并规定以所收违令商人资财的一半奖励告发人。汉武帝命杨可主持告缗，命杜周处理案件。）笔者虽为货币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律的门外汉，然而我知道，秦时的“统一货币”是“行政命令”，没有实在意义。而此时的统一货币才是货真价实的。至于汉政府的盐铁专营、均输、平准和算缗、告缗，则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统筹和经济调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武帝开创了中国经济管理的新纪元。——《史记·平准书》

11 、是他在位的时候，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诸不在文艺三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三大政策）的建议，“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该体系以“天人感应”为中心，进而演绎出“君权神授”、“ 五纲五常”、“ 三从四德”、“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也变。”和“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的礼仪道德思想，从而奠定了中国“正统”而又“传统”的伦理道德、公益道德的观念。“开创了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使中国至今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

12 、正是在他在位的时候，“尤敬鬼神之祀”，使神学、巫术及方士之说成为人们的信仰和思想意识。从而规范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强化了人们尊祖敬宗、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丰富了国民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理念，规范了国民的风俗民情，为日后佛教的传入和流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这些努力，汉政府既兼并了匈奴、西域、闽越、鲜卑、乌桓、西域以及西南各族的版土，也融合、同化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大汉帝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首次以大国风范的姿态，交往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使“汉朝”、“汉族”、“ 汉语”的称胃植根于兄弟民族、兄弟民国家的心目和文化之中，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汉人”、“ 汉族”和“汉语”的雅号。

汉文帝的“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体现其尊老爱幼的情怀；汉景帝的“然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体现其尊祖敬宗的孝道；而汉武帝的“尤敬鬼神之祀”，以及由此而兴起的广建宗庙祠堂，大行祭祀风尚，则体现了他对天、地、人、神的祟拜和信仰。所有这些，都必将在国人的心目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从而把人们的宗族观念、门阀思想和尊祖敬宗的意识抬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

四、私修谱牒的作祟

由于宗族观念的确立和门阀思想的形成，也由于分封制、推恩制和察举制的实际需要，更由于纸的发明、印刷术的改进和文化知识的相对普及，到了汉代，原本仅在宫廷适用的所谓“玉谍”——即传记皇家世系的著述，此时也被稍有学识的封建士大夫们所引用，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谱牒。

谱牒，严格地说，可分为口头谱牒和文字谱牒两种。其中文字谱牒，就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它可分为：帝王、诸侯世谱、通国氏族谱、地方宗族谱和家族谱。《周礼》讲：“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冯尔康先生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序言中写到“周代需要澄清和说明天子、诸侯的世系，以便保证王位、诸侯、卿大夫地位的正常传袭，这也就客观上产生了对谱牒的需要。可以说谱牒是宗法分封制与史官制度结合的产物。”然而，由于春秋战国及秦汉之交的长期战乱和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的实施，使秦汉之前的谱牒多有散失，很少有完整的作品传世。

到了汉代，首先由司马迁（公元前145或135——？），利用散本的谱牒资料，并结合自己采集到的大连大量的口头谱牒，纂写了上自黄帝，下迄当时（公元前91年）的国家大牒——《史记》；接着，刘向（约前77——前6）撰成《世本》二卷；扬雄（前53——后18）纂写了自家的小牒——《家牒》。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史籍和氏姓之作，如：《邓氏官谱》、《陈氏谱》、《袁氏谱》以及应劭的《风俗通义·氏姓篇》、王符的《潜夫论·氏姓篇》等。王符在其著作中明确地写道，他研究氏姓，是为了“赞圣贤之后，班族内之祖，言氏姓之出”——《潜夫论》。把氏姓学与谱牒的编纂溶为一体，起到赞扬祖先，光耀宗族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汉代是私编谱牒呱呱坠地的诞生期，而《史记》、《世本》、《家牒》、《邓氏官谱》、《风俗通义·氏族篇》、《潜夫论·氏姓篇》、《家谍》等则是这一时代的新生儿。至此，谱牒，作为一种新的文体，登上了中国的文化殿堂。——参见冯尔康先生《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序言。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为了推行“九品中正制”，实现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目的，采取了“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官之选举，必由于薄状（谱牒的俗名）” 的行政手段。这就要求，所稽“谱牒” ，所由“薄状” ，必须真实可靠。为此，当时的各届政府，都十分重视收集、整理、和编纂谱牒。如：“西晋政府重视兴修谱牒。晋武帝命员外散骑侍郎贾粥之主其事，配备令史、书史等助手。贾粥之搜集各族宗谱，审核考订，撰著《百家谱》、《姓氏薄状》。缮写清楚，藏于秘闾和尚书府左民曹。”、“萧齐政府为了考证私修谱牒的真实性，下令在东堂校订，设置员外郎，令史掌管其事。梁武帝诏令北中郎咨议参军王僧儒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僧儒乃撰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这样，贾氏的贾粥之、贾匪之、贾渊祖孙父子“世传谱学”；王僧儒，王俭也成为谱牒世家。所以，唐代的柳芳说：六朝“官有世胄，谱有世家。贾氏、王氏谱学出焉。”——参见冯尔康先生《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序言。

除了选官之外，在当时，谱牒还是人们通婚、交际等人情世故中的重要资料。如：冯尔康先生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序言中写到：“南朝时太保王弘一日接待无数宾客，与人交谈中不犯对方的祖讳、父讳，这就是熟读谱牒，了解各官的家史、父祖名讳，表示对他人的尊重。”所以，冯先生继续写到：“谱牒用途之广，也决定它的兴修必定发达。”

由于谱牒事关人们的升降荣辱。这就使一些人出于出仕和攀附的目的，或通过贿赂官方，或自行胆大妄为，在修谱过程中，伪编谱系，抬高门楣。以至出现“昨日尚卑细，今朝成士流”的爆发户。为此，政府对一些被查出的作弊分子，也曾进行过严厉的惩处。如：“郎官贾渊修谱牒，接受鄙贱人王泰宝的贿赂，将其纂入高门士族琅琊王氏谱内，被尚书令王宴揭露，几乎被判死刑。”———参见冯尔康先生《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序言。

不过，逮不尽的虱子拿不尽的贼，贾渊和王泰宝大概是千百万个作弊中的倒霉者，真正的作弊者，恐怕是抓一漏万了。

从上述的史实中，我们不难想象，也毋庸讳言：在那谱牒决定命运的时代，我孙姓族人中，或有些文墨之士，在阅读了《史记》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之后，或不求甚解；或别有用心地把自家的族谱续到陈完世家之后；或有些“王泰宝”之流的鄙贱人，重金贿赂地方上的谱牒审编官吏，以求其篡改自家族谱，再遇上贾渊之类的污吏，将其家谱附庸至陈完世家之后；更有甚者，就是杜预本人也完全可以为了抬高其亲朋好友、上司下属之孙姓者的门第，故在“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彰，使孙书伐之”的孙书条下，注释为“陈无宇之子，子占也”也是不无可能的。反正《左传》中既有孙书，也有陈书，并且都是齐国的将军，都是别无旁证的个例。汉代的刘歆能把太昊和伏羲合二为一，我为什么不能把陈书和孙书合二为一呢？如此之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不动声色的“伏笔”，既便是有人发觉，怕也只能面对《左传》去望洋兴叹了；即便是“皇王老子”怪罪下来，以其当时的武功文职（以功受爵），也完全可以以“不谙史实”为由，狡辩一二，更何况像他这样的开国元勋，谁敢在他面前去搬弄是非呢？作为一个文、武兼备的圣贤，在为别人做好事的情况下，偶然露一点“皮袍下面的‘小’，”，也是司空见惯而无可厚非的吧。这样，孙姓之族，不仅成为《史记》中早留芳名的孙大将军——孙武的后代，同时又是“田氏代齐”后，齐国国君的嫡裔。其门眉府第，自然让人望而生畏了。

时至隋、唐，“南北朝的旧士族普遍衰落了。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习惯，使社会上仍尊重他们。新贵们以与他们联姻为光彩，如开国功臣徐世勣、魏徵等，即与山东旧族通婚。李渊、李世民宗族门望不高，要提高自身及功臣的地位，贬抑旧士族，遂以兴修谱牒作为实现这一愿望的手段。唐太宗在《刊正氏族诏》中指斥旧士族：‘市朝即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卅闾，身未免于寒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褓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宦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竟乎婚媾，多纳财货，有如贩鬻。’因而要求照下述原则修谱：收集‘天下谱牒，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梁，左寒浚’。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将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区分为九等，但仍以山东旧世族崔氏为第一姓。唐太宗看了很不满意，进一步说明他所以重编谱牒，为的是‘祟重今朝冠冕’，而非为旧世族。遂指示撰稿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乃至《氏族志》纂定，以皇族为第一等级，崔氏降为第三等级。书成，除藏于中央，诸州各有副本，作为处置选官、婚姻的参考资料。”———参见冯尔康先生《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序言。

但是，由于“该书没有著录武则天的家族。唐高宗时，侍中许敬宗因而提出修改《氏族志》，宰相李义府也因不记载本宗而附议，政府遂用礼部郎中孔志约等重修，撰著者规定格式，凡在唐朝‘得五品官者，皆入士流’。兵卒因军功到五品的，都入了谱。这与原来的士族观念不同，人们因此把它叫做‘勋格’。全书著录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以四后姓，三公三师，宰相为第一，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高下区处，计为九等，定名为《姓氏录》，并从各州收回《氏族志》，加以焚毁。”——（同上）。

“唐中宗时，因门胄兴替不常，命左仆射魏元忠，左散骑常侍柳冲等依据《氏族志》改定谱书，至玄宗先天间书成，名《姓族系录》（《姓系录》）二百卷。——（同上）。

除此之外，与柳冲同时的著作郎孔至，个人撰写了《百家类例》；元和时期的林宝，受命撰写了《元和姓纂》。

唐代大规模地修谱之举，必将激发人们对谱牒的高度重视。再加上政府对民间的修谱活动，已不再进行严格的审查，且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立碑也成为当时的时尚。这样，人们在自修谱牒和立碑时，自然会想尽办法去依傍当朝权势，攀附历史名人，以抬高自家的声望。于是便出现了“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诚”的攀附之风。用杨师群的话说，就是“由唐至宋，利用姓氏来作伪，编辑自己的家族谱系，已成一种社会风气。其后小民百姓也修谱成风而玩世不恭，硬拉古代名人为先祖，极力拼凑起一个世系，只要你编得有头有尾，像那么会事，好在也没有人出来认真考证。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公众时尚下，当时的孙姓族人自然也不能免俗，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武和孙膑便成为大家共同追攀的目标。”——《中华姓氏谱·孙》（李学勤主编，现代·华艺出版社2 0 0 0 年版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杨先生还列举了如下的

事例：

“在唐代的乐安孙氏有关墓志碑文中，我们或可窥见其中演变的一些蛛丝马迹。首先，《全唐文》卷３１３载，唐玄宗时官居中书舍人的孙逖撰写的其父孙嘉之《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其一开始就谈到‘府君讳嘉之，字某，魏郡武水人，故属乐安（原文“安乐”，后加以纠正），盖齐大夫书之后。至晋长秋卿道恭，有子曰顗，避地河朔，后世居焉，五世孙魏光禄大夫惠尉，为本朝大儒。自时厥后，不损其业，公即光禄元孙也’的情况。说乐安孙氏源于齐国大夫孙书，很可能有一定的远祖谱系根据，在孙书之后的历史名人中，墓志提到的是晋代的孙道恭和北魏的孙惠尉，其中没有春秋战国大名鼎鼎的军事家孙武和孙膑。就是说，当时还没有孙武和孙膑为孙书之后代的谱系，也没有孙书即陈书的说法。

“下面再看《唐代墓志汇编》中孙逖后代的有关碑文，唐贞元五年（公元７８９年）孙嘉之之孙，孙逖之子孙成的碑文谓‘孙氏之先，盖齐大夫书之后，晋有长秋卿道恭，生顗，避地于魏之武水。……五代孙惠尉仕魏为光禄大夫，以儒学风鉴称，君即光禄玄孙之玄孙也’。贞元十七年（公元８０１年）孙嘉之之孙，孙逖弟弟孙造之子孙婴的碑文谓：‘盖齐大夫书，晋长秋卿道恭之后，长秋六世孙魏光禄大夫惠蔚，以风鉴儒学，仪范本朝’等等。元和七年（公元８１２年）孙嘉之之孙，孙逖弟弟孙遘之子孙起的碑文亦谓：‘自齐大夫书受邑于乐安，至后魏光禄大夫讳惠蔚，以儒学振荡耀一时。’总之，都与其祖父碑文的世系内容相同。其后的会昌年间（公元８４１—８４６年）孙成之子孙审象、孙起之孙、孙景商之子孙备等碑文的世系内容都很简略。

“到唐大中十年（公元８５６年）孙起之子孙景商的墓志碑文，开始有所演变，说：‘其先齐大夫田完之后，完之玄孙曰书，为齐大夫，伐乐安有功，封乐安，赐姓孙氏’。与以前的碑文相比，这副碑文引入了田完的世系，并把‘书’定义为田完的玄孙。这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世系移花接木地并入田完的世系。既然孙书原姓田（陈），为田（陈）完之后。于是，便出现了因功赐姓的说法。在大中十四年（公元８６０年）孙逖之曾孙，孙公器之子孙稆的碑文中出现了‘其先即吴大夫孙武，孙书是也，尔后分为数派，居吴者为富春孙氏，居宋者为乐安氏’的说法。说明其家庭世系中已逐渐将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作为其家族成员，但还不能清楚说出孙书与孙武之间的家世关系。

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可能与唐元和年间（公元８０６—８２０年），由太常博士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有关。因为，“在这部谱牒专著中，已出现了孙武、孙膑的五支后代，乐安孙氏排在首位。不过对汉代以前的孙子世系还是不敢随意杜撰，且其后各支孙氏的世系也断断续续、零星不全。”——《中华姓氏谱·孙》（李学勤主编，现代·华艺出版社2 0 0 0 年版

“然而，‘完整无缺’的孙子世系终于在宋人撰写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出现了。至于该世系表的史实价值如何，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六中就已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诸家族谱，故多有谬误。’而其中先秦孙氏世系中的谬误尤为严重。”———（同上）

写到此，笔者甚感有抄袭之嫌了——前面大段抄袭了冯尔康先生之文，这里又大段抄袭了杨师群先生之文。然而，借他人之言来证明个人的观点，或许将比我个人的一家之言更有说服力。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作为唐玄宗（公元７１３年—７５５年）的中书舍人，孙逖既不能说请其祖籍是“乐安”还是“安乐”，也没有言之凿凿地说明“齐大夫书”是孙书，还是陈书，更没有提及孙武和孙膑，这就说明，他对祖先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这种模糊的认识，就相当于今天的河南人多说来源于山西洪洞县，四川人多说来源于湖北麻城县，闽南人多说来源于河南光州一样，它们既是一种真实，但又难以考证，毫无文字根据，多是祖先们的口头传授。其中还有当地土著人被同化的因素——当土著人的势力弱与客家人时。笔者在修谱的过程中就发现，几乎各姓氏的多数宗支，都承认自己是“泊来户”。其实，有些姓氏在当地的史书中早有记载。

二、晋时的孙道恭、魏时的孙惠蔚及孙逖、孙成等人，既是历代名门望族，又都有一官半职，其交际自然广泛。这样，在其广泛的交际过程中，必然会结识相当多的孙姓族人。于是，大家彼此攀附联宗，融合贯通，自然使众多的孙姓族民同化到他们的麾下；于是，到唐大中十四年（公元８６０年）孙逖之曾孙，孙公器之子孙稆的碑文中就出现了“其先即吴大夫孙武，孙书是也，尔后分数派，居吴者为富春氏，居宋者为乐安氏”的说法。作为当朝官宦之家的孙稆家族自然把能攀附上孙武、孙膑这样的历史名人为荣耀。同时，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因为，由于政府对民间的修谱已不再进行严格的审查，对勒石刻碑，更是听之任之。这样，象孙稆这样的官宦之家，立块碑，岂不是小菜一碟。这样，孙稆家族，便成了乐安孙氏的显赫之族。当然，经他们的宣传和接纳，将不知有多少孙氏族民加盟到乐安孙氏的宗祠；也不知有多少孙氏族民会编纂出多少部“乐安孙氏”的宗谱。从而为宋代的欧阳修、宋祁编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预备了错误的底本。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宋祁二人领命编撰纪传体的唐代史，至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它虽然在史料上对《旧唐书》有所补充。但是，因其刻意追求‘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的笔法，以至使书中所涉及的年代和史实均有含糊不清之处，远不如《旧唐书》的可信性。所以，书成之后，吴缜随著《新唐书纠谬》二十卷，言其有‘八失’之过。而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诸家族谱，故多有谬误。’”——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文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早年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曾上疏指陈青苗法之蔽。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同上）

宋祁（公元998——1061），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子京，安陆（今湖北）人，天圣进士，曾任翰林学士，史馆编修，谥景文。——（同上）

关于欧阳修、宋祁二人编撰《新唐书》具体情况，笔者从一位暂时不远透露姓名的人士那里获悉：当时参与编撰者，除他们二人之外，还有范慎、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其中“志”、“表”部分分别出自范慎和吕夏卿之手，最后在欧阳修的主持下完成。吕夏卿是当时深谙谱牒之学的一位学者。他在编写的过程中，先后引用了《元和郡主家谱》一卷，《孔子系叶传》（黄恭之），《谢氏家谱》一卷，《东莱吕氏家谱》一卷，《薛氏家谱》一卷，《颜氏家谱》一卷，《虞氏家谱》一卷，《孙氏家谱》一卷，《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陆景献），《刘氏谱考》三卷，《刘氏家史》十五卷（并刘子玄），《纪王慎家谱》一卷，《蒋王恽家谱》一卷，《李用休家谱》二卷（纪王慎之后），《徐氏谱》一卷（徐商），《徐义伦家谱》一卷，《刘晏家谱》一卷，《刘舆家谱》一卷，《周长球家谱》一卷，《施氏家谱》二卷，《万氏家谱》一卷，《荥阳郑氏家谱》一卷，《窦氏家谱》一卷（懿宗时国子博士窦澄之），《鲜于氏家谱》一卷《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李氏房从谱》一卷，《韦氏诸房略》一卷等各类谱牒二十六种四十五卷。

按理说，能采集、查询、引用如此众多的谱书而成一家之言，其学术态度也算够严谨的啦。但是，吕夏卿先生缺乏慎密的考证（或许时间、条件也不允许），仅是“从姓氏书和众家谱中转抄过来”。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到欧阳修审阅时，更是马虎行事，一略而过，随造成贻害数百年的憾事。所以，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六中就已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诸家族谱，故多有谬误。’而其中先秦孙氏世系中的谬误尤为严重。”——《中华姓氏谱·孙》（李学勤主编，现代·华艺出版社2 0 0 0 年版）的说法是确有根据的。

然而，就是在这部颇有争议的著作中，二人为孙武开具了一个完整而祥备的世系，即：“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为富春人，明生膑，膑生胜，字国辅，秦将……”

由于《新唐书》是官修“正史”；也由于欧阳修、宋祁的名声较大；更由于当时印刷技术的提高，使其书可以一版多部。于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孙武的世系渊源，就被众多族人，以及此后的诸多史学家奉为至善，以至造成“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的历史定势。有什么办法呢？一是有权威人士的“圣言”，二是“大家” 都这样说，三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认孙武、孙膑作祖先，也并无污没之意。于是，宗族观念的向向之心，门阀思想的跃跃之情，尊祖敬宗的浓浓之意，再加上“齐文化”丰厚而绵长的底蕴，

必然使“齐地”，乃至全国众多的孙氏族民自甘情愿地把“孙武是陈书之孙”、 “陈书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乐安，”的历史谎言，当作一顶光彩夺目的金箍，戴在自己的头上。——这便是“孙武是陈书之孙”、“陈书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乐安，”这一谎言得以千年流传的症结所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造成孙武世系被张冠李戴的关键是：杜预在注释《左传》（著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时，可能产生的，有意无意的误注和欧阳修、吕夏卿等失查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艰苦的创作环境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陡然兴起的门阀制度所起的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总之，造成这一历史陈案的原因，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形式、科技条件、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去追索历史，只能是去寻找原因，而不应该去追究责任。

—————————————————————————————————————————————

本网站所收集的部分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