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有钱的时候，他狂歌善舞，挥金如土，为朋友的急难解囊相助，可以一掷千金；无钱的时候，他就沿街说书、卖艺、唱浪花节来维持生计，蓬头破衣，如同乞丐一样。就是他，后来写了著名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平山周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日本青年，英俊倜傥，性格耿直，也和孙中山很谈得来。通过宫崎和平山的介绍，孙中山又结识了刚当上日本民党领袖的犬养毅，以及大隈重信、萱野长知、头山满、山田良政等日本朝野著名人士。后来，山田良政还亲自参加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在惠州附近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

宫崎和平山都住在东京。临别的时候，他们都劝孙中山采用化名暂留日本，以摆脱清使馆密探的追捕，并邀请孙中山到东京去，以他们华语老师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回答说，是暂留日本还是潜回国内，他还要再仔细考虑一下才能决定。于是，宫崎和平山把自己的地址留给孙中山，便依依惜别地回东京去了。过了几天，孙中山来到东京。他先找到平山周，告诉他已经决定暂时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平山周听了十分高兴，马上陪孙中山来到宫崎寅藏家里。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宣传，他们议了很长时间，最后商定让孙中山住在位于东京市中心银座的对鹤旅馆。他们给孙中山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日本服装，便走出门来。宫崎和平山陪着孙中山，沿着车水马龙的大街向旅馆走去。在日比谷公园附近，孙中山看到一所华丽的住宅座落在一个幽雅的花园之中，便随口问平山周：“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东京大名鼎鼎的中山候爵的府邸。”平山周告诉他。来到对鹤旅馆，由平山周给孙中山登记。孙中山当时的姓名是孙文，或称孙逸仙。由于事先没有商定化名，平山周犹豫了一下，想想刚才经过中山候爵的住宅，便随手写上了“中山”二字。可是，中山是日本人常见的姓，应当再有个名字。平山周正踌躇间，孙中山接过平山周手中的笔和登记簿，又加上了一个“樵”字。于是，孙中山又有了一个新的化名：“中山樵”。进了房间，孙中山风趣地对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说：“我小时候，从六岁起就上山砍柴，真是一个中国的山樵啊！”“中山先生”，宫崎寅藏第一个叫起孙中山的新名字，诙谐地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也正需要您这位中国的山中樵夫来披荆斩棘啊！”说罢，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援菲计划

在日本，孙中山和菲律宾独立党曾有过一段动人的交往，那是孙中山住在横滨的时候。夏夜，横滨的气候十分怡人。海风呼呼地吹着，把白天的暑气化为乌有。滨海的沙滩上、大道边和树荫下，到处是纳凉的人们。孙中山无暇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阴凉，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正汗流浃背地在绘制一张中国地图。这不是普通的地图，而是一张别具匠心的《中国现势地图》。在地图上，他把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强占的铁路，一一着色标明，以便看图的人触目惊心。为了唤醒有志之士起来革命，他还为这张地图写了一个后记，内容是：近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愤为友，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矣??孙中山时而又停下笔端，思索着下一次武装起义的计划。忽然，门外的日本侍女叩了叩门，轻轻地说：“中山先生，有人找您！”孙中山打开房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又黑又瘦，上唇蓄着一字型的浓密胡子，手里拎着一只皮箱，脸上露出极度疲惫的神色，两只乌黑明亮的眼睛却显得十分深邃、坚毅。

“您就是孙逸仙博士吧？这么晚前来打扰您，十分抱歉”，那人说着一口不熟练的日语，自我介绍道，“我叫彭西，来自菲律宾。”“哦，您就是那位菲律宾独立党的著名宣传家彭西先生？久仰！久仰！”孙中山和来人紧紧握手，热情地将客人住屋里让，“快请，请屋里坐！”彭西此次来日本，负有重要的使命。几个世纪以来，菲律宾一直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1896年，二十九岁的中菲混血青年阿奎那多领导独立党起义，参加的民众有四十万人，与西班牙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后来，美国也企图取代西班牙，要把菲律宾作为它的殖民地。美国政府向菲律宾调派了军舰，对阿奎那多诡称，要帮助菲律宾独立，美国军队攻下了马尼拉，占领了大片领土，打垮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势力。

1898年6月，阿奎那多在卡维特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并被选为总统。但在年底，美国又与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决定西班牙退出菲律宾，由美国取代殖民统治。菲律宾共和国对此提出抗议，要求美国政府要求承认菲律宾独立，被美国拒绝。后来，美国竟完全背信弃约，向菲律宾革命军发动突然袭击。在阿奎那多领导下，菲律宾革命军奋起保卫民族独立，勇敢地抗击侵略者。由于武器缺乏，便决定向亚洲各国求援，并派彭西到日本购买军火。

彭西到了横滨，得知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正在横滨，并了解到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人士有所交往，也一定会同情菲律宾的独立斗争。于是，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住处。彭西与孙中山走进内室，在席子上坐下来，两人一见如故，亲切交谈起来。“孙先生，见到您真是万分高兴！我早就听说你的高明医术和革命业绩。从经历上来说，我们是十分相似的。我以前是马德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从事过医生这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后来也和您一样弃医革命，现在正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彭西不愧是一位宣传家，说起话来亲切感人。“你们的斗争，早已引起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注目。我们中国的革命党人和菲律宾独立战士应该结成紧密的同盟，这样，亚洲革向的力量就可以大大加强。”“孙先生，您这个主意太好了！”彭西不禁兴奋地站了起来。孙中山接着转了一个话题，关心地问：“听说贵国近来的独立战争进展十分顺利，是吗？”“是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胜利，正在与美国侵略军战斗。”彭西把国内情况向孙中山作了介绍，然后提到了这次来日本的使命，“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大量军火，独立党的领袖阿奎那多派我到日本购置军火。然而，事情并不顺利??”彭西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正和西方列强谈判修改条约，需要美国的支持，因此拒绝向菲律宾出售军火，形势非常复杂。彭西恳切地对孙中山说：“我得知先生与日本进步人士有联系，因此冒昧请求先生协助购置军火。”孙中山听了，毫不犹豫地表示：“你们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胜利，将是所有东方人的胜利！我们的革命事业应该是互相支持的。购置军火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谢谢！非常感谢！”彭西一边连声道谢，一边从身边取出一叠支票，连同皮箱一起交给孙中山，“这是购置军火的款子，请点收。”

为了帮助菲律宾独立军购买军火，孙中山到处奔波。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找到了宫崎寅藏的住处，后来又把平山周找到一起商议。孙中山把菲律宾独立军想购买武器的事，详细告诉了他们，请他们帮忙。孙中山说：“我们一旦帮助他们争得了菲律宾的独立，接着便可凭借菲律宾同志的力量支援我们的武装起义，掀起一场风暴。我决心带领我们的同志和部下去帮助他们打仗，希望你们也来和我们一起，速其成效。”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素来景仰孙中山，他俩见孙中山态度坚决，便赞成道：“好，来它个痛快的，先干他美国一家伙。”由于中国革命党人和支持他们的日本友人都受到日本当局的监视，不能直接出面购买军火。必须找一个与中国革命党没有联系、不受当局注意的人来办这个事情。于是，他们三人又找到犬养毅，商议请民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秘密帮助。

孙中山一面秘密地托人联系购买军火，一面与彭西相商在武装斗争中互相支援的具体计划。最后决走，当菲律宾独立军向美国侵略者大举反攻时，孙中山亲自率领兴中会员取道小吕宋埠赴菲律宾，和独立战士并肩作战。菲律宾独立党领袖阿奎那多接到彭西的报告，对孙中山计划助菲独立，而后菲助中国革命成功的想法，极为赞同。为了支援中国革命，阿奎那多决定赠给孙中山十万日元作为革命经费，并命令彭西亲自把这笔赠款交给孙中山。兴中会得到这批赠款后，在开展各项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当年秋季，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时报》；派史坚如赴长江一带，联络会党，扩大兴中会组织；派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接待会党的机关；策动惠州、广州军事行动等方面的费用，就是用的这笔款子。经过暗中联络，中村弥六向枪炮商大仓会社购买了大批军械，包括子弹六百万发、步枪一万枝、大炮十一门、望远镜七架以及火药压榨机和大批制造弹药的材料，雇三井会社的“布引丸”船潜运赴菲，预定驶至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的一个岛屿，由独立战士接收。孙中山还聘请了三名富有战斗经验的日本军官，随船赴菲律宾帮助独立军训练部队。

1899年7月19日，阳光洒满海面，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布引丸”轮在门司港启航了。孙中山站在码头上，一直到渐渐远去的轮船终于消失在视野里，悬着的心才松了下来。不幸的是，几天以后传来了噩耗：“布引丸”轮在浙江马鞍岛附近海面遇到了台风，不幸触礁沉没。船上的十二个人，包括三名日本军官，全部丧生于狂风巨浪之中。孙中山并不灰心，他与彭西商议，用剩余的七万五千比索，又设法买到了第二批军火，雇船取道台湾运往菲律宾。美国政府发觉了这一次活动，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决定，取缔枪支船运出口，援菲计划又一次落空了。孙中山对菲律宾人民反美斗争的支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为，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志士中引起了反响，得到大家极高的评价。这种真诚的协助精神，在中菲友谊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一页。之后，孙中山与彭西仍不断来往，互相关心着两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后来彭西还写作并出版了《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书中写道：“孙逸仙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

初晤康梁

1898年夏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流亡之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则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变法维新运动，死气沉沉的中国大地似乎出现了一线生机。孙中山虽然远在日本，却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国内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展和命运。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写道：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天下皆知朝廷软弱无能，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如再不图强变法，皇上与诸位大臣，即便想苟且偷安，维持短暂的歌舞升平也不可得??康有为的这些言词使光绪皇帝深为震动，他表示“不作亡国之君”。1898年1月，光绪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李鸿章、荣禄等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倡议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在皇帝身边办理文书。之后，光绪又命各省总督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志同道合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问，他和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听说西太后在光绪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就将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和革职回家了，这明显是与光绪对着来的嘛！”陈少白愤怒地说。宫崎寅藏突然站了起来，面对孙中山，以探讨的口吻说：“孙先生，贵国的维新派人士只顾颁布变法条文而不重视抓军队，变法能够长久吗？”孙中山默然不语，担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果然不出所料，煊赫一时的“百日维新”很快就流产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根本不能容忍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西太后实际掌握着朝廷大权，她在将翁同和革职的同时，又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还决定10月到天津阅兵时拘禁光绪，另选幼主。光绪获悉后，先后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袁世凯的身上，他是荣禄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

9月18日，这是一个风雨之夜，谭嗣同悄悄潜入袁世凯的驻地，力劝袁世凯发动兵变，除掉荣禄，然后率兵进京勤王，对西太后实行兵谏，不许她干预朝政。谭嗣同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报国恩，救君难，除旧党，建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于阁下之手。”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表面附和，当即回答道：“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杀一狗。”但是没有想到，9月20日，袁世凯就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入京见西太后禀报了此事。西太后恼火万分，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所谓“新政”全部废除。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朝廷“钦犯”。康有为逃出北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到了香港，梁启超则避居在日本使馆。

孙中山听到这些消息后，便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商量，请他们助一臂之力，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一批日本朋友，早就打算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便立即行动起来。宫崎寅藏悄悄来到香港，找到了康有为，并掩护他到了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见了梁启超。为了掩护梁启超潜逃，平山周要梁启超脱掉汉服，换了一身和服，乔装打扮后，先到天津，再乘船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加起来不过七八十人，而且多数属于康、梁的维新派，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彼此坦诚相待，对兴中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便决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去慰问，以示自己的诚意。

孙中山委托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去转达他的意向，但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宫崎寅藏对康有为说：“你们同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为好，可以坐在一起谈谈。”

康有为十分傲慢地回答：“我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交往，恕不能相见。”

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得知此事，便出面周旋，约定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四人，一同前往他在早稻田的寓所晤面。当孙中山带着陈少白来到寓所时，康、梁二人尚未到。等了一会儿，只见梁启超一人匆匆赶来，吞吞吐吐地解释说：“康有为先生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来，实在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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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先谈谈也行”，孙中山十分大度地说，“梁先生快请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先寒暄几句。待侍者端来茶水后，犬养毅对孙、陈、梁说：“我不大熟悉中国的语言，先离开一步，你们聊吧！”

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交谈。临别时，梁启超说：“今天所谈内容，关系甚大，必须与康先生商量后，再为答覆。”

孙中山紧紧抓住梁启超的手，动情地说道：“此事不宜久拖，盼尽快答覆。”两天时间过去了，康、梁方面毫无回音。孙中山不免焦急，便吩咐陈少白：“你再去拜访一次，听听他们的想法。”陈少白这时已十分恼怒，摆摆手说：“先生干脆算了，我看康有为根本就不赞成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还记得大同学校的事吗？”原来，孙中山与康、梁在此之前就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发生过一些令孙中山不愉快的事情。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有一段时间还同时住在广州城里。当时，康、梁就已有了点名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在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隔不过几条马路，彼此一直没有什么来往。孙中山在确立了反清思想后，曾把一切敢于改革政治的人，都当作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很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1893年的冬天，孙中山听书楼的一个伙计说康有为常来书楼买书，就托他转告康有为，说想和康氏见面结交。但此时的康有为正踌躇满志，看不起孙中山，竟然对那个伙计说：“要他写一个拜见老师的帖子，称自己为门生才行。”结果结交未成。胸怀大志的孙中山是不会计较这些小节问题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为扩大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学校，孙中山取名为“中西学校”。因为教员缺乏，孙中山、陈少白又希望与改良派联系，便委派一名校董到了上海，聘请梁启超到日本主持学校的校务。梁启超不大愿意干这个差事，便与康有为相商。康有为另派了他的学生徐勤和另外二人，来中西学校执教。

孙中山看到康有为派人来到横滨，十分高兴，便委托徐勤当了中西学校的校长。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碍大局。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抽空到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意中瞥见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要和徐勤算帐。徐勤推辞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续和徐勤论理，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

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零。他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必须要依靠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甚密，担心对他的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累。”

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的危险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为伍，还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事，确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工作，促使康、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他耐心地开导陈少白：“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一些吧！”

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心帮助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的合作。

合作受挫

为了谋求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不计前嫌，多次主动接触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共谋大业，但均遭到冷遇。孙中山当时尚没有看清康有为这个保皇派的嘴脸，总以为彼此都流亡日本，思想上应有很多相通之处，即便有些分歧，也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于是，仍然以积极的态度促成与康、梁的协作。

陈少白理解孙中山的一片苦心，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再去访问康有为。来到康的住处，刚进院门，就遇到徐勤。徐勤知道陈少白肯定是来找康有为的，连忙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陈少白本来就不十分情愿见到康有为，听罢转身就往回走。这时，梁启超在屋里叫道：“少白，请回来！”边说，边跑出去拉陈少白进了屋子。陈少白一打量，康有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除梁启超外；还有王照、梁铁君等人，似乎正在闲谈。陈少白与康有为相视点头，正欲作礼节性的问候，忽然王照站起来向陈少白诉苦道：“请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这种情形，实在是忍受不了——”

话还未说完，康有为便气愤地命令梁铁君：“把他拉出去！”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因不了解情况，也不便开口询问，便坐在圆桌旁，礼貌性地问道：“康先生这几日过得好吗？孙先生要我转达他对你的问候！”

康有为余怒未消，强装笑容回答：“感谢孙先生，过得还好。”陈少白对康有为、梁启超谈了他的来意，说道：“满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康先生也需要改弦易辙了。今日中国的局面，不经过革命，国家不会出现生机。”他见康有为沉默不语，继续说道：“先生以前于清朝政府，不可谓不尽力，但是他们现在倒要杀害你，你又何苦死心帮助他们呢？”康有为听后，呷了一杯茶，摆出一副大清忠臣的嘴脸，以虔诚的口吻说：“当今皇上是英明的，必有复辟的时日。我感受皇上的知遇之恩，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只有鞠躬尽瘁，尽全力鼓动各路人马起兵勤王，帮助皇上瀛台脱禁。其余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陈少白又劝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当今之世的大丈夫的话，那末你就不能为了皇上待你的好，就把国家都不要了。所以，孙先生想请你出面，与你们维新变法之士联合，就是希望先生不要因私而忘公，因报皇恩而甘愿亡国。”康有为无言以对，还是不停地重复皇上如何如何的好。康有为拒绝了孙中山的合作要求，宁愿充当光绪的奴仆，也不愿在革命团体内充当重要的领导人物。这时的康有为，实际上已经成了革命党人和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陈少白和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康有为主旨不变，谈判毫无结果。

几天以后，陈少白断定王照等人在康有为手下肯定受到压抑，或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便通过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们外出时，把王照请到了犬养毅家里，询问了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便把康有为出京的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写了洋洋数千字。

在平山周的帮助下，王照脱离了康有为的控制，向各界人士广为宣传康有为的伪托皇帝衣带诏之事，使得康有为在日本声名狼藉。日本政府给了他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康有为无可奈何，很不光彩地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去了。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仍然保持联系，每个星期都要聚会几次，梁启超与康有为略有不同，在孙中山面前，他表现出一副革命的姿态，表示双方可以“合作”，甚至讨论了两派联合组党的计划，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当时，梁启超问孙中山：“如果这样安排，那康先生将置于何地呢？”

孙中山答道：“他的弟子是领导人，作为老师，地位不是更加受到尊重吗？”梁启超觉得有理，便推荐由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起草联合章程，至于联合后的名称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明确意见。孙中山与梁启超的频繁接触和联合的动向，引起了康门弟子中一个顽固分子麦梦华的不满，他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了一封告发信说：“梁启超正在渐渐进入孙中山的圈套，先生应该尽快设法解救。”

康有为当时正在华侨中进行保皇宣传活动。他先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的“保皇会”，在华侨中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住他就要亡国，同时，以光绪皇帝的教师等名义进行欺骗，蒙蔽了不少人，华侨捐了不少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非常恼火，便回信骂梁启超“没有志气，跟在他人的尾巴后面，实属无耻”，责令梁启超“痛改前非”，把梁启超和他的门徒骂得哑口无言”。

康有为还不放心，又派人专程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组织。梁启超不敢抗命，立即起程。动身前，梁启超还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示：“此行决不改变原来商讨的改组新党的计划。”他还请孙中山给他写几封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的人联系。

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梁启超。

梁启超于1899年底到了檀香山，由于孙中山的引荐，受到了兴中会员们的热烈欢迎。可是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梁启超在离开日本之后，屈于康有为的压力，加之与孙中山联合的思想基础并不牢固，其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拿着孙中山的亲笔信，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宣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主张，诱惑侨商加入保皇会，捐了不少钱，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还到茂宜岛去访问孙眉，孙眉殷情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叫他的儿子孙昌、侄儿孙科拜梁启超为老师。

当时，檀香山刚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控制疫情，到处纵火，使当地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的损失。许多侨民怨恨清政府腐败无能，没有力量保护本国的侨民。梁启超灵机一动，借此机会鼓吹道：“大家出资出力，帮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变法维新，将来一定能够抗御外侮，保护海外侨民利益。”

在梁启超的欺骗宣传下，很多的兴中会员受到蒙蔽，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的主要干事，还有孙中山哥哥孙眉也误入了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十万元之多。半年后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到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向康有为献策：“在内地发展保皇会，也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如果广东的地盘全部落入孙中山的手里，我们便无立足之地了。”康有为十分赞赏梁启超的这个主意，赶紧派他的门徒赴两广地区发展保皇会，企图把那里的会党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来。

孙中山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气愤至极。他先写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党人和孙眉，劝他们头脑要清醒，不要受骗。但会员们受毒已深，不以为然。兴中会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接着，他又写信指责梁启超背信弃义，然而这已无济于事，已经大上其当了。

康有为、梁启超利用孙中山希望扩大革命力量的迫切之情，从背后给了孙中山好几刀。孙中山逐渐看清了保皇党人的真面目。后来，他在总结这段时间和康有为、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时，十分痛切她说：“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的五年时间，实在是革命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当时有保皇党的出现和破坏，他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甚至比清廷更难对付。”

孙中山决心和保皇党人分道扬镳，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抵制保皇派的进攻，发展革命力量。他一面准备策动新的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与保皇党人划清界限；同时，他认为要彻底揭穿保皇派的真面目，还必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和保皇派决裂。为此，孙中山号召国内外各地的革命派组织，大力创办报刊，利用舆论工具与保皇派进行斗争。由此，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大论战。

惠州起义

1900年，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极其困难的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兴中会的许多同志信心不足，每向前迈进一步都须付出极大的努力。革命正处在一个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闷时刻，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

还是在去年秋天，他就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孙中山亲自购买印刷机和铅字，派人送到香港。报纸出版后，大力鼓吹反清，发挥了很大作用。孙中山又派兴中会员史坚如等人，回到国内，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各首领。并派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珠江流域的三合会、洪门会等地方组织串连起来。年底，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洪门会的首领在香港聚会，讨论合作，决定各会合并，成立一个大团体，名为“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宫崎寅藏携带着总会长的印章来到日本，亲手交给了孙中山。宫崎寅藏高兴地说：“孙先生现在已经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了！”孙中山接过印章，便与他商谈起今后的行动计划。他们首先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都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夺取一块地盘，国家已形成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领了长城以北，英国占领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法国占领云南和两广地区，日本占领了福建，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

在国内，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入和影响的不断加深，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中国的北方，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不仅直接危及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而且使清政府失去了控制能力。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宫崎寅藏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想利用这个时机组织武装起义，你看如何？”宫崎寅藏表示赞同，建议道：“请先生再考虑成熟一些，作出布置，将各方力量调动起来，不能匆忙行事。”孙中山经过认真考虑，命令郑士良到惠州，召集会党群众发动起义，再让史坚如去广州召集同志响应。

1900年夏，孙中山率领同志前往香港，准备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不料船到香港时，英国政府不准他上岸，整个计划只好临时改变。孙中山就在一只舢板船上与兴中会的几个骨干人员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将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要陈少白等人到香港筹备军需接济，史坚如仍在广州组织策应。孙中山则坐原船回日本，转渡台湾，组织人力与武器的补充。

根据起义计划，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占领惠州以后，即与虎门数千名志士会师，攻取广州，然后挥师北上，直捣清廷老巢。

9月28日，孙中山与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山田良政等到了台湾，准备招收军事人员。当时，台湾仍为日本所占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中国的北方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利用孙中山反对清政府的行动，可以向中国内地扩展本国的势力，便派出官员向孙中山表示“同情”中国革命，可以相助。

孙中山特地拜访了儿玉，向他们讲述了攻打惠州，直取广州的计划，请求援助。儿玉心怀鬼胎，要革命军从惠州北上，再由厦门经福建省向北进军。儿玉说：“如果这样，我将在海丰、陆丰供给武器。”儿玉不仅是现职台湾总督，还是日俄战争时的日军总参谋长，是位武功赫赫的大将。孙中山得到儿玉支持的允诺，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接着，孙中山又提出借款作为军费，被他们拒绝了。

后藤说：“孙先生，借款要订契约，多少年之后要加息偿还。孙先生现在进行的革命，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所以谈不上借款。”

儿玉将军说：“如果大军挺进到海丰、陆丰，我们就在那里提供武器。革命军拿着武器到厦门，那里有台湾银行的分行，在分行地下金库里，大约有二三百万日元银币，因为是革命，可以抢劫嘛。”孙中山对儿玉的建议大为惊讶，但听儿玉答应提供武器，而且相当于两个师的装备，也就不再提借款之事了。

儿玉与后藤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用心十分险恶，他们表示支援孙中山，以至建议革命军进军厦门后“抢劫”日本银行金库，实质是要制造借口，使日本能名正言顺出兵夺取厦门以至整个福建省。惠州起义的烽火如期点燃了。郑士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以惠州的三洲田作为起义地点，然后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待郑士良率众攻到厦门后，孙中山即与之会师，然后回师广州，组织革命政府。10月6日，郑士良组织了六百壮士，以会党为主力，揭竿而起，成功地举行了惠州起义。首战便旗开得胜，夜袭沙湾，一举成功。杀敌四十余人，

夺枪四十多支，弹药数箱，还俘虏了三十多人，革命军声势大振，继续向隆镇挺进。

隆镇由清副将杜凤梧带领一千多名清兵把守，他们占据险要地点，死死堵截阻击。革命军装备很差，大多数人没有枪弹，手持长矛、木枪，分左右两翼，乘守敌没有防备，匍匐上山，夹击敌军。清军惊慌失措，不堪一击，杜凤梧被活捉。这次战斗，缴获洋枪七百余支，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匹，军势更为之大振，参加起义的人数激增到六千人。

10月17日夜，革命军整队向白芒花进发，在那里和惠州派来的五六千清军打了一仗。革命军只有一千余支洋枪，却打得清军四处逃窜。几天时间，革命军就占领了新安、大朋、惠州、平海等地。两广总督德寿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六神无主，赶紧抽调人马前去镇压，连续几次战斗，均遭到失败。革命军的队伍在日益壮大，进军途中，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拥护。沿途百姓在路旁摆出酒食犒赏战士，有的还燃放爆竹庆祝胜利，大批群众纷纷要求加入革命军队伍。21日抵达三多祝时，革命军迅速增至二万多人，声势浩大。这时，革命军即时将队伍整编，同时等待粮食、弹药的补充和孙中山的指示。清政府见镇压不行，就改为劝降。他们派出广州起义中的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香港找到陈少白，被臭骂了一顿。陈廷威又找到另一重要成员议降，拿出清廷议和的三个条件，被孙中山当即回电拒绝。

孙中山得知革命军连战俱捷，不胜欣喜，他四处奔走，寻求外援支持郑士良的起义军队。他一方面打电报催促东京的宫崎寅藏，要他将先前菲律宾独立党未能运走的军火，赶快运至惠州沿海供应前线；另一方面催台湾总督儿玉，请求履行事前的约走。可是，两条线索的回答都令他大失所望。宫崎复电说，菲律宾独立党购买的军火，因交涉没有成功，无法送至前线。至于儿玉的态度，则突然发生了转变，原因是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山县内阁告终，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大臣。他从扼杀中国革命运动的立场出发，严禁向革命军供应军火，更不准军事人员援助孙中山。因此，不管儿玉对孙中山的许诺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表示现在无法实行前约。

孙中山整个的援助计划就这样完全落空了。于是，他赶紧派日本人山田良政到三多祝大本营找到郑士良，交上一封手书：“政情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郑士良接到这个消息，嗟叹不已，但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他召集了军事会议，和备位起义军首领商议。仗，已经打了几十天，不仅给养无着落，弹药也用光了。清军正在以优势兵力围攻，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自行解散。10月22日，郑士良率领一部分革命党人退往香港。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在退回台湾时，由于迷路被清军捕获，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再说潜伏在广州的史坚如，在惠州起义后，为按时响应起义，卖了一部分家产作为活动经费，但几次谋划都未成功。他与其他响应起义的人商议，决定用炸药炸死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敌人。史坚如认为，“德寿一死，清军必然自相惊扰，既可解惠州的危险，广州也可乘机起义，大事可成！”史坚如托他的朋友在两广总督署后花园德寿卧室的附近租了一所民房，悄悄地把两百磅炸药运到了那里，用了几天工夫，挖了一条地道，直通督署花园，把炸药埋到了德寿的住处。天亮时，史坚如点燃引线后，便快步出门，准备乘去香港的船，但没有听到爆炸声。他又一个人悄悄折回地道里，潜伏了一昼夜，第二天早上又点燃了药引。这一回炸响了，轰塌了八间房子，德寿从床上震出数尺之外，但没有炸死。史坚如不相信，亲自坐轿到现场观察，被营勇捉住，拘押到南海县署。县令命令衙役严刑拷打，逼问：“同党有多少？首领是什么人？”

史坚如回答：“同党有四万万，首领就是我。”敌人又用烧红的铜钱在他背上烫，继续逼他招出同党。史坚如还是坚定地回答：“我只有一个同党。”史坚如宁死不屈，于11月9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二虚岁。孙中山对他的牺牲，深为悲痛，说：“坚如是为共和殉难的第二个健将，他的死是革命前途的一大不幸。死节之烈，浩气英风，成为后死者之模范。”惠州起义就这样失败了，孙中山心思重重地离开了台湾。他认识到，单纯军事上的进攻，一心依赖外援，起义是难以成功的。但这次起义过程中，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与五年前的广州之役有所不同，这又给孙中山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信心。联络学界惠州起义失败后，由于清朝政府的通缉，加之港英当局对孙中山的禁令没有解除，孙中山既无法进入内地，也难以利用香港作为谋划革命的大本营，只好返回日本，等待时机。1900年11月，孙中山到横滨，重新过着流亡政治家的生活。

孙中山重返横滨之初，身边只有尤列和郑士良二人。尤列在几年前来此联络华侨，一直侨居在这里，孙中山抵达横滨以后，就和他住在一个寓所里，朝夕相处。郑士良自惠州起义失利解散起义军余部后，也经香港回到横滨，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兴中会的其他骨干成员，陈少白仍然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杨衢云则不顾清廷追缉的危险，自愿留住在香港，以教书度日。杨衢云是兴中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正在香港一所学馆的教室里给学生上课，突然，一位三十多岁的陌主人闯进学馆，走到教室门口，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对准杨衢云连开两枪。杨衢云未来得及反应，便中弹仆倒在地下。当学生们冲出教室捉拿凶手时，凶手已经逃走。该杀手名叫陈林，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花钱雇用他来行刺的。杨衢云被人救起，血流不止，立即送往香港皇家医院，第二天清晨，在医院病逝。孙中山得知杨衢云被刺身亡，悲痛异常。他召集了横滨的同志，为杨衢云举行追悼会，同时向中国和海外发了讣告。在孙中山的倡议下，不少同志解囊捐款，共得二千余元，转交给杨衢云的亲属，以表达对亡友的哀悼和革命同志遗孤的关怀。杨衢云之死，使孙中山失去了一个政治上的挚友，也使兴中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同年8月，奉命去香港进行组织联络工作的郑士良，一天晚上去参加友人的宴会，在回寓所的途中，突觉头晕，随即倒地死亡。后来有人说是中风死亡，也有的说是清政府派人在食物中下了毒药所致。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接连失去了两位忠诚的革命战士，兴中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孙中山面对战友凋零，组织涣散。举目回顾，前途茫然的现实，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决心调整计划，重新布署。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他与尤列再次讨论了今后的打算。孙中山对尤列说；“针对目前的情况，我们的革命事业要实行两个方面的计划，一是联络学界，一是开导华侨。”这个新策略的确立，对孙中山跳出兴中会的狭小天地，从而在更宽广的背景下思考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调整组织力量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实，早在1899年，孙中山便开始和中国留日学生接触、当时正是孙中山与梁启超谋求兴中会与维新派的合作之际。那时，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中，一些有志改革、关心政治的青年很乐意与孙中山交往。但那时孙中山并非主动与留学生交往，并且，那些最早与孙中山接触的留日学生，多数是倾向维新改革的有志之士。因此，孙中山没有过多地用心接触留日学生。孙中山主动与留学青年接触，是从支持创办《开智录》开始的。《开智录》是留日学生用油印出版的旬刊，规模很小。1900年夏天，孙中山为了支持它出版，曾经捐助印刷费二百元，改用铅字排印，从而扩大了这份刊物的影响。

然而，孙中山真正把接触留日学生作为革命的新策略，则是从1901年开始的。他最早接触的一批人是1901年成立的“广东独立协会”成员。他们与孙中山的联系虽然可能出于同乡感情，共同语言多一些，但交流的内容却是主张广东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等政治性问题。孙中山及兴中会的一些会员对这批学生接待热情，对他们的活动也多方予以赞助，后来，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成了具有反清革命理论思想的激进分子。

此后，孙中山与东京留学生也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有过直接与间接的交往。他资助经费支持留学生创办《国民报》；署名赞助章太炎等人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率领横滨华侨数十人去东京赴会；当《湖北学生界》创刊前，该刊的几个发起人都曾得到孙中山的指导。该刊出版后，各省籍的留学生纷纷创办以省区命名的刊物。这些受到孙中山支持的刊物，是当时最激进的宣传阵地，在促进留学生的思想进步与演化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3年4月，沙皇俄国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要求，企图永久霸占东北。日本留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举行大会，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会后，中国留学生们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从事军事操练，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清政府害怕留学生闹事，请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东京拒俄义勇队。义勇队便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并在宗旨上将拒俄御侮更改为革命排满。不久，又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鼓吹，二是起义，三是暗杀，并分派人员回国到各省策动起义。

但是，留学生的拒俄运动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然而实际上缺乏坚实的领导核心和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在思想上虽然痛恨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也认识到满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但仍然寄希望于政府抗俄。一旦面对清政府的压制和内部队伍的分化，军国民教育会即不知所从，陷于瘫痪，以致留学生运动处于群龙无首的困境。后来，取而代之的有各省的留学生同乡会。但同乡会的地域观念浓厚，各自为政无法统一。当时的留学生会馆号称管理全体学生，然而它仅仅是一个事务性机构，不具有统率的作用，没有号召力。

这一切，使得中国留日学生虽然已经高呼起“革命不可避免”的口号，但却无法在革命思想指导下形成革命组织，留学生运动实际上出现了人自为战、省自为战的状态。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意识较强的那些留学生唯一能够选择的革命英雄。孙中山则抓住这个时机，在留学生中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与留学生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拒俄运动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人数不多，可称志同道合的则更少。拒俄运动后，情况完全不同，留日学生来访者络绎不绝。由于从东京到横滨的学生往来频繁，孙中山的寓所里经常是座无虚席。

一天晚上，中国留日学生何香凝和廖仲恺一同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他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早就渴望能见到孙先生，但是一直没有会面的机会。孙中山在聚会上谈到：“中国积弱太甚，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留学生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何香凝与廖仲恺拦住孙中山，有点腼腆地问道：“孙先生，改日我们再登门请教可以吗？”孙中山亲切地说：“欢迎你们来。”并告诉了他的住址。几天以后，何香凝、廖仲恺按地址来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了孙中山。这是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孙中山热情地与他们握手、问好。刚一坐下，话题就从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开始了。孙中山与他们谈得很融洽，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非进行反清革命不行。何香凝、廖仲恺听孙中山说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非常佩服，十分赞成。

后来，他们又到“下宿屋”去过两次，对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薄之力。孙中山指示他们：“你们可以先在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何香凝、廖仲恺便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的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孙中山在与留学生接触中，除了向他们分析形势，讲述革命道理外，还希望他们参加结社，等待时机。当时私费留学生中有的想学习军事知识，由于清政府禁止他们进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而感到失望，便请求孙中山给予帮助。孙中山向来重视武装斗争，十分支持这些学生的想法。他结交了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在东京的一个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以日野为校长，聘请了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传授军事知识及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尤其注重散兵战术和以寡敌众的夜袭法。入校学习的学生共有十四人，入校时，由孙中山主持宣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的誓词后来成了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正是在孙中山的刻意努力下，相当多数的留学生已经在思想上由爱国逐步转向革命，并开始向孙中山靠拢，其中一批思想激进的活跃人物更把孙中山看作革命的前驱。革命思潮在留学生中迅速扩大，进而影响到国内和世界各地。

痛斥保皇党

惠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处于十分不景气的状态。檀香山兴中会为保皇派所左右，香港兴中会人员星散、会务停顿，唯有《中国日报》一块宣传阵地苦苦支撑，横滨兴中会名存实亡，南洋兴中会寂然无闻，台湾兴中会无所表现。

但这时保皇派在海外的活动却极为猖狂，他们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对革命的宣传。在横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香港、澳门都有报纸，其阵势远非兴中会所能比。他们针对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发表各种谬论，宣扬保皇立宪，歌颂清帝的“圣明”。各地华侨对“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一时真伪莫辨，多受其欺骗。1900年前后，各地兴中会组织倒向保皇会或被分化瓦解者不在少数，连檀香山兴中会也被拉了过去，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一度上当受骗。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篇累牍发表了长达十万多言的《新民说》一文，提出所谓“提高人民思想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主张，用荒谬的逻辑把清政府的昏愦无能，归咎于人民愚昧，企图混淆视听，达到保皇的政治目的。

9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辩革命书》一文，居然把人民反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说成是“生内讧”、“创大难”，表现出他对革命运动的畏惧与仇视。10月，梁启超又发表了《警告当道者》一文，为腐朽的清王朝出谋献策。其它各地的保皇报纸也随声附和，竭尽全力，进行各种欺骗人民的蛊惑宣传。

1903年9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自1896年离开檀香山，已经相距八年时间。故土重来，风光依旧，依然是迷人的海浪、沙滩和整洁的林荫大道。但所见所闻，却使孙中山大出意外。檀香山各埠兴中会会员在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宣传下，思想上已完全模糊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很多人都奉行君主立宪主义。在行动上，他们拥护保皇党，并以保皇党为革命党。在组织上，兴中会已沦为保皇党的附庸。不少兴中会员又加入了保皇会，而兴中会的名称则很少有人提到。种种景象，使孙中山百感交集。檀香山是孙中山的第二故乡，亲朋故旧，为数众多。这里也是孙中山组织华侨、建立海外兴中会的始创之地，具有革命发祥的象征意义。仅仅八年时间，竟被保皇派破坏得面目全非，这不能不使他彻夜难眠。

同年12月，孙中山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只注意发动武装起义，没有抽出精力谋划海外华侨中的宣传组织工作，使得保皇派如此猖狂，这个失误是无法推辞掉的。”由此可以表明，孙中山这时已经从现实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巩固海外组织的重要性，并且要把革命宣传活动放在重要位置上来考虑。

孙中山首先来到夏威夷群岛第二大埠希炉，着手恢复兴中会组织。兴中会员毛文明，任希炉教堂的宣教师，曾经组织过演说会，宣传革命大义，驳斥保皇派。听说孙中山已到檀香山，立即派人将中山先生接到希炉。孙中山的到来，在希炉引起震动，群情踊跃。孙中山在毛文明的安排下，到希炉的日本戏院发表了演说，听众达数百人之多，戏院内座无虚席。演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即就有十余人加入了兴中会。于是，希炉开始建立了兴中会革命团体。

在希炉的第一次成功演说，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在檀香山的华侨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03年12月中旬，孙中山应兴中会骨干李昌、何宽的邀请，返抵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受到各界华侨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火奴鲁鲁的荷梯里街戏院和利利霞街戏院举行的两个欢迎会上，分别发表演说，比较系统地开始了反击保皇论调、宣传革命主张、教育华侨的斗争。孙中山的每场演说，听者都达数千人，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地的报纸新闻中称誉孙中山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演说家。每次讲完以后，孙中山都站在台上，对听众说：“诸位侨胞还有不明白我讲的内容吗？如有，请提问。”听众中提问题的人很多，孙中山均当场迅速地给以耐心的回答，直到弄明白为止。

孙中山在这两场演说中，对于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清政府难以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是反对专制、免遭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革命胜利后如何建立民主共和国等问题，作了重点阐述。孙中山庄严宣告：“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万万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清王朝。”

在演讲中，针对保皇派认为民智未开、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论调，孙中山历数了清王朝实行的种种专制愚民政策。他面对着数千名凝神听讲的群众，在讲台上斩钉截铁地说：“昏昧无能的清朝政府，断难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孙中山有意控制了自己演讲的节奏，稍微停顿了几秒钟，又抑扬顿挫地说道：“关于革命成功之后的政体，中国各大行省如美国的各个州，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他手臂向前一伸，兴奋地说：“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雷鸣般的掌声在戏院里久久回荡。孙中山的演说使保皇党十分恐慌，他们利用宣传工具，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攻击。在梁启超的授意下，保皇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新中国报》的一名副主笔充当打手，在报上诽谤孙中山，甚至不顾法律责任，诋毁孙中山的名誉。他们也发表演说，从中阻挠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活动，抵消他在华侨中的日益深刻的影响。孙中山针对保皇派报纸的欺骗宣传和煽动攻击，决定针锋相对，加强革命舆论宣传，反击保皇毒焰。孙中山有一亲戚程蔚南，其时正在檀香山正埠经营一份宗旨不明的旧式报纸《檀山新报》，孙中山准备以此为基础加以改组。程蔚南欣然同意，积极准备改组事宜。于是，孙中山一面致书聘请主笔，一面亲自撰文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与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展开了笔战。

针对华侨中深受保皇派“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论调，孙中山首先写了《敬告同乡书》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文章剖析了康、梁组织保皇会的真实目的只是从个人境遇出发，报“知遇之恩”。孙中山请大家读一下康有为所著的《最近政见书》。在这封书里，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

孙中山以幽默的笔调尖锐地指出：“康有为的保皇心迹已说得如此明白，大家再要说他是以此来实行革命，这不是诬害他吗？”

在保皇派阵营中，梁启超能言善辩，才华横溢，是一个有名的笔杆子。他写的文章很有迷惑性，在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谬论，欺骗了众多的华侨。孙中山在文章中对梁启超的言论进行了分析批驳。指出，梁启超在人心所向、思潮急激的形势下，忽而革命，忽而保皇，忽而爱真理超过爱老师，忽而爱民众超过爱皇帝，就如病人说梦话一般。其实，他与康有为是一鼻孔出气，比康有为赤裸裸的保皇更加恶毒。孙中山在文中对康、梁痛加驳斥道：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如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孙中山在檀香山以革命思想反击保皇谬论取得了显著成果，保皇会心犹不甘。《新中国报》的副主笔在该报发表《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进行反扑，与孙中山争夺华侨。为此，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报书》，针锋相对，逐条批驳。揭露保皇党标榜“爱国”，其实“所爱之国为大清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批判了所谓革命可召瓜分的谬论，认为“若人心日醒，发奋发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孙中山还在文章中批判了先行“立宪君主”才能“立宪民主”的谬论，指出凡事应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如同中国初造火车应取最新样式一样，破坏专制政治后也应该采取民主共和的“善政”。孙中山在檀香山与保皇派的激烈论战，使不少华侨认清了康、梁的保皇面目。华侨中不少以往对保皇派认识模糊而误入保皇会者，纷纷登报脱离保皇党。至1903年底，在檀香山的正埠火奴鲁鲁和希炉两地，已基本肃清了保皇党的流毒。很多受骗的爱国华侨读了孙中山的文章以后，耳目为之一新，重新集结在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檀香山再次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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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檀香山击溃了保皇势力，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组织后，情绪饱满，抽空回到了茂宜岛与阔别多年的家人团聚。在家中，孙中山一面为亲友治病，一面在亲友中做革命宣传工作。

母亲杨氏见孙中山常年在外奔波，十分劳累，心疼地劝他：“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行医的目的也是救人，同样都是救人，你何必东奔西跑？”孙中山听后一笑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革命能够救中国亿万大众，而作为一名医生，只能救很少的人，我志在革命，一定要坚持下去。”孙眉也在一旁说道：“我弟弟奔走革命多年，应该始终如一，岂能轻易变更，半途而废。”母亲见孙中山弟兄意见一致，也就不加劝阻了。

一天，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来看望孙中山，二人便聊起来，孙眉也在座。孙中山说了他想去美洲的想法，不无顾虑地说：“美洲是保皇党的巢穴，特别是加拿大、美国，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保皇会遍及各埠，开展工作难度比日本更大。”杨文纳建议道：“要想到美国活动，最好先取得夏威夷的出生证书，因为保皇党很可能在暗中运动美国有关方面阻止你登陆。”孙眉赞成杨文纳的意见，只是孙中山对此举有点犹豫。杨文纳劝说道：“古人成大事者，多能因势而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何必拘泥于在什么地方出生呢？”于是，孙眉找到了几个广东老乡作证，在茂宜岛取得了该地的出生证明。杨文纳又建议孙中山：“如今保皇党机关在美洲各大城市都有，倘若能与洪门会人士合作，对你的工作将极为有利。”舅父的话正合孙中山的心意。在此之前，孙中山就有加入洪门会的想法，他认为革命党与洪门会志同道合，应联合他们共同行动。

洪门会又名天地会或义兴会，在美洲则多称致公堂，创于清康熙年代。明朝灭亡后，明末的一些忠臣义士，出于对满清残暴统治的不满，屡起反抗，誓不为清廷服务，便创设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哥老会、三合会都是它的支派。哥老会在长江沿岸各省，三合会流行在福建、广东一带。在南洋、美洲则称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凡有华侨居住的地方都设分堂，成员很多。孙中山听从了舅父和哥哥的建议，从茂宜岛回到檀香山，由洪门会的一位头目介绍入会，加入了致公堂。檀香山致公堂为孙中山入堂特地开台演戏，举行拜盟仪式，由主盟入封为洪棍，即相当于军职元帅。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赴旧金山。果不其然，檀香山的保皇党分子探知孙中山将赴美，即电告旧金山的保皇党设法阻止他入境。旧金山的保皇党找到清廷领事何佑，由何佑向美国海关处发出照会：“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当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港口，海关人员检查护照时，发现他持有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就先把他留在船上，然后向清领事何佑说明。何佑极力阻挠说：“孙某生长在广东省香山县，所持护照必为伪造。”海关处一时难以定夺。就把孙中山拘留在码头上的一间木屋子里。

根据美国海关规定，凡是中国旅客护照有问题的人，或原船遣回，或拘禁在这间木屋里。海关处将此事报告了移民局，移民局勒令离境。孙中山正焦急无奈，从同时被拘禁的一位侨胞手里的《中西日报》上偶然见到了“伍盘照”这个名字。经过回忆，他想起九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出国时，有人给他写过介绍信，要他在旧金山有困难时可找伍盘照。这封信一直放在他的行李箱中。

于是，他给伍盘照写了一个便函：“现有十万火急事待商，请来木屋相见。”伍盘照见信后，当即到码头来见了面。孙中山述说了事情经过，并取出当年那封信。伍盘照看过后表示：“我一定设法协助。”伍盘照一面以清领署顾问的身份与领事何佑周旋，一面访问了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等人。伍盘照说：“孙中山既已加入洪门会，本埠致公堂应该出面上诉。”黄三德已经接到檀香山致公堂发来的准备接待孙中山的电文，听说孙中山入境受阻，便带了一名致公堂的顾问律师来到码头的木屋见了孙中山，并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顾问律师向移民局声明：“孙某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故被本国政府指名通缉。如今中国领事阻止他入境，其实是损害了檀籍人居留美国的权利以及美国可以容留国事犯的法律。”律师同时向华盛顿的政府有关部门上诉。致公堂又将一幢楼房向保单公司具保五百元，将孙中山保出，等待结果。

孙中山住在致公堂公所，与上下关系都处得比较融洽。三个星期以后，旧金山移民局奉华盛顿工商部的电令，放孙逸仙入境。保皇党和清领事企图阻挠孙中山入境的阴谋宣告失败。

孙中山依托致公堂，在旧金山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首先建议黄三德改组《大同日报》。该报是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原由保皇派分子欧榘甲任总编辑，欧在报上发表攻击孙中山的言论。黄三德听从了孙中山的意见，取消了欧的总编辑资格，请孙中山推荐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刘成禺接任。刘成民主持《大同日报》后，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指导下，使《大同日报》成为旧金山的革命号角。

接着，孙中山便与黄三德、伍盘照商量，要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这是当前的首要工作。孙中山说：“可以将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多印刷一些，向美洲、南洋等地的华侨广为散发。”黄三德积极联系，请《中西日报》社义务印刷，邮费由致公堂捐助。《革命军》一书共印了一万多册，华侨极为欢迎，在此书激发下，革命情绪普遍高涨。

在此基础上，孙中山便着手发展兴中会组织，同时在华侨中筹款。他把在檀香山印好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华侨推销。在兴中会的筹饷大会上，孙中山系统地宣讲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和主张，号召爱国华侨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支援兴中会在国内起义。当场即有人踊跃购买。在孙中山到来之前，旧金山的洪门会员由于受保皇党的迷惑，不少人参加了保皇会，忘记了“反清复明”的宗旨，旧金山致公堂似乎成为单纯的华侨互助团体。由于孙中山加入致公堂，洪门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机。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反清大团体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孙中山向首领黄三德等人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使会员们在明确会义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一方面使它能够正本清源，肃清保皇党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同时为准备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军饷。致公堂首领们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主张。黄三德说：“美洲洪门会员约有十五万多人，如能动员起来，不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孙先生还需费力操持才是。”孙中山满口答应：“我愿意亲自到美洲的各埠演讲，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革命。”孙中山着手为洪门会编写了新章程，共分八章六十七条。新章程发挥了“两反一维护”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精神，即反对满清卖国政府，反对保皇党破坏革命，维护国外同胞的生活安全。它一方面保留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团结互助的会例，一方面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内容，甚至把兴中会的纲领引列其中。如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逐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致公堂这一古老的民间组织，能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上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确实是别开生面。这就把洪门会原先单纯的“反清复明”的封建性的宗旨，上升到民主革命的新高度，使这一组织能在革命战争的风暴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孙中山帮助洪门会改组的过程中，保皇党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造谣诬蔑，血口喷人，攻击孙中山，诽谤革命党，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达到目的。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声望，取得了海外广大侨胞的信赖，并一跃而登上了声势浩大的致公堂组织的最高层，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透渗到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中，这是保皇党所无法企及的。

1904年5月，孙中山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一行从旧金山出发作巡回演讲，途经洛杉矶、华盛顿、费城、芝加哥等几十个城市，最后到达纽约，在美国绕了大半圈。每到一处，黄三德都组织洪门会新会员的入盟仪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宣传致公堂反清的宗旨和今后革命救国的政治使命，驳斥保皇谬论。辗转数月，使这些城市中的华侨倾向革命的逐渐增多，政治大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纽约，由黄三德介绍，孙中山结识了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麦克威廉斯建议孙中山写文章，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孙中山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因为中国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夕，革命风潮将以日益增长的威力与速度出现在中国大地，为了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并希望得到各国道义上、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持，有必要向欧美国家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不久，他离开纽约到达美国的中部城市圣路易，用英文写成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很诀，美国朋友麦克威廉斯便在纽约出资印成一万多册单行本，书面用汉字自题“革命潮”三字。此书后来由旅日华侨学校的二位教员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名义，印成中英文合刊单行本，分销海外各地，影响很大。孙中山的这篇文章，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政论文献，代表着中国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的原因和必胜的条件，以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该文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远东”，“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他说，“纠纷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而“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孙中山申明，“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决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己”。文章警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殖民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与灾难，支持清政府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孙中山在文章中还把清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关系从历史和现状上作了说明，指出满清王朝是用残酷屠杀数百万人的血腥手段建立起政权的，而且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统治之下，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孙中山以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立场，从阶级实质上总结了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十一类政治特点，进而指出：当前，全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有信心把满清君主政体经过革命改变为中华民国，因为满清政府不仅政治上已经彻底腐朽，而且军事上也不足以与革命派匹敌。因此，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对于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前景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孙中山作了如下的描述：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也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尽管孙中山在这篇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非常恳切地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和同情，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孙中山在揭露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在经济上的残酷压榨，在生存权利上的任意迫害杀戮等罪恶方面，则是全面而深刻的。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推翻和埋葬腐朽的清王朝以及想瓜分中国的外来侵略者。这一点，孙中山代表四万万同胞，喊出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定要结束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愤激之声。

访第二国际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伦敦。在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写信告诉正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贺之才等人：“中山先生正在伦敦，你们可与之会晤。”并给他们写了会见孙中山的介绍信。贺之才等人是1903年冬季由湖北当局派出留学的。他们倾向革命，热心国事，早就仰慕孙中山，渴望见面求教。到了比利时首都市鲁塞尔后，这几个青年学生读书之余总是经常谈论革命，清使馆发现后曾将他们管禁过几个月时间。现得知孙中山正在伦敦，贺之才就把刘成禺写的介绍信连同约请中山先生赴比利时的邀请函一起寄给了孙中山。

隔了一段时间，贺之才收到了孙中山的回信：“因外出作短暂旅行，未能及时答覆，请原谅。承蒙邀请，愿意来比利时一游，见面再叙。”贺之才知道孙中山资金缺乏，就和留法、留德的学生联系，共同筹集了一笔经费寄给孙中山，并约定了来比利时的日期。

1905年5月初，中山先生乘船到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码头。中山先生身穿皮领大衣，健步下船登岸，贺之才等三人已在码头迎接。中山先生紧紧握住贺之才的手。贺之才介绍旁边一位青年：“这是朱和中，是留德学生，特地从柏林赶来拜见先生。”孙中山忙说：“谢谢，你们辛苦了！”贺之才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位叫李蕃昌，是我的同学。”中山先生点头致意。走出码头，四人先乘马车来到了一个小旅店，稍事休息，又转乘火车到了布鲁塞尔。在车站受到二十多名留学生的列队迎接。孙中山十分高兴，亲热地与他们来到早已由他们安排好的寓所。此后，孙中山与贺之才等人连续畅谈三日三夜。这些意气风发的留学青年，聚集在一起，亲聆革命首领的教诲，个个情绪激昂。

第三天晚上，留学生们设宴招待孙中山。几杯香槟酒下肚，大家谈兴正浓。孙中山站了起来，热情洋溢地说道：“革命的方略已定，请各位再发表关于建国的想法。”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孙中山见夜色已深，请大家暂停争论，胸有成竹地说：“已经讨论了三天三夜，今晚应该作一结束。”贺之才问：“先生有何想法吗？”孙中山笑了笑，望望大家兴奋的脸庞，以征求的口吻说：“我提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名称待定，愿意参加的可宣誓。”朱和中当即答应：“我辈既然决心革命，什么都可以牺牲，还害怕宣誓吗？”孙中山高兴地说：“好吧，我做监誓人，就从你开始！”他吩咐贺之才：“拿纸笔来，我先书写誓词。”孙中山接过纸笔，便一气呵成写出：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宣誓书写好后，朱和中与贺之才相视一笑。孙中山问：“你们笑什么？”朱和中答道：“康有为、梁启超常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可见康、梁是在诬妄先生。”孙中山慨然一笑：“我也读书破万卷。”于是从朱和中开始，逐一宣誓。此后，又有人陆续前来宣誓，一共有三十余人。誓书交贺之才收存。孙中山还与他们商定了暗语：问：从何处来？答：从南方来。问：到何处去？答：到北方去。问：贵友为谁？答：陆皓东，史坚如。至于秘密手式，则用骈指交勾握手法。在布鲁塞尔，孙中山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那便是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那是1905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西装革履，目光炯炯有神，与中国留学生贺之才一道，来到第二国际书记处。第二国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889年创立的，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泛滥起来。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一间光线充足、陈设豪华的会客厅里，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会晤了孙中山。在座的除了贺之才之外，还有闻讯赶来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记者桑德。贺之才介绍说：“这是中国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特来拜会二位书记处领导。”

宾主互相寒暄了几句，孙中山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布鲁塞尔，是我欧洲之行中的计划之一，主要目的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同时扩大我革命党的影响，今天拜访二位，是为了请求你们接纳我们的党为第二国际成员。”孙中山流利的英语和不凡的气质使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暗暗吃惊。他们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又会意地点点头。继而，胡斯曼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那么，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风趣地说：“此行就是与你们联系，向你们介绍我党的情况嘛，也许是我们党的影响还不大，没能引起第二国际的重视吧。”“孙先生，那就请您先谈一下你们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纲领，好吗？”王德威尔得说。“好的。我们的目标和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说完，又用英语对这几句话作了通俗的解释：“尊敬的主席和书记同志，我们革命的目标，第一就是驱除帝国主义走狗满族统治者，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第三是核定地价，由国家照价收税，必要时照价收买。”

孙中山话未落音，王德威尔得插话说：“亲爱的孙同志，请您再谈谈贵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组织形式吧。”显然，他们对孙中山所谈的话题兴趣不大。孙中山略微皱了一下眉头，没有显露出任何不愉快的神色，继续侃侃而谈：“中国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些不一样。他们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欧洲工人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可中国工人一点也不笨。他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机器来进行生产，但是要避免机器生产的种种弊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记者桑德出于职业的敏感，似乎对孙中山所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他迅速地作着记录，抬起头问了一句：“请问孙先生，你对于你的祖国很有信心，是吗？”孙中山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实现社会主义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时，我们将已经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孙中山瞟了第二国际书记处的两位领导人，接着说：“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看来，第二国际书记处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因此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孙中山的演说，而很少插话。胡斯曼只顾低着头在一个精致的大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而王德威尔得可能是由于昨夜没睡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

“亲爱的孙中山同志，关于您要求加入第二国际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给予肯定的答覆，这需要在第二国际和有关会议上慎重地研究。我看以后再说吧。”胡斯曼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伸出手来，同孙中山和贺之才握了握。这等于是下了一个文明形式的逐客令。

从第二国际书记处的办公楼里出来贺之才便愤愤地对孙中山说：“这两位老爷，对我们中国的革命事业采取这样冷冰冰的态度，跟他们谈了半天，我看是嘴上抹石灰——白说了。”“既然他们答覆说要慎重研究，那我们只好耐心等待以后再说吧。”孙中山还是不无希望地说。等了一些日子，果然等不到第二国际书记处的答覆，孙中山十分失望。布鲁塞尔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当即报道了孙中山与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的会谈。从而扩大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国际上影响。虽然会谈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但孙中山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革命党人却有着很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表明了孙中山在主观上很早就认为自己领导的革命运动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失望之余，孙中山又在谋划着下一步的行动。这时，他又收到了宫崎寅藏的来信，知道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便决定结束这次欧美之行。他先在法国巴黎作了短暂停留，便从马赛港起程，再次返回日本去了。

孙黄聚会

1905年7月，孙中山乘轮船重返日本。屈指算来，孙中山流亡海外，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这是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啊！他抛妻别子，奋不顾身，远涉重洋，奔走呼号于亚洲、欧洲、美洲各地。虽然腐朽的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要彻底推翻它，还须要有雷霆万钧之力才行，少数人的努力显然是无济无事的。

在漫长、炎热的印度洋航程中，孙中山经常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大海，凝神思索。他回顾了十多年来的革命经历，深深地体会到，要革命必须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成了空话。因此，发现爱国人才，延揽革命志士，组成革命大军，便当然成为这次东返的迫切任务。孙中山这一次重返日本，整个革命形势正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国内，自清政府1901年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又有所加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清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苟且偷安，成为帝国主义的鹰犬，不但割地赔款，助纣为虐，甚至与帝国主义分子结合在一起，镇压、剥削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生计日益艰难。有志之士中，都萌动着救国的热望，革命风潮此伏彼起。

自1902年起，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如兴义三合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领导的广州起义，王和顺为首的南宁地区农民起义，陆亚为首的柳州地区农民起义，黄兴和马福益领导的华兴会的长沙起义等等。

革命派一方面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一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革命的报刊书籍遍及国内外。上海、广州、长沙等地以及海外的东京、香港、南洋、美洲，创办了一百多种报刊，有日报，也有期刊，发行最多的达二万多份。通过这些进步报刊和宣传介绍革命的书籍，揭露了清政府对内残酷统治、血腥镇压，对外屈膝求和、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罪行。同时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历史，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加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一书在国内流传时，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争相传阅，孙中山先生的形象以及他为革命事业的奋斗精神在很多人心中扎了根，有的青年人恨不得立即破浪奔走海外，去跟随孙中山。

这一时期，革命团体也逐步兴起，在上海有蔡元培、章太炎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对俄同志会”，有龚宝铨等人的“光复会”。在长沙，有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在武昌，有刘静庵等人的“科学补习所”。在东京，有“共爱会”、“拒俄义勇军”（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等）。就在孙中山返回日本的前后，各地起义会党和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有的因起义失败，有的为寻求真理，有的因彷徨观望，都纷纷到了日本。加之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日本便成为当时革命力量汇聚的中心。

革命形势的迅速进展，广大人民的日益倾向革命以及许多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自然提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需要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使大家的目标和行动进一步一致起来，将革命运动更有力地推向前进。应该说，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孙中山最近一直思考的革向行动计划的最终落脚点是完全一致的。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个人分散的力量握不成拳头，形不成大气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华兴会的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虽然先后到了日本，但华兴会那时还缺乏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纲领，并且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会员们常以“湖南团体”自称，不能成为团结全部留日学生的核心。因此，许多人已在自发地商议，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具有广泛凝聚力的革命组织。1904年底黄兴与湖南、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等地的一百多名留日学生组织了“革命同志会”，想藉此突破地域的限制，实现范围更广阔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则联合一部分各地来的留日学生，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从刊名和成员来看，也在尽力突破地域性团体的狭隘圈子。稍后，黄兴、宋教仁认为革命的同志日渐增多，想成立一个会党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就找到熟悉留日学生情况的湖北官费生、安徽休宁人程家柽，与他相商此事。

程家柽是当时在日本的老资格留学生，从1899年入帝国大学农科学习至今。他参加过励志会、青年会，联名发起了拒俄义勇队，又是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本部的主要成员。作为留日学界的著名活动分子，目睹过留学界的分化组合情况，并且他又是留学生中最早拜访孙中山并与孙中山有通信联系的少数人物之一，不仅熟悉孙中山，而且十分钦佩孙中山。他深知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界还难以找出一个能担任领袖的人物，便告诉黄兴、宋教仁：“最近接到孙中山先生从美洲寄来的信，他很快就要到日本来。孙先生为革命奔走多年，在海内外名声大震。我们何不等孙先生来到日本之时，奉孙先生为领袖，率领我们归国起义，以成大事呢？”黄兴、宋教仁感到此话有理，他们也早就渴望见到孙中山，于是便接受程家柽的建议，盼望着孙中山早日到来。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到了日本横滨，一百多名留学生前来欢迎。几天以后，他又到了东京，首先去新宿访问老朋友宫崎寅藏。一见面，他就惊喜地对宫崎寅藏说：“真没想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增加了这么多人。”宫崎寅藏一边安排孙中山休息，一边微笑着回答：“是啊，你来的正是时候，他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呢！”“你看这么多留学生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学生？你有没有发现可以共图大事的英才？”孙中山急切地问。“看你性急，贵国人才辈出，风云际会，怎能没有英才？”宫崎寅藏思考了一下说：“目前仅在东京，贵国留学生就有一万五千余人，其中颇有些英雄有为之士。依我所见，那位黄兴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好男儿，将来他可以成为你得力助手。”

“黄兴？他是什么样的人？”孙中山急切地问。宫崎藏便向孙中山叙说了黄兴的情况。黄兴字廑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874年生，比孙中山小八岁。他的父亲是湘中有名的读书人，很早就死了。黄兴早期受过较长时间的封建教育，十九岁中了秀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黄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在他思想上有着深刻的影响，看到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感到极大的愤慨，产生了反满的思想。1902年，黄兴被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经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和许多留学生一样，黄兴只得从事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宣传，对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来说，未免远水救不了近火。他性格比较实在，不多发言，但他把问题看清楚后，意志就异常坚决。1903年，俄国强占东北三省，黄兴参加了“拒俄义勇军”。回国后，黄兴于1903年11月在长沙与一班志同道台者创立了华兴会并担任会长。他们联合了湖南哥老会头目马福益，计划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举行起义，后来因为会员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遭当局搜捕而失败。以黄兴为首创立的华兴会，是众多会党中成立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成立时，并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但他们主张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则与兴中会是一致的。在革命方法上，华兴会一开始就提出进行武装起义，他们主张从条件比较成熟的本省做起，不依赖别人，不消极等待，又尽可能争取和外省取得联系，避免孤军作战。华兴会的成员，大体上都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联络运动的对象，除学界以外，主要是会党和军队。

宫崎寅藏对黄兴和华兴会的情况看来知道得比较多，他对孙中山说：“黄兴虽然才三十来岁，可胸怀大志，文武双全，在日本留学生中深罕众望。去年华兴会在长沙密谋起义虽然失败，但仍不气馁。目前，他正在日本进行活动，联络同志，图谋再举。在他周围，还有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英才，实属难得。对先生您来说，这不是雪中送炭吗？”“黄先生现住在哪里？宫崎君请快带我前去拜访他！”孙中山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按说，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宫崎劝说道。“革命哪能分年龄大小，讲究资格？还是劳驾你赶快带我去见他！”孙中山不以为然，连连催促宫崎动身。“黄兴先生住在神乐坂。”宫崎见孙中山求才若渴，如此性急，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告诉孙中山：“黄先生早就对你十分钦佩，他知道你要来日本，已经来我家打听了几次。今天你们二位风云聚会，真不知他如何高兴啊！”宫崎说着，便急忙穿好衣服，和孙中山出门去找黄兴。到了神乐坂黄兴住处，宫崎推开门一看，地上一大堆拖鞋，一帮学生围成一圈，正在热烈地谈论着。宫崎见屋里人多，便要孙中山在门外等着。他向屋里喊：“黄先生！黄先生！”

黄兴应声跑了出来。宫崎指着孙中山说：“你看谁来了？”黄兴一眼认出来了，这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声名远播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先生，不禁脱口喊道：“啊，孙先生，你终于到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当天中午，在东京有名的中国菜馆凤乐园搂上一间僻静的雅座，孙中山、宫崎寅藏和黄兴等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谈。黄兴身材魁梧，相貌奇伟，留着浓密的短须，显得十分威武豪迈，性格却十分笃厚朴实。虽然与孙中山初次会面，可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

“论今日之形势，我以为当以联络人才，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为第一要义。如若各自号召，各自为战，则必然会形成秦末二十余国的互相争斗。如果各国列强乘机干涉，则中国必亡无疑。”孙中山不无忧虑地对黄兴说。黄兴点点头，说：“先生所见极是。”孙中山继续说下去：“此时若有数十百个有识有胆的俊杰之士出来联络、主张，一切革命前之筹划，革命后之建设，皆有人才分任司理，则革命一旦成功，即可成立文明民主之新政府，天下大事从此定了！”孙中山十分兴奋，推心置腹地谈出自己的见解。

黄兴对孙中山的看法深表折服，兴奋地说：“先生所虑，与我如此吻合。现在，东京聚集着全国十多个省的留学生，如能联合起来，何愁清朝不灭、革命不成？”随后，当孙中山提出兴中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要抓紧时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时，黄兴十分赞同。他们商量好了华兴会和兴中会合并的具体方案，共同举杯祝贺这次成功的会晤，才尽欢而散。第二天，孙中山和黄兴来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晤了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革命志士。宋、陈二人也都是湖南人。宋教仁年轻英俊，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在留学生中很有威信。陈天华用通俗文字写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和邹容写的《革命军》一样，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孙中山和这些年轻人披肝沥胆地交谈着。看着这些中华新秀，孙中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成立同盟会

孙中山与黄兴的会晤，导致并加速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址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班的成员。除甘肃省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各地十七个省都有入参加。到会的还有热心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人。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孙中山当场发表了演说，说明了实行革命大联合所必要讨论的问题，如名称、政治纲领等，演说约一个小时，后由黄兴组织与会人员签名，以示正式加入组织。接着讨论组织名称。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的主张称“对满同盟会”，有的认为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在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为“中国同盟会”。

关于组织宗旨，孙中山提出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当讨论到“平均地权”时，有人提出了疑问。孙中山为此解释了很长时间，获得了通过。

在讨论中国同盟会领导人时，黄兴提议椎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可不必经选举手续，大家一致赞成。于是，由总理拟定盟书，经会议公推由黄兴、陈天华两人审定。誓词全文如下：“联盟人某某省某某县人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渝此盟，任众处罚。天运某年某月某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大家签署盟书，由孙中山领头，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发誓。在干部未选出之前，各人盟书暂由总理保存，孙中山盟书由黄兴保存。

誓毕，孙中山又分别散发会员暗号。孙中山还规定了会员相见的握手方式秘密口语——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孙中山与会员一一行握手礼，并欣然道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烈。忽然房后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由于全场人数过多，动作活跃，此房后部木板倒塌。孙中山风趣盎然地笑道：“这真是颠覆满清、革命成功的预兆。”众人鼓掌欢呼。

最后，会议推定黄兴、陈天华、马君武、宋教仁、汪兆铭等八人组成会章起草小组，约定在成立大会上提交讨论。

预备会议的圆满成功，为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起，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在日志士的联合。这说明经过民主革命思潮的洗礼，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在这一联合过程中，孙中山作为联合动议的首倡者，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受到众人的拥戴和推崇，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派中的领袖地位。他的名字，从此真正地超越自我、超越狭隘的兴中会小团体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象征。黄兴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被公推为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而孙中山也把他看作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孙黄并称的时代开始了。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正式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这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公开露面，也是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夕，由他向广大群众宣布他们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这一天，留日学生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出乎意料。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几百人站在街旁仰望着楼上听孙中山演说，成为东京留学生及华侨空前的盛大集会。

在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重要演说。一开始他就热情洋溢地对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接着，他就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道：“中国的文明，产生于五千年前，这是西方人所不信的，但后来有很长时间趋于保守，让西方人赶上了。但最近十多年来，思想界变化速度很快。以此速度推断，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在文明上，有的可能达到西方的水平，有的甚至可能超过西方。”

孙中山指出了中国迅速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济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济即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乎，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己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能事半功倍乎？”孙中山在讲演中，热烈地号召中国人民要齐心协力，不惜一切代价，下定决心，谋求独立而建立共和。

孙中山的讲演持续了三四个小时，慷慨淋漓，句句打动人们的心坎，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连参加大会的满族留学生也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支持革命党的主张。到会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听了演说后，觉得中国的革命定能成功，对于亚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也会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8月20日下午2点，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一所日本朋友的寓所里正式召开，三百余名会员全部到会。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会章草案，共三十条，经讨论修改后通过，会章以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总部设在东京，在国外设分会。最后，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这项建议，获得与会者鼓掌通过。至于具体的改刊办法留待下次讨论。后来，该报被定名为《民报》。

会议开到下午5点，在全场大呼“万岁”声中宣告结束。大会选出的同盟会东京本部的职工是：总理孙中山执行部：庶务黄兴，后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相继主持。书记（初定马君武，未就）田桐，后孙中山又增派胡汉民、但焘、李肇甫三人。内务朱炳麟、匡一。外务程家怪、廖仲恺。会计（初定刘维焘、未就）谢延誉，后由何天炯继之。经理谷思慎、程克。评议部：议长汪兆铭议员董修武、熊克武、于德坤、王琦、吴鼎昌、张树柟、冯自由、梁慕光、胡汉民、田桐、吴崑、但懋辛、周来苏、胡瑛、朱大符、范治焕、吴玉章、康宝忠。书记朱大符兼。司法部：总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宋教仁。

同盟会本部的机构，分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实际上，这是按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组建本部机构的，任当时，无疑是最为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可以说，同盟会东京本部最初奉行的建构原则及其组织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兴中会存在的类似秘密会党的家长制色彩，改变了以往革命小团体存在的领导机构组织不健全的缺陷。它的产生，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次理性飞跃。遗憾的是，同盟会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坚持最初的“三权分立”体制，后来司法部被取消，评议部的立法职能被削弱，实际上实行的是“总理负责制”。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孙中山曾经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中，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眙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以三民主义为旗帜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十六个字，是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誓词的继续和拓展。初次使用于1903年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的入校誓词中，后来一直为孙中山坚持使用于他所创建的革命团体。就此而言，中国同盟会与兴中会，尤其是兴中会后期的组织活动，在思想体系中是一脉相承的。同盟会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1905年11月29日由《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而成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对他的十六字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鲜明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之后，孙中山又发表了一些著述，如1906年他与黄兴、章炳麟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同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虽然还有许多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有了这一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后，大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余惟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甘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怡化焉。在孙中山看来，欧美的民族、民权、民生是历史的三个不同时代形成的。而中国现时则正处于欧美的民生主义时代。他认为，中国需要首先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二个时代的任务，紧接着再解决民生主义任务。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在二十世纪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主义，而后开始实行民生主义，所以这是与西方国家所大不相同的。他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邪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去之易??近时志士舌焦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姜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闻纵能比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未轨者，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迹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孙中山所说的这段文字，就是指将欧美三个历史时代的任务，在我们中国，于二十世纪一道完成。这就是孙中山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结合他多年对欧美社会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而具体形成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其目标是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在十六字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体现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从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时序来看，民族主义思想萌发最早。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更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因此，“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孙中山在阐述“反满”这一战斗口号时，在相当程度上扬弃了不少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单纯“种族革命”的观点，并把少数掌握政权的满洲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加以区别，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种族复仇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同时，反对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也包含了打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内容。但是，他毕竟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的主张，因而不能科学地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缺憾。“创立民国”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就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认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仅有民族革命还不能解决问题，推翻满清王朝的同时，还必须推翻君主专制。他认为君主专制主义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中国沿袭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社会的国民所能忍受的。他表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诫革命者，不能存有任何一点同情皇帝的思想，把国家当成是私人的财产，彼此相争，弄得国家四分五裂，自亡其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比较完整的共和国要求，同改良派的君王立宪主张截然对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但是，他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政体，而没有进一步提出清除这一政体赖以存在的社会阶级基础，即推翻地主士绅阶级的统治。

在提出民族、民权主义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从关怀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出发，希望避免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祸害，建立普遍幸福的一种主观社会主义，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超越同时代革命者的最突出最有光彩的部分，也是孙中山作为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对国运民生弹精竭虑之所在。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则越突出，比如英国：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种社会问题，欧美已经积重难返。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候，要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以免后来再来一次社会革命。他认为，欧美之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针对社会经济发达后地价高涨，地主垄断土地，危害民生的前景，他主张核定地主土地的现有地价，而将此后地价中因经济发展而增值的部分收归国有，这就是“平均地权”，这个办法并不包含梢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孙中山以为实行这个办法就能造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社会，这自然只是一种空想。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也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人民苦难的真挚同情，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生活改善的愿望。因此，不但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在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众多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推动了资严阶级反清爱国斗争不断向前发展，为资产阶级民族良主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广泛宣传，使保皇党人大为惊慌。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肆意攻击歪曲。于是，孙中山又亲自领导同盟会中的一批有思想、有文采的热血青年，以《民报》为阵地，展开了对保皇党的反击。

在这段时间内，《民报》发表了很多战斗力强、有气势、有文采的重要文章。如朱执信的《论满政府欲立宪而不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心理的国家主义》，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堪称是革命的强音。孙中山曾口授汪精卫写成《革命不致招瓜分说》一文，驳斥了保皇党的“革命招致瓜分”的谬论。文章指出：如果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反而会引起瓜分。帝国主义来了怎么办？回答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真是论理精辟，气势恢宏。在《民报》的影响下，革命思潮席卷全国，革命刊物也瞄准了《民报》所指的方向，“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

在武装斗争的前线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一面加强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还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在策划和组织反清的武装起义上。

1907年以前，孙中山以日本为中心，往返于南洋各地，宣传三民主义，发展革命组织，并指导国内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对孙中山既恨又怕，他们认为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主要是孙中山所起的作用。要想使革命风潮烟消云散，则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心腹之患。于是，清廷加紧了对孙中山的迫害。清廷驻日公使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企图使革命派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到了越南河内。在河内，孙中山计划发动一欠以广东的潮州、广西的钦州、廉州、广东的惠州为一线的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原计划在这几个点同时发动，彼此声援，给清政府以重刨。但事态发展并没有按预期计划进行。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起义首先爆发。起义军在赶制军旗、筹集军械时，有几个当地的乡绅向清政府告密，清军前来剿捕，起义军乘机先发。七百名起义者在晚上趁着月色攻入黄冈县衙，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在清朝大队人马的围攻下，起义军只坚持了一周便失败了。

6月初，惠州党人在离城二十里的七女湖揭开战旗。一百多人面对众多的清军，显得势单力薄，终因孤立无援，在苦战了十二天以后，弹尽粮绝，只得将枪械埋于地下，宣布解散。三个月以后，钦州、廉州一带的起义发动起来了。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已经拿起武器的农民方面，却把希望寄托在镇压农民暴动的清朝新军的“反正”上。9月1日，几百名起义志士在五光山正式发难，四天以后攻占了廉州的防城。这时，假意许诺反正的新军统领背信弃义，派兵攻打起义军。起义军战斗十分勇敢，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防城起义又告失败，义军退入广西边陲的十万大山。过了三个月，孙中山又在广西边防要隘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了武装起义。如果从兴中会时期的广州起义算起，这已经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第六次武装起义了。

镇南关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中，是广西通往越南河内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曾在这里重创法国侵略者。战争结束后，清军在这里重建了两层的关楼，还在关隘周围的山峰上，用大石块筑起了坚固的炮台。特别是镇北炮台，地形最为险要，山路陡峭，易守难攻，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孙中山选择在这里起义，主要是考虑到既便于从越南直接接济声援，又可与防城起义失败退入十万大山的队伍汇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孙中山亲自在河内设立了起义指挥部，部署这次起义。计划首先占领镇南关要塞，然后攻取南宁、桂林，占领广西，再分道进攻湖南，广东、江西，最后直捣北京，推翻腐朽的清政府。

1907年12月2日凌晨，孙中山派革命党人黄明堂率领同志八十多人，以绳索吊越断涧危崖，奇袭镇南关。革命军的炮声突然惊破了清军的好梦，等到他们在一片慌乱之中拿起兵器的时候，起义军在炮台哨官、同盟会员李福南的策应之下，很快就占领了镇北、镇中、镇南三个要塞炮台，缴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还有许多弹药。天亮以后，起义军的青天白日旗在炮台上飘扬。士兵们还用旗语互相庆贺胜利。镇南关大营的请军发现炮台让起义军占领了，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过了几个时辰，才拼凑起数百人向炮台攻击。打了半天。清军死伤累累，未占到便宜，便急忙调集援军，再图反扑。河内总部于当天上午接电：镇南关已被占领。孙中山大悦，兴奋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快作准备，我将亲赴战场！”

第二天，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负责人，带着一批同盟会员和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大尉狄氏等二十余人，从河内乘火车去谅山。车厢里，没有其他乘客。中山先生由于久居河内，出门不多，今日驰聘于原野之中，又值镇南关起义捷报传来，心情舒坦地说：“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先攻占中国最南端的镇南关，军队万里，施旗堂堂，然后贯穿中国的腹地，再出中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到山海关，即可把爱新觉罗皇帝送到满洲老家去了。”中山先生说完，哈哈大笑了一番。池亨吉将中山先生的话译给法国军官狄氏听，狄氏手臂一挥，三呼“快哉”！傍晚时，孙中山一行到达那模村，在农家稍作休息，便请当地老百姓带路，点燃火把登山，至九点时抵右辅山。第二天，当孙中山冒着清军的炮火，来到镇北炮台时，正值起义军与清兵交战。起义军战士顿时士气倍增，越战越勇，很快就打退了清兵的又一次进攻。黄明堂指挥起义军列队奏乐欢迎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孙中山望着战火硝烟中的起义勇士们，十分高兴地把带来的食品、水果分给大家。与起义军的官兵们一一握手。孙中山高兴地站在一尊德国重炮旁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简短演说：“同志们！感谢大家这次奋勇举旗起义！我们要同全国同胞一起，把压在百姓头上的满清皇帝推翻，建立新的富强的共和国！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主人翁，享受独立自由之幸福。外国人再不敢欺侮我们了，大家都有田地耕种了！同志们！我们就要直向南宁、广州，北去长江，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去！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会有人民来帮助，力量最大！清军必败！革命必胜！兄弟此次入关，就是和大家一起奋斗，使革命事业达到成功！”

孙中山说话既坚定有力，态度又和蔼可亲，起义战士听着孙中山的演说，都兴奋地鼓起掌来，气氛非常热烈。随后，孙中山不顾危险，又亲自到镇中、镇南两个炮台视察，慰勉官兵，起义战士士气高涨。当孙中山回到镇北炮台时，清军又开始发炮攻击了。“轰！”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落在炮台前面不远处爆炸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弹片和被炸弹炸碎的石块、泥土，像一阵旋风似的猛烈泼洒过来。敌人这次由于来了援军，攻势十分猛烈。配合着大炮的密集轰击，一二千敌军黑压压地朝炮台冲来。冲在最前面的，是敌人的竹梯队、药包队和马刀队，嘴里狂喊乱吼着，直往上冲。起义军的大炮和机枪、步枪打响了，敌军中黑烟翻卷，乱成一片，很快躺倒了许多人，没被炸死的敌人刚溃退下去，又被敌军的督战队头目赶着回来，只得硬着头皮朝前进攻。“先生，还是请您到炮台下的石室里去休息一会，这里十分危险！”戴近视眼镜的胡汉民一再劝告孙中山。“我到镇南关，就是为了亲自参加战斗，怎么能从火线上撤下呢？”孙中山拒绝了。他拿起望远镜，命令炮手发炮，炮弹击中镇南关大营，孙中山高兴极了。接着，他又请法国退职军官狄氏指点，亲自燃放大炮。看到炮弹准确地在敌阵中爆炸，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想起自己这十多年被逐海外的流亡生活，以及为革命劳苦奔波的一幕幕场景，再回头左右环视这战斗的现场，孙中山兴奋感慨地说：“我这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亲自参加反清战斗啊！自反满清政府二十余年来，今日始得亲手发炮轰击清军！”忽然，清军两发炮弹几乎同时落在炮台边上爆炸了，好几名战士被弹片击中，在孙中山身边倒了下来，有的当时就牺牲了，有的负了重伤。孙中山和黄兴也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落了一身碎石。

孙中山从地上站起来，发现身旁一名战士右胸中了一颗弹片，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来，已经昏过去了。孙中山连忙把他抱起来，解开衣扣，检查伤口，鲜血沾了一身。他喊胡汉民拿来药箱，亲自为受伤战士仔细包扎。这个伤员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孙中山亲自为自己包扎，十分感激，吃力地说道：“孙先生，我快不行了！您不要管我，要注意敌人的炮弹！”“弹片打在右胸，你这伤可以治好，不会死的。我是个外科医生，你放心好了！”孙中山亲热地安慰伤员。包扎好以后，孙中山看到他的伤势很重，便马上命令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越南境内去及时治疗。孙中山一边为伤员包扎伤口，一边大声激励战士们勇敢战斗。经过一个多时辰的激战，清军在炮台前的山坡上丢下几百具尸体，余下的纷纷退回去了。下午，孙中山和黄兴亲自带领几十名战士夺回了炮台附近的重要据点弄尧村。这是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村。村里的几十户人家都是壮族同胞。孙中山带着起义战士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宣传革命。当他看到村民的生活十分贫困时，满怀信心地对他们说：“我们革命党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满清王朝，那时大家都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受压迫，不受欺负了。”壮族同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鼓动，便与起义战士们亲热起来，村里有好几个青年参加了起义军，来炮台参加作战。还有不少农民兄弟主动给起义军送来干粮和水，还有的送甘蔗给战士们解渴。傍晚，又有大批清军增援部队开到，并分兵占领了炮台附近的马骝山、四方岭、凤尾山、尖山等高地，架起大炮对起义军占领的炮台猛烈轰击。经过两三天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战士已牺牲了十几个人。按照原定计划，起义军在镇南关与防城起义退驻十万大山的部队会合，然后会攻龙州。由于路途较远，十万大山的队伍未能及时赶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检查了一番枪械弹药，发现有些炮已不能使用，战士们的枪支也不多，弹药也越打越少，难以长久坚持。孙中山与黄兴商量，最终决定连夜下山，赶回设在越南的起义总部机关筹办粮饷，运来接济。

夜色苍茫，孙中山舍不得离开这战斗的土地。他感慨万千地说“我十二年未踏上祖国的大地，现在高兴地踏在这个山上，真不愿离开。再说，看到同志们在这里浴血奋战，我怎么能离开他们呢？”

几天以后，正当孙中山返回河内，忙于洽谈借款和购置粮饷时，从前线传来消息，起义队伍经过数场血战，寡不敌众，被迫于12月9日撤离了镇南关，退往越南境内的燕子大山里去了。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毫不气馁，他继续在两广和云南边境燃起起义的烽火。1908年3月发动了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4月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发动了广州的新军起义。这几次起义虽然集中了不少同盟会的精英，但都以力量悬殊、遭受惨重的损失而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挫折，一次又一次的流血牺牲，使得一些革命者感到灰心丧气了。但孙中山坚信，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只要继续奋斗，定然胜利在望。

血溅黄花岗

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政治局势发展得很快，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时机也正在日趋成熟。但同盟会的部分领导人和一些同盟会员对形势认识不足更由于多次战斗起义均告失败，特别是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使他们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的统治，似乎难于成功。有的革命党人悲愤至极，不愿从事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希望侥幸获胜，纷纷组织暗杀团体，进行个人恐怖活动。但是，孙中山并不泄气，也不灰心，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成功的时机日益逼近，中国的命运已悬于一线。国内民心已经大变，新军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时机已算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形势所作的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孙中山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决心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同时也是破釜沉舟的起义。

1910年6月，孙中山到日本横滨，约黄兴谋划此事。轮船刚靠岸，黄兴立即跳上船去，两位革命领袖久别重逢，顾不上寒暄，很快就进入正题，谈起组织起义之事。之后，又秘密地在一个旅馆里对各种重要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对下一步的行动方计取得了一致看法。黄兴临走时间孙中山：“哦！对了，钱！您有钱吗？”孙中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海外为武装起义筹款，便回答：“是的，我有。”说着，把装满钱的皮箱指给黄兴看。黄兴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像想起什么事情，又止住了脚步，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说不准有什么事就需要用。”他也顾不得点数，留下几束钞票给孙中山，就步履匆匆地走了。当时房间里只有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在场，他目睹了这两位革命领袖的情谊，说：“孙先生，你们二位对待金钱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所能做到的，这是难以达到的终生不渝的感情所体现的境界。”孙中山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观点。第二天，孙中山放心不下，化名潜往东京，秘密召集了黄兴、赵声等同盟会骨干，讨论再次起义的时机问题。

7月19日，孙中山来到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就在这一天，他的母亲杨氏在香港病逝。孙中山接到这个噩耗，十分悲恸。孙眉这时经济已经十分拮据，无钱下葬。孙中山只得急切地筹借了一千元港币汇去给母亲办了后事。夫人卢慕贞得知孙中山已由日本抵达槟榔屿，带着两个女儿孙娫、孙婉，由香港来到槟城，与孙中山团聚。孙中山久不见亲人，他摸了摸孩子的头，十分内疚地对夫人说：“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你们受苦了。”卢慕贞看到孙中山消瘦的脸庞，心疼地说：“革命的事，我帮不上大忙，你多保重吧！”

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主持召开了一次由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出席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等地的同盟会员代表。会上，针对一些革命党人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情况，孙中山豪情满怀地鼓励同志们：“一败何足馁。在以往的多年里，我屡遭失败，几乎在这个世界上无存身之地。与今日相比，其困难要大百倍。当前，革命风潮已经兴盛，华侨的思想已经开通，从今而后，所虑的是我们有无战斗的勇气和周密妥善的计划。我们要鼓起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事。只要我们作好充分准备，革命便可成功！”孙中山的信念强烈地感染和鼓舞了大家，黄兴、赵声等都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在这次秘密会议上，确定了仍把广州作为起义地点，先作好筹集巨款的准备工作。并决定起义仍以广州的新军为骨干，因为广州的新军中有着较好的基础。另外挑选五百名革命党人充当“先锋”。计划在占领广州以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在长江流域各省运动清军反正，届时响应，会师北伐。

中山认真总结了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发动这次广州大起义之前，他作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孙中山除了布置广东的准备工作外，还派人到广西和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发动，同时通知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孙中山风尘仆仆地到海外华侨中筹款，共得二十万元左右。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了重要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已经组成了一支拥有八百余人的“先锋”队，运送了七百多支枪和三百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八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已大致联络就绪，新军、防营、巡警等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发动联络。统筹部会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难，拟定了十路进袭的战斗计划。由于赵声曾经担任过新军标统，军事知识和指挥经验更为丰富，统筹部任命赵声为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不料，就在4月8日这一天，一名叫温生才的同盟会员，在统筹部不知情的情况下，枪杀了清廷广州副都统孚琦。这一偶然事件，使广州的清军加强了戒备。加之原计划从国外购买的一批武器还没有运到，因而起义时间只能向后推迟。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小东营五号建立了起义指挥部。由于出现内奸告密，广州全城戒严，敌人四出搜捕，这一来，许多“先锋”队员和军械也未能按事先计划从香港进入广州。此时，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重重困难的处境下，黄兴于4月26日召集会议，决定坚持发动起义的既定方针，将原来拟定的十路进袭计划临时改为四路，集中兵力攻打总督府衙门，并决定次日举事。黄兴在会上对大家说：“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林时爽接着表态：“黄兄有此志，我们就绑在一起拼命吧！”喻培伦表示：“现在是非动手不可了，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先锋队员中，不少人是远渡重洋，潜返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这时也极力赞成立即起义。

4月阶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爆发了。黄兴负责进攻督署，他所带须的队伍主要是四川、福建、广东花县和华侨中的革命党人。当天，队员们以白布缠臂作为标志，脚穿黑色的树胶鞋，以吹螺角为号。下午4时许，黄兴集合队伍动员，随即给每个先锋队员发一个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立即装束起来。这时，正巧朱执信赶到，就剪去身上穿的长衫，一道参加起义。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领队伍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林时爽手执螺角吹起进军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当黄兴率部扑入两广总督衙门时，见有少数卫队守卫，便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了清兵管带全振邦。随即冲进二门，击破了敌卫队，直奔后堂。黄兴本想活捉两厂总督张鸣岐，谁知这个狡猾的家伙已经丢下老父妻妾，仓皇逃到天平街的水师提督公所搬救兵去了。水师提督李准指挥清军抵抗，林觉民受伤被俘。黄兴在督署不能停留，在室内点了一把火，率部队冲出来。行至东辕门，与李准调来的清军卫队接火。林时爽向清军高呼：“我等都是汉人，应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敌人向他开枪射击，林时爽中弹牺牲。黄兴在反击中右手被子弹打伤，他迅速将队伍分为三路发动进攻，自己率领十余人出大南门，准备接应防营起义队伍，再转攻水师公所。行至双门底，遇到了防营的起义队伍，但由于他们没有缠带白布标记，双方互相射击，造成误会。年仅26岁的方声洞在误战中牺牲。队伍且战且走，人员逐渐分散，形成人自为战的局面，到最后只剩下了黄兴一人。他退到一家小杂货店里，隔着门板在缝隙中持双枪左右射击，击毙了七八个敌兵。喻培伦等人担负进攻总督衙署的后门。在同盟会员中，喻培伦是有名的炸弹大王，曾因试制炸弹，伤了一只手，战斗中，他奋勇异常，仅用两个炸弹就将督署的后墙作开了一个大豁口，队伍蜂拥而入，从前门中击，转攻水师公所。在莲塘街北口，碰到水帅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喻培伦一行分散在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拼死阻击。喻培伦登上屋檐，向清军猛投炸弹，连续打退敌军的几次冲锋，击毙敌军不计其数。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到半夜，因众寡悬殊，只好且战且退，分散退却。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向敌人猛投，使敌人落魂丧胆。但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弹尽力竭，最后被捕。起义的战斗坚持了一昼夜。在激战中，只有黄兴一支队伍孤军作战，原计划的其他三路并没有出动。等赵声、胡汉民于起义的第二天早晨到达广州时，战斗已经结束。广州郊区及邻县响应起义的队伍，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战斗结束后，敌人立即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喻培伦在受审时，为避免牵累别人，冒名王光明。他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告：“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1912年2月，孙中山感其威武不屈，英勇战斗，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林觉民被捕后的表现也异常英勇坚定，张鸣岐、李准亲自提审，他在刑堂上演说，侃侃而谈，讲到时局激愤处，捶胸顿足。他告诫清廷的官吏们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民国。敌人无可奈何，几天后将他杀害，也年仅二十五岁。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烈士们殉难的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崇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却是相同的。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有八十多人。事后，有人收殓死难烈士的遗骸，共得七十二具，广东人民把他们合葬于城郊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孙中山后来痛切地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在这以后，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黄花岗之役，有如一声春雷，震动全国，不过半年，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全国大起义的风暴就降临了。

辛亥风云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千疮百孔、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犹如日渐下沉的破船，终于在这一年被革命的怒涛所吞没。就在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劳动群众由于不堪忍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地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革命形势继续在高涨。1907年至1910年间，仅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的一些州县，就先后发生了九十多起饥民暴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0年4月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湖南在1909年发生水旱灾荒，粮食歉收。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以致米价由往年每升二十文左右飞涨到八十多文。这种被内外反动派扩大了的饥荒威胁，使得长沙市城郊的劳动人民以及外地流入的灾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十多万灾民靠吃树皮野菜度日。

1910年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有个桃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拿出家中仅有的八十文钱去买一升米，因为其中有几个大钱在市面上不能通用，粮店拒收。傍晚，当她东挪西借将钱凑齐到了米店时，米价又涨了上来，不得已只好空手返回。在绝望中，全家四口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了。街坊邻居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流泪，凑钱给他们下葬，处理后事。大家愤愤不平地议论此事。一位年轻力壮的男人说：“咱们去砸掉这家米店，出出这口气！”邻居们一呼百应：“现在就去干！反正这日子也设法过了！”邻居们无人组织，一窝蜂来到这家米店，撞开店门，砸了柜台。大家还不解恨，又一齐哄到官衙，要求巡抚下令降低米价。巡抚竟然派兵镇压，杀死三人，打伤了几十人。这时，灾民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头聚集起来。他们见官府以武力镇压饥饿的人民，群情更加激愤。大家手持木棍、菜刀，捣毁了长沙城内的一百多家米店，将店内的粮食通通抢光，放火烧毁了清朝巡抚衙门、巡警局、大清银行、日本领事馆、洋行和教堂。长沙的这一行动，震动了全国。

1909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还普遍发生了反抗捐税的群众运动，“官逼民反”、“绅逼民变”的情况到处皆是。1910年5月，山东莱阳知县借口筹饷，强加捐税。乡民要求用备荒的仓米代捐，但后来发现仓米已被官吏们私吞。乡民七百多人在塾师曲诗文的带领下，要求清算仓米和减轻捐税，遭到拒绝，酿成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参加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万人。这片反抗的怒火，很快就延烧到附近的几个县。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和遍及全国城乡各地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彼此呼应，斗争烈火，熊熊燃烧，形成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到了火山口上。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日益强烈，老百姓中盛传着这样的歌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田不纳粮。

时间到了1911年5月，也就是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以后的十几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日暮途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它面对的全面危机中，严重的财政恐慌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最突出的难题。巨额赔款的支付，每年大量外债的偿还，庞大军费的开支，以及花费无度的官僚机构的维持等等，使得国库空虚，难以支撑。怎么办？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来说，主要的办法唯有继续不顾一切地举借外债，来填补这个越来越大的窟窿，以图苟延残喘。但是，借洋人的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借债必须要有抵押品作为担保。清政府在历年举借外债时，已经差不多把什么都押出去了，那么，再拿什么作为抵押呢？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我国的铁路。他们愿意将大笔款项借给清政府，要求在中国享有修建铁路的权利。因为铁路投资数额庞大，利率收入高。同时，随铁路投资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各国投资兴建铁路所经的地区，一般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很有兴趣。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便大量出卖铁路主权。然而，各地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纷纷要求收回路权。当时，中国的铁路，大部分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只有少量的自主铁路，是由政府官办经营和兴建的。然而，清政府实行的借债筑路的卖国政策，使得这少量的自主铁路实际上也处在帝国主义债权国的控制下。自1905年前后起，随着民族觉醒的到来，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路权、要求商办的热潮。几年内，江苏、浙江争办沪杭甬铁路，四川争办川汉铁路，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争办粤汉铁路，都获得了程度不等的胜利，办起了铁路公司，当地的绅士、商人乃至普通居民也募捐集款，有的省份已开始修建部分线段。在上述几省商办铁路热潮的鼓舞下，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乃至边远省份云南也先后开展了收回路权的斗争。一个全国性的争路商办高潮迅速形成。帝国主义列强不甘心失去控制铁路的权益，便采取种种方式，逼迫清政府收回商办成命，仍然采取借债筑路的办法。清王朝不敢违抗洋人主子的旨意，只得遵命照办。

1911年5月5日，清廷官吏石长信，在朝廷的示意下，上奏本章，建议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只隔了三天，清廷就于5月9日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诏书上说：“干路修建延误已久，应当立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留准商民量力而办外，其余以往批准干路的各项决定，一律取消。”这一纸诏书，对持有铁路商股的人说来，无异是晴天霹雳，人们都很清楚，所谓国有，其实它只是使铁路一转眼就成为列强囊中之物的借口而已。这个诏令一出来，便把清朝政府历年来在铁路问题上对全国商民的一切承诺顿时撕得粉碎，也使它的卖国面目暴露无遗。清朝政府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地下达了这份诏令呢？原来，就在4月15日，它们已经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清政府向四国借款一千万英磅，以五厘利息计算，条件是出卖粤汉、川汉两条已经答应交由商办的铁路。现在要想尽快签定这笔巨额的借款合同，先决条件自然是把铁路收归国有。

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在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上正式签字。全国人民对卖国而腐朽的清政府的愤怒，经过长期的积累，早已达到极点。对清政府的一纸命令便强行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以及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为，痛恨至极。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的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发起了保路运动。他们向清朝政府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形式，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这次保路风潮，四川最为激烈。6月，成都等地各阶层的人民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8月，成都举行了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表示抗议，各地人民闻风纷纷响应。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把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张澜等五人骗进督署，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抗议，要求释放各位代表。狠毒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三十二人。从城郊赶来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赵尔丰的疯狂镇压没能使人民屈服，斗争反而更加炽烈。很快，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各县人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起义，猛烈冲击了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的后期，同盟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天杰和龙鸣剑这两名同盟会员都是四川荣县人，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重要活动分子。龙鸣剑是留日学生，在东京就参加了同盟会。8月，他们二人联络哥老会，成立了保路同志军，在荣县举行起义，率众一千多人出发去攻打成都。出发前，龙鸣剑正好遇到留日学生中的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十分高兴，对吴玉章说：“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必须组织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队伍临行时，龙鸣剑发誓说：“此行不捷，我不再入此门！”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失败后，又转战别地，到了9月，攻下许多州县。进军途中，龙鸣剑不幸病故。王天杰率部回师荣县时，荣县知县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就都逃走了。王天杰找吴玉章商量。吴玉章深思熟虑地说：“应当宣布独立，自己管理县政。”其他同志也都赞成吴玉章的意见。

9月25日，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人士开会，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正式独立，并推荐另一个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在一片欢呼声中，荣县的革命政权建立了。从此，荣县成为革命党在西南的势力中心。在荣县独立的影响下，彭山、眉州、青神等十多个州县相继独立。

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它有力地鼓舞了湖北、湖南等地革命党人的斗争。与此同时，国内各地群众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人民抗捐税和发动其他斗争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更加深刻广泛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为期不远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清王朝的末日终于到来了！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正处在长江和汉水汇合处，溯长江西行，不远处就是洞庭湖口，再往前经三峡可入四川，向东可顺江直通上海，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与北方各省的交通也很便捷。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比较早就侵入到这里，中国的近代工业也较早就出现在这里。湖北的教育原来就比较发达，这里有著名的两湖书院。来此求学的青年很多，同盟会中的黄兴、宋教仁都曾在武昌求学，湖北派遣出洋的留学生也较多。发达的交通和教育，使得武汉较早地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海外留学生中的革命宣传也很容易输入。

在武汉，任湖广总督多年的张之洞，对训练新军十分热心。清政府不愿意让外省的官吏拥有重兵，只准许张之洞成立一镇、一混成协，也就是以张彪为统制的第八镇和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湖北新军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它的战斗力仅次于北洋六镇，在南方各省中是最精锐的一支部队。新军士兵中，读书识字的人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家庭一般比较贫穷，加上军队生活的艰苦，军队官长的压迫虐待，因而新军士兵很容易接受革命新思想。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是抱着各色各样的动机投入军营的，后来有的人接触了革命思想，便将手中握有的武器作为后来发动起义的基础。有的人则是一开始就具有追求革命的思想，投入军队以后，便在士兵中做宣传联络工作。清政府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原来准备用来镇压革命的力量却一大批一大批的转到革命方面来了。武昌起义的主力，正是这批湖北新军。

1911年5月以后，在川汉、粤汉铁路沿线的保路风潮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武汉的革命风潮一直在奔流沸腾着。当时湖北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一是文学社，另一个是共进会，它们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这两个革命团体一直秘密地在清政府的新军中秘密地宣传革命道理，进行组织活动，新军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很大，倾向革命的士兵越来越多。在一万六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个革命组织，原来各自分散进行革命活动。文学社以及它前身的领导成员，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他们长期埋头在新军士兵中从事革命工作，最初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的第四十一标为基地，逐步扩展到湖北新军各部，几乎没有中断过。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新军中都发展革命力量，经过一些波折，后来也集中力量在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们和同盟会本部联系得更加密切，所以1911年春天后在新军中发展得很快，在工程第八营和炮队第八标中的影响更大。

1911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国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进一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推选出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人为军事筹备员。同时，在汉口设立了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造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根据原先的议定，起义将于10月6日举行，这一天是农历的中秋节。后来由于准备不足，起义日期只好向后推迟。这时，武汉的空气十分紧张，清廷当局听到传闻，说革命党将在中秋节起事。湖北的清朝官吏颇为震惊，但无法探知实情，只好故作镇静，其实恐惧的心理日甚一日。他们害怕中秋有变，特地下令各标营于农历八月十四日提前过中秋节，所有士兵不准外出，不准过量饮酒，一律在营房休急。并加强戒严，派出军队巡逻。军队的兵器也多收置在楚望台的军械库，令工程营戍守。局势如此险恶，孙武与刘复基等人商量，决定改在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按原定计划举行起义。为加强保密，起义指挥机关的驻地也作了改变。激战前夕的形势真是瞬息万变。10月9日下午，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这天中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准备起义时使用。下午，一名同志进屋观看配制炸药。进屋时，嘴里吸着的纸烟未灭，无意中一个火星落在配药的面盆内，立刻引起熊熊大火，发生爆炸。孙武的脸部当即被烈焰烧成重伤。同时，浓烟大起，直透窗外，邻居高呼火警。孙武用一件长衫把面部盖着，由人扶着到德租界的同仁医院治疗。俄租界警察闻讯赶来，在室内发现文件、钞票、旗帜、名册等，知道这里是革命机关，派警察严密监视。这时，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在武昌，见起义计划已经泄露，情势紧急，立即发出命令，通知革命党人于当晚十二点起义，以鸣枪炮为信号；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立即从原驻地拔队，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当天晚上一直守候在总部机关等候消息。离午夜12点还差半个小时，楼下突然传来猛烈的敲门声，军警随即破门而入。刘复基知道是清廷当局前来搜捕，挺身而出，站在楼梯口就往下猛掷炸弹，可炸弹没有响，于是军警一拥而上，刘复基等人赤手空拳，全部被捕。蒋翊武因为头拖长辫，身穿长衫，像个乡下的老百姓，没有被看守人员注意，乘机逃脱了。其余的人都立即被押解到督署，等候审讯。

这一来，起义的指挥枢纽便被破坏了。午夜12点，由于南湖炮队接到命令太晚，准备不足，士兵们已经睡熟，没有发炮，各营也无法响应。原定的起义计划便流产了。清廷当局捕获刘复基等人后，连夜会审。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充任审讯员的湖北督练公所总办铁忠，见彭楚藩身穿宪兵制服，问：“你是革命党吗？”“不错，我是革命党！”彭楚藩响亮地回答。“你们有多少同党？”“同胞四万万，你还不知道吗？”“你们约好几时起事？”彭楚藩大声地说：“就是今天。唉！可惜我没有杀着你们。”彭楚藩第一个被杀害了。接着又提审刘复基。刘复基说：“你们何必东问西问，我既入了你们的虎口，难道还指望活着出去吗？”铁忠便对身旁的武昌知府刘树屏说：“这也不是个好东西，索性结果了他。”刘复基被推出大厅时，见外面挤满了群众，便大声喊道：“同胞们！大家努力啊，只可怜我的受苦受难的同胞啊！”说时，眼泪便不住的流下来。被提审的还有杨洪胜，他是在给工程营运送炸弹后被清廷发觉被捕的。提审时，他已负重伤，一上堂便骂：“好！只管杀，我只怕你们也有这一日！”彭、刘、杨三烈士相继就义。到杨洪胜被害时，已是10月10日清晨了。

三烈士就义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10月I0日这天，城门关闭，军警戒严，如临大敌。总督瑞澂想斩草除根，大肆搜捕，弄得人心惶惶。新军中的革命同志纷纷表示：与其就缚，不如今晚一齐动手，还可死里求生。于是暗中密议，设法联络。工程营的总代表、革命士兵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标、三十标，商定当天发难。炮兵八标及其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都跃跃欲动，纷纷进行着秘密的准备。

10日晚上大约7时左右，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已经被发难的紧张气氛笼罩着。点名过后，后队二排的一个排长已经听到风声，先去该排三棚巡查，看到革命士兵金兆龙武装齐备，正在擦步枪，便厉声问道：“你这么晚了，还武装整齐，又擦步枪，想干什么？”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说：“防备！”那个排长大怒，说：“你想造反吗？”说着，就上前扭住金兆龙。“造反就造反”，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同志们，反吧！”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打死了这个反动排长。此时，全营吆喝声，玻璃碎片声，长官弹压呵斥声，同时并作，真是人声鼎沸，声震天地。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闻声赶来，一面开枪，一面高呼：“你们均有家小性命，均有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作不得，要家灭九族咧！赶快各回本标，本官决不究其罪责。”无人理睬他们的嚎叫。熊秉坤从楼上将痰盂、花盆、板凳等物向他们砸去，另外的革命士兵开枪击毙了阮、黄二人。其他官长纷纷逃跑，有的翻墙而逃，有的躲进厕所。

熊秉坤鸣笛集合了四十多人，把清朝政府的肩章撕掉，臂缠白布，与金兆龙一起率领队伍冲出了营房。就在这紧要时刻，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楚望台军械库已经得手。熊秉坤大喜，局面立刻急转直下了。楚望台是湖北省的总军械库，凡是从外面购买的或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都放在这里。革命党人当然把这里作为重要夺取目标，清廷官吏也势在必守。这里离工程营驻地只有一千多米，熊秉坤等人在营内发动起义的枪声，立刻就传到军械库。当天守库的左队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罗炳顺、马荣等人正准备响应，监视官李克果召集士兵讲话，说道：“如果有空着手来此抢劫军火的人，你们要抵抗，这里责任重大！”罗炳顺说：“我们没有一粒子弹，用什么来抵抗？”李克果令军械库主任将库门打开，搬出了两箱子弹，分发给各位兵士。兵士们得到子弹后，立刻朝空中放了一排枪。李克果等人见势不妙，与工程营左队官佐急忙越墙而逃。于是，楚望台军械库被革命士兵占领了。熊秉坤率领工程八营的四十余人来到楚望台，与罗炳顺、马荣会合。他们把库门大开，库内储存的军械弹药由革向士兵自由取用。

不久，周定原又率领一队战士到达。熊秉坤集合队伍，以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布命令。他说：“本军称为‘湖北革命军’。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以清廷的督署为最大目标。今夜的口号为：同心协力。”

这时，武昌城内的步兵、炮兵等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陆续来到楚望台军械所。距楚望台最近的三十标最先到达，其次是测绘学堂，再后来的是二十九标，四十标也有少数人跑来会战。熊秉坤命令工程八营的金兆龙等人立即夺取中和门，迎接驻在武昌城南的炮八标进城。炮八标全标均留驻武昌，人数众多，拥有山炮多门，火力强大，声威压人。炮八标进城后，大大改变了武昌城内双方的力量对比，对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当晚11时左右，汇聚而来的各路起义士兵共有三千多人。这时，进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湖广总督衙门。起义士兵都明白，如不攻克督署，都要被杀头。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在天明以前把总督衙门打下来。总督衙门位于武昌城内的西南角，两面靠近城墙，一面同第八镇司令部隔街相望，周围全是一丈多高的围墙。正面的巷道狭窄，进攻时兵力难以展开。湖广总督当时所能掌握的兵力大约也有三千余人，这还不包括分布在城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实力与新军起义部队差不多。因此，要攻下总督衙门，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开始，工程八营充当主力，分成两路向总督衙门进攻，由于火力不足，难以向前推进。待到炮八标入城以后，战斗形势有所改变。炮队立即凭借楚望台阵地、蛇山阵地和保安门城上，猛烈轰击督衙和第八镇司令部，炮弹落处，一片哭喊，起义军战斗力明显加强，士气大振。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分成三路：右路由蔡济民率领，中路由马荣率领，左路由熊秉坤率领，分别向督署进攻。但是，进攻不大顺利，清军的机枪轮番扫射，死死地扼守住阵地，起义士兵倒地受伤的很多。工程营的两个士兵趁着夜黑，伏在地面向前匍匐前进，悄悄摸到敌人的机枪下面，突然狂呼跳起，夺到机枪就转向清军扫射。

这天晚上，正下着小雨，天色漆黑。清军的机枪难以发挥火力，但起义军的炮兵也难以瞄准轰击。蔡济民等人找来衣被，浇上煤油点燃，霎时火焰上升，使督署目标暴露无遗。炮兵利用火光，选择督署的旗杆作为标准点，试射后取得标准距离，即迅速用排炮不停地向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轰击。督署大堂、签押房等处和第八镇司令部的马房，都被炮火轰毁。步兵乘机猛攻，先占领了第八军司令部。

瑞澂见大势已去，赶紧找人在右墙根打开一个洞，带着铁忠和他的家人，仓皇爬出去，躲到停泊在长江上的楚豫号军舰里去了。张彪仍然带着辎重八营和消防队，凭借望山门城楼作负隅顽抗。这时，督署衙门已是一片火海，清军士气大落，无心恋战。当熊秉坤率领敢死队猛扑过来时，这个平日凶狠的第八镇统制只得率领残兵渡江退守。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夜，武昌城内的清政府势力已经基本消灭，起义军终于占领了武昌全城。只见满城的兵士都在臂上缠着白布，威风抖擞地行走在街上，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的局势。

11日，革向战士又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12日，又攻占了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革命，终于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

海外归来

武昌起义的成功，汉阳、汉口的占领，使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蛇山上下，黄鹤楼头，江汉关前，龟山脚下，到处是欢呼的人群。长期被封建统治压抑的激情，如火山一样喷发而出，人们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庆贺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占领汉阳以后，革命军随即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谁来担任新政府的都督？看来，革命党人对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当时，直接领导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就受伤或者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孙中山这时远在海外，黄兴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也分散在香港、上海等地。起义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弹痕遍地的湖北谘议局前，热烈地期待着新的军政府的产生。谘议局内，新都督的人选难以决定，起义的指挥者们正在激烈地争论着。有人提出“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可以请他来当。”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在场人的赞同。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海军供职。甲午战争之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任用他到湖北训练新军。八年间，由马队管带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这个人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过同情，因此，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向对他颇有好感。可是，像这样一个清廷军官，对革命是坚决反对的。兴奋而又缺乏经验的革命党人此时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让黎元洪当了都督。黎元洪开始坚决不肯应承，后来被迫答应。原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则做了军政府的民政总长。这样，武昌起义的一部分领导权，便落到了一批封建官僚、政客的手里。新政府里塞满了一大批旧人物。非常滑稽的是，革命军拿出写好的安民布告，要黎元洪签字时，黎元洪舌头打着颤，含糊不清地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签了字。

于是，这个布告便在全城张帖了：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于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努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持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八月二十日。

这是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次发布的文告，很有历史意义。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渴望汉族光复，建立民国，因此，当布告贴出后，观看的人不计其数，都以先睹为快。布告署名是黎元洪，一些人惊异地说：“没想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当时，这也可以起到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吧。“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很快便在各省领导或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首先响应的是湖南、陕西两省，继而江西、山西军政府也宣告成立。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市中，已有十四个省脱离清廷独立，其他各省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士崩瓦解的局面之中。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宣传募款活动。10月12日，他从美国的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讯，心情兴奋极了。多少年来，他为之奋斗，翘首盼望的起义胜利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夜晚，孙中山靠在床上，床头灯发出柔和的灯光，照着他激动得有些发红的面颊。他将这条消息又看了一遍，其实，原文已经能背出来了。他一边看，一边想，无尽的思绪在脑海里翻腾着，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从1906年冬天到1911年的春天，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但是，十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在黄花岗之役中，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真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革命党同志中间，包括一些重要的骨干分子，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失败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令孙中山更为担忧的是，在武装起义失败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严重的分裂。这是孙中山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同盟会中有一些领导人对孙中山大加攻击，一时纷纷嚷嚷，不可开交。过去和孙中山有些隔阂的章太炎，联络了一些人，声言要开大会撤销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刘师培、张继等人创办了《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大肆攻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东京重新成立了光复会，谩骂孙中山，造成了许多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大分裂。一个革命家，在他最需要人帮助扶持的时候，还有什么比朋友、同志的背离更使他伤心呢？孙中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仍然忍辱负重，毫不气馁地为革命奔走呼号。他坚信自己所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同盟会中的多数人是理解并拥护自己的。为了进一步集聚力量，他一面到南洋、欧美等地鼓吹革命，试图东山再起，一面往各地筹集资金，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为再次起义准备军饷。

在美国，旧金山是一个华侨集聚之地，孙中山曾经多次来到这里活动。为了加强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1910年3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主持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将美国几十个城市的同盟会分会联合在一起。为了打开局面，不断扩大力量，1911年6月孙中山再次到达旧金山，经过努力，促使美洲同盟总会和洪门致公堂这两大组织，消除门户之见，尽释前嫌，不再听信清政府旧金山领事的挑拨。美洲同盟总会会长李是男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都十分信赖孙中山，经会商后达成协议，于6月18日分别刊登布告，通知美洲各埠所属的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在旧金山，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担任了同盟会员加入洪门的介绍人。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了“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则称“国民救济局”，首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地区宣传募款，号召广大华侨踊跃捐资，以助革命大业。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和捐款渠道，孙中山建议选派四个同志，分成南北两路，从旧金山出发，到纽约集中后再分道返回旧金山，向全美华侨集居的大小埠头解释革命宗旨，扩大革命组织。孙中山第一个自告奋勇担任演说员，和同志黄三德一道于9月2日沿北线出发宣传。沿途的华侨亲切地称他为“孙文大哥”。

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工作，并不总是顺利的，也有不少华侨态度冷淡，有的甚至还予以嘲笑和攻击。每到一处，除了发表演说，孙中山一有空有就登门访问一些有影响的当地华侨。有些资本家老远看见孙中山来了，马上关起店门，给他一个闭门羹。

一天上午，孙中山走到一家华侨洗衣馆门口，正准备进门访问。突然从屋里走出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熨斗，气势汹汹地指着孙中山的鼻子说：“你不准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敢进来，我就用这个熨斗掷你！”孙中山没有生气，反而对那个华侨很诚恳地笑着点点头，走向隔壁的一家华侨商店去了。随行的同志十分气愤地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孙中山宽宏大量地笑着说：“这些遭遇是我早已预料到的，没有什么关系。人家不了解革命道路，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在南洋，在欧洲，我都碰到过这样的人。有些人时间长了，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就与我交了朋友。”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在孙中山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华侨是爱国的。孙中山的演说极富感染力，有的连老农民、老园工也停下活来听他宣传革命道理。许多侨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纷纷解囊捐款，特别是工人更为踊跃。有的失业工人，生活已很艰难，还借钱捐款。有一天，一个中年洗衣工拎着一袋钞票，来到孙中山下榻的旅馆，把二十多年的积蓄往桌上一放，未等孙中山开口问他姓名，便匆匆告辞走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次又一次使孙中山感动万分，一路的辛劳、委屈，也顿时化为乌有。孙中山在海外募集的革命捐款，一批又一批地汇到同盟会的起义指挥机关，而他自己却经常囊空如洗，生活十分清苦。他不计较这些个人的荣辱得失，也没有闲暇考虑安排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颠沛流离，云游海外，为的是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如今，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自己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孙中山想到这些，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他索性穿衣下了床，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有时直愣愣地盯着窗外出神，静静地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回国直接指挥这场革命战争？孙中山踌躇良久。如果这时即从太平洋秘密回国，那么，二十多天后就可以到达上海，亲自参加摧毁清王朝的战斗，以慰平生之愿。经过再三考虑，孙中山预计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将会碰到很多外交、财政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担心某些帝国主义列强支持清政府，还可能趁机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办理外交和财政借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于是，他决定立即中止在美国的演说筹款计划，绕道欧洲回国。一个星期以后，孙中山经芝加哥来到纽约，到纽约后，他立即向美国一些政界和财界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他还派人转告日本驻美代理大使植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支持行将崩溃的清政府。在纽约期间，孙中山获悉胡汉民、朱执信等同盟会的骨干正在相机争取广东反正，便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其归降。

在纽约呆了十余天，孙中山又一次横渡大西洋。于11月10日来到伦敦。十五年前，他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这里被清使馆秘密绑架，从九死一生的危境中幸而脱险。现在，他以中国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这里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孙中山首先通过美国朋友咸马里的介绍，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给清政府贷款的问题。银行团代表答覆说：“这件事，只有外务大臣才能决定，我们作不了主。”孙中山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就此问题向英国外务大臣交涉。孙中山提出了三条要求：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政府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属各地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

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要求，虽然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是在应付。孙中山还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财团和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答覆是：“银行财团借款给中国，只能与新政府交涉，但必须等你回国后成立了正式政府才能具体洽商。”看来，这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拒绝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离开伦敦，于11月21日又来到了巴黎这个美丽著名的城市，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比恭，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国革命的新政府，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答，只有少数人士表示同情。他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晤，要求给中国新政府贷款，遭到拒绝。他还谋求与当时正在巴黎访问的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苏诺夫会见，也被置之不理。孙中山满怀希望地到处奔波，到处求援，却到处碰壁！跑了一个多月，他遇到的不是冷眼讥讽，就是蛮横拒绝，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自慰的成果。事实上，从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到以后反对军阀的斗争，乃至一直到孙中山逝世，他都没有得到英、美、法、日等列强的支援。相反，他们支持的是他的敌人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孙中山到了晚年才认识到“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不断接到国内黄兴等人一再催促他尽快回国的电报，便匆匆离开法国，从马赛港搭船回国。

12月21日，船到香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专程从广州到香港迎接孙中山。老战友重逢，无比亲切。胡汉民告诉孙中山：“目前革命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袁世凯在北方手握重兵，居心叵测。先生如去上海，各省必定推举您为总统。但先生手下无一兵一卒。怎能成大事？先生不如留在广州，训练精兵数万，然后肃清强敌，使国家真正统一，建立共和政府。”孙中山听了，思忖了一会，毅然地说：“你的话不无道理。但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革命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政府必然倾覆，袁世凯也未必能支撑长久。况且，目前上海、南京正处在前方，如果我不去首当其冲，就是避难就易，有负于四方同志的期望。”他打住话头，停了片刻，继续以坚决的口吻说：“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决非他人所能胜任。”孙中山还说服了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与他一起北上，共同担起建立共和国政府的重任。

12月25日晨，一艘由香港开往上海的海轮，徐徐驶进了黄浦江。孙中山万分激动，站到船舷旁，兴奋地眺望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自广州密谋起义失败后，他亡命海外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多少艰难，多少曲折，多少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为国捐躯！现在，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轮船慢慢地靠上了三马路外滩的海关码头。码头上早已聚集了一行欢迎的人群，有同盟会员、新闻记者、外国领事、地方官员、富商绅士，还有很多市民、工人、学生。欢迎的人群看到孙中山站在甲板上，顿时人头攒动，声浪喧哗：“欢迎孙先生海外归来！”“孙中山！孙中山！”孙中山此时身穿黑色西服，神采奕奕，举帽挥手向欢迎人群致意。他和胡汉民步上码头石阶，和前来欢迎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领导人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十余名记者将孙中山团团围起来，个个都手提快镜头摄影机，争相拍照，不断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请问孙先生，听说你这次从海外带回了大笔巨款和军舰，有这回事吗？”一个带眼镜的外国记者向孙中山发问，因为社会上对此早有传闻。“我这次回国，分文未带”，孙中山微笑着回答，“所带回的，革命精神而已！”一个记者拥到孙中山面前，有礼貌地问：“孙先生，现在南方的革命军正和清政府的代表在上海会谈，请问先生对此有何意见？”孙中山已经知道，一个星期以前，在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和立宪派共同策划之下的南北议和，已在上海英租界正式开始。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他一听记者问对待此事的态度，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革命目的不达，决无议和可言！如果要议，那只能商议推翻清王朝，尽快实现全国的统一和民主共和！”

孙中山回到上海，使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党人精神为之大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政府，就在孙中山来到上海以后诞生了。

第四章动荡时世

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由海外归来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各省都热烈欢迎，函电如雪片般飞到上海，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仰和对建立共和国的期望。南京的各省联合会委派广西马君武、山西景耀月、安徽王竹怀、江西王有兰等六人为代表，专程来上海欢迎孙中山。上海更是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各主要街道均悬挂旗帜、张灯结彩以示欢庆，上海军政和各界人士分别召开欢迎大会。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在哈同花园举行宴会欢迎孙中山；27日，各省代表联合会的代表在静安寺路斜桥总会欢迎孙中山；29日，同盟会本部举行欢迎大会，30日，广东旅沪同乡会设宴欢迎孙中山，31日香山旅沪同乡会也设宴欢迎。

中国同盟会本部的欢迎大会在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举行。当孙中山步入会场时，众皆高呼：“向孙中山致敬！”接着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孙中山含笑点头表示致谢。主持人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神态庄重，发表演讲：“本会持三大主义，倡导于世。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二者虽已将达，而欲告大成，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曾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着力。”这是孙中山在国内首次发表三民主义演说。演讲时，孙中山精神焕发，声音爽朗洪亮，清晰地回荡在会场里，强烈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弦。就在同盟会本部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的那天上午，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会议，到会代表十七省四十五人，有效票是十七票。开票结果，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顿时，军乐声大作，代表们起立欢呼：“中华共和国万岁！”当天下午3时，消息传到同盟会本部会场，人们欢腾起来，起立欢呼。在热烈的掌声中，孙中山不停地向大家挥手致谢。全上海也沸腾起来，彩旗迎风飘扬，爆竹响个不停，晚间彩灯齐放光辉。

1912年元旦，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孙中山离沪起程，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身着黄褐色呢质军服，头戴嵌有红边的军帽，在数千人的欢送下，登上了专列。上午11时，列车徐徐离开上海，鸣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龙盘虎踞的六朝古都南京，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真比过年还要热闹。一大早，老百姓就互相传说着孙中山来宁的消息，全城万人空巷，不是在街上，便是跑到下关火车站去欢迎孙中山的到来。下午5时，披红挂彩的专列客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孙中山神采奕奕地下车走上站台。顿时，等候已久的群众欢呼起来。下关附近的炮台和军舰齐放礼炮二十一响以示欢迎。孙中山坐上一辆披着绣花彩绸的敞篷马车，向街道两旁的各界人士频频招手，缓缓地向临时大总统府驶去。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原来的清朝两江总督的衙署，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当天，临时大总统府的大门外搭起了两座彩门，松枝翠柏和各色纸花衬托出庄重热烈的气氛，九盏贴金的大红宫灯悬挂在彩门上。晚10时，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正式举行。只见总统府的礼堂里灯火辉煌，各省代表，革命军官和国内外有关方面人士、新闻记者等济济一堂。主席台正中贴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十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当孙中山健步来到会场时，“共和万岁”的口号顿时响了起来。孙中山登上平台，高高地举起双手，鼓掌致谢。雄壮的军乐和二十一响礼炮过后，代表公推景耀月致颂词。接着，孙中山面向墙上的五色国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全国人民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宣誓毕，在热烈的掌声中，景耀月手捧红绸包裹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印”授予孙中山。孙中山神情庄严，双手接过大印，当即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上用印，由胡汉民代为宣读。宣言明确地指出：“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宣言规定了对内的方针：“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的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月2日又发布了《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之年元旦。”

于是，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共和国在东方正式诞生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开展组织政府的工作。1月3日，他主持召开了由各省都督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的选举会，选举出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提出了设立行政各部及其职责范围的方案，并提出了各部总长、次长名单，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命了下列人员：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晨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孙中山同时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黄兴任参谋总长。这份任职名单，从形式上来看，各部总长名额的分配是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由同盟会员任总长的只有陆军、外交、教育三个部。但各部次长除汤芗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实权主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从实质上看，南京政府是一个由革命派居于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孙中山为了履行“尽扫专制之流毒”的诺言，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立即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

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孙中山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废除刑讯体罚；赈济灾民；保护华侨；严禁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仆名分，宣布赋予广大妇女具有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各项权利。在除旧布新方面，严禁鸦片；取消官场中“大人”、“老爷”的称呼；限期剪辫；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废止跪拜礼节。在刷新吏治方面，严禁官员循私枉法，改革官制，求贤任能。在改革教育方面，提倡普及教育，取消在学校祭礼读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这五项作为教育方针，培养共和国民。

在发展经济方面宣布政府兴办实业，鼓励发展工商业，奖励华侨投资。这些法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对于稳定全国局势，保护人民的某些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政府在立法建制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是重要的一件大事。虽然这部“临时约法”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但它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在当时，它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心目中的一面旗帜。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只有三个月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可孙中山在这期间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却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平民化的生活作风，在历史上也一直被传为佳话。推翻了清朝政府，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合适呢？孙中山为此还颇费了一番脑筋。很显然，清朝的官服和满族的服饰人们是不愿穿的，再将明代的汉族服饰恢复，也不合适。于是，孙中山亲自找缝纫师傅商量，提出设计思想，做成了一套四个口袋的便服，称为“民国服”，自己带头穿上，很快流行全国，孙中山衣着十分朴素，春秋季节总是穿一套灰色的民国服。冬天到了，也只是再加一件普通的呢大衣。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临时政府的官员，无论官阶大小，都穿着同样的制服。

孙中山的生活十分简朴，流亡海外如此，当大总统期间也如此。他年轻时酒量很大，后来在海外生活拮据就把酒戒了。当大总统以后有时要出席宴会，为了表示礼节，祝酒时也只是微微沾一点。伙食上，他很随便，不讲究吃喝，不准厨师做饭超过规定的标准，有时来客人吃饭才准许另加几个菜。由于他公务烦忙，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就在办公室吃点面包点心。有时忙到深夜，饿了就喝一杯牛奶而已。孙中山的办公室在总统府西花园后面的一幢平房里。陈设简单，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一个小书橱和一套沙发。就在这间普通的屋子里，孙中山签发了许多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民主革命的政策法令。他的卧室就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所光线很暗的老式瓦房里。卧室里一张中国旧式棕床，一张三抽屉办公桌，地板上铺着草毯。由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孙中山规定，从总统到总长，一直到一般职员，每人除供给自宿外，每月只发给军用券三十元。财政总长陈锦涛曾感慨地对人说：“我当了财政总长，还远不如清代一个司员华贵！”孙中山虽然做了大总统，但他未曾给自己的亲属安排做官，也未曾在老家置一点产业。广东党政军各社会团体在孙中山当大总统的第二个月，曾纷纷给他发来一百多封电报，要求孙眉当广东都督，教育总长蔡元培也认为合适，表示支持。孙眉是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在檀香山时，为支援革命倾家荡产，对革命做过很大贡献，后来迁居香港九龙，仍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但孙中山认为孙眉当一个地方的大官不大适合，经营实业才是用其所长，便给兄长孙眉写信，劝他不要当此大任。孙中山工作之余，喜欢到街上转转，或到附近的农村看看。借机体察民情，了解最真实的社会情况，但他出门不带警卫。有些同志担心大总统的安全，认为南京才光复，人员极其复杂，总统不宜一人出门。孙中山每逢人劝，总置之一笑：“我在海外二十年，从来不害怕危险。临时大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又不是皇帝，出门讲什么排场呢？”

有一天，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孙中山准备到会讲话。因为他独自步行前去会扬，没有带卫士，门口站岗的士兵不认识大总统，将他拦在门外说：“今天孙大总统来开会，别人不许随便进去！”孙中山笑笑，说：“孙中山总统不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吗？”卫兵有些不耐烦地说：“你赶快离开，要不给孙大总统知道了，小心挨打！”孙中山和气地对卫兵说：“大总统是老百姓的公仆，怎能随意打人呢？”说着，孙中山掏出名片给卫兵看。卫兵一见，慌忙立正敬礼。看到孙中山进门后，卫兵感动得流下眼泪。

民国初立，百废待举。总统府里经常召开重要会议。一次会议休息期间，孙中山刚在休息室坐下，侍卫队长郭汉章进来报告说：“大总统，有一位姓肖的老人，八十多岁，特意从扬州赶来见你。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事，已经磨了半个小时了，卫兵们拿他没办法。”孙中山连忙对侍卫队长说：“那快请他进来呀！我不是说过多少遍了吗？任何人想来见我都不要阻拦，何况还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快去！就说是我请他老人家进来！”一会儿，郭汉章扶着那位老人进了总统府，来到休息室时，孙中山已经在那里等候。只见那位老人须眉皆白，手扶一根拐杖，身体看上去还结实。孙中山正打算迎上前去握手，那老人却急忙把拐仗一扔，跪下向孙中山行三拜九叩之礼。孙中山慌忙把老人扶起来，挽着他的手请进屋里。老人有些昏花的双眼不时地朝孙中山打量，激动得双手微微颤抖着。孙中山又亲自为老人端茶让座，询问家庭情况和扬州老百姓的生活，最后才问老人的来意。老人说：“我没有别的事，只是想来见见大总统，看看民主共和同皇帝的朝廷有什么不一样。”孙中山和蔼地解释说：“老人家，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就像是黑白两种颜色，完全不一样。在民主国家，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我这个大总统只是全体国民的公仆而已。总统在职一天，就要为全体国民服务一天。”“国民公仆？”老人感到十分新鲜，问道：“那么，这公仆还可以更换吗？”“当然可以换。美国总统是四年选一次，我们今后也要这样办的。”老人听了，激动地扶着拐杖走到孙中山面前，又问：“大总统如果离职不当了，那他做什么呢？”孙中山握着老人的手，诚恳地说：“大总统离了职，就回到老百姓中去，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我孙中山随时准备去当老百姓！”老人怔住了，两行泪珠从布满皱纹的脸上挂下来了。谈完话，孙中山把他送到门口，命令郭汉章派人用车送老人到旅馆去。老人告辞了孙中山，高兴万分，不停地小声述说着：“我真的见到孙大总统了！”“我总算是见到民主了！”

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公使团授意下，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接着，帝国主义又配合袁世凯，迫使清政府再三让步，终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向他交出一切军政大权。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其伯祖父、父亲、叔父都是镇压捻军农民起义的刽子手。1895年，袁世凯接受清朝政府的命令训练新组建的陆军，从而逐步掌握了军权。后由于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被提升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主持编练北洋军，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1908年，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袁世凯在官场斗争中失意，被逐回原籍养病。袁世凯是个大野心家。在老家彰德，从外表上看，他身着布衣，头戴笠帽，经常在小溪边钓鱼，似乎已无心于官场权力。其实，他内心深处无时不在惦记着朝廷的动向，等待着重新出山的时机。武昌起义的炮声惊动了袁世凯，他预感到时局有变，却一时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这时，他的一个故旧找来为他献计说：“袁大人何不乘机把清朝政府的军政权力夺过来，然后以此与革命军抗衡。如果革命军方面推你一统中国，大业不就告成了吗？”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觉得此计正中下怀，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但他却又并未立即起程北上。

1911年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要他迅速前往赴任。袁世凯在第二天上奏朝廷说：“因老毛病尚未好清，不能立即到任。”袁世凯以此作借口，是因为他知道朝廷对他仍然没有放权，如果革命形势没有更大的发展，他是掌握不了多少实权的。这时，在前线为朝廷督师的是陆军大臣荫昌，袁世凯觉得如在荫昌手下，自己的结局尚不可测。他虽然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但军事指挥的实权在荫昌手中。

革命形势果然发展很快。湖南、陕西、九江相继独立。湖北前线的清军在汉口外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清廷慌了手脚，只得在10月27日将荫昌调回，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给予湖北军务全权。袁世凯的“老毛病”这时便霍然好了，立即进驻湖北，亲自督师与革命军作战，11月1日，攻入汉口。于是，袁世凯在清政府内部的声望顿时陡增，朝廷只得把他看作唯一可以依靠的南天柱石。在这几天内，山西、云南又相继独立，朝廷更为恐慌。就在袁世凯让北洋军攻入汉口的同一天，他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时，狡猾的袁世凯仍然没有北上就职，他还要再看一看，如果他就任了内阁总理大臣，能不能有效地应付各方面局势。11月4日，他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消除了他的一个重要的心腹之患。同时，他又暗中派人与南方的革命军联系。他还想看一看，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政府对他是否支持。

11月13日，袁世凯到京入朝，见了隆裕太后，表示效忠清皇室。15日，英国外交大臣致电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一切外交上的支持。”这一来，袁世凯心里就踏实了。16日，他就公布了内阁名单，一些关键性的位置大多由他的亲信担任，如陆军大臣王士珍、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杨士琦等。这一来，清政府的大权事实上已经集中在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取得清政府的全部权力、控制住北方局势后，如何对付南方的问题便成为放在他面前的最头疼的问题。已成燎原之势的南方革命力量如何对待呢？他知道，如果单用武力强行平定南方各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拥有的以北洋六镇为骨干的军事力量难以完成这个巨大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人心已去，全国人民反对清政府，拥护共和的情绪如此强烈，决不是靠武力就能压制下去的。但是，如果不使用武力，又不可能使南方各省屈从于他的意旨。因此，袁世凯绞尽脑汁，决定剿抚兼施，软硬并用。先依仗自己手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队，集中给首先起义的武汉以沉重打击，给革命军造成压力，再通过各种渠道，同南方开始议和。在议和中，利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巨大声势一步一步地逼迫清廷退位，再以清政府退位为条件，换取南方各省对他的让步，乃至最后夺取全国的最高权力。袁世凯清楚，革命党不会轻易地接受他的要求，于是就施展了阴险诡诈的反革命两面手，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猛攻，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又虚伪地表示愿意与革命党人谈判议和。

清军占领汉口后，袁世凯就命令各军停止前进，并写信给黎元洪商议和谈。黎元洪覆信袁世凯，劝他赞助革命军，并表示：“如果你能与我们共扶大义，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你就可以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便派道员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到武昌议和。黎元洪召集各部长、参谋在议事厅接见刘、蔡二人。但黎元洪当时并不能完全支配湖北军政府的实权，革命党人中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第一次接触没有什么结果。这是袁世凯预料之中的事。他决定进一步对革命军施加压力。11月21日，北洋军第六镇渡过汉水，进攻汉阳，27日占领汉阳。武昌局势十分危急。当袁世凯的部下冯国璋打算乘胜渡江攻取武昌时，袁世凯又打长途电话予以制止。就这样，袁世凯以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加上英帝国主义又出面施加压力，果然把软弱的革命党人诱进了他所布置的圈套，不少人被他的“和平”伪装所蒙蔽，主张与他妥协，以求早日结束战争，使革命早日“成功”。

1911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的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上，在立宪派的策动和部分革命党人的赞同下，竟作出决议：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12月18日，南方中央军政府外交代表伍廷芳与北方代表邮使部大臣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开始谈判议和。谈判正在进行过程中，孙中山回国了。孙中山回国首先面临的不是率领革命军对清政府反动势力继续作战，而是南北议和的局面。踏上祖国的土地，孙中山一开始对议和之事颇不以为然。他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好。他认为：“袁世凯是个巨奸大憨，把建立民国的大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但是，孙中山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有早日实现共和与统一的愿望。因此，在内心深处，他又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避免流血，结束战争，建立民国。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支配下，在他担任了临时大总统以后，他一面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并制定出北伐的计划，但同时，又委派伍廷芳为民国全权代表，继续与北方和谈。并表示：在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条件下，袁世凯可以继任总统。

袁世凯的目的本来是利用革命势力威胁清政府以取得权力，因此，对孙中山被选任为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他又耍了一手，一面峻使北洋将领姜桂题等四十七人联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一面召回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以中断谈判相威胁，企图迫使南方革命势力作出更大的让步。孙中山在创立民国、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上毫不退让。

1912年1月11日，他下令出师北伐。13日，革命军在津浦线上首战告捷，在宿州等地击败清军，占领了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在安徽、河南、湖北等地的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手中没有实力，加之革命党人内部妥协思想占统治地位，使得北伐战争难以进行下去。这时，同盟会组织已经分崩离析，无法发挥重要作用。领导层的大多数人都极力主张与袁世凯议和，结束战争。担任陆军总长的黄兴曾写信给胡汉民和汪精卫，担心经费无着，战争打不下去，赞成议和解决。拜倒在袁世凯膝下的内奸汪精卫，更是别有用心地极力主张议和，甚至攻击孙中山：“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各方舆论几乎都赞成议和，妥协已成为一个潮流。帝国主义者都极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把他看成是新的代理人。在政治上，他们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经济上不提供任何贷款，甚至不断调兵遣将，表示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干涉，催迫孙中山尽快与北方达成协议。由于中外反动派的相互勾结，加之革命党内外几乎是一致地要求妥协，孙中山无力改变现状，一筹莫展，只有步步退让了。

1月22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将议和条件提交各省代表会议复决，向袁世凯提出了五条最后解决办法：“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二、袁世凯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照会达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孙中山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五、袁世凯被选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才能授受事权。”这五条议和办法，虽然不是袁世凯所想得到的全部，但却为他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提供了条件。

宣统退位

孙中山将答应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公布后，袁世凯有些被动。若不接受这些条件，又没有别的对付办法；若接受这些条件，清帝还没有同意退位，而且，要清帝退位还得费一番脑筋。气数已尽的满清王朝虽然明晓得大势已去，但他们决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满洲贵族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坚决反抗，以良弼等人为首组织了宗社党，保护清室，阻挠共和。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军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共和，以此胁迫清王室移交权力给袁世凯。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良弼被炸事件。有一个叫彭家珍的同盟会员，带了几颗炸弹，在良弼住宅附近守候。良弼回家时，彭家珍上前向他连扔了两颗炸弹，良弼当场重伤，两天后一命呜呼。彭家珍自己被碎石反弹击中头部，受重伤牺牲了。良弼被炸事件使满洲贵族吓破了胆，也给袁世凯找到了逼宫的借口。他私下威胁庆亲王奕?说：“最近一段时间京城不断出现暴举，足以证明革命党的势力已进入朝廷的心脏了，这以后的祸变将防不胜防了。”

时隔不久，隆裕太后又接到了北洋将领的联名通电。至此，清朝皇室自感无力回天，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共同提出的优待条件，表示同意退位。优待条件是：清帝退位后，尊号仍存不废；每年费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暂时居住宫禁之内，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情设卫兵保护；王室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

1912年2月12日。清晨，清王宫东华门外，戒备森严。四个身体魁梧的侍卫武官，穿着清一色的新军制服，佩着军刀，早早地便来到了乾清宫，笔挺地站立着。不一会儿，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治、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十名国务大臣进宫来了。按规矩，他们先在乾清宫门内东南角上的廊子里落座，这里是王公大臣们入朝候旨的地方。

过了好些时候，终于来了个太监，通报道：“太后已至后殿，请各位大臣上殿。”十位国务大臣起立，习惯地套了套头上的翎顶和身上的袍套，从廊子里出来，向殿里走去。他们走到离宝座一丈远的地方，横列一行，面向宝座站定。这时，只听见一个太监呼道：“请太后御驾！”一会儿，从后殿走出两个太监，分站在宝座两旁。这时，隆裕太后才领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慢慢地上了殿。众大臣忙向帝后跪下行礼，隆裕太后轻轻摆了摆手，说道：“不必行旧礼了，今天改改，行鞠躬礼罢了！”于是，群臣站了起来，向帝后鞠了三个躬。隆裕很不自然地点了点头作为还礼。礼毕，隆裕落座在正中的宝座上，宣统皇帝溥仪坐在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胡惟德上前一步说道：“总理大臣袁世凯因身体欠安，未能亲自见驾，所以叫胡惟德带领各位国务大臣到宫里来给太后请安，给皇上请安。”隆裕太后点点头，说了声：“好。”接着又说道：“袁世凯深受皇恩，为国家、为皇室也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能使南北满意，做到优待皇室，支撑局面到现在，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去办共和政府。今天就颁布诏书，宣布退位。”御前太监把最后三道诏书放在隆裕太后面前，她看了几行，泪水便糊住双眼。正在这时，太监总管小德张急匆匆地从养心殿门外跑进来，跪在太后面前享报道：“禀太后，醇亲王载沣、恭亲王溥伟进宫来了，他们一路破口大骂??”“骂啥？”隆裕太后忙擦了擦眼泪问道。小德张望了望太后和立在宝座两侧的十名国务大臣，欲言又止。“你尽管说吧！”隆裕太后口气很硬。“他们骂??袁世凯??是内奸，他们反对下退位诏书，要进宫来，和??太后??对辩??”“你给我派人截住宫门，不让他们进来扰乱！”隆裕太后斩钉截铁般地说道。这样的口气，她还从来没有过。说完之后，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向优柔寡断，今天竟然能说出如此果断的话来。小德张刚应声而去，隆裕太后又接着看那退位诏书，眼泪又一下涌出来。她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她觉得，此刻手里拿的不是一张诏书，而是大清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她实在不愿意把它奉送出去，但又无可奈何。她看了一眼在她两侧垂手恭立的各位大臣，似乎他们都成了一只只猛兽，睁着贪馋的眼睛，看着她手里的诏书。

突然，隆裕太后“哇”地一声痛哭起来，双手死死地抱住了那纸退位诏书。整个宫殿里，充满了恐怖、阴森的气氛，空气似乎已经凝结，仿佛这是一座已经深埋地下千百年的皇室陵寝一般。胡惟德担心发生意外，不好向袁世凯交差。因为袁世凯与他们在一起绞尽脑汁策划的逼宫行动，现在已经到了尾声。只要他把退位诏书拿到手上，回去交给袁世凯布告全国，他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如果中途有变，隆裕拒不交出诏书，载沣和溥伟再冲进宫里一闹，把事情弄砸了，这便如何是好呢？隆裕此时也顾不得太后的身份和体面了，嚎啕大哭，呼喊着：“祖宗啊！祖宗啊??”小皇帝溥仪见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哇哇”大哭起来。胡惟德虽然心急如火，恨不得将诏书抢到手里，但他未敢妄动，故作悲伤地从眼里硬挤出几滴泪水，哽咽着对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太后奏道：“太后，大局已经如此。太后能顾全皇室，顾全百姓，袁世凯和群臣、百姓岂有不知，绝不会辜负太后的一番慈衷善意。况且优待条件已经确定，今后必然做到五族共和。敬祈太后保重。”隆裕太后非但没有止住哭声，反而哭得更痛心了，双手仍紧紧地把那纸退位诏书捧在怀里，深怕被谁突然抢走。

这时，民政大臣赵秉钧向胡惟德递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衣袖。胡惟德恍然大悟，记起入宫前袁世凯交给他的一份孙中山发来的电报。他慌忙上前一步奏道：“禀太后，这里有一份孙文发来的电报，臣差点忘了，该死！”“孙文的电报说什么？”太后倏地止住了哭声，抽泣着问道。胡惟德念道：“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以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总统孙文。”隆裕太后一听，顿觉山崩地裂，石破天惊。她浑身震颤，仆地而倒，胸前的退位诏书落到地上，胡惟德赶忙拾起来，捧在手上，大声地开读起来：朕钦奏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权??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胡惟德读完诏书，未等隆裕清醒过来，便带着各位国务大臣向袁世凯覆命去了。

这份退位诏书，其实是由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张謇起草的，其中的“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则是袁世凯亲笔加进去的。共和政府不是由议会选举而是由清政府任命产生，真是荒谬到极点。袁世凯的用心显然是想表示他的政权受自清朝政府，同南京临时政府无关。孙中山对这一点极为愤怒，致电袁世凯表示抗议。清帝的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的终结。从秦始皇以来绵延两千一百三十三年的君主制度也宣告结束。中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宋教仁被刺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接到了袁世凯宣布政见的电文。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当天，孙中山便向参议院辞去临时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为下届临时总统候选人。在辞职时，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叛共和国，附有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奠定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又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孙中山的这一决策，实质上是对袁世凯的妥协，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从时代的要求来衡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错误。可惜孙中山当时没能看透这个问题。但他对袁世凯还是有所警惕的。除了提出自以为很有效的三项办法外，他估计袁世凯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巢穴，便亲自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特使，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奸滑的袁世凯一面在北京热情欢迎蔡元培等人，一面又在北京制造“兵变”，借口北方不安宁，不能南下。接着，帝国主义再次出面支持袁世凯，纷纷调兵进入北京，故意制造紧张空气。许多立宪党人、旧官僚都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奠都南京的主张，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多人附议立宪派的意见。上海十多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在帝国主义和妥协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再次让步，连中央临时政府设置地点也迁就了袁世凯。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袁世凯。次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至此，南京临时政府不幸夭折。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就这样被卖国贼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南北“统一”了，但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统一了中国，而让地方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统一”了革命势力。辛亥革命实际上失败了！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后，一心一意想投身实业建设，使祖国不断富强起来。他声明，今后将以民国国民的身份致力于比政治还要重要的民生主义事业。解职后的第三天，他就兴致勃勃地周游各省，走遍半个中国，到过很多城市和农村，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号召军民精诚团结，万众一心，建设新民国，使人民免除痛苦，得到幸福。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为祖国富强而斗争的强烈愿望，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不谋私利、不图名位的高贵品质。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8月18日，孙中山自上海乘轮船经天津赴北京。24日，孙中山抵京。袁世凯故意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孙中山。他动用了天子出行的御辇，派了豪华的卫队，到车站迎候孙中山入宫。接着，袁世凯又曲意相从地和孙中山进行了十三次会谈。孙中山开诚布公地详细谈了自己对国内国外形势的看法，谈自己对国政大事的见解。每当孙中山讲话时，袁世凯总是洗耳恭听，待孙中山讲完之后，袁世凯又每每点头叫好，赞不绝口，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更无反对之意，甚至连丝毫不满的神色都没有表露过。

有一次会谈谈到农业问题。孙中山说：“中国以农立国，必须解决农民自身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孙中山原先以为袁世凯对“平均地权”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他知道袁世凯在家乡拥有大量土地，北洋军的高级将官也都购置了不少田产。谁知孙中山话音刚落，袁世凯立即以掌击椅，一跃而起，眉毛一扬，激动地说道：“孙公所言极是，‘耕者有其田’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嘛！”对袁世凯在会谈中的这种态度，孙中山虽说不无揣摩，更非全信，但总体情况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觉得此次来北京很有必要，通过交谈，彼此了解。尤其是袁世凯一再当面向他表示对清廷专制的不满和对共和国体的拥戴，对民国大业的维护与热心，使他感到有了这个思想上的一致，那么对于国防、外交上的大计，对于各项民生实业建设，就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孙中山根本没有看出袁世凯伪善面孔后的杀机，几天之后他打电报给黄兴，认为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要黄兴也来京和袁会晤。9月9日，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决心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境内四通八达，成为全球第一强国。稍后，黄兴也接受袁世凯政府委任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8月25日，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南北议和的前后，同盟会已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为了实现“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其它几个小党派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25日这一天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是很满意，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当时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务，便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则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孙中山对筹建铁路工作十分投入，几乎是全力以赴，日夜筹思，先后考察了华北、华中的北宁、津浦和胶济等铁路线。10月4日到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又设立了铁路督办办事处，进行统筹安排。同时，完成了全国各地干线分布的设计，并着手筹措经费。

1913年2月，孙中山为了考察日本实业和铁路状况，同时进行筑路借款等活动，偕同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人前往日本访问，先后到达长崎、门司、下关、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地。3月22日，孙中山一行兴致勃勃地在长崎参观。他们是昨天到达这个九州岛西北部的秀丽的海滨城市的。此刻，他们刚刚参观了三菱洋行的长崎造船厂，正准备出席长崎市长的晚宴。孙中山时而低头欣赏公园里的绿树红花，时而举目远眺海面上沐浴霞光的片片红帆，舒心地微笑着。“先生”，马君武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笑着说，“这次与您随行，在日本走了不少地方，我发现到处都有您的朋友。”“是啊！我自组织革命党以来，途经和流亡东瀛不下十次之多了。”孙中山很有感情地说。“可只有这一次是堂堂正正的，袁世凯给了两万元，让您以铁路总办的身份来日本考察，日本政府对您敬如国宾，优礼有加。哈哈??”何天炯见孙中山心绪特别好，便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日出日没，又过去一天”，一直没有吭声的戴季陶，望着海中的落日，感慨地说，“我们此行考察，快满一个半月了。”听此言，孙中山不由心中一动，很快收敛了笑容，把视线从远处收拢回来，深情地说道：“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弹指问，我辞去临时大总统，也快满周年了。”马君武笑了笑，说：“这一年间，先生您的变化真大。人都说，孙先生过去是口不离革命，如今则是言必谈铁路，您的心思全扑在那两条铁轨上了。哈哈??”“说得对。”孙中山听了后，眉一扬，眼一亮，会心地笑了。

正当他们有说有笑地进入市政府迎宾馆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邮使取出一封电报，双手捧着递到孙中山面前。孙中山看了一眼电报封面，满脸笑容，说道：“是黄兴来电，准有好消息！”说罢，“哧啦”一声，撕开封口，抽出电文看了起来。忽然，孙中山笑容顿失，闪耀着红光的脸色刷地阴沉下来。他持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孙中山目光平视，垂着手，脚步沉重地走出门外。急性的马君武快步跟了出去，低声问道：“先生，出了什么事？”孙中山这才转过身来，将纸条递给马君武。马君武急忙展开，何天炯、戴季陶飞步凑上前来，看着电文——“宋教仁20日晚在上海车站遇刺，经抢救无效，于22日晨逝世。”“啊！”这噩耗如晴天霹雳，三人都惊得呆若木鸡。宋教仁是一位有头脑的政治家，是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他竭力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政治。他提议实行责任内阁制，准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国会大选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提出总统可以由袁世凯担任，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还极力抨击现政府的种种失策之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人大获全胜，在众议院五百六十九个席位中，国民党独占二百六十九席，在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个席位中，也揽得一百二十三席。这次胜利非同小可，它预示着国民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执政党，宋教仁作为执政党的党魁，大有组阁的希望。一心要搞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对此又急又恨，他害怕宋教仁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自己就会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总统。因此，他一面去电催促南下活动的宋教仁来京，一面却唆使一只黑手伸向宋教仁。

3月20日这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一直下个不停。上海火车站里，宋教仁正坐在摆设得颇为排场的议员接待室里，他准备乘晚班火车到北京，距离剪票进站上车的时间，大约还有二十来分钟。前来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以及其他上海各界知名人士正在热烈地交谈着。廖仲恺坐在接待室门口，看到接待室往进站口的拐角处，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一个人影，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进他的耳边说道：“教仁兄，那边好像有坏人。”宋教仁不以为然地朝门外瞥了一眼，轻声答道：“这类事，防不胜防。”进站的铃声响了。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对黄兴等人说道：“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的好消息！”“教仁兄”，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道，“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宋教仁一边说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匆匆向验票口走出。接待室到验票口不过数十公尺远，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只听见宋教仁惊喊一声“有人刺我”，小皮箱“啪”地掉在地上，宋教仁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淌了出来。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了一个持枪的人，正趁大乱之机夺路而逃。巡捕奋力追赶，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击倒两个巡捕后，冲进一条小巷，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被刺身亡后，袁世凯起先散布谣言，说此事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所致，后来又装腔作势地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加查办。不久后，刺杀宋教仁的实情完全大白：由于谋杀宋教仁的凶犯相继被捕，在他们的家里搜出了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机要秘书洪述祖与谋杀犯来往的电文、信件多件，还有赵秉钩寄给谋杀犯的密电码一本。赵秉钧致凶犯的一封信中说：“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接寄国务院可也。”原来，指挥策划行刺宋教仁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主使赵秉钩的，正是袁世凯。

宋教仁的被刺，如一盆冷水浇到了孙中山的头上，他从长崎立即赶回上海，当晚就在黄兴的住所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听完黄兴关于宋教仁被刺的经过以及宋案初审的情况后，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袁世凯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从袁世凯的行为来看，他是想彻底铲除南方的革向党，推倒民治、恢复帝制。现在，暗杀教仁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财团借款打内战便是第二步，往后，肯定还有第三步、第四步??看来，我们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孙中山的话像一阵风，激起了在座人心中的波涛。大家原只想到宋案，未想到动兵讨袁，再举革命之计。“上海及南方备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已经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黄兴说着，扫了一眼在座的人。“不不，依我之见，对于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孙中山语气很平缓，态度却十分坚定。“先生”，黄兴略为迟疑了一下，说道，“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单力薄，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各位，我认为，在今日之中国，对于像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孙中山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与忿满，说道：“我们不能一错再错，只有揭旗讨袁，举兵北伐，才能救党拯国。”孙中山此时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把政权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然而，这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

深夜，孙中山怎么也合不上沉重的眼皮，脑子里一直平静不下来。他坐到桌旁，拧亮台灯，展纸挥笔，含着眼泪写下了悼念亡友宋教仁的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把笔搁在笔架上，小心地提起墨迹未干的挽联，轻轻地挂到墙上去。他在心里谋划着行动方案，不禁出声怒斥道：“人面兽心的窃国大盗！翻云覆雨的巨奸大贼！我马上组织军队，非去袁不可！”

兴师讨袁

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对袁世凯妥协，一方面是迫于客观形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不足，对于像袁世凯这一类的政客的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现在，当袁世凯凶恶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时，他便立即丢掉幻想，准备兴师讨伐袁世凯。但是这时的国民党与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已不一样了。国民党充满了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民。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不少分歧意见。正当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凶残的袁世凯却先下手了。他不经过参议院通过，就向帝国主义五国银行财团签定了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合同。他知道孙中山和他已是水火不容，便借款用来扩充军队，对付革命党人。同时决定先发制人，借口国民党的几位都督曾通电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于1913年6月，先后撤免了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企图使反袁的革命势力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接着，袁世凯又拟定了军事计划，分三路大军南下：第一路由京汉线南下进军江西；第二路沿津浦路南下进军南京；第三路由汴梁经颓州方面进攻安庆。至此，孙中山已经完全清楚地看到了袁世凯的挣狞面目，只能义无反顾地和袁世凯决裂。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和其他方面的革命力量不得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于是，孙中山当机立断，在责令袁世凯辞职的同时，通电各省起兵，发起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钩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于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15日，江苏宣布独立，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18日，上海、广东分别宣布独立。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革命性已大不如以前了。对于孙中山的决定，有的并不支持，有的则是阳奉阴违。李烈钧在湖口打响讨袁的第一枪后，孙中山一再电令广东、湖南出兵援助，可是陈炯明和谭延闿却多方借故，一直按兵不动，致使江西的革命军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很快丢失了重镇湖口。南方各省虽说都相继宣布独立，但各地讨袁军犹如一盘散沙，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和统一的指挥。加之他们不肯发兵北上，独立等于中立。袁世凯却是蓄谋已久，早已调兵遣将，举兵南下。帝国主义也积极支持袁世凯，德国还派了军官，帮助对付讨袁大军。这样一来，讨袁大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占优势，一连打了好几仗都遭到了失败。孙中山最为痛心的是南京失守。他对南京十分重视，认为南京乃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一旦战争爆发，南京是双方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只要能守住南京，必将能影响全国讨袁的战势，鼓舞讨袁的士气。所以还在江西独立前，孙中山就曾派他的表弟朱卓文几次去南京，联络第八师官兵，动员他们做好讨袁的准备。

湖口枪声打响后，孙中山曾要亲自到南京去，领导南京独立事宜。当时，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险恶，张勋的辫子兵已从山东逼近扬州，冯国璋所率领的数万人马也从津浦线追来，南京已经两面受敌。黄兴闻讯赶来，见孙中山果真要亲自前往南京，连忙劝阻：“先生，南京目前十分混乱，你不能去。”“时局危急啊！”孙中山望着面前的战友，深知他是出自爱护之意，说道，“南京乃是袁贼必争之地，如果失守，‘二次革命’就等于失败，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全部付诸东流。所以，南京的存亡关系全局，务必死守。”“先生”，黄兴被孙中山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他紧紧握往孙中山的手，说道，“你不能去！我去！我去指挥南京的保卫战??”黄兴到了南京后，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打起讨袁旗帜。程德全不赞成讨袁，便以到上海筹饷为名，离开了南京。

南京独立的第二天，驻守徐州的第三师被张勋的部队击败，向黄兴告急。黄兴本来心情就很沉重，因为他刚接到一个密电，报告了驻守扬州的徐宝珍第四师已被北洋军收买，倒向袁世凯了。这样一来，南京就陷入了四面受敌、众寡悬殊的危险境地。黄兴抽调了第八师的一个混成团赶赴徐州增援，在徐州外围与张勋的辫子兵接上了火。激战之后，张勋的辫子兵节节败退。正当乘胜追击之时，该团又突然接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发来的急电，要他们赶快回头保卫南京，因叛徒徐宝珍正在向南京逼近。该团只好撤退赶回南京。这时，辫子兵卷土重来，徐州城陷落。黄兴见徐州陷落，对坚守南京孤城失去信心，于7月28日被迫离开南京。

南京城在张勋辫子兵的践踏下，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安徽的反袁军事行动，由于内部的纷争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逃。福建、湖南、四川的独立，不久也宣布取消。孙中山听说广东讨袁军起事后，乘了一只德国轮船赶去指挥战斗。不料船到福州，就听说广东军阀龙济光宣布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付讨袁军，广州军事也失利了。孙中山只得在福州转船到台湾，换乘日轮再次到日本。这样，“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完全失败了。

8月8日，孙中山到达日本门司港。日本的山本权兵内阁，事先已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不准孙中山登陆，并要逮捕他。次日，孙中山乘的日轮达到神户港。神户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带警官队登船搜查。船长是孙中山的旧友，他机警地把孙中山藏在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船长问警察长：“什么事？”“船长，我们来搜一个姓孙的船客。”“姓孙的？这佯的船客我们没注意到。”“中国的前总统逃亡在这条船上，船长不能隐藏呀！”“不会。”船长举起一只手摇了摇，接着说，“孙总统我认识他，他从前以国宾身份来日本时我见过他。如果他乘这条船，我不会注意不到的。”船长随即打开办公室的门让警官们进去。他镇静自若地说：“请先坐下，我拿名册给你们查对，如果还有怀疑，那就请搜查。”“船长，我们一方面查看搭客名单，一方面还要搜查，用不了很长时间。”警察长说。警官们在船上查了三个钟头，甚至连锚库都搜查了，也没搜出姓孙的船客，只有船长办公室和那间小屋是例外，因为要搜查船氏办公室，必须有指挥所的命令，而且船长又事先请他们喝了茶。孙中山有惊无险，过了这一难关。

袁世凯在孙中山乘船离开福州时，就发出密令，要驻日大使馆组织暗杀团，在孙中山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刺客们赶紧活动，四处探听孙中山到达日本的确切日期。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萱野良知、犬养毅等知道了这个消息，挺身而出，保护孙中山。他们向先期到达日本的廖仲恺、何香凝等革命党人作了转告，还临时组织了“刺客击退团”进行防范。当孙中山到达东京时，日本朋友们亲自陪同，何香凝等人一起赶到火车站迎接，保护孙中山先生安全地下了火车。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日本首相山本仅兵同意孙中山在日本留居。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肆无忌惮了。他狂喜地庆祝着自己的胜利，接二连三地干出了一系列反革命勾当：国会在袁世凯的军警包围下，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俄、法、英、日等十三国驻京公使相继发出照会，承认袁世凯政权；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等人；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解散各省省议会；颁布新“约法”，废除《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等等。

亡命在日本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听到这些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在国内，“民国”已是徒有虚名，“共和”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了。连日本记者撰写的北京通讯中也写道：“国会这个称之为中华民国公民行使权力之机关，民主共和国体之象征，已经因其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举行会议，已是名存实亡了。”这时候，孙中山他们不仅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负上沉重的心理压力，在生活上也是艰难备尝，甚至连衣食都发生困难。平时，孙中山经常吃红薯，喝红薯汤，生活极其俭朴。

这一年冬天，东京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有钱的人家围炉烤火，而革命党人竟不能出门。孙中山目睛革命党人流亡异邦，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自己身为党的领导人却又无力援助，深感内疚。他在给南洋革命党人写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流亡日本之革命党人，经济困窘，衣食亦多不能顾。连日大雪，在东京之亡命党人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望南洋党人速筹款相助，以解困境??”处在这样的逆境中，许多革命党人都垂头丧气，对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孙中山则不以为然，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苦劝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他告诫他的同志说：“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万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

这时，孙中山痛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党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没有战斗力，革命难以进行下去，决定改弦更张，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党。孙中山召集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开会讨论此事。孙中山首先说：“现在国民党的人，多已丧失了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既怕反对列强，又怕节制资本，今后恐难有大作为。”到会的人听孙中山这一说，都点头表示赞同。孙中山又提议说：“我打算撤消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团结中华有志之士，再图革命。”接着，孙中山又宣读了他草拟的党的总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誓对领袖绝对服从，并在誓约者名下加盖指模。

黄兴听到这一条规定，不大赞成。他说：“先生拟定的誓约这一条，依我之见，不仅多余，且有不妥之处，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孙中山平心静气地解释道：“这一条规定，我考虑了多时。回顾自同盟会以来的多次举义，尤其是讨袁之‘二次革命’，不少同志独断独行，各行其事。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我虽身负总统之职，但南北议和，我不得不让权；定都北京，又促我让步，教仁血案，我力主兴师讨袁，又不听从，迁延时日，以至于开战即败。这一系列血的教训，鉴于以往散漫不统一的弊病，此次建党，特别强调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廖仲恺等人则同意孙中山的主张。

1914年6月22日，在东京召开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到会者有八省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孙中山被选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总理职务。他公布了手书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并规定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种，各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即在起义以后到宪法颁布的时期内，首义党员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由于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按指印、立誓约，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原同盟会中的一些重要成员，如黄兴等人也没有加入。会议讨论决定了领导机构：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居正，军务部正副部长为许崇智、邓铿，政治部正副部长为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为张静江、廖仲恺。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孙中山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装斗争方面。他继续四处奔走，筹措军费，组织力量，策动讨袁起义。孙中山这种不展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为革命事业而英勇奋斗。

革命伴侣宋庆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困难、最感孤独的一段岁月，在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得到宋庆龄的巨大支持和鼓舞。

1913年9月的一天下午，孙中山正在闷热的屋子里看报、写文章。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两个气质不凡的年轻姑娘来到孙中山的住处，一进门就叫起来：“孙先生，你猜是谁来了？”孙中山放下手中的报纸，抬头一看，原来是老朋友宋耀如和他的女儿宋霭龄，还有一位姑娘似乎很面熟，不禁仔细打量起来，只见她身着合体的西式服装，两只眼睛明亮有神，她向孙中山恭敬地鞠了一躬，问候道：“孙先生，您好！”“小罗莎！罗莎蒙黛！”孙中山猛然认出面前这位美丽的姑娘，就是老朋友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禁不住高兴地叫起来。七八年未见，他心目中那个聪明怜俐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友谊，看到宋庆龄，不由得想起了与宋耀如从相识以来的件件往事。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又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早年随同他的舅父到美国波士顿谋生，后来依靠亲友的资助，进入田纳西州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1886年毕业后，即归国在上海从事宗教、教育和实业方面的工作。他在上海协助组成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从事对非教徒的传教活动的同时，还创办了一家印刷所，取名“美华书馆”，出版大量中文圣经，并秘密印刷过不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994年春天，孙中山为了谋求民富国强，偕同乡密友陆皓东来到上海，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上海一个基督教布道团任布道者的宋耀如。当时宋耀如不满三十岁，由于他出身贫穷，懂事之后，在美国求学与事业上屡遭外国人的歧视，加上他回国后常在苏州地区巡回传教，目睹了江南一带老百姓艰难困苦的生活，从而对满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不满情绪。孙中山与宋耀如有很多有趣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平时说话讲的是同一种方言，又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先后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又同是基督教徒。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改变祖国命运具有宏大的抱负。因此，孙中山与宋耀如相以后，两人一见如故。在相交过程中，宋耀如非常钦佩孙中山的政治见解和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他当即邀请孙中山搬到他在上海郊外新建的一栋房屋里居住，并尽其力量，支持和资助孙中山赴天津上书李鸿章，陈述改革国政的主张。不料，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孙中山返回上海，忱然长叹，对宋耀如说道：“如今我才知道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是难以实施的，要想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不得不采取强迫的手段。”孙中山决定奔走海外，联络华侨，组织政党，募资金，再回国策划武装起义。宋耀如对孙中山上书失败之事也非常气愤，十分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他多方疏通关系，与友人一道设法为孙中山代领了一张出国护照，并给了孙中山一笔盘缠，让孙中山出国到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时隔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的军队屡战屡败。宋耀如觉得革命时机已趋成熟，便写信给孙中山，要他迅速回国，不要错过时机。孙中山接信后，就从美国回到香港，在香港开了一间挂着“乾亨行”招牌的小商店，作为筹备广州起义的总指挥部兼补给站。次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往海外，宋耀如仍在上海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支持孙中山的工作。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耀如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利用自己的印刷所，为同盟会印刷文件以及革命宣传品。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组织过近十次武装起义，宋耀如都积极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筹集经费。床耀如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宋庆龄排行第二，姐姐宋霭龄，妹妹宋美龄，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宋耀如夫妇对待自己的孩子男女平等，一视同仁，都给予新式的、正规的、优等的教育。1893年1月，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幼年时在上海中西女子学校读书，性格娴静、温雅，天资聪颖。1908年，她留学美国，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由于孙中山经常访问宋耀如，同宋庆龄也经常见面。通过一些谈话和日常的接触，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宋庆龄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七岁那年夏天，孙中山从日本横滨秘密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时间不长，但曾几次与宋耀如讨论反清革命的问题。宋庆龄见到孙中山这一位不凡的来访者，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她听见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选择管辖我们自己的人，选择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为这个目的而死。”宋庆龄坐在一旁不声不响，听到这里，突然轻轻地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孙中山立刻对她说：“不错，庆龄，你当然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我。”宋庆龄小小年纪说出的这一句简单插话，使孙中山和宋耀如大吃一惊。宋耀如早就觉得庆龄与她姐姐、妹妹以及一般女孩子不一样，不大注意吃穿打扮，而对周围的事情却具有超过她这个年龄阶段的机智和敏感。打这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孙中山更加尊重，逐渐发展成为对孙中山的爱戴和崇敬，并将孙中山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她经常说：“我要向孙中山那样生活。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就忘记了一切，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但却担心着中国。”由此看来，宋庆龄后来与孙中山的结合，并走上革向道路，而且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并不是偶然的。往事历历，当宋耀如一家三人来到孙中山面前时，他倦意顿时消失，感到非常亲切，不禁喊出了宋庆龄幼年时的爱称：小罗莎。

“孙先生，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的幼名了，我已经二十岁了，是个大人了。”宋庆龄微笑着说，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庆龄小姐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孙中山让坐后关心地问道。“我是8月底到达横滨的，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了。”宋庆龄回答。孙中山又向宋耀如问道：“最近肾病好点了吗？”“好是好些了，只是坐久了不行。许久没来帮你处理英文信件了，最近一直很忙吧？”宋耀如看着孙中山消瘦的脸庞，说：“我打算让庆龄帮帮你的忙。”原来，宋耀如夫妇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随同孙中山到了日本，帮助孙中山筹集资金，处理一些英文方面的事务。宋蔼龄在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正式担任他的英文秘书。打那以后，宋庆龄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从9月16日到9月25日这十天时间里，宋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这样，宋庆龄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1914年3月，孙中山腹部疼痛，生活不便，宋庆龄坚持要和姐姐一道去孙中山的寓所进行护理。5月以后，庆龄便单独前往孙中山住处，开始为孙中山承担更多的秘书工作。9月，宋蔼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这时，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不多，宋霭龄一离开，工作明显紧张起来。宋庆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对孙中山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决心以自己的努力，为孙中山分忧。有一天，宋庆龄在处理好一批函电，整理好资料后，对孙中山说：“孙先生，我考虑几天时间了，我想正式接替我姐姐的工作，给您当秘书。”“你确实很适合做这个工作，但我却是个时刻和监狱、死神打交道的人，你很年轻，应该得到幸福。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是大总统了。像你这样毕业于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的优等生，不管是去大学任教，还是去企业任职，在美国或日本都是极受欢迎的。”孙中山婉言谢绝。“您如果还是大总统，追随您的人一定很多，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了”，宋庆龄固执地要求说，“正因为你现在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才愿意义无反顾地追随您革命！”孙中山十分感动地说：“我知道您从小品德高尚，富有同情心，可是，我现在身无分文，衣食不能自顾，连栖身之所也难以固定。如果还有什么值钱之物的话，那只有这颗脑袋，袁贼正用重金收买它！您跟我当秘书，会时刻伴随着饥饿、困苦，甚至生命危险！”“孙先生，这些我都不怕！”宋庆龄坚定地说，“我愿随同先生革命，唤醒东亚睡狮。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先生，请答应我的要求吧！”孙中山沉默不语。宋庆龄继续说：“我曾婉言劝我姐姐，希望她在您眼下最需要得力助手的时候不要离开您，可是她??”庆龄感情十分真诚，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说：“先生，您是一定要革命到底的，您的建国主张也是一定要付诸实施的。正是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我才来到您的身边，先生难道还不理解我吗？”“庆龄！”孙中山激动得热泪盈眶，猛地转过身来，紧紧地握住宋庆龄纤嫩、白皙的双手，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你！”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更加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他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这时，由于孙中山长期奔波海外和分居，已与原夫人卢慕贞协议离了婚。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决心与孙中山结合。

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自己的婚事回到上海征求家人的意见。其时她的父母已经因为身体不好而回国内多日。当宋庆龄提出要和孙中山结婚时，遭到全家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认为这门亲事是极不合适的，双方年龄悬殊过大。宋耀如觉得自己与孙中山年龄同庚，又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现在要做他的岳父，简直是不可思议。姐姐和远在美国的妹妹得知此事，也大惊失色地表示反对，苦口婆心地劝宋庆龄改变主意。平时温柔孝顺、极重姊妹感情的宋庆龄，不为亲人们的压力和意见所动摇，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勇敢地与孙中山结合了。

1915年10月25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先生的寓所里举行了一场不寻常的婚礼。客厅的正墙上悬挂着一幅新的耶稣浮雕。孙中山和宋庆龄胸前戴着大红绸花，并肩靠在一起，接受大家的祝贺。孙中山今天显得更加风度翩翩，英姿勃勃。端正俊秀的脸庞上，一双智慧有神的眼睛闪着幸福的光芒。他天庭开阔，挺直的笔梁下，两撇短须微微翘起。今天，他身着一套崭新的咖啡色西装，衬上紫红色领带，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东方美人，今天显得格外迷人。她没有穿时髦的结婚礼服，而是头戴一顶宽边花帽，身穿一件浅绿色的薄呢大衣，外罩一件精心编织的毛线衣，惊人的美丽之中又显露出沉静的气质。婚礼简单而又隆重。双方的亲属都没有人参加，只有中华革命党的少数负责人和日本朋友参加了这个朴素的婚礼。和田瑞律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按照教会的程序和仪式，为这两位献身革命的中国人主持了严肃庄重的结婚礼仪。“尊敬的先生，您愿意这位女士做您的妻子吗？”“愿意！”“尊敬的女士，您愿意这位先生做您的丈夫吗？”“愿意！”“愿上帝赐福你们，永远相爱，白头到老。阿门！”宣誓以后，和田瑞律师带领一对新人在耶稣像前虔诚地画着十字，接着又让他们在婚姻誓约书上签了字。当天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新宿区百人町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里，举行了茶点会。一直到暮色苍茫时分，他们才雇了一辆马车，来到青山原宿109号的新房。夜深了。在陈设简单的新房里，孙中山还在和宋庆龄娓娓而谈，说不完的情深意爱。忽然，孙中山走到书案前，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只红绸包裹的精美首饰盒子，双手捧着，庄重地送到妻子面前：“庆龄，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宋庆龄看见丈夫突然变得严肃的目光，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孙中山紧挨着妻子坐下来，低声说：“你打开看吧。”宋庆龄揭开红绸，打开盒子，只听她“啊”的一声，睁大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盒子里装的是一支簇新发亮的袖珍勃郎宁手枪。“庆龄，没想到我会送你这么一件礼物吧。”孙中山把手搭在妻子肩上，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我们的生命会随时发生危险。你看，这支手枪配了二十发子弹，前面十九发是给敌人的，最后一发是在危急时刻留给自己的！”“我懂了，亲爱的”，宋庆龄靠着丈夫结实的肩头，用英语轻声而坚定地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绝不会当敌人的俘虏！”“也许，我不该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说这些话”，孙中山脸上又浮现出和霭可亲的笑容，说，“可是，正因为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才选择了这件不寻常的礼物送给你。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只有这件礼物，才能表达我的肺腑之言和海一样深的爱情！”宋庆龄听了，猛地站了起来，宣誓般地说：“先生，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一定学会打枪！”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后的岁月证明，这桩婚事对孙中山最后十年的革命活动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袁世凯称帝

当孙中山在日本逐步展开反袁斗争时，大野心家袁世凯正在国内步步紧逼地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为了实现其最终的帝制野心，他决定首先要使自己成为正式大总统。于是便在1913年10月导演出暴力胁迫国会选举的闹剧。袁世凯原来以为，他扑灭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的烈火，击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向全国发出了追捕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要人的通缉令，这么一来，国会里的国民党议员一定会吓破了胆，服服帖帖地选他当正式大总统。可是，他派出去探听消息和拉选票的爪牙回来一报告，使他大吃一惊，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众、参两院的绝大多数国民党议员压根儿不投袁世凯的票，而且这些议员中的大部分人还不为金钱所动心，爪牙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上几张票。袁世凯这下子真慌了神。如果正式大总统选不上，他这张老脸往哪搁？更重要的是他蓄谋已久的皇帝梦将难以实现。恼怒之中，他想马上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又感到不妥，因为总统尚未选举。没有国会的认可，总不能自封为正式大总统呀。“你们可有妙计良策，嗯？”袁世凯召集手下人商议对策，向在座的人发问。大家七言八语，有的建议再多花点钱运动运动国民党的议员，有的则认为时间来不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我看??”袁世凯急了，瞪起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声嚷道，“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还是硬的好，干脆一点。”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马上附和干爹的意见，低声说道：“来硬的好，我想让拱卫军出阵。”“妙！”袁世凯一巴掌拍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得意地站起来说，“告诉弟兄们，事成之后都重重有赏。哈哈??”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这一天早晨，几百名军警、侦探、兵痞等人穿上了从衣铺租来的便服，组成了所谓的公民团，直奔宣武门内国会街国会大门，另有一支便衣赶到国会后门。这两支队伍将国会团团围住，高喊：“今天不选出大总统，不准散会，不准离开会场！”会场内，国民党议员和其它方面社团的议员又吵吵嚷嚷了一阵时间，才开始投票选举。唱票结果，袁世凯仅得半数票，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得票必须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才能当选。

这时已近中午，议员们想趁休息之时，到外面饭馆里吃点东西。刚走到大门口，就被公民团的人挡住了：“进去，都给我进去！没选出大总统休想回家！哼！”议员们一见这吵吵嚷嚷的阵势，特别是看到有的公民团成员便衣里面的军衣领子、袖口，知道今日事态严重，想溜走肯定不行了。会场里乱了套，有的抗议，有的喝白开水，有的吃着早有准备的面包点心。

第二次选举，计票结果，袁世凯仅比第一次多了几张票，还是没通过。气得袁世凯在电话里骂娘。这时，天气已晚，一些据理力争、要回家吃饭的国民党议员与国会大门口的公民团争吵起来。公民团成员凶相毕露，有少数几个人从腰间掏手枪，威胁说：“进去！乖乖地投了袁总统的票，就可以放你回家。”晚上9点多钟，第三次投票。还没过一袋烟功夫，大会主席就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这时，许多国民党籍议员没等宣布散会，便一个个离开会场走了。袁世凯就是这样登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0月10日，在以前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在天安门举行了阅兵典礼。接下来，袁世凯又视《临时约法》为障碍，于次年的5月公布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1912年的《临时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享有外交、财政，军事、制定宪法、制定官规官制任免官员等一切大权。并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年底，又槁了一个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总统推荐，人名则暗藏于一个坚实的石室里面。选举时，只要将名单取出唱和一下就算通过。根据这些规定，袁世凯就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而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野心膨胀到这一步，袁世凯还不满足，一心想当皇帝，梦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东方各国的掠夺，日本趁机扩大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狼子野心，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谒见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说：“若开诚交涉，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遇事相助。”后来又对负责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说：“中国如想改国体复辟帝制，日本政府必将赞成。”说白了就是，只要袁世凯愿意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

丧心病狂的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在5月9日接受了这个条约。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愤怒斥责袁世凯及其走狗的卖国罪行。为此，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发表了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的交涉真相，把袁世凯的卖国勾当和复辟帝制阴谋联系起来，号召革命党人坚决进行反袁斗争。当1915年初袁世凯正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涉时，孙中山便命令胡汉民前往菲律宾，邓铿、许崇智等前往南洋筹款，并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0月，中华革命党派王皖峰、王明山在上海刺杀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郑的汽车行至外白渡上，他们扔出炸弹，将郑汝成当场炸死。

12月初，又发动了上海肇和军舰起义，被袁世凯的心腹用重兵镇压。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和中华革命党发动的反袁斗争，没有遏止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相反，袁世凯在镇压了反袁暴动和爱国运动后，用国家民族的权益换取了帝国主义支持，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发布命令，承认帝制。13日，举行典礼，接受百官朝贺，准备于新年元旦正式即皇帝位。12月13日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早晨8点多钟，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各部头目和各军队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员，还有社会上的名流、绅士，以及各国驻华公使馆外交官员，都聚集在中南海居仁堂门外，等候传进大厅朝贺。9时许，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喜形于色、神气十足地高声宣布：“洪宪皇帝登基，百官朝贺典礼开始！”参加今天这个“旷世盛典”的文武百官都是早晨才接到通知，便慌慌忙忙赶来的。就要朝贺了，众人还不知该行何种礼仪，是三鞠躬的新礼，还是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谁都吃不准。居仁堂大厅里，上首摆设龙案龙座，绣缎帷垫，一片金黄。龙座两旁均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世凯的几个卫士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没有坐上龙椅，只是站在龙椅旁，左手扶着龙椅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朝贺者点头致意。奇怪的是，袁世凯今天没有穿上赶制的龙衣，也没有戴皇冠，只穿着海陆军大元帅戎装，连那顶叠羽的元帅礼帽也没戴，就这么秃着肥大的脑袋。文官武将事前暗暗约定了行三鞠躬礼，礼毕即退出大厅。轮到身穿褂袍的满族及蒙古族王公、绅士上殿朝贺时，这些人纷纷下跪，行大礼，结果下跪姿势不一，叩首也很不整齐，大殿上恰似一群大花公鸡在啄米，此起波落，有的还当场摘帽，得意洋洋地甩出一条盘藏在头顶几年的大辫子，真是无奇不有，丑态百出。到各国公使朝贺时，袁世凯赶忙讨好卖乖地堆起笑脸，不停地朝洋人们点头致谢，一副奴才相。朝贺礼毕，文武百官、名流、绅士、王公贵族们，冒着凛冽的北风，一个个站在居仁堂外，等候洪宪皇帝封赠颁诰。哪知礼毕后，大厅上空荡荡的，连万岁爷的影子都不见了。在堂外久候的文武百官和袁家的亲信，感到大失所望，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原来，今天一大早，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干儿子段兰贵就捧着皇帝衣冠来到袁世凯的卧房，请他更衣，谁知几位机要秘书接二连三地送来各地报告革命军暴乱的急电，还有一份是孙中山在东京发表的《讨袁宣言》，吓得袁世凯临时决定不穿龙服，改着大元帅礼眼，礼帽也忘了戴，就战战兢兢地走进居仁堂，龙椅也不敢坐，身在殿上，心又悬挂着那份《讨袁宣言》，封赠颁诰的事也因吓忘得一干二净。

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袁世凯称帝的消息，怒不可遏，他立即在东京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彻夜未眠，伏案疾书，愤怒地写下了《讨袁宣言》。妻子宋庆龄一边译成英文，一边打字。次日，天边刚吐鱼白，这篇讨袁檄文就由日本朋友向全世界发布了：??今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百姓无安宁了；解散国会，国家无正论了；滥用公款，谋杀人才，使国家陷于危险地位；假民党狱，陷害无辜良民。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既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国民！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犁庭捣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正义所至，何坚不破，愿与爱国之豪杰共图之。

袁世凯当日读到这份讨伐他的宣言，又气又急又怕，一边吹胡子瞪眼，一边擂桌案跺地板。他令人发出密电，限时间，增赏银，要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1916年元旦，是袁世凯宣布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的第一天。称帝以来的十几天时间，袁世凯过得并不舒坦，各地反袁的呼声日益高涨，皇帝的宝座能否坐稳还很难说。

这时，孙中山正针锋相对，密电指示国内各路中华革命军准备起事，于是很快就爆发了讨袁护国战争。护国战争袁世凯公然称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反袁爱国力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早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讨袁工作，其中云南的发动工作颇有成效。云南的军政骨干，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富于革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民主共和意识，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嫉恶如仇，早就在酝酿着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吕志伊于1915年夏受孙中山的委派，由日本回到云南，秘密从事反袁的组织发动工作。他在云南军政界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员，为云南护国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

吕志伊在对云南的状况进行分析后，向孙中山汇报，打算首先争取云南的实力派人物唐继尧将军，希望他对讨袁义举能积极支持，如果他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可以拥护他作为云南讨袁的领袖。孙中山对此表示赞成。唐继尧对袁世凯的罪恶勾当也十分痛恨，他感到孙中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讨袁旗帜，便派人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孙中山能“登高一呼，使各地都响应”，还说，“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都义愤填膺，誓不与袁贼共视息”。唐继尧还表示，一切机宜，随时等候孙中山的指示。于是，孙中山指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从香港赶到昆明，酝酿起兵。这时，推倒袁世凯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蔡锷。武昌起义时他曾在云南积极响应，担任云南都督，现在也下了打倒袁世凯的决心。袁世凯对这位年轻有为的蔡锷将军既赏识又害怕，想了很多办法收买蔡锷，许以高官厚禄，蔡锷不为所动。袁世凯称帝前，将蔡锷请到北京，表面上是商量国事，实际上是将他软禁，怕他回去闹事，蔡锷则借治病的名义，秘密地摆脱了袁世凯在北京对他的严密监视，巧妙地化装后跑出居所，到了日本。在日本，蔡锷又写了许多假信给袁世凯的亲信，报告他游览和养病的情况，使袁世凯觉得他确实在日本。然后，蔡锷悄悄地回到了他的根据地云南。

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称帝后的十多天，在革命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的支持下，蔡锷宣告云南独立，成立了护国军。大家献血为盟，刺破手指，沥血于酒坛内。誓词是：“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明神必殛。”宣誓完毕，各人饮血酒一杯，然后焚化誓词，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三声。

护国军由蔡锷、李烈钩、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第一军的讨伐路线是出四川入武汉，当时朱德同志就是第一军第三支队的司令。第二军讨伐路线是经广西、广东、取道湖南、江西到武汉，与蔡锷的第一军会师，再分兵向北挺进。唐继尧的第三军担任留守，负责粮饷供给。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了讨袁檄文。整个昆明市沸腾起来了，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手举旗帜，参加游行。人们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报名参军的人十分踊跃，十天内征召新兵达五六千人。1916年1月16日，护国军兴师出发，昆明市群众情绪极其热烈，商家门面，重要街道都悬挂横幅，市区主要路口都搭起了彩棚，自发涌出家门的老百姓含着眼泪欢送护国军出征。海外华侨听闻云南举起了讨袁的旗帜，也以实际行动支援。南洋侨胞在此之前已经汇款七十余万，获悉云南独立后，又电汇一百余万元。美洲华侨和澳洲的华侨也纷纷来电认捐，总数在二百万元左右。

国内群众和海外侨胞的拥护支持，大长了护国军的志气，官兵们士气旺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袁世凯一看阵势不妙，急忙调兵遣将，派三个师的兵力取道重庆进驻沪州，另派两个师进入贵州，又电令川军的部队加强川南一带的防守，同时派部队由广东进入云南，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扑灭护国战争的烈火。护国军中，有很多军官原先就是革命党人，四十八名将领中就有二十七人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员，他们奉孙中山为领袖，在创造共和国的斗争中曾经浴血沙场。在这次护国战争中，这些将领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战。

护国军在川南一带与袁世凯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在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又得到贵州都督五万元军饷的支援，3月下旬，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聂江等县，北洋军全线崩溃，护国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云南宣布独立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开始发动了武装斗争。孙中山先后派朱执信在广东，居正在山东，程潜在湖南，于右任在陕西，石青阳在四川，夏之麒、毛福全在江西，陈其美在江苏组织起讨袁的队伍，在各省部分地区迅速打开了局面。

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袁的高潮，除云南外，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连他的心腹亲信也开始分裂。先是黎元洪请求辞去副总统职，迁去东厂胡同，不再到公府议事，同时要求撤销武义亲王的爵称。徐世昌也请辞国务卿职，迁出了官邸。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要求辞职或请假出京。护国战争正在进行中，袁世凯手下的五名将军准备联名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这对他无异于当头一棒。在云南等省宣布独立以后，一度十分热衷于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宣布独立。

在举国上下的讨袁声中，袁世凯自知大势不好，于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妄想仍然保持总统的地位。但此时全国反袁呼声不断高涨，各地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并要求对他惩办。江苏的一个社会团体在声明中说：“袁世凯已经构成谋叛之罪，丧失了总统资格，要等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在这样的形势下，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与廖仲恺、张继、宫崎寅藏等人自日本乘坐“近江丸”轮启程回国，5月1日抵达上海，亲自主持讨袁事宜。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强调指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同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表达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血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那些类似袁世凯之流的野心家提出了警告。

当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并没有收敛自己的罪恶行为，他与他的爪牙们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怀有刻骨的仇恨。5月18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陈其美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寓所里会客，不幸被袁世凯的爪牙刺杀殉难。孙中山闻耗，亲至现场抚尸痛哭，悲愤欲绝。黄兴和海内外的革命党人、爱国志士闻讯后也都失声痛哭，一致愤怒声讨袁世凯的血腥罪恶。

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军能够协同作战，孙中山在上海向各省的讨袁军致电，要求各方面互相配合，协同一致，声讨国贼。并给正在日本的黄兴写信，详细述说了国内的情况，委托他筹款购买军械，希望黄兴到上海来，共同商量大事。云南等八省将军的先后宣布独立，对袁世凯是个很大的刺激，等于是给他当头一棒。尤其是四川陈宦和湖南汤芗铭这两人，一直受到袁世凯的宠信，他们竟也宣布独立，这简直如两把尖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加之孙中山由日本回国，袁世凯更觉得自己的未日可能真的要来临了。他渐感头重脚轻，不能自主，病倒在新华宫。洪宪皇帝的美梦成了泡影，原先打算好的太子继位的戏当然更无法再演下去，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此时，北洋军内部围绕袁世凯转的已经为数很少了。他的心腹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另一名亲信冯国璋也在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声气，其他的亲信和将军们也都各有各的打算，脚踏两只船。袁世凯在一片讨袁声中，已经无力回天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情加重，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又是抽血又是打针，忙忙碌碌抢救，仍然无效，一命呜呼去了！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袁世凯这个短命皇帝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终于在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和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首举护法旗帜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但是，天下依然没有太平，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然没有完成。古老的天安门前依然是尘土飞扬，人力车夫拉车慢吞吞地走着，大街上的帝国主义分子则旁若无人地昂首阔步。故宫里面，享受优厚待遇的末代皇帝依然接受百官的行礼。街头，间或见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年轻大学生??中国的政局处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之中。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失去了袁世凯这个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都在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得力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的现象。北洋军阀系统中，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以冯国璋为首，东北的奉系则以张作霖为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把持北京政府，控制了皖、陕、鲁、浙、闽等省；直系的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主要地盘有苏、赣、鄂三省，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东北的奉系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各省也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除南方六省外，各省的军阀都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南方六省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各省，也由地方军阀统治着，其中最大的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这两个派系军阀都属于亲英、美的势力，滇系范围涉及云南、贵州，曾向四川扩张过，桂系则占据了两广的地盘。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操纵下，各派军阀势力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争战不休，把诺大一个中国，搅得民不聊生，山河破碎！在北京，中华民国也只是一个招牌而已。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也发生了尖锐激烈的“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院”是国务院。到1917年春天，“参战问题”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爆发剧烈冲突。段祺瑞提出对德参战案，黎元洪和国会坚决反对。其实，斗争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持参战，以便从中捞到可观的帝国主义借款，借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黎元洪利用国会和美国的支持，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指使皖系督军所在八省脱离中央，在天津设立“总参谋部”。黎元洪为了对付段祺瑞，邀请张勋予以调停。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从徐州率领了三千辫子军北上，滑稽的是，张勋并没有帮黎元洪的忙，而是干起了复辟的可笑勾当，他先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于7月1日凌晨涌入清宫，与旧王公贵族和封建遗老一起重新把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扶上宝座，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张勋一伙开历史倒车的丑恶行为，很快便陷入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各地军阀对此当然不敢轻易表态。但张勋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并使黎下台，倒帮了段祺瑞的忙。于是，段祺瑞看准时机，组织了讨逆军，宣布讨伐张勋，成为反对复辟、再造共和的英雄。复辟的丑剧十二天后便破产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张勋逃入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下台，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新上台任国务总理，把待了中央政府大权。

在此情况下，段祺瑞对德宣战已无障碍，便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参战为名，段祺瑞政府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则企图通过段祺瑞的卖国政府来实现它独霸中国的野心。孙中山面对如此浊波横流、变乱迭生的政局，不禁痛心疾首，义愤填膺。本来，孙中山一直十分看重总统、国会、宪法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他认为由各党派选举产生的国会是民国的重要标志，《临时约法》则是民国的保证，约法与国会，是共和国的命脉。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则几十年为之奋斗的革命业绩，将全部毁于一旦，这是革命党人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孙中山王张对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于是，便于1917年夏天，发起了护法运动。

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等人，乘军舰赴广州，建立护法根据地。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督军陈炳焜到黄埔江岸迎接，当晚，召开了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了护法演说。他指出：“中国的共和，已经实行了六年，但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共和的幸福。其主要原因是掌握共和政权的人实行的是假共和，仍然以专制的手段对付老百姓。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共和，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对军阀实行武力。”此后，孙中山通过上海、天津各报馆电邀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海军总长程壁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藻怿联合通电拥护护法，并于22日率海军第一舰队由浙江省吴淞口开赴广州。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对抗段祺瑞，附和护法。

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由一百三十名议员参加的“非常国会”，议决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9月1日，非常国会会议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出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当天下午，在黄埔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大无帅受印典礼。正当孙中山等候陆荣廷、唐继尧来广州任职的时候，陆荣廷自广西、唐继尧自昆明分别发来电报，表示不接受元帅之职。原来，这两个人既想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号以图自保，又不愿意与北洋政府完全决裂，以图留有圆转的余地。孙中山心急如焚。陆、唐二人不肯就职元帅，对护法的军事实力来说，明显受到极大削弱。在电催久等之下，孙中山下定决心说：“我不能再等待了！”他告诉朱执信，“马上与非常国会联系，我决定于9月10日，就在尚未修复完工的士敏土（水泥）厂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

9月10日那天，晴空朗朗，广州珠江波涛翻滚。孙中山身着特制的大元帅礼服，手持大元帅指挥刀，乘军舰前往位于珠江南岸的士敏土厂就职。虽然这里仍处在紧张的修缮之中，但经过几大的突击修整，可以看出军政府就职典礼的气氛：台上挂着醒目的横幅，两旁各悬挂一面五色大旗，原来破败的小礼堂陡然亮堂起来。典礼仪式简单，礼堂也很简陋，气氛沉寂庄重。孙中山没有顾及这些条件礼仪之类，声音朗朗，喜气洋洋地宣读了就职宣言，好像是在庆贺一个盛大的节日。仪式完毕，孙中山来到小礼堂左边的一块空地上，身后不远是刚修建起来的围墙，脚下是零乱的石头和土块，就这样让摄影师拍了照，留下了难忘的镜头。

军政府成立的当天，非常国会还选出了各部总长如下：内务总长张洪伊，外交总长伍廷芳，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交通总长胡汉民，财政总长唐绍仪。孙中山又以大元帅名义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藻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总司令，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谋长，李耀汉为筹饷总办，廖仲恺协助管理财政。这样，一个与北洋反动政府相对峙的广东革命政权建立了。遗憾的是，陆荣廷与唐继尧一直不肯与护法军政府合作，使这个无“军”的军政府陷入困境。孙中山为了力求能在广东站往脚，只能对他们一再让步，委屈求全。他主要的依靠力量是程壁光的海军和与桂系军阀矛盾重重的驻粤滇军以及粤系地方军队。军政府成立后，财政十分困难，仅靠华侨有限的捐款来维持正常开支。桂系军阀对孙中山实行财政封锁，企图扼杀军政府。孙中山手中没有掌握军队，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意交出亲军二十营，但遭到了桂系军阀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广东各界的支持下，经多方周旋，最后任命了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带领这支广东部队进入福建，躲开了桂系军阀的猜疑和压力。

就这样，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并不合作的情况下，于10月间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出师北伐，勇敢地向北洋军阀挑战，以谋求革命的统一。北伐军挺进湖南，与北洋军队激战于湘南一带，开始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便处于胶着状态。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在闽西南打了一些胜仗，攻占了部分县城，部队也由原来的几千人扩充到二万人左右，到这时，孙中山才算有了一部分军队。护法战争开始后，段祺瑞政府命令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段祺瑞工于心计，他认为这一招既可以借直系军阀力量消灭护法军，又可以利用护法军削弱异已势力，使双方消耗兵力，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冯国璋则另有打算，他想与南方军阀周旋，排挤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夺取中央政府权力，于是便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唱反调。在冯国璋的命令下，直系军队在湖南实际上并不积极进攻，他们不想为段祺瑞卖力地打仗。加之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地的直系督军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段祺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被迫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燃而，段祺瑞并不死心，他又找到日本帝国主义做靠山，指使他的部下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进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此外，他也仿效冯国璋的做法，唆使皖系督军团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迫于无奈，只得再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段再次上台后，皖系占了上风，又大呼“武力统一”的口号，反过来再次压迫直系军阀对南方作战。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在湖南打了胜仗，攻占长沙，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借机扩大皖系的地盘。曹、吴二人对此当然恼火，便按兵不动。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正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他们所以动用了一部分军队参加了“护法战争”，不过是对付段祺瑞威胁的一种权宜之计，所以他们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与直系暗中勾结。吴佩孚借机在湖南衡阳与佳系军阀达成和解，湖南战事平息了。这时，桂系军阀便不肯再按照孙中山的号令继续北伐。他们觉得孙中山这个大元帅成了他们与北洋军阀勾结妥协的障碍，于是反过手来，拆军政府的台，并图谋排挤孙中山。桂系军阀还将海军总长程壁光视作眼中钉，非要把它拔掉不可。一天，程壁光乘艇横过珠江，在刚抵海珠对岸码头时，陆荣廷派来的凶手向他连开数枪，程壁光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程壁光被暗杀，使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对西南军阀来说，除掉程璧光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排斥孙中山。他们勾结直系军阀，内外呼应，反对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直接提出要改组军政府，把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对此寸步不让。他打电报给唐继尧，表明了对北洋军阀不能作丝毫让步的坚定态度，同时督促各军要坚持北伐，讨伐段祺瑞。孙中山还约请了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严厉地提出质问：改组军政府这件事是关系全局的大举措，国会怎能不事先征求军政府的意见就突然提议？这种做法符合情理吗？孙中山态度坚决地表示：根本反对改组军政府，即便改组后当选为总裁，也决不赴就。

在桂系军阀和其他政客的收买操纵下，1918年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于5月5日发表了辞职通电。孙中山在通电中迫述了一年多来护法的过程，斥责桂系军阀们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西南军阀们的阴谋得逞了。5月20日，他们操纵了国会非常会议，根据所谓的修正案，选举出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唐绍仪、孙中山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孙中山虽然也被选为总裁之一，但实际权力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再也不可能贯彻他的“护法”主张。5月21日，孙中山怀着悲愤和黯然的心情离开了广州。

孙文学说问世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加上他自己毫无军事实力，只是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采取联合南方小军阀反对北方大军阀的办法进行斗争，结果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失败了。于是，孙中山被迫离开了广州，再次来到上海。

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经日本返回上海。抵达上海码头时，很多归国学生、新闻记者和各界仰慕孙中山的人士前来欢迎。人们见到孙中山离开上海南下护法仅一年时间，须发已经斑白，纷纷议论起孙中山忧国忧民的奋斗经历，对他更加尊敬。孙中山虽然护法受挫，但精神仍然饱满，他热情地与迎接他的人握手致意，风度翩翩地回答记者的提问，没有一点灰心气馁的神色。这时，宋庆龄因为父亲病危，已经先期来到上海。5月，宋耀如病故，宋庆龄办完丧事后，就留在上海为孙中山落实回沪的有关事项。孙中山回沪后，先与宋庆龄在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往了一段时间，不久便迁到了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这所房子，是1917年的时拿大华侨赠给孙中山的。当时，加拿大有四位华侨前来拜见孙中山。他们从卫士长马湘口中得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大总统，连住房都没有，每月要付六十五元房租。几位华侨大为震惊，回去后召开股东会议，提议集资为孙中山购置一所住宅。再次来访时，他们向孙中山说明了来意，孙中山却说：“送房子给我吗？不可！不可！”孙中山连连摆手，“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物？”几位华侨恳切相劝，说：“您这样的伟人，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总得有个住处吧。”劝了很长时间，孙中山感到盛情难却，不便再推辞了，便收下了这所房子。在这所幽静的住所里，宋庆龄始终伴随着孙中山，给了他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孙中山由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曾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经过宋庆龄的照料，身体日益健康。胃病也渐渐地好转了。有时，孙中山因在家里呆了几天，心情烦闷，便与宋庆龄出来散散步，但每次上街，孙中山心里都不痛快。出门所见，满目疮痍。黄浦江上行驶的，停泊的，几乎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汽车在横冲直闯，没有一辆是中国造的。大街上，外国人在趾高气扬地评头论足，目无一切，仿佛高人一等，而不少中国人却衣着破烂，满脸菜色，扶老携幼地沿街乞讨。

海关的钟声叮叮咚咚地响着，但中国的关税却不能自主，海关也是洋人把持的。一种说不出的愤懑之情沉重地压在孙中山的心头，他有时仿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一次，孙中山不知不觉地来到外白渡桥，桥下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公园，孙中山想进去闲坐一会儿。一抬头，只见公园门上挂着一块刺眼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孙中山仿佛遭到电击一般，不觉浑身一震，热血直往脑门上冲。他悲哀地呻吟了一声，宋庆龄赶紧扶住他，以免他跌倒。他什么也不想再看了，喊了一辆人力车，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每每想到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真是忧心如焚，实在有说不出的痛苦，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虽然推翻了一个专制暴君，但一转眼又产生出无数的专制强盗。他一心追求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但现实情况却是“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他一时尚未理出头绪来。他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读一些书，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刻地思索一些重大的问题。孙中山一生爱好读书，青少年时代求学时是这样，革命受挫折或失败时，他仍然能调整情绪，坐下来从容不迫地看书学习，研读有关革命书籍，并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在莫利爱路这所房子里，孙中山买来了很多新书，连同他原有的藏书，将他的书房兼工作室塞得满满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天清晨，宋庆龄经常陪伴他打网球，锻炼身体。早餐以后，孙中山便开始办公，有时接待来人，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晚上，则是孙中山读书的时间，几乎每天都看书、看报或写作到深夜。看书报时，孙中山特别喜欢铺开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有时看书累了，便要宋庆龄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著名科学家写的书。

孙中山读书的范围很广，在国防问题上，他精心收集了成套陆军、海军的年鉴；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关于财政和货币的书籍；在技术方面有各种工业、运输和城市建设的书籍；地质学的书籍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外语手册、指南和修辞学著作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恢复和身体调养，孙中山认真读书思考，他意识到，仅仅依靠暴力手段进行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上加强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提高素质。还是在护法运动开始的时候，孙中山曾在广州全省学界欢迎大会上作过《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著名演说。经过反复琢磨，他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革命党内有不少人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正是革命的大敌，它能夺人之志，惑众之心。要继续革命下去，就必须要驳斥“知易行难”的谬论！孙中山认真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认为不是“知易行难”，而恰恰是“知难行易”。当初，他曾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多次托人疏通日本政府，请求它支持中国革命。谁知道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愿望相反，日本政府先是支持袁世凯，后来又扶植段祺瑞，目的就是想独霸中国。武昌起义胜利以后，他曾奔走呼号于英、美、法等国，然而这些列强根本就不支持中国革命，即便表态也只是空头支票。在对待袁世凯的认识上，开始也看不清这个独夫民贼的真面目，多次受骗上当，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这些事实，都深刻地说明要探求革命的真知是多么困难啊！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关心照顾下，于1918年至1919年间，在上海发奋读书，闭门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学说》，作为《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一部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在这部哲学著作中，他集中了很大的笔墨，历数了“知易行难”说的种种罪状，详尽地论述了“行易知难”的道理，热情地倡导“知难行易”、“以行求知”的实干哲学。他在《孙文学说》中明确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行开始的，“先行后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为了通俗地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件事为例来深入浅出地论述。比如饮食，这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人人都会做而必须做的事。婴儿一出生就能吃奶，不需要教。但是要真正懂得饮食的道理，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生理学、卫生学、医药学、化学和物理学以及科学的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即使科学发达，也难以完全搞清楚。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比较难的，而且是行在前知在后。

孙中山在书中列举实例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身体力行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学说，归结到一个“行”字。“行”了才能发明创造，才能科学进步。他认为那种先求知而后行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后者，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而放弃了一切。孙中山强调的“行”，就是“实践”。因此，他的“以行求知”的认识过程，是他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同时，他也注重知对行的反作用。在《孙文学说》中，他又列举了很多说明“知”的重要性的例子。比如人们掌握了电学的理论知识，就能以此制造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的电机，为世界上各行各业所用。进行革命事业，也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如果革命党懂得了革命理论，又掌握了一个好的方法，那未，革命一经发动，便能够成功。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而更进于行”，“知之则易行之”的道理。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阐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指出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孙中山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号召革命党人破除心理上的大敌，坚定信仰，勇于实践，早日使革命取得成功。他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孙中山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在革命处于困难的低潮时期，许多革命党人面临信仰危机或产生动摇的情况下，起到了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作用。

《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于1919年4月。当孙中山兴奋地脱稿联系出版时，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可商务印书馆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的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担心此书出版会带来麻烦，婉言推辞了。孙中山十分气愤，只得自己掏钱，找华强书局给予印刷。书稿的清样出来后，孙中山与宋庆龄十分认真地校对了三次。6月上旬，《孙文学说》终于问世了，上海《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对该书作了介绍，题为《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

《孙文学说》脱稿以后，孙中山又以巨大的精力写成了《实业计划》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早在1912年，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国的实业，奔走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已经比较系统地思考过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至今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经济萧条，面临解决过剩资本的出路问题，而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资本。因此，孙中山认为可以采用国有方式和借助外资，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就必须要开发资源，发展实业，改变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进入工业化社会，这是中国存亡的关键。

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建设计划。他希望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泥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孙中山还提出建立渤海湾、杭州湾和珠江口等三个巨大的海港。同时，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林、牧各业，发展纺织品、食品加工、印刷等多种轻工业，提高人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以及移民于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等。

孙中山提出，吸收外资来发展实业，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要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为前提。发展实业的目的是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一书，不仅需要参阅大量中外图书资料，还要绘制各种有关的地图和统计图表。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到四川北路购买需要的书籍、地图和绘图器具。宋庆龄有时还帮助孙中山查阅英文资料，打字和抄写英文原稿。《实业计划》一书凝集着孙中山的无数心血，体现了他热切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强烈愿望，描绘了一幅具有宏伟气魄的经济发展蓝图。从这些细致明确的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1917年，孙中心曾经在上海写成《民权初步》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三的“社会建设”。这本书，最早名称是《会议通则》，这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专著。后来为了名实相符，就将书名改成《民权初步》。

《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三本书，合起来称为《建国方略》。随着这部重要著作的产生，孙中山对未来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了。然而，现实与孙中山的设想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革命党人组织涣散、毫无生气的状况依然如故，军阀之间的争斗厮杀也未停止，经济建设的资金和人才更无着落，但孙中山坚信，革命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建国方略》中的计划也一定能够实现。

尽管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由于种种局限，还有一些缺憾或消极的东西，但是后人应该看到，在历尽艰险之后，他仍能矢志不移地忠于他的信仰和事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在上海集中精力著书期间，表面上是“不理外事”，实际仍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这时，国内外都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变化。就在孙中山感到十分苦闷孤独的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5月4日早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勇敢地走上街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和北洋军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通过了宣言，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他们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同胞们，起来呀！”“向专制、黑暗、血腥、愚昧的社会宣战！”五四运动唤醒了千千万万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轰轰烈烈的集会，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冲破了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高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开始登上了民主革命的政治舞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及各种示威游行。北洋军阀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面前，被迫作出了让步。6月10日，军阀政府不得已下令免除直接参与卖国条约活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此后，北京、天津的学生又组织了一万多人的示威队伍，包围了总统府，要担任总统的徐世昌责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能在卖国条约上签字。青年学生们的英勇的呐喊，给了孙中山新的勇气和力量。这一爱国运动一发生，立即被孙中山所重视，他深切同情、支持学生和工人的正义行动。当他得知北京政府逮捕游行学生时，立即打电报给段祺瑞，要求他释放被捕的学生。7月中旬，孙中山又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学主代表，并指出：“人民反抗的怒火愈烧愈烈，如依靠武力摧残，不仅引起广东人民的愤怒，也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严厉遣责了在桂系军阀支配下的广东政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镇压。

五四以后，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上海学联于5月11日正式成立，随后组织了全市四十多所大、中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聚集在西门外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救国宣誓典礼，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后怎么行动，几个学联负责人正面临困惑。在这关键时刻，孙中山打来电话，叫学联派代表到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约会商谈。晚上，孙中山派代表会见了学联负责人。这位代表告诉他们：“中山先生很关心学生运动，要你们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孙中山考虑到，上海工商局不允许学生在租界游行，万一学生与租界发生冲突，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的律师不得出席租界的法庭为学生辩护。从保护学生安全出发，他特地聘请了两名外国律师，如发生纠纷，由他们出庭交涉。北京的学生代表许德珩等人也来到上海，准备联合上海学联掀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许德珩等人一同谒见了孙中山，向他汇报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具体情况。孙中山听后，对许德珩等人予以鼓励，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斗争。

6月2日，孙中山在莫利爱路的寓所里亲切接见了上海学联的负责人，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后，非常兴奋地赞扬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对上海学生将圣约翰校长卜舫济破坏爱国救亡运动的阴谋活动彻底粉碎与揭露的壮举予以高度评价，他兴奋地说：“他们能攻破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

这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相继到了上海，6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接见了全国学联的代表，并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全国学联约请孙中山为学生演讲，孙中山准时来到借作会场的“环球学生会”，为学生们分析了巴黎和会，俄国的十月革命，对学生进行热情的鼓励。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及时报导上海各工人团体的动态，并发表社论指出：只要工人和学生结合，再唤起其他各界民众，“便是解决山东问题的真力量”。上海工人罢工后，孙中山在《民国日报》载文论罢工策略问题，强调指出罢工应有预备，工人须分清敌、我、友，以便尽可能将罢工作为打击敌人的有效武器。五四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中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能正面硬碰，”这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改变过去对人民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并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所以他在当年10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名称前加上“中国”二字，是为了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这次改组废除了旧总章，采用新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虽然谈不上彻底改造，但孙中山是打算用改组后的国民党新党，继续领导革命。

五四运动以前，对孙中山产生推动作用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介绍和赞扬1905年的俄国革命。1917年春，孙中山在上海曾电贺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17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农群众举行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一次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就首先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的醒目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情况。孙中山看到俄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统治，废除剥削制度，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的大革命，而这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相符合的。当时，他正处于寻找走什么道路的困境之中，正当他为找不到答案陷于苦闷之时，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真诚地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成是人类的伟大希望。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十分向往列宁，他们虽然从未见过面，但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函电往来，互相同情，互相声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一封贺电，电文指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这封电报由于帝国主义封锁，经过很多曲折，托美洲华侨打给俄国。列宁接到这封贺电，极为欣慰，把它视为“东方光明的到来”。同年8月1日，列宁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覆函孙中山，对他的贺电表示衷心的感谢，推崇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齐契林同意孙中山的提议，希望双方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认识到，利用军阀来打军阀，终非长久之计。他进而认识到，中国革俞如果不借鉴俄国的成功经验，很难成功。孙中山准备派人到苏联去学习，特意要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来执教。十月革的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从困惑苦闷中兴奋起来，他重新振作精神，劲头十足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在上海，他一方面抓紧《建国方略》一书的写作、出版和发行，及时对革命党人加强理论指导，同时分出精力具体安排落实革命斗争的重要事务。1919年8月7日，孙中山致函广州国会参众两院，正式辞去政务总裁的职务，声明今后对军政府的行动概不负责。电文还强烈谴责了西南军阀可耻行为。在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孙中山还在上海出版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由朱执信担任主编，大造革命舆论，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适时东山再起。孙中山一直苦于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这时，他打算通过他自己长期培植起来的粤军，夺回广州这个根据地。因此，他作出了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决策，派朱执信到漳州去敦促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回到广东去驱逐桂系，然后在广东策动民军和农民起义。

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粤军首领陈炯明迅速行动。粤军在漳州誓师，分三路进军。9月6日，朱执信等占领了虎门要塞。可是，朱执信为了调停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不幸于9月21日在虎门要塞遇害。朱执信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他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时期的卓越人才，是一位政治宣传家和军事指挥者，追随孙中山近二十年，始终不渝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孙中山在上海听到朱执信遇难的噩耗，深为悲痛地说：“执信牺牲，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党失此长城，我也失去了左右手。”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势力，岑春煊逃往上海，陆荣廷等桂系残部退踞广西。粤军将领许崇智等人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召集伍廷芳、唐绍仪等军政界人物举行会议，决定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1月25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等人一起，乘军舰离开上海，28日到了广州。29日，在广州军民的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拥护孙中山的国会议员，此时也相继来到广州，准备重新召开非常国会会议。

这时，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识到仅举起护法旗帜，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要想革命完全成功，要平定西南，巩固民国基础，必须建立正式政府。与此同时，国内外要求成立正式政府及选举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从清晨开始，广州全城便沸腾起来，每条街道都是挂彩旗彩带，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十几万市民成群结队上街游行，各界人士都纷纷来到观音山南麓的德宣路总统府庆贺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神采奕奕地坐在主席台上，旁边是外交部长伍廷芳、财政部长唐绍仪、次长廖仲恺、司法部长徐谦、海军部长汤廷光、秘书长马君武等人。广场上，粤军第一师官兵，军装簇新，精神抖擞，手持新造的五响步枪，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正准备接受孙中山的检阅。孙中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前台，发表了《就大总统职宣言》。他指出：“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际此拨乱反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材，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文誓竭志尽诚，以救国民，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国人，幸共鉴之。”孙中山今天的心情无比兴奋，他看到了民众对革命的支持，看到了他的助手们高涨的热憎，看到了战士们英姿飒爽的阵容，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在全场一片欢呼声中，一个消灭广东桂系，实行北伐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出来了。

第五章缔创伟业

驻节桂林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后，立即着手组织北伐，并要求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加速西进，消灭残余的桂系势力，扫清北伐道路上的障碍。孙中山的计划是：扫清北伐道路上的障碍后，立即组织湖南、云南、广西各省的军队进行北伐，然后以广东的粤军为北伐军的大后方，为北伐军提供粮晌。可是陈炯明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只想在广东当个草头王，对什么北伐和统一中国不感兴趣，碍于大总统的面子，表面上又不好正面反对，便阳奉阴违，始终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后来经不住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便和自己的一些亲密的部下密商出一条诡计，向孙中山提出辞呈，说是自己因长期征战，患了风湿性关节炎，要去休养一段时间，辞去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的职务。当时，讨伐桂系陆荣廷、莫荣新的战役刚刚告一阶段，溃败的桂系余部仍在梧州集结，时刻有反扑之势，讨伐桂系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这时候提出这样的辞呈，分明有要挟之意在。而且，就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当天，广州城万人空巷，都来观看大总统就任盛典时，作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借故托病不来参加典礼，国民党的其他首脑人物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对此均深为不满，他们提醒孙中山，从陈炯明对孙中山出任大总统的态度来看，陈炯明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不仅是心里不服，并且已经在行动上直接表现了出来，要孙中山采取措施。孙中山对于陈炯明的态度也了如指掌，尽管也不高兴，但是当时没有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来，还为陈炯明作了解释，要大家以革命的大局为重，不要互相猜疑。孙中山的本意是希望陈炯明能以大局为重，在北伐的大立场上和自己站在一起。可是意想不到的是，陈炯明居然得寸进尺，提出辞职，分明是要想公然对抗，这使得一直隐忍不发的孙中山怒不可遏，当即驳回了辞职请求，责令他休整一段时间以后，加速西进，务必要彻底打垮桂系军阀。

6月25日，粤军大举进攻，梧州收复，桂军守将陈炳昆仓惶出逃，捷报传来，孙中山兴奋异常，指示：讨伐桂系军阀的成功之日已经到来，要一股作气，全面消灭桂军残部。还亲笔签署了命令，要江西、云南、广东各路军马，集中讨伐桂系残部，决不姑息！在孙大总统的命令下，获胜的粤军意气风发，乘胜前进，连克平南、南宁等重镇，陆荣廷仓惶逃往龙州，8月13日，最后克服桂林。到这时候止，讨伐桂系的战斗宣告结束，新生的革命政权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滇（云南）、赣（江西）、粤（广东）军讨伐桂系军阀的伟大胜利，使孙中山兴奋不已，他再一次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之所在。他并吩咐秘书：做好准备工作，当伐桂的粤军胜利归来之时，自己要亲临第一线去欢迎他们，还要作长篇演讲。这时候，在孙中山的心中，正运筹着北伐的具体计划，他想：现在，桂系叛军已被消灭，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基础，军队的力量相当壮大，军队中上层将领基本上是听从政府调度的，除了陈炯明所管辖的粤军有一部分不听从政府的指挥外，粤军的大部、滇军、赣军、黔军、湘军均能听从指挥和调度；再说，北方已经取得了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的协议，可以南北夹击直系军阀政府，北伐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9月3日晚上，广州粤秀山上的总统府宴客大厅里，灯火辉煌，讨伐桂系叛军凯旋归来的粤军将领和滇、赣、黔军各路军队将领们欢聚一堂，这是大总统孙中山在为讨伐桂系叛军胜利归来的将士们举行宴会。席间，大总统容光焕发，高擎酒杯，为将士们祝酒，孙中山说：“今天的宴会，是为伐桂凯旋的将士们举办的，也是为我们即将进行的北伐而举办的，讨伐桂系的成功，表现了国民革命的伟大力量，说明了反动军阀并不可怕。目前，我们在广东、广西已经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我就位大总统时，有人说我是广东的总统，有人要逼我下台，北方的军阀们不承认我这个总统和我们的政府，外国的洋人也不愿意承认我们这个政府，这是因为我们要实行的主义是尽快使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不再作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我们是要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能再让列强和反动军阀们在中国任意胡为！这是我们建党的宗旨之所在，但这却是那些反动军阀们所不愿意看到的！”顿了一顿，孙中山接下去又说道：“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已经十年，可是革命仍然处在徘徊之中，军阀仍然统治着中国的大片土地，中国仍然是贫穷，经济仍然是落后，资源得不到开采，交通仍然闭塞，外面的信息传不进来，人民仍然处在愚昧落后之中，这样的现实使我孙文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解决这一现状的根本措施是统一中国，而统一中国的手段又非出兵北伐不可！所以，今天请诸君来此，一是为伐桂凯旋的将士们接风，而更主要的目的，是号召北伐！诸君如无异议，请干了此杯！”孙中山慷慨激昂地说完了这一席话以后，带头干了这一杯酒，将军们轰然响应：“愿跟随大总统北伐，统一中国！”说完一齐干了杯中的酒，宴会尽欢而散。

这次宴会的盛况，使陈炯明更加不舒服，他知道，孙中山的北伐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了，他想，如果孙中山北伐，自己的粤军肯定是主力，他苦苦思考着对策。还没等他的对策想出来，忽然接到孙中山从梧州发来的电报，要他立即到梧州去商讨北伐事宜。原来，在这一段时间里，孙中山积极为北伐做筹备工作，乘军舰出巡广西，考察北伐路线，准备从湖南取道北伐，并且已经有三万北伐军同时开拔，陈炯明知道，只要自己去了梧州，自己的军队就会被孙中山抽调出一大部分，自己的实力就会大打折扣，今后，不管北伐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遭受损失最大的是我陈炯明的粤军，因此，陈炯明连考虑都没考虑，就以身体不适为理由，拒绝去梧州见孙中山。

孙中山这次召陈炯明来梧州，一方面是想看看他到底对北伐的态度如何，再者，也确实是要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的经费、粮饷筹措事宜，陈炯明的再次拒绝会见，使孙中山非常失望，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孙中山仍然对陈炯明抱有幻想，希望他有一天会省悟过来，坚定地站到革命的队伍中来，积极参加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因为过去陈炯明也曾经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动摇过，后来还是被说服了，再说，陈炯明之所以有今天的实力和权威，也是孙中山赋予他的，是孙中山三次典当了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内的公寓，将卖得的钱作为军费无偿地送给陈炯明的，陈炯明怎么也不能在这样大的关键问题上来背叛革命吧。

陈炯明为了抵制北伐事业，处心积虑地找借口，想办法，最后决定从动摇革命党的领导地位入手，以否定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党的必要性来反对孙中山的领导，陈炯明指使自己的心腹部将们四处散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他们说：现在，革命军已经建立起来了，还要革命党干什么？这种理论对那些出身行伍的军人们来说，很具有煽动性。他们非常赞成这一说法，认为，天下是军人们打下来的，怎么能让那些文人出身的党人来管着自己呢，一时间，到处都在传说着这种理论。不久，这些传言都被孙中山听到了，他非常气愤，知道是那些行伍出身的旧军人们在鼓噪，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如果不能及早地清除掉，将会给国民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于是，孙中山决定，自己亲自到军人们中间去，要用国民革命的大道理来说服那些思想糊涂的军人。

11月中旬，孙中山来到广西梧州，第一件事情就是召见陈炯明，反复对陈炯明说明国民革命的大道理，要求他明朗态度，积极支持北伐。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陈炯明仍然执迷不悟，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不由得使孙中山想到自己在广州时，胡汉民等人曾几次劝自己免除陈炯明的职务，看来他们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时候，孙中山还没有料到有朝一日，陈炯竟明会背叛革命，还想争取陈炯明能站在革命队伍这一边，便退一步要求他在自己北伐时，好好地守住广东，这样，陈炯明当然满口答应下来。

为了澄清军队中逐渐抬头的糊涂思想，孙中山决定在公众场合来好好地宣讲一下革命党的理论，让军队的将领们弄清楚革命党和革命军队的关系。因此，当梧州的国民党员为他开欢迎会时，他在会上严肃地批评了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理论，孙中山说：“现在，在我们的革命军中，在我们的革命党中，渐渐兴起了一种奇怪的理论，说是革命军起来了，革命党就可以消亡了，这是一种非常糊涂和非常危险的理论！我们革命的‘主义’是要靠革命的党来实现的，而我们的革命军只是用来消灭反动势力的，一旦我们的中国统一了，我们进入了和平时期，将要大幅度地裁军，而那时，革命党却任务更加繁重。现在，我们已经革命了十来年，但是只是有一个民国的名字，却并没有民国的实际的东西。我们革命的目的还没有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