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京口即镇江（今江苏镇江），汉末、三国吴时始置京口镇，曾一度是孙权的建都之地。年少的孙权壮怀激烈，统帅万军千舟，与曹操、刘备逐鹿争雄，最终令曹阿瞒也不能不赞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仲谋是孙权的字，为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而他的父亲孙坚则是孙氏基业最早的开创者，最初就是从富春江畔崛起的。
        让我们循着先贤的足迹，去探寻故乡的踪影……
    
    一、 孙权故里  富阳寻踪
        说起孙权，大家都知道是浙江富阳人。但我们要了解他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他的父亲孙坚说起。
        孙坚，字文台，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出生于吴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富春县，即今浙江省富阳市，与魏武帝曹操同年。

富春是一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有一条清秀如画的富春江斜贯全境。据史书记载：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富春即属扬州地域。《尔雅·释地》记载：“江南曰扬州”，长江以南的江、浙等广大地区，即属于扬州地界。春秋时，吴国强则属吴，越国胜即归越。战国时楚威王于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大败越国，夺取了浙江（即钱塘江）以西的土地，富春于是归属于楚国。

秦始皇统一全国，推行郡县制，设立了富春县，归属会稽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当时的富春县是个大富春，县境包括现今的浙江富阳以及桐庐、建德全境，地域非常广阔。西汉沿秦制基本上不变。王莽“新”朝曾一度改为诛岁县。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又恢复原名；到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改属吴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会稽郡移治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县境范围基本上与秦时相当。

三国吴孙权黄武四年（225），分富春县部分地，新设建德、桐庐、新昌（即后来的寿昌县，今属浙江建德）三县。第二年（226）又分富春县，设置了新城县（今属浙江富阳），这样富春县的地理范围就大为缩小。但同年秋又在富春设立郡府，从丹阳、吴、会稽3郡中分出10县，置东安郡，由绥南将军、钱塘（今浙江杭州）侯全琮为东安太守（太守为郡最高军政长官），新筑东安郡城，古城大约在现今富阳市府西北18里左右的高桥地区。这是富阳在历史上最早设置的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从而使它成为了浙江中西部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军事战略的枢纽。几年后被撤消，富春县仍归属吴郡（治所吴县，今江苏苏州）。

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因孝武帝生母郑太后名“阿春”，为了避讳，改“春”为“阳”，取之于《诗经·豳【bīn】风》：“春日载阳”句，古文“春”
    与“阳”义通。又因为富春县治在富春江北岸，古时以“山南水北”为“阳”，故名之为“富阳”。这是富阳之名的最早由来。从此以后，虽历经朝代的更替叠变，但是“富春”、“富阳”的名称基本上沿袭了下来，而没有多大的变化。1994年，富阳撤县设市，成为杭州市区的县级市，这又是富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富阳市，位于浙江省府杭州市的西南面，富春江斜贯全境，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上通金（浙江金华）、衢（浙江衢州），西控皖（安徽）、赣（江西）要隘；下达杭（浙江杭州）、绍（浙江绍兴），远扼沪（上海市）、甬（浙江宁波）咽喉。尤其在古代，钱塘江江宽水深，波翻潮涌，富阳自然就成为了沟通浙江腹地的必经之路了。早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前去会稽（今浙江绍兴）祭祀大禹。到达钱塘（今浙江杭州西南），遥望汹涌的钱江波涛，不禁望而兴叹，自感人力之渺小，不得不向西逆行了120里，在现今富阳市境内的狭窄之处（大约在中埠一带）渡过了富春江。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富春江面，在富阳中埠以下是很宽阔

的。现在富阳城西有“秦望浦”、“秦望桥”之名，相传就是因秦始皇在此眺望而得名的。

富阳因为有了富春江而更显美丽神奇，秦始皇在此留下了足迹。南朝文学家吴均更是赞叹不已：“风烟俱净，水天一色。自桐庐至富阳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豪，汉末三国之际的孙坚父子，就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美丽的富春江边崛起的。

据《宋书·符瑞志》记载：孙坚的祖父孙钟，家居吴郡富春县（今浙江富阳），与母亲一起生活，性情孝顺，以种瓜为业。有一年，遭受荒灾，收成不好。一天，来了三位少年，向孙钟讨瓜吃，孙钟热情款待了他们，三位少年很感激，对孙钟说：“这山下风水很好，可以作墓葬，葬了以后，后代就会出天子。你可以向山边走一百步，回头见我们去后，那地方就可以做为墓葬地了。”孙钟向山边走了三十步，便回过头来，却见三少年乘白鹤飞去。孙钟死后，即葬于此地，这个墓葬地就在县城以东。墓葬上常有奇异之光显现，有五彩的云气，向上漫布天空，衍绵数里。父老相互转告说：“这是非凡之气，孙氏就要兴旺发达了。”

这是见之于正史的记载，而相类似的记载也比较多，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辑录的《幽明录》中也有。只是各类典籍的记载，所不同的：有些说孙钟是孙坚的父亲，有的说孙钟为孙坚的祖父；也有的说孙钟葬在这里，也有说孙钟葬母于此。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可以说明：孙钟在富春江边种瓜、生活，墓葬在富春江边，是确有其事的。至今在富阳境内，还有许多与孙钟种瓜、生活有关的遗迹。

那么，孙钟在什么地方种瓜呢？其墓葬地又在何处呢？由于早期的史籍没有确凿的记载，因此给后人了解其种瓜、居住的生活之地，带来了许多疑问。就是裴松之注引的《吴书》中也是很笼统的：“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意思是说：孙坚一族世代都在吴郡做官，家在富春县，祖坟在县城东面。这可以说是有关孙坚的家居及其祖上墓葬地的最早记载，而且也是最为确凿的信史了。众所周知，《吴书》是吴国编修的国史，除去玄秘的部分，应该是最为可信的。但不难发现，“葬于城东”这个大致的方位和范围，应当是在现今富阳市府的东南面（在古代东与南几乎是相通用的）。其后，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史料的大量发现，有关的记载也渐渐多了起来，其地理位置的记述也越来越明细了。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浙江又东北迳富春县南，江南有山，孙武皇（孙坚谥号武烈皇帝）之先所葬也；汉末墓上有光如云气瞩天。”还有：“浙江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清朝考据学家杨守敬考证：“权”字当为“坚”字之误。）这个记载是比较早的，也比较具体地指出了墓葬地的地理位置，与《宋书·符瑞志》中：你可下山百步的记述也较相吻合。从而判断孙钟在富春江畔的亭山边种瓜、居住是符合史实和事实的。其后，《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更为确切地记述：“坚居阳平山，其祖种瓜于此。”这就明确指出了孙坚家居富春县的阳平山。而这一史实也得到了《富春孙氏宗谱》等许多民俗史籍、地方史志的印证。

那么，“阳平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现今浙江省富阳城南的大源古镇，古名阳平镇。而这也是最为符合《吴书》中：“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这一最早的史籍记载的。阳平山是亭山山脉的余支，北濒富春江（当时富春江面很宽，江南春江一带有的还处在江水中），山下有浦名阳浦，孙钟就在这阳平山边隐居种瓜。据在富阳发现的东吴《皇家玉牒》的记载：孙钟母亲翁氏与孙钟夫妇以及长子孙羌夫妇、幼子孙静夫妇七穴合葬于阳平山。由于孙权建吴称帝，因此“阳平山”也称“天子冈”（见《中国名胜大辞典》）。斗转星移，历经仓海桑田，孙氏祖居早已荡然无存，阳平山下也已变成了热闹的小城镇了，但从现今遗存下来的一些地名，如“阳平山路”、“瓜田”、“孙家坟滩”、“孝桥”、“下马墩”等等这些地名，仿佛还能依稀想象出孙钟当年种瓜的情景，以及孙氏发迹后车水马龙的盛况。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浙江富阳大源古镇的阳平山，是孙钟、孙坚父子的世居地，是东吴大帝孙权的故里。

此外，在今富阳市场口镇的王洲，相传孙钟也曾于此种过瓜。据《杭州府志》载：“在县西南四十二里，周二十三里，今名洋涨沙，一名瓜江村，相传孙钟曾种瓜于此。”据说，当年孙钟种瓜之地，因结瓜少而被称为“雄瓜地”，流经瓜地南面的那条富春江的支流也被称为“瓜江”，孙钟种瓜所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瓜桥埠”，也名“瓜江村”。现在遗址处建有一四角石亭，立有一块“孙权故里”的石碑，供游人怀古凭吊。

富阳是美丽富饶的故土，孙钟在富春江边隐逸种瓜；孙坚、孙策父子在富春江边崛起；孙权建吴称帝，鼎立江东，对促进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开发祖国宝岛台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孙氏家族是富阳人民的骄傲。现在故乡人民十分珍惜这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挖掘史料，珍视遗迹，妥善保存和维护古老的文化遗产；合理开发与利用，新辟了东吴文化公园，让市民有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所，同时寓爱国主义教育、爱家乡教育于休闲娱乐之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富阳的知名度，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孙武之后  江东望族

孙坚的家世，陈寿的《三国志·吴书》没有详细地记述，即便是孙坚的父祖辈也没有述及，只是简略地叙说了一句：“盖孙武之后也。”因此引起了后世史学界的疑议，认为这是疑词。就如同说曹操是“曹参之后”，最后又画蛇添足地补上一句：“莫能审其出生本末”；在记述刘备的世系难明时，也必说“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由于这样的记述过于简要，又因为年代久远，确实会给后人留下疑问。但是我们只要从历史的沉积中拂去尘埃，稍加梳理，就会清晰而完整地显现出：孙坚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军事家——“兵圣”孙武的后代。

据史书记载：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今山东北部）人，其先祖为陈国的贵族陈完，因国内王族倾轧，政局动荡，害怕祸及己身，逃奔去了齐国，受到了齐桓公的器重，任以“工正”之职，掌管官府手工业，从此世居齐地，并改姓为田氏，所以陈完也称田完。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字子占，为齐国的大夫（诸侯国君的重要官员），因率兵攻打莒【jǔ】国（今山东莒县），立有战功，受齐景公赐姓为“孙”，因此田书也称孙书，还把乐安（今山东广饶）作为食采之邑，封赐给孙书，这是乐安孙氏的最早由来。孙书的孙子孙武，字长卿，为了避田、鲍四族争权谋乱之祸，投奔到了吴国，以传世兵书《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吴王阖闾所重用。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被任命为主将，在副将伍子胥的协助下，亲率吴国军队，西破强楚，五战五捷，攻入郢都（今湖北荆州）。在这次战争中，身为将军的孙武，巧于运筹，精于战阵，充分显示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从此，吴国崛兴称霸，北威齐晋，南服越国。而孙武立下的赫赫战绩功不可没，为此吴王荫封孙武的次子孙明(孙武有三个儿子：长子孙驰、小儿子孙敌)为富春侯，食采于富春（今浙江省富阳），这是富春孙氏的最早由来。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始终保持了一种封建的宗法制度：宗法血缘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并积淀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特征，因而宗族谱牒的修编非常地完备，也十分丰富，它可以佐证史籍记载的不足，与正史、地方史相得益彰。二十世纪末，随着“孙子热”、“三国热”的不断升温，各地陆续有孙氏宗族谱牒被发现。尤其是作为孙权故里的富阳，也发现了一批有关三国东吴的珍贵史料，如：《天子玉牒简要》、《吴大帝受贡实录》等，而更为瞩目的是孙权亲自为《皇家玉牒》所撰写的一篇序文，被冠之为《天子自序》。应该说，这一发现对于孙氏世系的研究，有重大的收获，为补正古代典籍和印证孙氏先祖的里籍、采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吴大帝孙权亲自撰写的《天子自序》追述了孙氏先祖的发脉历程：“孙氏宫音，原郡乐安（今山东广饶）……武，字长卿，以兵机动吴主阖庐，著书陈策，吴得志焉！武生明，字之元，以父功袭荫，复以孝廉封富春（今浙江富阳）侯，子孙及弟侄等各治业于富春之江南，居宅繁盛……”

古代中国，黄河流域是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因此，孙明的后代也有到北方中原地区去谋求发展的。孙明的后世子孙孙膑，就出生于甄（今山东鄄城县济阴）、阿（今山东东阿）之间，活动于北方中原地区。

孙武、孙明的后代世系，直至孙钟，在《新唐书·宰相世系》及《古今姓氏书辩证》中都有十分详尽的记述，并且指出：“钟，吴先主即其裔也。”

而吴大帝孙权在《天子自序》中也明确地叙述：“皇祖，居长讳钟。皇祖性孝，肆闻南北，生予皇考坚。”从而清楚地表明了孙武、孙明及孙膑与孙钟、孙坚父子直接的血缘关系。

只是孙武与孙膑的关系上还存有歧异。从年代上来看，孙武的主要活动时间大约在春秋末期吴王阖闾在位期间（公元前514——公元前496），而孙膑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战国时期齐威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56——公元前320），两人主要活动时期间隔有140年以上。《史记》本传也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按照一般的惯例，父传子一代

相隔30年左右，以此推算，孙武与孙膑应相隔五代，而决不止两代。根据《竹园孙氏宗谱》的记载为：孙武—明—顺—机—操—膑，这样为五代；而《平湖孙氏宗谱》的记载又为：明生汧，汧生膑，这是各谱系有所不同的地方。

以上这些记叙虽然存有个别差异，但依据史籍，结合众多谱系，可以相互印证补正，从而使我们确信：东汉末年，隐居于富春江畔的阳平山，以种瓜为业，不愿出仕的隐士孙钟，确确实实是春秋末年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孙钟的儿子孙坚就生长于富春江畔。因此，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孙坚为孙武之后，是有历史依据的。

三、 生于乱世  不同凡响   

孙坚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王朝积弱难返，积弊已深的汉桓帝、灵帝统治的时期，这是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

东汉王朝是由光武帝刘秀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建立起来的。立国之初，刘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比较注意吏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因此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

但是到了中后期，东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日益暴露了出来。由于豪强地主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控制着中央和地方州郡的大权；同时在经济上，不断地扩充大田庄经济，疯狂地兼并土地，使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落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佃农，使佃农所创造的财富，大部分作为封建地租，被豪强地主所攫取，而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使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豪强地主为了“警设守备”自己的田庄，于是就建立了私家武装，他们“缮五兵，习战射”，准备镇压随时可能出现的农民暴动。而这种建立起来的私家兵，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势力，从而加深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封建国家的积贫积弱日益深重。

此外，豪强地主间为着各自的利益也存在着矛盾，具体表现为不同政治集团的冲突和争斗，而外戚与宦官的频繁斗争则是最为直接的体现。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称帝后，采取了一些加强皇帝专制的措施，扩大了尚书台组织（尚书台制始自于汉武帝），作为皇帝自己掌握的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机构，三公、九卿只是受命任事。可是，东汉的皇帝只有前三任：光武帝刘秀（62岁）和明帝刘庄（48岁）、章帝刘炟（dá）能够做到政由己出。但章帝刘炟只有33岁就死去了，章帝以后的皇帝也都是些短命皇帝（除了末代皇帝汉献帝54岁外），和帝27岁、安帝32岁、顺帝30岁、桓帝36岁、灵帝34岁，更有两位少帝，还有质帝、冲帝、殇帝，都还只是些玩童、幼儿而已。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宫廷生活过于荒淫无度，玩物丧命，造成了短命而亡；更有甚者有的小皇帝还成为了争权夺利斗争的牺牲品。当年幼的皇帝即位后，母后临朝听政，实际政务往往总要委托自已的父亲或兄弟来处理，让他们担任大将军（最高将军官衔），并参“录尚书事”，录是总领的意思，录尚书事是独揽大权，无所不总。三公或大将军加有“录尚书事”，就能直接参与中枢决策，这样一来，政权便落在了外戚的手里。外戚是指皇帝的母亲即皇太后，或皇帝的妻子即皇后的亲族。

当外戚掌握了朝中的军政大权后，于是这一族人以及托庇于外戚的一班人，就全都得以升官晋衔，发财暴富。等到皇帝长大了，想要亲自执政，又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力量，来消除外戚势力。然而由于宦官夺权有功，又常常交结皇帝，承办诏敕、文书等等，这就使得他们轻而易举地介入到实际政务中。这样一来，宦官又攫取了大权，也同样提拔自己的亲属，以及受外戚排挤，或迎合自己的人。

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外戚与宦官的交替执政。但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当权，都力图拥立幼主，以便使自已继续操纵大权。而这两个集团，又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阶层，尤其是宦官，由于生理的不健全，往往心理阴暗。一旦权力在握，便竭力排斥异己，打击不同政见者；为了追求私利，满足私欲，更不惜后果加紧搜刮，竭泽而渔，从而加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激烈，造成了东汉中后期社会的长期动乱。

在外戚与宦官的反复斗争中，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就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结成的政治集团。他们除了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官吏。他们是中小地主阶级，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当宦官、外戚轮流专权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乱不安之时，士大夫阶层为了挽救垂危的东汉政权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之进行抗争，从而被卷入到权力之争的旋涡中，使

得这一斗争广泛地涉及到整个社会。

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一般只有通过辟除、察举而出仕。“辟除”是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员如州牧、郡守，自行征聘僚属，然后向朝廷推举，亦称“征辟”。“察举”是由刺史、或太守、或王国宰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那些人品与学问在当地受到好评的人，往往会被当地长官以“孝廉”等名目举荐到朝廷而得到任用。从“贤良方正”、“孝廉”、“茂才”这些科目的本意可以看出德行与学识，是出仕做官的重要条件。但在宦官、外戚的专权之下，很多不附权贵的正直之士受到了排挤；而阿谀奉迎之流则得到了重用，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对此，仕途窘窄的士大夫们，通过“清议”，品评人物，来抨击腐败的朝政和罪恶的权贵，特别是当权的宦官。在他们看来，宦官是他们所不齿的微贱的暴发户，因此，在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中，较多的站在外戚一边，支持外戚集团，从而引起宦官集团对他们的深恶痛疾，于是宦官集团凭藉手中的权力实施打击，并先后导演了两次“党锢”之祸，使得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更加白热化。

所谓“党锢”：党就是“党人”，锢就是禁锢终身，不得做官，也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那些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党人，而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进而终身禁锢或被残杀。它表明了东汉王朝的政治越来越黑暗，社会危机更加深重了。

桓帝、灵帝统治的时期，就是整个社会矛盾尖锐到了极点，统治集团腐朽到了极点的时期。桓帝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供养着宫女五六千人，其他在宫中侍候、差遣的就更多了。为了维持庞大的消费，满足日益膨涨的需求，就不断增加赋税，把大量的负担转嫁到农民的头上。灵帝更是开西邸（在西苑设官府）公开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各有不同的定价，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公卿等官千万，五百万不等。各地官员按土地丰瘠各有定价。富有的交纳现钱，暂时交不起的，可以到任后加倍缴纳。这种卖官的结果是：官员只知鱼肉百姓，变本加利的盘剥、掠夺，农民的负担自然更加沉重了。而为官一任，不知为民办事，水利年久失修，遇上洪涝灾荒等等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就只得离乡背井，到处流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起来造反，而且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一些举行暴动的流民队伍，还与羌人、蛮人等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相呼应。这些起义农民的首领或称将军，或称皇帝，或称真人，可以看出他们是有组织的，或者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农***动，也表达了他们强烈要求推翻东汉王朝腐败统治的迫切愿望。
        那时在民间流传着一首豪迈的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这首歌谣，极其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英雄气概。

孙坚就生长于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

在当时江河日下之际，许多有识之士选择了隐居不仕而避祸。孙坚的父亲孙钟就是一名隐士，躬耕于富春江南岸，以种瓜为业。从《三国志》及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孙坚有兄妹四人，长兄孙羌，字圣台，与孙坚为同胞而生；小弟孙静，字幼台；此外还有一位小妹，名不详，嫁给了孙坚的同乡好友徐真。据史书载：孙坚的母亲在怀娠孙坚时，曾梦见自己肠子流出，环绕着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城的昌门，醒来后非常害怕，就把这个梦告诉了邻居老母。邻居老母宽慰她说： “怎么知道这不是好征兆呢？”

昌门，即阊门，春秋时吴国大臣伍子胥所筑，以象征天门，以通阊阖风，阊阖风居西方，吴王阖闾想要西破强楚，所以又称“破楚门”。阊者，倡也。（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即带头发动、倡导的意思，似乎暗合着孙氏从孙坚开始发迹的意思。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即孙钟虽然躬耕于富春江南岸，以种瓜为业，但他与外界的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否则他的夫人也不会知道什么吴郡的昌门，而在梦中梦见它。这对于一个久居乡下的一般农妇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从孙坚17岁那年与父亲一起乘船去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便也可知孙钟是常常要去外地的，这对于一个蛰居乡下的普通农夫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从而我们可以断定：孙钟自己决不会是躬耕于田亩的一般农夫，而是以种瓜为名的隐士；孙钟的家族也决不是普通的世代务农的农户，而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势力的地方大族。这从孙坚开始举事时，他的弟弟孙静，纠合乡里的部曲及宗族子弟五六百人作为保障；后来孙策攻打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王朗，孙静带着家族与孙策会于钱塘（今浙江杭

州），可以为证。

孙坚就出生于这样一个下层地主阶级的家庭中，没有豪族家世的背景。这在当时重门阀、讲家世的社会里，孙坚的确是属于“孤微发迹”了，这也可以说是这个动乱的时代，为孙坚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武将风范和军事斗争能力的机会和舞台。

据史书记载：孙坚出生后，容貌不凡，大概是长得非同一般、比较出众吧，而且生性宽弘大度，有奇侠气节，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应变才智和果敢勇猛。17岁那年，孙坚与父亲一起乘船去钱塘（今浙江杭州市），正好遇上了以胡玉为首的一伙海盗，其实也是一些为生计所迫的农民，抢掠了商人的财物后，在岸上分赃。而来往的船只、过往的商人旅客，都不敢前行。

这时孙坚对他的父亲说：“这些海盗完全应该捉拿，请让我去捉拿他们吧！”

父亲孙钟对他说:“这种事不是你能干得了的！”
        但孙坚还是执意拿了刀上了岸，用手东西指挥，好象在部署官兵围捕海盗的样子。这伙海盗见了这情形，还真以为是官兵来围捕他们了，于是慌忙丢弃了抢来的财物四散奔逃。孙坚向前追击，斩下了一个海盗的首级才回来，他的父亲大为惊讶。

对于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来说，能够临危不

惧，去做这样一件大事，用自己的智谋与胆略，赶跑了海盗，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孙坚的名声大振。为此，官府特聘他为假尉，即非正式的武官，暂时代理以负责维持本郡的治安，辑捕盗贼。从此，少年孙坚踏上了仕途。

四、 少年出仕  初建新功

少年孙坚踏上仕途之时，也正是东汉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年少的孙坚，抱着一股忠君为国的热情，走向了征途，开始了他那短暂而惊险的武将生崖。就在孙坚走上仕途后不久的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十一月，与吴郡相邻的会稽郡（郡治今浙江绍兴）爆发了许昌、许昭父子领导的农民暴动。

许昌（有的史书称许生）与他的儿子许昭（或称许韶）在句章（县治今浙江余姚城山）利用宗教活动，发动当地几个县的农民举行暴动，攻略郡县，声势颇为浩大，民众多达数万之多。许昌自称为“阳明皇帝”，许昭为“大将军”，而官府称之为“妖贼”。会稽太守（郡最高行政长官）尹端率军前往镇压，反被暴动的农民军打得大败，连遭败绩,

被免职。动荡不安的东汉朝廷急忙调遣扬州刺史臧旻、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太守陈寅率军镇压。（扬州治所历阳，今安徽和县，后屡有迁址。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淮水、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河南一部。它并不是也不包括现今的扬州。刺史，负责监察每个州的郡守和王国宰相，为六百石官，秩位不高，但出刺时代表中央，后改为州牧，官秩二千石。东汉末年，剌史领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开了东汉末年刺史割据的先风）。时，年仅十八岁的孙坚也被委任为吴郡司马（郡军政长官。以前郡不设司马，因汉末农民起义蜂起而新置，掌管军事），并允许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了精兵勇士一千多人，会同州郡官兵，联合作战。经过了近两年的艰苦奋战，至熹平三年（174）的十一月，终于镇压了农民暴动，斩杀了许昌、许昭父子。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年轻的孙坚足智多谋、作战勇猛，立下了不小的战功，初步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华，为他以后步入高一级的军事指挥行列，奠定了基础。会稽郡（今浙江绍兴）的农民暴动被平息后，剌史臧旻向朝廷上表报功，罗列了孙坚的功绩。汉朝延便正式下诏授予孙坚为盐渎县（今江苏盐城西北）的县丞（县令的辅佐，相当于副县长，主管文书及仓狱等）；这样，孙坚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先是到徐州广陵郡的盐渎县，几年后又调任为盱眙县（今江苏盱眙东北）的县丞；后又改任为下邳县（今江苏睢宁西北）的县丞。

在所任三县的十年间（从熹平四年175—中平元年184），可以说是孙坚谋政与民，平和发展的时期，并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受到了民众、官员的称颂和拥戴，获得了较高的声望。这一时期也是孙坚积聚力量，广交天下英豪，谋求更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孙坚生性宽弘大度，豪侠重义，喜爱交结英雄豪杰，重视人才、又善于用人，因此大家都喜欢亲近他，从而在他的周围汇聚了一大批愿意追随于他，听命于他的菁菁豪杰。从故乡富春来的亲朋好友，不甘寂寞、任侠尚武的好事少年，也常常有数

百人之多。孙坚接待抚养，尽心尽力，有如自已的儿子、兄弟一般，一视同仁。这一批英雄豪杰和富春子弟，后来就成为了孙坚起事的核心力量。

孙坚所任三县的这一段经历，为他以后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本网站所收集的部分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