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磐公考

我渔橹孙氏家族历代相传：始迁祖名礜，字文磐（磐通盘），故称文磐公。然而，由于渔橹孙氏旧谱的毁佚，甚至连私藏亦遍寻无踪，因此，关于我渔橹孙氏族史以及始迁祖文磐公的历史资料，目前只有两件可为依据。一件是康熙二十七年吉祥寺古碑，碑文中提到文磐公的科第身份，以及文磐公看到乔行简后，择为孙女婿的一段史事。另一件是1973年孙明初先生的传家笔记《吾族祖源》，孙明初先生曾是民国九年修谱董事，此文即根据其回忆写成，全篇近五百字，其中涉及文磐公的内容约为五分之一，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确切记载文磐公身世的文献资料。

《吾族祖源》载“文磐公即名字地礜（音凡）”，就是说名字和字第都是礜。查《康熙字典》和《中华字海》，“礜”的正确读音是“预yù”。唯我村耆老相传，历来读“凡”。想必因字属生僻，形酷似“礬”，后人误读之，或人云亦云，将错就错，若非竟是抄错了。然乍想之下，读错和抄错似乎都不大可能，奈事实如此，两者必错其一。所难者，不知究竟错在何处？如轻下断语，恐离事实更远，另一方面,改起来也很别扭。目前最妥然的办法是，第一，保持原状，加以注释；第二，多说“文磐公”，少写“礜”。

顺便提及，族中所传尚有字形与“礜”相似者，但追根究源，源头还在《吾族祖源》。可想而知，那不过是族人在传抄过程中所产生之新的错误，因离原始更远，故不足为凭。

文磐公之父亲兄长为何人？《吾族祖源》云：“其兄名杰，杰居附二都。”据此可知，文磐公是孙杰之弟。而附二都孙杰是暨阳开元孙氏之祖孙瑾

之长子，则文磐公应是孙瑾之少子。

找到了祖源，也就知道了派系。孙瑾有家谱，谱系出自富阳龙门。龙门第七世孙福予乃孙瑾之父，亦即文磐公之祖父，祖父所居之地谓之祖籍，故《吾族祖源》开宗明义曰：“吾祖乃富阳龙门分出之派。”《诸暨（北关）孙氏宗谱》亦云“平溪、石佛、附二都、渔橹山诸村，皆出自富春龙门。”这些都和我族中世代所传吻合。然孙瑾既迁诸暨附二都马家坊，尔后方有子嗣，则马家坊应是文磐公出生之地。

文磐公之生卒年期，据现有资料考证，定为公元1080年——约1170年。《吾族祖源》云：“文磐公十岁失怙（父）,十五岁失恃（母）。”查《暨阳（萍溪）孙氏宗谱》，孙瑾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其子孙杰生于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按文磐公“十岁失怙”推算，则生于公元1080年，比孙杰小十二岁。至于卒年，目前无直接依据可证，只有从吉祥寺古碑中去寻找线索。

《吉祥禅寺碑记》载：“孙氏文磐公具人伦鉴，见乔公之貌而异之，辄以女孙配焉，遂赘孙门。”乔公就是乔行简，少年“微时游学暨阳之渔山孙氏家”。“具人伦鉴”就是看人很有眼力，文磐公觉得这位少年虽然暂时贫困，但将来一定是个前途无量的人，就将孙女儿许配给了他，并招赘在孙家。后来乔行简果然考中进士，官至南宋宰相。作为中国历史名人，乔行简有确切生卒记载——生于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照此推算，如果说乔行简初至孙家时为十四岁，则文磐公当年已有九十岁了。诚然，宋朝时代的人极少有此高寿者，但也并非说绝无可能，例如乔行简本人，史书载其卒于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即享寿八十六岁。因此说文磐公约卒于公元1170年，虽然有些勉强，但据现有历史资料考证，这是最圆满的结论。

关于文磐公之上承世系，《吾族祖源》称：“自权以来凡念八世，即我孙家迁居的始祖文磐公”。大凡远祖世次，往往难能精确，且各派表述不一。若按富春瓜邱谱系，孙权至孙瑾为二十七世，至文磐公当然是二十八世了。若按龙门谱系旧排行，孙瑾为权裔二十六世，孙杰为二十七世。文磐公既称“其兄名杰”，亦应二十七世为是。如若二十八世，岂非孙瑾之孙、“其叔名杰”了。今则按龙门新排行增补七世，应该是三十四世了。

关于文磐公之科第身份，仿如今之学位，《吾族祖源》称：“辟科第，宋太祖甲子科进士，恩授绍兴通判。”《吉祥禅寺碑记》亦载“孙氏文磐公中乾德二年科第”。乾德二年就是宋太祖甲子年，说法一样，想必碑文源自家谱，当然《吾族祖源》亦源自家谱。但按宋太祖乾德二年甲子，即公元964年，远在北宋开国之初，亦即孙忠始迁龙门前后。推想此年此际，文磐公以上六代列祖列宗皆远未出世，别说文磐公本人了，金榜题名更是何从谈起？如果非要说成是“乾德二年进士”，那么此后的许多历史事件，包括与乔行简的关系，甚至整部渔橹孙氏族史，都将无法解释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文磐公中举之年决非“乾德二年”“宋太祖甲子科”，而是另在其年。

关于文磐公始迁渔橹之年代，原孙家祠堂龙虎门上题有“家来北宋”和“业建东吴”八个大字。按“业建东吴”当然是指孙权创建吴国大业，贵为帝王；而“家来北宋”便是说渔橹孙氏迁自北宋年间，源远流长。

文磐公到底是在北宋哪一年迁居渔橹山的呢？家谱上也不一定有确切记载，但是可以推算。一般地说，始迁祖迁居年龄大都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内，因为年青人创业心强，精力旺盛。或处于事业阶段，随职而迁；或处于婚龄阶段，随婚而迁。孙瑾二十七岁始迁诸暨，孙先进二十三岁分迁平溪，孙彦实（福六公）二十一岁前后赘居石佛。

文磐公生于1080年，《吾族祖源》言其少时“周流四方，备观景色，兼以诗名”，此后中举做官。可以设想，文磐公看中渔橹山后，继而购田置地，卜宅肇基。一说文磐公曾居过青田，那么迁居渔橹就要稍迟些。如果文磐公三十岁前后迁居渔橹山的话，便是公元1110年左右。公元1127年是北宋和南宋之交界点，公元1101年——1125年属于北宋徽宗时代。因此不妨定出这样一个大致的年代，文磐公约于公元1110年前后的宋徽宗朝中叶迁居渔橹山。

关于渔橹孙氏家族的世系传承，有字第为证。自始迁祖文磐公起，《吾族祖源》中记述了全套三十个字第，族人所知者亦多。至今，最后几个字第所对应的几代人多数正值老、中、青之年。且超出字第者已有三代，最快的几支传到了第三十三代，平均传至第三十一代。按照历史学上关于平均三十年左右为一代的“世代含年常数律”推演，则：

（2008－1080）÷（31－1）≈30.93

即每代近31年，完全符合世系传承规律。

经以上考证，渔橹孙氏始迁祖文磐公的家世、身份、辈次，以及生卒迁居年代，还有世系传承等等，都得出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能符合于历史事实的基本结论。

除此之外，文磐公的墓葬遗址尚在，位于渔橹山南麓小山之上，穴名上山飞凤，今已立碑重修。相传文磐公生二子：长子生一女，女婿乔行简；少子启后，后裔传承至今。

二、百岁太公考

百岁太公是渔橹孙氏家族的兴族之祖，可以说，没有百岁太公，也就没有渔橹孙氏大家族。关于百岁太公的确切历史资料，目前也只有两件可为依据。一件是古代《诸暨县志》，另一件仍然是《吾族祖源》。

除了家谱以外，最早提到百岁太公的是枫桥进士骆问礼，其实是记述百岁太婆长寿之事，附记百岁太公。骆问礼于明朝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成书的《诸暨志》，史称《隆庆骆志》，百岁太公百岁太婆的内容就在《隆庆骆志》中。《隆庆骆志》已佚，但此内容被收入于后来的康熙《诸暨县志》中。

康熙《诸暨县志·人物志五·女列传》载：“俞氏，年百五岁。七子多为乡耆，诸显达，赠诗成帙，令尹亦嘉异之。其夫孙盈念五先卒，有《草亭诗稿》”（见康熙《诸暨县志》卷十一第十六页）。

此后的乾隆《诸暨县志》和《国朝三修诸暨县志》，都将此一内容转载了下来，各编入“祥异·人瑞”之中，还加了一句，“孙盈念五相传亦百岁”（分别见于乾隆《诸暨县志》卷七第五页、《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十八第十五页）。

俞氏就是百岁太婆，百岁太婆娘家花山村，花山姓俞，故称俞氏。今花山村中尚有百岁太婆故事流传，与我孙家村所传相同。县志所载百岁太婆享寿一百零五岁，亦与我族中所传完全一致。

《吾族祖源》曰：“盈廿五公名良〔亮〕，字草亭，即百岁太公，”百岁太公为渔橹孙氏第十五世盈字辈，排行廿五，故称孙盈念五。

关于百岁太公百岁太婆之生卒年代，旧谱既佚，确切年代已无从查考，但是根据历史资料，同样可以推算出一个大致年代。

按骆问礼所著《隆庆骆志》，成书于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全书20卷，万历《绍兴府志》评论“志甚详博，其考究尤精核有据”。如此巨著，一年似难以完成。由此假定百岁太婆去世于隆庆六年稍前，如前三年。不能往前推得太远，是因为太远了便不能符合我族之“世代含年常数律”。

这样，就定出了一张“百岁太公百岁太婆大致生卒年表”。即百岁太婆约生于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约卒于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因为百岁太公享寿九十五岁，众所传颂，所以乾隆县志称“相传亦百岁”，如果百岁太公和百岁太婆同岁的话，约生于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约卒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简单地说，百岁太公百岁太婆的在世年代大约在明朝中期，经历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共六代皇帝。

然而，史书上又记载了百岁太公子孙辈的两次历史事件，若按照这两代人的活动年代和年龄向上推演的话，百岁太公百岁太婆的生卒年代似乎应该再往后推二十年。

乾隆《诸暨县志·水利志》中有一篇邓谧《大侣湖利民圩闸记》,其中提到“万历乙未”大侣湖“耆民孙宏六十六等”领导筑埂造闸之事。《吾族祖源》载百岁太公长子宏三十六，宏六十六于百岁太公而言，乃非子即侄，但年龄比宏三十六要小得多。万历乙未就是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既称耆民，当在六十岁以上。

如前所设，百岁太公生于公元1465年，他的长子宏三十六大致应生于公元1485年—1490年。又假设宏六十六出生时百岁太公五十岁，即公元1515年。那么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时，宏六十六已经八十一岁了。八十一岁似乎太老了，如果是六十一岁的话，则百岁太公的生年也要往后推二十年了。

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孙嘉廿八、孙嘉四十三、孙嘉四十九与王镇六等大侣湖乡绅，为兴修大侣湖水利，争取大侣湖百姓利益诸事，联名作“大侣湖居民呈词”，诸暨县令刘光复收录于《经野规略·正卷》之中。据《吾族祖源》，孙嘉廿八名继祖，是百岁太公长孙，亦即渔橹孙氏大房派房祖；孙嘉四十三名荣祖，孙嘉廿八之弟；孙嘉四十九也是百岁太公的孙子，亦即前二房房祖，俗称四九太公者。

仍按百岁太公生于公元1465年，其长子宏三十六大致生于公元1485年—1490年，作为长孙，则孙嘉廿八大致应生于公元1505年—1515年。那么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时，孙嘉廿八已经是八十六岁至九十六岁了，似乎也太老了。如果是六十六岁至七十六岁，则百岁太公的生年也要往后推二十年了。

再按照文磐公的考证结果，从文磐公出生至今已历九百二十八年（2008－1080=928），世系传承最快已至第三十三代，最慢已至第二十九代，平均传至第三十一代。这样，就可以编制出一张《渔橹孙氏代次生年参考表》，将每代各分六档：最快档、稍快档、平均档、稍慢档、较慢档、最慢档。先算出每档之“世代含年数”，可知最快档为28.8年\代，平均档为30.8年\代，最慢档为34.6年\代。据此，再得出每代每档平均出生年代之参考数据。在这张表上，能够既科学又快捷地查到本家族成员任何一代任何一档的生年参考数据。

已知百岁太公为渔橹孙氏第十五代，第十五代在《渔橹孙氏代次生年参考表》中最快档的平均出生年代是公元1483年，要比“百岁太公百岁太婆大致生卒年表”中百岁太公所对应年代后推十八年。若对应平均档，还要迟些。另外，按照“世代含年常数律”来进行印证的话，好象也还是往后推二十年更接近定律。

那么，是否需要更改这张“百岁太公百岁太婆大致生卒年表”呢？当然不必，至少在现有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不能更改。因为：

第一，隆庆六年所反映的，是百岁太婆本人的直接岁数。而据万历年间历史事件所反映的，不过是百岁太公子孙辈的间接推测岁数，理应以本人本代所推算出的直接岁数为准。

第二，推算出孙宏六十六在万历二十三年时八十一岁，以及孙嘉廿八在万历二十八年时八十六岁至九十六岁，虽然年岁过老，但也并非绝无可能，何况算式还有余地。

第三，《渔橹孙氏代次生年参考表》和“世代含年常数律”得出的数据，虽然更接近于1483年—1500年，但反过来以1465年去推演，其结果也在合理范围之内，不至于非推翻不可。

故此，百岁太公百岁太婆的大致生卒年代，仍然应该定在：

百岁太公（约公元1465年—约1559年）；

百岁太婆（约公元1465年—约1569年）。

百岁太公之生日，在农历十二月廿五日。因在1966年前，逢百岁太公华诞之日，要在百岁堂内挂起百岁太公百岁太婆巨幅画像，因时近除夕，便连续挂下去，以供过年时接受子孙祭请，直挂到年后正月初十，故而这生日绝对准确。

《吾族祖源》载，百岁太公百岁太婆“生七子，孙二十八，元孙八十三。”历经五百余年春秋，今日百岁太公百岁太婆的子孙后代，早已超出数千人之多了。

百岁太公之墓，在渔橹山南麓延伸脉赤脚山，位于东南方向山腰偏下原大枫树下。“文革”之初，在赤脚山一带广植茶林，百岁太公之墓被夷为茶地，唯墓穴遗址，尚能推端。百岁太婆之墓，原在渔橹山今赵家村东面戚家坞中，五穴并立，左右皆空穴。今于百岁太公陵墓故址，重新修建百岁太公百岁太婆之合墓，百岁太婆已魂归故里，与百岁太公共享子孙万代之祭请与敬仰。

附：万十四公考

万十四公孙子仁，是孙瑾长子派下第六世孙，与渔橹孙氏关系较远，本来无须考证。只因富阳龙门及诸暨萍溪、石佛等同族宗谱中皆无我渔橹孙氏之确切记载，更无文磐公之身世可查，以致有诸暨孙氏同宗一直认为，万十四公便是我渔橹孙氏之祖。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奈我渔橹孙氏旧谱遗佚，没有原始的文献可以出示，故此略作考证，以为澄清。

《龙门孙氏宗谱》载：孙瑾字伯奇，行八十。宋承事郎，迁居越暨附二都马家坊，生一子：昂。昂又名杰，字从光，生一子：先进。先进字克成，住越暨，生一子：忠言（见民国28年版《龙门孙氏宗谱》卷二第140—147页）。

《暨阳（萍溪）孙氏宗谱》载：孙瑾字国宝，又字伯奇。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自龙门宦于暨阳，遂居附二都马家坊，为暨阳孙氏始祖。娶平山张氏，生一子，曰昂。昂又名杰，字从光，号汉卿，宋省元，生一子，曰先进。先进更讳炅，字克成，迁平溪（见民国35年版《暨阳（萍溪）孙氏宗谱》卷五、卷十一）。平溪即萍溪。

《暨阳（石佛）孙氏宗谱》载：孙瑾字伯奇，号国宝。仕宋为承事郎，任诸暨州教谕，自龙门迁暨阳开元始祖。配张氏，生二子：杰、亿。杰字昂，号汉光，宣和四年乡试第一，任袁州判官，生一子，讳炅，字克诚，号光进（疑是先进之误）。亿任建阳令，生一子，克安（见民国36年版《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三、卷九）。

然后，石佛家谱又载：暨阳第六世，孙子仁，行万十四，邑庠生，住橹山。因此有学者认为，万十四孙子仁就居住在渔橹山，当为渔橹孙氏始迁之祖。

根据《吾族祖源》考证，我渔橹孙氏始迁祖文磐公生于公元1080年。原孙家祠堂龙虎门上题有“家来北宋”，则明确了文磐公迁居渔橹之历史年代。渔橹孙氏全套字第，证明了渔橹孙氏家族的世系，最快已传承至第三十三代，平均传承至第三十一代。

萍溪石佛皆以孙瑾为暨阳第一世，其谱载第六世孙子仁（万十四）生于宋嘉定丁丑（公元1217年），这比文磐公出生晚了137年。若以“世代含年常数律”进行验算，则：

（2008-1217）÷30＋1≈27代

答案是平均只能繁衍至第二十七代，明显相差了四代。且知第六世已至南宋中期，根本不可能“家来北宋”。

同时，乔行简赘居孙家是铁的事实，无论县志、稗史还是古碑，均有明确记载。《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载乔行简生于公元1156年，而万十四公比乔行简晚生三十九年，显然“以女孙配焉”就更谈不上了。

再有名讳，万十四公讳子仁，文磐公名礜，两者完全不同，若言我渔橹之祖名子仁，合族之中，闻所未闻。试问哪一个宗族会将自己始祖的名字写得这么离谱？从来没有！那么，为何还有学者认为，万十四公孙子仁就是渔橹孙氏始迁之祖呢？恐怕问题出在“橹山”二字上。

渔橹山简称渔山，历来如此。因简称一般选取首字，此亦常识，除非有一个“渔桨山”什么的，才会再用“橹”“桨”加以区别。《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诸暨概观》载：“作民同学会（渔山）”，作民即孙家作民小学。《吉祥禅寺碑记》亦云“暨阳之渔山孙氏家”。石佛家谱中有一篇渔橹孙氏举人孙鸣珂所作《炳百七十四公配族婶赵孺人传》，下署“渔山孙鸣珂”。《吾族祖源》作者孙明初于民国四年撰写的《种德方•序》，下署“渔山孙氏明初书”。可知渔橹人常将渔橹山写成渔山，却从未简称过橹山。而将橹山理解为渔橹山者，抑或是非渔橹人的随意罢了。

《暨阳（萍溪）孙氏宗谱》载：“第六世，曾九公子，万十四公讳子仁，补国学生。迁居萧邑黄村子，另有谱。”（见《暨阳（萍溪）孙氏宗谱》卷五系图、卷十一行传）。石佛家谱亦如此说。据此，万十四公是迁到萧山黄村子去了。退一步说，就算万十四公曾经迁居过渔橹山，那也是一段暂时客居的过程，何况比文磐公晚到一百余年。而且，后来他终归去了萧山黄村子，并定居于彼。可见，万十四公决非渔橹之祖，后人将渔橹之祖的桂冠戴在万十四公头上，那是张冠李戴。

萧山黄村子即今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黄山村，今有孙氏家族一百多户，可惜的是，那里已经没有万十四公留下来的任何信息了，当然也没有关于渔橹山或文磐公的任何信息。据黄山村《孙氏宗谱》载：始迁祖孙表为龙门第十二世孙，于元初偕夫人凌氏避乱迁于萧山堰斗。另有一支亦从富阳龙门迁于萧山堰斗，同样与万十四公无关。想必万十四公的后裔在那里没有繁衍下来。

《暨阳（石佛）孙氏宗谱》中关于万十四公的归宿之地，载：“万十四，讳子仁……葬黄村子山”（见《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九第16页），说明万十四公的墓在萧山黄村子。然而文磐公之墓就在我渔橹山南麓小山之上，墓址确切，古廓尚存。我合族之众，从未听说过在萧山黄村子有渔橹祖墓。

固然，“橹山”二字亦非平地生风，既然谱书上多次提到橹山，万十四公应该住过橹山，或许橹山就在萧山，问题是彼橹山绝非此渔橹山矣。其实，平溪家谱未说过万十四公曾迁渔橹山，更未说过万十四公的后裔居住在诸暨渔橹山。归根到底，仍是后人错将橹山理解为渔橹山所致。

至于平溪谱中所提“二十一世孙大周移居渔橹山前”，考平溪第二十一世辈，其平均生年约在公元1650年左右，那该是明末清初的时候了，无论他是客居还是继入，都不会影响渔橹孙氏九百年的历史。

此外，同族谱序谱文中亦曾言及“橹山”或“渔橹山”等等，如石佛谱中郁言《暨阳龙山孙氏续谱序》云：“若夫橹山化山之派，则由开元分焉”（见《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一第51页）。又有孙成诰《石佛孙氏续谱序》云：“由开元而迁者，万一公迁花山，万九公迁花亭，万十四公迁橹山”（见《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一第53页），独山谱中孙立朝《历代捷箓》亦曰：“子仁居橹山”（见《暨阳（独山）孙氏宗谱·卷一·历代捷箓》第3页）。上述开元指开元乡附二都，化山指花山乡平溪，且不说迁花山者并非万一公，而把橹山当成渔橹山，同样是未加任何考证，移花接木之说。

兹举一例，《山阴天乐孙氏宗谱》载：“天乐祖系台州府教官孙启元，孙启元第六世孙梦观，生孙德荣，孙德荣徙居暨阳花山乡，其子孙俌自暨阳迁山阴之天乐，为天乐始迁祖。”难道说孙德荣就是萍溪之祖，或者孙梦观直至孙启元都是萍溪先祖？当然不是。也许孙德荣曾居花山乡一带，但他不是萍溪之祖。就像万十四公曾居橹山，但非指我渔橹山，更非为我渔橹之祖一样。

再有北门谱中冯书香《重修暨阳北关孙氏谱序》云：“平溪、石佛、附二都、渔橹山诸村，皆出自富春龙门，均系万字第之昆季也”（见陆允昌《中国孙氏世系源流》第184页）。此言半对半错，前半句确实如此，后半句乃笼统亲密之言。事实上，平溪始迁祖孙先进为暨阳孙氏第三世，石佛始迁祖孙彦实（福六公）为暨阳孙氏第九世，附二都始迁祖就是暨阳开元孙氏第一世孙瑾，渔橹始迁祖姑且不说。以上诸派之始迁祖辈次字第各不相同，所同者，均“非”万字第之昆季也。

那么为何说成是“万字第昆季”呢？可能因为平溪兴族之祖乃万一公，北关先祖曰万三公，渔橹始迁祖名礜，字第亦曰礜，族内传统读法，“礜”与“万”同音，故生出“万字第昆季”之联想。然而，北关孙氏系由富春经绍兴转徙而至，与平溪万一公并非同派，亦非同辈（按家谱中以“万”作字第者多多益善，辈次并不完全相同）。至于“礜”字，如果没写错的话，“礜”的正确读音是“预yù”；就算与“万”字同音，“礜”“万”也万万不能混为一谈。因而言之，“万字第昆季”之说绝对不能成立。

那么，为何在平溪、石佛乃至龙门家谱上都未曾载我渔橹始迁祖孙礜或者文磐公之名呢？诚如谱论所谓：“谱，吾谱者是也”。“而他派不与焉，非略之也，谓其各自有谱也”。

平溪家谱首修于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修撰人为第四世孙忠言，乃据祖传家谱笔记续编而成。后来平溪家谱遭到严重损坏，已过古稀之年的孙忠言于南宋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再次修撰，并在《富春孙氏重修谱序》中说：“所遗宗谱，残阙挂漏，止（剩）二序，余不尽悉。嘉定甲戌（公元1214年），有龙门宗弟进士承式者，携谱图来缘。会集族众与之溯源寻流，得所依据。”又说“谨依河南子程子之言作谱，断自可知者。始今以承事公为一世祖，省元公为二世祖，而他派不与焉，非略之也，谓其各自有谱也”（转引自民国36年版《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一第45页）。

因此，平溪家谱只记孙瑾长房派万一公本支，连孙瑾次子留居附二都孙村的一支，也只字不提。而附记万一公嫡弟孙子宁一派，短短四代，若与石佛家谱相对照，已是诸多矛盾。正如苏老泉所谓：“谱，吾谱者是也。”对于旁支，他可以不记载。或许知之不详，无法记载。

同样，《龙门孙氏宗谱》所载诸暨孙瑾后裔，因为是外纪，不需要很详细，所以只记了连孙瑾本人四代四人，内容与平溪家谱同。大概从宗法制度上讲，平溪为孙瑾长房长孙派，双方联系较深，孙瑾居地附二都孙村又族小式微，因此龙门大略地采用了平溪之说，其余概不涉及了。

石佛家谱所载较平溪谱为之详细。石佛谱述孙瑾生二子：杰、亿。“今之居马家坊（孙村）者，以五七公（即孙亿之次孙忠鲁）为祖，居隆山（后孙）者，以五六公（即孙亿之长孙忠信）为祖”（见民国36年版《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卷一第69页）。但仍然没有渔橹文磐公的确切记载，要说有，还是将橹山当作渔橹山叙了一番。正如胡序在石佛家谱《重修谱序》中所说的那样：“石佛孙氏谱，谱石佛孙氏也，别派之谱不与也焉，即疏族之孙亦不与”。既然“不与”，文磐公之名未能出现在近族宗谱上，也就可以理解了。

总而言之，同族宗谱中无我渔橹孙氏和文磐公之确切记载，原因无非就是，文磐公出生迟兼出行早，近族中不知其详，难以记述；加之“渔”“橹”混淆，直至众口一词，以讹传讹；兼及后人懒于考证，人云亦云等等。除此尔外，莫非亦因封建宗法所囿？那就更非科学之历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