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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氏世系:细说杜预之误和欧、苏失查
来源:孙氏家谱网
作者:孙立国
2020-06-08
评论:0  点击:825

这是个因一字之差而谬误两千年的历史旧案;这是个因一人之差而误导百亿人的历史谎言。它虽然荒诞离奇,却仍在广为流传。它就是所谓“孙武是陈书之孙”“齐孙氏源于妫氏”的历史陈案。

如果你是个“书虫”的话,在中国,不论你走进哪一家书店,都能见到涉及《孙子兵法》的书籍。这许多种涉及《孙子兵法》的书籍,在介绍孙武其人时,都要把孙武与齐国的田完家族——《左传》中称为的陈氏家族扯上关系。特别是那些科普类的儿童读物,更是不厌其烦、绘声绘色、图文并茂地把孙武说成是“齐国陈书的孙子”,“陈书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乐安,”“孙武因齐国的陈、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的表述。之后,则是孙武如何献兵书与吴王;吴王如何拜孙武为将军;孙武如何操练宫女,怒斩二姬;如何率军伐楚,功成隐退等玄之又玄的故事。如此美妙动听、活灵活现的描述,作用于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或是无意深究的读书者,自然使他们信以为真。对那些青少年来说,则又因为是“幼年读书,终生不忘”。如此一代又一代,一轮又一轮地书写、口传,直把这一谎言从古传到今,从中传到外,造成名副其实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的历史定势。

其实,凡读过《史记》和《左传》原著的人,都会对上述的观点产生疑问。因为,在《史记》中,从未谈及“陈书(田书)”其人。在《左传》一书中,虽有两处谈及陈书,却毫无陈书伐莒的记载。所以会造成上述的谎言,完全是由于西晋时的杜预在编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时,误把《左传·昭公十九年》所载的“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使孙书伐之。”中的“孙书”,注解成“陈无宇之子,子占也” ,从而把历史上的孙书和陈书合二为一,并因此而引发的一起错案。它的确因“陈、孙”的一字之差,而谬误自彼至今的近两千年;因陈书、孙书的一人之差,而误导自彼之后,古今中外的近百亿人。不过,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这“一字之差”,的确也不尽情理。若认真分析,它确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即:一 、《左传》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历史地位;二 、历史条件和文化习俗的限制;三 、私修谱牒的作伪;四、宗族观念和门阀思想的强化;五、欧阳修和吕夏卿的失查

 

一《左传》与《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历史地位

 

说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自然离不开《春秋》和《左传》。

大家知道:《春秋》本来是对我国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一种泛称。当时,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一职,以记录国君之言行和本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因此便有了“右史记言,左史记行”之说。即右史官要记录国君的言论,左史官要记录国君的行为。文天祥在其《正气歌》中所说的“在晋董孤笔”,说的就是当时晋国的史官董孤,在其宰相赵盾之弟——赵穿弑了国君后,随依例记下“赵盾弑君”的记述。身为晋国宰相的赵盾感觉很冤,便问道:“为什么要记我弑君?这是赵穿干的,我不知道啊。”董孤回答说:“你是宰相,尚在国内,而国君被弑,你自然要负主要责任。”赵盾追悔莫及,但是,因其理屈,也只得认同。由此可见,当时各诸侯国都有《春秋》之类的编年史。它实际上就是记录各诸侯王的“工作日志”。所以有“百国春秋”之说。这些“春秋”,可以说是“春秋”的原版。晋咸宁五年,即公元2 7 9年,(一作太康元年或二年,即公元2 8 0 年或2 8 1 年),在汲郡的战国时魏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因书写于竹简而得名。共十二篇。全书叙述了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 9 9 年)止。(该书至宋时散失)——如果不是已有定论,它或许就可以叫着某某春秋了。——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

但是,在这诸多的《春秋》中,唯有鲁国的一份记录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春秋》,据说曾被孔子修编过,因此,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说孔子修订过原版的鲁国的《春秋》,的确有其一定的可能性。因为,第一版的《春秋》截稿于公元前4 8 1年,这时的孔子恰值71(虚)岁。并且,“孔子晚而喜《易》 ,序《篆》 、《系》、 《象》 、《说卦》 、《文言》 。读《易》 ,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同时,在该文中,还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卒。(鲁)哀公诔之曰……”看来,晚年的孔子,既有喜《易》,序《篆》 、《系》 、《象》 、《说卦》 、《文言》的爱好,又有获宠于鲁哀公的优势。所以,说他修订过原版的鲁国的《春秋》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经孔子修订过的鲁国的《春秋》,自然就不能算《春秋》的原版,而已经是《春秋》的第二版了——即人们常说的《鲁春秋》。

《鲁春秋》以鲁国为叙事的中心,记载着上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共242年间鲁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人物活动。当然,由于鲁国与其他诸侯国必然的外交来往,所以,书中也必然会涉及到其他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事件。同时,书中还广泛地收集了当时各国间发生的日食、月食、地震、旱、涝、风、火等自然现象,为我们保存了春秋时期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始风貌,因此,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由于受当时的物资条件、科技水平、文化习俗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如:书写材料方面的竹简、苇编;文字运用方面的通假、多义;文化习俗方面的方言、俚语;以及思想观念方面的“王者至上”等,使《鲁春秋》一书在文字的运用上,过分地追求“微言大义”、“婉约成章”和“为尊者讳”等所谓的“春秋笔法”,全书仅用了一万多字。这样,就使文章显得语义难辨,晦涩难懂,如不经注释,就不知所云。所以,《鲁春秋》面世后,便有许多人以原书为经,而另外为其作“传”。这样,便有了“经”与“传”的区别。“经”如文章之论点,“传”如文章之论据;“经”离传如无肉之髅骨,“传”离经如无骨之腐肉。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当时为《春秋》作传的共有五家。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其中只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和《谷梁传》十一卷被流传了下来,其它两传已遭散失。而被流传下来的《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则常被人们称之为“春秋三传”。这便是《左传》的由来。这样,即便《左传》的作者所依据的底本是《鲁春秋》的嫡传正本,它也只能是《鲁春秋》的第三版本了——不要忘了:这时的《鲁春秋》是“经”,《左传》则是“传”。—— 参见袁立泽编著的《左传》(吉林人民出版1996年版)

《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与《鲁春秋》相比,从时间上看,它下延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比《鲁春秋》多出了十三年;从篇幅上看,它被扩写为18万多字,是《鲁春秋》十倍;从叙事主体上看,它是以晋国为中心,而《鲁春秋》则是以鲁国为中心;从涉及范围上看,它对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间的大事,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而《鲁春秋》则多侧重鲁国的事情;从写作风格上看,它多用事实解释《春秋》,而不是象《公羊传》和《谷梁传》那样,完全用义理来解释《春秋》。特别是它对齐、楚、晋三国在争霸焦点上的谋划与运作,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表现出作者渴望统一的进步思想。因此,它比《鲁春秋》储存了更多的信息,并因其兼顾了周朝和其他多个诸侯国家,使更多的人能从中找到一些有关“自己”的史料。于是,《春秋左氏传》便给人以一种中国春秋时代的“信史”的感觉,具有较高的“史料性”和可读性。因此,也具有较强的信誉度。

关于《左传》的作者,以前,人们多传说它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左丘明所著。但是,近、现代人则多疑此说,认为它应该是战国初年的某人根据各国的史料编纂而成。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所受的时代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同《鲁春秋》一样,它也受到了当时的物资条件、科技水平、文化习俗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如果它真的象古人传说的那样,是鲁国的盲人左丘明所著的话,其所受的局限性就会更大——因为,对于一个盲人作家来说,他在写作中所受的限制及其所做的努力,不知要比正常人多多少倍。若从我个人的观点说,我是比较赞成以往的说法的。(不过,这个“左丘明”可能不是《论语·公治长》中提到的左丘明。)因为:

1、传说中的左丘明,是鲁国的一位史官。后来因为双目失明,而被迫辞职赋闲。这样,(1)、他或许是孔子的徒孙或孙子,因而可以接触到孔子修编的《鲁春秋》,甚至能将其内容默记于心底。所以,在他失目后便能将春秋的数百年之事,信手掂来。(2)、从年龄上说,由于孔子是“半路出家”(据说他青少年时,尚为人做道场,当吹鼓手。他的传统画象尚有暴突眼的象征)。所以,他的弟子或儿子,完全可以比他小4 0岁;他的徒孙或孙子,完全可以比他小8 0岁。按孔子生于公元前5 5 1年计算。那么,他的这位徒孙或孙子,完全可以生于公元前4 7 1——4 6 1年之间。这样,到这位徒孙或孙子失目赋闲写作时,完全可以下延到公元前4 0 5年以后——即历史上的战国初期。这与杨伯峻先生把《左传》的成书年代裁定在公元前4 0 3年至公元前3 8 6年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参见袁立泽编著的《左传》(吉林人民出版1996年版) (3)、当然,这位左丘明不是《论语·公治长》中提到的左丘明。这样,在我国的历史上便有两个左丘明:一个生于春秋时期,是孔子所敬重的长者;一个生于战国时期,是孔子的徒孙或孙子。这种相隔一百多年的同名现象,可以说是当怪不怪的。因为,那时的人名或地名(包括姓氏)都叫的十分随便:有许多无官无职的人,根本就没有名字;有些有官有职的人,则多以其官职而被人们所称谓。例如:“姬”姓因傍于姬水而得之,“姜”姓因滨于姜水而得之。至于名“丘”的人或地方,更是举不胜举。如:孔丘、帝丘、梁丘、沈丘……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公元前4 0 5年——公元前3 8 6年间,在孔子的徒孙或孙子中,确实有一位官至“左史官”的人,因年老失目而被迫赋闲后,依据自己熟记的《鲁春秋》的史料而纂成了《左传》的书稿。由于他的这部书稿被许多人所看中,又由于在鲁国的历史上的确有一位受人尊重的、名叫“左丘明”的史官,所以,其亲朋故交便在抄写其文章的时候,相传为左丘明著。这不是理顺成章吗?

2、一般来说,陷于困境中的有志之人,多数能从学术上(也只能从学术上)有所突破。——司马迁是这样,保尔是这样,张海迪是这样,霍金也是这样……,那么,左丘明也完全可以这样。人类社会的这一现象,就连毛泽东都十分信服:孔子厄而做《春秋》,丘明瞽而书《左传》

3、从《左传》记事的内容看,它所记的内容的确是广有取舍,大有时差的。例如: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 7 2年)对陈完出奔的记载;《左传·文公八年》(公元前5 2 3年)对孙书伐莒,攻占纪鄣的记载;《左传·成公十七、十八年》(公元前5 7 4、5 7 3年)对孙周被迎立的记载等,多突显出作者是剪辑别人的作品而进行的再创作,而不是作者的“吟咏之作” 。

4、从公元2 7 9年(或为2 8 0或2 8 1 年),在当时的魏国汲郡出土了《竹书纪年》这一史实,及《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内容上看(虽然其中所记的内容与《左传》所记的史实有些出入),但是,它们却足以说明: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时代。有了这一基本认知,再通过对《左传》和《竹书纪年》的参照阅读,便使我们认识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

5、从司马迁这位史官世家的气质,再联想到“在晋董孤笔”一语所说的晋国的史官——董孤世家的气质,我们不难想象:1、有可能这位左丘明的家庭(也包括孔子的家庭)就是鲁国的史官世家,这一世家乃是鲁国的公族;2、与董孤、司马迁一样,左丘明这位史官,在他病退赋闲后,想到孔子修《春秋》的故事,也当有所作为。

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所以《左传》面世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并被广为流传。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楚威王的太傅铎椒和赵孝成王的宰相虞卿对其做过节录,备为百篇。而先秦诸子的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及《战国策》等,都常常引用其内容。东汉的服虞为其著作了《春秋左氏传解谊》、西晋的杜预作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唐代的孔颖达作了《春秋左传正义》 、清代的刘文琪等撰有《左氏春秋考证》 、洪亮吉著有《春秋左氏诂》 、顾栋高著有《春秋大事表》、日本的珍竹添光鸿著有《左传会笺》 。解放后,杨伯峻先生集前人研究 、考证之成果,结合近代考古发掘之发现 ,把文献书籍与考古资料对映比照,互相结合,精工细琢地著作了《春秋左传注》。―――参见袁立泽编著的《左传》导读,(吉林人民出版1996年版)可称为是目前左传研究的集大成者。

此外,以《左传》故事而编著的演义类书籍更是汗牛充栋,其中以冯梦龙、蔡元放编著的《东周列国志》为善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 0 0 4年版)

在上述有关《左传》的诸多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晋杜预所作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因为,就是在这部著作中,杜预误把《左传·昭公十九年》中的“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使孙书伐之。”中的“孙书”注解成“陈无宇之子,子占也。”从而造成了一起千古奇案。

杜预,字元凯,生于公元222年,卒于公元284年。京北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的著名将领,曾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并以灭吴之功而被封为当阳县侯,时称“杜武库”。在学术上,他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著作。并自称“《左传》辟”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特别是其中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因其首开“以传附经”之先河,使广大读者在购买、借阅时,不必再“既购‘经’,又借‘传’”;在阅读时,不必再“左翻‘经’,右披‘传’”(在此之前,“经” 与“传”各自成书,人们在阅读时,必须将“经” 和“传”两书参照着阅读),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从而使“古文经学”声名大震。这样,便从方式、方法、风格、气势上把原居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摔个脸朝下,进而使《左传》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显赫之学。于是,《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便成为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诠释《左氏春秋》著作中的一部最有影响、最有权威、最为流行的一种版本,直至流传至今。算起来,它应该是《春秋》的第四版了吧。

列举了以上有关《左传》的成书和诸多有关《左传》的著述,旨在说明它在我国史学界乃至文学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可以说是唐代以前为《左传》作注的经典之作。并且,由于它的广为流传,便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虽然是《春秋》的第四版,却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部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然而,就在这样一部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中,却出现了误把“孙书”当“陈书”的纰漏,从而造成了一起千古奇案。

通过上述的叙述和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杜预,作为西晋一统天下的开国元勋,武有战功,文有著述,位高权重,名噪一时。所以,在当时,乃至其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他多是敬而生畏。由于杜预的名气太大,以至形成了现在人们常说的“官大表准”的势能。即使有少数识得其纰漏的知情者,面对如此威严的史学泰斗,也只能是望而生畏,忍气吞声。因为,有谁敢不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对大家公认为已成定论的东西及杜预本人去说三道四呢?可是,在隋、唐之前的文化背景和科技条件下,要寻得如山的铁证,又谈何容易?所以杜预的这一误注,便成了“不争”的史实。

 

二、历史条件和文化习俗的限制

 

叙述了《春秋》 、《鲁春秋》、《左传》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成书及人们对其研究的历史过程后,我们就不难看出:

作为一部大家公认的,反映中国春秋时代的政治、军事、文化、商务、风俗、人情和自然现象的信史,虽然能较好地聚焦下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必然会造成歧义迭生,语义不详的现象。因为:

一、从政治环境上说。进入战国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虽然已从奴隶社会思想意识的桎梏中有所解脱,并开始向“礼崩乐坏”的新的思想意识转型。但是,由于旧的国家机器尚在,特别是象《左传》的作者那样的享受过旧制度“恩德”的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旧意识必然是根深蒂固。所以,从《左传》的字里行间,我们完全可以嗅出作者的“君权神授”、“王权至上” 、“为尊者讳” 、“天人感应”、“人者爱人”及“仁、义、礼、智、信”等孔子儒家思想的气息。例如:陈完的出生、出奔、发迹、及“田(陈)氏代齐” ;祖姬之父的“结草报恩”;(秦)弄玉吹笙的“月夜遇良缘”;晏婴演义的“二桃杀三士”等等,——参见冯梦龙、蔡元放编著的《东周列国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 0 0 4年版)无一不是用貌似入情入理,实为荒诞离奇的故事来阐发着上述的思想。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对我们考证《左传》作者的身份,的确有着指导意义。

二、从学术风格上说。《左传》的学术风格,仍然没有摆脱《鲁春秋》的羁绊。即:重在“婉而成章” 、“简约深蕴” 。正如古语所说的“《春秋》一字一褒贬”。这种风格与其说是当时时代的文风,倒不如说是当时条件的限制。因为,当时的创作条件是“竹简纬编”。即人们搞创作的笔、墨、纸(竹简)、砚,全靠自力更生。这样,人们在写作时,必然“惜字如金”——极力用较少的字,来说明较多的意思。结果便“使文意常常变得语焉不详,晦涩难懂。”,“由于过分地字斟句酌,以突出严谨的笔法” 。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简约深蕴”的笔法。——参见袁立泽编著的《左传》导读,(吉林人民出版1996年版)同时,众所周知,中国的古典作品是没有标点的,如何断字释义,全靠读者的学识,这也凭添了理解古文的难度,增加了产生歧义的比率。另外,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幅员辽阔,风俗迥异,由此而引发的音同字异,字同义异,义同形异的现象是比比皆是。如:通假字、别体字、变义词、多义词等。至于某些方言俗语,如:“甭”、“知不道”等,更是令人费解。这也容易造成在诠释古文的过程中,产生始料不及,事与愿违的误解。

三、从创作环境上说。当时的创作环境可以说纯属于“个人书斋”的形式。因为,不要说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文化人极为稀少),就是在解放前文化封闭的状态下,许多人的写作,也都是“只灯伴孤影”。所谓“如囊烛” 、“如映雪” 、“十年寒窗苦” ,也是这一状况的写照。所以,如果说《左传》的作者不是在写作前便早已“胸有成竹”的话——即在写作前就早已深谙春秋数百年之故事的话,他也不可能写出这贯穿时间数百年、跨越空间数百里的著作的。但是,要达到这“成竹在胸”的境地,非孔子的嫡传徒孙或孙子、非鲁王室的近臣或故旧,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经孔子修编过的《鲁春秋》,决不会缮写或印刷数百册而散落民间的——这也是我们把《左传》的作者界定在孔子的徒孙、孙子或是鲁王室的近臣故旧的重要理由。

四、从传播方式上说。如前所述,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不论是《百国春秋》,还是《鲁春秋》 ,不论是《左传》,还是《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它们的刊行于世,决不会象今天的印刷品那样,可以一版数百册地发行。它们的散发于世,全赖作者亲朋故旧中的同仁们:或因敬重其人品而收藏;或因敬重其文采而节录;或因教育子女而备用;或因街谈巷议而抄写。所以,它们刊行于世的册数必然不会很多,版本也不尽相同。这一点,我想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左传》一书的“原始底本”恐怕仅有一册,且又不知散落于何处。至于它的副本,只能是那些“抄本”了。可是,在抄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笔下之误”。对于那些时不时的“笔下之误” ,有人或许会“有错必纠” ,有人则或许会“将错就错” ,甚至会“文过饰非”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左传》也的确需要一个注释的过程。

五、从语言环境上说。《左传》成书之时,中国的文字尚未统一,更不要说要执行什么普通话了。这样,如果不具备经历多国语言交流机遇的话,就很容易对“他国”史书中的文字产生误传、误说、误注、误解的现象。而要具备经历多国语言交流的机遇,则非国王近臣,或史官、说客之辈是难得有幸的。另外,即便是有这样的人物,他在节录、翻译他国史料时,也难免会有错译、漏译的现象。这一点既可证明:1、《左传》的作者应与孔子或鲁王室有一定的关系。2、《左传》的内容需要注释。3、在注释《左传》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译、错注的现象。

因有以上的种种原因,所以,在为《左传》解经释义的过程中,受解经者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学术水平、知识阅历和工作作风的差别,也会产生对原著的各种曲解和误释,从而造成失误和遗憾。因此,我们对杜预的误把“孙书”当“陈书”,从而引发这起谬误两千年,误导百亿人的错案,也就当怪不怪了。

不要说在数以千百计人、次的历史大舞台上认错一至两个人,就是在撰写、编辑数百字的文稿时,写别、写错仨、俩字,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要不然,各出版社、杂志社就不要设立“编辑”和“校对”的岗位啦。更何况相对于《春秋》的原著来说,杜预的《春秋左传经传集解》已经是相隔五、六百年的第四版呢?

 

三、宗族观念和门阀思想的强化

 

所谓宗族,冯尔康先生在其为《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所做的序言中解释为“有男系血缘关系的人的组织…血缘关系是它形成的先决条件,人们的组织活动,才是宗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并分别解释说:“宗是把散漫的族人组织起来”,而“族是聚合一个个互相恩爱的家庭,这个家庭是由高祖到玄孙不同辈分的各代人组成的。所以说,族是有男性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聚合体。”而宗族观念,正是基于宗族基础上的人们的感觉和知觉。它是伴随着人们的理智的产生而产生的。

众所周知,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母系氏族阶段。那时“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特君览》

“先王没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榛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

以上的记述,的确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因为,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与生活环境的恶劣,成年男性多在觅食、劳作或格斗(为争夺领地和配偶)中丧身,子女就只好依偎在母亲身边了。——这大概也是母系社会得以存在的原因吧。若以现实的例子作比喻的话,就是“孤儿寡母”。当如此众多的“孤儿寡母”组成世界的话,岂不就是母系社会了——这便是早期的人类状况。

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人由于生理条件的优势,在当时的渔猎、建房(有巢氏)、取火(燧人氏)、耕作(神农氏)等一系列直接影响到人们生活起居的生产活动中,日益发挥出主导作用,而妇女渐次降低到从属的地位。于是,原来以母系为纽带的社会形态逐渐转变成以父系为纽带的社会形态。——即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辟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瓤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据传说,炎帝之所以王天下,是因为他能型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蓐之利,以教天下,所以又称为“神农氏。”黄帝之所以能王天下,是因为他发明了衣服、舟、车等。在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栏目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狼群、狮群、猴群的“争王之战”,那些争到王位的狼王、狮王、猴王们,原本也是群体中的一员,也当有父母、兄弟、姐妹。后来,因为它们的体格健壮,动作敏捷,机警善斗,甚至略显些心计,终于从群体中胜出,成为欺凌包括其父母、兄弟、姐妹们在内的群体之王。人类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或许没有如此惨烈——因为人类有“禅让”之说。不过这种“禅让”,恐怕也只是局限在同一母系氏族范围内。同时,受到禅让的也是凭其“德”和“才”而赢得了大家的公认,受到大家的拥戴,才得以受到“禅让”的。据说,大禹也曾把王位禅让给“益”,但是,由于“益”辅佐大禹的时间太短,其他人都不买“益”的帐,却都去朝服于禹的儿子“启”,最终才由启继承了王位。关于母系氏族的存在,及其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情况,我们从上古的传说中,或可管窥一斑:

《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狨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食之,因孕生契”;《史记·周本纪》载:“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若以此论,殷、周之先祖实为同帝喾一父的异母兄弟。这看来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却又不无可能。因为,不要说是在那洪荒的远古,就是在当今的文明社会中,凡一夫多妻的儿子,较多地都能在其母亲的教育下,承认其父的存在。更何况这两位妻子的共同的丈夫,是一代人主呢?假如这两位共夫的妻子各居一方,但同时又都能教育自己的子女说:“你的父亲是帝喾”,如此流传下来,又有什么不可呢?

《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按《史记·五帝本纪》载,帝颛顼当为帝喾的叔父,而其之苗裔孙当与殷契、后稷有共祖关系。另外,根据《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的记载,禹、舜的活动范围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弃和大业的活动范围,则在西昌或西戎的戎狄之间,而弃和大业又都曾经是帝舜的大臣,帝禹的同僚。也就是说,契、弃和大业,即殷商、西周和西秦之族,都有着共祖关系。从司马迁的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华多民族发祥于水,扩散于陆的形成和迁徙的状况,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华多民族原本都是同根同源的。

以上传说中的契、弃虽名曰有父,却是不交而孕。大业是无父而生。但是,却都能为天下王。这便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一种转承之说,或可以叫做一种托辞。其实,人人都知道:“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所以有此说法,是因为“天命难言,虽圣人莫能见…其有天命然。”——《史记·三代世表》若用今天的观点来说,就是在母系社会的情况下,人们多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当母亲教子之所出时,往往会以她心目中的“宠物”告之。于是便有了感应受孕说,便有了“图腾崇拜” 。这种崇拜或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或来源于人类潜意识的梦幻。

图腾崇拜,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条,是人类进化的里程碑。也是人类最早的“宗族信仰”。原因是:

、它标志着人类已摆脱了野蛮的兽性,具备了温良的理智。

、它标志着人类已脱离了鲁莽而无序的竞争,懂得了自知而有序的礼让。

、它标志着人类已进入到“氏族”阶段,并界定了这些“氏族”最初的生活区域。如:信仰“龙”图腾的氏族,必然生活在邻近水域的地方;信仰“鸟”图腾的氏族,必然生活在有该鸟栖息的地方;信仰“狮”图腾的氏族,必然生活在有狮出没的地方;信仰“象”图腾的氏族,必然生活在有象活动的地方……由此,我们就不难想到:为什么源于黄河流域的民族,都以“龙”为图腾,并以“黄龙”为至尊;而生活于印度河流域的民族,都以“象”为图腾。

、它标志着人类已进入到同一氏族内部“语言互通”的时代。因为:(1)、只有在语言互通的情况下,同一氏族的族民才能确立共同的图腾,并因此而树立起“王”者的威望;(2)、只有在语言互通的情况下,才能使众多的母亲都能用语言去教育子女(那时是没有社会教育的),从而保证这一崇拜代代相传。(3)、出土于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的“中华第一龙”证明,早在距今6500年之前,人类已经进入到氏族社会。同时,从他们能用蚌壳(古钱币)摆成自己信仰的图腾这一情况看,说明当时人类已经进入到氏族社会的巅峰期。而其后“良渚文化”中的祭祀习俗,则是这种崇拜普遍存在和不断发展的铁证。另外,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市贾湖村的“中华第一笛”,更把中华民族的语言形成期,前提至距今8000年以前。

、它标志着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长期共存性。因为,(1)、从被崇拜为图腾的吉祥物,如:龙、雕、狮、象、虎等,都是灵与力的象征这一现象上看,当时的人们多崇拜具有灵与力的雄性动物。这说明具有灵与力的男性,始终在氏族中占有主导地位。(2)、从母性所共有的温柔、奉献乃至依赖的心理上看,她们一旦做了母亲后,往往会把自己心目中的男性——夫君乃至儿子当作偶像来加以崇拜,同时,也只有通过她们的这种母性教育,才能实现图腾崇拜的代代相传。(3)、众所周知,只有在一夫多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氏族的迅猛扩大,并在氏族竞争中广占领地,再行发展。对此,我们不仅可以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中管窥一、二,也可从当今社会中一夫多妻的现实生活中略见分晓。因此,笔者认为,历史上的母系社会是局部的、暂短的。它就象当今社会中的“孤儿寡母”之家一样,在氏族或家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仅占据四分之一的时段。一到儿子长成(小儿在15——18岁之后,就显示其自立顷向),母亲就让位于有能力的儿子了。这一观点或许能对人类进化史的研究提供点帮助。

、它标志着氏族社会的长期存在和历史变迁。因为:(1)、从“中华第一龙”的出土得知,中华民族对龙的图腾崇拜已有6500年的历史了。如果再有新的“龙”的图腾崇拜的考古发掘出现,这一历史说不定还要提前若干年。而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依然崇拜着“龙”的图腾,由此足见图腾崇拜的长期性(2)、如前所述,禹、弃和大业,都曾经是舜的大臣,本应该坚持同一个“龙”的图腾崇拜。但是,因大业后来西居于戎狄之间,于是便有了“鸟”的图腾——《史记·秦本纪》;而弃的一支——虢族,则形成了“虎”的图腾——《厚重河南·第六辑》河南大学出版社。

人们的图腾崇拜,发展到“舜”时,便形成了一种制度,一种仪式,这种制度和仪式叫做“封禅”。《史记·封禅书》载:“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堙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岁二月,东巡狩,至

于岱宗。(泰山)…………

“禹遵之,……至帝太戊,有桑谷(怪树)生于庭,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谷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后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后稍怠慢也。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史记·五帝本纪》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史记·夏本纪》

“夏禹传子,是‘天下为家’的开始。从此以后,‘大人世及以为礼’。就是说父子、兄弟相传便成为制度了。

“皇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是家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已经存在的标志。”——《中国史纲要》翦伯赞著,1 9 7 9年版

“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兽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史记·夏本纪》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舞台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候祭其疆内名山大川。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若稷稼樯,故有稷祠。郊祀所以从来尚矣。

“秦襄公既候(公元前777年—公元前766年在位),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皋之神,作西寺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秦文公(公元前765年—公元前716年在位)…于是作鹿寺,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宣公(公元前675年—公元前664年在位)作密寺于渭南,祭青帝。

“秦穆公立(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4年在位)病卧五日不寝,寝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公元前424年—公元前415年在位)作吴阳上寺,祭黄帝,作下寺,祭炎帝。”——《史记·封禅书》

在人们的信仰意识形成的同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宾,莫非王臣”,说的是在夏、商、周的奴隶社会中,天下的土地、臣民尽归国王所有。国王虽然以分封的形式把一部分土地赏赐给亲宗勋臣。但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又有权收缴所封的土地。国王对自己留下的京畿之地(其他受封的诸侯对自己所封的土地也多采用同样的方式),则利用“小藉臣”或“小众人臣”之类的官史强迫奴隶们集体耕作,劳动所获,则全归国王(或各诸侯)所有。因此,卜辞中常有“王大令众人日?田”、“ 王往氏众黍于?”的记载。不仅如此,在农忙时节,国王还要强迫平民、外族奴隶、和作坊中的奴隶参与劳作。后来,有些国王和诸侯又采取把土地划分成小块、租给奴隶或平民耕种。奴隶们在耕种自己所分租田的同时,必须为国王或诸侯耕种一定数量的公田。这就是所谓的徭役地租。这种徭役地租的形式,在商、周时期已经成为主流。因此,《孟子》中说:“殷人七十而助”就是说,领主们按七十亩为一份的形式,将土地租给奴隶或平民,这些租种土地的奴隶和平民,必须为领主付出一定量的徭役。这就很有一点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了。但是,由于它的生产方式仍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所以,到了后期,也无法继续维持。这就像二十世纪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一样——作物的种植权、管理权、采收权全部由少数人安排,实际耕作者毫无生产的主动权,只是被动地听任少数决策人物的驱使。所以,人们在劳动中出工不出力,没有热情,缺乏干劲,住住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使得公田中“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即在公田中见草不见苗,草比庄稼更好。)严酷的现实迫使领主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即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度。这不仅是当时奴隶制解体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纪后期,各国集体农庄归于解体的原因。

公元前594年,鲁国率先实行“初税亩”,即用“量亩而税”的实物地租,代替过去“籍田以力”的徭役地租。这样一来,农奴们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作物和农时,并进行深耕细作、浇灌除草,以提高产量,还可以利用闲遐时间去开恳井田以外的荒地。虽然要多交点税,但是,却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初税亩使领主们增加了收入,农奴们得到了实惠,两厢情愿,皆大欢喜。于是,各国纷纷效法,乃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来奴隶主的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推行的改革一样,由于农村(那时是农奴)的改革,必然引起其他各方面的改革。于是,原来的手工作坊和商贸往来也随之发生了变革。(其实,郑国早在郑桓公在位时,就已推行了商奴自由,并誓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参见《郑国史话》杨福平、杜维夏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商贸自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发生了变革之后,上层建筑也必将要发生变化。由于上述经济基础的变化,必将引起人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变化。——因为,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一些聪明、能干、勤劳、勇敢的平民、佃户,乃至手工作坊中的奴隶、军事集团中的战士等,或凭一技之长;或靠一地之利;或以一身之勇,逐渐富裕起来,以致封爵拜相,挤身到贵族的行列。如郑国的弦高,就是因为他利用自己所贩的几十头牛,犒劳了前来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使郑国免遭一场劫难,因此而被郑穆公拜为军尉,从而挤身到“士”的行列。再如秦国的吕不韦,因经商暴富,还谋取了秦国的丞相之职。相反,那些原来的勋臣、贵族中的一部分人,或因腐化堕落;或因子女不贤;或因天灾人祸;或因经营不善,最终衰败下来,沦落为平民乃至官奴,随失去了原来“士”的身份。

经过上述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转变的剧烈阵痛,使原来同姓中高高在上的“士”族贵族们,情愿或不情愿地,不得不与同姓中的庶族新贵们称兄道弟,认作了自家。这既有意识形态领域里认祖归宗的道德性,又有社会制度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性。正是基于这种道德性和法律性的统一,才造成了人们宗族观念的根深蒂固。

上述的考古发掘和史书记载告诉我们:

、由于人类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们对自然

的崇拜——图腾崇拜;这种崇拜一开始往往是单一的,具体的。它或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或来源于人类潜意识的梦幻。

、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人们逐渐形成了对大自然的广泛信仰。这种信仰的表现,。便是对天、地、人、神的祭祀

、自舜帝开始,人们就知道用祭祀的方式,来祭拜天地于名山大川了。

、从禹帝开始,人们就知道修社祀、祠堂(稷祠)来进行郊祀了,并知道以“修德”的方式来消灭避祸了。

、从周公开始,人们就知道在“明堂”内进行宗祀,来供奉祖先了。

、从秦襄公开始,人们就知道用“三牲”来进行祭祀了。并且,“自以为主少皞之神”。所以就“作西寺,祠白帝”。看来,“祭祠自由己出” ,“佛在我心中”。

、从秦灵公开始,人们就知道认炎、黄二帝为共同的祖先了。秦灵公西居边陲,却有如此明鉴,可见当时秦国的文化底缊之深厚。这大概也是后来秦国所以能统一天下的一种理由吧。

、另外,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奉行一种“灭其族而存其祀” 、“ 不罪先人”的信条,并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公德,普遍适用于各国间的攻伐拒守和宫廷政变的动乱之中。这说明,在当时,不论是国君还是平民,不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大家都普遍地具备了尊祖敬宗的道德意识和宗族观念。例如:

——公元前712年,即《左传﹒隐公十一年》,郑、齐、鲁三国联合攻灭了许国。但是,当许国的硕大夫百里引来许庄公的幼弟——新臣拜见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并央求存许国一线之祀时,郑庄公还是“大度”地把许国一分为二,让百里辅佐新臣居“许”之东鄙,以存许氏之祀。所以,《左传﹒隐公十一年》对此的评述是:“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另外,据柏杨先生的统计,从公元前700年—公元前500年间的200年中,各诸候国内部发生的以臣弑君,以子弑父,兄弟相残,以父夺子的宫廷政变,就多达60次之多(参见柏杨的《中国人…》)但是,不论这些政变有多么险恶,多么不可思义,而政变后被拥立的,依然是原国君的子、弟、孙等族人。由此可见当时的伦理与习俗。

人们尊祖敬宗意识的发展,必将形成人们的宗法思想、宗族观念和宗法制度,伴随着人们宗族观念的增强,中国人的“姓”、“氏”也就合二为一了。正如谢钧祥先生在《新编百家姓》(中州古籍出版社2 0 0 7年版)中所写的那样: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宗法制的崩溃和封建制度的兴起,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姓氏成为表明个人及所生家族的符号,亦即郑樵所云:“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名贵贱。”也就是说,到战国时期,中国人的宗族观念已经完全形成。

郑樵先生的:“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名贵贱。”的说法,虽算不上先见之明,但是,却可称得上是精辟之见。因为,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人们的宗族观念,(严格地说,应称为姓氏观念)也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把春秋战国时期,看着是其诞生阶段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秦、汉、三国、南北朝,则是其发展阶段,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门阀思想和门阀制度。

所谓门阀,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中的世代贵显之家。它是封建时代地主阶级内部“以地望名贵贱”———即以先祖的族史、功德、和名分来划分的家族等级制度。世代显贵之家称为“高门”,无根底的卑庶之家称为“寒门”。门阀思想,就是人们基于这种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所谓“门当户对”的理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高门中选,寒门受排斥,甚至连交际、坐位亦有区别。因此,追朔家族历史、挖掘祖先功德,便成为人们趋之若骛、梦寐以求的时尚。在这一方面,西汉的文、景、武三帝是“功不可没”的。

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6年在位),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薄太后所出。据《史记·孝文皇帝》载“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稀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

公元前180年,当周勃等老臣合谋诛灭了吕氏之后,按照传统的宗法观念,当复立刘姓之位。但是,立谁为好呢?高祖有八个儿子,有些已经辞世;有些已投身于吕氏,或与吕氏有些关系,不可立;有些则因其母家不善,不欲立之。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立代王刘恒最为合适。因为,代王是“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天下便。于是,使人召代王。”——《史记·吕太后本纪》

    但是,身为代王的刘恒,因听其郎中令张武等人参谋,害怕其中有诈,多次推辞不就,后来,在其中尉宋昌的劝说下,又经占卜向卦,方敢就位。

刘恒即位后,当年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十二月,请奉诏书,除收努诸相坐律令”。

第二年三月,“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以上,孤儿九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第三年三月,“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十三年五月,汉文帝受缇萦卖身救父之义举的感动,认为“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当年,“又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其除田之租税.”——《史记·孝文本纪》

由此可见,汉文帝的人格,正如其诸大臣所言:仁孝宽厚,广施恩德。因此,司马迁在其传记中写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对此,我们在他驾崩前的遗诏中,也可管见一斑。其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垤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一代君王帝主,在其临死之前,尚能虑及百姓,强令从简办丧事,实为难能可贵。

关于汉文帝的德政,其子——景帝刘启,在为其所下的特诏中总结的更为详尽。其诏曰:“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不穷,朕甚嘉之。”——《史记·孝文本纪》

文、景二帝的这两份诏书,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宽厚、仁慈、俭朴、务实的德君形象,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尊祖敬宗、虔诚孝道的子君情怀。作为父亲,孝文帝能“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真可谓是“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作为儿子,孝景帝能为孝文皇帝变“《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不穷。”并且,在其后的施政过程中,又改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平定七国之乱,实行中央集权。真可谓是父慈子孝,父廉子洁。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在位。汉文帝的第四子,窦太后所出。三十一岁嗣位。公元前157年,即嗣位的当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已,赐民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为孝文立太宗庙,令群臣无朝贺。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三年正月乙已,赦天下。…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卯,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谴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六月乙亥,赦亡军及楚元王子苡等与谋反者。”

公元前141年“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为。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史记·孝景本纪》

    查汉景帝在位十六年,八赦天下,五赐晋爵。并且,在即位月余后,即改原来的“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其宽厚爱民之心就可想而知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忠实地继承了汉文帝“与民休息”的国策,轻遥薄赋,敬老缓刑。还亲自主持为汉文帝立太宗庙,并且又特下诏书,以明休德,表现出一位孝子的虔诚孝道,树立了尊祖敬宗的光辉典范。正是由于他们父子前后四十年的历精图治,才创造出我国自有信史以来的第一个被人称道的“文景之治”的辉煌。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汉景帝的第二子,王太后所生。十六岁即位,在位达五十四年之久。正因为如此,其一生之文治武力和雄才大略,也为世人所公认。就连毛泽东在其《沁园春·雪》一词中,也洋洋洒洒地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住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代伟人的寥寥数语,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又一口气指正了中国历史上五位开国帝王的庇瑕,同时又给予了他们中国历史上“风流人物”的地位。这大概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因为,对汉武帝来说:

、是他在位的时候,汉政府北征匈奴:(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军夺回河套一带,移民十万入朔方;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将兵远征,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移关东贫民七十二万入陇西、北地、上郡之地;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兵数十万穷追匈奴,彻底解除了北方匈奴人的威胁。)——《汉书·诸侯王表序》

、是他在位的时候,汉政府南服闽越:(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0年,汉政府多次派严助等出兵闽越,征服了吕嘉等分裂势力,设立了珠崖、南海、苍牾、交趾等西南九郡)——《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是他在位的时候,汉政府西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政府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2年,政府曾遣使自巴蜀西行,计划开辟南方的西行之路)因此而开辟了南、北丝绸之路,原则上圈定了中国的疆界,勾画了中国的版图——《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是他在位的时候,政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1)、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成十三个监察区,每区设刺史一人。这些刺吏,“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汉书·百官公卿表》。(2)、公元前89年,汉武帝设置司隶校尉,他们“捕巫盎,控大奸滑”。“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为大相制,内外相维”。起到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是他在位的时候,实行了察举制和太学制:(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又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 “在这种新的制度下,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旨选择称职的官吏。”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宽了中、小地主阶层的进取之路。(同上)

、是他在位的时候,削弱相权:(汉武帝大胆地选贤任能,先后从贤良文学和上书言事者中,遴选出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从而形成了“内朝”、“外朝”互相牵制的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是他在位的时候,规范了国家的军事管理机制:(实行更役制,虎符制,创建“八校尉”、“期门军”和“羽林军”等),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

、是他在位的时候,严刑竣法:(命张汤、赵禹等察定刑法,使律令达到359章,大辟罪409条,死罪判刑13472例)

、是他在位的时候,汉政府统一货币:(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利,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三官钱。并责成各郡国把以前铸造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尽缴给三官。)

10 、是他在位的时候,实行盐铁专营:“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倾盐铁事…”均输(即由“大农丞”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各地进贡的物品,从产出地转运到别处出卖,再从别处购买关中所需要的物品,运到京城。这样,即可以消除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多喜恶,或不偿其费的不合理现象,又可以使“大农”等官员可以“尽笼天下之货物”做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实现贡、需适当。)、平准(即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价涨落的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这样,即调剂了供、需,节制了市场,又为政府赚得了利润。)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税率。所谓告缗,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有奖举报。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买卖居邑贝之和诸物”都必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即百二十钱,合营10%的税率。“诸作有租及铸”,每四千钱一算,合3%的税率。轺车一乘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下令“告缗”,鼓励告发,并规定以所收违令商人资财的一半奖励告发人。汉武帝命杨可主持告缗,命杜周处理案件。)笔者虽为货币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律的门外汉,然而我知道,秦时的“统一货币”是“行政命令”,没有实在意义。而此时的统一货币才是货真价实的。至于汉政府的盐铁专营、均输、平准和算缗、告缗,则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统筹和经济调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武帝开创了中国经济管理的新纪元。——《史记·平准书》

11 、是他在位的时候,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诸不在文艺三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三大政策)的建议,“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该体系以“天人感应”为中心,进而演绎出“君权神授”、“ 五纲五常”、“ 三从四德”、“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也变。”和“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的礼仪道德思想,从而奠定了中国“正统”而又“传统”的伦理道德、公益道德的观念。“开创了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使中国至今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

12 、正是在他在位的时候,“尤敬鬼神之祀”,使神学、巫术及方士之说成为人们的信仰和思想意识。从而规范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强化了人们尊祖敬宗、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丰富了国民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理念,规范了国民的风俗民情,为日后佛教的传入和流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这些努力,汉政府既兼并了匈奴、西域、闽越、鲜卑、乌桓、西域以及西南各族的版土,也融合、同化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大汉帝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首次以大国风范的姿态,交往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使“汉朝”、“汉族”、“ 汉语”的称胃植根于兄弟民族、兄弟民国家的心目和文化之中,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汉人”、“ 汉族”和“汉语”的雅号。

汉文帝的“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体现其尊老爱幼的情怀;汉景帝的“然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体现其尊祖敬宗的孝道;而汉武帝的“尤敬鬼神之祀”,以及由此而兴起的广建宗庙祠堂,大行祭祀风尚,则体现了他对天、地、人、神的祟拜和信仰。所有这些,都必将在国人的心目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从而把人们的宗族观念、门阀思想和尊祖敬宗的意识抬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

 

四 、 私修谱牒的作祟

 

由于宗族观念的确立和门阀思想的形成,也由于分封制、推恩制和察举制的实际需要,更由于纸的发明、印刷术的改进和文化知识的相对普及,到了汉代,原本仅在宫廷适用的所谓“玉谍”——即传记皇家世系的著述,此时也被稍有学识的封建士大夫们所引用,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谱牒。

谱牒,严格地说,可分为口头谱牒和文字谱牒两种。其中文字谱牒,就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它可分为:帝王、诸侯世谱、通国氏族谱、地方宗族谱和家族谱。《周礼》讲:“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冯尔康先生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序言中写到“周代需要澄清和说明天子、诸侯的世系,以便保证王位、诸侯、卿大夫地位的正常传袭,这也就客观上产生了对谱牒的需要。可以说谱牒是宗法分封制与史官制度结合的产物。”然而,由于春秋战国及秦汉之交的长期战乱和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的实施,使秦汉之前的谱牒多有散失,很少有完整的作品传世。

到了汉代,首先由司马迁(公元前145或135——?),利用散本的谱牒资料,并结合自己采集到的大连大量的口头谱牒,纂写了上自黄帝,下迄当时(公元前91年)的国家大牒——《史记》;接着,刘向(约前77——前6)撰成《世本》二卷;扬雄(前53——后18)纂写了自家的小牒——《家牒》。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史籍和氏姓之作,如:《邓氏官谱》、《陈氏谱》、《袁氏谱》以及应劭的《风俗通义·氏姓篇》、王符的《潜夫论·氏姓篇》等。王符在其著作中明确地写道,他研究氏姓,是为了“赞圣贤之后,班族内之祖,言氏姓之出”——《潜夫论》。把氏姓学与谱牒的编纂溶为一体,起到赞扬祖先,光耀宗族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汉代是私编谱牒呱呱坠地的诞生期,而《史记》、《世本》、《家牒》、《邓氏官谱》、《风俗通义·氏族篇》、《潜夫论·氏姓篇》、《家谍》等则是这一时代的新生儿。至此,谱牒,作为一种新的文体,登上了中国的文化殿堂。——参见冯尔康先生《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序言。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为了推行“九品中正制”,实现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目的,采取了“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官之选举,必由于薄状(谱牒的俗名)” 的行政手段 。这就要求,所稽“谱牒” ,所由“薄状” ,必须真实可靠。为此,当时的各届政府,都十分重视收集、整理、和编纂谱牒。如:“西晋政府重视兴修谱牒。晋武帝命员外散骑侍郎贾粥之主其事,配备令史、书史等助手。贾粥之搜集各族宗谱,审核考订,撰著《百家谱》、《姓氏薄状》。缮写清楚,藏于秘闾和尚书府左民曹。”、“萧齐政府为了考证私修谱牒的真实性,下令在东堂校订,设置员外郎,令史掌管其事。梁武帝诏令北中郎咨议参军王僧儒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僧儒乃撰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这样,贾氏的贾粥之、贾匪之、贾渊祖孙父子“世传谱学”;王僧儒,王俭也成为谱牒世家。所以,唐代的柳芳说:六朝“官有世胄,谱有世家。贾氏、王氏谱学出焉。”——参见冯尔康先生《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序言。

 除了选官之外,在当时,谱牒还是人们通婚、交际等人情世故中的重要资料。如:冯尔康先生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序言中写到:“南朝时太保王弘一日接待无数宾客,与人交谈中不犯对方的祖讳、父讳,这就是熟读谱牒,了解各官的家史、父祖名讳,表示对他人的尊重。”所以,冯先生继续写到:“谱牒用途之广,也决定它的兴修必定发达。”

由于谱牒事关人们的升降荣辱。这就使一些人出于出仕和攀附的目的,或通过贿赂官方,或自行胆大妄为,在修谱过程中,伪编谱系,抬高门楣。以至出现“昨日尚卑细,今朝成士流”的爆发户。为此,政府对一些被查出的作弊分子,也曾进行过严厉的惩处。如:“郎官贾渊修谱牒,接受鄙贱人王泰宝的贿赂,将其纂入高门士族琅琊王氏谱内,被尚书令王宴揭露,几乎被判死刑。”———参见冯尔康先生《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序言。

不过,逮不尽的虱子拿不尽的贼,贾渊和王泰宝大概是千百万个作弊中的倒霉者,真正的作弊者,恐怕是抓一漏万了。

从上述的史实中,我们不难想象,也毋庸讳言:在那谱牒决定命运的时代,我孙姓族人中,或有些文墨之士,在阅读了《史记》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之后,或不求甚解;或别有用心地把自家的族谱续到陈完世家之后;或有些“王泰宝”之流的鄙贱人,重金贿赂地方上的谱牒审编官吏,以求其篡改自家族谱,再遇上贾渊之类的污吏,将其家谱附庸至陈完世家之后;更有甚者,就是杜预本人也完全可以为了抬高其亲朋好友、上司下属之孙姓者的门第,故在“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彰,使孙书伐之”的孙书条下,注释为“陈无宇之子,子占也”也是不无可能的。反正《左传》中既有孙书,也有陈书,并且都是齐国的将军,都是别无旁证的个例。汉代的刘歆能把太昊和伏羲合二为一,我为什么不能把陈书和孙书合二为一呢?如此之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不动声色的“伏笔”,既便是有人发觉,怕也只能面对《左传》去望洋兴叹了;即便是“皇王老子”怪罪下来,以其当时的武功文职(以功受爵),也完全可以以“不谙史实”为由,狡辩一二,更何况像他这样的开国元勋,谁敢在他面前去搬弄是非呢?作为一个文、武兼备的圣贤,在为别人做好事的情况下,偶然露一点“皮袍下面的‘小’,”,也是司空见惯而无可厚非的吧。这样,孙姓之族,不仅成为《史记》中早留芳名的孙大将军——孙武的后代,同时又是“田氏代齐”后,齐国国君的嫡裔。其门眉府第,自然让人望而生畏了。

时至隋、唐,“南北朝的旧士族普遍衰落了。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习惯,使社会上仍尊重他们。新贵们以与他们联姻为光彩,如开国功臣徐世勣、魏徵等,即与山东旧族通婚。李渊、李世民宗族门望不高,要提高自身及功臣的地位,贬抑旧士族,遂以兴修谱牒作为实现这一愿望的手段。唐太宗在《刊正氏族诏》中指斥旧士族:‘市朝即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卅闾,身未免于寒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褓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宦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竟乎婚媾,多纳财货,有如贩鬻。’因而要求照下述原则修谱:收集‘天下谱牒,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梁,左寒浚’。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将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区分为九等,但仍以山东旧世族崔氏为第一姓。唐太宗看了很不满意,进一步说明他所以重编谱牒,为的是‘祟重今朝冠冕’,而非为旧世族。遂指示撰稿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乃至《氏族志》纂定,以皇族为第一等级,崔氏降为第三等级。书成,除藏于中央,诸州各有副本,作为处置选官、婚姻的参考资料。”———参见冯尔康先生《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序言。

但是,由于“该书没有著录武则天的家族。唐高宗时,侍中许敬宗因而提出修改《氏族志》,宰相李义府也因不记载本宗而附议,政府遂用礼部郎中孔志约等重修,撰著者规定格式,凡在唐朝‘得五品官者,皆入士流’。兵卒因军功到五品的,都入了谱。这与原来的士族观念不同,人们因此把它叫做‘勋格’。全书著录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以四后姓,三公三师,宰相为第一,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高下区处,计为九等,定名为《姓氏录》,并从各州收回《氏族志》,加以焚毁。”——(同上)。

“唐中宗时,因门胄兴替不常,命左仆射魏元忠,左散骑常侍柳冲等依据《氏族志》改定谱书,至玄宗先天间书成,名《姓族系录》(《姓系录》)二百卷。——(同上)。

除此之外,与柳冲同时的著作郎孔至,个人撰写了《百家类例》;元和时期的林宝,受命撰写了《元和姓纂》。

唐代大规模地修谱之举,必将激发人们对谱牒的高度重视。再加上政府对民间的修谱活动,已不再进行严格的审查,且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立碑也成为当时的时尚。这样,人们在自修谱牒和立碑时,自然会想尽办法去依傍当朝权势,攀附历史名人,以抬高自家的声望。于是便出现了“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诚”的攀附之风。用杨师群的话说,就是“由唐至宋,利用姓氏来作伪,编辑自己的家族谱系,已成一种社会风气。其后小民百姓也修谱成风而玩世不恭,硬拉古代名人为先祖,极力拼凑起一个世系,只要你编得有头有尾,像那么会事,好在也没有人出来认真考证。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公众时尚下,当时的孙姓族人自然也不能免俗,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武和孙膑便成为大家共同追攀的目标。”——《中华姓氏谱·孙》(李学勤主编,现代·华艺出版社2 0 0 0 年版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杨先生还列举了如下的

事例:

“在唐代的乐安孙氏有关墓志碑文中,我们或可窥见其中演变的一些蛛丝马迹。首先,《全唐文》卷313载,唐玄宗时官居中书舍人的孙逖撰写的其父孙嘉之《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其一开始就谈到‘府君讳嘉之,字某,魏郡武水人,故属乐安(原文“安乐”,后加以纠正),盖齐大夫书之后。至晋长秋卿道恭,有子曰顗,避地河朔,后世居焉,五世孙魏光禄大夫惠尉,为本朝大儒。自时厥后,不损其业,公即光禄元孙也’的情况。说乐安孙氏源于齐国大夫孙书,很可能有一定的远祖谱系根据,在孙书之后的历史名人中,墓志提到的是晋代的孙道恭和北魏的孙惠尉,其中没有春秋战国大名鼎鼎的军事家孙武和孙膑。就是说,当时还没有孙武和孙膑为孙书之后代的谱系,也没有孙书即陈书的说法。

“下面再看《唐代墓志汇编》中孙逖后代的有关碑文,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孙嘉之之孙,孙逖之子孙成的碑文谓‘孙氏之先,盖齐大夫书之后,晋有长秋卿道恭,生顗,避地于魏之武水。……五代孙惠尉仕魏为光禄大夫,以儒学风鉴称,君即光禄玄孙之玄孙也’。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孙嘉之之孙,孙逖弟弟孙造之子孙婴的碑文谓:‘盖齐大夫书,晋长秋卿道恭之后,长秋六世孙魏光禄大夫惠蔚,以风鉴儒学,仪范本朝’等等。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孙嘉之之孙,孙逖弟弟孙遘之子孙起的碑文亦谓:‘自齐大夫书受邑于乐安,至后魏光禄大夫讳惠蔚,以儒学振荡耀一时。’总之,都与其祖父碑文的世系内容相同。其后的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孙成之子孙审象、孙起之孙、孙景商之子孙备等碑文的世系内容都很简略。

“到唐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孙起之子孙景商的墓志碑文,开始有所演变,说:‘其先齐大夫田完之后,完之玄孙曰书,为齐大夫,伐乐安有功,封乐安,赐姓孙氏’。与以前的碑文相比,这副碑文引入了田完的世系,并把‘书’定义为田完的玄孙。这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世系移花接木地并入田完的世系。既然孙书原姓田(陈),为田(陈)完之后。于是,便出现了因功赐姓的说法。在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孙逖之曾孙,孙公器之子孙稆的碑文中出现了‘其先即吴大夫孙武,孙书是也,尔后分为数派,居吴者为富春孙氏,居宋者为乐安氏’的说法。说明其家庭世系中已逐渐将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作为其家族成员,但还不能清楚说出孙书与孙武之间的家世关系。

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可能与唐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由太常博士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有关。因为,“在这部谱牒专著中,已出现了孙武、孙膑的五支后代,乐安孙氏排在首位。不过对汉代以前的孙子世系还是不敢随意杜撰,且其后各支孙氏的世系也断断续续、零星不全。”——《中华姓氏谱·孙》(李学勤主编,现代·华艺出版社2 0 0 0 年版

“然而,‘完整无缺’的孙子世系终于在宋人撰写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出现了。至于该世系表的史实价值如何,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六中就已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诸家族谱,故多有谬误。’而其中先秦孙氏世系中的谬误尤为严重。”———(同上)

写到此,笔者甚感有抄袭之嫌了——前面大段抄袭了冯尔康先生之文,这里又大段抄袭了杨师群先生之文。然而,借他人之言来证明个人的观点,或许将比我个人的一家之言更有说服力。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作为唐玄宗(公元713年—755年)的中书舍人,孙逖既不能说请其祖籍是“乐安”还是“安乐”,也没有言之凿凿地说明“齐大夫书”是孙书,还是陈书,更没有提及孙武和孙膑,这就说明,他对祖先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这种模糊的认识,就相当于今天的河南人多说来源于山西洪洞县,四川人多说来源于湖北麻城县,闽南人多说来源于河南光州一样,它们既是一种真实,但又难以考证,毫无文字根据,多是祖先们的口头传授。其中还有当地土著人被同化的因素——当土著人的势力弱与客家人时。笔者在修谱的过程中就发现,几乎各姓氏的多数宗支,都承认自己是“泊来户”。其实,有些姓氏在当地的史书中早有记载。

二、晋时的孙道恭、魏时的孙惠蔚及孙逖、孙成等人,既是历代名门望族,又都有一官半职,其交际自然广泛。这样,在其广泛的交际过程中,必然会结识相当多的孙姓族人。于是,大家彼此攀附联宗,融合贯通,自然使众多的孙姓族民同化到他们的麾下;于是,到唐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孙逖之曾孙,孙公器之子孙稆的碑文中就出现了“其先即吴大夫孙武,孙书是也,尔后分数派,居吴者为富春氏,居宋者为乐安氏”的说法。作为当朝官宦之家的孙稆家族自然把能攀附上孙武、孙膑这样的历史名人为荣耀。同时,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因为,由于政府对民间的修谱已不再进行严格的审查,对勒石刻碑,更是听之任之。这样,象孙稆这样的官宦之家,立块碑,岂不是小菜一碟。这样,孙稆家族,便成了乐安孙氏的显赫之族。当然,经他们的宣传和接纳,将不知有多少孙氏族民加盟到乐安孙氏的宗祠;也不知有多少孙氏族民会编纂出多少部“乐安孙氏”的宗谱。从而为宋代的欧阳修、宋祁编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预备了错误的底本。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宋祁二人领命编撰纪传体的唐代史,至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它虽然在史料上对《旧唐书》有所补充。但是,因其刻意追求‘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的笔法,以至使书中所涉及的年代和史实均有含糊不清之处,远不如《旧唐书》的可信性。所以,书成之后,吴缜随著《新唐书纠谬》二十卷,言其有‘八失’之过。而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诸家族谱,故多有谬误。’”——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 9 7 9 年版)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文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早年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曾上疏指陈青苗法之蔽。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同上)

宋祁(公元998——1061),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子京,安陆(今湖北)人,天圣进士,曾任翰林学士,史馆编修,谥景文。——(同上)

关于欧阳修、宋祁二人编撰《新唐书》具体情况,笔者从一位暂时不远透露姓名的人士那里获悉:当时参与编撰者,除他们二人之外,还有范慎、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其中“志”、“表”部分分别出自范慎和吕夏卿之手,最后在欧阳修的主持下完成。吕夏卿是当时深谙谱牒之学的一位学者。他在编写的过程中,先后引用了《元和郡主家谱》一卷,《孔子系叶传》(黄恭之),《谢氏家谱》一卷,《东莱吕氏家谱》一卷,《薛氏家谱》一卷,《颜氏家谱》一卷,《虞氏家谱》一卷,《孙氏家谱》一卷,《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陆景献),《刘氏谱考》三卷,《刘氏家史》十五卷(并刘子玄),《纪王慎家谱》一卷,《蒋王恽家谱》一卷,《李用休家谱》二卷(纪王慎之后),《徐氏谱》一卷(徐商),《徐义伦家谱》一卷,《刘晏家谱》一卷,《刘舆家谱》一卷,《周长球家谱》一卷,《施氏家谱》二卷,《万氏家谱》一卷,《荥阳郑氏家谱》一卷,《窦氏家谱》一卷(懿宗时国子博士窦澄之),《鲜于氏家谱》一卷《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李氏房从谱》一卷,《韦氏诸房略》一卷等各类谱牒二十六种四十五卷。

按理说,能采集、查询、引用如此众多的谱书而成一家之言,其学术态度也算够严谨的啦。但是,吕夏卿先生缺乏慎密的考证(或许时间、条件也不允许),仅是“从姓氏书和众家谱中转抄过来”。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到欧阳修审阅时,更是马虎行事,一略而过,随造成贻害数百年的憾事。所以,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六中就已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诸家族谱,故多有谬误。’而其中先秦孙氏世系中的谬误尤为严重。”——《中华姓氏谱·孙》(李学勤主编,现代·华艺出版社2 0 0 0 年版)的说法是确有根据的。

然而,就是在这部颇有争议的著作中,二人为孙武开具了一个完整而祥备的世系,即:“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为富春人,明生膑,膑生胜,字国辅,秦将……”

由于《新唐书》是官修“正史”;也由于欧阳修、宋祁的名声较大;更由于当时印刷技术的提高,使其书可以一版多部。于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孙武的世系渊源,就被众多族人,以及此后的诸多史学家奉为至善,以至造成“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的历史定势。有什么办法呢?一是有权威人士的“圣言”,二是“大家” 都这样说,三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认孙武、孙膑作祖先,也并无污没之意。于是,宗族观念的向向之心,门阀思想的跃跃之情,尊祖敬宗的浓浓之意,再加上“齐文化”丰厚而绵长的底蕴,

必然使“齐地”,乃至全国众多的孙氏族民自甘情愿地把“孙武是陈书之孙”、 “陈书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乐安,”的历史谎言,当作一顶光彩夺目的金箍,戴在自己的头上。——这便是“孙武是陈书之孙”、“陈书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乐安,”这一谎言得以千年流传的症结所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造成孙武世系被张冠李戴的关键是:杜预在注释《左传》(著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时,可能产生的,有意无意的误注和欧阳修、吕夏卿等失查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艰苦的创作环境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陡然兴起的门阀制度所起的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总之,造成这一历史陈案的原因,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形式、科技条件、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去追索历史,只能是去寻找原因,而不应该去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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