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齐国乐安即今广饶县人。孙武里籍乐安地面在广饶县，历史上只有此一种说法。从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到清代孙星衍《孙子兵法序》、《魏吏部尚书孙邕传》、《阳湖孙氏谱记序》等史书记载甚明。新发现的唐代《贞观氏族志》以及孙处约、孙起、孙壬林等墓志碑铭，进一步证实了史书所载先秦齐国乐安县邑与世居东汉青州乐安郡（孙氏郡姓出处）“与齐同姓”的孙武后裔为同一地面上的孙氏望族。经历史学家考证，这一望族所居住的同一地面正是今广饶县。民国七年（1918年）所撰修的青州《乐安县志》和二十五年《续修广饶县志》上亦均载孙武为邑人。只是到了近、现代，国民党国防部李浴日先生没有见过孙星衍考证孙夫人碑的文章和《谱记序》以及《广饶旧志》所载，便在1938年著《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时，将孙星衍的“吾家出乐安”之语误解为：“孙子是从唐代之乐安郡……今之惠民县附近奔吴为将是可信的。”今人有的未加慎审，又人云亦云地讹传其无据之说。

    1988年，东营市李殿魁、梁树等领导同志及有关人员建议广饶县，应对孙武故里问题进行深入考证，以澄清今人的误传，正本清源。中共广饶县委、县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遂邀请有关专家、教授一起参与孙武故里的考证工作。

    1990年冬，县委决定成立由县委副书记许明友任组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德祯和县政协副主席张其爱任副组长的孙武故里考证领导小组，抽调有关史志人员赵金炎、王克春、颜华、孙子平、马文俊（后又增加任树德、战兆生）参加，并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维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教授骆承烈和淄博市的文博专家等10多名史地专家、教授，共同进行孙武故里考证并实地勘察了古乐安的地理位置。

    通过考证和新发现的史料，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先秦齐国乐安地面主体在今广饶县；古济水、时水故道主流区域在广饶县并由此入海；乐安故城在广饶县城北近30里之草桥村；与齐国乐安邑为同一地面的东汉至隋代的青州乐安郡治所亦在广饶县。故孙武故里乐安在广饶县信而有据。

    1991年6月，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北京文物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以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诸多专家对乐安故城遗址作了进一步的考古钻探与发掘。该遗址位于广饶县城北花官乡草桥村，南距千乘故城（即今广饶县城）12.5公里，西南距博昌故城30公里，西北距博兴县城25公里，东北距琅槐故城40公里。古济水和时水由西南而东北流至城址西南又折向东流入渤海。该城址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80米。该城西南角地面上，现存有长10余米、宽2米、高3米的城墙残垣。从该遗址出土的文物看，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附加锥纹红陶鼎足，商周时期的陶壶、罐、盆及鬲、豆、盘等器物残片；秦汉时期的砖瓦、石磨、盔形器和陶壶、陶盘、陶罐以及漏器的残片和汉代的陶井壁残片等。根据专家学者考古发掘的结果和实地踏勘野外，对照史籍记载和历史地图标明：该城址即先秦齐国乐安县邑故城遗址。这一发现，证实了孙武祖父孙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和“自书始受邑于乐安”的记载是正确的。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张政烺先生在仔细勘察发掘现场后，欣然命笔书曰：“齐乐安故城重放异彩为广饶草桥遗址题。”著名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亦题词：“孙子兵法十三篇作者春秋齐乐安孙武故里”。

    乐安故城的建造时间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城是在龙山文化、商周文化遗迹上建造起来的，至秦朝时被毁败湮淤。汉刘邦执政，又号召各县均筑邑城。东汉末，又在此城置青州乐安郡治所，即成为晚期城址。从出土的文物以及夯土层和夯窝特征断定，该城的建造年代，早期城址修筑时间不晚于春秋末期，后来修复使用的晚期筑城时间在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