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家谱网

吉祥寺故址在诸暨市暨阳街道孙家村西侧渔橹山下。《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山水志》载：“渔橹山。山西有吉祥寺，寺旧产吉祥花，故名。晋天福中（936－946）建。吴莱（1297－1340，元代浦江著名学者）《吉祥寺诗》：‘一昔逢寒食，行吟采物华。风生敲槛竹，雨湿堕船花。曲坞青龙树，长滩白鹭沙。回看江上水，直去到吾家’。王冕（1287—1359，诸暨籍，元代著名画家）《吉祥寺诗》：‘得名良不恶，潇洒在山房；生意无休息，存心固久长。风霜空自老，蜂蝶为谁忙？岁晚何人问？山空暮雨荒’。后废。明嘉靖十四年（1535）绍兴府推官陈让籍其产入紫山书院。万历六年（1578）重建”。

据传，吉祥寺曾是诸暨县北首寺，当年财大僧众。更有圣旨木牌，奉命统领诸北八十三寺。鼎盛时，吉祥寺有田地数千亩，僧人四五百，后几经劫难，古刹兴衰交替。明清间，吉祥寺内办过书塾，有名师执教，“从学者甚众”（《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五九杂志·余缙山间柝声记》）。民国初，尚存寺田四百余亩，即将大部田产移入孙家作民高等小学堂，使作民小学办得有声有色，成为诸暨县北三大名小之一，在1910年的浙江省教学成绩展览会上，作民小学榜上有名（见《诸暨教育志》）。民国31年（1942），杭州树范中学为避日寇侵扰，曾南迁吉祥寺内办学一年。1949年后，吉祥寺慢慢湮灭，直至无影无踪，如今只为后人留下了一方满刻着历史沧桑的古碑。

三、吉祥寺古碑

吉祥寺古碑立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8）五月。碑石主体高145㎝，宽64.5㎝，厚10.8㎝。碑文略曰：

气数之乘除属乎天，事业之兴废系乎人。宋理宗朝，少傅君讳行简者，当微时，游学暨阳之渔山孙氏家。孙氏文磐公具人伦鉴，见乔公之貌而异之，辄以女孙配焉。遂赘孙门，赠奁田九百七十三亩，地山之数差倍于田。乔公后为少傅，公之子又成进士，劝父归宗。少傅因媂翁师绅公即世，遂还东阳。以所赠田地并相府还孙，孙不受，少傅遂舍宅为寺，并奁产共三千亩悉作寺产，额以吉祥。此寺始兴之从来也。历元迄明，聚僧五百余，寺产相沿如故也。传至嘉靖末，魆遭土豪觊觎寺产，谋吞无窦，巧通县役，借名挟诈，且聚众焚毁其寺。缁流乌散兔奔，而寺田悉为豪攫矣。此寺之一废也。有善士孙嘉十者，伤寺成灰，雅图重建。乃延僧陆庵，查失寺田，捐构前殿。（奈何）天夺其年，陆庵早知，回首预示归期，及期，果兀然圆寂矣。时东西两房僧一元等，慨承陆庵之志，置田一百三十余亩。大清朝甲寅年，沙弥乘乱恣荡，蔑弃三宝，佛襟经坛，凄然蔓草，寺又一大废也。嗟乎！自少傅公舍宅以来，时兴时废，莫克禁止。众曰：“时数使然！”僧曰：“佛难免劫，数千年香火，几何而不绝灭哉？”于是，孙姓诸贤佥曰：“安得志行苾蒭，使道场如天竺蕊宫，祗园兜率，亘万古而不傲者，斯不负少傅公立寺至意？”访请端白和尚，不二年辞去。复请樗堂，樗堂又去。岂果数当其厄耶？旋请髻璀和尚，至告以兴废之故。和尚展然曰：“造物不能力行之志，气数安得主之哉？正余所谓人力可以胜天，精诚可以夺数者也。”由是增修净宇，辉饬莲阶。更谓构造贵乎聚气，气聚则永久之执成。用是力筑横埂，以收堂气。此固和尚独抒慧眼，然亦少傅公地下之灵，诸檀越一成之感，两有以启之哉！时众复商曰：“今日者生公在座，寺有传灯，宜缕溯创守始末，勒之瑱珉，俾后人抚是碑者，法明达之所以兴，惩败类之所以废，诚百年蓍鉴也。”从此佛日永辉，光明普照。

碑文上说的是：宋理宗时代的少傅公乔行简，曾是一位穷少年，当年经过诸暨县渔橹山孙家，孙家太公慧眼识英才，招赘他为孙女婿，并厚赠田地。及乔行简官至丞相，退休后又归宗故乡东阳，临行前，将在孙家的所有田产和所居相府尽捐吉祥寺，于是吉祥寺大大地兴旺起来了。但后来吉祥寺又历经了数度的劫难和盛衰，回顾创寺守寺之艰难，让后人以史为鉴，接受古训，遂立碑为记。

千百年来，吉祥寺和孙家村尤其是和乔行简可谓是息息相关，因此，碑文中首先提到的便是少傅君乔行简。那么，史籍上对乔行简又是怎么样记载的呢？

四、乔行简

乔行简（1156-1241）祖籍东阳，少年时赘居诸暨泰北乡渔橹山（今暨阳街道孙家村），孙家太公培养他继续读书，后来考取进士，历任通州、嘉兴、镇江知府，升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工部侍郎，直至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左丞相、右丞相、平章军国重事，封鲁国公，赠太师，成为南宋历史上的一代重臣。《宋史》、《浙江通志》、《国朝三修诸暨县志》、《东阳县志》皆有传，并入载古代地方文史《金华贤达传》、《允都名教录》，入选《辞海》、《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浙江省人物志》等当今典籍。

《宋史·乔行简传》长达3000字，谓其“历练老成，识量宏远，居官无所不言，好荐士，多至显达”。《国朝三修诸暨县志·人物志》载：“乔行简，字寿朋。东阳人。登绍熙进士。端平间累官左右丞相，进少傅。与郑清之同心革弊，召用善类。寻除少师，以鲁国公致仕，卒谥文惠。未第时曾赘居渔橹山，孙氏奁赠甚丰。后贵，且入相。归宗，以奁赠还孙，孙不受，乃舍于吉祥寺。”。清代诸暨文学家郭凤沼青梅词《胡蝶媒》注：“书坊曾刊行《胡蝶媒传奇》，言隋末渔橹山华太史择婿事”。虽则塑造，但剧中人物原型与情节，当为宋代诸暨孙太公与乔行简的故事。郭凤沼另一首青梅词《吉祥花》中：“果是赘居能作相，劝郎多种吉祥花”之句，显然也是关于乔行简的佳话。

五、新的观点

古碑的发现往往能够证实和解决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吉祥寺碑文不但印证了当地的有关传说，而且对于村史、县史乃至国史，都不无研究之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碑文开首便道：“气数之乘除属乎天，事业之兴废系乎人”，意即“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还有住持和尚之言：“造物不能力行之志，气数安得主之哉？正余所谓人力可以胜天，精诚可以夺数者也。”不就是“人定胜天”的创业精神吗？这些深深地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封建时代尤其是在宗教界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呵！

都说诸暨历史上没有丞相，清光绪《诸暨县志》将乔行简归入“流寓传”，1993年版《诸暨县志》更是毫不提及。然而，根据新时代的观点，赘婿完全可以算作自家人，乔行简38岁考中进士，他的少年、青年和中年时代都在诸暨孙家度过，即使后来当官在外，孙家村也有他的寓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坊宅志》载：“乔文惠寓宅在附六十七都渔橹山前，此其寓庐也”（卷42第28页）。尽管他晚年归宗，但归宗之前的历史已经客观存在，赘居之地难道不也是他的家吗？就像媳妇算作夫家人一样，作为诸暨赘婿大半辈子，乔行简是否也可补诸暨丞相之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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