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书坛，孙伯翔无疑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一位重要书法家。同许多人相比，孙伯翔有许多劣势：没有令人羡慕的学历光环，没有担任过令人垂涎的官职，不会经营，更不会钻营。他只知道，以生知之资，治困勉之学，用最聪明的头脑在最笨处下工夫，而且是下死工夫、下硬工夫。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孙伯翔在当代中国书坛的地位和影响。

一、孙伯翔在书坛的地位和影响来自于他对传统的继承和拓展

寂寞和孤独是培养杰出书法家的最好学校，辛酸的眼泪和勤奋的汗水是浇灌杰出书法家的雨露和甘霖。家庭出身使孙伯翔过早地经历了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长期的寂寞和孤独磨炼了意志，也锤炼了艺术。孙伯翔曾长期地深入传统，涉猎唐楷，深入北碑。他在总结自己的艺术道路时说：“在年轻的时候，起步练习写唐碑，这对我走入书法艺术的门径很有益处。后来由于自己的偏爱，逐渐转入写魏碑。开始就临写《张猛龙》，作为一个单元临写了几年。随后临写著名的墓志，接着转向《龙门》方笔，再由《龙门》转向圆笔的《云峰》。就这样寻寻觅觅，在魏碑的浩瀚海洋里游历了大半生。”对于《张猛龙》、《始平公》、《爨龙颜》、《郑文公》、《论经书诗》等著名的碑刻，他反复临习，朝夕揣摩，直至达到精熟的地步。他临写的一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乍一看，很像原碑；但和原碑相比较，又有相当的距离；回过头来再细细品味，却发现更加像原碑。这说明，他对原碑的形态、神韵已经烂熟于心，这些碑刻的风格特征已经融化在他的大脑中，并自觉能动地在他的笔下表现了出来。王学仲曾经说过，在学习传统上没有人下过孙伯翔那样的苦功。孙伯翔自己也谈到，自己练字用过的纸一卡车也拉不走。他反复地临习、揣摩，对魏碑的各种风格、形态、神韵进行观察、体味、比较、融合。他在讲课中提到：“察之尚精，方能拟之贵似，拟之贵似，方能遗貌取神，遗貌取神方能达到取古化我的境地，达到这个境地，方能厚积薄发，进入创作……字内功不是以年限为绝对标准，也不能以不动脑子地临摹几百遍来衡量，更不能用自己的小聪明来代替砚田的寂寞耕耘。只有用最聪明的头脑，最扎实的形质功力，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才能得到临书的真正收获。”他多次告诫学生，写方笔魏碑的时候，要注意到它圆浑的一面，惟有圆，方能厚，惟有圆，方能活，惟有圆，方能内蕴丰富；写圆笔魏碑的时候，要注意到它方雄的一面，要靠方雄体现出魏碑的力度和神采。其实，孙伯翔所谓的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并不一定是原碑刻的点画特点，也不一定是北魏书家所具有的驾驭能力，更不一定是刻工有意的修饰，而大多是他个人对魏碑的创造性理解，是他数十年临池、研究的甘苦之言。他临写的魏碑作品，不是对原碑的刻意模仿，不是对原碑的简单复制，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体现着自己的创造。同原碑相比，他的作品点画更峻厚，内涵更丰富，变化更多样，风格更鲜明。可以说，这是孙伯翔对传统的开拓和发展。

二、孙伯翔在书坛的地位和影响来自于他在魏碑笔法上所取得的突破

孙伯翔在魏碑笔法上的突破完全是在没有前人可资借鉴的基础上，经过他十余年的反复实践、反复探索所取得的。他用一管柔软的长锋羊毫，敢于大胆地侧锋起笔，绞锋行笔，写出了魏碑斧劈刀削、斩钉截铁、钢打铁铸般的艺术效果，真正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再现了魏碑的那种大气磅礴、奇崛方雄的艺术风格。可以说，他的方笔魏碑是对笔法的一大创造。

孙伯翔不仅在魏碑的笔法上有自己独到的创造，而且在对魏碑的研究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怎样临习〈始平公造像记〉》一书中，处处闪烁着他思想的灵光。这些见解，都是他苦学、深思、顿悟的结果，是前人所没有谈到的。

三、孙伯翔在书坛的地位和影响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超越

超越别人难，超越自己更难，因为这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意味着对既有名利的舍弃，更为可怕的，是随时都有归于沉寂而被人遗忘的危险。因此，许多艺术家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风格和面目，就不再想变，而且也不敢变。大多数的欣赏者、收藏家也往往不希望他们求变。一旦变了，人们往往不予承认，作品的价码就会因而大打折扣。但孙伯翔没有被名利所左右。他在不断地否定着自己，超越着自己。他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毁弃许多别人看来已经足够成功的作品，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在见到自己以前的作品时，他也很少持欣赏、肯定的态度。

尽管在探索中不免要走些弯路，但毫无功利目的的探索使孙伯翔加深了对魏碑的理解，并实现了新的突破。孙伯翔今天的书法，已经不完全是纯粹意义上的魏碑书法，而是寓雄强于飘逸、寓险绝于平正的艺术佳作，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功力与性情的结晶。他的书法创作，已突破了固定的格式，或如清风朗月，或如黄钟大吕，或如高山峻岭，或如小桥流水……已经接近了碑帖交融的美妙境界。

四、孙伯翔在书坛的地位和影响来自于他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