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谱牒编撰源流

    中国的谱牒之学，起源很早，大概殷商时期就已萌芽，正式出现应在周代，但最初它只是帝王诸候们的专利，随后才出现一些贵族的私谱。两汉之际已存在官谱之分。魏晋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世系、门第、姓氏成为取士的重要标准，官府谱牒成为鉴别民贵贱的依据，世家大族修撰私谱也更加盛行，因为私谱乃官谱之基础。

    汉末至南北朝战乱时期，谱传曾大量遗失，不过政府时也颇为重视。东晋孝武帝时，贾弼曾撰写《姓氏薄状》，世称贾氏谱学。南朝梁武帝时，王僧儒依据贾氏旧本，改撰《十八州谱》，是为王氏谱学。北魏太和年间，孝武帝曾诏谕诸郡，要求各立本土姓族，按门第贵贱，依次选拔举荐。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的兴起，门阀制有所冲淡。这时产生的三种氏族谱志：《贞观氏族志》、《姓氏录》、《大唐姓族系录》，如《唐会要•氏族》所说：“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相对应的氏族等级，因而兼有门阀制和官僚制的两重性。然而从六朝到唐的门阀社会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此时的有关传记、墓志，大都要追叙其姓氏、先祖的情况，这些情况依然有着影响其社会地位的微妙作用，或者说人们在传统的作用下仍相当看重姓氏门第。

    三国时东吴承袭汉制，设立宗正卿掌管皇家谱牒，所以此时的皇家谱牒亦就是孙氏族谱。唐《史通•杂述篇》云：“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其后来。若杨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为家史者也。”《新唐书•经籍志》载有贾希镜《孙氏谱记》十五卷，贾希镜为南朝著名的谱牒学家，其《孙氏谱记》自然成书于南朝。《新唐书•艺文志》中载唐人黄恭之撰有《孙氏家谱》一卷，唐李善注《文选》时曾引用过《孙氏世录》。可见魏晋隋唐时期，孙氏族谱已经不少。至唐末五代，又是战乱频仍，北方大族奔逃四方，谱牒又一次遭受劫难，大都化为灰烬，由此造成世系的中断。

    唐宋以后是中国谱牒学的大发展时期，平民百姓也广泛编织家乘族谱。然而由于在历朝动乱中，前谱多已亡失，子孙大都不能可靠地言其先祖世系与事迹，而使后人在重编家乘族谱之时，大多附会攀附尽可能找同姓的历史名人去“认祖归宗”。前面源流编已述，唐代已经开始，“姓之弊，至于尚诈”的情况。

柳开《河东集•试大理评事柳君墓志铭》在谈到北宋的家谱时说：“唐季盗复两京，衣冠谱牒尽灭，迄今不复旧物，以冒姓古名家已称后者混淆无别。”《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孙姓世表中的大量谬误，也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明清时期编撰谱牒最盛，其弊则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所谓：“今大江以南，人文称盛，习尚或近浮华，私门谱牒，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大河以北，风俗简朴，其人率多椎鲁无文，谱牒之学，阙焉不备，往往子孙不志高曾名字，间有所录，荒略难稽，其失则陋。”概括得相当精辟。

尤其是当时的谱师多为世俗职业，目的在于编谱敛财，不择手段，每每将本姓历代名我篡成该家世系，从而真伪混淆。清代谱师以江南为盛，故时人有“江南修谱而谱亡”之叹。
    当然在清醒看到其中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只要对现存家乘族谱进行一定的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还是能从中窥到其原本的大概面目。

    谱牒的内容主要包括：谱序姓氏溯源与先世迁徙考论，祖先名人遗象与像赞、传记，历代恩荣之录和详尽的家族世系图谱。

记事还包括：家训族规、祠堂墓地、祠产族产、义庄义学、宅第庄园、艺文著述、字辈谱录、碑铭墓志等。

    谱名前缀和家谱中都可记有堂号，或以宗支发祥地、宗支始祖派系、主要繁衍地、现今居住地等为谱名符号。

二、编写凡例与格式

凡例即对编撰本族谱定出一些须遵守的规则，各谱自有详略，然内容所差不多。我们在翻阅了许多孙氏宗谱的基础上，作好听下综述：

    首先目的在于尊祖敬宗，敦伦睦族，当然也为提高本族声望，凡表彰前人祖宗的功名佳绩、嘉言懿行，载之不厌其详。所以谱前都详载有关的恩荣之录：制诰、功名、仕宦、封荫、旌节、恩例、冠带、文学、寿星等等。收有名望族人的传记、事迹，若其人编谱时尚在，则概不立传，此为一般通例。讲究忠孝节义，凡有关事迹亦尽记载褒扬。

    定有严格的族法宗规，要求通族悉心遵奉，以期不出败类而坠坏家族名声。先人诗文，不一定尽录，而有关训诲，一遵原稿编入，以垂不朽。所以谱中有关家法族规尤为详尽。对行凶犯罪、乱伦伤化、左道惑众、盗坟劫窃，凡一切重大狱案犯，俱要求革家族出祠，并在族谱中削去名讳，子孙也永不得载。如《仙源岘阳孙氏族谱》凡例中甚至规定：“娶非其族者，削；犯七出者，削。夫死改适，义与庙绝，卖祖宗坟地与异姓，及鬻宗谱与非族，并削去名。”如对罪行不重，情节可原尚能悔改前非者，则须由宗族公议，或可在谱中姑存其名，但要削去行字，以示惩戒。

    严格讲究辈份与谱名，1993年春，孙越崎老人见到了一位绍兴同康村来的老乡，是位40多风的乡镇企业家，他带来了本村孙家祠堂的照片，并对基族的族谱很熟，背得出孙家的辈份名谱：“魁、怀、增、祥、瑞、永、大、安、康、宁、德、延、世、祉、诗、礼、振、家、声。”共计20代。孙老初名“世芬”，而那位企业家的名字中有个“祉”字，虽然比孙老小了50岁，但按谱名的辈份，他只比孙老低了一辈。按当时族谱的规定，不照谱中规定的辈份取名，就不能上家谱，也不能入宗祠。《云阳孙氏宗谱》规定：本族子孙有犯祖宗之名讳者，急宜改正，如再因循者，以不孝论。
   
    一般规定，女子以嫁为归，不得列于行第，但书某某生几女（也可书其名讳），长适某姓，即可。而妇人重嫁，不书后夫，以惩失节。
   
    收别家或外姓为子者，书继子某，并明其族别宗派。《余姚孙境宗谱》甚至同意“族内有贫不能娶，租典他姓妇生子者，通权达变，圣人不废，经公祠议决，准作嫡嗣，以延先绪，但于本人名下写明循俗从某氏生几子字样识别之。”不过有相当多的家族不许收外姓为嗣子，如《云阳幸家巷孙氏宗谱》明确规定：“异姓不得入谱，是乱我宗族也，如无子者，由亲房人继；亲房不能，由远房立继；再立不下者，同谱侄辈，年龄相当可也。”出继外姓者，便不书其后人。安徽黟县古筑孙氏家谱规定：“凡义子、赘婿为子者，凡娶再醮妇因抚其前妻之子者，凡出继他姓者，凡为僧道及卖为下贱者，并不书。至妇人亡夫改嫁者，亦不书。”余姚孙境宗谱这样规定：“有赘居外姓，或随母出为他姓养子者，除作仆奴及倡优隶卒，永禁入谱外，其愿归宗者，细查源委，许其入谱。”

    迁居要书始迁某处，后又迁某处，以明本族之分支。
    宗谱一般20年或30年一小修，50年或60年一大修。有靠富家所捐田亩作为修谱义田，也有向富户族众募捐，或按族人计丁摊派款项，而将所得有关产业、款项，派人经营生息以建祠、修谱。所修谱分有数十份，各家族领有一谱，填注编号，敬慎收藏，遇每年祭祖之日，将谱送祠逐号查验，以举行隆重的祠堂读谱仪式。不得托故推诿，不如期送祠，违例则有罚；如有盗卖，查出合将领谱者议逐出族；如有遗失，要向族长说明原由，然后销除谱号。

家世溯源与虚构

家乘族谱一般在其序言部分，就会开始交待其家世渊源，而后面的世系图表是详尽地将本家族的上古、中古，乃至近代世系一一排列出。其可信度如何呢？自然需要进行一些考辩，以孙氏家谱而言。其可信度如何呢？自然需要进行一些考辩，以孙氏家谱而言，一般唐宋以后的世系较为详尽，也渐趋可靠。

    《新唐书》卷95道：“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查今天所存之孙氏家谱，同样也存在“言孙悉出乐安、富春”之趋势。孙氏家谱在溯祖归宗叙说家世渊源方面，绝大多数都认“山东乐安孙氏”为源头，以军事家孙武、吴大帝孙权为其先祖，许多谱系还一直上溯至“大舜”。如浙江《富春瓜邱孙坻宗谱》“孙氏生世源流补要”及所载孙权的“天子自序”、《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孙氏源流”、《燕兜孙氏宗谱》“姚江孙氏世谱经略”、《肖山湘湖孙氏宗谱》“孙氏源流考略”、《浦阳孙氏宗谱》“孙氏渊源”、安徽《仙源岘阳孙氏族谱》“孙氏谱原备叙”、《苍基孙氏族谱》“乐安孙氏流系图考”、江苏《斜河孙氏宗谱》“上古世系图”和“乐安世系图”、广东《香山县左步头孙氏源流考》等。

    其上古世系，从“大舜之裔”的虞遂父到其十世孙、为周陶正之官的虞阏父，和其子、建立陈国的胡公满，再到其十余世孙、逃奔齐国的陈完。这一世系之排列大多是据《史记•陈杞世家》诸史籍。其乐安世系，从陈完的五世孙陈书赐姓孙，食采乐安，再经孙武、孙明、孙膑，，乃至孙钟、孙坚、孙权家族，直至南北朝、隋唐时诸孙氏家族，都基本抄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有关世系。前已论述，该世系谬误很多而不可靠，致使家谱的这部门内容让人无法信从。就是其中真有孙武之后人，也由于历史悠久无证考稽，已经造成真伪难辨的局面。

    在现存数百种孙氏家乘族谱中，有一些自称是卫国孙氏后人的家族。如《婺东忠孝世家孙氏宗谱》“孙氏源流记”谓：“吾家祖本周文王第八子康叔，封于卫，至武公子惠孙为卫上卿，因以孙为氏，历年久矣。”《黄墅桥孙氏家乘》“孙氏迁徙各支渊源录叙”谓：“黄墅桥孙氏，系出卫武公、惠孙，子姓遂以字为氏焉。”当然详尽的历代世系已无法复原。作为先秦三大主干之一的卫国孙氏源头，秦汉后广布于河南、山西一带，应有相当繁盛的后裔家族。然而如今，自称为其后代的家族却远少于齐国东安孙氏，这显然是不太合情理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在汉末以后的乱世中，其家族谱系的遗失，及齐国乐安孙氏世系名人的显赫，而使许多家族在后来补写族谱时，大都改换了门庭。

    有意思的是：《云阳孙氏宗谱》百但认卫国孙氏为本族之源头，还排出了卫国孙氏直至明清的历代详尽世系，其办法是将卫国孙氏的世系加在齐国孙书家世的头上，其“孙氏姓氏本源考”在叙述了卫国孙氏世系后说：“林父生二子，长曰蒯，次曰嘉，蒯子恒书，字子占，仕齐伐莒有功，食采于乐安，改孙氏为孙姓。而一改乐安为富春者，盖祖武子也。武子者，恒书之孙，凭之子也。凭公字信端，避齐田乞之乱，徙居鲁曲阜之白塔村。武子字德纯，南游会稽，以兵法说吴王，封昌国公。后又食采于浙之富春，故曰富春孙氏。是则武子者，康书二十世孙，而为惠蔚公四十八世之祖也夫。”其世系图也是如此排列，而后则基本是常见的乐安孙氏世系。谱中将孙书之名改为恒书，不知有何根据，暂且不管。孙林父长子孙蒯，首次出现于《左传•襄公十年》，即公元前563年。而齐国孙书伐莒在公元前523年。孙蒯做孙书的父亲，从年纪方面来看没什么问题，加上其后面的世系将孙膑列为孙武第五世孙的做法，都别具新意。《富春孙氏族谱》“姓氏本源图说”也持上述同样观点与世系排列的顺序。
   
    当然我们还能找到少数家谱，有相类似的粗线条提法。如常熟《虞邑孙氏宗谱》其“锦港孙氏族谱序”如此说：“孙氏出于姬周之后文王，康叔封于卫，至武公子惠孙为上卿，因以为氏。战国时有孙武、孙膑，其苗裔也。”且不管它将孙武说成是战国时人之误，重要的是卫国孙氏与孙武之间的世系连接问题，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略具参考价值的史料证实，我们只能将其姑且备为一种说法，以待他日新史料的出现。

    现在已很少能见到自称是楚国孙叔敖后裔的家谱。福建《安溪狮渊孙氏族谱》《柳塘记》《禾山孙氏族谱》《晋江拊田孙氏族谱》《惠安埔塘孙氏族谱》诸族谱，记其祖籍都为河南光州固始县，此地乃孙叔敖的家乡，估计其中应有楚国孙氏的后裔。唐宋之后迁居福建厦门、泉州、惠安、同安、漳州诸地，虽然《柳塘记》自称“康叔苗裔”，然其他族谱中已不见对始祖的追溯，甚至有的连唐宋时期始祖的名讳与已失传。我们看到《江都孙氏族谱》同时尊孙叔敖、孙武诸人为先祖，在其“孙氏重修族谱序”中将孙叔敖与卫国孙氏及孙武、孙膑的家族世系篡为一体，说：“叔敖公系周姬姓之后，封于楚也。公本蔿(wei)姓，隐居乐安郡富春乡，改氏孙姓。……楚聘之为令尹，执政清廉。……武子系其后也，后居齐国”。其将先秦孙氏三支源头合而为一，真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家谱中唐宋时期的中古世系记载，也有不少的问题。一是为抬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有些家谱故意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不顾其人原来的籍贯家世而将当时孙氏名人排成先后辈份，篡成自家祖先世系，造就了极其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的家族世系。如江苏《荆西孙氏宗谱》、《甲山北湾孙氏宗谱》和浙江《当湖孙氏家乘》、安徽《四安孙氏家乘》等族谱，在其家族祖先世系中，都把宋代的孙氏名人按辈份排列：龙图阁学士、宣国公、太子少傅孙奭，生监察御史、广西转运使孙抗，孙抗生天章阁待制、湖北都转运使孙甫，孙甫生高邮教授孙太初，太初再生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孙觉，就是说从孙奭到孙觉是一个家族五代世系。

    我们来查一下历史：孙奭（962-1033），山东博平（今山东聊城）人。孙抗（998-1051），安徽黟县人。孙甫（998-1057），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孙觉（1028-1090），江苏高邮人。其中唯孙太初无资料可查，其他四人的祖籍分别为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一家人。最荒唐的是，将同龄人孙抗和孙甫，列为父子；而孙抗作为孙觉的曾祖父，只比孙觉大30岁。总之，乱拉名人显官为始祖，乃至给一些先祖滥加官爵的现象，可谓层出不穷。

    二是将后裔的迁徙行为转嫁给祖先中的名人，直接将其立为迁徙到本地的始祖，而不惜涂改历史。如《洋溪孙氏宗谱》认唐昭宗时宰相孙偓为先祖，说他“上书因极谏奸臣，夺爵安置余姚，遂居四明。”而《新唐书》本传说他免相后，“贬衡州司马，卒。”湖南衡州离浙江余姚有数千里之遥。我们前面分析的，许多家谱以五代后唐的三司使孙岳为由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徙居余姚梅川乡之始祖的说法，实为其后代的假托。

    广西横县《孙沔公族谱》记其宋代先祖孙沔为孙氏迁广西之始祖，也同样如此。1999年修订的山东《蒙阳孙氏族谱》，其序言《白埠（蒙阳）孙氏族考》说，孙沔原籍为山东青州府乐安郡，为孙书的第四十六代孙，生于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2年），少年时随父定居江西，卒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前已论证了孙沔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应为浙江富阳。生卒年应为996-1066年，孙书于公元前523年伐莒，其年纪当在50岁上下，就是说孙书与孙沔之间相差1570年左右，以25-30年为一代计算，二人至少相差63-53代。

    再如江苏《云阳幸家巷孙氏宗谱》称，其晋代先祖孙仕宁迁居浙东余杭县，宋代先祖孙复（992-1057）筑别墅于云阳幸家巷（今丹阳市境内），直至元代皇庆年间（公元1312年），孙宾才率该家族迁去。其“云阳孙氏族谱序”如此记事：“复公字明复，为宋室理学名臣，因过云阳筑别墅于练湖之东，距幸家巷数百步，且治命后人移居此地，乃云阳幸家巷孙坻之始祖。建元皇庆宾公以岁进士授润州学正，历官江西万安县尹署吉安府事，谢组归寻别墅旧址，遵明复公之遗训，而迁于是巷，历今三百余年。”该谱将宋代的先祖孙复立为迁云阳幸家巷始迁之祖，没有具体的史实，其实只是一种假托。

    查《宋史》本传诸史料，及《欧阳文忠公集•孙明复墓志铭》都称，孙复为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而《云阳幸家巷孙氏宗谱》称其家族晋代已迁“浙东余杭”，职属实，其籍贯决不应不改。孙复一生主要在泰山讲学与在开封任职，虽做过几年地方监税、知县、通判之类官，却在虔州（今江西赣州）、泗州（今江苏盱眙）、长水县（今河南洛宁县）、陵州（今四川仁寿县）诸地，就是淮河边上的泗州，也离云阳很远。他最后葬于郓州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县），靠近长期讲学的泰山。总之，在宋代有关史料中很难找到孙复会在云阳买地盖房，且遗嘱族人要迁于此地之缘由的蛛丝马迹，且其身世与“浙东余杭”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孙复是否为其族先祖值得怀疑。

    应该说，宋元以后，及至明清时期，其家谱中的一般世系与相关的迁徙情况，其可信度才稍让人放心一些，尤其是明清时其族由何地迁徙而来之情况，应无须作假。有些家谱只在序言部分对古代先祖略作交待，其世系图表中不列上古和中古世系，而直接从迁徙到此地的始迁祖开始迁祖立世系，颇为真实可靠。如湖南《楚蜀孙氏三修族谱》“楚蜀世系源流记”谓：“吾族自得姓受氏以来，代有迁徙，明以前不得其详矣，故略之。”不过就是在明甭世系中，由于对一些人们已较模糊和不相连贯的史实，或在需要对一些事情进行隐恶扬善处理时，一些家谱依然会采用一种使其“合理化”的虚拟手法，仍需读者加以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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