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曾用名孙世棻，1950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八届名誉主席。
　　孙越崎是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素有“矿业泰斗”之称。早在灾难深重的20世纪20年代，他就立志以实业救国，面对国家民族内忧外患、战乱不已、积弱积贫的严酷环境，他自强自立艰苦奋斗，主持创建了黑龙江、辽宁、河南的煤炭、钢铁等国家大型企业，铺下了中国重工业的基石；在抗日战争的危急关头，他力排众议将煤矿的机器设备全部内迁、主持创建了玉门油矿，发展了大后方的重工业，支持了抗战的能源供应，不但为赢得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为中国工业奠定了基础；在解放前夕，他率领数万专业技术人才，脱离蒋介石反动政权，加入了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不畏年高，多次带队外出考察，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说：“孙越崎老所经历的100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100年。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孙越崎老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毅然站到党和人民大众一边，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孙越崎老的历史功绩，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为救国　穆棱初创业
　　孙越崎，1893年10月16日出生在浙江绍兴同康村的一个普通耕读之家。父亲孙延昌是位极其开明的山村秀才，1905年离家远赴黑龙江，先为官后弃官经营金矿。其身体力行“行拓进取、志在必成”的顽强精神，孙越崎耳濡目染，一生受用不尽。
　　17岁那年，孙越崎第一次走出同康村，考入绍兴简易师范学校。第一学期结束时，全班62名学生，他的成绩排在第61位，于是他发愤读书。开学以后，奇迹出现，他的作文从全班最后一名，一跃而为第一名。老师给他的作文批语是：“才大气大，文亦足以举之。孙郎的确不凡，孙郎其勉之。”1911年底孙越崎从师范学校毕业，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到一所小学义务任教一年。
　　1913年，孙越崎到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中学部念书。在复旦公学，英语成了只学过26个字母的孙越崎必须攻克的又一大难关。那年暑假，他把自己关在陶家堰村一个四面临水的小庙里，忍受着酷暑和蚊子的叮咬，在一个同学的帮助下苦读。同是绍兴人的邵力子先生当时在该校教国文，孙越崎深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复旦公学的学习生活，使孙越崎在获得知识与提高能力方面都受益匪浅，他一生都对母校念念不忘。而母校也对他的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百岁寿辰时还聚会向他表示祝贺。
　　1915年，袁世凯在窃据中华民国总统后，为了做皇帝，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举国忧愤，定5月9日为国耻日，以志不忘国仇。孙越崎鉴于有亡国之忧，前途崎岖，故将原名毓麒改为越崎，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
　　受父亲影响，1916年，孙越崎从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1919年，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天津时，天津的学生群情激愤，立即起来响应。天津市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共九人秘密集会，讨论声援的办法，孙越崎以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集会。在会上，他第一个站起来，代表北洋大学全体学生表明态度，坚决进行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4日，在全市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时，孙越崎与其他三位学生代表一起，前往省长衙门与直隶省长曹锐进行谈判，要求省长给北洋政府发电报，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拒签卖国条约。面对省长的各种推托搪塞的诡计，孙越崎等4人沉着冷静，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终使请愿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课斗争共持续了三个多月。斗争的胜利，使孙越崎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巨大和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北洋大学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学生们对平时总是压制他们的外国教授也敢于斗争了。但是，孙越崎等许多同学最终因为斗争而被北洋大学开除。后来孙越崎幸得蔡元培先生的帮助，入北京大学采矿系继续学习，于1921年毕业。
　　煤矿建设与抗战中的内迁
　　1923年秋，孙越崎前往东北，在父亲的帮助下参观了抚顺和本溪的煤矿、昭和钢铁厂（今鞍钢）等。1924年初，中俄官商合办穆棱煤矿公司，在督办蔡运升的邀请下，孙越崎不顾家人的反对，冒着纷飞的大雪，毅然奔赴穆棱（今鸡西），开始了他的事业———勘探开发煤矿。这一去就是6年。
　　当时的穆棱尚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是森林、虎豹狼虫、土匪的世界，道路不通，人烟稀少。孙越崎被任命为中方矿务股长兼机械、工程股长。董事会决定：开掘第一、二号直井。第一号直井由俄方矿务股长负责，所有人员都是俄国人。第二号直井由孙越崎负责，所有人员都是中国人。因为是第一次办煤矿，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就需要认真去学，什么都要去学。在与俄国人的开井比赛中，孙越崎常常到俄国人开井的地方去，装作路过，随便看两眼，其实每一眼都看得很用心，而且针对自己的井出现的问题去观察。这样，就很巧妙地将俄国人的技术学到了手。
　　通过这样的工作实践，孙越崎掌握了新开一个煤矿从勘探建井到产煤的全部生产和管理过程。1927年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到该矿调查，认识了这位工作踏实、干劲十足、成绩突出的年轻矿业工程师，对他十分赞赏。在离开穆棱煤矿之前，翁文灏写了一本《吉林穆棱煤矿纪实》。在序言中翁写道：“今观孙君之一出学校，即入穷山，数载辛勤，卒创大业，其奋发兴起者当如何？”
　　1929年初，翁文灏致电孙越崎，推荐他任河北省井陉煤矿总工程师。他因正准备出国赴美深造，婉言谢辞。同年秋，他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矿科研究生院学习。临走前，他专程去拜望老师邵力子。邵力子嘱咐他说，“出去要好好学习，学成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这句话让孙越崎一直铭记在心，也成为他学习的一份动力。
　　在美国，孙越崎无意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他学习的目的只是想回国后办矿，而不是当教授。因此，他选读的课程都是自己在实践中感到不足的方面。两年之后，即1931年的夏天，孙越崎又来到美国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继续学习。在这个学校，他没有按部就班地去上课，而是在教授的帮助下，参观了美国东部各地煤矿的生产建设过程。这些考察使他大开眼界，也让他深感美国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后来他又到欧洲英、法、德各国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煤矿，历时半年。
　　1932年秋，孙越崎经苏联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返国。他的家当时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哈尔滨，出国3年，回来却变成了亡国奴，他悲愤难抑，在家待了不到20天，就乘车辗转前往北平。
　　1932年11月，孙越崎应翁文灏邀约参加了在南京刚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前身)，先任矿室主任，后奉派担任该会所属的陕北石油勘探处处长。在陕北延长，孙越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油矿钻井队。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不久，中国人自己第一次打出了石油。
　　1934年秋，翁文颢被任命为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公司(是由中国人办的中原煤矿公司与英国人办的福公司联合组成)整理专员。当时的中福煤矿已经濒临破产，虽经几次整顿也无济于事。翁文灏知道，以中福煤矿的混乱局面，仅他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任务的，因此他想到了孙越崎。他给在陕北的孙越崎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和自己见面一叙。在见过面之后，翁文灏要孙越崎先到煤矿做一番实地调查，然后再决定是否同意上任。孙越崎欣然前往。
　　经过仔细的调查，孙越崎对如何治理整顿中福煤矿有了底。他向翁文灏作了一份书面汇报，提出了详细的整改意见和建议，得到了翁的认同，并立即着手实施。孙越崎被任命为中福煤矿公司总工程师，当翁不在焦作时，由他来代理整理专员职务。事实上，翁文灏待在焦作的时间非常少，整理中福煤矿公司的事务绝大部分时间是孙越崎在负责。后因翁文灏调任行政院秘书长，孙越崎继翁为中福整理专员。
　　1934年底，整理初见成效。孙越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在1935年实现产、运、销、盈“四个一百万”的目标。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因为，公司刚刚摆脱亏损的局面，这可是个很大的目标！
　　孙越崎充分发挥了他吃苦耐劳、踏实勤干的工作作风，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努力拼搏，终于按期实现了目标。1935年，中福煤矿年产无烟煤达100多万吨，产销两旺，盈利很多，同时打开了焦作无烟煤在华北及华中一带的市场。1936年，在中福公司新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孙越崎被聘为中福公司的总经理，任期三年。孙越崎拯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还是战时中国的一个战略资源基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拯救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焦作中福煤矿面临着被日机轰炸和沦陷的危险，孙越崎决定把煤矿的绝大部分设备拆迁到抗战后方的四川。此决定遭到了一些原中原煤矿公司的董事的反对。他们说：“这是我们河南的财产，不能拆走。”孙越崎向他们讲了当时可供选择的三种办法：一是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二是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三是拆下运走，另在后方找矿区开采，则敌人不能用，而我国可以用。同时说明拆走的器材产权仍属于他们，在后方采矿所得的利润也归他们。反对的人被说服了。英国中福公司的代表也反对拆迁，说他们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他们英国人的权益。孙越崎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你们英国人的友邦，但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侵略我们，一定要拆。最后英方代表请示伦敦董事会，也同意了拆迁。
　　孙越崎组织全矿员工进行拆迁地面和井下的机器设备和材料，冒着敌机随时轰炸的危险，装车抢运到汉口，又经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大力协助，抢运入川。抗战期间，孙越崎就以这批运川的器材先后与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和四川银行界等合办了天府、嘉阳、威远、石燕等4个煤矿公司。他任这4个公司的总经理，设四矿联合总公司于重庆。四川原有一些煤矿都是规模不大、土法生产的小矿，自中福机器设备及技术员工迁川并投入生产以后，这4个煤矿，开始了近代化机器开采，产量大增。仅天府公司的产量，就供应了抗战时陪都重庆全部用煤量的一半。这对抗战后方工业和上海的迁川工人及民用煤炭的供应，贡献很大，并为四川近代化煤矿的发展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经历的一个大动荡时期，孙越崎领导主持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在抗战烽火中历尽艰难拆迁入川，是我国近代煤矿中迁到后方而后没有沦入敌手的唯一的煤矿。事实证明，他关于拆迁的决断是非常明智的，他主持的具体运作也是十分成功的。这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责任感和功在国家的务实精神。

开发玉门油矿
　　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正式成立，隶属资源委员会，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次年底，油矿向美国订购的10套旋式钻机和一套通过美国炼制工程设计公司专门设计的日炼原油1500桶的裂炼装置等一批重要设备，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越南海防被日军占领，只得用大批卡车改由仰光经滇缅陆路运到重庆，再转运到西北玉门油矿，运输路线长达5000余公里。后来仰光也沦陷，仓库被炸，炼油设备未能运到，10套钻机运到的部分只能拼凑成三套半。在进口设备来源断绝的情况下，孙越崎与矿上负责人商量，决定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所需设备在国内自己设计制造。他们在重庆300余家工厂定制各种所需机械设备，所需钢材则靠到川东前线打捞沉入长江的轮船来解决，同时充分利用从美国购买而未损失的钻、采、炼设备器材。
　　经过紧张的奋战，到1942年，炼油厂在河东、河西先后建起了四组阶梯式连续甑炼炉，大大提高了炼制加工能力。当时，总局设在重庆的甘肃油矿局距玉门油矿老君庙矿场有2500公里远。他每年夏秋期间在老君庙矿场督促生产建设，冬春坐镇重庆依靠无线电通讯调度生产经营。他一人肩负经营甘肃油矿和四川4个煤矿的生产重任。1942年，玉门油矿汽油产量已达180万加仑，并生产大量煤油、柴油，基本满足了西北军用交通和重庆工业民用等需要。1944年美国空军由成都起飞轰炸日军占领的唐山开滦煤矿、林西电厂和日本东京时，地勤用油就由甘肃油矿局供给，时人称孙越崎为后方的“煤油大王”。由于办矿成绩卓著，1942年夏，中国工程师学会颁给他金质奖章一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孙越崎辞去四川4个煤矿和甘肃油矿局总经理职务，以特派员的身份由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派往东北，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办公地点设在沈阳。同时他又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局址设在北平。身兼数职、责任重大，他不辞劳苦地往返于北平、沈阳及东北各地，仅1946年一年间，他先后出入山海关就达9次之多。
　　1946年1月，翁文灏辞去经济部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钱昌照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越崎兼任该会副主任委员。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改由行政院直属，钱昌照任委员长，孙越崎兼任副委员长。
　　1947年1月，孙越崎在平津处理局完成了处理敌伪产业、收交国库法币1000亿元的任务，将东北各重要工矿企业交由资源委员会接办以后，就辞去了平津处理局局长及交卸经济部东北特派员职务，到南京专职担任了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3月钱昌照离开资源委员会，翁文灏回任资委会委员长，孙越崎仍任副委员长。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越崎继任资委会委员长。1949年3月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院长，孙越崎任经济部部长兼资委会主任委员。
　　领导资源委员会起义
　　1947年7月，孙越崎到华北及东北视察资委会所属工矿企业，他从所见所闻中认识道：国民党的败亡，共产党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1948年2月，鞍山解放后，他从回到北平的鞍钢公司人员口中得知，鞍山解放时，鞍钢公司员工无一人伤亡，公司协理和不少高级技术人员都被留下并受到优待，其他人员愿留者欢迎，愿走的发路条沿途放行。孙越崎大为感动和欣慰，对共产党对待工矿企业工作人员的政策有了具体认识。他后来曾深情地写道：“尤其令我敬佩的是，即使在战争的情况下，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今后国家的问题，千方百计地保护经济设施，延揽各方面的建设人才。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再联系自己几十年所走过的崎岖道路，我体会到，继续追随国民党，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才能强盛，个人才有前途。”孙越崎下定了投向共产党的决心。
　　1948年10月，孙越崎在南京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召集资委会所属各地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动员他们坚守岗位，保护好厂矿财产档案，准备弃暗投明，迎接解放。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存下来”。孙越崎还让大家回去后向附近会属厂矿负责人秘密转告。这次会议成效显著：资委会各厂矿企业和32000余名职员及数十万技术工人，全部留在原岗位，护矿迎解放。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1948年12月底，蒋介石当面要孙越崎把在南京的资委会所属5个厂，即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和马鞍山机械厂拆迁到台湾去，并拨发了一笔迁厂和在台建厂的经费。孙越崎在多方拖延无效之下，被迫着手拆运。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孙越崎以为蒋将亡命国外，就下令把已运到长江下关码头的待运的各厂器材运回厂安装复工，没有运往台湾。
　　蒋介石在奉化先后两次命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转电孙越崎，要他迅即拆迁工厂去台。孙因得到当时代总统李宗仁的支持，拒不拆迁。在白色恐怖的蒋管区，这样做是有生命危险的，幸而后来南京很快解放，孙越崎得以免遭毒手。
　　1949年4月26日，孙越崎从上海飞转广州，随身携带一张面值为208万美元的资委会的支票。到广州之后，他立即电令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区资委会所属厂矿的负责人50余人到广州来领取钱财，以备必要之时可以给员工作工资，支持局面，避免引起波动，发生意外事故。5月底，孙越崎辞职离开广州到香港。
　　孙越崎到港后，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得知周恩来欢迎他，随时可以北上到北京。他非常高兴，但他还不能立即出发。他在为资源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担心。
　　当时，贸易事务所在港存有价值五六百万美元的钨、锑、锡、汞等出口矿产品。孙越崎为保护此项产品移交人民，在中共香港组织的领导下，策动该所员工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与继他之后接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航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该所员工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并发电向毛泽东主席致敬，接到了毛主席的复电嘉勉。
　　孙越崎领导的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中央各部会中唯一有组织有领导地起来护产的部门。在孙越崎的策动和领导下，除原在台湾省接收工矿企业资委会人员外，所有留在大陆的员工均投向人民政府，这再次体现了孙越崎高度的爱国心和事业心。
　　资源委员会原属国民党政府中经营全国重工业的部门，包括钢铁、煤矿、电力、有色金属矿、机械、电工、石油、化工、水泥、造船、糖业、纸业等行业，下辖有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拥有职员3.2万余人，技术工人六七十万人，职员中60%以上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全部留在大陆参加了革命队伍，为解放后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曾任资委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和钱昌照二人，后来也由孙越崎电请从国外回到北京，受到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和优待。198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发出(83)695号文件《关于对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护产有功人员落实政策的通知》，指出：“在大陆的原国民党资委会的全体员工在护厂、护产、迎接解放是有功的。对于我们解放后经济上较快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对这些人应该妥善安排。”这说明中共中央对于解放前夕留在大陆的资委会的全体员工是充分了解和肯定的，对其护产有功的业绩是给以很高评价的。
　　共产党的诤友
　　1949年11月4日，孙越崎携眷乘船到天津转回北京，奉派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1950年3月，他由邵力子介绍加入民革，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历史篇章。
　　鉴于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为了搞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陈云同志指示下，孙越崎主持制订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规定了在基本建设中，进行勘探、设计、施工、验收应遵循的程序。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建议孙越崎大力宣传贯彻，并让他借助人民日报去宣传。后来，孙越崎起草了《没有工程设计就不能施工》的社论，发表在1951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明确提出“施工必先设计”的基本建设原则。事实证明，这个基本建设程序在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1952年6月，政府机构进行大调整，财经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一道被取消，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在填写志愿时，孙越崎写下“愿意到煤矿技术工作”。多少年了，他依然痴爱着自己的事业。不久，他被分配到全国第一大矿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管处第三副主任。
　　在开滦，他不顾自己年过花甲，经常下矿井指挥生产，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由于他懂技术和生产，处理生产管理上的问题果断有力，在全矿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开滦煤矿的领导干部对孙越崎也很关心和支持。周恩来总理到唐山视察时，曾看望过他，后来还安排他回京，陪同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带领的访华代表团由北京前往唐山开滦煤矿参观访问。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孙越崎当时住在北京女儿家中。由于他做过国民党的高官，在这场动乱中受到冲击。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被迫返回唐山，不久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工资停发，隔离审查达一年半。在这期间，他接待了600多人的外调，都是专案组的人为资源委员会在各地的人员受审的“问题”，来找他核对。
　　1973年，孙越崎重获自由。在拿到五年多的补发工资一万多元后，他偕同夫人王仪孟，外出“自费旅游”。从北京到西安、延安、成都，同在西南交大任教授的大儿子同游峨眉山。接着沿成昆铁路，去看了龚嘴水电站、攀枝花钢铁公司。对铁路、水电、钢铁，他还有扯不断的感情。随后到昆明，又到贵阳、桂林、长沙、韶山，最后经武汉回到北京。游览了大半个中国，老两口都觉得年轻了许多。一年后，又与夫人出京南下，畅游沿海的济南、青岛、南京、仪征、扬州、江都、无锡、苏州、杭州等地，故地重游，已是物换星移。回到唐山，老两口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第二次出游回来不久，便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
　　83岁的孙越崎和76岁的王仪孟因住屋倒塌，被埋在瓦砾堆里，几个小时后双双被邻居抢救挖出。孙越崎的肋骨被压断三根，王仪孟无大伤。在北京的女儿接到消息，即刻赶到唐山，将二位老人接到北京。邓颖超在得知孙越崎住在北京医院治伤后，就派自己的保健医生，每三天去北京医院探望他一次，并给予帮助。孙越崎出院后在北京没有地方住，邓颖超对此十分关心，立即与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吴德联系，为他解决了户口和住房。就这样，孙越崎此后长期住在北京，他对此事终身不忘。

“秋日胜春潮”

噩梦醒来是早晨。历史上沉重的一页终于成为过去。
　　十年浩劫结束，全国的形势逐渐好转。大难不死的孙越崎开始重返社会，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尽管他已届耄耋之年，却依然身板硬朗，精神焕发，思维敏捷。
　　1980年，孙越崎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常委（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已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1981年12月25日，民革中央五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同年任煤炭部顾问。1983年，孙越崎又被选为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委，兼任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同时还担任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特邀顾问及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特邀顾问，结识了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
　　他担任经济建设组组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煤矿去视察。8月，孙越崎率领民革智力支边小组，前往内蒙古自治区考察，开展技术咨询工作，协助敦促当地政府解决小煤矿的生产、安全、综合利用等问题，减少自然资源浪费。在过了90岁生日后，他又考察了河北蔚县煤矿，认为该地煤质适宜生产煤气，提出了解决首都燃料气化的战略性建议：扩建北京焦化厂，加速利用首都高炉煤气和华北油田的天然气，并与河北共建蔚县坑口煤气发生站，再用管道输送至北京。万里对这个建议非常赞赏。此建议被北京市采纳后，不但首都的大气环境有所改善，而且方便了广大居民的煤气使用。
　　1984年下半年，中美国际工程公司在深圳召开了成立预备会。孙越崎被聘为这个公司的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冬天，他与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一同飞往深圳，在那里参加与美国方面合资开发晋煤的谈判。会后考察了深圳珠海特区。在这之前，他与政协的几位老专家飞赴重庆，了解重庆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情况。
　　同年，孙越崎还出席了由美国柏克德公司为煤炭工业部部长途输煤管道问题召开的可行性研究讨论会。他在会上提出：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一直受运输能力制约，只靠车船已不能解决地面存煤的问题。应该尽快铺设从山西长治、潞安到江苏仪征的管道，以加快华东工业建设。煤炭部和美国柏克德公司采纳了这条建议。
　　20世纪80年代，三峡水利工程的兴建与否，一直备受国内外关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超大型项目。孙越崎在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之时，也曾瞩目三峡。从那时算起，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到80年代初已进行了近4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工程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三峡工程一直处于非正式的论证阶段。1983年水电部提出坝高165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并将大坝提高到185米。这时，国内有关人士和专家对三峡工程建与不建、早建和晚建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
　　1984年10月26日，国务院要求水电部结合多方面的意见，对三峡工程做出明确、肯定、科学的答复，否则主体工程不能上。为此，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专门成立了三峡工程专题小组，由孙越崎担任组长，调查三峡工程有关问题。
　　1985年5月30日，孙越崎以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的身份，率领由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原国家经委顾问徐驰、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等10人组成的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调查组，由北京飞往成都。他们在成都附近调查了都江堰和岷江上游，经重庆乘轮船沿三峡库区到万县、巴县、秭归，了解水库淹没和移民问题，再乘轮船视察了三斗坪三峡大坝坝址。通过葛洲坝船闸到宜昌，改乘汽车经荆州、沙市，登上荆江大堤，察看迎流顶冲的盐卡险段；下坝登车，直达武昌。沿途除了实地考察外，还与各方面专家、党政人士开了40多个座谈会。了解交通运输、水利电力、地质地震、气象水文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调查历时38天。这时孙越崎已是92岁的老人了，仍精神抖擞地白天行路视察，晚上伏案写调查材料。7月7日，孙越崎带领调查组回到北京后，马不停蹄，不顾炎热难耐，整理、分析、归纳调查材料，很快写出调查报告，对上马三峡工程提出不同意见，并附有关于投资、防洪、航行、发电等6份专题报告。
　　1986年，中央发文要求吸收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作进一步的论证，并成立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孙越崎被水电部邀请为论证小组的特邀顾问。他先后撰写了多份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989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孙越崎和林华等13位委员作了联名发言，针对这一年2月水利部、能源部审议长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报告》的情况，再次陈述了意见和建议。
　　1990年7月，李鹏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三峡工程问题汇报会”，听取了自1986年以来14个专家组的重新论证汇报。97岁高龄的孙越崎出席会议，作了引人注目的发言，并提交了一份亲笔撰写的长达4.8万字的意见书，综合了三峡论证意见及四川和长江流域各地水利、能源、生态环境、地质等方面专家与世界银行专家的意见。孙越崎以其高度的责任心，不顾自身年事已高，为三峡工程建设论证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体现了一个老人的爱国情感。
　　在“文革”结束后的十几年间，孙越崎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为原资源委员会起义人员平反冤假错案上。

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原资源委员会人员从上到下，无不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些人员以及已经去世人员的遗属，在“文革”结束以后，纷纷要求老上级孙越崎帮助尽快澄清事实，落实政策。他虽能对自己的遭遇豁达大度，但面对这一封封来信，他的心却不能平静。“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他用《晋书》中的这一句话来督促自己。

虽然多方努力，但由于多种原因，有些事情的解决还不尽人意。1991年10月24日，孙越崎再也坐不住了，他提笔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封信，信中列举了当时资源委员会护产有功、起义有功的事实，要求党中央重新审议资源委员会起义性质的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接到孙越崎的这封信后非常重视，很快派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到孙老家里进一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1992年3月16日，江泽民邀请孙越崎到中南海面谈，并共进晚餐。席间，江泽民明确肯定了资源委员会人员在全国解放前夕拒迁台湾，护厂护产，保存了大批美援物资，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并提出，资源委员会的活动带有起义性质，当时与地下党有接触的骨干，可以按地下工作人员参加革命一样，待遇高于起义人员。在江泽民的提议下，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会见了孙越崎等原资源委员会在京部分人员。他在会见时说，资源委员会护产迎解放行动是正义的爱国行动，是有功劳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充分肯定孙越崎等原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这一历史功绩。第二天，新华社特此作了报道。10月16日孙越崎生日这天，中共中央又把当年资源委员会的骨干请到北京开会，由宋平来主持，晚上又安排宴会。
　　按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1992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孙越崎的百岁寿辰，江泽民派统战部部长丁关根送来了在中南海两人合影的大幅照片。照片上还有一行题词：“孙越崎老百岁寿辰留念，江泽民，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

同日，遵照邓颖超生前遗言，有关同志送来了一尊寿星给孙越崎祝寿。民革中央、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等单位联合召开会议，庆祝孙越崎百岁生日。会上朱学范、钱伟长、程思远等20位著名人士倡议向海内外筹集“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作为孙越崎老百岁生辰一份具深远意义的寿礼，为国内有关煤、油、电专业的大学设立奖学金。绍兴县政协主席朱毓秀、副县长章榴先代表孙越崎的家乡人民专程赴京参加祝寿活动。
　　这是孙越崎最特殊的一个生日，晚餐后孙越崎与江泽民等合影留念。从中南海回来后，孙越崎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精心书写了刘禹锡《秋词》一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潮。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请人精心装裱后，送给了江泽民。
　　“ 志诚自仁，仁者必寿”
　　同年，在民革八大会议上，孙越崎和朱学范、侯镜如一同被推举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随后他出席全国政协1993年元旦的新年茶话会，并同江泽民、李鹏等合影。3月，百龄高寿的孙越崎委员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10月13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亲自主持为孙越崎举行的100周岁庆贺活动。李瑞环送给孙越崎一盆梅花鹿茸，并转达了江泽民、李鹏、乔石对孙越崎百岁生日的祝贺。李瑞环诚挚地说：“希望您能健康长寿，和我们一起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祖国统一而奋斗。”
　　孙越崎与台湾上层人士之间有着广泛深厚的联系。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他不顾年高，到处奔走呼吁开展两岸交往，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他于1988年和1990年两次赴香港，通过电话与台湾的老朋友张群、陈立夫等共叙旧谊，互致问候。在香港期间，孙越崎以倡议人的身份出席了“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他利用这次联谊会的机会，为海峡两岸穿针引线。他说：“海峡两岸的隔离隔阂，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务之急是为了民族利益，尽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越快越好。这是我这个百岁老人最后一次对年轻一代要说的恳切话……”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不断扩大，孙越崎经常收到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的来信，他每信必复。他的老部下，曾先后担任过台湾“经济部部长”的李国鼎、赵耀东、李达海等都到北京拜望过他。孙越崎不遗余力地为海峡两岸交流牵线搭桥，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希望在台旧属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孙越崎百岁生日前夕，陈立夫在台湾托人送来了条幅，上书“志诚自仁，仁者必寿。越崎学长兄，时年九十四岁，陈立夫敬题。”
　　1995年12月9日5时22分，一颗跳动了103年的心脏停止了，孙越崎与世长辞。
　　他的功业，岂止为中国奠定了能源工业的基础，他的足迹遍及了中国重工业的各个方面。在长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他始终以赤诚的爱国之心，为了保护在20世纪中叶我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家底，牢牢把握生命的航向，不计个人名位，甘冒生命危险，毅然投向人民的怀抱。他在90高龄重新为国效力时，仍不改初衷，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中。期颐之年，仍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尽心尽力。
　　孙越崎一生经历中的成功与坎坷、奋斗与追求，得与失、悲与欢，使我们悟彻到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和务实精神。
　　孙越崎老虽已作古，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主要参考文献：
　　1.薛毅：《孙越崎传略》，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2.《孙越崎传》，石油工业出版社。
　　3.《孙越崎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4.《爱国老人孙越崎传略》，石油工业出版社。
　　5.《绍兴文史资料选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