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代以前的谱谍

无疑，谱牒的产生比姓氏要晚一些。没有文字的产生，就没有谱牒的产生。远古的人或许结绳记载一些族群遗传繁衍的事，但不能认为这是谱牒。
　　
    如果文字诞生的时期便认为随之诞生了谱牒，可以认为在黄帝时代就有谱牒了。　有的学者认为，商、周王室也都有自己的谱牒，后人曾加以整理，编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等通代谱牒。司马迁写《史记》时，曾研究参考过这些资料，写成《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三代世表》等，具体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王室从始祖而下的历代世系。同时，司马迁还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谱牒，编成《十二诸侯年表》。遗憾的是，这些原始的谱牒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失传。今天，我们只能见到后人整理的本子和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商以前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谱牒文字考证资料，但到了西周，谱牒就有文字可考了。《周礼》、《礼记》对它有零星的论述，如指出西周谱牒的内容是记录族众的讳、忌。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当然也要记是谁之子。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有谥的族众，自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春秋时期，谱牒虽然相当盛行，但不是专门著作，也没有一个文本流传下来。　谱牒初创的形式是什么样子？《史记》里说：“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其放周谱。谱起周代”（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注①索隐案）。“邪”即“斜”。所谓“旁行邪上”就是室的横行斜线，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等。谱学专家毋苟先生具体解释道：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秦代的谱牒，无文本流传。汉代的谱牒，现在可以看到的文本有《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邓氏官谱》、《扬雄家牒》、颖川太守聊氏所作的《万姓谱》等。此外，还有一些碑刻“谱牒”，如东汉时立的《孙叔敖碑》等。此碑背面记载了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十余世孙。再如有关赵宽的碑记。赵宽是西汉名将赵充国之后，历代显贵，碑文完整地记录了赵宽家族数百年的家世。这些碑文已具有谱牒的性质。　

    汉代谱牒的作用与前代大致相同，主要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着录比较简单，仅为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号、葬所等。且一般由别人代写，不是自己纂修，多由因而，为尊者讳起见，行文通常称字不称名，这也是汉代谱牒的一大特色。
　　

（二）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　

如果说谱牒萌芽于商代，兴起于西周、春秋，那么，在东晋、南北朝时候便达到了一个高峰。魏晋的门阀制度是谱牒学兴起的政治基础。青萍之末的风从曹魏“九品中正法”这里徐徐卷起。当时做官要论出身门第，豪门贵族才能做官。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朝廷提拔官员，其依据就是谱牒。根据谱牒记载情况鉴别贵贱，划分等级。谁是“士族”，谁是“寒门”，看了谱牒就知道了。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东晋成帝发生“苏峻之乱”，原来的谱牒遭到焚毁，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卷牒浩繁，竟有东西两库（见《南史》《王僧孺传》）。如此浩大的工程，没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专家，显然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人才辈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此项研究，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他的家族为京兆大族，其父挚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学识广博，勤奋著述。他感到汉末以来社会动乱，许多世家大族，不能明源知流，不知祖先情况，于是编修《族姓昭穆》十卷，进献朝廷（《晋书》《挚虞传》）。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可能因为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遭到弹劾。所以《族姓昭穆》没有成为官书。东晋贾弼之开创中华谱学。员外散骑侍郎贾弼之，为南渡大族，山西平阳人。他第一个广泛搜集各氏族的谱牒，所及地域，包括18州、116郡，汇总共有712卷。朝廷给他配备令史、书吏，抄写完成藏于皇家的秘阁。卷帙如此庞大，容纳广泛，其中既有士族，又有庶族。贾弼之学识渊博，治学勤奋，考证精微，为谱学奠基付出了毕生精力。从贾弼之对谱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系统性看，前无古人。所以后人认为，贾弼之开创了中华谱学。东海人王僧孺在梁国继续贾氏的研究，修订贾弼之编定的《十八州谱》710卷和编修《东南谱集抄》十卷（见《南史》．《王僧孺传》）。贾弼之开创谱学以后，祖孙三代皆从事谱学的研究，其子贾匪之（宋国太学博士、骠骑参军）、其孙贾渊(齐国中郎参军。唐人避讳称其字希镜，并改名为贾泉)，其后代梁有贾执编修《姓氏英贤谱》100卷；隋有贾冠，编修《国亲皇太子亲传》四卷，绵延近200年。贾希镜编修谱牒还有一个故事载于史册。当时，他编修的《百谱牒》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百谱牒》中记载的100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族”，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所以，有的想入这“百家“之围，挤进士族抬高地位身份，不惜以身试法。贾希镜受伧（cãng，音“苍”，意：卑贱。）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玡（lａng yａ，音“郎芽”，山名：在山东省）谱，经一个叫王晏的人揭发，按法律规定贾希镜当被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未被杀头（《南齐书》．《贾渊传》）。贾希镜还“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谱牒类别除总集之外，南朝有专述某地的谱牒，如《江州诸姓谱》11卷、《袁州诸姓谱》8卷、《扬州谱抄》5卷等。同时，还有专述一族的谱牒，如《谢氏谱》10卷、《杨氏血脉谱》2卷等。姻戚关系也为门阀社会注重，所以还有《齐永元中表簿》之类的书。

    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谱牒著述，计有总谱23种、谱牒62种、皇室谱15种、以州郡标题者13种，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南朝。魏晋南北朝以前“谱牒”主要有三种形式：1、“家传”。最初级谱牒的形式。是为家族里的名人尤其是任过朝廷命官的人立传以显门庭。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2、“谱牒”。也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不能表明血缘关系。所以在家传的基础上，人们祖祖辈辈都全部记载下来，这就是具有血缘意义的谱牒了。如《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等。3、“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谱牒》、《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谱牒都是私家撰述，“簿状谱牒”是官撰的谱牒，有选择性的记录士族姓氏血缘关系及郡望。这是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使用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命运攸关，而且资料散杂，鉴别、认定士族等工作量很大，所以朝廷设立图谱局和组织专门班子主持撰修工作（《南史》．《王僧孺传》载沈约语）。由于朝廷任用官员要讲门弟，出身名门望族才有可能入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所以南北朝时兴起了修谱合族之风。有的出身寒微的官僚、富户，通过权势和金钱的手段，胁迫或买通同姓旧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其合为一族，同入一本谱牒，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叫住“合族”和“通谱”。如宋时刘延孙是彭城的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出身彭城，但系庶族，与刘延孙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刘延孙合族（见《宋书》．《刘延孙传》）。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护理经办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完后，杜铨便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杜铨传》）。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不胜枚举了。后来这个现象不绝于史。（三）隋唐五代十国的谱牒唐初至中期，修谱又形成了一次高峰。政府决定修谱规模较大有三次。第一次是皇帝下旨修谱。“贞观”开年不久时，唐太宗命高土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主持撰修谱牒。高土廉组织一些士族、官吏、学者参加，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与正史相互对照，辨其真伪。经过数年呕心沥血的劳动，于贞观12年（638年）完成《氏族志》130卷（见《旧唐书》．《经籍志》），上奏朝廷。李世明的意图是贬抑旧世族，抬高新贵，尤其是政治集团中的新贵。但此意并末向高士廉等明言。所以高等人仍然按照原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使李世明很生气，大发雷霆，下令“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重新修谱。最终自然是贯彻了皇帝的意图。陇西李氏自然列为一等望族。李世明通过修谱牒打破旧的等级秩序，符合社会变化、发展的要求。贵贱不会永恒不变。谱牒对这种变化如实记载，体现了真实性和进步性。第二次是武则天当政时，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列武氏做族望为理由，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为借口，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修谱。大大扩大了士族的范围，凡五品以上官职均可入选。修成之后，谱名定为《姓氏录》，颁行全国。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100年，士族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求改修。中宗命柳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200卷。从此以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谱牒了。唐代在官修谱牒的同时，民间修谱也较积极，出了一些著名的谱学家。如唐初路敬淳，治学不断，对于历代谱学有深入的研究，熟悉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路敬淳传》）。继路敬淳谱学名家是前面提到的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他“好学多研”。谱学成为柳氏家学，后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喜好谱学，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很是痴迷，于是在朝忙之余，勤奋抄录，后来自己动手撰成《开元谱》20卷大约（有人认为是《姓族系录》的节本），（见《旧唐书》．《韦述传》）。还有如王方庆著《王氏家牒》15卷、《谱牒》20卷，刘知几著《刘氏家史》15卷及《谱考》在卷等。这些私谱牒，是没有等级之分的。

    同魏晋南北朝像比，唐代谱牒的形式没有多大变化。一般的谱，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个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字迹工整，绘图清晰。官修的望族谱，其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见王仲荦的《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多贺秋五郞的《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很简略，有提纲的味道。修谱合族的风气在唐初依然存在。虽然旧的世家大族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崩溃，旧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消失，但他们还有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一些人，为了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追求虚荣，提高出身等次，挖空心思同旧士族合族、通谱。如当了很久的吏部尚书李敬玄，因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不仅三个妻子都是讨的山东士族的女儿，而且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还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受贬，李崇德即将其清除谱牒。对此李义府怀恨在心。谁知不久，李义府又当了宰相，寻机报复，唆使他人诬陷李崇德。后来李崇德在狱中自杀（《旧唐书》．《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祖先迁徙到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杜官居宰相，硬要挤进京兆杜氏。遭到拒绝。于是杜正伦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杜姓人居住的地方，以水灌杜氏（《新唐书》．《杜正伦传》）。还有更无耻的事。宰相王锷为了攀附望族，竟认太原王翃为从父，甘愿去做别人的儿子，并以提拔王翃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王锷传》）。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谱牒明血缘，辨血统的本来意义。不仅不能提倡，而且应受到批判。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五代时期，征战不已，权贵者大多靠战功升迁而上，基本上没有固定显赫的家族，贵贱变化、更替很快。人们忙于争权夺利，住居无定所。生活不太平，也无暇修谱牒，论门第。所以，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时候，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了。北宋以后，一些学者多次谈到这个现象，如苏洵说，“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见《唐宋八大家全集》．苏洵《谱例序》）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四）宋元时期谱牒辽、金、元三代的谱牒如今已全部失传，见于目录记载的也非常少。宋代不仅修谱又形成一个高峰，而且修谱的体例有“革命性”变革。宋人改造和确定体例延续到当代。北宋时，政府不再开设谱局，每个宗族都可自行修谱，政府不加干涉。为了继承修谱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积极参与修谱活动，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等人。这使谱牒的质量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创新。对谱谍体例的创新以欧阳修和苏洵为代表。欧阳修十分重视谱牒，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唐代369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又编修自家的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谱牒。不久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这是由于五代十国以来，由于社会急剧变化，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假如上溯太远，必然会遇到贫贱的祖先，他们觉得这不光彩。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八代、十代甚至百代，也就是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谱牒。欧、苏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具体地说，每图只记五世，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在形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也只列五世。自上而下五代世系条理清晰，依次为高祖之父、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右而左为同辈兄弟由大到小排例。五世排满一图后，则另起一图。但第五世必须同第一图衔接，即末一栏为第二图的第一栏，所以。两图只列了九世。以此类推。苏体的区分世系原则大体与欧体相同，但更为严格。他详今略古，对始迁祖并不看重，也不标明，只详细地记载本支世系，如高祖姓讳、祖父仕与不仕、父娶某氏、享年若干、某日某时卒等。苏洵在谱例上还有一项贡献，即创“大宗谱法”。即记载不限于五世，数十世、百余世都可，纵横交错，记载的内容极其丰富。这就是所谓欧、苏之区别。欧、苏体例成为后世修谱的样板，但比较而言，人们运用欧体者较多，这是因为欧式以时代为经，以人物为纬，每人之下记载子孙姓名、生平事迹等，见于史传或其它谱牒的，附于图后，记事的繁简详略以远近亲疏为别，谱图简明实用，被后人广为采用，成为宋代以后新谱牒编篡方法的蓝本。元代已出现了由亲及疏、由远及近、一体共载的现象，不拘泥于欧、苏“小宗谱法”的限制。谱图也突破了五世为图的限制，出现了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图。（五）明清至当代谱牒明清两代的谱牒编修达到了新的高峰。没有不修谱的家族，也几乎没有不入谱的人。现在我们见到的古代谱牒，清代纂修的最多，占50％以上。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很多谱牒采用了“大宗之法”。动辄上溯几十代，上百代，攀附古帝王或名人为始祖。但这种风气使某些家族的谱牒失去了真实性。谱牒体例在清代得到充分发展。这个时期，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谱序、传记、著述、祠堂、家规、家训、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20多项（将在另外的地方专门讨论谱牒的内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记述，还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谱牒不至中断，还规定了 “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谱牒纂修更系统，更完善，价值更高。宋代以前，由于谱牒主要起“奠世系，辨昭穆”、“别郡望，辨婚姻”，以及朝廷选拔官员的作用，因而谱牒的内容比较单调，仅以记载家族成员为主。明清代谱牒记事记人范围的扩大，也是对欧、苏体例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这就使谱牒成了家族史或社会百科全书。这是修谱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这类族谱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不可低估，可惜后人没有加以很好地利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指出：“我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在编修谱牒的过程中，出现了如宗谱、族谱、家乘等许多新名词，这将在《什么是谱牒》一文里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批判各种封建文化的氛围里，谱牒无形中受到禁锢。80年代中期开始，编修谱牒的风悄然兴起，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修谱成风。但多出至民间文化不高的编篡者手中，质量普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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