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在高密城西南25千米田庄乡住王庄村东头场院屋墙上，发现嵌砌的一批汉画像石与刻石一块。刻石上刻有东汉熹平四年（175）纪年，圭首，高88厘米，宽34厘米，额无题字。其文隶书6行，每行9字，文曰：“青州从事，北海高密孙仲隐，故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长。年卅，以熹平三年七月十二日被病卒，其四年二月廿一日戊午，葬于此。”
　　北海高密，当时属青州刺史部。秦分齐地设高密县，汉宣帝时更高密国。东汉建武中，封邓禹为侯邑，改属北海国。
　　高密孙氏，系殷纣王的叔父比干之后。为当时高密一带大族，而且显赫于世。《汉安平相孙根碑》称孙根为“司空公之伯子，乐安太守之兄子，汉阳太守、侍御史之兄，乘氏令之考”。据《隶释》卷第十—所谓司空公者，即孙朗是也。《后汉书·桓帝纪》载：“永寿三年，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汉三公名》又云：“朗，北海高密人。”又据《隶释》卷第二十七记：“《汉安平相孙君碑》，在高密县西南五十里。”与《孙仲隐墓志》距高密县城方向、里程均相一致，是否同属一汉墓群，值得考虑。
　　据《山东通志》所载和实地调查，《孙仲隐墓志》出土地点，距汉高密国故城址只有2500米，其西南1500米之狼埠岭，为高密国王室家族墓地。据当地群众说，这里原有大墓10余座，1958年整地时，被平去封土，作为耕地。1973年住王庄村建筑场屋，利用古墓砖石，打开其中一墓，发现有画像石门，门楣刻有羊头图案，皆浮雕，门内墓道亦垒砌画像石。此石平置于石门内约1.5米，圭首对向墓门，石后，置高约0.5米的绛色陶马3匹。因乡民惑于迷信，未敢继续挖掘，陶马亦未敢取出，即将墓封平。仅移出画像石38条及此志，一并作为建屋之用。至1984年3月，始从墙上取下此石，运至高密县文物管理所保存。
　　据此石文字内容及出土情况可以确知此为埋幽墓志，其形制亦与后此的《贾充妻郭槐柩铭》及《刘韬墓志》相同。
　　关于埋幽墓志之创始，以往治金石学者，均据史书记载，以为汉末建安十年（205)，魏王曹操执政时，禁止厚葬及立碑。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又诏禁立表。于是把刻石改为埋于地下，而成为墓志。近代地下文物不断出土，其中有 “墓记”、“封记”等刻石。如刻于延平元年（106）的《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和署年为延熹六年（162）的《□临为父通本作封记》等，此类刻石均在曹操禁碑以前，有人目之为墓志，但亦有人持否定态度。如马子云先生在《碑帖鉴定浅说》中，称前者“虽有墓志萌芽，但非真正墓志，故称为刻石。”后者则列于“新旧伪造各代行刻”表内。叶昌炽《语石》中则说：“汉魏以前墓石，不独今所未见，即欧、赵亦无著录。”
　　关于墓志之始，起先因无实物可资佐证，故众说纷纭，终无定论。《孙仲隐墓志》的出土，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通汉代墓志。由此可知，埋幽墓志至少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孙仲隐墓志》，就其内容来看，已具墓志文例，况且又出土于被破坏的墓道门之内，决非墓碑而复埋入土者。比孙仲隐晚6年卒 （即181）的孙根，所立墓碑今虽已佚，但据宋代洪适所录碑文，不仅碑额迳书：“汉安平相孙府君之碑”，碑阳有600余字之多，而碑阴所镌人名可辨者即有244人，有的还前冠爵位，则此碑之规模，当不甚小。由此可以推断，在“碑碣云起”的东汉，孙仲隐不只厚葬（从墓道规模宏伟猜测）和镌刻埋幽墓志，当时地面上很可能还有其墓碑呢！
　　汉碑书法，分官书与私书两大派。官书出名人学者之手，如 《孔宙》、《乙瑛》、《礼器》、《史晨》、《曹全》诸碑，及《熹平石经》等，在端正中各具风格。私书出胥吏或下层知识分子之手，有的书者，文化并不甚高，书录碑文，偶有错字，如《张迁碑》即是一例。此《孙仲隐墓志》中，“卒”、“葬”，其点画亦有误。志中“病”字“丙”之有竖有钩，“午”字及“於”字之“人”有啄笔，已开正书之渐。这种情况在当时官书诸碑中是看不到的。但正因为书者并非名人学者，故受规矩束缚较少，结字若不经意而意态横生，颇有逸趣，可供今日习隶者之借鉴。